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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分享一些政治类电子书

一转眼,清明小长假都过了。今天是4月6日,还有不到两个月,就是5月35日了。 俺的《 回顾 六..四 系列 》,也写了快一年了,居然才写了不到一半(尚未写到关键处)。   期间有不少读者来信,抱怨俺连载的速度太慢了。 俺实在愧对各位热心读者!   为了稍微表达一下俺的歉意,最近两天,上传若干政治类的电子书(大都是禁书),放到 " 编程随想的收藏 " 这个站点。希望这些书对大伙儿有用。   今天上传的书籍,除了 六 四 相关的,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俺分类列在下面。 要下载的话,请用鼠标猛击" 这个链接 "(需翻墙) ★政治类/历史事件/改革 杨继绳:《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 此书介绍了朝廷高层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长期内斗。作者杨继绳长期在党国的喉舌新华社工作,写出的内容真实且客观。 赵.紫.阳:《 改革历程 - 赵.紫.阳回忆录 》 作为赵.紫.阳的回忆录,对于了解80年代的朝廷高层,很有价值。 袁剑:《 中国 - 奇迹的黄昏 》 "黄昏"一词暗指天朝经济表面的繁荣。此书的价值在于:深刻揭露了天朝权贵阶层对社会财富的掠夺。 ★政治类/历史事件/六 四 张良(化名):《 天.安.门文件 》,又名《 中国 六 四 真相 》 此书的内容有争议。俺觉得,大部分是可信的;少数错误之处,俺会在《 回顾 六..四 系列 》中点出。 香港記者協會:《 人民不會忘記 》 此书是香港记者协会出版,汇总了几十名记者的 六 四 报道。 陳小雅:《 八九民運史 》 虽然此书的名气不大,但是俺在写《 回顾 六..四 系列 》的过程中,也参考了它的某些内容。 李鹏:《 关键时刻 - 李鹏日记 》 此书从保守派的视角,叙述了 六 四 期间高层的动态。在此书中,小李这个家伙处处不忘开脱自己。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 》 此书是朝廷官方出版滴,看的时候要 小心被洗脑 。 ★政治类/历史事件/文革 吴过:《 红卫兵档案 》 详细介绍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兴衰。 《 文革研究 》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书,而是几篇文革相关的研究文章的汇总。 ★政治类/历史事件/三年大饥荒 杨继绳:《 墓碑 -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 杨继绳的背景,前面已经提到了。此书又是一本大部头纪实,足见杨继绳写纪实题材的功力。 丁抒:《 人祸 - "大跃进"与大饥荒 》 书名"人祸"直接就点到了三年大饥荒的要害——根本就没有"天灾"。看完此书,你将更加明白这一点。 ★政治类/天朝的领导人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 延安整风是老毛确立党内独裁地位的关键,高华这本书详细说明了这段历史。 辛子陵:《 红太阳的陨落 - 千秋功罪毛.泽.东 》 此书的名气挺大,以至于某毛左网站把辛子陵列为"头号汉奸"。 王若水:《 新发现的毛.泽.东 - 仆人眼中的伟人 》 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真理部内部的视角)来看毛太祖。 余杰:《 中国影帝温.家.宝 》 此书揭露了温影帝虚伪的一面。余杰因此书而受迫害,前不久移民美国。 ★补充说明   今天比较仓促,仅上传了手头的部分电子书。有些书是扫描版,比较大,来不及放上去。   过段时间,俺会再接再厉,把其它的电子书上传。   如果你想找某本电子书,可以翻墙到俺博客留言,或者翻墙到 电子书页面 留言。俺有的话,会分享给大伙儿。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 编程随想 "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用国外邮箱发信给 [email protected] 可获翻墙教程 如有其它问题, 用 [email protected] 联系俺

谁农奴化了西藏

谁农奴化了西藏 谁农奴化了西藏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购主体,而且还是强买强卖,可以肆意压低粮食价格,这种“买粮”跟直接动手抢粮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和今天的强制拆迁是同样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设中国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是300斤,某农民一年的实际收成为400斤,那么理论上他只要上缴100斤粮食即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中国政府往往会给各地政府定下所谓的“农业指标”,完不成的话就把当地的领导给撸掉,大领导只好再去逼小领导,最后一直逼到农村,本来明明是产400斤征购100斤,最后谎报自己亩产万斤,变成“产700斤”征购400斤,所有的粮食统统上缴,那农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树皮了。像58年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有四千亿斤,到老毛嘴里就变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让全国的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厮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机器猫了。读过笔者《大跃进简史》或了解相关历史的人应该知道,60年代的大饥荒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而是因中国政府从农民手里抢粮引起的,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而这样的破事在旧西藏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除了税赋以外,旧西藏最让人诟病的应该算是“乌拉差”,即免费或低价替政府当苦力,运输人员或物资。这种乌拉差和上文所说的赋税不同,税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体要出多少差则视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时会对藏民造成极大负担。但说到滥施徭役的话,西藏的农奴主们在我们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风那一阵中国是“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不把农民累死不痛快,当时就有人给彭德怀上书,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3】”,人民公社因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讥为“人民母社”,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4】。”这个土方量的数据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见毛时代的农民负担之重。 在人口流动问题上,西藏的农奴可以向领主提出申请、离开庄园,从“差巴”变成所谓的“堆穷”。堆穷不再从领主处得到生产资料,卖艺也好打猎也好都随你便,而土地税也变成了人头税。至于批不批准则要看领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堆穷的人数越多,领主的额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广人稀,堆穷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来,为了确保能收到人头税,领主一般总要留几个亲属下来,不会让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旧西藏民众的迁徙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但一说到迁徙自由,毛时代的农民又要哭了,我国是粮票制度加户籍制度双管齐下,你要是不带介绍信和粮票就往村外跑,那结果往往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饥荒的时候我党依然在极力阻止农民逃荒,以免“国际形象受损”。 从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西藏的农民没有土地,但在生产和生活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连老毛自己都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5】。”而毛时代的农民则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服从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捞了两条鱼,那就是“自私自利、单干歪风”,很快生产队长就会让你见识到劳动人民的愤怒,工作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一个公社有一百个人,即使国家不来剥削你,你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也只能让自己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与其努力干活,还不如寄望于别人。问题是,效率低为什么还要搞呢?除了我国领导人普遍没什么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集体生产就难以准确的掌控粮食产量,难保农民不私藏粮食。换句话说,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能把农民的财富压榨到极致。 一个毛时代农民的一生,就是生而为农、一世为农,一辈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离开,被强迫加入公社替国家创造财富,自己得到的报酬则微乎其微、只够维持温饱(有的时候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粮关进牛棚。别人搞农奴制好歹是胡萝卜加大棒,我党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贩卖以外,奴隶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国都齐活了——但中国委实没有贩卖人口的必要,因为对我党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里罢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划分,古代有没有我是没研究过,反正到共产党当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无论是西藏的农奴制也好,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好,跟我党这套奴隶制一比那都是望尘莫及。只不过我党深谙语言的艺术,给奴隶制换了个名字叫“人民公社”,听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来。 又有人要说了,光看经济制度还不够,要知道旧西藏的农奴地位极低,命贱如纸,可以被农奴主随意施加肉刑,断手断脚挖眼……这话还真不假,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 “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看起来是不是极其残忍?不好意思骗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杨继绳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克、张志新、严凤英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没必要介绍了)的《大兴屠杀调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涟的《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写的都是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而类似的记录简直随手可得。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以上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说国人真的就极其野蛮、没事儿就变着花样随便虐杀别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这些材料拿给一个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许中国人辩解的话,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就很难说了。 我党在旧西藏制度上的宣传便展示出了极高的“技巧”。比如我党素来喜欢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网民再一传,标题前面加两个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叹号,看上去确实颇有感染力。但我党却没告诉大家,这些人骨实际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献出来的【6】,没一定的修为人家还不要,对捐献者本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耀,其它所谓“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等也是同理。这和西藏的天葬习俗(死后让鸟兽虫蚁把死者的尸体吃掉,象征着“最后的布施”)其实有几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共产党则利用汉人对藏人文化的陌生来进行泼污,搞得好像器官骨头什么的都是在黑监狱里摘下来的一样。比如一个党卫军飞行员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庙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们不时被它的阴森而战粟,只见那头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满着几个大厅。经解说员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农奴的处境……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贫穷,愚昧,惨忍。我们亲眼目睹了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没落、最惨忍的制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将农奴制度消灭掉【7】!”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命价各不相同,命贱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区区一根草绳,说得仿佛农奴主们对农奴是想剐就剐想杀就杀还不用负法律责任一样。诚然,西藏的古法典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两部法典都将藏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约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谓“杀人命价律”,即杀人凶手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物质赔偿,上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到四百两黄金,而下下等人的命价仅为黄金十两,中间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妇女的命价还要折半)。但说成“一根草绳”则纯粹是瞎扯淡,十两黄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放到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则相当于20多吨青稞或80头牦牛【8】,假如十两金只能买一根草绳,那所谓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过就值四十根草绳而已。实际上“杀人命价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法典中所规定的命价仅仅是个参考,实际原则是既要让凶手能够负担,又能让受害者家属感到满意,就连今天的藏民还在沿用这些规矩。86年一藏民失手杀人之后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事后双方经过调解,凶手共赔偿受害人家属各类牲畜117头外加价值万元以上的经卷,而受害人家属则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要求对凶手从轻处罚【9】。 至于这个“一根草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旧法典所述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铁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价值十两金至十五两,也有慈悲者赔偿二十余两之习俗【10】。”换言之所谓“一根草绳”至少也是十七世纪前某个“旧法典”里的老黄历。而此后订立的《十三法典》则是在《十六法典》等众多法典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原文为:“昔之旧律谓:杀铁匠及屠夫等,偿命价为草绳一根【11】。”除此以外对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价都没做出具体规定。我党不知道是看不懂“旧法典”、“昔之旧律”这几个字还是怎么着,连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说《十三法典》的意思还有那么点模糊的话,那么把语义非常明确的《十六法典》也算进去则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撒谎了。 对我党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做法绝不会感到意外,共产党泼污阶级敌人那是历史悠久,足以让吴法天之流辟谣辟上一辈子。比如影响了几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刘文彩,据说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连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刘文彩杀人灭口;而我党兴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则布满了刘文彩是如何吊打农民、强奸妇女、残杀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证,等到文革后却查出全他妈是假的,当年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批示直接开宗明义的指出:“真人真事没必要。”