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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网络"造谣者"扰乱社会秩序?  央视亮剑警告鼠标危害稳定

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称“一些人只需要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引来网民口诛笔伐兼调侃。 网络审查再次遭批评,而黑客组织匿名者称中国防火长城即将终结。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星期天晚间播放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称,“一些人只需要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还要对网络造谣者要果断“亮剑”,并表示:从抢盐风波到地震谣言,再到艾滋病门,网络谣言挑战功德,为所欲为,已成了给生活添乱的心理毒品。节目引用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意见,称"恶意造谣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社会诚信,应依法受到惩处。”节目最后表示,“互联网为生活带来了便捷,但是客观上也给一些人造谣、传谣提供了空间和渠道,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诋毁他人名誉,破坏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 央视此番言论经过环球时报等媒体转载之后,迅速传遍网络,“轻点鼠标”和“破坏稳定”成为网民所热议的话题,不少人认为“轻点鼠标”就能上升到破坏稳定的高度,体现了中国当局对于网络言论逐渐自由化的恐惧。具有多个网站管理经验的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野渡星期二向本台表示:他们是对民众使用互联网心生恐惧,对他们来说现在封堵互联网是不可能的,这个是门打开就关不上的,尤其是互联网聚集人气后就关闭不了。 历史学者张宏杰在新浪微博表示,“网民鼠标一点危及中国稳定,骆家辉背个双肩包危及中国稳定,小布什自己打伞危及中国稳定,匈牙利总统因为论文造假被迫辞职危及中国稳定,马英九的女儿出门坐公交更危及中国稳定。中国稳定,你到底是个神么怪物啊?” 也有网民的评论不乏调侃,认为有关部门要禁止鼠标的生产,还有网民用PS作图,画出各国独裁者对鼠标"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引申出与官方宣传相反的意思:只有本身就用谎言堆砌的所谓国家安全的大厦,才会被轻点的鼠标击垮。 中国艾滋病防治组织‘爱知行健康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万延海告诉本台记者,当局如果真的想要杜绝网络谣言根本的做法就是信息公开:政府的信息不公开,民众就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民众很多焦虑不明白的东西存在,所以对于一些传言完全是可以开展法律教育,请官员学者跟民众对话,这就是一个很好开展大众教育的一个机会。 不过,中国当局的做法依然是拧紧螺丝钉,进一步加紧互联网审查,北京市公安局上月底以涉嫌网络编造谣言拘捕6人,有16家网站因被指传谣而被关闭,两个最大的微博营运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也遭到严厉批评和处罚,被关闭微博评论功能3天。 网民对于上网自由屡屡受限表示不满,上个星期国际著名黑客组织“匿名者”攻击了中国多家政府网站,并号召网民抵制互联网封锁。匿名者近日再称中国防火长城即将终结。 不少网民对此十分期待,部分网民称想捐钱给匿名者,网民威廉说失败了没关系,重头再来,反正迟早都会倒的。也有许多网民称匿名者是中国网民的救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万延海 | 惩治“谣言”发布者,无助于中国公众健康

惩治“谣言”发布者,无助于中国公众健康 万延海 日前,中国网络上传出位于河北的军营里出现“非典”流行。尽管传言缺乏确切的证据,但军营中存在“疫情”的情况却是真实的,中国卫生部门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世界各国政府设立卫生部门,管理大众健康事务,但人民授权政府设立公共卫生部门,是管理公共健康事务,而不是“统治”公共健康事务。 基于人性的脆弱和对健康的担忧,人们在健康事务上可能相信不确切的消息,并加以传播,比如本次河北军营非典的传言。这种传言本身并不有害。因为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传言有预警作用,提醒大众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提醒人们了解真相。因为中国政府长期隐瞒艾滋病疫情、非典疫情和公共卫生问题,传言也有动员人们监督政府行使职责的作用。在存在事实上政府隐瞒疫情的地方,传言有揭露真相的效果,比如十年前中国河南省艾滋病血祸就是在卫生部门之外的各种传言中被揭发出来、 2003 年非典流行也是公众传言推动政府面对非典流行现实和采取果断措施。 但是,不幸的是, 2003 年中国非典流行的沉痛教训后,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吸取隐瞒疫情导致严重恶果的教训,反而规定,在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上,媒体只能引用卫生部门发布的信息,并且表示将严厉惩处发布不实信息者。与惩处谣言发布者相似的政策是,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毛群安公开表示将对发布不实信息的媒体建立黑名单制度。 近期,中国出现多起所谓的谣言发布者受到处罚的案件,比如: 2 月 26 日,河北一人因为散步非典谣言而被劳教两年。 保定警方称,涉案人员刘某某为某网站经营者,其为提高网站点击率,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于 2012 年 2 月 19 日在互联网上发布了 “ 保定 252 医院确认一例非典 ” 的虚假信息,并自己连续跟帖制造影响,扰乱了社会治安 。 这是非常不幸的消息。探寻和试图发布真相的人受到法律制裁,无助于人们获得真实的信息,政府指控的“虚假信息”也将难以消除影响。因为人们本来担心政府隐瞒真相,而现在政府出手“打人”,人们就更加难以信任政府。可以预期的是,中国民众探索公众健康事务真相的需求和热情将有增无减,传言中传播“虚假信息”或谣言的情况将不仅难以避免,其所引发的大众恐慌也将会是强烈的。 中国政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利用好大众传言激发起来的公众兴趣、热情和需求,及时、准确地发布公共卫生信息,回答大众的疑问,同时鼓励媒体邀请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专家进行讨论,帮助中国民众获得正确的健康知识和分析认识健康事务的能力,让不确切的信息止于人们内心的健康科学知识和判断能力,而不是政府的劳动教养制度。 传言、谣言、不确切的信息、虚假信息,是人类健康的动力,我们应该歌颂之!

