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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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一句话证明你在中国

以下评论均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夹了笔的海盗:中国共产党万岁!! 讨厌腊肉陷的包子:伟光正万寿无疆。 我爱小米粒88:领导先走 王国文文子:情绪稳定 你的百分之二十:户口 等待lilac:为人民服务 长椿街东里的胖子:喂人民服雾 深度领悟:这几天空气质量老是优良,不太习惯。周围的人每天早上都要趴汽车尾气管那闻一会儿才能精神抖擞的去上班。 SIR晏伟:去香港要办签注 Ai-用创业代替就业:天安门! 巴神就爱吃火锅:鲜红的红领巾在胸前飘扬...

爱思想 | 秦晖:“牛奶掺假”史:“食品安全”的过去与现在

   我国在乳业已经是买方市场的时代,还频繁出现严重掺假,着实有点奇怪。说毛泽东时代的食品安全标准更高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确实不能单纯说是一种市场现象。    国人食品的"前牛奶时代"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对现实的理解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闹得人心惶惶,尤其是国产奶粉掺入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曾经成为舆论的热点。于是有人说这都是改革后的结果,据说市场经济使人唯利是图,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这种问题。    毛泽东时代大概的确没有毒奶粉问题,因为那时除牧区和具有游牧传统的少数民族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几乎完全不消费牛奶。当时相当部分的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牛奶完全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品。记得我插队前家乡南宁这样一个首府城市,全城只有一间被视为高端消费场所的"奶品店",在那里喝杯热牛奶的价格是一杯豆浆的10倍,从小直到初中毕业下乡前,我大概也就跟着父母去喝过两三回。下乡后,我们村一位当地出身、在外当大官的衣锦荣归,随行公子比家乡同龄儿童高出一截,村民纷纷传言说这孩子是"喝过牛奶"的,所以长那么高,那口气牛奶简直如仙丹一般。    当时我国基层商店是见不着乳品的,大城市商店里的速食乳品则主要是昂贵的罐头炼乳,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当时中上层国人也难问津。一种麦粉、糖和少量奶粉配制的"麦乳精"(又名乐口福)就是高级营养品,送礼、看病人能用到它,就是很大的情分了,而产量很少的纯奶粉主要用作高档食品工业的添加剂,商店里几乎看不到。那时婴儿的代乳品主要是米浆,一般育儿之家都备有磨米浆用的臼罐,市售的"代乳粉"也是米制品。    我国传统汉族农村,无论南方的水牛,还是北方的黄牛,都是役用的,乳牛、肉牛是外来的近代事物。但是在牛只归农户所有的时代,在以役用为主的前提下,农家偶尔也有享用牛肉、牛乳的机会。    惟在公社时代,不仅耕牛皆归"集体",而且国家对"集体所有"的耕牛也控制极严,历史上出于重农抑商理由就出现过的限制宰牛令,在新中国更是空前严格。即使丧失役用价值的病、废、老牛,没有报经政府查验批准,"集体"也无权宰杀。大饥荒时期,村民饿殍盈野,而牛却瘦骨嶙峋地活下来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不忍村民饿死、犯禁杀牛救饥的队干部还成了"私杀耕牛犯"而陷身囹圄。牛肉如此,牛奶亦然。所以公社化时代农民消费牛肉牛奶的机会实际上比传统时代还少。    可以说在改革前,除了"顶层"外,即便是中上层中国人,通常也只能从"大白兔奶糖"、"麦乳精"和一些高级奶油奶味点心中体会作为添加物的牛奶美味,而大多数底层国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接犊的饲养员除外)根本连牛奶的气味都闻不着。    当年的"食品安全"问题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那时的"食品安全"标准高于现在。事实上,正如按今天的标准属于"无证行医"的"赤脚医生"、按今天的规定几乎近于犯罪的"马厩里给人动手术",在当年确实挽救了许多穷人的生命一样,那时饥不择食的贫困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靠今天所谓的"问题食品"活下来的。    改革前,我国农业尽管化肥、农药没有今天用得那么多,但那时的化肥、农药品种的"安全"性可比今天严重得多。当时用量最大的农药,还是西方早就禁用了的、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的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所谓累积性,通俗地讲就是那东西进入生物体后只吸收不排出,无论用量多少,日积月累总会导致毒害。西方环保名著《寂静的春天》,就是讲有机氯农药的可怕。可是那时中国一般百姓的粮食几乎没有不残留这种可怕成分的,能天天吃上这样的东西而不挨饿,在那时已经是很幸福了。    我在农村时亲眼看到当时对六六六的滥用:不但用于田间,还被当地人用于熏杀马蜂(马蜂蛹和幼虫是当地美味)、用于毒鱼以取食。可悲的是,农民并非不知这样取食有害,只是饥不择食啊。那时的农民甚至有把六六六粉往自己身上抹用以杀灭虱子的。除了有机氯,当时的农业还广泛使用剧毒、高残留有机磷(1605、1059、3911等)、汞制剂(赛利撒、西力生)等。这些东西在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大都是禁用的。    有趣的是,那个时代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有害食品"说法。我插队的广西田林县山区有各种竹笋,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那是山民的美食,其中"八渡笋"还是著名土产。另有一种苦竹笋,鲜笋略带苦味,水漂两日除去苦味后还是好吃的,但老乡告诉我们不能吃,为什么?说是因为那东西"刮油",人吃了会瘦!回想起来,今天有哪个企业家能开发那种具有"刮油"功效的苦笋,岂不是最时尚的减肥商机?但在那个时代油水极缺,人们普遍营养不足,长相瘦弱。而幸福的标志是"心广体胖",富贵者的形象是"大腹便便",乃至直接谓长胖为"发福",胖子为"富态",市面上肥肉比瘦肉价贵,猪板油又比肥肉更贵,养猪成功的标准是有"几指膘"。这样的背景下,今天所谓的减肥食品自然就是那时的"有害食品"了。    我们那里还有的农村种萝卜只吃叶(萝卜缨),白萝卜本身是不吃的。由于人不吃,那里的萝卜也被培养成了根小叶大的品种--也可能相反,是人们不培养大根品种而使其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态。但无论如何,当地人说白萝卜吃不得,为什么?因为"吃了饿人"。其实白萝卜有"健胃消食"功能,中药书里倒是写着的。而那个时候农民无食可消,唯恐胃健,哪里经得起这种加剧饥饿的"健胃消食"?当时人们都为填充荒腹而犯愁,1960年代初甚至清华大学都曾推出"科研成果""双蒸饭":把蒸好的米饭再蒸一次,使其蓬松体大好"哄肚皮",而且还像是吃上"干饭"--那时很多人喝稀饭都喝怕了。    1970年代虽然已经不像大饥荒时代那样不择手段地"充饥",但是当时推广的很多"成果"仍是以难吃(当时的说法叫"节约粮食")、难消化(当时叫"顶饱")为特点,典型的如粗粝到"喂马马都不吃","人吃了拉不出屎"的"杂交高粱",当时曾以其产量高而且"既节约又顶饱"的"优点"在北方各省广泛种植。这样就无怪乎帮助消化的东西也是那时的"有害食品"了。    牛奶时代:"与时俱进"的掺假-测假史    当然这些都与牛奶无关了。直到改革初期,中国平民才对牛奶有了需求。1980年代我国奶业开始起步,但时至1982年,10亿人口的中国奶产量仅595万吨,人均奶消费仅5.9公斤,而同样人口众多的穷国印度,同年人均奶消费已达20公斤(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附录628、630、695、697页统计),国人的奶消费水平甚至不到印度的30%。除去牧区牧民(众所周知中国有广大的牧区以及人口比例不高但却是奶消费主力的牧民,而印度传统上几乎全境务农,基本没有纯牧区和纯牧民)外,一般中国人的奶消费不会及上当时印度水平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了。    当时市售奶粉开始常见。但至少在我工作的西安市,那时市售奶粉半为廉价的羊奶粉。1980年代,奶山羊饲养在北方许多省份盛极一时,羊奶粉因之而兴。不过那时的羊奶粉通常都不"挂羊头"而径称"奶粉"或"全脂奶粉",如果不了解生产厂和牌子,你就要消费时才尝得出是牛奶还是羊奶。以至于那时以牛奶为原料的产品纷纷标明"牛奶粉"以示区别。    通常"牛奶粉"要比"奶粉"价贵,但是质量也成问题。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加糖太多,奶粉超甜,其实就是以廉价糖粉冒充奶粉。以至于一些厂家又打出"无糖奶粉"、"淡奶粉"的牌号。但是淡奶粉也不见得就没有问题,因为那时还流行在奶粉里掺淀粉,甚至工业淀粉,其实这比加糖还糟。