【12】现实中的刘文彩其实还曾投资兴办教育,学校的建筑质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周扒皮”的事迹同样也是虚构的,据说作者曾声称“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而现实中的周扒皮其实在土改时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罗广斌那本《红岩》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说,而是科幻小说,里面的美国鬼子居然都已经发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剂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个抗日组织,美国人跟迫害共产党人根本毫无关系【14】。罗广斌同志后来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折磨,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之后自杀了,这娃连渣滓洞都混过来了,咋愣是没挺过幸福的新社会呢? 在这种人造阶级仇恨的灌输下,毛时代那会儿打死个把阶级敌人倒还真就跟过家家差不多,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体现,无需赘言。做个总结的话,西藏和中国虽然都是农奴制,但农奴制和农奴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西藏那叫普通农奴制,中国这叫二逼农奴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的59年西藏“叛乱”,实际上就是普通农奴制和二逼农奴制之间进行的一场碰撞。 虽然我党吹牛逼说西藏的“叛乱”只不过是一场农奴主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发起的垂死挣扎、是广大翻身农奴配合党卫军对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的围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中,一个叛区甚至有68.4%的党员、69.5%的团员都参与了“叛乱”【15】;而总人口16572人的兴海县,“叛乱”人数竟高达10840人,简直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因此被划为“全叛区”,最后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多达7217人,相当于全县人死了40%以上【16】,说是种族灭绝都不为过。按我党自己的话来说,当地的“叛乱”是“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7】”。到最后就连身为汉人的青海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都忍不了了,称共产党是“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结果被第一书记批为“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必须批倒批臭”【19】,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大饥荒期间其秘书王志敏在农村考察,看到“一个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捡饭粒的乞讨者”,“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20】。当时“平叛指挥部”的报告则指出:“该乡(温泉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21】。”一个乡活活饿死四分之一的人,这在过去的藏族自治区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这就是我党在藏区搞得轰轰烈烈的所谓“民主改革”。 这藏人的“叛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1958年3月到8月期间,“甘、青省内一部分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和部落头人、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有13万余人,叛乱地区达42万平方公里……共歼灭叛匪11.6万人【22】。”这意味着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参与了叛乱【23】。青海省委将局势汇报给老毛之后,老毛这个傻逼批复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24】。”但很明显,青海的“叛乱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乱”,这个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经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汉族人理论上已经统统都是“劳动人民”,但当时也一样在造反。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所述,从55年到57年期间,安徽共发生农民暗杀基层干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数114人,暴乱更是接连不断,“暴乱者”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号,而参与者99%都是农民。单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89起,参与人数达到4.5万【25】。就连西藏驻军里都有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姜华亭叛变到了藏军的队伍里,据其口述回忆录称,当时某营参谋长徐金陵也曾在反右会议上公开向我党叫板:“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床上,待见面第一句就说,每月只购粮十八斤杂粮,饿的真难受……可惜我手上没有兵权,有兵权早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在这方面汉族人跟藏族人其实是同病相怜,只不过藏族人的骨头更硬一点罢了。 除了经济上胡搞之外,我党当时还有两套戏码,一是宗教灭绝,二是阶级斗争。比如青海省仅仅三个月内就将全省859座寺庙关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强制还俗,甘肃的196座寺庙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庙仅余7座【26】。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点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27】。”“为什么要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28】。”我党是一边毁灭宗教,一边还要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9】。”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春光说得就更直接了:“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30】。” 至于搞阶级划分的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比如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宣称:“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但就在前几行他们还宣称人口120万的西藏有“僧众114925人”,这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快10%了,那么请问这些在毛泽东口中“既不生产物资,也不生产人口”【31】的僧众到底是农奴主还是农奴?实际上这个“5%的农奴主”的比例是这么搞出来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户数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为宜,个别县区较多一点是有可能的,但也拟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点五为宜,以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之目的【32】。”95年“内部发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书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综述》里还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农是西藏划阶级中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改革运动的进行【33】。”换句话说这些比例都是共产党自己为了“革命需要”随口乱掐出来的。对我党的辉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对这种行为绝不会感到陌生,当年中共肃反的时候就提前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为“大约百分之五”【34】,反右的时候则规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比例,而下面的人还不得不跟着这个指标走,像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褚时健就因为无法完成指标,结果被批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还有些地方为了凑指标,有自愿当右派、投票选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 被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十世班禅11岁的时候就给共产党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后来被我党评为“最好的爱国者(小平同志语)”、“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但62年时就连他都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南蛮入侵啊!)般的破坏。”“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虽然班禅同志已经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开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废话好好夸耀了一番共产党的英明神武,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到文革时期更是被关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我国公开发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产党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佩戴民族装饰,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逼迫亲属相互揭批、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37】,甚至于改革开放后我公安干警还在用电棍捅反动尼姑的阴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本文所摘录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没几年,我党又来个“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领会精神。还是那句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旧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农奴主坏出百倍,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千年未有的严重破坏。奇妙的是我党的自我感觉还极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时觉得中国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样),79年时我党曾尝试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参观“西藏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最搞笑的是我党还教育藏人要“讲礼貌”,千万不要攻击达赖喇嘛的代表。结果代表团在西藏溜达了一圈,不仅没有遭到攻击,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经出狱的班禅喇嘛还向代表团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伤疤。这类交流又进行了两回之后我党自己都快被吓崩溃了,只好恢复了原先“汉贼不两立”的方针。 截止今天为止,我党仍然没有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过一次歉,甚至不断的制造出新的谎言去妖魔化西藏过去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党声称达赖喇嘛要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40】,这个良性的土地改革后来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给打断了。59年达赖喇嘛刚逃到印度便开始推动正儿八经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民选议会,63年的《西藏民主宪章》即规定议会有权罢免达赖喇嘛,到2001年达赖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41】。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则正式宣布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还多次提出:“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共对此反应激烈,摇身一变成了“宗教的守护神”:“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42】。”2007年我国甚至推出了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究竟是谁在试图用宗教操纵政治可谓一目了然。就我党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独立才叫活见鬼了。 说来也好笑,我党用来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实也不比当年斗地主、反右倾时更为高明,但中国人民好像总要过个几十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又他妈的上当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08年时的热闹场景:四月巨婴对CNN的无情揭批,海外华人声势浩大的反藏独游行,爱国网民对莎朗斯通的愤怒声讨,以及家乐福前躺着中枪的荷兰国旗。耳边则反复回荡着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话——“一群五十年不变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发出通知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新华社1980年6月20日【2】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彭德怀全传》第七篇《庐山海瑞》【4】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6】《狮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宝哲问答选录【7】江达三《西藏平叛》【8】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2【9】隆英强《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10】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P39【11】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6【12】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3】杜兴《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6期【14】《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屠杀毫无关系》,《“红岩”史事补正:江姐遭受“钉手指”酷刑为虚构》,均载于《北京日报》【15】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的内容,全部转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萨》【16】《兴海县志》,转引自李江琳《1959拉萨》【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3【18】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28【19】王志敏《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20】同上【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6【22】《新中国国防大事记》【23】藏族人口资料参照《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吗》【24】1958年6月24日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5】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26】李江琳《1959拉萨》,P69-P70【27】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84【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30【29】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70【30】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32【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3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6】《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凤凰网【37】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转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 》【38】纪录片《雪山狮子的哭泣》【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40】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41】安乐业《初谈西藏流亡民主》【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阳光时务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5)  | 标签: 毛泽东 , 历史 , 大饥荒 , 真相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提要: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文/ 沈达明 2011年9月29日,由香港大学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所撰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年-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在香港出版面市。