万延海 | 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婚姻权利受到挑战

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婚姻权利受到挑战 万延海 《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而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分。” 有必要注意到, 1996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一些人权条约中使用的名词“或者其它身份” ( or other status )应该被解释为包括健康状况,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和艾滋病,并且根据真实的或假想的歧视受到禁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享有组成家庭的权利,其婚姻权利受到国际人权法的保护。   2006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中国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条规定: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但是,条例没有说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依法具体享有的婚姻权利是哪些。   中国卫生部 1999 年 4 月 20 日下发《 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 》,规定“ 艾滋病病人应暂缓结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申请结婚,双方应接受医学咨询。 ”《艾滋病防治条例》没有说明上述管理意见是否继续生效。   尽管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婚姻权利上的含糊状态,但是因为中国 2003 年后开始实施的婚前体检自愿原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婚姻权利实际上受到保护。   令人困惑的是,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国务院 48 号文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不再强调感染者的婚姻权利。文件第 十一 条 “ 加强权益保护,促进社会和谐 ” 提出 “ 消除社会歧视,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就医、就业、入学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 。   同时, 48 号文件第四条 “扩大监测检测覆盖面,最大限度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出“疫情严重地区要将检测咨询纳入婚前自愿医学检查内容”。婚前自愿医学检查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后,对感染者婚姻权利有哪些影响 ?艾滋病病人会继续被要求暂缓结婚吗?如果被继续要求暂缓结婚,暂缓结婚到什么时候?这些都没有对外作出解释。而此时国务院提出 “ 疫情严重地区要将检测咨询纳入婚前自愿医学检查内容 ” ,无疑对艾滋病病人婚姻权利带来困扰。   中国《婚姻法》第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   那么,医学上认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可以结婚吗? 1995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母婴保健法》第九条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的,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同时,母婴保健法第三十八条解释说,本法所称 “ 指定传染病 ” ,包含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 第八条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包括对下列疾病的检查:(二)指定传染病 。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究竟应该依据《母婴保健法》还是卫生部的一个专门文件 ?《母婴保健法》、卫生部 《 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 》 和《艾滋病防治条例》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婚姻权利上的规定是否互相矛盾?   笔者认为,中国国务院、卫生部和民政部应该依照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精神,修改或废除所有与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婚姻权利原则相冲突的规定。同时,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大众艾滋病教育和性教育,做好艾滋病性传播预防工作。

万延海 | 中国国家艾滋病中心主任为艾滋病实名制辩解

  中国国家艾滋病中心主任为艾滋病实名制辩解 万延海 发表 于 二月 27, 2012 尽管中国长期实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度,但管理松懈的医疗机构允许人们使用别名,导致中国艾滋病检测出现初筛检测可以用别名,而确诊检测必须用实名的的现实。中国近年来强调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度,包括在初筛检测中也要求实名。但是,当一些地方政府试图把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写入地方法规时,却引起媒体和网络社会的强烈反弹。在中国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支持实名艾滋病检测的意见受到广泛的批评。为此,2月23日,《中国经济导报》发表了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的专访,称“艾滋病实名制:尊重的是全社会的人权。”文中称吴尊友博士是艾滋病实名制检测的发起者。 吴尊友的一个理由是,如果不使用实名制,就无法知道检测结果的当事人。这显然是荒唐的说法,因为人们不用实名,但可以选用合适的编码。 吴尊友也为政府当年在卖血人员中强制实施艾滋病检测进行了辩护。吴尊友介绍说:河南省2004年6月就率先开始实施献血员大筛查,当时提出的策略是“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就是进入到每家每户进行既往卖血历史调查,你卖没卖过血都必须签字画押,只要卖过的,就必须做艾滋病检测。3个月的筛查下来,登记了28万人,查了25万人,发现了23100余个艾滋病感染者,这就是大规模实名制的开始。 原本政府早就应该通知当年的卖血人员,主动到医疗机构自愿接受艾滋病检测,这完全可以通过大众健康教育和到村民家里发放健康传单来实现,而不需要依靠政府强制措施。吴尊友不仅不为政府非法强制艾滋病检测进行道歉,反而作为艾滋病实名之辩护的借口,实在莫名其妙。 吴尊友在谈话中把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和人权与社会大众的人权相对立,也是非常错误的。提供匿名的艾滋病检测,保护感染者隐私,和实名艾滋病检测并不必然矛盾,但政府不能强迫所有人只能接受实名艾滋病检测。如果只能用实名,很多人因为对隐私的担忧,可能就会拒绝接受艾滋病检测和公共卫生服务,而令艾滋病流行走入地下而失去控制。所以,提供人们匿名检测机会,保护好隐私,鼓励人们主动接受艾滋病检测和医疗服务,才是保护大众健康和人权的关键。同时,保护感染者的隐私权利,并不是保护感染者特有的权利,而是保护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隐私权利,同时艾滋病也并不是现在感染的人们的专利,艾滋病涉及所有人,所有人都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保护感染者隐私和人权,也是保护所有人的权利。 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个人行为传播,而这些行为基本依赖于我们人类自己的参与。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管理好自己的行为来预防艾滋病,也就是说,艾滋病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预防的。通过提供健康教育和保护好隐私,在有安全感的环境下,人们会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和医疗服务,因为生命毕竟是自己的。因此,保护好隐私和人权,对有隐私顾虑的人们提供匿名的检测服务,才是艾滋病预防工作的关键,才能真正保护社会大众的人权。而强迫的实名制,人们没有安全感,反而会远离艾滋病检测和卫生服务,令社会大众的健康和人权受到威胁。