我就曾买过一种廉价"奶粉",冲泡后除了淀粉糊,还有很多连淀粉也不是的、豆腐渣一样的东西,几乎没有奶味。如此恶劣而公然的情况当然不多,而且当时也有些品牌口碑不错,如"完达山"、"红星"等。    但是总的来讲那时的奶粉质量不佳,而且民众消费能力低下,奶粉消费还处在"初级阶段",昂贵的进口品牌极少见到,国产奶粉绝大部分是全脂奶粉,极少数为脱脂奶粉,如今流行的配方奶粉当时几乎没有。由于没有婴幼配方奶粉,一般奶粉质量也不可靠,加上国人还很穷,加工成本能省则省,所以与奶粉相比,当时国人尤其是婴幼儿主要还是消费鲜奶--那时灭菌保鲜密封包装技术还未传入,所谓鲜奶即未经灭菌,需要煮食的瓶装原奶。由于不密封,购买时就能闻到气味,所以奶粉中那种羊牛奶不分和几乎没奶味的恶性造假就很难在原奶中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首先是那时牛奶供应极为短缺。有婴儿之家需凭配给卡订奶,每天一大早到奶站排队取奶是当时的一道晨景。而奶场自产有限,奶源很大部分是向农户收购来的。由于供给短缺,那时就盛行掺假现象。我们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出生后,家里由于为奶操心,当时就注意到这些情况。以后我也保持了相当的兴趣,对1980-1990年代牛奶掺假和测假防假手段的轮番"进步"还是有所了解的。    据西安奶业人士说,与掺假斗争的第一回合自从奶业初兴时就开始了,那时一些奶农为图利就好往奶里掺水。因为掺水后奶的浓度降低,奶站收奶时就用波美浓度计来测假。    于是不久又有了第二回合:一些奶农发明了掺米浆,甚至自备波美浓度计调节稀稠,这样可以保持浓度,波美浓度计测不出来。收奶方于是引进了有机氮检测技术,因为牛奶蛋白质含有机氮,而米浆成分主要是淀粉,不含有机氮,奶中有机氮含量低于正常,就表明有掺假。    结果,掺假者又发展出第三代技术,即在掺入的米浆中加尿素,尿素富含有机氮,检测仪就被骗过了。知情者告诉我,收奶时没有特殊仪器是测不出尿素的,但煮奶时,由于尿素遇热分解会释放出氨气,人就可以闻出氨臭。果然我就遇上过这种情况,但你找谁投诉去?    当时由于消费者对牛奶质量缺乏信心,就出现了两种景观:一是不少市民自养奶山羊,因为都市里不好养牛,羊却比猫狗等宠物大不了多少,可以悄悄养着。家养奶羊自己挤奶,虽然按时人观念,羊奶是不如牛奶的,但总比掺假的牛奶强吧!二是一些郊区奶农与城市消费者直接交易,事先征订,大清早牵着乳牛进城,当着消费者的面挤奶,以免掺假之嫌。这样做当然也有一个条件:当时中国城市还是自行车时代,街上汽车不多,交通管制不严,除了市中心一些门面大街,边缘和近郊城区的街巷还是可以牵牛进来的。    当然这些办法"交易成本"大而成交量小,难为长久之计。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乳业迎来大发展,凭证供应、奶站取奶的景观基本消失,超市所购灭菌包装的鲜奶打开即食的消费方式,也取代了原奶煮食的习惯。加之大型乳业公司纷纷崛起,"麦乳精"已成逝去的记忆,全脂奶粉、配方奶粉、酸奶等商品品牌令人眼花缭乱,乳业已走出短缺经济,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就笔者而言,随着孩子长大,自己也不再煮食原奶,我对牛奶质量的关心也逐渐淡化了。 可是就在这时,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惊人爆发。我不禁恍然大悟:这不是第四个回合了吗?当年的尿素与如今的三聚氰胺,其实都是走的"以廉价有机氮冒充蛋白质"的思路。尿素的化学名称就是碳酸酰二胺,与三聚氰胺都是同样以胺态有机氮来鱼目混珠的,而且工业生产三聚氰胺的原料就是尿素。不同的是,尿素溶于水,可以掺进液态奶中,而三聚氰胺难溶于水,只能掺进固态的奶粉中。同时三聚氰胺的热稳定性强于尿素,不会一加热就分解,释出氨气露出马脚,但惟其如此危害也更大,可以说是第四代掺假技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650.html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呂秉權 – 慎防國民教育中的三聚氰胺

星期日生活    2012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在內地地溝油「吃了不知」到「知了亦迫着吃」的年代,作為一對兩歲大兒子和兩個月大女兒的父親,筆者和廣大父母一樣,寧可自己中招亦不忍讓子女受到問題食品遺害,想方設法保護他們的身體免受慢性中毒。 故此,生了孩子後,我們一家便比以前更着重食物安全,改變了以往一些飲食習慣。例如:不用國產食油、飲東江水要裝濾水器、可以的話盡量吃本地有機菜和嘉美雞,以及吃蘋果不挑國產等等(因很多國產蘋果都用農藥袋套包栽種)。 令人失望的是,最近發現一隻港人甚有感情的兒童紙包豆奶和連鎖餅店出品的「瑞士卷」均搬往內地生產,很多人遂停止購買。 內地食品不時被揭發含有有害物質,有些像毒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樣,是故意添加的;有些則受環境污染或是農藥殘留,屬必然的惡,避無可避。 對孩子們的健康,家長尚且如此操心,對子女們的價值觀、認知和思想,萬一有意無意的被誤導,家長們又何嘗不擔憂和着緊? 政府用納稅人公帑資助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形容中國共產黨為「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這樣的提法有如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在檢測時能過關斬將騙過儀器,虛高蛋白質含量,兒童飲用後確有飽肚之感,但頭部會無故水腫變成「大頭娃娃」,腎石亦慢慢暗結。〔 Vic:三聚氰胺奶粉的直接受害者是「結石寶寶」,與 「大頭娃娃」不同。後 者2004年曝光,比三聚氰胺早四年。奶粉造成「大頭娃娃」,是因為蛋白質含量嚴重不足,令嬰兒營養不良。加入會造成嚴重腎結石的三聚氰胺,正是為了令奶粉的蛋白質含量在檢測中過關。中國人向來靈活變通,非常聰明。 相關報導連結 〕 《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對中共的偏頗描繪,虛高了中共的正面形象和認受性,在天真無邪和未懂世事的學童心裏騙取得分,為中共在「蛋白質」測試中贏得認受。但只要學子們拿這些論述,問一問中國普羅百姓是否如此,他們定會瞪眼看着你是不是有腦水腫。 執政集團「無私」貪腐 在「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的講法中,單說「無私」這點已站不住腳。 據人民銀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的報告指出,截至2008年,內地已有過萬名貪官、黨員非法轉移8000億黨產、公款到海外。此數還未計入受包容傾掂數而未入帳的數字、2008年至今的新進帳,以及各級「父母官」在國內私吞而未曝光的「無私」貪腐。這條總數肯定會比神九、天宮「交會對接」更天文的天文數字。 再者,中國各大利益集團及皇親國戚,「無私地」分贓包攬了各油水肥肉領域,坐食金融、科技、電訊、電力、石油等行業,「執錢為民」。中共高層研究專家林和立,早前的評論亦再提到「薄熙來或習近平的親屬都把超過數十億人民幣家財大部分轉移到國外,而且中共泰半高幹的兒女亦已取得西方國家的居留權。」而筆者再提的是,一些中共明日之星,妻兒亦出國「走出去」,「裸官」得只裸剩塊枯葉「擋中央」。究竟這個執政集團的「無私」,「無」在哪條「毛」? 「中國毛色」:「以黨為先」 要談「中國模式」,我們應先了解「中國毛色」是什麼顏色。 「中國毛色」是紅色的,特性是「以黨為先」。在黨國體制下,黨的利益往往優於國家和人民利益。 先談中共文宣中對中央領導人的職稱,它是嚴格奉行「黨、政、軍」的次序,黨職永遠行先,例如: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 至於國家利益是否高於黨的利益?非也。 國務委員戴秉國,在2010年的《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一文中指出,國家的第一核心利益是共產黨領導,第二核心利益才是領土完整,第三核心利益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黨的絕對執政等同國家第一核心利益,凌駕國家領土完整,高於經濟發展。 在法律方面,法律又是否高於黨?亦非也。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2007年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對全國政法委書記、大法官和大檢察官提出著名的「三個至上」,依次是: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在法律工作上,黨的事業凌駕人民利益,憲法和法律竟然被擠至最後,這是何等荒唐的「法治國家」!《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為何不討論「黨」大還是「法」大?為何不談政法委書記這個以黨壓法的怪胎? 另外,每逢中共高官被揭發違法亂紀,如薄熙來、陳良宇、劉志軍等大案,他們首先是接受經年的黨紀調查和處分,其後才移交司法機關,黨紀終究凌駕國法。國民教育可探討為何如此。 另一方面,談到中共的「團結」,未知負責編寫教材的專家學者,為何不參考新華社前高級記者楊繼繩的著名作品《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莫非書內所寫的鬥爭很團結、很和諧?