没有发布会,没有签名售书,但这本书的悄然上市,令内地与香港学界及知识界极为关心。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大饥荒,是一场史无前列的人类浩劫,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还停留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认识里。 历史的真相总会浮出水面,短则数年,长则数十载。虽然官方的档案文献至今仍未曾全部开放,但不少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官方资料和田野调查,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深入的研究。 九十年代初,中国当代史学者丁抒在《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增长与死亡数据推算,中国大饥荒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人。 同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学术论文《合作化和1959-1961中国农业危机》(Collev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认为3000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比较可信,承认大跃进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灾难。 2008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丶历史学者杨继绳,出版了颇受好评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向读者展示了大饥荒中,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事例,并援引官方资料,全面分析了大饥荒造成的各种破坏和它的制度原因。杨继绳在书中,依据官方记载与官方记录的人口消长数字,推测出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600万人左右。 在海外,香港南华早报记者贝克(Jasper Becker),在1996年出版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是西方最早基於大饥荒当事人访谈的英文专着。在此之前,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全面分析了大跃进的起因丶经过和结果。他们都认为大饥荒受害者不少於3000万。 冯客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在中国《新档案法》公布後,他和助手一共访问了河北丶四川丶河南丶安徽丶山东丶湖南丶浙江丶广东等城市和乡县的二十多个地方档案馆,参考了一千多份档案原本,并记录了许多大饥荒幸存者的回忆。 冯客根据各地政府部门的数据,推断出大饥荒总共造成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数字,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所做的国务院内部调查数据相吻合。冯客特别指出,在这些被害人之中,6%至8%的人,也就是至少有250万人因为遭受非人道的酷刑或枪决而死,这完全是有意的屠杀。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於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冯客总结道。 本书的出版人丶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对《阳光时务》称,此书对大饥荒的历史研究颇有价值,因为冯客用大量第一手珍贵材料,分析了所谓浩劫,除了千万人头落地以外,对於中国的政治丶经济丶社会丶人口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摧毁。 例如,大跃进造成有的省份高达40%的民房片瓦无存,还有的省份森林树木甚至被砍伐过半。仓促中兴建的水坝和河运,也同样灾祸连连。毛在大跃进的巨大失败後,曾一度心灰退出日常决策,但後来又无法容忍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左倾政策的调整,遂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毛式独裁体制下,人性的丑恶一面完全被激发出来,虐待丶强奸丶滥杀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接受冯客访问的所有施暴者都表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不打,你就要被别人打」。大饥荒时代的红色恐怖,一点不亚於之前的反右和後来的文革。 与《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後》作者迈斯纳(Maurice J. Meisner)的观点不同,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冯客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特意强调,大饥荒的祸首虽然是毛泽东,但他手下的周恩来丶刘少奇丶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许多关键时刻都支持了毛,都对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毛泽东的大饥荒》受到西方出版界的好评。中文版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网络上也引起争议。面对有人对本书的客观性和学术价值的质疑,冯客以其他有关大饥荒的着作缺少关键数据和资料为例,表示学术性应该看是否拥有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冯客意借此书,揭发这一切的人间惨剧,是由从上到下进行的走向共产主义的极端实验造成。他说:「现代社会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原载《阳光时务》第4期 www.isunaffairs.com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属於我们 / 2011-10-03 19:10 / 评论数( 0 )

[转贴]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

作者: 杜君立   去年沸沸扬扬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曾经拍出《铁西区》的新锐导演王兵的第一部剧情电影《夹边沟》吸引了无数眼球。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位于西北戈壁滩不毛之地的右派劳改营粮食断绝,导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识分子因饥饿而死。尽管王兵在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写实的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王兵之前拍摄了许多纪录片,这部电影的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说夹边沟是1959年到1961年持续3年的巨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共党依靠暴力在占领全国并建立新政府之后,就开始了军国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全国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农民严厉限制在土地上,以粮为纲,依靠大量掠夺农村资源,出口农产品进行高比例的国家资本积累,以此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反右运动消灭了所有异见和意见之后,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使全国陷入超英赶美的非理性经济狂热之中。 中国进入1949年之后,内战和混乱局面基本已经结束,土改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后,中国重新又回到勉强温饱的糊口经济水平。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在和平时期迅速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战乱结束也大大降低整体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1个多亿。但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并没任何大的改变,粮食生产依然与2000年来的传统模式一样,产量依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政府急于从粮食出口中积累建设资金,以提高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水平,因此左倾冒进投机分子在政治博弈中获得成功,从上到下张扬着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浮夸风和放卫星行为。原始低效的集体农业在丧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纵下,很快便走向崩溃。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农民原有的家庭积累经过土改、合作化、炼钢、大食堂和"颗粒归仓"等无数运动搜刮后已经完全破产,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当局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这种人为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大量的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进行暴力镇压,阻止饥民外逃求生。后者往往导致饥民坐以待毙,使当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就属于此类罪恶暴政。 在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嘘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将军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狂热的毛万岁认为他们是可恶的体温计--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体温计,彭刘二人随后俱死于毛万岁之手。 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饥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历史中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笔"。批判人类的纪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红卫兵的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1000万到4000万,甚至6000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 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饿鬼》的作者贝克先生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我在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我说"有100万人死亡",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飢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纪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共党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三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魔鬼。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永远伟光正的中共当局义无反顾地将罪恶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农民日记》。他在1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原籍豫南,他在一篇博客中记录了他母亲在大饥荒的遭遇: 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对中国影响巨大,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毫不讳言地说,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他认为粮食多了就不会饿死人,我们常常也认为房子多了,我们就有房子住了。在中国一代作家中,都具有一种共同食物崇拜癖和饕餮欲。善于煽情的路遥写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那场政治饥荒的万般悲苦催人泪下。阎连科、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无不是为了能摆脱饥饿才走上写作之路--听说当了作家国家就会像养猪一样给养起来,那个猪圈叫做作协。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政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虽然面临同样的北京压力,一些地区死于饥荒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另外一些地区,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相对而言,关中和整个陕西虽然也遭遇饥荒,但并没有酿成类似"民国十八年年馑"那样的高死亡率。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饥荒严重的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民国31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象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 很多年以后,我们村里的甘肃媳妇还是有很多,几乎占了1/3,她们大多是因为那场饥荒远嫁过来的。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甘肃乞丐挨家挨户乞食。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扒火车东下关中,只讨食物不讨钱,而且不计生熟粗细。他们总是谦和悲切的样子,不偷不抢,不出恶语,令人大动恻隐。我们孩子们看见衣衫褴褛的乞者,就前呼后拥地领着他(她)逐户化缘,甚至不用他(她)下话,我们就跑进人家,去面缸里用小手抓了满满一把面出来,放进他(她)的口袋。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昼不闭户,但乞者是坚决不会进人家里的。乡亲对他们既同情也尊重--人都会有难处。如果有孩子戏耍羞辱乞丐,会被大人严厉责打的。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乞食现象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后走街串巷的多是些来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们只要钱而不要食物,这已经与饥饿没有关系了。 补一花絮:1960年中国大饥荒,青壮年每天定量3两米(150克),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相国周恩来闻讯,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此期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但茅台酒厂1959年到61年的产量并没有减少,且更有收藏价值。1958年土陶瓶茅台酒以145.6万元创中国白酒最高价。

颜昌海:从经济到政治,毛泽东体现“最坏者当政”