万延海 | 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严重侵害感染者隐私

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严重侵害感染者隐私 万延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中国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一、保护隐私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基石 中国国务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0 〕 48 号),指出“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依然严峻,目前防治工作面临着一些新情况:部分地区和人群疫情已进入高流行状态,许多感染者和病人尚未发现;艾滋病传播方式更加隐蔽,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男男性行为传播上升明显;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人群和流动人群防控工作难度加大。” 中国国务院 48 号文件提出“艾滋病传播方式更加隐蔽”和“许多感染者和病人尚未发现”,而没有发现艾滋病传播方式隐蔽和尚未发现许多感染者是中国政府相关政策和措施造成的局面。 预防艾滋病病毒性传播,早期发现感染者和病人,减少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人群和流动人群防控工作难度,关键是保护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担心自己被感染的人们的隐私和人权,鼓励人们主动寻求艾滋病相关咨询和检测服务,全面落实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关于“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的精神。 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涉及人类个体的隐私行为,通常是成年之间自愿的行为,而行为并不伤害他人。同时,艾滋病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可以预防的。除非在医院看病出现交叉感染,艾滋病病毒是通过我们个人自愿参与的行为传播的,如果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好防范,我们就可以预防艾滋病,不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因此,艾滋病的预防、救治、救助和管理,基本依赖于人类个体的参与和合作,这需要人们有安全感,需要隐私和个人权利受到保护,而不能依靠强制措施。 二、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常见的隐私暴露的情况 但是,因为法律政策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以及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传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防治条例》关于保护疾病患者隐私的规定,受到多方面挑战: 1 、 艾滋病实名制检测 。尽管《艾滋病防治条例》没有要求对艾滋病检测采取实名制,但我国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一直实行艾滋病实名检测制度。 2009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修订的《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对实名艾滋病检测提出具体的要求。一些地方艾滋病法规明确要求实名制检测艾滋病病毒感染。 2 、 医疗机构强制或擅自进行艾滋病检测 。国务院 48 号文件提出“扩大监测检测覆盖面,最大限度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要求“组织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主动开展艾滋病病毒、梅毒检测咨询,” 但相关政策建议,却可能严重侵犯人们的隐私,制造艾滋病相关歧视。目前,中国医院普遍对临床手术病人实施艾滋病检测,但检测前并不提供艾滋病咨询,也没有得到患者的知情同意,而是擅自进行艾滋病检测。 3 、 卫生部门流行病学调查或检测动员工作采取实名制 。各地卫生部门经常通过科研项目或检测项目,在特定人群中动员艾滋病检测。目前,中国卫生部门时常不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并用经济利益来诱导人们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并登记个人姓名和身份信息。 4 、 婚前“自愿”体检包含艾滋病检测,但并不自愿 。国务院 48 号文件提出的“疫情严重地区要将检测咨询纳入婚前自愿医学检查内容”,但是很多地方,婚前自愿体检并不真正自愿,不接受体检就拿不到结婚证书。 婚前艾滋病检测咨询必须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并且婚姻登记机关和婚前医学检查单位需要就婚前艾滋病检测相关的咨询、知情同意、感染者身份保密、登记结婚双方互相告知及其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 5 、属地化“医学随访”令感染者在家乡曝光。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这种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纳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属地管理,并定期进行医学随访的做法,严重侵犯感染者的隐私和自主权,特别是目前“属地管理”基本是户籍所在所在地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和随访。在一个人口密集的熟人社会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属地管理原则令感染者在家乡被曝光。 6 、自愿献血时被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导致身份曝光。 有人自愿参加献血,被查出艾滋病病毒感染,随后卫生部门通知单位,导致感染者失去工作。也有人在街头流动献血车上献血后,发现感染,被追踪到户籍所在地进行医学随访,导致身份曝光的案例。 7 、政府关怀和救助工作,曝光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隐私。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遗留的孤儿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应当免收杂费、书本费;接受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应当减免学费等相关费用。”但是,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在发放给感染者家庭孤儿和感染艾滋病儿童的课本时,刻印上显著标志,带来隐私暴露和歧视问题,也令需要帮助的孩子不敢领取刻有明显标志的课本。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生活困难并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给予生活救助。”但是,很多地方向感染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时,把感染者信息公布在社区公示栏里,导致感染者在居住地身份曝光。 8 、监狱和其他羁押场所对在押人员强制艾滋病检测,实施隔离制度,导致身份曝光。 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 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同时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需要,可以规定应当进行艾滋病检测的情形。”条例 第三十一条:“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对被依法逮捕、拘留和在监狱中执行刑罚以及被依法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和劳动教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防止艾滋病传播。” 《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 2004 年 3 月 16 日)要求:“ 公安、司法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羁押和被监管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检测、筛查、治疗和有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要采取必要措施,为羁押和被监管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设立专门场所。” 我国目前对监狱等羁押场所在押人员艾滋病病毒检测是强制性的,而且一旦被发现感染,将需要隔离在一个“为羁押和被监管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设立专门场所。 9 、“居民健康卡”全国联网,导致感染者信息普遍曝光。 我国卫生部目前在全国推行“居民健康卡”全国联网和在医院建立电子病历档案的工作,但丝毫没有涉及艾滋病等重大疾病患者的隐私保护的考虑。虽然居民健康卡全国联网确实方便了就医和异地报销,但如果不考虑艾滋病等重大疾病患者隐私保护,将不仅导致艾滋病感染者在医疗机构普遍遭遇白眼,而且在相关报销流程中,单位或医疗保障管理机构也可能获知感染者信息。 10 、公安维稳管控,威胁感染者隐私和人身自由。 2011 年 11 月 7 日,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主持召开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第四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加强和改进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 。周永康表示,“ 对艾滋病患者和易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要坚持预防、救治、救助、管理 相结合,遏制艾滋病传播 。” 2011 年 2 月 19 日和 2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中央党校分别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发表讲话。特殊人群的社会管理,是讲话的重要内容。 2011 年 2 月 25 日,河南省南阳市召开“ 南阳 市 政法 暨 平安建设 、 信访工作 会议 ”,南阳市政法委书记常康发表讲话,强调“ 加强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对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艾滋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切实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做好就业安置、教育救治、帮扶救助等工作。” 2011 年 7 月 22 日, 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 》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 调 查 ”专题下发表标题为“ 创新艾滋病与精神疾病特殊人群社会管理需强化基层力量 ”的文章,副标题是“ 艾滋病毒感染者潜水无法防治,基层人员缺乏难以应对工作难度 ”。文章一开始就标新立异和耸人听闻,强调艾滋病与精神疾病是特殊人群管理中的两个难点。文章写道: “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会感染谁、重症精神疾病患者何时发病伤及公众 …… 艾滋病毒感染者、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几乎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 “ 不定时炸弹 ” 。”“艾滋病与精神疾病对于社会良序和公众人身安全来讲,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是特殊人群管理中的两个难点。” 11 、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统计报表涉及感染者和其他隐私问题。 我国卫生部门在执行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工作中,要求执行机构,包括民间社会组织执行机构,记录参加活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男男性接触者、女性性工作者和客人、吸毒人员填写自己的姓名、地址、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甚至要求娱乐场所管理人员在工作报表上签字。这些都涉及严重的隐私和安全问题,严重妨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侵犯公民权利。  