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去年6月曾經說過:「內地國民教育內容不能照搬到香港,要適應香港的需要」。《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中有關「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的講法,極可能不符合王光亞的要求,擦鞋擦出禍,給中央幫倒忙。 文字上的中國、《新聞聯播》內的中國,實際民情的中國和網絡世界裏的中國,這些「中國」的表述有時是互相補充,但更多時候是彼此對立和否定,撕裂着人們對真實中國的認知。這些撕裂反映在李旺陽離奇死亡事件上,反映在上月天津大火的死亡人數上,反映在去年溫州動車追撞事故的處理手法等等。 作為一對年幼子女的父親,筆者一直躊躇,未來如何幫助他們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 出入天堂與地獄 遊走中國大陸,採訪時政、人權和民生,筆者經常出入天堂與地獄,見證國富與民窮,反差之大,盡在這個「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並存的國度。 這時剛採訪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那時即要追蹤上訪者在黑監獄被強姦;此刻採訪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威武列陣風采過人,轉眼就要跟進報道核試軍人患癌、生畸胎禍延下一代的專題;早上採訪「七一」黨慶黨員集體宣誓,下午就拍攝黨官對京郊老人院截水截電;今天與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企業富豪並坐複式辦公室的樓梯扮親民,明天就和「有汗出無糧出」的外省民工一起瞓街跟進討薪。 在這國度,我們既有國家領導人口中的中國,亦有窮苦百姓所經歷的中國。前者吃着上乘的特供產品,後者吃着既能維持生命又令人短命的各類有害食品。 在這國度,我們既有「中國人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宣稱,也有李旺陽、陳光誠、劉曉波、譚作人等人權災難及株連事件。 作為家長,筆者希望他日能帶子女回內地多走一走,認識真實的中國。不是參加官辦交流團,而是到農村鄉間和城市小巷,多與老百姓傾談和拜訪,探訪上訪者,聽他們說出真實的民情與國情。 「看看你們沒有準備的地方」 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鄉視察,經常臨時改變行程「攻其不備」,了解基層真實情况,最常說的話是「看看你們沒有準備的地方」。總理溫家寶亦深受其影響,不相信預先安排好的官樣文章有什麼好看,在農村調研中時有「假身動作」刺探民情。 跟隨最懂落區的領導人的落區心得,參加了國民教育交流團的同學們,你們應該知道怎麼做。真實的中國,絕對不在這本《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內和交流團的官式行程中。 近日,西藏自治區書記陳全國,到藏區學校宣揚愛國教育,叮囑校方要引導學生「從小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另外,藏區又推行了「偉人像」入藏廟大行動,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四代偉人,與國旗齊齊進廟受人景仰,至今「偉人像」和國旗已經發出超過一百萬幅。 香港的國民教育,相信遠遠不會發展如此。但在胡錦濤、習近平和王光亞等領導人和官員對特區政府的多番催促下,特區政府只會急字當頭,不知方寸,否則不會發生吳克儉秘密訪京,向京官匯報特區政府的國民教育推行進度。 在又急又亂的情况下,國民教育教材很難保證不會有意無意被添加三聚氰胺,家長們如何能容忍子女的思想「被喝毒奶粉」? 文/ 呂秉權 編輯 蔡曉彤

你孙子喝什么奶对我不重要

你孙子喝什么奶对我不重要 廖保平   2012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暨第四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向记者表示,乳制品企业三年整改成就显著,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质疑。在采访最后,宋昆冈对记者坦言,“其实我自己的孙子,喝的就是国产奶!”(6月12日 《中国网》 ) 宋昆冈如此“坦言”,无非是想说,你看,我孙子都喝国产奶了,说明国产奶是没有问题的,是值得信赖的。且不说这话对与错,首先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国产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可以指蒙牛,伊利,也可以指光明,扬子江等等,中国乳制品整体质量确实不够好,整体形象确实欠佳,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确实有极少数是可以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客观公正看问题。 如此问题就来了,假定确宋昆冈所说如实,他孙子就是喝的国产奶,可是喝的哪个牌子我们不知道,是喝特供的奶,还是天天喝蒙牛、三鹿?如果是天天喝蒙牛、三鹿,那倒也有一点说服力,可是谁能证明他孙子天天喝蒙牛、三鹿呢?没有人会天天跑到他家里去监督他孙子是不是天天喝蒙牛、三鹿。而且,“喝的是国产奶”可以指天天喝,也可以指一年喝一口,这也是概念模糊的事,无法确证的事。所以,用孙子也喝国产奶来为中国乳业撑腰、做广告,看来难度很大。 再有一个问题是,就算可以证实你孙子天天喝蒙牛,喝三鹿,也不能说明中国乳业没有安全问题,更不代表别人的孙子也要跟着天天喝蒙牛,喝三鹿。要而言之,你孙子喝什么奶对我不重要,我的孩子喝什么对我来说才重要,我们没有义务要抱着做烈士的崇高境界来支持民族乳业品牌,给自己的孩子喝有安全问题,或是值得怀疑有安全问题的牛奶。要知道,最值得支持的民族品牌不是这些产品,而是人,是肩负民族未来的孩子,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拿孩子的健康来为一个不健康的行业的发展做赌注,这是犯罪,是不可饶恕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民族品牌论,在面对国民的健康,民族的未来时,是站不住脚的。 宋昆冈拿自己的孙子来当“小白鼠”做实验,作为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可谓尽职尽责,尽仁尽义,值得乳制品企业给予崇高的敬意和褒奖。但是,我们也只是围观一下这场尽职的仪式罢了,没有多少消费者真正拿自己的孩子当“小白鼠”来做实验。另外,要是从人道的解度讲,假如宋昆冈天天让自己的孙子喝有问题的牛奶,这是会激起公愤的,这是残害儿童,相关部门应该迅速行动,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 喝不喝国产奶,完全是消费者的自愿选择,在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这种选择权要交给消费者自己掌握,质优价兼的好产品,他们自然会去青睐,那些喝了会伤身害体的产品,就是有再多专家站台,把它吹上天去,消费者仍然会在消费中选择用脚投票,将之拒于千里之外。不去停止采用“倒退25年”的乳制品标准,不去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总是急于口头上的称赞,甚至不惜拿前途家人来担保,都是收效甚微,甚至起到反作用。因为,理性的消费最终会反感这一套。 市场是残酷的,你伤害消费者,就一定会有报应,现今中国乳制品业不振,是此前甚至现在一直不能给消费者提供放心可靠的产品的惩罚,不是消费者要故意与国产奶过不去,也不是钱得多花不完,非要去买高价的洋奶,而是实属无奈之举。当此之时,中国乳制品业不思悔改,不思改进,反而扮成、或是让代言人扮出受害者的模样,这是对消费者的不公。可是,现在中国乳制品企业有代言人扮苦,消费者有没有代言人站出来帮忙扮苦?没有,他们只能谨守那点无法剥夺的用脚投票权利,为自己,为自己的孩子的安全游走在陷阱的边缘。  

Co-China周刊 | 埂上插秧、慕砚:三个结石宝宝的三年

