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

Co-China周刊 | 刘军宁:从终身制到限任制

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底启动以来,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各界为改革作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作了各式各样的回顾。但是,其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总结少之又少。中国的改革几乎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同义语。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作了重大的改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基本上乏善可陈?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改革,可以说,中国开始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我们能说,中国从什么走向什么了吗?在政治体制上,中国还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统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许,在去年纪念活动中无视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意上面看法的人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他们会举出一下的例子:早年的党政分开,后来的村民自治,现在的党内民主,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 作为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由于职业的特点,我对政治体制更感兴趣,因此也对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盘点。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没有启动政体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举措。虽然有大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枝节性尝试,但是大多数改革措施只开花,未结果,只听雷,未见雨。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甚至非常重要的改革。可惜,这项改革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了,虽然我们还在享受它的成果。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限任制对权力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者的权力是一个很有效的限制,否则,专制者的权力只受到其寿命的限制。这样的话,其危害的时间就会大幅延长。如果毛泽东时代实行限任制,从1949年算起,他要在1959年退休,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生效算起,他要在1964年退休。不论在两年中的哪一年退休,他都不可能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限任制还大大增加了政治体制和政治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宪政民主的一个优越性,就是政治的可预知性大大增加。执政者及其竞争者行为的可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如果限任制是有效的,大家都能力断定在任者将在哪一年必然退休。任何现任者,不论多么恋权,都必须做好任满退休的准备,而难以贸然破坏规矩,轻易挑战限任制。 现代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执政者的有序更迭。更迭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执政党的交替更迭,另一种是最高领导人的定期更迭。中国虽然还没有第一种,但是毕竟有了第二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有了第二种更迭,第一种更迭也不会太久远了。毕竟,按规则更迭的大门已经打开。 有限任制不等于有宪政,但是宪政离不开限任制。对比普京与查韦斯的所作所为,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未来确立宪政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 实行限任制有效地阻断了执政者通向个人崇拜之路。实行限任制之后,像毛泽东被捧为神的领导人在中国已经难有再现的机会。关键是,一旦限任制能够在民众的政治文化中间扎根,他们就不会把任何领导人真心当作神了。在限任制下的民众看来,这些领导人,其实与他们一样,任期满了,也要离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甚至比一般领导职位更受任期限制。实行限任制等于宣布,任何领导人都不是神,而是与凡人一样,会犯错误,会衰老,因此不能让他们永远执政。一句话,限任制把最高领导人从神坛上拽下来了,而且永远不允许他们再上神坛。 从终身制向限任制的转变,是中国从极权主义政体走向后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莫过于限任制的推出与落实。甚至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限任制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非常稳定的组成部分。难得的是,这一制度迄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重大挑战。随着这一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未来僭越者若要挑战该制度,其所面临的难度无疑将更大。 限任制在中国成功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与两位人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先生。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就作了“废止党和国家在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后来又力推动限任制入宪,并著有《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和多篇重要文章宣传限任制的重要性。 