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于夏天举行的北戴河高层会议，临近秋天举行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高层人事“卡位”战已经打响，为明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换届人事排兵布阵。中共高层最近出现改革呼声，要研议中共体制变革。习近平如果能顶住来自各方的角力干扰，强势主导人事布局，中共体制会有外人难以想像的变革，取消政治局常委制，破除“七上八下”年龄划线规则，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都会循序推进。 踏入五月，中共政坛呈现又一个繁忙“政治期”，中南海风起云涌。二零一六年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临近，金秋举行十八届六中全会也不远了，高层人事“卡位”战已经打响，当下中共政坛人事变动，大都可以被视为是在为明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换届人事排兵布阵。 人们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会否作出震撼政坛的“颠覆”？按惯例，历届党代会召开前一年半左右，政治局就开会讨论研究有关党代会的人事准备工作，决定成立专门班子负责“两委”（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人选推荐考察、提名工作，为期近十个月。每一届六中全会，往往是翌年下一届人事布局预演；六中全会的人事谋略，又往往由两三个月前的北戴河会议部署。 潜心推进改革，习近平擘画未来。日前，他来到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安徽滁州凤阳县小岗村，重温改革。他强调，“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篇章。亚洲周刊获悉，呼吁许久的共产党的内部体制改革，最近再度在党内引发热议。 中共高层出现改革呼声，要研议中共体制变革：有没有必要继续设中央政治局常委制，有没有必要打破政治局规范的“七上八下”（六十七岁可留任，六十八岁须退休）的不成文规则；有没有必要还需在党内隔代指定下一届接班人？以政治局常委这一架构为例，它的存在现在看来是多馀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已就此开展探讨。 中共第五代领导班子上台执政已有三年多，在中国政坛，早先的团派、太子党、秘书帮的影响力这几年已日趋淡化，习近平展现的是强势领导权力。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只要在两个多月后的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如果能顶住来自各方的角力干扰，强势主导人事布局，那今秋的六中全会，乃至一年后的十九大，中共体制会有外人难以想像的变革，取消政治局常委制，破除“七上八下”年龄划线规则，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都会循序推进。当下，十九大人事布局已拉开帷幕，政治舞台上整体性“新老交替”这一幕，无疑是观察中共选人用人导向的重要窗口，在其呈现的规则之外，一些打破常规的人事安排便显得极为显眼。 北戴河，这个被称为中国“夏都”的地方，同钓鱼台、人民大会堂等同具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戴河是中国政治“晴雨表”。北戴河会议是指中南海高层领导人，每年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戴河避暑工作期间举行高层会议，决定重大事项，在此曾经酝酿许多重大决策和发生重大事件，引发后人不尽追思。这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中共高层会，坊间称之为“北戴河会议”，又称“夏季峰会”，多年前曾一度休停。二零一五年中央政治局于七月三十日举行这一会议。 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央政治局，每年都举行十多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新华社北戴河电”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报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不断在北戴河诞生。北戴河夏季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等部门和机构在暑期办公的重要地点，很多领导人在炎热夏季来到这里，一边办公，一边游泳，一边开会，一边休养。北戴河成了夏季中共中央处理内政外交的办公场所，是名副其实的“夏都”。事实上，多次党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举行的。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何频接受采访时说，今次北戴河会议将是历来最激烈的一场会议。他认为北戴河会议前后，尤其是明年十九大人事上，会出现令人意外的颠覆性变化。如果在今年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得到比较强有力支持，那麽在北戴河会议前后，人事大调动就会出现，他之前对军队、政法系统人事做出了调整，接着宣传系统会不会调整，一些重要地方领导岗位，譬如天津、北京、上海其他几个重要省份会不会有人事上的调整，甚至政治局会不会作一些调整，这都表明习近平实权有多大的标志。 当然比较显著的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他是否可以进一步拿走行政上的权力，即国务院权力。因为国务院权力是附有法律上很明确的权力的，不像国家主席、总书记，权力不清。习近平要集权，最需要改变的还是在国务院。他跟总理李克强的关系，李的角色会否被进一步边缘化还是权力回归，也反映习近平在多大程度上掌握权力。习近平将组满意班底 二零一七年秋天的中共十九大，不是改朝换代的会议，只是习近平第二任期的开端，与十八大不同的是，他的权力已经巩固，他将藉人事重整而组成自己满意的班底，同时为二零二二年中共二十大布局预作铺垫。