“今天, 2011 年 9 月 11 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曝光三周年的日子,我们无法也更不能忘记我们经受的辱与悲,不为什么,只为了无数遭受残害的孩子 们,也为了我们应有的尊严。” 2011年9月11日,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10周年,世界媒体将焦点聚集于此。这一天,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在自己的Google+上写下了这样 一段话:“今天,2011年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曝光三周年的日子,我们无法也更不能忘记我们经受的辱与悲,不为什么,只为了无数遭受残害的孩子 们,也为了我们应有的尊严。” 这一天的互联网上,3亿中国网民大多已经忘记3年前的这一天:2008年9月 11日,国家卫生部指出,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当晚,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产品召 回声明,承认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约700吨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央视、新华社等媒体均予以报道,三聚氰胺事件爆发。 这一天,四岁的朱立林、四岁半的杨春荣、六岁的杜雨珂一大早醒来便被父母要求喝上一大杯白开水,这一习惯已经在这三个家庭持续三年了。在杜雨珂的最近一次的医院复查单上,泸州中医院的屈医生写下了这样的诊断意见:右肾结石,建议多饮水,定期复查。   三年后的三个结石宝宝   朱立林、杨春荣、杜雨珂如今都在上学了。在学校里,他们和班上同学们一起嬉戏、打闹,却不敢过火——医生叮嘱,大量运动可能将结石移位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 表 面看来,他们跟同龄小孩毫无差异,然而,只要一深入生活细节,“结石宝宝”又是那么的不同:三鹿事件爆发后,他们再也没吃过国产牛奶,包括酸奶、雪糕等任 何乳制品;由于结石,他们抵抗力普遍很差,感冒发烧成了常态;他们的饮食被严格控制,由于多是尿酸性结石,为了不使结石加大,酸性食品不能吃,水果、菠 菜、竹笋和含巧克力的食物也都不能吃(注:含高草酸盐的食品,草盐酸会与钙结合生成不溶于水的草酸钙,沉淀成结石);他们被父母定期带往医院复查,担心结 石随时恶化;他们只能喝普通白开水、纯净水,含钙的矿泉水被严格禁止。 实际上连这些孩子自己也早已意识到,他们与同龄小朋友是不同的。6岁的雨珂如今对B超、结石、肾积水等“术语”十分熟悉。一次,雨珂跟妈妈周莉游戏时让周 莉躺下,拿个东西在妈妈肚子上比划,头扭向一边,妈妈问“你在干什么呀?”“我在给妈妈做B超,看看你有没有结石。”周莉为此难受了很久,“觉得是自己对 不起孩子,让她这么小就遭这种罪”。 当我们联系到三个家庭时,雨珂的妈妈正在整理雨珂7月份住院治疗的材 料。2011年7月23日,杜雨珂突然开始尿血,“她从厕所出来,站在那里动都不敢动,吓呆了,手紧紧地拽着自己的衣角。”同样吓坏了的周莉赶忙把雨珂送 进医院,当天晚上,雨珂又出现了呕吐、肚子疼、发烧的症状。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结石转移到了输尿管里,原因推测是由于药物作用或运动所致。接下来的半 个月里,雨珂辗转泸州重庆两地治疗,8月8日的检查中,雨珂的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肾积水均消失,尚有0.2-0.3cm的结石留在左肾里。这令周莉松 了一口气,“三年来也没这么严重过,幸好这次治疗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整理好的材料,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 为今后三鹿事件“可能的司法程序”留作证据,虽然她也明白,按法律程序,三鹿破产早已预示这一事件“司法程序”的终结。但三年以来,周莉一直拒绝中国乳协 的一次性2000元补偿方案,坚持走司法程序,周莉告诉我们说,她应该是“整个泸州最后一个还在坚持的人了”;二是寄给赵连海发起的由民间公共捐助的“结 石宝宝身体检查基金”。发起人赵连海告诉我们,目前这项公益基金已经有十万余元的资金了,截止至2012年2月,该基金将为有需要的家庭承担结石宝宝的检 查费用。赵连海说,“因为经济原因或其它原因,08年三鹿事件爆发时的国家普查之后,许多孩子再也没有复查过,尤其希望这些孩子能得到复查,不要耽误了孩 子”。雨珂这次复发住院的检查和治疗费用很快被基金纳入报销范畴,“我们的雨珂应该是在这里面报账的第一人”,周莉对此充满了感激。 三年来,雨珂的检查和治疗费用已花费逾万元,在雨珂的每年两次的定期检查和用药上面,周莉夫妇从不敢马虎,“这几年,我们全家的中心都在雨珂的结石上了,吃了太多中药了”。 而 因为年纪小,立林的花销一开始就因为进口奶粉而变得巨大,不过立林的妈妈李雪“早已对奶粉心生恐惧”,昂贵的进口奶粉也只吃了几个月,便让孩子彻底断奶 了。 李雪和先生不敢乱给孩子吃中药,走访了成都、北京、上海等多地医院和名医,均没有得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之后便将孩子接回家“保守治疗”。令李雪高兴的 是,在今年6月份的复查中,“发现结石已经消失了,只有微量结晶”,尽管医生叮嘱了许多,并称“有复发的可能”,但全家人仍为此兴奋不已。三年中,李雪一 直带着孩子默默治疗,“我们不愿意去找那些相关部门了,找完了问题没解决,他们反而到单位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的采访也曾多次遭拒绝,李雪一再告诉我们 “只要孩子健康,钱、孩子的那些权利我们都不需要”“我们不愿意再提孩子的事”。孩子确诊结石消失不到半年,这个家庭便急切地想抛离“结石宝宝”这个三年 的噩梦。 不过,三位结石宝宝里,四岁半的杨春荣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结石,他的父母也不知道。春荣的 妈妈唐登艳告诉我们,这三年间他们夫妻俩为孩子所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写信给当地卫生局、食品卫生监督局、信访办,要求负责孩子的复查和治疗,甚至她经 常亲自前去各部门,经常拨电视里贴出来的“市长热线”。三年的努力成果“显而易见”,各部门都将唐登艳视做“瘟神”,“刚开始去时还客客气气接待”,“现 在一看到我就躲”,唐登艳对此很是无奈。 08年12月,赔偿协议陆续下达全国各地区。泸州市妇幼保健院通知 唐登艳带孩子去复查,那天有近四十个孩子一起检查,杨春荣的检查结果为“双肾未见异常”,看到这个,唐登艳本来十分高兴,但很快她就发现不正常的地方,找 来其他几十位家长一问,所有孩子的报告单结果一模一样,这里面还有三个月前检查出“结石0.5cm以上”的小孩,“这么大的结石,3个月自然消失,这是不 可能的”。正是这份显示“正常”的检查报告单,带给了唐登艳三年的艰辛,“三年了,他们根本不承认孩子有结石”。有一次,唐登艳一气之下,带着孩子便去医 院复查,但却被不低的检查费吓了回来。家里的收入已全部花在了老人的癌症治疗和孩子的入学上,“不敢在其他任何地方花钱”。这之后,孩子再也没有接受过检 查。但唐登艳依然没有放弃,1个月前,她刚刚跟国家卫生部寄了材料,这次,跟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回音。   抹不去的三鹿记忆   三年前的9•11,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一时间,电视、报纸、网络,处处皆是关于该事件的最新讯息,许许多多的家长慌了,急急忙忙把孩子送去医院检查。 周 莉便是这其中一位母亲。08年9月中旬,周莉从新闻上得知三鹿等婴儿配方奶粉中含有一种名为三聚氰胺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导致婴幼儿体内产生结石。而三岁的 女儿雨珂自05年底开始食用婴儿配方奶粉以来,累计食用了三鹿、雅士利、圣元、伊利、蒙牛等几乎所有市面上常见的国产配方奶粉——它们在此次事件中均有产 品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 虽然当时雨珂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病症,但疼爱她的父母仍然把她送去医院检查。雨珂 通过泸州市卫生局开通的绿色通道住进了泸州市人民医院,一天后他们拿到了B超单:“于右肾查见一大小约1.00cm强光点,左肾查见多个强光点,大小约 0.2cm”。随即医院又给他们开了一份出院证明:“因患儿结石较大,无尿急、尿频、尿痛,建议转上级儿外科进行解石治疗”。于是,雨珂被安排进了泸州医 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病情严重的孩子被安排在这里,其他一些情况较轻的孩子则住进了儿科或者内科。 当时在雨珂隔壁的病房里,一位2岁左右的小女孩刚刚进行了手术,周莉向我们介绍“当时她的结石有1.2cm,两边肾都要动手术,先动一面再动另一面。看着太可怜了,腰里插跟管子排淤血,孩子动都动不了。” 原本雨珂也是要动手术的,“医生说结石比较大,建议孩子转到泸州医学院动手术。”但在医院看到其他动手术孩子受的罪,加上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觉得孩子并没有发病,而且手术对孩子的伤害很大,建议做保守治疗”。在住院十几天后,周莉选择了让雨珂出院。 这时医院已贴出通知:食用三鹿奶粉的孩子可以到医院免费检查。很快,带着孩子来检查的家长挤满了检查室外的通道,这一次孩子们的检查和治疗费用是由卫生局统一支付的。 出院后雨珂开始服用可以碎石的中药,中药效果不错,后续的检查中,雨珂的结石从最初检查的1.00cm慢慢变小了。但这毕竟是药,“这几味中药都有清热的作用,长期服用肯定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对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周莉一直非常担忧。 唐登艳和李雪的经历跟周莉有些不同,9月底,唐登艳发现周围的邻居都在带孩子去医院,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吃过奶粉的小孩要去免费检查肾结石”,这才带着孩子 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右肾见0.3cm结石”,诊断医生说,这实在是“太小的结石了”,建议直接回家“保守治疗”。回家后,唐登艳也管不了奶粉价格昂 贵,一股脑儿把家里剩下的奶粉全扔了。