另一位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他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一次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在他的主导下,一九八二年五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文规定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虽然在掌权期间主张废除终身制,但是他在的态度和做法上是很不彻底的,并一手为八二宪法预留下重大制度漏洞。这就是限任制不适用于他当时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他也没有把限任制引入中共党章,因此党的总书记一职也没有任期限制。 碰巧的是,按照现在的宪法惯例,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总书记都通常由一人担任,这导致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连带适用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因此,邓小平留下的这一宪法漏洞至今还未能颠覆限任制。不能不说,这是过去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难得的幸运之处!更关键的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也不应该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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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人与社会: 金钟:宪政民主必胜

中国百年宪政梦想 法广 :中共最高层不提宪政或反宪政的态度已经比较明朗,但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好像是站在宪政一边。《开放》杂志七月号是怎样分析的? 金钟 :我们做百年宪政的专题研究,是因为最近习近平上任之后一连串向左边转的言论达到一个新的状况。北京的官方媒体出面批判宪政,宪政梦,把宪政跟共产党意识形态完全对立起来,加以否定。所以被舆论界认为这是反宪政的潮流。我们就针对这样一个现实状况做了一个“百年宪政梦”。这个专题有三个要点: 第一,宪政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宪政实际就是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具体权力架构形式。就是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制度,体现到政治制度上具体是是什么?就是一部宪法,是整个国家政治上的所有行为的最重要,最基本,最高的法律根据,统治者掌握权力到什么地步?怎么掌握?怎么使用权力?人民有什么权力?都是用宪法来规范的。我们把制宪,立宪,行宪这样一个过程讲清楚。 实际上近百年来,甚至在清末时,中国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就已经意识到中国要结束封建王朝统治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走宪政这条路。因此,当时像梁启超这些优秀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立宪派,都主张用宪政代替清王朝的帝制。甚至慈禧太后最后都颁布了她的圣旨,要在中国推行议会制,当然最后她没有成功。这是第一点,就是从基本宪政意义方面驳斥了一些错误的看法。 宪政民主在台湾实现 第二,我们几个大陆学者或海外学者都指出来,台湾现在的政治制度就是中国百年宪政梦想的实现。这个实现成功地说明,中国人一样可以实行民主制度。而不是说,中国人不行,这只是西方的东西。台湾的这个制度,不管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精髓的部分——“民权主义”,就是权力来自于选民,“还政于民”在台湾做到了。 第三,我们特别介绍了在国民党那个时代,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有共产党参与的,从重庆会谈开始的,一个中国走向民主和平新时期的机缘。这个机缘就是让中国能够实现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且当时有美国和苏联在背后大力支持和推动。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张君劢,他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946年,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他负责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他起草的这个宪法,现在专家们和宪政学者们都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这个宪法从1946年定了之后,一直在台湾用到今天。他这个宪法里的基本要领和精神,包括民间提出的《零八宪章》的精神,都在里面。而且中华民国这个宪法的整个架构跟西方的宪政主义,普世价值,完全吻合。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此我也写了篇文章,专门介绍张君劢先生本人的经历和对中国制定这样一部(在台湾一直有效地履行到今天的)的宪法的经过,他的贡献。另外还有包括严家祺和大陆两位宪政学者的文章。他们都对中国当前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中国现在实现宪政化,宪政改革,宪政民主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关键就在共产党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有没有这样的魄力和胆略来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七月号“宪政专题”的大致内容。 中共人才逆向淘汰 制度使然 法广 :看到七月号《开放》您有一篇社评谈中共人才逆向淘汰,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金钟 :这也跟现在习近平在北京提出要在党内整风有关。就是说,要把干部作风败坏,动摇中央权威的一些状况加以改变。他提出来的还是以前毛泽东提的那一套整风方法,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想达到强化他中央权威的目标。但我们知道,中共历次整风,实际上并不是他们宣传讲的那样,从“团结的目标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什么“和风细雨”…。根本不是那样。有些后来都是走形式 。而延安的整风是开了这个头。那个头是非常不好的。大陆很出名的学者高华关于延安整风有专门的著作已经讲的很清楚。 