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斯伟江:关于政改困境的通信

给斯伟江的第一封信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Email,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只是空谈理论的人。(伯克语),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而且,我告诉你,军队总归站在我们局内人中某一个人当中,也是轮不到得奖的人的。然而,我们,也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   意识形态、历史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前些日子让大家不要折腾党史,也就是这个道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   这些都是历史出的难题,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   第二个大问题,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   虽然民族问题,也是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大难题。学者告诉我们,拉美民主化的历史,多民族的国家多磨难。毕竟,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导致很多民族,一有机会就要独立,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或者是语言文化独特的地方。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搞政改、民主,一旦他们有这个权,你是选择武力还是坐视。或者一旦选票是僵局,更可能动乱,甚至,恐怖活动会延续到内地,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是没想出什么良策。这也是政改不动的原因之一。   民粹和精英。   你可以说,这种人为分类的话语,我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譬如任志强,他说的话,刺激民间,大多也是大实话,遭世人痛骂,主要不是说话偏激,而是他位处精英,要是一个穷学者,没那么多人痛恨。鉴于现在的官员都已经也收入良好,精英其实和官员+富人可以替换,两者之间恐怕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还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仇官、仇富如此普遍,一旦,搞民主搞成民粹,恐怕,所有搞政改的人,多少是要坐牢的,家产没收,最关键的是,国家将会非常动荡,最后,人数多未必一定力量大,中国仍然会走向普京或者皮诺切特政治,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种危险的道路吗?这样的道路和现在有多少区别呢?我们现在少数人坐在高速公路上,风光旖旎,座椅舒适,你告诉我们,前面是断头路,要通过另一条路才能让整个国家(或许包括我们),平安到达下一站。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毕竟,路的尽头没看到。   体制内的反对派   要知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别人奶酪的。毛主席说,有人就有左中右。我是中间派。谁都认为自己站在中间,而别人偏了。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是因为利益,有些人保守,是认为自己思想正确,后者更要命。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而思想僵化,等于网络上说的脑残,基本上和他是没法说理的。你说,既得利益,加上思想僵化的人,在我们院内,还少吗?贸然政改,没说想改革成功,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都会被一举灭掉。你认为值得吗?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激情、责任感、判断力。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才需要激情,承平时期,稳重是第一位的,听话出活,因此,圈内人几乎无人有激情。至于责任,我认为,我们对国家也是有责任感的,最关键是判断力问题。政改的核心是1,竞争;2,立宪;3,包容性。前面说了第二条难,其实,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是第一条,而根本在第3条。我们这些年代过来的人,说实话,宽容只是对家人的,对政敌都是要秋风扫落叶,谈何宽容呢。恰恰,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对不对。我们判断,政改一开始,局面无法掌控,只掌握开始,看不到结局的事,稳重的人不会做。   说了,什么政改都会触动上面三个核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老了,不打算折腾了。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谢国忠说,等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泡沫破了,还要他通知吗。什么是政改开始的时候,无需人预言,大家都会看到。   政改会乱,代价很高   不愿政改,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会乱。民主在其故乡,也是打打杀杀出来的,移植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成活的。民国时不就试过了嘛。大多数的人会承认,民主会带来混乱。朝纲解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没有我们,天下不知几人称孤。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乱。当下的食品,空气、拆迁,交通、拘留所,天天在死人。议会乱,比暗斗强,看法不同,可以交流。