李雪知道毒奶粉显然要更早一些,身为公务员的亲戚早在8月份就悄悄告诉她“不要再给孩子吃国内的奶粉了”并“尽快去 医院检查结石”,她听从了建议,检查结果出来,“右肾0.5cm结石,伴有0.8cm积水, 左肾0.4cm结石,伴有0.7cm积水”,这一结果令她惊呆了,亲戚再次告诉她,“问题出在奶粉身上”,她赶忙将家里的奶粉扔掉,并在网上高价购买了国 外奶粉。直到这时,通过医院,李雪才知道,之前自己认为的“孩子身体不好抵抗力差”的根源出在了奶粉这里。 这些经历使得三位母亲知道了原本跟小孩毫不相关的“结石”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当时她们并没有预料到,“肾结石”这样一个名词将注定跟随着他们家庭,成为一处挥之不去的阴影。   为孩子的未来负责   包括周莉、唐登艳、李雪在内的许多家长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在法律上找回正义,以弥补“结石宝宝”所遭受的创痛和未来可能会有的未知影响。 早在2008年9月22日,赵连海便在网上发布呼吁:希望受害者家长组成统一诉讼联盟,准备迎接此后漫长的集体诉讼,希望以法治的方式实现正义。2008年 9月24日,赵连海创建“毒牛奶”网站,两天后,为了更中性温和,网站更名为“结石宝宝之家”。虽然网站很快被屏蔽,但这个“诉讼联盟”在最高峰时仍吸收 了1000余位结石宝宝家庭。 诉讼联盟的家长们认为,走司法途径,将更有利于推动一个合理的国家赔偿方案出 台。家长们草拟了一份被称作“大池子计划”的赔偿方案:一、健康治疗,每年给孩子进行一至两次检查,对毒奶粉受害年龄段内的孩子不探究奶粉与结石的因果关 系,只要持有泌尿系统结石确诊医疗报告,全部获得免费治疗;二、赔偿逐年发放,由乳制品行业内的企业从每年利润中拿出部分来进行赔偿。 但 是12月中旬由中国乳协牵头的赔偿方案出台,彻底打乱了家长们的计划。赔偿方案以《致患儿家长的一封信》的形式发出,提出死亡的孩子获得20万赔偿;重症 (急性肾功能衰竭)或接受透析、置管、手术等有创伤性检查或治疗的孩子获得3万元赔偿;接受一般性治疗的孩子获得2千元赔偿;设立2亿元医疗赔偿基金,用 于患儿18岁以前相关后遗疾病的治疗费用,该基金由中国人寿进行管理。 赵连海当时听到这个方案时,首先的反应是“当时就乐了”,他为我们分析,“三十万的孩子每年进行一次检查,这点钱连这些孩子做检查都不够”。 这 并不是一份经过与家长们协商的协议,从《侵权责任法》来说赔偿标准定得很低,而且它对孩子的病情认定只有三种、18岁以后的后遗症不负责治疗、没有精神损 害赔偿。另家长们最不能接受的是,只有被官方确认为因食用被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的结石患儿才有资格签署这份协议。08年9月24日,卫生部的一个电视电话 会议之后,制定了一个检验标准:结石小于0.4cm的不能确诊为结石患儿。 这个标准下,国家卫生局最后公布确认有三十万患儿,结石0.3cm的杨春荣被排斥在外了。 杜 雨珂、朱立林都被纳入了赔偿范围,2009年1月,周莉、李雪分别都收到了泸州市龙马潭区、成都市双流县消协送来的《致患儿家长的一封信》,并通知他们去 消协签字,领取2000元赔偿金。一开始,两人均予以拒绝,要求“走司法赔偿”。这之后,李雪被当公务员的亲戚、消协秘书长、县卫生局领导多次劝说,“不 得已签字领了钱”,劝说者告诉她,走司法途径已经不可能了,有钱总比没钱好,而且,只有领了2000元,签了字,孩子18岁以前的治疗费用,中国人寿的基 金会才会予以报销。周莉依然在坚持自己的司法诉讼。“我不接受这份协议,孩子18岁以后如果有后遗症怎么办?我要为孩子的将来负责。” 杨春荣被排斥在官方结石患儿名单之外后,唐登艳与另外几十位同样情况的家长去市卫生局抗议,质疑为什么自己的孩子没有进入赔偿名单。来自农村的唐登艳觉得自 己“当时很天真”,因为她对卫生局领导说,“我们不要那2千块钱,我们要那张保证孩子治疗到十八岁的纸”。但她什么也没能拿到。 2009 年3月2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做客人民网时称,受到婴幼儿奶粉不同程度损害的30万婴幼儿95%以上都已经接受了企业的赔偿。也有少数患 儿的家长没有接受赔偿,准备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准备,随时会受理赔偿的诉讼案件。 周莉随即向泸州市龙马潭区法院邮寄了一份起诉书,但除了收到邮局的回执单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消息。周莉还和先生一起去过两次信访办,也无任何回应。 2010年3月,诉讼联盟负责人赵连海因寻衅滋事被判刑两年半,就在那段时间,周莉生平第一次进了派出所,“我们所有的结石宝宝家长都被派出所找了,让我们家长不要闹”。上班时她也被单位保卫科叫去,询问她平时上网在做什么。 领 了2000元赔偿金之后的李雪在2010年曾尝试按当初协议书上所说的,去中国人寿报销朱立林的治疗和检查费用,先是被中国人寿和中乳协“踢皮球”,最后 好不容易得到答复,“只报销手术和住院部分,其余一概不管”。折腾了许久,“受了一肚子气”,朱立林的住院费因“并非因结石手术住院”而没有如愿报批。之 后,李雪“再也不想去受气了”。 按中国乳协的规定,2013年2月底之前,患儿家长随时可以在当地领取赔偿款,逾期仍不领取的,剩余赔偿金将用于医疗赔偿基金。直到现在,周莉的许多亲戚朋友还经常劝她接受这笔钱,但她依旧表示“坚决不会接受”。   这是我们对孩子的亏欠   可喜的是,当前的杜雨珂、朱立林都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杨春荣也即将由赵连海主持的结石宝宝复查民间资金资助他三年中的第一次复查。“结石宝宝”们也在岁月的磨练中成长。 7 月份的这次生病,雨珂捂着在肚子喊疼,看得周莉都哭了。再后来,雨珂就不喊了,周莉问她为什么,雨珂说“我不怕痛,我不喊疼,妈妈就不哭了”。可你如何叫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忍受着那块本不属于她的石头带来的痛,还一边告诉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不怕痛”。 赵连海对我们说,“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孩子的亏欠”。 周莉依然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家长选择了隐忍和沉默,她常常为此感到愤怒,“自己的孩子都不保护还做什么?” 在问到她对未来是否还有信心时,周莉的回答很肯定:“有。我要给杜雨珂勇气,我没有勇气怎么给做孩子榜样?”   手记 不是后记   如果周云蓬现在来写《中国孩子》该怎么写? 当年,在深夜听这首歌,忍不住眼泪。从歌里面知道了克拉玛依、知道了沙兰镇……然后老周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像预言一样,一年后,更多的孩子被吞噬、埋在废墟里哭喊、父母彻底失去他们、有人为寻找他们的名字付出代价;而另外一些孩子,从此后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结石宝宝”。 08年,两场举国震动的灾难以不同的方式被遗忘,前者淹没在各种所谓的奇迹、感动中,被化妆成盛世的豪迈,红彤彤的纪念怎么看怎么像在庆功;而后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被隐藏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记住哪怕一个结石宝宝的名字,甚至我们也不能知道到底有多少结石宝宝。 三 年了,三年里我们应该记住的名字太多,应该记住的日子太多,以至于我们遗忘的更多。那些被遗忘的人呢?他们沉默而隐蔽地活着,就像杨春荣的家庭,疾病接踵 而至,贫穷越发的不可避免,抗争是那么地无力,希望远不知在哪里。告别时,他的妈妈坚持送我们到车站,看着我们上车,仅仅只是因为“要不是你们,我还没有 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 雨珂说“我不喝牛奶,牛奶有毒”,有毒的又岂止是牛奶? 我们知道悲剧还会一再发生。就在我们准备这篇稿件时,又一场灾难发生了,甘肃正宁县校车事故导致21人死亡,在那辆准载9人的车上,塞进了64人。我们哭着说,孩子走好,天堂没有地震、天堂没有三聚氰胺、天堂没有车来车往……然后,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挤满了我们的孩子。 谁都会说孩子是最无辜的,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伤害也最容易让人愤怒,可是为什么灾难还是一再地发生?为什么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应该负责的人逃到了哪里?为什么沉默和遗忘? 这不是后记。我们害怕《常识》正式出刊前,不得不再往里加点什么,害怕又有孩子去了那虚无缥缈的“天堂”。我们希望他们平安快乐的长大,不要再遭受无谓的伤害。我们希望不远的将来,中国孩子,可以被这个世界的爱拥抱,可以真正成为另一首歌中的“祖国的花朵”。   (埂上插秧、慕砚,《常识》记者 。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3879 )

吴恒 :《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

  一、缘起 起初他们在婴儿奶粉里掺三聚氰胺, 我还没有养孩子,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在火腿肠里掺瘦肉精, 我不怎么吃火腿肠,我仍不说话; 此后他们使用地沟油, 我很少在外吃饭,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使用牛肉膏, 我决定不吃牛肉了,但还是不说话; 最后,我依然被毒死了, 但没人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因为,后来大家都被毒死了。...