二零一四年八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二零一五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提出干部“能上能下”；二零一六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中南海高层一再提出干部任用问题。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以来，习近平首次作出高层人事变动，当数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调任统战部部长。官场普遍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二零一七年的中共高层改组铺平道路。正是前中办主任令计划早前因涉贪腐被带走调查后，孙春兰接手统战部部长。 中共建政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介于五至十一人之间。一般而言，多数为七人，当遇到不寻常的政治局面时，常委会人数不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少，多的有十一人，少的仅有三人。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之后，常委会人数由七人增至九人；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也如此。二零一二年，胡锦涛“裸退”后，这一届的常委人数又回归七人配置。所以，如果还保持政治局常委的话，有分析认为，除非在未来的一年内发生重大事故，否则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会的人数仍会维持七人。“七上八下”年龄划线，没有法律条文规定、也没有党章写明，只是一种默认的所谓“共识”。如果按延续多年这一惯例，现任的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了习近平、李克强两人外，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五人，二零一七年都届龄退休。 同样，如果“七上八下”的规则继续维持，二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中，除了七名常委，尚有十八名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副委员长李建国、副总理刘延东、副总理马凯、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六人也将卸任，其馀十二名政治局委员中，分老中青三层，老者即一九五零年出生者，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统战部长孙春兰、中办主任栗战书、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者则为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九年出生者，他们是副总理汪洋、中宣部长刘奇葆、中组部长赵乐际、新疆书记张春贤、上海书记韩正、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青的就是两名“六零后”广东书记胡春华和重庆书记孙政才。 按惯例，政治局常委缺额，只是从政治局委员中递补，下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应该来自本届政治局委员。如果常委会总人数仍然维持七人，那这十一人里能有五人升任常委，形成“十一争五”局面。栗战书、李源潮、张春贤、韩正、汪洋、赵乐际、胡春华、孙政才、王沪宁，都是热门人选供选择，其馀四人或因身份背景，或因表现欠佳，或个人意愿不高而不会入常，这样就是九人争五个席位。政治局委员十一个空缺 中共十九大，如果依然按“七上八下”的规定，中央政治局现任二十五名委员中有十一人确定卸任退休，而这十一个空位竞争者，新人选混吨不清。新入政治局者，按照官场惯例，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热门人选，现在书记处三名非政治局委员书记中，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二零一七年都年逾或年近七十，入局几无可能，六十三岁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是热门人选。此外，六十七岁的现任中财办主任刘鹤也是大热人选，未来的北京书记、天津书记都是必然人选。 在现有的副国级官员中，有望入政治局的人选当还有主管外交的杨洁篪（明年六十七岁）、兼任公安部长的郭声琨（明年六十三岁）、主管国资工业的王勇（明年六十二岁）。在全国人大中共籍副委员长中，王晨（明年六十七岁）、沉跃跃（明年六十岁）、吉炳轩（明年六十六岁），全国政协中共籍副主席中，张庆黎（明年六十六岁）、卢展工（明年六十五岁）、王正伟（明年六十岁）等人，仅从年龄看，有望入局。 孙春兰接任统战部长后，原来职位由中共天津市市长黄兴国接任，黄兴国六十二岁，早在浙江省任职时就与习近平共事。政治局二十五个委员通常包括天津市委书记，因此黄兴国入政治局似成定局。在现任正部级官员中，除了黄兴国，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六十三岁）、工信部长苗圩（六十一岁）、监察部长黄树贤（六十二岁）以及河北书记赵克志（六十三岁）、山西书记王儒林（六十三岁）、江西书记强卫（六十三岁）、湖北书记李鸿忠（六十岁）、广西书记彭清华（五十九岁）、西藏书记陈全国（六十一岁）等人，从年龄上看，有望入局。 随著中共十九大的临近，高层的人事变动愈加频繁，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人事更迭。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国务院人事变动规模不小，国务院部委“六进五出”，涉及交通部、环保部、民委等多部委，以及四川、甘肃、贵州人事布局。国务院任命李昌平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任命赵英民为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任命戴东昌为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任命刘伟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命相里斌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命王京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此次国务院任命的两名副部长，都来自地方。 