然而,国家经不住实验,中国人偏好的是秩序优先,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然而,要中枢稳定地该,似乎目前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小车不倒只管推,依我看,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下一站如何,已经与我无关。周立波的清口中早就戏说过我们的前任,这种传统,不妨保留。   你虽然不是一个人才,基本上算个明白人,而且,听说,爱看书,看书不是坏事,就是不要看书谈政治,很危险,所以写封信给你点醒你。我们不想折腾了,我马上到站下车了。你恐怕也不想做赵括,好好滴做你前途无量的律师吧。当然,这封信其实等于写给所有的人,各安天命吧,安吧。   顺颂业祺!   知名不具(你懂的)   2010年10月22日   PS.我们只是一群抽中南海烟的人,没什么特殊身份,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中南海,请不必乱联想。如果你还想不通,有回信,请发电邮地址zhongnanhai@ccav.com   又,请理解我的苦口婆心,我是用二指禅输入法,写了那么多内容,我容易吗!    作者声明,本文系虚拟,谢绝对号入座。 政改珍珑局:斯伟江的回信   M大人勋鉴:   蒙大人翰言,不才受宠若惊,信后云如有疑惑,可以来信。古语说,长者赐,不可辞。某怎敢不殚精竭力,坦承一愚之得呢。说实话,大人乃体制内的开明派,才会这么考虑,如此顾虑,如是保守派,根本就无需写信,直接援用前元老的话,我们花了多少人头得天下,你拿多少来换。说实话,这套话语,也是一种传统,不才父亲就认,他认为,天下毕竟是共产/党打下来的,虽然他作为一个老党员,痛恨腐败。国外说半天什么现在的统治合法性在经济发展,愚以为只讲对一半,出于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很多人能容忍腐败等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一半,是基于天下已定的现状,年纪越大,越认这种天命早定,气数未尽的理论。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者如此,被治者亦如此。   区区认同大人提出的一些客观难处,民族问题、保守派问题、历史欠债、民主之乱。余在此不一一分析,只想就两个方面和大人商榷。私下里,不管大人权高位重,愚意,公,要为国家虑,私要为家人计,从一个律师的职业病来说,我辈往往会假设,如果不政改,后果如何?   某以为做人还是平凡一点,先为家人计吧。大人,您的家人有成年的,也有第三代,舔犊之情,人皆有之。西人演讲,往往会说,让我们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种花言巧语,在我们这个国家,不顶用。我们会考虑,我能为自己的小孩做点什么。以愚之见,您的小孩,不会缺钱,不会缺爱,只会缺真正的尊重,以及安全感。您也知道,照现在的趋势,如果继续小车不倒自管推,天命将改,气数将尽,就算再修修补补,最长在您儿子一代,几乎就能看到,秦失其鹿,天下糜烂。一旦延续到那时,恐怕什么事情都作绝了,祸及子孙是可以想象的。末代沙皇的后代全体灭后,是因为碰到了革命,路易十六、查理一世,虽然久远,但砍头的背景一样,是革命。毛泽、东或蒋介/石,两人如果都落在对方手中,恐怕身陷囹圄是要烧高香的,枪毙也是极有可能的。纵观历史,革命是政改不及时的必然后果。   其次,再为您自己计吧,万一您和您的朋友,算计失误,天命失去很快,您们也经历这一幕,而且,无力回天,您知道,根据苏联东欧经验,越是改得早的国家,原来的统治班底留得越多,如此,政策的连续性越强,就不会发生清算。当然,最终完成民主化时间也会越久,这意味着,对原来的执政者个人计,其实是很有利的。您也知道,苏联解体,苏共集体是被之后建立的宪法法院判定为,对苏联人民集体犯罪,但是,没有个人受到追诉。相反,戈氏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一致等到熬不下去才下台的,如东德,昂纳克被判刑二年,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被判刑六年半。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因受贿罪被软禁,最惨的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横尸街头。各国下属的秘密警察等,被罪良多。这些都是熬到最后的可能结果,也正常,如打牌,前面都是你赢,你手头有军队,有警察,有金钱,所以你一直打赢,到最后一次,你手头好牌出完了,终于输了,轮到别人手头都是好牌,就开始清算。如果你手头有好牌时,能达成一个妥协,对方手头好牌有限,也没有清算你的能力,更能感激您的诚意。   让吾辈回到政治家的本行,为国家计。不改革,国家糜烂,改革,政府糜烂。是否有中间道路?海外中国政改首席设计顾问郑永年(这个头衔是某戏称,呵呵),经常会喊狼来了,不乏真知灼见。譬如,他否定了,海内政改民间首席设计师于建嵘(同是戏称)的从县级人大直选开始的下改上的方式,认为这容易让合法性下沉。郑的观点认为该从中央改起,党内民主,其实,中央改起也容易乱,所谓中枢紊乱,党内民主其实好说不好做,这点您的来信也说得很清楚。不才并不想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轻则容易被扣上三权分立,西式民主的帽子,重则如余的当事人郭博士,就因为提倡多党制等,最后判刑10年。况且,您也知道,吾乃律师,商人也,没人付钱,吾辈绝不会轻易出货。   我认为,考虑墙上咸鱼(政改)如何吃法(见我另外一篇文章《 民间政改春秋梦 》),虽然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下决心吃。其次才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咸鱼。而在时机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我部分同意您的意见,你们最有发言权,大部分因素是客观条件,而非主观条件,毕竟,中国已经过了强人政治的时代,谁也不可能一言九鼎,(包括安元鼎),你们权衡利弊,选择最合适的时间,至于什么政改模式最安全,其实,以愚之见,并无优劣,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一旦走上政改路,没有什么一定的模式,没有人能预测结果,因为上下左右都是联动的,戈氏以为公开化是稳妥的途径,谁知道,一公开,马上就多元化,多元化,就多党制,高压锅一旦开口,空气必定呼啸而出,不开口,总有一天会爆炸。要政改,就得有下台的准备,就得有唾面自干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肯定后悔。