许志永 | 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公盟法律援助总结报告(2008-2011)

2008 年 9 月 11 日,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曝光。面对这一重大食品安全公事故,秉承帮助弱势群体推动社会公正的一贯立场,公盟决定援助受害者。我们在 9 月 12 日公布了法律援助电话,并随后成立律师团。三年来,在推动国家赔偿方案出台方面我们尽了微薄之力,曾经努力把公共事件推向法治轨道但结果不理想,曾经帮助 400 多名受害者中的多数通过诉讼或者谈判争取到了数以百万元的赔偿。   感谢林峥、彭剑律师、滕彪博士、李方平律师、黎雄兵律师、李静林律师以及参与的其他 100 多位热心公益的律师,感谢赵连海等勇敢坚持的家长们,感谢关心此事的媒体人、学者和公益组织。感谢在 2009 年危难中帮助公盟的朋友们,最值得骄傲的时刻是 2009 年 8 月,当公盟被打压被迫面向公众募集捐款以缴纳 142 万罚款时,项目负责人林峥正在南方把 100 万元赔偿发到受害者手中。   一、事件经过   2008 年 9 月 9 日, 媒体报出甘肃 14 名婴儿同患肾结石,皆因食用同一品牌奶粉, 7 名患儿的父母联名上书陕西省卫生厅,请求相关部门彻查孩子患病的病因。但媒体未公布奶粉名称。   9 月 11 日, 针对“肾结石婴儿”事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 11 日晚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由卫生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已赶赴奶粉生产企业所在地,会同当地政府查明原因,查清责任。同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首次报道“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可能是导致大量婴幼儿患结石的罪魁祸首 , 第一次直接向公众报道涉案奶粉品牌。 9 月 11 日被一些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家属称为“结石宝宝日”。   同时,中国卫生部 11 日说,经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三聚氰胺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 11 日晚间,石家庄三鹿集团公司发出声明,经自检发现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公司决定立即对今年 8 月 6 日以前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全部召回。   9 月 12 日,卫生部提醒公众立即停用三鹿婴幼儿奶粉。三鹿集团称不法奶农在鲜奶中掺入三聚氰胺。石家庄警方传唤 78 名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嫌疑人。   9 月 13 日,国家宣布将对食用三鹿奶粉患病婴幼儿免费治疗。国务院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由卫生部牵头,国家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农业部、公安部、食品药品监管局和河北省政府参加。   9 月 16 日,国家质检总局在全国开展了婴幼儿奶粉三氯氰胺含量专项检查。阶段性检查结果显示,有 22 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 69 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包括:石家庄三鹿、上海熊猫、青岛圣元、山西古城、江西光明英雄、宝鸡惠民、内蒙古蒙牛、天津多加多、广东雅士利、湖南培益、黑龙江省齐宁、山西雅士利、深圳金必氏、广州施恩、广州金鼎、内蒙古伊利、烟台澳美多、青岛索康、西安百跃、烟台磊磊、上海宝安力、福鼎市晨冠等公司。在检出三聚氰胺的产品中,石家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很高,其中最高的达 2563mg/kg ,其他在 0.09-619mg/kg 之间。这次检查结果令人震惊,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升级,全国大量婴幼儿家属都带着孩子奔波于各个医院,最终政府公布的全国受害患儿达 29.6 万。   12 月 27 日,国家公布对近 29.6 万名四毫米以上的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并设立赔偿基金。 22 家责任企业共需拿出资金 11 亿多元,其中 9 亿多元用于患儿的现金赔付, 2 亿元用于设立医疗赔偿基金。患儿赔偿分为三个等级标准:死亡患儿 20 万元、重症患儿(做过手术) 3 万元,一般患儿 2000 元。根据新华社报道,大约 90% 的家长接受了赔偿。     二、公盟的法律援助主要工作   (一)参与志愿律师团工作   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 9 月 12 日公盟决定密切跟踪此事的进展,并通过网站、媒体等途径公布了办公室电话作为此事的法律援助热线。同时李方平律师牵头组建独立的志愿律师团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9 月 12 日,由李方平、曲海斌、张凯、李静林、常伯阳等 20 位志愿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通过网络发布了《关于三鹿婴幼儿奶粉结石事件中受害者索赔法律指南》,列出索赔项目、索赔对象等,建议受害者尽可能收集保留有关证据。   9 月 15 日,志愿律师团发布第一份工作简报,在总结分析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两点建议:尽快部署实施“免费治疗”方案;政府部门通过相应渠道通知曾食用三鹿奶粉的孩子尽快检查并给予免费 B 超检查。   9 月 18 日,志愿律师团发布第二份工作简报,指出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导致部分医院人满为患,国务院决定的免费医疗方案开始落实但喜忧参半等问题。建议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行全面规划、综合协调,紧急制定“患儿就医指引”,凡结石小于 0.4 厘米的患儿不能享受免费治疗并不符合国务院的决定,如果患儿家庭又不进行自费治疗,很有可能贻误病情,造成更大的身体损害。当日晚,志愿律师团的 18 位北京律师就如何为受害消费者提供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确定需要撰写两个文件,一个是提供给受害消费者参考并具有普遍操作性的索赔证据指南,另一个是研讨出具民间版的赔偿建议方案提供给政府相关部门。志愿律师增加到 73 名。   9 月 24 日,志愿律师团发布第三份工作简报,建议政府、消费者协会、责任企业、受害消费者代表四方建立一个受害消费者登记及确认的机制,四方会同研究出台一揽子赔偿方案(例如设立专项基金等);司法部门应该尊重受害消费者依循法律途径,以集体协商或诉讼的方式进行司法救济的权利。   10 月 11 日,志愿律师团发布第四份工作简报,报告了 9 月 27 日下午志愿律师团召开的关于制定赔偿标准的专题会议,与会北京律师带着各自研究提出的赔偿方案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达成的较为一致意见是:暂定以北京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各种和患者治疗有关的费用为标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各种患者病情进行分类,制定出每一类病情的总花费标准,全国患者按照病情分类。律师团提出索赔诉讼的意见,并呼吁司法部门对律师团的工作给予支持,不要施加压力。志愿律师增加到 23 省 111 人。   但是,由于各地司法部门给志愿律师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此后志愿律师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再以律师团的名义发布工作简报。   (二)、推动一揽子赔偿方案   10 月 11 日,公盟开始研究一揽子赔偿方案的可行性。根据一些地方医院曝光的数字,推算出“结石宝宝”全国总数可能高达 28 万,这与后来国务院公布的 29 万多数字非常接近。   10 月 24 日,公盟发布《关于三鹿毒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的建议》,指出,如果全部通过个案诉讼索赔,各地赔偿标准不一,诉讼成本高,一些受害者可能难以获得公正赔偿。最节约成本同时又能较好维护公正的赔偿方式是由政府主导、司法和社会专业人士共同参与的赔偿委员会制定出统一标准进行赔偿。