万延海 | 中国需要改革艾滋病监测和报告制度

中国需要改革艾滋病监测和报告制度 万延海 中国广西地方立法提出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引起媒体、艾滋病防治组织和公众的强烈反应。人们在对广西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提出批评之际,却忽然了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其实是中国国家政策和国家控制政策的基础。 卫生部 2004 年 9 月 2 日颁发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对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登记和报告提出要求:“对艾滋病病毒筛查复检阳性者,须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艾滋病)》,实行实名登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9 年修订的《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提出艾滋病实名检测的详细技术要求,要求在初次筛查、复检检测和确认检测中登记接受检测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国籍、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现住址、户籍地址等。 2009 年出台的技术规范增加了身份证号的要求,似乎也是配合中国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 2011 年,中国媒体公开把艾滋病患者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议题来讨论,中国中央政法委也召开会议并发表新闻,把艾滋病纳入政法管制的目标。 实名制艾滋病检测,不仅是中国国家控制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的一部分,也是这个政策的基础。《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艾滋病监测网络”,“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定国家艾滋病监测规划和方案”,掌握艾滋病疫情变化情况和流行趋势。 政府卫生部门掌握艾滋病疫情变化和流行趋势,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个人的艾滋病检测和对群体艾滋病疫情变化情况和流行趋势的监测,应该充分考虑广泛的生命个体的需要,注意保护人权,尽可能地保护好感染者和接受检测人员的私人信息。 但是遗憾的是,中国艾滋病监测和报告系统强调了对感染者个人的国家控制,而不是侧重艾滋病疫情变化和流行趋势的分析和把握。而且,因为政府对感染者个人的控制,导致人们并不主动接受艾滋病检测、咨询和公共卫生服务,感染者和高危群体走入地下,政府反而不能及时洞察艾滋病疫情变化和流行趋势。 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中国出现三种艾滋病流行模式:静脉注射毒品人员中的流行、卖血和输血人员中的流行、以及近期迅速上升的男同性恋人群中的流行。在西南地区很多城市,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高达 20% 。在上述流行上,中国政府基本都是马后炮,缺乏事前的预测,也缺乏有效的防治策略,导致上述群体中目前依然很高的艾滋病感染率。 笔者认为,中国实行艾滋病自愿检测和自愿咨询制度,不仅在艾滋病检测上要强调接受检测人员的知情同意,也需要在登记姓名和个人身份信息上征求接受检测人员的知情同意,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匿名检测的服务。同时,检测单位向卫生部门报告艾滋病感染信息时,应该事先征求感染者个人的意见,让感染者了解私人信息通报的范围和可能的影响。 笔者认为,检测单位向卫生部门报告艾滋病感染者信息时,应该限定范围和限定通报的信息内容,比如感染者私人信息只能通报给提供艾滋病确认检测的机构和将来负责医疗和救助计划的机构。向上级卫生部门报告或同级多部门通报的只应该是艾滋病疫情和流行趋势,而不是感染者私人信息。中国需要修改《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法规提出的属地管理原则和户籍所在地卫生部门入户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制度。而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和救助计划之前,感染者私人不应该通报给国家卫生部或国家民政部。 中国卫生部门为实名制辩护的理由是,实名制有助于对感染者的配偶和伴侣进行伴侣告知,有助于为感染者提供医疗和救助的支持。尽管有上述好处,但伴侣告知、获得医疗和救助,应该通过咨询服务和健康教育,鼓励感染者主动去告知自己的配偶或伴侣,主动获取医疗和救助,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生命和自己亲人、爱人的生命。遗憾的是,中国卫生部门恰恰只重视检测,而不重视咨询,甚至卫生部门内盛传感染者被告知自己感染后会自觉减少高危行为和减少艾滋病传播的流言。 中国受到艾滋病影响的群体和民间社会组织也不能等到政府开恩提供匿名检测,而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一方面抵制强制的实名检测,一方面创造条件提供社群友好的艾滋病检测和咨询服务,同时要求政府规范艾滋病感染者私人信息通报制度。

万延海 | 实名制一直是中国全国艾滋病检测政策

实名制一直是中国全国艾滋病检测政策 万延海 中国广西准备地方立法,规定艾滋病检测采用实名制,再次引起人们对感染者隐私的关注。尽管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 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但是,感染者隐私被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包括卫生人员到感染者家里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随访时通过社区医疗机构和基层政府泄露感染者隐私。 2 月 8 日,在卫生部每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对实名制引发的感染者隐私问题表示,实名制利于治疗和预防,应从正面去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 而不是通过一个隐匿的方式 ” 。 可以说,王宇的意见属于僵化官僚体制下典型的“脑残”现象。“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谈何容易?我们且不谈中国大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我们就看看中国各地医疗机构拒绝给艾滋病患者提供手术治疗的情况,以及中国卫生部和人事部联合文件拒绝艾滋病患者担任公务员的情况,中国卫生部门不是在致力于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现实,而是一直是歧视艾滋病患者的元凶。如此情况,我们如何期待消除歧视的成果呢? 其次,即便中国政府致力于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消除歧视也不会是一日之功,而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而隐私保护却是每个感染者每天需要面临的实际压力,好像头顶一个炸弹,随时担心爆炸。而感染者身份泄露后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比如可能失去工作、被邻里、亲友、同事或同学疏远等。 再次,艾滋病患者不仅担心疾病隐私被他人获知,而且担心自己的性生活或其他不愿意他人知道的行为暴露出来。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通过性行为传播,而性行为涉及诸多人类隐私,许多行为并且受到社会道德或法律的反对,比如卖淫嫖娼行为、群体性行为、男同性恋。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就需要同时挑战相关人类性行为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制度。 其实,实名制艾滋病检测,并不是基于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现实需要的考虑,而是中国国家政府对艾滋病患者实施控制的需要。中国公共卫生体制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强调对患者的控制,而不是建立在大众健康教育基础上。中国政府并不强调人民获得信息,不强调人民在获得信息基础上自己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同时自觉承担对他人的责任,而是强调对个人的国家控制上。最近,这种早期的公共卫生国家控制制度发展成为中国公共安全部门对艾滋病患者的控制上。 中国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并不只是广西地方政策,只不过广西在地方立法上明确提出实名制检测的意见。 尽管《艾滋病防治条例》没有要求对艾滋病检测采取实名制,但我国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一直实行艾滋病实名检测制度。 2009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修订的《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对实名艾滋病检测提出具体的要求。 1987 年 12 月 26 日经国务院批准, 1988 年 1 月 14 日由卫生部、外交部、公安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旅游局、原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发布的《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现失效)第十四条规定“艾滋病为国家规定的报告传染病。”该规定不尽对艾滋病提出严格的监测制度,而且对艾滋病患者提出严格的控制措施,包括禁止外国患者入境或对已经入境者实施驱逐,对艾滋病患者实施“留验、限制活动范围、医学观察、定期或不定期访视”等。该规定第三条要求:“公安、外事、海关、旅游、教育、航空、铁路、交通等有关部门及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应协助卫生行政部门采取措施,防止艾滋病传播。”随后出台的中国传染病法提出对艾滋病患者在传染病医院实施隔离治疗的规定。