不过,被骂,总归比被关被杀好。一边是诺贝/尔,一面是横尸,不光是个人,个人如何,倒也罢了,关键是糜烂国家。同样,什么路径改革最合适,你们最有发言权,虽然不妨听听海内外民间设计师意见,然而,我相信,官方也有不少设计师,他们更懂行,因为,真的改革,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内部有多少反对势力,那些是可以让步的,那些是现在的底线,外人哪里搞得清楚!   您来信后,我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认为当下政治制度并没落后经济建设,只是一个自我完善的事情。是否属实,其实很容易,搞一次公投就知道真假。然这种说法,在当下,相当可以理解,以您的小车理论,毕竟这个装了进口马达的解放牌车,似乎风驰电掣,即使车漏油,刹车不好,稳定性差,车上有人打架,车外有人批评有人夸,毕竟,驾驶室里的人,感觉不错,这个时机谈政改,犹如青年人血气方刚娶了美女,老年人告诉他,要想老年不肾亏,现在晚上要节制。这种自我节制的文明,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自制力。现在谈政改,确实难。   然真正的政治家,往往是迎难而上的,是未雨绸缪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西班牙搞政改的首相苏亚雷斯,原是体制内干部,既有妥协,又有坚持,最终兵不刃血,政改成功。戈氏的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关键是,他最后倒向了保守派,改革的大旗被叶利钦举起,俄罗斯总统釜底抽薪,戈氏丧失主导权。中国的市场改革比苏联好,社会中间阶层比苏联多,民族问题,比苏联小,戈氏,都敢启动政改,为什么我们不敢试一试,不试,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总理说的),试上一试,中国乱不到哪里去。不改,民心散尽,政改,貌似乱,实则聚民心,却是一条生路。   不知有否读过金庸的《天龙八部》,无崖子设下的珍珑棋局,天下无人能解,最后虚竹和尚误打误撞破的,是必须先自杀一块白子,留出一块足够的空间,以便闪、转、腾、挪,之后的棋局,围棋高手大多能把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有反对党的情况下,执政71年,终究也会有暂时告别舞台中央的一天,由于他容忍了反对党,最近还是有希望重返舞台中央,因为,他们毕竟仍在舞台。而苏共,一旦告别,目前看来,是没有机会重返。我们中国人的例子是国民党,抱着组织”自杀”的决心搞政改,反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GMT的小马哥,除了感谢台湾人民,恐怕对小蒋的感激不会少许。   小人乃一草民,国家幸,个人未必幸,国家不幸,个人也未必不幸,之所以蒙您青眼,也是抱一颗书生之心,陈说一孔之见,如您所说,书生不适合从政,是的,而且,捞鱼摸虾,耽误庄稼。今日这一纸书信,您不必作苏秦张仪战国策看,愚并无挂六国相印之旧念头。这种金印,留待体制内有心人。当然,也不必作恶意看,如您手教,各安天命,某的天命,就是贫嘴;您的天命,或许真是要破这个珍珑局哩!虚竹和尚,结局好得很呢。   千言万语,政改这个珍珑局,最关键是,大人,你们是否有勇气去破,只要下决心,何时破局,如何破局,真难不倒你们这些人中之精。一边是贻误良机的历史罪人,一边是知难而进的国家英雄,从后人看来,取舍很容易,在现实中,恐怕确实不那么容易,这中间曲折困苦,非某所能逆料,然王道真如,有志者事竟成。为家人计,为自身计,为国家计,都该迎难而上,捋袖一试。   最后,容某谈一下对戈氏的看法,虽然,我国体制内人对戈氏评价不高,然而,在其本祖国,却是评价很正面,且世界给其诺奖。以此类推,您是希望自己以后被某些朝鲜人痛恨(假设金氏仍当政),而被国人怀念,世人褒奖,还是倒过来,金氏热捧,国人痛恨,世人唾弃?二十四史尚在,黑白纸,方块字,默默无语,审判千秋功过,罪人、功臣,草民我不会在上面,而大人,你们必定会在上面!   以上草草,不胜惶恐之至。   筹安!   会稽山阴人氏 斯伟江顿首   2010年10月27日   前信和回信,均属虚构,请勿对号! 给斯伟江的第二封信   小斯:   二年之后,又见面了。(希望你的邮箱是安全的)。说实话,这两年,我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知道你也腰椎间盘突出了,好嘛,人到中年需要稳重,至少,这下你肯定走路重,说话迟了。   上次去信给你讲了不少为什么不政改的道理,你把信件公布后,我上网看了看,大多认为观点务实。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最讨厌那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书生。言辞激烈,不中要害。比晚清的清流还不如,至少人家的文采风流,且也是进士及第的。   愿意给你写信,关键还是看到你毕竟也算做实务,律师业务,不就是生意嘛。而且,有时写东西还会考虑下现实的难处。眼看我们这一代看似要交班了,真正的情况,你也知道,交班还早。不过,现在政改的声音呱噪得很,于是想和你聊下,顺便让你转告那些浅薄的文人。   中国人政治文化中最关键的词是忠。忠是整个人治的核心,所谓,山头派别,不就是人和人的关心,谁是谁的人,谁提起来的,谁的亲戚,不就是保证要忠于谁嘛!即便你违反法律,如果你能扛下责任,不咬恩公,你就有机会东山再起,否则,你就彻底完蛋。所有官员都认为,这个人不可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进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其实还是儒家的忠义。听大儒说,这儒家也是改造过的儒家,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一样。孔子可能是不认账的,谁管他,六经注我,为我所用。   因此,只要我们人还在,影响力就在。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算昏迷过去,周总理也不敢乱动,主席一醒来,总理就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小平南巡时,什么身份?南巡成果好,百姓还不一样歌颂,拍手。我们的政治文化,最讲究的是实权和实效。好心办坏事,百姓一样骂。我先提醒你,好心办民主,结果一坏,百姓一样饶不了你们!   说到小平,我们也很感激他。不仅仅是我们大多是他提拔的。关键是,在苏联解体后,小平同志在选拔干部时,已充分考虑到不提拔思想活跃的,选择的都是非常稳重。