同时考虑到受害者可能的健康隐患,应当成立专门的基金应对可能的后续治疗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公盟计算出了个体受害者的赔偿标准,并根据推算的总数测算出了总额约为 39 亿元的赔偿,建议成立专门赔偿基金,资金来自三鹿资产拍卖、对其他含三聚氰胺乳制品企业的罚款等。( http://xuzhiyong.fyfz.cn/art/397798.htm )   11 月 25 日,公盟在北京组织了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与援助律师、媒体的聚餐会。希望通过媒体发出受害者的声音,推动赔偿方案出台。赵连海、裴金鸣、张虎、廖明波等家属从各地赶到北京诉说着毒奶粉给自己的孩子以及家庭带来的种种不幸。为推动赔偿方案, 12 月 8 日,我们提起了第一次集团诉讼。   12 月 27 日,新华社报道,“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2 家责任企业愿意向患儿主动赔偿,对近 30 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并且“共同出资建立了医疗赔偿基金,患儿今后一旦出现相关后遗症,发生的医疗费由该基金给予报销”。但是,我们得到部分受害者的消息,他们只获得 2000 元赔偿,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先前得到的内部消息,重症患儿赔偿 3 万元,一般结石患儿赔偿 2000 元。我们发表声明,认为这样的赔偿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公正的,同时表示将继续努力推动法治解决。   (三)、集团诉讼   在公盟代理受害者提出索赔之前,有两起受害者索赔诉讼。 10 月 8 日,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谭头村村民张秀文到广州中院诉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奶业协会,要求两者赔偿各种费用共计 90 万元。广州中院收下了诉状并相关材料,但表示是否予以立案尚需仔细研究。 10 月 29 日,来自山东、河南、福建等地区的 9 名受害患儿家属,同时将 9 份起诉三鹿的诉状递交至河北石家庄新华区法院,共计索赔 130 多万元。   10 月 11 日,公盟发布公告,由许志永和滕彪接收受害者委托,为集团诉讼做准备,同时指出,接受委托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提起诉讼。毕竟政府主导进行公正赔偿是现实可行的方案。为公益诉讼做准备是向不法商家施加压力促进赔偿的一种方式。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赔偿,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11 月 24 日,黎雄兵、兰志学、李静林等律师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亲自向河北三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递交了“关于解决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事宜的律师函”、“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律师建议书”以及一份援助律师已经接到委托的三鹿受害者名单,当日,援助律师也把此套文件递交给了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以及河北省人民政府。同时,此套文件也通过 EMS 快递寄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务院办公厅等机关。   12 月 8 日上午,许志永博士、黎雄兵律师、兰志学律师把 63 名三鹿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的共同诉讼诉状递交给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庭长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此事,目前不能受理。我们表达了为受害者争取公正赔偿的必要性和对司法部门主持正义的期望,并留下了诉状和证据材料。   12 月,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公盟法律援助团就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向美国律师协会征求有关类似案例及相关经验,美国律师协会给予积极答复。   2008 年 12 月 25 日,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团发出《三鹿奶粉受害者援助律师关于三鹿集团进入破产程序的紧急法律声明》,并寄送至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希望这些部门能够     本着切实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的目的,协助维护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的权益。   2009 年 1 月 16 日,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团代表 213 名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共同诉讼,被告是生产、销售过含“三聚氰胺”奶粉的 22 家企业。这些受害者其中死亡的有 4 人,肾衰竭的重症患者 10 人,双肾积水的患者 9 人,单肾积水的患者 31 人,双肾 0.4 厘米以上结石患者 28 人,双肾 0.4 厘米以下结石患者 34 人,单肾 0.4 厘米以上结石患者 35 人,单肾 0.4 厘米以下结石以及其他症状患者 62 人。原告认为,政府公布的赔偿方案远远不足于弥补他们受到的伤害,而且,赔偿方案没有承诺受害者 18 岁之后的治疗和赔偿,他们愿意通过诉讼的途径要求公正赔偿以及解决受害者的终生健康保障问题。   公盟发布《关于起诉 22 家三聚氰胺奶粉责任企业的说明》,指出,我们之所以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主要是基于三个原因:首先,作为全国范围内重大影响的案件,一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其次,该案涉及全国 27 个省市的受害者和全国各地 22 家被告,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或者指定管辖是恰当的。第三,我们曾经向石家庄市中级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河北省高院提起过民事共同诉讼,都没有得到答复,不得已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把社会事件纳入法治轨道是我们作为法律人为国家法治所做的努力,希望这种努力能够得到回应。我们衷心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担负起法治的责任,受理本案,或者指定其他法院管辖,通过法治的途径给受害者以公正。   2008 年 12 月 8 日到 2009 年 3 月,我们一共提起了 6 次共同诉讼。 12 月 8 日我们代表 63 名受害者提起了针对三鹿集团的诉讼; 12 月 26 日再次向石家庄中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2 月 26 日李静林律师代表 28 名圣元受害者向圣元集团发出了律师函,提出了赔偿要求; 2009 年 1 月 16 日,志愿律师代表 213 名奶粉受害者针对 22 家生产过有毒奶制品的企业向最高法院提起了共同诉讼; 2009 年 2 月 4 日我们再次向最高法院寄送了诉讼资料; 2009 年 2 月 13 日,鉴于三鹿集团破产进入程序担心受害者失去获得赔偿的机会,志愿律师代表 117 名三鹿受害者再次向石家庄市中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2009 年 3 月 1 日,李静林律师代表 54 名圣元奶粉受害者向青岛中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这些诉讼都没有被受理。最高法院没有受理患儿的诉讼,但把诉状发到患儿所在地方,由地方政府出面和患儿家长协商,解决了一部分患儿的赔偿问题。   (四)、后续诉讼及其他方式争取赔偿   2009 年 3 月 25 日下午,彭剑律师向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缴纳了一名原告的诉讼费 575 元,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向代理律师签发了一份受理案件通知书,针对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法院正式立案,此名原告起诉金额为 31000 元。但此案没有结果。   