现在中共干部队伍的确问题很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无论是贪污腐败也好,还是根本没有领导能力,用人唯亲等等帮派势力影响也好,这些问题的根本还是中国政治制度缺乏一个开放、民主的宪政体制。你还是一党制,一党专政,党把整个国家、军队都当作私有财产。所以现在他们真正的组织路线,用人路线,还是一种“世袭制”,但这种“世袭”不是“家天下”而是“党天下”。就是用他们的高干子弟,用这种血缘关系,想把这个权力维持下去。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大的体制下,真正的人才就被淘汰,被出局或者在运动中间被整下去。那么,用的不是些奴才就是些庸才。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我在社评里也评价了一下毛时代,他手下的三个大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的情况。真正来说,刘少奇,尤其在大饥荒之后,还是表现出了才干和魄力,他要扭转党的错误,而且很早就提出来党员要进行修养。这跟毛泽东动不动就是革命,不讲个人修养的那种组织方针是完全不一样的。刘少奇后来表现出他是一个人才,但是毛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才,虽然曾经选了他接班,最后还是把他打倒。那么,周恩来,简直就是个奴才嘛!他本人是很有才华,但是毛泽东做了皇帝之后,他就依附于这个皇帝,把个人的东西全部掩盖下去,只要毛说了他就跟进,把一些倒行逆施加以合法化,合理化。那么,邓小平就不同,邓小平,我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大官僚,他是非常投机的,也非常狡猾。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也可以为所欲为,当形势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退到一边躲起来。这都是机会主义风格。所以,他们都不是按照现代标准的政治家。这些都反映了中共的用人,毛手下的三个高级大干部都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整个中共的组织路线、干部队伍、用人政策就可想而知了。用的是奴才,庸才,真正的人才很难得到重用。 金钟 :现在买官卖官这种事太多了。而且他们的组织队伍非常臃肿庞大,人浮于事。这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民的监督,没有还政于民。简单一句话,就是没有民主制度,又没有新闻自由,对权力的掌握者完全没有监督,还不说权力的来源,就是你掌权后,监督都没有,当然很多问题就会弄得很糟。现在改革开放,虽然整个国力依附于西方的资本得到了发展,但是潜伏的危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这些也同中共干部政策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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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海外民运人士纷纷哀悼方励之去世

方励之“为中国民族的自由,为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贡献了一生” 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纷纷对80年代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方励之逝世表示哀悼。 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周五(4月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去世,终年76岁。 居住在美国的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对BBC中文网说,他得知方励之的噩耗后,非常悲痛,认为方励之到死都未看到中国在六四问题上的变化,带着遗憾去世。 他回忆说,方励之在1989年写信给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要求释放被监禁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成为1989年民运学生运动的起因。 严家祺说,在六四屠杀后,中国受到广泛国际谴责,迫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即在共产党的专政下走非共产主义化的道路。所以,今天中国的巨大变化最早的起因就是方励之。 严家祺说,方励之从个人来说首先是个科学家,为人规规矩矩,他做人和他的科学信念完全一致。很多朋友都会去悼念他。 他说,方励之的一生是无私的,他为了中国民族的自由,为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贡献了一生。 精神象征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对BBC中文网说,方励之是中国民主人权最早的倡导者,是80年代学运的精神象征。 王丹说,方励之老师是中国80年代的年青一代关心国家事务,关心民主人权的启蒙者和推动者。这一代很多人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都是非常难过。 他特别强调,方先生1986年担任安徽科技大学副校长时,直接推动了86年的学生民主抗议活动。但89年学运发生时,方只是精神领袖,人都不在北京,所以当局把他称为“6.4黑手”完全无理。 王丹表示,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把这个消息通知了美国政府和国会,还将在美国东部地区周日召开记者会,筹备追思会。 他表示,希望方先生的去世能引发中国现在年轻人的思考,包括过去中国发生过什么,未来应该争取什么。 “中国的萨哈罗夫” 民运人士胡平对BBC中文网说,作为出色的科学家和中国民主倡导者,方励之很早就被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因为他们都是科学家,都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出色的造诣,也都是异议人士,受到当权者的迫害。 他说,方励之在经历中国的反右和文革的打击后,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之初,仍在科学领域能和国际同行并驾齐驱,在中国科学家里也屈指可数。 胡平说,由于方励之的行动能力、组织能力,成为科大副校长,并以此地位呼吁自由民主,在当时的社会上,尤其在青年学生中产生的影响巨大,他的地位其他人无法替代。 另外,很多其他国内外人士也通过互联网表达了对这位著名民主人士和学者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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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 艾未未和解构“中国主义”