万延海 | 自愿不献血或暂缓献血,更加应该作为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

自愿不献血或暂缓献血,更加应该作为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2 年 1 月 31 日发布 根据中国媒体消息, 北京市卫生局颁发新的规定,在推动团体献血量与地区精神文明考核相挂钩 工作 的同时,无偿献血情况也将作为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认为,北京市卫生局和红十字会等部门推动团体献血量和精神文明考核挂钩的做法,以及无偿献血情况作为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的做法,既违反中国《献血法》,也违反公共卫生科学的原理,威胁中国血液安全,令血液传染疾病更加难以控制。 中国《献血法》 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 “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北京市献血和精神文明考核挂钩以及和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挂钩的做法,与《献血法》关于提倡健康公民自愿献血的精神相抵触。 北京市的做法,也违反公共卫生科学的原理。 教育、动员和征集低危险的献血者,是保证血液安全、预防血液传染疾病的最重要的一步。找到低危险的献血者,比对献血人员进行艾滋病筛查更加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以及国际输血协会强力推荐 “采用和实施 自愿和无偿献血者原则 ” 。 让人们无偿献血,有很多困难,所以需要我们通过大量教育活动来动员公众以热心公益的精神来自愿定期地献血,也就是说动员和征集自愿献血者。同时,我们也需要告诉那些已经患有艾滋病等血液传染疾病的人们不要去献血,更要提醒那些近期有危险行为而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们暂时不要去献血,因为后者可能因为刚刚染上艾滋病病毒而医学检查无法发现。 从血液安全和预防血液传染病的角度,知道自己感染血液传染病(包括艾滋病)的人们主动自愿不献血,以及近期发生危险行为的人们选择暂时不去献血,不仅预防了血液传染病的传播,保护了公众健康,也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同样应该和精神文明考核挂钩,或者与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挂钩。 我国《献血法》 第五条强调了大众教育的意义,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广泛宣传献血的意义,普及献血的科学知识,开展预防和控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的教育。新闻媒介应当开展献血的社会公益性宣传。” 《献血法》 第六条关于“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的意见实际上和献血法要求的无偿原则及自愿原则相冲突。而献血法第七条虽然提出:“国家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作表率。”但是,献血法第七条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献血工作和精神文明挂钩或与师生评优挂钩。北京市卫生局献血新规违反法律 精神,缺乏公共卫生科学原理的支持。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特此要求北京市卫生局和北京市红十字会立即取消献血工作和精神文明考核挂钩或与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挂钩的做法,否则我们将对北京市卫生局和北京市红十字会依法采取行动。