对于一名官员来说，什么年龄能上到什么台阶，是考量其仕途前景的关键因素。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后，新官场规则正逐步形成，已有多省出现“诸侯”级别调动。当下中国地方政治正遇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集中换届，这是自十八大以来第三波人事选拔新动作。李克强政府在三月中“两会”结束后旋即“换血”，河南、陕西、内蒙古和甘肃多名党政首脑换将，三十一省区的权力中枢地方党委常委人事频频变换，意味着十九大换届的前哨战已经开打。六零后开始崭露头角 中共十八大后，“六零后”官员在地方官场虽崭露头角，但所占比例依然不大。据资料统计，在三十一省市的一二把手中仅占一成，分别是重庆、广东、贵州三省的省委书记孙政才（一九六三年生）、胡春华（一九六三年生）和陈敏尔（一九六零年生），河北、黑龙江、四川三地省长张庆伟（一九六一年生）、陆昊（一九六七年生）、尹力（一九六二年生）。 全国县乡换届启动最早，覆盖范围最广，为后面的层层大换班布局，从下半年开始，换届将逐步向省级推进，中共政治圈进入“迎接十九大”的重要时段。学者普遍认为，县乡这一层级的换届面貌，是中共用人导向风向标。进行中的换届，强调对拉帮结派、买官卖官“零容忍”，从民主测评到走访调查，不容有贪腐行为的干部仍获重用而“带病提拔”；强调精准选人，以“忠诚、干净、担当”考察干部。这种新的用人导向，反映中共高层对“政治规矩”的要求，也为构建下一届中央领导作铺垫。 “七零后”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坚。二零一六年四月，在各省的人事调整中，有四名“七零后”被任命或提名为地市级政府一把手。目前全国三十一省区市共有“七零后”地市级党政一把手五十一名。这五十一名地市级官员有六成七出生于一九七二年以前，仅有三人为“七五后”，即生于一九七六年的重庆云阳县长覃昌德，生于一九七五年的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山东省德州市长陈飞。 这批“七零后”地市级官员普遍学历较高，二十八人具有研究生学历，二十一人有博士学历，本科学历仅两人。他们早年的经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二成九的人有过在企业任职的经历，其中大部分是从企业高级岗位走上仕途；二成二的人最初在学校或科研机构工作；曾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和在乡镇基层岗位上工作的人占一成四。 在五十一人中，仅十三人有异地任职的经历，其中七人都曾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有七名官员最早在乡镇基层工作，他们也都担任过团干部。最年轻的“七零后”地市级官员是重庆市云阳县长覃昌德，他在重庆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重庆市忠县石宝镇人民政府工作，后来从忠县团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进入重庆市政府研究室，之后又先后担任璧山县副县长和现在的职务。省部级过渡色彩浓厚 有多位学者对目前中共官场现状作分析认为，十九大前的省部级诸侯正职调整中过渡色彩相当浓厚。新任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生于一九五四年，去年接棒任安徽省委书记的王学军生于一九五二年，十九大时正值正部级退休年龄。此外，内蒙古区委书记王君（一九五二年）、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一九五二年）、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一九五一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一九五二年）、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一九五二年）、重庆市长黄奇帆（一九五二年），二零一七年十九大时都至少六十五岁了。当今政坛缺乏政治新星 学者们认为，相较于十八大前的诸侯争鸣，如今政坛缺乏政治新星，“沉闷”气氛令这一局面更为“扑朔迷离”。中共至今没有往年那种新“梯队计划”，出现换代性断层，中共的干部年轻化如果说不是开了倒车，至少已停滞不前。 十八大前夕，各路诸侯多个性鲜明而风生水起，如汪洋、薄熙来等人。当下，中央权威强化，反腐规模扩大而持续，对用人出现“捉襟见肘”迹象，肯定是一种助推，中共核心政治舞台上，缺少优质“新鲜血液”补充。十九大人事准备工作无疑面临无奈窘境，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对党内体制会否有令人意外的变革？人们注目聚焦。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被外界視為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信任、2013年底從39集團軍長被拔擢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潘良時，日前已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香港大公網報導，各級（中共）黨委常委班子裡，省級軍區（衛戍區、警備區）均有1名主官進入地方黨委擔任常委，被媒體稱為「戎裝常委」。報導說，解放軍人事異動，湖南、福建、江蘇、河北和上海等地的省級「戎裝常委」近日也陸續交接。潘良時1956年出生，河北人，少將軍銜，曾長期在瀋陽軍區服役，歷任40集團軍副參謀長、參謀長，39集團軍參謀長、軍長。他在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十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随着中共反腐运动不断升级，围绕官场的政治传言也风生水起。大部分“政治谣言”后来被证实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而其他一些则是空穴来风，无疾而终。这些“政治谣言”到底起源于中共的密室政治、体制内的人故意放风、还是媒体与民众的捕风捉影？传播“政治谣言”是否“妄议朝政”？当权者能否捂上业已打开的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