时至今日,还有人说,在这种种灾难中,是毛泽东带领人民走出阴霾,走出泥淖,带领全国上下走向光明。人们津津乐道“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之我们的耻辱噎随着历史的车轮永远成为过去;津津乐道“新中国”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禁不住阳光的照射。历史资料告诉人们,“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纯属挑拨极端民族主义的杜撰,就和义和说西方传教士喜欢吃小孩一样;历史影像也告诉人们,1949年10月日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 “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更是纯粹的谎言。查阅互联网“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就可知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1946年就已被中华民国几乎全部废除,只留下香港岛和新界以及澳门的尾巴,此外就是沙皇俄国的接班人苏联继续占领由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百度百科”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中国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关税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数一下“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所列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也仅仅是34个。 恰恰相反, 毛泽东主政中国大陆以后,不但没有收回在苏联手中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还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不但不是外交巨人,其实连普通外交家的外交能力都比不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侏儒 。在外交侏儒毛泽东的一系列胡作非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得罪了地球村中众多国家,1951年还被联合国大会戴上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侵略者“桂冠”,成为全人类真正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后来,毛泽东又与“同志加兄弟”的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文革初期,热衷于搞世界革命的毛泽东,夜郎自大说什么“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结果触怒地球村各地村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跌入空前绝后的孤立境地。而毛泽东梦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就拿贫穷至极的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收买一些小国家,直接残害老百姓的生存权,祸国殃民 。 尤其是毛泽东的“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大饥荒 。始作俑者毛泽东非但不自省,其个人威望数年后不降反升,还积累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却自有本原。因为,自毛泽东建政以来,大陆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 如1957年从“大鸣大放”的“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另一次重大转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在此,可以重点说一说后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被喻为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 。毛泽东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史学家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 。 “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一整套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表面上看,毛泽东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只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那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中央的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泽东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质问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把问题变换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问题”,顿时就使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境。当年的共产党人信奉的基本教义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念基础。1949年以后,中共匆忙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大搞集体化,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要回到“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否定农业集体化,岂不等于走回头路,自己否定自己?!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从 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样讲,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大跃进”既然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亲身经历着饥馑和压迫的民众,难道毫无触动?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时,最费解的可能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可事实上,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控制得太严密。 刘少奇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层才能掌握的“国家机密”,老百姓不得与闻。无论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还是国际社会抨击,民众均无法从媒体上知悉。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所作的报告,口径高度一致:数年大饥馑被说成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3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总的情况是“形势大好,尚有困难,前途光明 ”。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干们说得明明白白:“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后来万里也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时党内的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彻底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一旦打开了纠错的口子,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在凭借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在1961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但正是凭借着“面子”,毛泽东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泽东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 。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 。“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 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之所以爆发文化大革命,是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专制集权压抑过久的社会里,毛泽东的“大民主”释放了广大人民的希望,人民只要服从一个大皇帝,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横扫全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可以冲破各种以法律名义限制他们权利的桎梏。而这,也是至今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原因,更是毛左蛊惑人心的法宝。 按照汉纳•阿伦特的比喻, 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 。而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

(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罗对话 2002年12月,黄宗英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发生在1957年7月7日,即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个月,正是毛泽东“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时,他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也在其中。会上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1]如所周知,鲁迅是毛泽东最赞赏的知识分子,曾被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现在却翻了脸,竟公然把鲁迅也当“右派”那样的敌人。 这件事是一年前鲁迅之子周海婴首先公开披露的。他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这段对话,却招来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质疑和批驳。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周海婴本人思想有问题。正当周海婴陷入围攻之际,黄宗英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发表了上述文章,并提供了当时刊载着新华社的报导和会场全景照片的报纸,可谓证据凿凿。为避免蹈周海婴的覆辙,黄宗英还郑重其事地向律师咨询。黄文不但为周海婴解了围,更重要的是她证实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史实,揭露了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鲁迅生前替共产党说过不少好话,从未向它“猖狂进攻”,为什么要“关在牢里”呢?只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支笔,要写;只是因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使毛泽东感到是一种威胁。对付的办法就是他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对敌人要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据黄宗英回忆,当时罗稷南听了毛泽东的回答,“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黄宗英感到毛在“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手心冒汗”。 其实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并非从此时开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强烈地表达了他这种心态。 (二)把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定为开卷篇。该文原载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和3月《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2]随后又在广州和汕头出了单行本。现在我找到上述三种刊物所载的三篇《阶级分析》,它们在文字上作过一些改动,但所有观点都没有改变,而在收入《毛选》时,篇幅删去将近一半。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评论的文字,《毛选》版却全部删去;与此相关,原文有一张说明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也全删去。因此,《毛选》版与原文相较,已面目全非了。 《阶级分析》发表于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毛泽东这篇《阶级分析》同时在三个刊物上发表,并在两地发行单行本,影响极大,致使1926年部分北伐军提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不满和恐慌,纷纷着文质疑批驳。[4] 《阶级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泽东,特别是他的知识分子观的重要资料,可惜至今未见有任何介绍和评论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阶级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公之于众,并与1951年《毛选》版进行比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进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选》的《阶级分析》一文是根据1926年3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国青年》所载的该文作为原文。 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一类“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选》版把第一类的阶级属性从“大资产阶级”改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删去了上述“反动派知识阶级……”这120多字。文章结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动知识界”取代原来的“反动派知识阶级”,范围似乎缩小了,但“反动知识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并未交代;这顶“反动”帽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知识界的头上。 关于第二类,原文说:“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原文结束语说:“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原文还说: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 《毛选》版这一部分主要改动的地方是明确“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关于“高等知识分子”的反反复复的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关于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原文说:“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欢迎(革命)。” 《毛选》版对小资产阶级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动,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为小资产阶级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类“半无产阶级”和第五类“无产阶级”,原文都未涉及知识分子。《毛选》版改动不多,最重要改动的地方是:原文把工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都说成“是我们的朋友”;《毛选》版则改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综上所述,被《毛选》删改的《阶级分析》原文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原文虽然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把它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平列,同称为“我们的朋友”,这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基本原理:工业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在此文发表前11个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特别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作出决议。这一问题,1951年的《毛选》已作了改正。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毛选》只是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选》中虽然删去了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依然如故。 (三)毛泽东为何敌视知识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 毛泽东青少年时就狂妄自大,霸气十足。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距(邵燕祥按:疑为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5] 就暴露了他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但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并不如意。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只有8元(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二三百元)。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直到1936年他还告诉美国记者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6]自视甚高的毛泽东,把这种遭遇视为奇耻大辱,屈辱感又转化为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五四后他接受了与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不愿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从;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评头品足。他们不愿做驯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的公民。毛泽东自然无法容忍这些不听话的人。1942年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开始满足他当皇帝的愿望。最明显的是1945年发表的旧词作《沁园春·雪》,公然自比“秦皇、汉武”。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的1958年,更是得意忘形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而且在坑儒的手法上他远比秦始皇高超。 