万延海 | 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对性工作(卖淫嫖娼)做出新的规定

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对性工作(卖淫嫖娼)做出新的规定 万延海   一、中国政府淡化打击卖淫嫖娼作为控制艾滋病的策略,提倡安全套推广   中国国务院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国发〔 2010 〕 48 号),提出“ 要在严厉打击卖淫嫖娼、聚众淫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重点加强对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人群综合干预工作,在公共场所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摆放安全套或安全套销售装置。 ”   尽管再次提出打击卖淫嫖娼作为艾滋病预防的策略,但强调重点是行为干预、健康教育和安全套推广。中国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国发〔 2004 〕 7 号)同样提出了“公安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卖淫嫖娼”,但是中国政府新近颁发艾滋病政策文件(包括《艾滋病防治条例》、《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 (1998—2010 年 ) 》 和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 2006 ~ 2010 年)》 )没有出现“打击卖淫嫖娼”的说法。这些文件强调了行为干预和安全套推广的工作。   《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 (1998—2010 年 ) 》(国发〔 1998 〕 38 号)认识到“吸毒、卖淫嫖娼活动在短期内难以禁绝,所以我国艾滋病加速流行的趋势十分严峻,预防与控制工作亟待加强”,需要“减少重点人群 ( 吸毒者、卖淫嫖娼者等 ) 中的相关危险行为”,“对高危人群要加强禁毒禁娼等法制教育,促使其改变不良行为。要积极推广使用避孕套,宣传共用注射器的危害。”到 2002 年,在 100% 的戒毒所、收容教育所和 80% 的监狱、劳教等收容场所中,要开展艾滋病、性病的预防教育。营业性娱乐、服务场所及流动人口聚集集的场所和组织出国人员较多的单位要必备有关的宣传资料。   中国国务院 2006 年 2 月 12 日 公布了温家宝总理日前签署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责任,并明确了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权利和义务。条例 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条例中, 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是指有卖淫、嫖娼、多性伴、男性同性性行为、注射吸毒等危险行为的人群。   《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关组织和个人对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咨询、指导和宣传教育。   《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艾滋病的流行情况,制定措施,鼓励和支持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有关组织和个人推广预防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措施,帮助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改变行为。   《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   二、控制性病和艾滋病是中国相关卖淫嫖娼法律和政策的依据   《国务院关于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 1986 年 9 月 1 日)指出:近几年来,在我国早已绝迹的卖淫活动又重新出现,并逐年增多。与此同时,我国在一九六四年已宣布基本消灭的性病又有发现,并呈蔓延趋势。针对这一情况,许多地方进行了查禁取缔卖淫活动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未得到有效制止。卖淫活动和性病的蔓延,不仅败坏我国声誉,有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危及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为了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的蔓延,特作如下通知)。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对卖淫嫖宿人员收容劳动教养问题的通知》(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为了有效地制止卖淫嫖宿活动和性病的蔓延,根据中央政法委员会七月十七日召开的电话会议精神,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修改、补充之前,现对卖淫、嫖宿人员收容劳动教养的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要求:对卖淫、嫖娼的,一律强制进行性病检查。对患有性病的,进行强制治疗。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   《卫生部 公安部关于对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治疗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指出:为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做好对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于问题的解答(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对“怎样认定传播性病罪?”解释如下:根据《决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传播性病罪,是指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进行卖淫嫖娼的行为。    (一)本罪属特殊主体,即已满十六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人。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必须实施了卖淫、嫖娼的行为。至于实际是否已造成他人染上性病的结果,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行为人通过其他方式(如通奸等)将性病传播给他人的,不构成本罪。    (三)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    1 . 有证据证明曾到医院就医,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性病的;    2 . 根据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自己患有严重性病的;    3 . 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被告人是“明知”的。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1993年9月4日国务院令第127号发布)第一条:为了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制止性病蔓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4日修订,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三百六十条  【传播性病罪】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三、 2001 年 ,公安部将男性间“不正当性行为”列入了卖淫嫖娼范畴,同时对“不正当性行为”的方式进行了表述,即不仅包括(狭义)性交,还包括口交、手淫和肛交行为。   《 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  (2001年2月18日 公复字〔2001〕4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你厅 《关于对以金钱为媒介的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如何定性的请示》(桂公传发〔2001〕35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 》的规定,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对行为人应当依法处理。   四、联合国倡导保护性工作者人权、性工作非刑事化和性工作者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2008 年 6 月 10 日 ,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在联合国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言时,全世界的性工作者向潘基文表达了致意,感谢他对艾滋病工作做出的贡献。 2008 年 3 月 26 日,亚洲艾滋病委员会发布一个报告,呼吁对性工作非刑事化,建议亚洲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不要采纳加剧艾滋病相关歧视和产生副作用的工作,比如不要对红灯区进行打击和不要抓捕性工作者。现实的做法是吸纳性工作者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去。事实上,当性工作者人权得到保护,性工作者常常会成为性健康工作的领导者。潘基文特别为此报告发表一份声明。   2007 年 4 月 19 日 ,联合国机构批准《联 合国艾滋病 规 划署 关 于艾滋病和性工作的指 导 文件》(以下简称《指导文件》)。《指导文件》指出:   1 、我 们 在 应对 艾滋病 传 播的 25 年中, 积 累了 经验 和知 识 ,但是携 带 艾滋病病毒的性工作者的比例仍然很高。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性工作者接受了足 够 的艾滋病 预 防服 务 ,而接受恰当治 疗 、 关怀 和支持的人数就更少了。   2 、联 合国遵守各 项 有 关卖 淫的 协议 和公 约 。国 际 法 规 定禁止 对 18 岁 以下儿童 进 行性剥削,禁止 强 迫成年人从事商 业 性活 动 ,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口 买卖 ,包括以性剥削 为 目的人口交易。 联 合国艾滋病 规 划署共同 发 起机构制定本指 导 文件,提供 统 一的方法,减少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 这 些性工作者是指从事性工作的成年人,年 龄 在 18 岁 以上。文件的重点是我 们 急需向所有性工作者提供有 关 艾滋病的防治、 关怀 和支持,提供生活和 职业选择 ,取代性工作。 这 些性工作者包括那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性工作者。   3 、 很多重要的因素 导 致一些人从事性工作。最重要的因素是 贫穷 、性 别 不平等、 债务 、教育程度低、人口流 动 和移民、刑事 胁 迫。 这 些因素 经 常迫使某些个人和家庭陷入 诸 如性工作 这样 的境地,而他 们 原本可以避免陷入此 种 境地。其他因素包括人道主 义紧 急情况和个人境况,如吸毒成 瘾 和家庭不幸。此外 还 有各 种 社会和文化因素,包括 对 性工作的需求、 严 格界定的性 别 角色、社会 边缘 化。   4 、很多 妇 女和女童在已知或未知的情况下因人口 买卖 而从事性工作,她 们 及其家庭此前得到的 许诺 是她 们 能 够过 上更好的生活。移民中女性的人数不断增加。女性的家庭、 亲 属、当地社区也参与女性的移居。 这 些都淡化了人口 买卖 和性工作之 间 的区 别 。因人口 买卖 而从事性工作和不管出于何 种 原因自己 选择 从事性工作的女性的具体人数常常倍受争 议 ,并 经 常 产 生 显 著不同的政治、法律、政策方面的 对 策和 结 果。   5 、 性工作者在各 种 城市和 农 村 场 所工作,从看得 见 的妓院或 红 灯区到按摩室、酒吧、酒店、桑拿浴室、陪同服 务 、街 头 或路 边卖 淫、美 发 室或美容院、咖啡店、私人住宅。由于当地 环 境不同,从正 规 的 专职 交易到非正 规 的兼 职 或偶然交易, 这 些 场 所不 论 是在国内 还 是在各国之 间 都各不相同。   6 、 所有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都很高,感染机率受到工作 环 境的很大影响。不 论 性工作者受 骗 被 买卖 而从事性工作, 还 是 为 了 满 足当前迫切的 经济 或个人需要而从事性工作,多数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都不 卫 生,缺乏管理。很多工作 场 所几乎没有提供更加安全的性活 动 ,嫖客的数量在增加,而几乎不控制嫖客的行 为 。暴力、 团 伙威 胁 、 场 所老板和控制人、 债务 、收入水平低、生活条件差等都增加了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影响了我 们 促 进 更加安全的性活 动 的努力。   7 、在很多国家, 现 有的法律、政策、 实际 情况 导 致了地下性工作的蔓延。因此,向性工作者及其 顾 客提供艾滋病 预 防、治 疗 、 关怀 和支持 项 目 变 得非常困 难 。他 们经 常无法 获 得良好的健康服 务 和艾滋病 预 防措施,例如男用和女用安全套、因 强 奸而接触病毒后的 预 防(暴露后 预 防)、 紧 急避孕、性 传 播疾病的 预 防、吸毒治 疗 以及其它危害降低服 务 。我 们 要克服向性工作者提供服 务时 面 临 的 诸 多困 难 ,包括她 们 在医 疗 和社会服 务 中遭受的歧 视 以及 执 法人 员对 她 们 的歧 视 。那些在已知或未知的情况下被非法拐 卖 出国的 妇 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更高。她 们 没有 证 件。犯罪 团 伙 为 了防止她 们 逃走,拿走了她 们 的 证 件。她 们 不会 说 当地的 语 言,无法 获 得医 疗 服 务 或只能得到有限的医 疗 服 务 。她 们经 常无法 获 得 别 人的支持和帮助。   8 、 各 项 研究和 项 目表明我 们 可以解决性工作中艾滋病 传 播 问题 ,并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包括提供艾滋病 预 防、治 疗 、 关怀 和支持,但是国家政策和 项 目通常无法 满 足 这 些要求。国家内部以及国家 间 人口流 动 性的增加加大了性工作者及其嫖客、家庭和社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国家 应发 展一些所需 项 目,减少性工作中艾滋病的 传 播机率。   9 、 使警察、妓院老板、性行 业 管理人 员 、当地 卫 生部 门 、性工作者及其 顾 客共同参与,引入性工作 场 所从 业 准 则 ,包括使用安全套, 预 防、 诊 断和治 疗 艾滋病及其它性 传 播疾病和生殖系 统 疾病,消除 对 性工作者的性 别 歧 视 , 规 定 顾 客的良好行 为标 准。   10 、 有效 预 防艾滋病的原 则: 1 )所有艾滋病 预 防工作 / 项 目的根本必 须 是促 进 、保 护 和尊重人 权 ,包括性 别 平等。 2 )艾滋病 预 防 项 目不尽相同,必 须 适 应 当地的流行病 环 境以及 经济 、社会和文化 环 境。 3 )艾滋病 预 防工作必 须实 事求是,以 现 有的知 识 和有效的方法 为 基 础 ,加大相 应 的投入。 4 )艾滋病 预 防 项 目必 须 全面, 执 行各 种 行之有效的政策和 规 划干 预 。 5 )艾滋病 预 防 关 乎生命。因此, 现 有的干 预 以及新技 术 的研 发 都需要 长 期的持之以恒的努力,要 认识 到只有 经过长 期努力才能看到效果, 继 而保持 这种 效果。 6 )艾滋病 预 防 规 划必 须 具有一定的覆盖范 围 、 规 模和 强 度,从而 带 来根本性的 变 化。 7 )社群参与艾滋病 预 防 项 目 对扩 大 项 目的影响至 关 重要。   五、中国存在的问题   1 、(女、男、跨性别)性工作者及其客人(卖淫嫖娼人员)作为“ 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 ”,受到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视,但是这种关注主要是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基本限于疾病防治工作,而缺乏对性工作者的权利关注,缺乏对性工作者生存处境的理解,缺乏对性工作者的全面帮助机制。   2 、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缺乏性工作者的主体性参与。性工作者经常是被忽略;在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中,性工作者要么作为教育的对象,要么作为同伴志愿者,而很少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的计划和领导工作。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性工作者处于被动的地位。   3 、中国政府曾经以打击卖淫嫖娼作为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主要策略,而现在虽然淡化了打击卖淫嫖娼作为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工具,而强调卫生工作者和同伴志愿者开展的行为干预工作,但是卫生工作并不享有优先地位,公安部门的打击行动并不因为良好的卫生工作而停止。公安部门的打击行动时常破坏卫生工作者在性工作者社群中建立的信任和社会关系。   4 、中国新近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强调娱乐场所提供安全套,要求洗浴场所必须放置安全套,并规定公安部门不能以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安全套让公共娱乐场所的性行为不再能够隐晦或隐藏。因为担心公安部门查抄,娱乐场所经营者时常不原意公开放置安全套,不支持社群工作者在场所内开展工作。不放置安全套,娱乐场所老板一方面可以装着不了解客人的行为,从而规避法律责任,一方面公安部门也难以抓获性行为(包括卖淫嫖娼)的证据。   5 、中国卫生部门注意到公共娱乐场所的性行为(包括卖淫嫖娼),为艾滋病防治工作,制定了一些面对现实的政策,在娱乐场所推广安全套和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中国公安部门也注意到娱乐场所的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但却坚持依照现有法律予以打击的态度。卫生部门淡化了通过打击卖淫嫖娼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立场,但却没有争取到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优先地位,没有让艾滋病防治工作成为一个优先于法律行动的特殊领域,也就是说,在提供良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推广安全套,制定娱乐场所行业规范,严格要求性工作者和客人行为规范的情况下,公安部门不能介入调查和打击娱乐场所的性行为(包括卖淫嫖娼)。   6 、因为公安部门的打击政策,导致娱乐场所的性安全工作处于一个晦涩的状态。娱乐场所的性问题不能公开得到讨论,娱乐场所内有性行为,并产生后果,却缺乏性的教育。中国缺乏一个协调良好的、总体性的关于娱乐场所性行为和卖淫嫖娼的政策。   7 、中国政府缺乏一个有力的娱乐场所安全套推广计划,包括: 1 )政府提供的安全套很少, 2 )政府提供的安全套存在很多质量问题,往往不能为娱乐场所使用,特别是缺乏被男男同性恋者群体接受的安全套; 3 )对娱乐场所安全套发放工作,缺乏具体规定,缺乏量的规定,安全套推广成为空话。   六、给中国政府的建议   1 、中国政府(中央和地方)需要明确艾滋病工作的优先地位,确定卫生部门和艾滋病民间组织(包括性工作者成立的组织)在艾滋病防治中的特殊地位,确保其工作不受到公安部门的干扰。   2 、中国政府(中央和地方)需要明确规定,在提供良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推广安全套,制定娱乐场所行业规范,严格要求性工作者和客人行为规范的情况下,公安部门不能介入调查和打击娱乐场所的性行为(包括卖淫嫖娼)。   3 、中国政府应该在政治和经济上鼓励性工作者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对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性工作者予以必要的照顾,不随意动用法律打击。应该鼓励和支持性工作者成立自己的组织,并获得注册;这些组织不仅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也参与性工作者全面的社会工作,包括反暴力和法律援助。   4 、性工作者需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规划中,需要成为艾滋病工作的领导者,而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或限于社群同伴教育工作。   5 、中国政府不仅需要规定娱乐场所放置安全套,而且需要为娱乐场所安全套买单,需要对娱乐场所安全套提供作为具体规定,确保一定量的安全套供应。   6 、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修改现有法律和政策中把打击卖淫嫖娼作为控制性病和艾滋病传播策略的规定,特别是需要修改刑法中相关性病传播罪的条款。