可以说,小平同志的人事安排,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今后。谁走戈氏路线,谁就是不忠。况且,走民主路线,这瓷器活,真得需有金刚钻。   上期去信和你讲的民族问题,于今愈演愈烈,谁能缓解?人家要独立,你能答应吗?谁上台都不会答应,谁答应谁下台!这种问题,我们内部的意见非常一致,就是传统恩威兼施,看实力。虽然你会不答应,认为有新思维,给什么高度自治,你这是幼稚想法。目前人家答应这个方案,但有地域要求,胃口很大。而且,你不想想,目前,好牌都在我们手里。要是中原板荡,人家的胃口会涨的。反华势力到时必定横插一杠子。这不不多谈了,谈下去,估计你也发不出去了。我手下的人只认敏感字,不管谁写的。总理的一些国外讲话不也在国内发不了嘛。   总理这人啊,人是不错的。勤勤恳恳一宰辅,就是好说话,和耀邦同志有点像。耀邦那时百废待兴啊,且小平支持。说的话,毕竟可以完成七八成。如今什么年代了,大局早定,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要容重言谨。哦,不谈具体人了。   政治如建房子,毛主席他们建国,搞了一个房子,基业伟大,规模恢宏。不过,他自己折腾,屋顶都快烂了,墙也开裂了。大家都认为非修不可,于是,小平同志又重新加固地基,里面建了承重墙,外面架构不动,实际又恢复了原来的结构。这一加固,一直到后来春夏之交的动荡都没事。现在的房子还是好好的,你们凭什么让我们改建修建,甚至有人想推倒重来。真的推到了,风雨来了,你们住哪里?老者如何安之?照你们现在方韩大战时这种混乱,能重建一个新房子?   别看我们现在只是粉刷墙壁,裱糊窗子。那是因为修补的时机未到。你想想。要修房子,得挪动多少人?万一修时下雨咋办?都会有人受损害。因此,一定是要等屋漏得利害了,甚至,看样子房子要倒了,大家才会同意修嘛。即便不同意的人终归有,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做工作,实在不行,可以让他们靠边嘛。现在房子看着好好的,你没事要修房子,谁叫嚷,谁倒霉。因为做不成,变成说空话。左右不讨好。总理的例子看懂没有?你读历史看到光绪帝的急躁没有?西太后什么时候才开始想改革的?火烧圆明园之后。   这危机来临,也得看运气。西太后在时,辛亥的炮声估计未必响得起来。响起来,袁世凯也没多少好做花样的。这就看人的能力。说实话,要真能改革,须是真英主。但是,英主有个问题,就是无法自己革自己的命。因此,你去看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算改革家吧,干到去世为止。你又会提蒋经国,固然有个人选择,然而更多的是,客观因素(族群,美国,党外,不传子等),关键还是看到了台湾的大势。   因此,危机未到,未雨绸缪的,是真英雄,但是,在集体领导互相制衡的时代,不会再有真英雄。青山依旧在,斯人不再有。危机到了,能顺势而为的,其实,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作用,其实,比凯末尔等强人要强。普京够强吧,统治俄罗斯多少年了?照目前看来,起码再干12年总统,到期了,说不定又推出一傀儡。没完没了,直到干不下去或者死掉。不祈求明主的心态才算成熟些。毕竟,求人者必制于人。   有人乐观,认为,目前,互联网开启民智,自由派占尽山头。这是表面的,实际上,仍是碎片化的。组织化非常有限。我们对此都是非常小心的。现在,国外的研究也出来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或者正面推进关系。混合型鸡尾酒政体也很长寿。你不觉得我们政体也有点鸡尾酒吗?清华的刘瑜说,下一届领导人会提政改,幼稚了,书生嘛。下一届重点会在民生和公平。但她文章说,为什么说中国会走向民主,这等于说,人总会死一样,意义不大?关键是何时!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等危机来临。主要是经济危机,也不排除政治危机,类似重庆夜奔的事件。我们也知道,经济不可能一直好下去,危机来临时,我们也有对策。所谓活埋,那只是下面人粗鄙话语。真正的对策是,集中资源,稳定军队。开放一定的政治空间,但,不危及党的领导,以空间换时间,经济会好起来的,难关会过去。对一小撮反华势力的代言人,确实会铁腕打击。其他的《挺经》我就不说了。   中国是个大国,合纵连横在危机来临时会显露。但是,关键是掌握资源的话事人。说实话,照目前的民粹的狂躁劲,没多少话事人会愿意走民主路。不是不喜欢,其实,私下里也有欣赏的。关键是怕清算。民主加民粹,谁都不安全。   再一因素,是党外的资源。说实话,我在里面看,目前在民间的资源,去掉企业家,入我法眼的,真没一个。企业家嘛,你知道的,在这多年的企业发展中,有几人不是我们关系极深?要倒,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安全吗?坦白说,给你们搞民主的机会,也未必有能力搞得起来。斯大林说过,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到时,你们这些自由派自己会吵得七荤八素的,大多都动嘴比动手利害,一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即便危机来临,风雨飘摇,出手撑住大厦的,还是我们中间的人。   和你说说我理解的民主吧,民主是个好东西吗?未必。要看合适不合适?林志玲漂亮吧?你娶了就不行。你看伊拉克搞了民主,结果如何?你看埃及,混乱成什么样?即便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也是历经了多少波折?小国的民主对我国没有参照力。我问你,什么是民主?是光投票吗?不是,民主要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独立的足够的新闻舆论,还得有认可规则的精英文化。就拿选票来说,看似简单,但是,划分选举,单一制还是复合制,这些规则,都会影响结果。同样,对选举舞弊的处理,对选举纠纷的仲裁,也会影响选举结果。舆论,尤其是电视媒体,对选举结果的掌握,也可以说是致命的。知道普京为什么老能胜选吗?你研究过俄国的电视体系吗?你看看,我们国家上述基础有多厚?老外说,民主的基础是民主的双腿,只有测量了这一双腿和他们的跨度之后,理想才能真正展示风采。咳,其实,部分的意思是姜文片中说,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你真的认为民众做好了准备?为了民主可以忍受疆域割裂,动荡不安,犯罪率上升,政议而不决,外交受辱?万一社会动荡,强人政治极可能产生,这夹生饭,说不定滋味够受的!佛教入中国而中国化,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你认为原汁原味的民主可以入而不化?