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7]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简单消灭肉体的“坑儒”,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由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第一次发生于1942年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党内领导地位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到两年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类运动,几乎每年一次,甚至两次。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已是“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随后又有“拔白旗”运动。1966年开始历时十年的对文化进行“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毁灭文化的民族大灾难,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达到了荒唐的疯狂程度。下面对这些运动择要作些评述。 (四)制造王实味冤案和“抢救运动”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1935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调整与各阶级的关系,改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得到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共产党对进步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 毛泽东对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喜忧参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泽东为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整风于1942年2月开始,一些知识分子不知就里,积极响应号召,天真地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不料犯了禁忌,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和继之而来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历来人们把发生这两件事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康生,直到2002年12月出版的《百年潮》发表《王实味问题第一次公开平反纪略》,仍沿此说。事实上,康生只是从犯,主谋是毛泽东,是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大暴露。 王实味是1937年到延安的中共党员,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干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并在墙报《矢与的》上鼓动群众向“大人物”提意见。王实味对共产党权威的挑战,引起毛泽东恼怒。据当时主管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回忆:毛泽东深夜去看《矢与的》,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随之转为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级为政治问题,最后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等罪名,由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主任为毛泽东)、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下令逮捕。[9] 揪出王实味后,毛泽东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0],并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双方都派遣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掀起“抢救运动”高潮。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运动通过大小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用酷刑,在极端恐怖的情形下,坦白检举出大量“特务”。毛泽东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而行政学院,他认为,“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2] 据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称: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13]许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外来干部,大多是经过共产党地下组织介绍来的,这些地下组织因此被打成特务组织,如甘肃、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14] 更荒唐的是把“一二九”运动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据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1945年3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的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抢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南翔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普遍肃反”。[15]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16] 象李锐、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鉴于各单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个甄别,大部分人得到平反,但王实味却于1947年被处决,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也没有平反。不少人的历史问题当时没有作结论,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 据亲历延安“抢救运动”的温济泽、韦君宜等回忆,“抢救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甄别以后,毛泽东为挽回影响,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赔礼道歉,为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责任。[17] 但道歉管道歉,他对这次运动始终没有认真总结,吸取教训。相反地,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却“留中不发”,而且遭到批判。以上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从蒋南翔的遗稿中获悉。[18] 对王实味的冤案,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自己搞错了,1962年还毫无根据地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当时把他“杀了不好”,应该“让他劳动去”。[19] 直到1982年共产党为所谓“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1991年,在温济泽等大力推动下,蒙冤将近50年的王实味才获平反昭雪。 (五)借题发挥的《武训传》批判 中共夺取政权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附属物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远比消灭地主资本家复杂,何况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工作都需要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着重点显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根据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经验,用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于1951年5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黄宗英的丈夫赵丹演武训,黄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师。影片于1951年初放映后,报刊上发表不少赞扬的文章,同时也有人认为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学“不足为训”。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学术性争论变成一场政治批判运动,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社论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充分发泄了毛泽东的恼怒。 随后他又派江青等人在武训家乡进行所谓调查,写成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7月23—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刊载。《调查记》断言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指责《武训传》是“利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借《武训传》大做文章、搞政治运动呢?1957年1月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20] 原来他是把文化人看作复辟势力,当然要把他们打倒在地。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卷入这场批判运动。被社论点名的48人,以及影片编导、主要演员都被迫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进行检讨,接受批判。各报刊发表批判和检讨文章数百篇。不但影片《武训传》从此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创办的“武训学校”一律更改校名,有关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统统拆除。推崇过武训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世多年,也遭到批判,而且殃及他的子弟。 (六)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武训传》批判硝烟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1] 接着,《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12月23日和24日,毛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不久,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运动的目的是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官方还鼓励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充当领头羊,在报上发表文章咒骂自己。如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罗常培的《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但他们的检讨往往不为各单位党委组织的群众性学习会所接受。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象斗地主一样对他们进行揭露批判,稍有辩解,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辱骂。为了“过关”,他们不得不颠倒是非地丑化自己。比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上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却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 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美国参加过一个时期军事科学研究,为抗日战争服务,却检讨说: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24] 经过上述“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示与旧社会割断联系,效忠共产党,但他们的人格却遭到严重侮辱,知识分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视为反动。加上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号令全国知识分子学习苏联,在中苏两国官方意识形态严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探索自由和实事求是精神,再也不可能产生出上乘的精神产品。 (七)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分,文艺界于1951年11月开始整风。胡风的文艺思想成为整风的靶子。胡风是党外进步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鲁迅合作同国民党文化“围剿”作过斗争。因他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左,被视为“异己”,屡遭批判。胡风为了批驳对方,说明自己的文艺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观点,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写成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胡风的30万言书对毛泽东的《延安讲话》表面尊重,骨子里却大相径庭,引起毛泽东极大愤怒。1955年春,胡风与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被其中一个“朋友”告密,落入毛泽东之手。信中有对毛不敬的语言和对文艺界现状不满的牢骚,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命令《人民日报》于1955年5-6月分三批发表这些信件,并加上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亲自为之写“序言”和“按语”,毫无根据地捏造罪名说,“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说他们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5]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风分子”也陆续入狱。凡是与“胡风分子”有过来往,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无一例外地受到群众性揭发批判、停职审查,或剥夺人身自由的“隔离审查”。据1980年司法部门所作胡风一案复查报告称: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据知情者称“真实数字远不止此”)。[26]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复查。1980年司法部门复查结论称:“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27]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坐牢25年以后才得以无罪释放。但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平反通知书中对胡风的政治历史、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仍存在不少不实之词,经过三次长达8年时间,才从政治上到文艺思想上予以彻底平反。这已经是他蒙冤33年以后,胡风去世也已3年了。 继反胡风运动以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揭发出来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肃反对象,造成不少冤案。 比起《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在性质上升级了。前者虽然态度粗暴,乱扣“反动”帽子,毕竟在思想批判范围之内,批判对象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胡风运动则把持不同文艺观点的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送进了监狱。从此,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程度进入一个新阶段,动辄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帽子。 (八)使民族走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平静和舒畅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变科学落后状况,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 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受到了动摇。为挽救极权统治危局,毛泽东提出缓和矛盾的“十大关系”和博得知识分子欢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而公开鼓吹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于是有人欢呼,中国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可是这不过是毛泽东设计的一个圈套,他一年后把它美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实际上是无比阴险恶毒的阴谋。1957年1月,他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28] 原来,他的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争鸣”;“百花齐放”,不过是香花与毒草之间的“齐放”。