万延海 | 北京市献血新规违反科学和法律

北京市献血新规违反科学和法律 万延海 根据中国媒体消息, 北京市卫生局颁发新的规定,在推动团体献血量与地区精神文明考核相挂钩 工作 的同时,无偿献血情况也将作为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笔者认为,北京市推动团体献血量和精神文明考核挂钩的做法,以及无偿献血情况作为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的做法,既违反中国《献血法》,也违反公共卫生科学的原理,威胁中国血液安全,令血液传染疾病更加难以控制。 中国《献血法》 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 “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北京市献血和精神文明考核挂钩以及和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挂钩的做法,与《献血法》关于提倡健康公民自愿献血的精神相抵触。 北京市的做法,也违反公共卫生科学的原理。 教育、动员和征集低危险的献血者,是保证血液安全、预防血液传染疾病的最重要的一步。找到低危险的献血者,比对献血人员进行艾滋病筛查更加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以及国际输血协会强力推荐 “采用和实施 自愿和无偿献血者原则 ” 。 让人们无偿献血,有很多困难,所以需要我们通过大量教育活动来动员公众以热心公益的精神来自愿定期地献血,也就是说动员和征集自愿献血者。同时,我们也需要告诉那些已经患有艾滋病等血液传染疾病的人们不要去献血,更要提醒那些近期有危险行为而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们暂时不要去献血,因为后者可能因为刚刚染上艾滋病病毒而医学检查无法发现。 《献血法》 第五条强调了大众教育的意义,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广泛宣传献血的意义,普及献血的科学知识,开展预防和控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的教育。新闻媒介应当开展献血的社会公益性宣传。” 《献血法》 第六条关于“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的意见实际上和献血法要求的无偿原则及自愿原则相冲突。而献血法第七条虽然提出:“国家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作表率。”但是,献血法第七条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献血工作和精神文明挂钩或与师生评优挂钩。北京市卫生局献血新规违反法律 精神,缺乏公共卫生科学原理的支持。 近期,中国各地因为血液自愿紧缺,导致卫生部门出现一系列违法乱纪的事情。 2010 年 10 月,中国各地出现血荒现象。为此, 2010 年 10 月 29 日,卫生部机关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共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率先参加无偿献血。 中国 卫生部主要领导带头献血,有着积极意义,但卫生系统开展无偿献血活动需要依照国家法律规定。中国《献血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卫生部颁布的《献血者的体检标准》对 “ 献血者体格检查标准 ” 做出规定,其中对年龄的要求是 18-55 周岁。而卫生部部长陈竺生于一九五三年,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生于 1954 年,两人均超出法定献血者年龄的上限。 2011 年 9 月以来,武汉市临床用血开始紧张,当地各级医疗机构开展了医护人员集体献血活动。 2011 年 12 月 30 日,武汉 市卫生局发起了“白衣战士捐热血,心系病患献爱心”活动 。根据武汉市 血液中心有关人员保守估计,此次活动结束后,在武汉市去年夏季和今年冬季血液紧张时“火线献血”的医务人员将达到 10000 多人 。 据悉,本次武汉市 万名医务人员集体献血旨在用行动证明“献血无害”,而一些医护人员刚下手术台就上献血 车。 遗憾的是,武汉市卫生部门发起的医护人员集体火线献血,既不符合保护献血者身体健康的要求,也不符合保障血液安全和预防血液传染病的要求。 刚刚下手术台就上献血车的行动,对血液安全构成威胁,为血液传染病的扩散创造了条件。众所周知,医护人员在手术中可能因为缺乏防护而感染艾滋病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乙型肝炎病毒等血液传染病,但是因为艾滋病病毒感染、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存在窗口期,刚刚被感染后不久,医学检测无法发现感染,因而就可能把上述血液传染病传给接受输血的临床病人。 笔者认为,中国献血工作必须严格遵守《献血法》,尊重献血的无偿原则和自愿原则, 保证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身体健康。