2009 年 4 月 13 日,律师前往石家庄新华区法院递交案卷,新华区法院立案庭陈姓女法官口头告知:新华区法院已接最新通知,诉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案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受理,以减少当事人诉累;新华区法院今后仅受理河北省内患儿的起诉;已受理的外省原告的案件,继续审理。   截止 2009 年 4 月,公盟接到全国范围内 400 余名受害者寄送的委托和材料。受害者家属提出的问题主要有:有些孩子虽然检查出结石、积水等症状,但并没有被列入卫生部门公布的受害者名单中,因此无法享受政府制定的赔偿计划;一些孩子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被公布前死亡,死亡有含三聚氰胺奶粉喂养史,并出现结石、积水、肾功能衰竭等症状,但未被列入受害者名单,不能得到任何赔偿;据签署了政府制定的一次性赔偿协议的家属反应,后续治疗费用尚不能到赔偿协议中规定的保险公司去报销;部分家长反映,孩子的结石、积水症状还没有消除,有些甚至结石越来越大,但医疗部门不能给出妥善的治疗方案,家长很担心后遗症的问题。   4 月下旬,部分地区有法院已经开始主动联系提起诉讼的受害者家属,希望在法院的协调下处理赔偿等问题,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法院介入调解有利于受害者权利的保障。 5 月,公盟还将继续案件的起诉工作,由于受害者人数分散,而石家庄法院不能集中受理,公盟采取协助家长准备起诉材料,由家长自行递交法院的方式继续推进索赔。   5 月 6 日,律师前往河南郑州,收集了数十名河南省受害者的详细资料,根据资料制作诉状。   5 月 18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法官约见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团中三鹿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彭剑。法官询问了已经立案的两名原告的基本情况,并要求律师向原告提示诉讼风险,要求律师积极准备证据,开庭时间尚未确定。同时,各地受害者家属去所在地基层法院询问立案事宜,各地法院答复不一致,多数法院答复不能立案,部分法院答复可以立案。   2009 年 6 月,公盟与某两个品牌的奶粉厂家谈判赔偿金事宜(根据约定不便透露企业名称),共赔偿该两个品牌的 53 位受害者共 100 万元。 2009 年 7 月至 9 月,个案部门主要工作是两个品牌奶粉赔偿金的发放工作,发放地包括北京、成都、武汉、上海、广州。   通过不断的去法院立案庭, 2009 你那 6 月至 11 月间,北京西城区、顺义区、大兴区三法院分别立了一起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的案件。宣武区法院立了一起诉伊利三聚氰胺奶粉的案件。   2009 年 11 月 27 日,在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一年零两个多月之后,在我们向河北省高级法院第一次提起民事诉讼将近一年之后,北京顺义区法院终于第一次开庭审理三聚氰胺奶粉索赔案。但此案仍然没有结果。   2010 年 1 月,我们向伊利北京总部提交了 20 余名伊利奶粉受害者的基本资料(主要是 B 超、彩超检验报告单),但未得到任何答复。   2010 年 4 月和 5 月,为三聚氰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律师彭剑,带 4 名三鹿受害者家属前往香港,起诉原三鹿公司的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败诉。   2010 年 7 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名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希望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当地法院一直不受理案件,甚至不接受诉讼材料,我们派工作人员前往当地与家属见面,并陪同其前往法院立案,但法院法官态度蛮横,当场与受害者家属争吵。   黑龙江省海林市一名伊利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希望通过诉讼渠道解决,当地法院立案,并向伊利公司发出开庭通知,伊利公司立即派人前往,进行调节,最终赔偿 2 万余元。   2011 年 3 月,浙江省嵊州市一名伊利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希望通过诉讼渠道解决,当地法院立案,并向伊利公司发出开庭通知,伊利公司立即派人前往,进行调节,最终赔偿 35 万余元。   2011 年 4 月,甘肃天水一名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没有接受赔偿金,也没有加入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医疗救助基金,希望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当地法院一直不受理案件,甚至不接受诉讼材料,我们派工作人员前往当地与家属见面,并陪同其前往法院立案,但法院法官态度非常不积极,让我们等待了几个小时后,法院勉强收下案卷,但任何答复都没有。   2010 年中期至 2011 年 9 月,帮助部分伊利奶粉受害者通过起诉,法院立案,最终于伊利公司达成和解,赔偿金在 2 万至 35 万之间,共涉及 5 人,黑龙江省 2 人,湖北省 2 人,北京市 1 人,浙江省 1 人。   但是,仍有一些家长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并且也没有纳入到政府制定的一次性赔偿基金计划中,这些家属目前想要通过各地卫生局向卫生部、奶制品工业协会申请进入医疗救助基金,进而为得到一个长期的基金保障,但卫生部、奶制品工业协会没有公布明确的加入基金的渠道。家长们很着急。   2011 年 6 月,针对媒体报道三聚氰胺奶粉赔偿运作基金不透明的问题,我们从受害者申请赔偿的角度进行了简单的抽样电话访谈,初步调查了 20 位家长,大部分在河南。大致情况如下:有部分得到了 2000 元的赔偿基金,部分获得中国人寿保险的医疗报销。仍有部分人未收到赔偿基金,或者不能报销医疗费用。其中,有一个家长反映上交相关文件后,两年内未收到任何消息。   7 月,我们从受害者申请赔偿的角度,将可能未被列入“三聚氰胺医疗赔偿基金”的受害者名单( 2011 年 1 月我们回访时未列入赔偿基金近期新列入的可能性也不大)递交至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和卫生部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督查处,希望两单位能协助解决相关事宜。   8 月,卫生部人员电话答复我们,受害者家属可以将病情资料及目前遇到的困难,递交至所在地区县等基层卫生部门,基层卫生部门会逐级上交处理。但很多家属都称,已经去过基层卫生部门,但当地卫生部门说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也没有专门的人负责这类事情。我们向卫生部的工作人员询问,是否有正式的文件通知下级卫生部门来接受三聚氰胺受害者的问题投诉,是否能给我们一份文件的复印件,卫生部答复说没有。因此就出现了卫生部让受害张家属找基层卫生部门,而基层卫生部门不受理的此事。最终,我们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监督局——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督查处的地址和电话发送至受害者家属,让家属直接寄送材料至卫生部。卫生部工作人员接到很多家属的直接投诉后,再次与我们联系称,这些材料将直接交给卫生部的信访部门,信访部门会将材料再转交至各省的卫生主管部门处理。   三、小结   截止 2011 年 9 月 11 日,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三周年,我们能做的工作只能这样了,结果并不理想,尽了最大努力。今后,如果有奶粉诉讼案件开庭审理,我们还会提供法律援助,但作为一个项目,只能到此为止了。   作为法律人,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把公共事件纳入法治轨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结果令人失望。其实哪怕是分散的个案,只要法院受理案件,哪怕最后没有开庭,受害者多数也能通过谈判得到赔偿,但是令人遗憾,法院立案的寥寥无几。政府宣称要建设法治国家,重大公共事件是重要契机,希望以后能看到这样的希望。   关于食品安全,这是当下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过我们欣慰地看到,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十分重视,作为公民,我们也愿意参与推动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尽微薄之力。     公民(公盟) 2011 年 9 月 11 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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