而毒草必须被铲除,被统治者只能作驯服的奴隶! 为了使他设计的圈套具有诱人的光彩,一个月后(2月27日),毛泽东抛出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5个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改动),用“人民内部”的美名来麻痹人心。3月12日,又抛出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为鼓吹“鸣放”,毛泽东从3月6日到20日这15天内,在北京、上海等地对各级干部至少讲了9次话,他批评老干部中有90%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下旬,开始了所谓“整风鸣放”,号召党外人士消除一切顾虑,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4月30日,毛泽东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达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经过连续几年的思想批判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只因毛泽东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人奉命热忱相邀,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 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说,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并说:“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29]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毛泽东,当他听到统战部长李维汉汇报时,觉得一年来不断进行谋划张设的大罗网已经可以考虑收网了。5月15日,他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交的底也向一般党内干部吹吹风。他把鸣放中表示“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是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30] 在毛泽东亲手策划和总书记邓小平卖力执行下,6月8日终于开始收网,全国开展所谓反右派斗争,把鸣放中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己作为“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四类之外,又加了第五类右派分子。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人,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500万的1l%。他们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此外,在反右运动中,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计人数达50万;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就改戴坏分子或地主这类帽子,遭遇比一般右派还要惨。反右运动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数估计在50万以上。总之,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30%左右成为专政对象和异己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灾难。 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灾难,不仅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和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1958年,毛泽东为他自己精心策划的“阳谋”取得“辉煌战果”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地公然自比秦始皇,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夸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并说,对资产阶级还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泽东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说过:“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1] 如今,他连良心也要否定,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人性、没有良心的比秦始皇还要暴戾的暴君。在视良心如敝屣的骗子和暴君的威慑下,造谣、告密成为时尚,出卖灵魂的咬人、整人者官运亨通。中国进入一个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 在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以后,毛泽东的权力欲大大膨胀,1958年春在反右运动尚处于收尾阶段时,就发动了要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的所谓“大跃进”。大跃进从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炼钢开始,全国到处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到处出现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田”。毛泽东再一次为他的“胜利”所陶醉,提出今后农田只需要三分之—种粮食,以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同时提出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美梦。结果适得其反,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全国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和废铁渣如山;农业放卫星的谎言造成饿殍遍野,从1959年到196l年三年间,饿死4000万人,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灾难。这是反右运动所施展的欺骗与镇压两种手法的必然恶果。 (九)毁灭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大跃进”的美名,制造了4000万冤魂的空前大饥荒,由于已丧失了人性和良心,他不但毫无自疚自责之心,反而把这场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归咎于“自然灾害”。事实上,这三年中国气候属于正常,并无大旱大涝。1962年1月,被毛泽东封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说了半句实话,认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于是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是他“身边的赫鲁晓夫”,罪当诛灭。但精于计谋的毛泽东,当时不露声色。8个月后,他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发动一场批判“翻案风”运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实指刘少奇。 由于毛泽东已于1959年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并主持党的日常工作。为诛灭刘少奇,毛泽东采取双重大包抄策略。他盘算着,要打倒刘少奇,必须先打垮由刘少奇掌握的整个共产党组织和除军队以外的整个国家机器;而要实现这一步,最有效的办法是从意识形态斗争入手,先向知识和文化领域开刀。知识分子就成为刘少奇的殉葬品。 经过多年精心策划,毛泽东于1966年5月宣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避而不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只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第二个文件,8月8日抛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又再次提出,要对“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进行批判。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毛泽东一年后把它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32] 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绝对专制的“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年幼无知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破四旧”运动,意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于是书籍被烧,文物被毁,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以至遭毒打、杀戮。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的“臭老九”(在它前面的8类革命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于是,知识成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的口号。这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 毛泽东为诛灭刘少奇而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毁灭知识和文化,还要通过镇压和欺骗手法制造一场尊他为神的造神运动。通过他长期豢养的打手、文丐(如林彪、江青之流)的鼓噪,毛泽东被说成是“心中的红太阳”,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人人都必须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必须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集体跳“忠字舞”。这场荒唐的弄神装鬼的滑稽剧,不仅愚弄了愚昧的群盲,也使毛泽东自己深为陶醉。他在临死前还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的革命并列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毛泽东死后一个月,这场历时10年又4个月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浩劫也就寿终正寝。不过,毛泽东的阴魂依然未散,谎言和鬼话依然大有市场,“毛泽东思想”依然被奉为指导思想。 2003年5月于北京中关村 【注释】 [1]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上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注释称:“本文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后又在1926年3月广州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发表。”现在我除找到上述两种杂志外,又找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99页。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4] 《现代评论》发表张奚若《中国今日所谓知识阶级》(1927年1月),宇文《打倒知识阶级》(1927年2月),《一般》杂志发表心如《“打倒知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的》(1927年9月)等等。 [5] 邵燕祥《“咏蛙”诗的故事》,见《夜读劄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据邵文介绍,这首诗最早见诸文字的是1988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所载《毛泽东〈咏蛙〉诗》一文,署名张湘藩。同一家报纸在那年5月22日刊出黄飞英写的《〈咏蛙〉诗的作者是谁》,指出此诗出于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之手。原诗是: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少年毛泽东借郑诗略改数字,应付入学考试,并受到校长的夸奖。 [6] 爱德格?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页。 [7] 参见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页。 [8] 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同上书,第105、108页。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页。 [9] 同注释[8]。 [10]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388页。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11]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08页、217页、210页。 [12] 《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页。 [13] 同注释[11]。 [14] 同注释[11]。 [15] 文聿:《中国“左”祸》,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0、140、143、149页。 [16]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17]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29页。温济泽:《延安的抢救运动》,《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7月24日。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8]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19] 《毛泽东着作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6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33页。 [21] 同注释[20]。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6、620、627页。 [23] 《光明日报》1952年8月13日,转引自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第46-47页。 [24] 《光明日报》1952年4月8日,转引自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第47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163页。 [26] 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27] 转引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50页。 [29] 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年7月15日的发言。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32]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

北斗 |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荐书人 / 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各种各样的书单已经够多了,北斗上就专门开辟了一个荐书栏目。看到那些自己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书目,心里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慌。我不是害怕自己存在知识盲点,因为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而是害怕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之前开列的书目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帮助读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也正如谷卿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是“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不过我不喜欢挂一漏万,我更喜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便有了开列一份书单的想法,我对这个书单的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实在是一种在旅途上巧遇知音的过程。似乎书与人也是要讲缘分的,别人喜欢的书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根本不适合你读。 我把这样一种读书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纯粹是以读书为目的的读书。读书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书承载两个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思想,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价值,阅读它们能直接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思想本身不具有审美价值,对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的阅读之所以也能给有些读者带来愉悦是因为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思维的乐趣和知识增长的乐趣。 需要指出,上述分类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是通过审美直觉来愉悦读者,但它同时也承载了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而非文学类书籍也由于其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两者是相互交织掺杂在一起的。