别忘记政治是无法先在城市搞,后在农村搞的。张张选票可都是等值的!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在说,是我们阻碍了民主基础的发育,固然有一定的事实。但是,这是维持政权的需要。别光看我们呀,你不去看看,社会上有多少人不是障碍?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多少在身体力行地培育独立,理性,宽容,一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操控,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向对手学习,最后变成对手?   说实话,只要我们的党争不造成分裂,恐怕照目前的体制外能量是不成气候的。你也知道,每朝都有党争,所谓山头,这非常正常。利益或者理念聚合人啊。以前有皇帝做仲裁,所以,党争可以外露。现在,没有足够份量的仲裁者,几家都要注意,不造成分裂,因为一旦分裂,大家都没饭吃。这一点,是我们党争的底线。   再和你说一个因素。目前不政改是和外交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威权体制,在外交上能迅速集中资源,少受内政牵制。你看我们这几年的出访,可以说,比以前风光多了。万一开始政改,我们都焦头烂额地处理国内纷争,外交上有多少精力?外交说白了,就是:”交朋友,争利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外交如人在江湖,各色有用的国家都要结交。至于,和美国的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制衡。韬光养晦,是装孙子,不是真孙子。所以,有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时候,可以唱些反调。网上一些人懂什么,光知道乱叫,什么道义?日本人侵略我国时,道义能顶坦克用?当然,利比亚问题,我们是有点错估形势。但是,利比亚例子,你也可以看出,西方对非民主国家的敌视。你要看到,我们的外交在给国内大企业,都是争取到很多商机和利益的。你去看看非洲,阿富汗,伊拉克,我们不动枪火,商机一样无限。你希望做一个走出去风光的领导人,还是灰头土脸的人?   现在有人在说什么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全国有多少因改革而致富的人?他们是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有你们这批律师中的富贵者?因此,这个概念不明确。不启动改革,关键还是,危机未到。自我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自己戒个微博都那么难,何况,维持现状(维稳)就有巨大利益、荣耀,改变,意味着失去,甚至要被清算。面临这样的选择,谁都会选择不改变。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经济?是的,但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的是,猪!一样的队友。我们周围有很多人,笨啊。既不学习,也不聪明。(看看二会上的代表委员),最担心这些人给我们制造不稳定因素。下面的官员傻点,最多也就是小问题,最怕是在上层犯傻发疯。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万一,以后,危机来临时,自乱阵脚,堡垒内部才最容易被攻破。   信到这里,该结尾了。叮嘱你,一,看大势。别乱跳乱叫,好好做你的生意;你既没人脉又没资历,千万别去搞政治。更不能和外国人一起瞎搞,湖北有句土话,叫跟着洋人造反。知道什么意思吗?二,识大局。很长的时间内,不管改不改,都是我们党内精英掌舵,哪怕,他们改名叫任何马甲,人还是这些人,看看袁世凯,段祺瑞,(军人干政之可能),叶利钦等;三,听天命。你说,我年轻时,怎么会知道我会腾达至此?还不是命!你想做点事,除了积德,就是听天命,顺势而为,不要苛求!国家也是一样的,如真的时势变了,你们也不用押宝,我的同事们中自然会变聪明人,否则,你劝谏,死谏,对我们都没有用。四,有所为。专业,不可碌碌无为;生活,更不可声色犬马。在我看来,你还年青,多学习,多观察。   噫,从政数十年,真的有点倦了,有时居然有点钦羡你的闲适日子。不过,为国为家,恐怕还退不了。不要以为就你们爱国爱家!   未尽之言,自己琢磨!别想着反驳我,如前所言,毫无用处!   看完此信,马上把邮件删除。   知名不具   2012年3月8日    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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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境胡同:王光亞明年退休?

香港蘋果日報 自港澳辦被踢爆有兩個權力中心、新上任的主任王光亞遭前主任廖暉打壓後,據悉廖有所收斂。話說,上任至今近一年半的王,曾意興闌珊,私下坦言待明年政府換屆後,到全國政協撈個位置就算。但有人要他任內忍辱負重,待新特首誕生後,必雨過天晴,同時提拔他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亦不會輕易放他走。 現年 62歲的王光亞,是中共開國元帥陳毅的女婿,從事外交工作 35年,具國際視野。中央提拔一名與香港毫無淵源的外交官把關,旨在避免香港成為西方對抗中國的一隻棋子。 不過,王上任後,工作因廖暉的退而不休,而處處受掣肘。查實,兩個權力中心的傳聞在北京政圈已是公開的秘密,但遭傳媒踢爆,令廖不快,加上他全力支持的唐英年在這次特首選舉中,負面新聞一浪接一浪,大大挫了廖公的銳氣。 王光亞一向主張讓唐英年和梁振英公平競爭,反對廖暉的挺唐壓梁。香港權威人士昨引述王就當前特首選舉發表的言論,引起各界猜測。 當前,王究竟挺唐?挺梁?或兩個都不挺?各界有不同解讀,各取所需。查實,王就特首人選至今發表過三次相關言論,讀者可從中尋找到未來特首的蛛絲馬迹。去年中,王在北京接見到訪的工聯會代表團,首次列出做特首的三個條件:愛國愛港、有較高管治香港的能力和獲市民的支持;第二次為周四的全國兩會,指候選人的認受度很重要,包括社會的認受度、選委的認受度;昨則為第三次,王指唐、梁都是中央可接受的人選,但雙方做不到君子之爭,中央亦沒有想過會出現抹黑,但認為這些情況於民主過程中是必經的階段……任何人做特首都要顧及商界利益,又要回應市民的訴求,考慮市民的利益。 (註:靈境胡同鄰近中央權力核心中南海,中組部等中央機關宿舍均位於上址。) 