在当下中国,有的知识分子为了说出真言,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例如刘晓波);有的付出了家庭分裂的代价(例如郭飞雄和高智晟),有的不得不亡命天涯(例如廖亦武),有的失去了归家的自由 (例如严家祺和高皋夫妇)。艾未未不仅遭受到了皮肉之苦、精神折磨、使家人担忧、让员工受扰,而且还因为争自由,遭受到世界头号专制政权和政党炮制的人格侮辱和名誉损伤。从艾未未的经历可以看到,如果有中国人想站立着对政权说话,这个政权就会强迫你永远踮在自己的脚尖上,直到你身心双重崩溃,宁愿选择羞辱地跪下,而且还会对迫害你的人和政权感激涕零。(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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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广 | 严家祺六四周年谈赵紫阳改革道路

2011 年 06 月 04 日 | | | 22年前的今天,中国由学生发起,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的民主抗议活动遭到军队的镇压,史称六四事件。 当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由于反对镇压行动被罢官、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然而他在位时提倡的经济、社会改革思想和采行的措施却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今天,在纪念六四事件22周年之际,一本35万字、由十位学者和专家撰写的书《赵紫阳的道路》在香港出版。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嵇伟采访了《赵紫阳的道路》的作者之一、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下面是访谈实录: 问:严家祺先生,请简单介绍一下这本《赵紫阳的道路》好吗? 严家祺:这本书是为了纪念赵紫阳,在今年这个时候出版,也是为了纪念六四22周年。 问:什么是“赵紫阳的道路”? 严家祺:赵紫阳的道路就是温和的、理性的、渐进的经济改革同政治改革的道路。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中国建设市场经济,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中国建设民主政治。但赵紫阳后来在被软禁的16年中,进一步把民主政治概括为议会民主。中国要走议会民主的道路,这就是赵紫阳的道路。 问:许多人认为,六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温和与理性。按照这个观点,最近蔓延中东、北非的非温和型的茉莉花革命,在您看来是不是在中国是行不通呢? 严家祺:这个事情不是取决于单方面的,不是民主人士能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当权者。如果当权者像卡扎菲那样采取暴力镇压措施的话,这种革命就不会是温和的,就是激进的,或者采取暴力反抗的形式。所以这实际上是两者的互动。如果当权者采取一种化解矛盾的方法,整个事件就会向温和的方向发展。如果当权者采取暴力的方式,那就会造成像利比亚那样的严重情况。 赵紫阳当年在1989年实际上是坚持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改革的基本方针。那个方针就是:遇到群众性的事件要进行协商对话,用理性的、化解矛盾的方式解决。赵紫阳(当时)明确说,要在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解决问题。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行得通的。而且,通过赵紫阳做工作,如果后来不戒严的话,中国的问题就可能更好地解决。所以革命不是少数人掀起来的,而是一个社会趋势。 问:1989年之后,中国再没有出现过像当年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的公开为民主说话的最高层领导人,不过现在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公开提倡政改,您认为中共党内以后会否再出现赵紫阳这样的领导人呢? 严家祺:赵紫阳的出现,包括邓小平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现象。中国的文革造成了重大灾难,就出现了赵紫阳、胡耀邦和邓小平这样的人物。而今天,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是消失殆尽。这种情况是六四造成的后果。 今天中国的人权遭到如此严重的摧残,完全可以说是22年前六四大屠杀的一种延续。这种情况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有可能成为改变胡锦涛、江泽民错误路线的机会。但这要看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走政治改革的道路,如果不能走的话,这种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问:许多人认为,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寄希望于像赵紫阳那样的党内民主派,而不是大型街头抗争。您对此怎么看? 严家祺:我看,像中国这种情况,既需要民众的努力,也需要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人的明智,要两方面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只要共产党领导人能胸怀整个中国的前途,能为公众着想,看到民间疾苦,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造成的新问题,看到中国官员的普遍腐败及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就完全可以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实际上做不到。最近我听到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讲话,说中国的宪法之所以不能够实行,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缺少一个“宪法诉讼”。他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一条基本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是能够得到民众的相应,以及共产党的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的。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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