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追求文学作品本身给作者带来的愉悦;而阅读非文学类作品的时候读者更有意识地追求的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些作品将一系列的观点和我们平时所难体认的事实体系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并且逐步型构读者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思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从非文学类作品中获得观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这种思维乐趣的过程。因此不管主要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快乐。 但读书的冲动不仅仅源自于对快乐本身的追求,还源自于我们想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力所能及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一个一个装进自己的大脑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安稳舒适地走过这一生,然后和这些观念一起安详地死去。我们把那么多的观念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如果只是关照自己以及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会不会太对不起上天对你的智慧和机遇的馈赠?而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长或扩展,而不是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毅然决然地消失在宇宙的洪荒里?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每年生产出五吨粮食的人,也不会记住一个在流水线上触摸过你电脑零件的人。历史能够记住的人太少了。当然,至少你的亲人会记住你的,如果你确实值得他们记念的话。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他们身上的付出和影响会作为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延伸。但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死去,而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即使能够通过这些人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而继续传播,也会越来越淡漠,最终在渺茫的宇宙中,你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抗拒生命消逝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即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你为那些不相干的人的利益牺牲的时候,那些普罗大众可能还是不能都记住你,但你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把这种价值继续传递、延伸,我想这是一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的头脑里装满了睿智美妙的观念,你实在不忍心在他们为这个世界短暂效劳之后就随你一起被带进坟墓,从此永不见天日。于是你可以将它们诉诸笔端,让它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继续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才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我们读书是为了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交代。不仅为了愉悦自己,也为了愉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聪明睿智、满腹经纶的人,你要做的不只是偷安此生,还应该承担起与你的智识相匹配的使命。 因此相比于那种更为纯粹的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在支持那种为了审美和知识本身的乐趣而读书的同时,我也鼓励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这种功利的读书是为了用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携此武器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我个人而言,在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如此卑微的时代,我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去吟风颂月、相与酬唱。这种“功利”的读书本身也是有乐趣的,但乐趣在书外,乐趣在“提携玉龙为‘民’死”的快意。当然,这里的“功利”显然不是指那种为稻粱谋、为学历、为证书的读书,这种读书简直就是对读书本身的侮辱。   三 北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启蒙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从不怕别人说我居高临下,自命不凡。我在说启蒙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摆在了一个被启蒙的位置。人需要时时反省自己,启蒙是一个终其一生的过程。 青年时期,人的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一方面影响是来自他的同龄人。那些与他有着相似处境和困惑的人的想法和经历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北斗网上大学生群体思想和情感经历的展示能够给同龄人带来更为深切的启蒙效应。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感染。这些同龄人的见识和阅历毕竟与你相仿,都甚为有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智识上的启蒙,我们恐怕还需要另寻它途。 我们认为我们的父辈逊毙了,没有能力成为我们启蒙的源泉;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洗脑教育。通过自我启蒙来突围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况且任何封闭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市场化大潮已经为我们冲开了缺口,启蒙素材的获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新闻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实现自我启蒙。 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或者脱离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耳聆听到他们的教诲,国外的启蒙资源则更是只能为极少数年轻人所享有的。北斗上的文章当然也能成为启蒙的一个资源供应者,微博上、校内上的消息当然也在为一代人的祛昧助力。但我说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自我启蒙。是的,读书! 我一直主张读书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交流。这是提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阅读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相关问题的著作,就阅读对这个问题有最权威解释的人的著作。我不主张读书的无所用心,而是主张更有目的有意识地读书。同样是读书,如果我们既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又能更有效地提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有人担心,这些人自己会不会高攀不起。其实,他们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因此读书应坚持从易到难。读书有时候还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你不懂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作支持,这些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存疑,等其它板块的知识增长起来,相互参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能理解的问题自热而然地就理解了。 这里还要回到开篇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它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或者说形成一幅知识地图,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不断地将这个知识框架给充实起来。虽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知识盲点,但只要我们头脑中有了这样一幅知识地图,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准确地锁定某个问题的区域,确定解决某个问题所需要调动的知识。我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主要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知识地图的作用。 另需声明的一点是,当有人从下列的书目中看出我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时,肯定会诘问我这是否与我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相矛盾。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书单,借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个书单是“自由化的、西化的”。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切独立自由思考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否则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脑残、奴隶。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启蒙的意义不在于给你某种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人的一种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这个书单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是进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因此这个书单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在智识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无限可能。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一、 历史   (一)中国史 1.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 《美国与中国》 、 《中国新史》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4. 钱穆: 《国史大纲》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国史新论》 、 《中国文化史导论》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6

美国之音 |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7月 05日 星期二 06:29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7月 05日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戈永辉拍摄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死亡人数:数千万* 关于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是对于三年灾难的死亡总人数,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前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经过多年研究写成“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另外,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挖掘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档案资料,结论是那场饥荒导致多达四千五百万人死亡。 在此之前,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的死亡人数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人;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的估计是3500万-4000万人。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好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 *大饥荒和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有多大关系?*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指出:“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天灾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党史:发动“大跃进”与人民的愿望一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评论大跃进时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 *大饥荒主因:高指标、高征购、公社食堂*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资金积累却不断提高。另外,为了保证工业发展,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在地方政府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结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毛泽东是否及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有关大跃进的章节中指出:“毛泽东在早期就意识到有问题,而且努力纠正错误。” 但事实是,在饥荒问题浮现之后,毛泽东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公社食堂。 毛泽东早在1959年3月到河南视察时就已经了解到,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造成农业产量不足。与此同时, 大跃进的浮夸风造成农业繁荣的假象,各地纷纷建立公社集体食堂制度,造成坐吃山空。尽管问题已经浮上台面,毛泽东仍然继续推动大跃进的错误政策: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一些与会者反映了民间的饥荒问题。对此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1959年7月14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于是毛泽东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表示,彭德怀“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随后被打成“反党集团”。 到1960年1月,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 *毛泽东要求农民勒紧肚皮* 前面提到,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农业不断减产但地方政府吹嘘高产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余粮”交给政府,造成农民口粮严重不足。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195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 随着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 *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大饥荒一来,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开始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 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国家粮食库存告急的情况。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告知毛泽东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相关文章 中共功罪评说之七:反右如何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伏笔? 许多学者把反右运动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扼杀了独立思想存在的空间,为毛泽东和中共以后几十年的灾难性政策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表示:反右“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 中共功罪评说之六:毛泽东是如何让知识分子上钩的? 中共功罪评说之五:土改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更多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新闻快讯 更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让您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繁体版新闻报道...... 