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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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2012年03月09日 15:07:57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 你曾喊出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  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2、3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 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       三,年度媒体     由于个人偏好和视野所限,像时尚类媒体等许多媒体种类并未列入我的观察,并不等于它们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人民日报     2011年的人民日报的言论版的一些评论,立场如此接近公众,实属罕见,也引起诸多喜好宫廷政治者的热议。虽然是偶露峥嵘,但所有一切向好的力量都可以引为同道,值得鼓励。     2,央视纪实频道     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实频道,一年下来,已颇具格局。还没开播之前,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曾经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个筹备中的栏目。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纪实频道这样的节目,未来大有可为。     3,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治下的新世纪周刊,终于在2011年有了不少重磅的报道,从中投海外大起底,到铁道部张曙光报道,等等,流露出凌厉的杀伐之气。但当年《财经》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新世纪周刊要整体性立住脚,投入和成本控制与经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4,东方早报     我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上海传媒之殇》中,就认为东方早报是沪上媒体的异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几经磨难,东早却越来越强悍,时有让人眼前一亮之举。2011年的东早更是如此,成为上海这个最讲政治的城市的一道炫目的光亮。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紧缩时代的一个进取者的标杆,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踏实的努力。     5,第一财经周刊     2011年一财的广告令所有媒体业者都眼馋。其所依赖的资源是一方面,但其团队的创造力也不可小觑。不过,阅读是会疲倦的,浅阅读的空间,一财恐怕也释放的差不多了。未来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创新。     6,现代传播     邵忠的现代传播,2011年大事连连。先是停了东方企业家,收了彭博商业周刊。商业周刊未及面世,来来往往换了好几茬。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中国出了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如今换了邵忠,应该会有新起色吧。     7,共识网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最好的思想性网站,非共识网莫属。人们如果在共识网上没有读到思想深刻或尖刻的文章,在其他地方恐更难以阅读到。无论左中右,凝聚共识,恐怕也是其立身之本。     8,新京报     2011年新京报迎来了第8个生日。但在生日前的变动,任谁都会懵然。在皇城根下,这样一份报纸坚持到如今,实属不易。我宁愿选择相信新京报的同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职业精神,继续走下去。     9,中国周刊     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虽然命运多舛,目前还是以月刊形式出版,但2011年5月以来,其每一期封面选题,把当下公众关切的社会情绪,以书写个体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内举不避亲,一切有目共睹。     10,环球时报     2011年的年度媒体,如果环球时报不列入,绝对是个缺憾。一方面,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的子报,通过其言论,让公众得以知晓一些其他媒体被迫屏蔽的消息,另一方面,报纸立场以及对国与国事务的观点,也引发了社会巨大争议。     11,京华周刊     京华周刊创刊未多久,便遭遇了主办方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的变故。京华周刊一直是由时任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力主创办的,刊号归属人民日报。随着京华时报划转北京市,京华周刊的刊号自然归属人民日报,这份杂志最终的命运也就停刊为结果。     12,南都周刊     带着南方底色的南都周刊,在5年之后商业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值得庆祝。南都周刊和南都娱乐周刊,共聚一门,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分裂。不过,它的年度“明星公民”,却是将原本割裂的双方无缝对接,很有创意。     13,锦绣     锦绣是一本以商业地理为要旨的刊物,其主创者都是传统媒体行业的佼佼者。但其暂时休刊的命运,昭示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锦绣命运的媒体出现。     14,腾讯微博。腾讯挟财力之雄厚,网罗了一众传统媒体精英,在微博竞争中奋起直追,不可小觑。     