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台

台灣 中國時報 【徐尚禮】 　《解放軍報》昨天罕見的說每逢黨和國家面臨大事，國內外敵對勢力總會藉機興風作浪，社會上噪音雜音也會明顯增多。所指為何？大陸網民在官方軍網說，就是「XBJ」。即近來海內外涉及習近平、薄熙來、章沁生傳聞。 　習備受矚目的是能否在今秋中共十八大全面接班，也就是接下胡錦濤軍委主席職務。十八大愈接近，外界愈關切胡是否將沿續江澤民之例，在黨大會後，暫不交出軍委主席職務，只交出國家主席及總書記，等2年後才在黨中全會交出軍權，讓習成為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實質最高領導人。 　昨天軍報雖2度提及「胡主席」，仍不能說明軍委主席在十八大交或不交。 　至於薄熙來事件，因王立軍外逃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逾24小時期間，可能提供美方不少機密材料。 　例如，《華盛頓時報》的爆料王比爾蓋茨（Bill Gertz）在「華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連續發表三篇內幕文章，研判應是美方官員根據王立軍談話或提供情資所透露，其中一篇文章（2月14日）的題目是「情報人員對中國接班的爭論」。這就是軍報說的，「國內外敵對勢力在興風作浪」。 　在涉及軍隊部分，外傳王立軍被送到北京後，薄熙來2月8日至9日訪問雲南時，參觀了14集團軍，此軍前身是山西新軍，由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創建。網傳，薄準備搬救兵。 　另外，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中將因貪腐下台。由於谷俊山與薄之妻谷開來同屬於罕見的姓氏，年齡也只差了4歲，網民昨天還稱：聽說二谷是同一個爺爺。這也是「社會上噪音雜音」之一。 　更離譜的傳說是3月初海外媒體及網路傳出解放軍第一副總參謀長章沁生被突然停職，因為「章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軍隊是國家的，軍隊只忠於人民」。「軍委主席胡錦濤因而下令對章沁生停職。」 　實際上，根據解放軍報網3月15日電，章參加了總參學習胡錦濤在大陸全國人大的有關講話，報導顯示，章是排名第一的副總長。這說明他沒有受到所謂的「處罰」。 　所以，軍報昨天表明大陸只有「黨軍」不會有「國軍」，既是闢謠也是重申一貫立場。 　在闢謠的同時，大陸官方軍網昨天晚間刪除了一度出現的網文，並發文表示對於「試圖誤導輿論，製造事端的別有用心之徒，將給予堅決打擊。」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私有”一直是个丑恶的概念，“私有”就意味着个人所有，同时也是剥削、压迫和损人利己的代名词。而“公有”的字面印象则要好得多，几乎就是公正、无私，甚至是崇高与奉献的化身。中选网上作者东东的文章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私有制”，一种叫作财产私有制，一种叫作权力私有制；同时也存在着两种公有制，一种叫作权力公有制，一种叫作财产公有制。但吊诡的是，这四种所有制形式的搭配组合却往往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私有+财产公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公有+财产私有)，而前者习惯性地被称作为“公有制”，后者则被叫作“私有制”。 其实，说到这里已经不难看出，当作为国家公器的政治权力一旦被私有化的时候，全部的国民财产却往往属于公有，准确地说应该叫作“国有”。所以，今天世界上某些国家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却正是最大、最可怕的私有制，对于国民来说，尽管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在名义上，他们却拥有整个国家。另一方面，私有制的恶名，还来源于中国的一场所谓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一部分国企陷入经营困境，以此为契机，许多国营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请注意，这个私有化改革，是加了双引号的。这场改革的主旨，是把企业的所有权有偿转让给私人，而改革是由谁主持的呢？是由那些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主持的。 于是，大量国有资产在改革的名义下，沦落为官僚集团的囊中私物，大批的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成为弱势群体。这当然不是什么真正的改革，打个比喻就是：此前，国有资产是堆放在官僚的院子里，国民在栅栏外有观赏权，官员可以随意侵占这些资产，也可以糟践这些资产，但仍然需要不时地向围观群众说：看看吧，这些都是你们的财富啊。而“改革”之后，国有资产从官员的院子里搬进了屋里，公众再也看不到了，所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财产私有化”的“改革”，而是权力私有化的进一步强化和深入。准确地说，应该叫作“权力抢劫”。 文章又说，当然，真正的私有化改革是有的。前苏联帝国解体之后，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在完成了“权力公有制”的改革之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改制。在确定了公共份额之后，这些企业被转让给私人经营，不过，私人获得企业经营权的前提却是：必须获得企业工会的许可。于是，资方和工人工会漫长艰苦的谈判开始了，如何满足工人的要求、保障工人的利益，成为资方最头疼的问题。至于侵犯工人权益的经营手段，想都不要想！经过这样的一番私有化之后，工人的收益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可见，当权力公有的时候，私有的资本是不敢胡作非为的，当公权力不敢侵犯公民“权利”，资本也会受到应有的约束。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在苏联以及东欧的改革过程里，很多企业由于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这些企业最终被荒废了。国有资产流失，资方受挫，工人失业——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三输的结局，而事实上，社会，企业和个人在这一结局里，都收获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公正。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收获，比那些华丽的GDP数字要重要的多。其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模式，在西方国家也早有尝试，最典型的当属上个世纪20年代瑞典的社会主义改革。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一批私营企业国有化，但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很快就暴露无遗，致使瑞典经济恶化，很快便陷入困境。仅仅4年之后，到1924年，联合政府下台，这场国有化运动被终止。 那么，国有企业为什么效率低呢？这里面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一个经营者如果用自己的钱投资的话，收益和损失都由自己来负担，赚了是自己的，赔了就有可能去跳楼，所以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而如果是用别人的钱，为别人经营，效益与自己关联不大的话，就自然要轻松浪漫得多了。事实上，政府作为一个权力部门却成了投资商的话，不滋生腐败已经是奇迹了，还想赚钱？做梦去吧！在1920年代的瑞典，社民党由此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生产方式，而是分配方式，因此，企业必须得私有化，而分配必须社会化。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共同经营的私有制形式，由独立的工会来保障劳工利益，而政府则通过税收等来分配财富，共同建设福利社会。今天的瑞典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近53000美元，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正是民主制度，及时纠正了瑞典国家经济当年的政策失误，这也凸显出“权力公有制”的优越性，虽然有失误，但是可以很快回头。由此可见，只有当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时，人民才真正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不过，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这却被叫做“万恶的资本主义”。时至今日，如果要问国家公权力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哪个更好？以及经济形式的国有制与私有制孰优孰劣？早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性问题。尽管这个常识经常被人为地掩盖着，也确实有人不懂这一常识，不过，有些人、某些专家或学者，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说，杜建国抨击世界银行的报告是什么“毒药”，只是出于毛左分子的脑残思维的话，那么，有报道说，国资委也将这份报告中有关国企改革的部分内容，指责为“有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就肯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东东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事实上，在权力的所有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时候，讨论国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就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比喻：是把国家资产放在官员的院子里好，还是放进官员的屋子里好？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抢劫”的道具，今天的许多关于经济领域公有还是私有的讨论，都是在做一个伪命题。在政治体制的改革完成之前，公有或私有是一回事，而我，既不愿意公共资产放在官僚集团的屋子里，也不愿意放在他们的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