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博讯的“百大知识分子”和乌有之乡的“十大汉奸”

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推出了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毛派乌有之乡网站也推出了2011年的“十大汉奸”评选活动。 *博讯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 2009年以来,博讯一直在评选百大公共知识分子。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和去年的差不多。 不过,博讯的评选和公布方式,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比如,维权律师维权组织;新闻和传媒界;作家、记者;学者;政界人士;网络人士;等等。而今年则按拼音排列。去年第一位是莫少平,第二是滕彪。今年第一位是艾未未,第二位是艾晓明。 *中国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如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等均在名单上。 *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如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也在名单之上。 *港台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香港的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台湾的龙应台也被列入名单。 *CCTV的公共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名单的几个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柴静、韩寒、李承鹏、刘苏里、王克勤、五月散人、熊培云、笑蜀、杨继绳、周志新。特别是柴静,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 *方舟子首次进入排行榜,但“绝不接受”称号*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今年也登上了博讯百大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方舟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不认同这个说法,也不同意被列入这个排名榜:“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国内已经坏掉了,被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把名声搞臭了。我绝不会去接受这样的称号。” 方舟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拿到了生化方面的博士学位,是美国互联网站‘新语丝’创办人。 *乌有之乡网民选方舟子入十大“汉奸”行列* 方舟子虽然被列入了博讯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也把方舟子列入“十大汉奸”候选人。乌有之乡12月20日推出评选“十大汉奸”活动,公布了一份候选名单,其中就包括方舟子。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了也在“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的贺卫方、辛子凌等人。 乌有之乡一网友(galysw)在评论方舟子时说:方舟子的主要“罪状”就是他“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文中说,方舟子的真名就象他的国籍一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文中说,“此人在1990年为达到出国目的,伪造直系侨属证明,欺骗学校和政府,并因此赖掉了应交的12500元培养费。” 这名网友说,方舟子“此人在美学习一无所长,回到国内呼风唤雨,高举学术打假大旗,诬陷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极力推销转基因伪科学,误导中国人食用转基因毒素,妄图毁掉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实现其主子的邪恶目的。” *乌有之乡:CCTV白岩松也列入“汉奸”行列* 乌有之乡虽然没有把“百大”之一的CCTV的记者柴静列入名单,但是,把柴静的同事白岩松列入了,排名第二。该网友的评论说:“白岩松,一个板着一副面孔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占据着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不断向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和汉奸思维,吹捧洋奴哲学,压制民族精神,妄评砸“日本开拓团”碑不值、不用、也不提倡,反对抵制家乐福称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此人尽管没有很突出的汉奸言行,但他利用央视平台对国人进行汉奸教育,危害极大。”

公共知识分子活该吃枪子?

没有一个简单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包括在官办机构领取薪酬的,比如在大学、研究所或媒体工作的,也有独立于官僚体制,自办民间智库,或创办民间网站或媒体,发表自己对世界看法的。 尽管人们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分属于不同的思想流派,或对世界的看法有一些基本的脉络,但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基于中国的政治现实,选择依托现有的体制,但对现有体制持批判态度,期待并推动体制的变革。在政治谱系里,这些人看上去是处于中间的状态,具有中间派的很多特点,比如立场看起来不那么鲜明,强调知识分子专业和独立的立场,很多时候看起来有点墙头草。同时,因为相对安全,所以社会网络关系庞杂,体制内外有广泛的人脉。 在政治派别对抗中,有智慧的政治家会向公共知识分子借力。从执政者角度,公共知识分子一般并不挑起政治事端,但通过和其接触,可以看到社会的思潮和发展的方向。在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寻求妥协和建立社会团结的桥梁。比如,近期广东乌坎事件中,诸多知识分子两边喊话,既支持村民维权和自治,也给政府出谋划策,而当政治妥善处理此事后,大家也给政府叫好,但并不依附政府,而是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 从反抗运动角度,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每一天都在瓦解专制体制,同时通过公共知识分子及其粉丝们的网络,反抗运动可以找到很多着力点。比如,在对诸多社会议题的讨论上,涉及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公共知识分子引导社会议题,有助于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在对一个个社会议题的讨论中,知识分子发挥了社会动员和组织作用。如果反抗运动不能借助公共知识分子,而是视其为专制帮凶,反抗运动就会成为小圈子的俱乐部,不能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力。 但是,公共知识分子却时常受到政治两极的挑战和攻击。这或许也是正常的政治现象。政治运动需要假想敌,在二元对立的口号下,可以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似乎成为制造和打击假想敌的障碍。公共知识分子色彩丰富,在政治谱系上占据中间部分很大一块。所以,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遭遇各种批评和攻击,无论明枪还是暗箭,应该都属于自然的现象。我们应该习惯公共知识分子或中间派别的人们受到来自政治上的批评或挑战。公共知识分子吃枪子,是其所处位置决定的。 Categories: 中国政治  |  标签: VOA , voachinese , voachineseblog , wanyanhai , 万延海 , 公共知识分子 , 政治变革 , 政治派别对抗  |  Leave a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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