15,年度图书之《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方周末配合跟进。在改革进退两难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研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样本。       四,年度人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焦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因故调任,坊间传言甚多。     2,胡占凡,中央电视台新任台长。在中国,媒体领导人的风格通常会对媒体产生很大影响,无论体制内外,胡出掌中国最大传统媒体平台,会给央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风头甚健,引起诸多纷争,实为体制内媒体异数。我个人很赞赏胡在微博上的开放态度,虽然观点常有不同,这种开放性,本是所有媒体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胸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5,黎瑞刚,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2011年调离。黎瑞刚执掌文广多年,是中国传媒界体制内的著名“少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曾是当代海派传媒的掌舵者。     6,吴海民,京华时报创始人,前任社长总编辑。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后,吴一直在海外访问,其态度令为观众人惊愕。不管怎样,老吴对京华时报有巨大贡献。     7,陈中,南风窗前社长,自南风窗创刊起,就服务于南风窗,因故被调离,实则被放逐。     8,向熹,南方周末前主编。2011年曾试图回母校南京大学指教,未果。     9,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2011年加盟搜狐,出任搜狐视频负责人,年底,出任搜狐总编辑。搜狐在媒体属性这一块,这些年少有进步,刘春的加盟,不知能够给搜狐带来新变化。     10,何力,2011年加盟大连万达,重新包装全球商业经典。这些年来,很多投资者都青睐于何力。此前,他曾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     11,荣波,南方周末前总经理,2011年离职创业,收购了博客天下和老牌刊物《人物》,并筹创《财经天下》。     12,林楚方,看天下前主编。2011年开始筹备创业。林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机巧,他做的杂志比较好玩,这是他做这一类读物的特长。         2011年的传媒业的大事远不止这些。许多事情,多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告诉我。     我从来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我相信,如同里尔克在诗中描述:     “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     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     树木高耸,墙篱低矮;     在江河两岸,生机盎然     牧民和农夫在那里繁衍。     。。。。。。”     偶尔我会向未来窥望,但我不会空守彼岸,我懂得尘缘,并尽可能地去体会它,感受它。     我知道,唯有现实才能指引我们通向未来。     脚踏实地,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分努力,都是改变命运的蝴蝶的翅膀。       (2012年1月18日定稿。     这已是我连续第九年度以个人价值判断做评点,不在乎政治正确,不在乎判断缺失,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远比其他要素重要。     感谢FT中文网,感谢张力奋老师的鼓励。     感谢我的乡贤诸大哥和亦军大哥的慷慨指正。) 上一篇: 重新认识纳税的权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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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粉碎“四人帮”细节考证

粉碎“四人帮”细节考证 文章原标题:历史真相与未解之谜——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作者:韩钢 来源:CND 来源日期:2012-3-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9 5:29:17 阅读量:80次   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9月18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李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又分为三个部分,中南海内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负责。为此,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五十来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关于准备工作,实际上还有一条线被人们忽视了,就是高层经由叶剑英同一些军方人士和党政军元老打了招呼,如李德生、张廷发和聂荣臻、陈云、邓颖超等。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也是一种准备,特别是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司令员)打招呼,更是对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预设。