网上问卷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特权阶层控制民众的工具  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不知道 投票 检视结果 » 最受关注文章 中国警方阻止茅于轼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访谈 胡锦涛担心中共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引发关注和争议 中国军转党员干部抗议示威庆祝七一 蔡咏梅: 限制表达的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 一手在沪痛打乌有 一手在京禁茅发声 七一大游行 民众批北京公开干预香港 中国官员真给力,一飘成名天下知 最新博文 美国之音中文博客主页 » 何清涟: 紫藤庐的故事 » 戴晴: 真如神-白区损失百分之百 » 万延海: 胡佳案考验中共政治智慧 » 龚小夏: 改变人类历史的五十五个字 »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来函。 来函请寄: [email protected]。   节目表与点播 » 节目预告 » 现场广播 » 现场电视 » 下载广播电视节目 » 档案资料 温故知新,检索历史,欢迎您光临VOA文库查看美国之音自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中文稿... » 专题报道导航 欢迎使用专题库存,透过我们导航信息,让您回顾千变万化的世界,也为您留住历史的热点... » 听众热线电话 在中国大陆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请拨00801-148-940。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VOA中文手机网 简体版地址: cn.voa.mobi 繁体版地址: tw.voa.mobi 上网办法 » 登陆美国之音网站还可以通过下列路径,请您试试看:qiaokeli8.info 美国之音美语教学强档 网站 goEnglish.me »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邀请大家使用Wuala网络硬盘,共享禁片禁歌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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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 NO! to GFW审查 @ [email protected] 邀请大家使用比Dropbox更强大的Wuala免费网络硬盘,采用P2P技术,能够有效穿梭GFW,共享GFW无法容忍的网络资源。注册后请查找并添加我为好友,共享我的资料(用户名:greenmaxcn, www.wuala.com/greenmaxcn )我的空间已经用来提供被GFW封禁的影视音乐和文学作品了,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为大家提供服务,请支持。(找翻墙软件请加GFW Blog的账户:gfwblog) 注册时使用邀请码会为邀请者增加512MB空间(最多x12=6GB),网址  你也可以查看我开通的资源共享群组,地址是: http://www.wuala.com/truth%20of%20China,%20GFW,%20fuckgfw%20,中国%20自由%20民主%20封锁%20审查%20共产党%20中共%20互联网%20网络 /  。 (目前,本组已成为wua.la上最大的中国被封禁资源集散共享地) 也可在安装好的Wua.la服务端软件中查找群组:truth of China, GFW。希望大家能踊跃参与把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感受到中国真实的一面。 参与的人越多,空间越大,资料越全 目前注册即获得2G免费空间,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大空间的话,你可以通过把你的电脑硬盘上的空间分享给大家来获取最多可获100GB交换空间。Wuala不限制上传文件大小、文件类型,也不限制流量。使用Wuala需要下载安装Java客户端和Wuala客户端,支持Windows、Mac、Linux操作系统,所有操作都在Wuala软件客户端上完成。Wuala软件客户端采用最新加密技术,相对其他免费网盘安全性更高。 Wuala功能强大、安全性高,支持完全公开、半公开(加密码)、不公开自己上传的文件,但由于需要安装软件客户端来分享文件,比较麻烦,不过用来存储文件还是不错的。 以下是有关wuala的相关介绍: Wuala  简单试用报告  +  请求扩散 Wuala 目前 Truth of China  已存储以下资料:(不断增加中,欢迎大家添砖加瓦) 影视,书刊,图片,音乐(香港89年群星演唱会《民主之歌献中华》)最新翻墙软件等 被禁纪录片(或者说是敏感纪录片)下载: 谁在害怕艾未未(中文字幕完整版)Who‘s afraid of Ai Weiwei.flv 《天安门》89二十周年纪录片 温家宝陪同:1989年六四前夕赵紫阳天安门谈话完整版.flv 中共妄图阻止杨建利UN发言失败.flv 哐哐禁片:小兔乖乖贺岁片.flv 09石首一心,人民打退武警镇压.flv 【大陆不敢播的完整版国父原音】中山先生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与叮咛.flv 革命2.0,埃及倒穆革命英雄古奈姆演讲.flv 《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崩溃-市民拍摄的七日革命》 约翰·皮尔格《是谁在与民主为敌》 李振盛《文化大革命--四十年后的证言》 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 艾晓明《人民代表姚立法》 《艾未未CNN访谈中文字幕版》 柬埔寨大屠杀的真相.avi 纪录片《激流中国》下载 墙内禁播的袁腾飞讲课 电台录音:回首文革系列 人权人士吁急救胡佳高智晟陈光诚 正视中国公权黑恶 视频:民国百年 相声-歪唱太平歌词-王自健.张伯鑫-第二班(最新被禁) AiWeiWei-NeverSorry-clip_x264-已加字幕 姜文-寻枪 努力建设公民社会 音乐MV 血染的風采-梅豔芳(1990Live).flv blood is on the square血染广场(英语中字) Gun & Roses_Chinese_Democracy 張學友  Cry  民主歌聲獻中華.flv 張學友 傲骨 民主歌聲獻中華  +  譚詠麟呼籲.flv 群星 歷史的傷口.flv 莫文蔚-茉莉花 自由花(新版)/郑智化 重返广场 六月四日(我还活着) 天安门母亲的呼唤 盘古《确保相互摧毁》专辑mp3 注册后请查找并添加我为好友,共享我的资料(用户名:greenmaxcn, www.wuala.com/greenmaxcn )我的空间已经用来提供被GFW封禁的影视音乐和文学作品了,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为大家提供服务,请支持。 已上传被禁书刊目录(部分): 孙中山《建国方略》 《蒋中正文集》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df 2008公民税权手册.pdf 高行健----------------灵山 郭泉------------------民主先声 何清涟----------------中国现代化的陷阱 何清涟_中国现状与前景.pdf 何清漣: 霧鎖中國 —— 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pdf 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 张戎夫妇--------------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赵紫阳----------------改革历程 郑义------------------中国之毁灭 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文思咏任知初----------胡锦涛传 笑蜀------------------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 荀光明----------------1989年64大屠城图片全览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王力雄----------黄祸 王力雄----------溶解权力 袁剑----------奇迹的黄昏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沧桑 谢朝平----------大迁徙 陈破空-----------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 齐邦媛   《巨流河》 流亡中的自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著 全本剑桥中国史 多部被禁官场小说 高耀潔: 血禍 —— 中國艾滋病調查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江澤民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研究 蒋介石秘录 中共不敢公开的《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pdf 中国的大饥荒59_61.pdf 大纪元----------------江泽民其人 大纪元----------------解体党文化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 丁抒------------------人祸 丁抒------------------阳谋 法轮功----------------Google与封网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 马克·帕玛------------粉碎邪恶轴心 胡平------------------法轮功现象 蒋经国----------------蒋经国日记 雷震远神父------------内在的敌人 李鹏------------------关键时刻——李鹏日记 欧阳非 等-------------“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蘑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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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传须知,所有成员均可向此群组空间上传资料,资料以被GFW封锁的揭露中国真实一面的书刊,影像等文学文艺作品以及翻墙工具等为主,不得有色情,赌博或垃圾商业广告。空间有限不好浪费,不列在gfw禁区的文学、影音作品,游戏,软件等也请再寻空间。 3最佳共享方法,将文件上载到自己的wuala空间,然后复制“文件链接”到我们的群组里面,这样既能共享,自己又完全拥有文件的控制权(可删除/修改),同时还能增加朋友间的交流。 4为了能让更多的国人尽早看清楚我们的国家,需要您能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民众了解真相。有意分享权责的朋友请与Max贝立联系[email protected],共同管理和发展我们的群组,成为能够推动进步的力量。 5欢迎加入Say NO to GFW谷歌论坛: 公告栏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nogfw,电邮至[email protected]即能加入。 自由讨论组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endgfw,邮至[email protected]即能加入。 请转发,请响应《GFW,我们不高兴!Say NO to GFW,网聚百万人反GFW审查大呛声》,终结无休止的筑墙与翻墙,中国人决不能再做蒙 着眼转磨、逆来顺受的驴! GFW,我们不高兴! 我们的主题是:反GFW封锁,反互联网审查,反上网实名制,反雇佣5毛,反对侵犯隐私权,监视公民邮信,电脑!GFW,我们不高兴! 副标语:我要看Youtube,我要推Twitter,我要上Facebook找朋友,我要用Wikipedia学知识,我要赚外汇!GFW,我们不高 兴! 以Google为例,当局坚持过滤搜索引擎从而逼走Google,这并不是一起对某1  个外国公司的孤立事件,它告示,当局否定互联网的价值:自由与开 放。否定我们生而享有的信息与交流的基本权利:自由与开放。为此我们必须表达:   *GFW,我们不高兴!*为了能挽留和解封优秀的网络服务请响应我们自发的《GFW,我们不高兴!Say NO! to GFW,网聚百万人反GFW审查大呛声》,让当局搞清 楚,我们不高兴!请当局刀下留Google,如此宰割下去,早晚会砍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早晚会把监控芯片种到我们头颅里! 您需要做的只是发送一次电邮至  [email protected]  便是在响应,实名/匿名都可以。欢迎访问论坛: www.groups.google.com/group/nogfw  ,收到您的响应邮件后,论坛会自动统计人数。此后再参与网上交流只需要回复邮件 至[email protected]  即可,无需一直翻墙。 让这个7位数数字早日出现吧!我不相信当局会对上百万人下手,那无异于再次发动文革,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破坏。我更不相信不高兴GFW审查的人连1  百 万都没有,不然,“绿坝”又怎能被我们击溃? GFW,我们不高兴! 另有微博客推广精炼版 请Retweet  :(已出现在墙内微博里) *精炼推文推荐* 01 #nogfw  我相信能召集百万人反GFW审查: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呼吁, groups.google.com/group/nogfw  将自动统计人数。#GFW,我们不高兴!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2 #nogfw  我要看Youtube我要推Twitter我要上Facebook找朋友我要用Wiki学知识我要赚外汇!#GFW,我们不高兴!请电邮 [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人对GFW不满的呼吁!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3 #nogfw  反网络审查GFW封锁,反雇佣5毛上网实名制,反对侵犯隐私权,监视公民邮信,电脑!#GFW,我们不高兴!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人对GFW不满的呼吁!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4 #nogfw Say NO to #GFW,百万人反GFW审查大呛声:我们不高兴!终结无休止的筑墙翻墙,中国人决不能再做蒙着眼转磨逆来顺受的驴!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呼吁,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5 #nogfw  谷歌被逼走绝非孤立事件,它告示:当局否定互联网价值:自由与开放。否定信息与交流的基本人权:自由与开放。为此我们必须表达:#GFW,我们不高兴!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人呼吁,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6 #nogfw  请电邮[email protected]googlegroups.com响应,汇百万呼吁,让7位数早日出现吧!我不信当局会对百万人下手,那无异再闹文革,破坏和谐。我更不信不高兴  #GFW审查的人连1  百万都没有,不然,绿坝怎能被我们击溃,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7 #nogfw  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百万人呼吁,请邀更多朋友参与,在墙内外微博,群聊里尽情推此信息!让更多人早日加入,让GFW搞明白我们的强烈不满!#GFW,我们不高兴!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08每日一推  #nogfw,#FuckGFW Everyday!我相信能召集百万人反GFW审查:请电邮[email protected]响应,汇集百万呼吁,www.groups.google.com/group/nogfw  。#GFW,我们不高兴!请RT  成功就在指尖! 推把,Just do it! ----------  转发邮件  ----------发件人:  GFW,我们不高兴! 回复犹豫不定者: 当有一百万人的时候,很快就会有两百万,五百万,一千万,一亿。效应就会滚雪球一样的扩大。到时候怕的就不是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也不再是他们了! 要清楚当局最怕的就是人多势众,也就是为什么任何可能形成组织的行为都要尽早的消灭在萌芽中。 但是!! 这种发邮件网络汇合是GFW挡不住的,也抓不到出头鸟的。 小心谨慎者可以只发个邮件充数,胆大的可以尽情的吆喝。 当一百万人在网上唧唧喳喳的时候,大街上也一定会有人唧唧喳喳的 本活动网址:www.groups.google.com/group/nogfw,www.facebook.com/nogfw.cn  , twitter ID @no_gfw  ,服务Gmail/Gtalk:[email protected]请一定转发此文,我代表所有已响应的热血国人向您郑重感谢! GFW ,We are not happy !(  GFW is Great Firewall of China’s Internet Censorship, it is the symbol of suppress the rights of speech and rights to know) I belive a million people will join together to say No! to GFW Our aims are: Anti-GFW (it blocking websites ) Anti-Internet censorship Anti-identity registration for use Internet Anti-paid commentator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s Anti-infringe privacy Anti-tapping on people’s communications, Email, telephone,computer GFW ,We are not happy !

杨继绳: “中国大饥荒”

主讲嘉宾:杨继绳(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新闻学教授) 主 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 办:腾讯评论 时 间:2010年8月21日(周六) 下午15点-17点 地 点:银科大厦1601室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这里是第78期燕山大讲堂。今天燕山大讲堂之所以请来杨继绳老师来讲“中国大饥荒”这么一个主题,是基于看清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更珍惜今天。掌声欢迎杨老师。...

傅国涌:“阳谋”是怎样炼成的?

毛泽东自称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是有意让“毒草”长出来、“毒花”开出来,然后一一铲除。事情本身完全不像有些人好心推测的那样,毛本来有意接受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只是这些鸣放的意见超过了他的接受限度,他才决定反击。对此,丁抒根据薄一波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列出了一张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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