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丰泽园内抓捕江青、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作了叙述,但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详尽。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过去人们只知道会议结果,如今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新史料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环。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吴德口述最早作了比较详细的忆述,周启才的口述则更为详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作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还是周启才的回忆,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尚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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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 | 两会观察:中国酿变

2012年03月09日 11:46:14   暮春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隆重登场,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在3月5日由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公布。     而在大会堂外面的天安门广场上,被如长枪短炮般照相机镜头包围者的,是身着红衣,青春端庄的两会礼仪小姐。在镜头娴熟地摆出各种被媒体称之为“卖萌的”的姿态,无论是北京灰蒙蒙的pm2.5超标的空气,还是两会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代表全体国民参政议政方式造成的政治压力,似乎都压抑不住这些来自北京市昌平职业技术学校的女孩子飞扬的青春气息。与媒体和民众,这道美丽的“红色风景线”,已成为两会的固定节目。     无论如何,当这个社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花絮,津津乐道于花边琐事的时候,无论是代表还是民众,都在感受看僵化意识形态的松动和一种现实生活的回归,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承认,这种爱好背后,又确实是在回避着什么,在半真半假得消解着什么。     而随着时间过去,问题慢慢浮现:这是十一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18大也即将到来,领导着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打算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哪些变化和改革?       变潮涌动       各种代表依然带着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他们的两会,于是,人们终于再一次看到了浙江代表团部分女代表们的曼妙构想:她们准备身着瑰丽旗袍统一在会议开幕时候亮相。另外,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歌舞剧院歌舞团团长刘春梅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突然高歌一曲,随后大呼“我爱你们”,可以视为是代表委员娱乐化举动的极致体现。     与固定轨道中运行,同时不断观察到改变的发生,这个可以说是本次两会的主要旋律。变与不变的纠缠,从追逐明星到津津乐道于奇谈怪论,再到严肃的民生议题以及公众代表行使政治权力,这一过程虽然漫长,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变化正在发生,即使缓慢,却在历史大势形成的合力之下加速潜行。     在温家宝的工作报告中,民生问题照例占有格外重要的位置。房价,环境污染,教育平权,养老,医疗改革、三公消费等议题均与民众息息相关,校车安全等问题更是因为此前的事故而被全社会关注。     据统计,温家宝总理的报告赢得了26次掌声,最长一次28秒。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其总编辑“两会”日记中这样描述其在现场的观感:“‘雷鸣般掌声’的时代已经过去。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的问政意识增强,不满足当花瓶和只投赞成票。加之今年是本届人大最后一次大会,不少代表任期将到,想必会抓住最后一次问政责询机会。”     在今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表示,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各项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     在划定的航道上,变革的潮水正在涌起,无论如何强调稳定,强调航线的确定,都无法改变2012注定是一个变革之年的宿命。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大事的两会,每个参与者围观者都在体会暗中涌动的变革之潮,中国这条大船,正朝着随后的十八大以及未来的政府换届航行而去。船上的每一个乘客,都将和大船一起经历风浪。       经济求变       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宪法学教授杨海坤当着中央领导的面,作了5分钟的即席发言,阐述了自己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而此前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亦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会有新的进展”,亦让人们感受到某种变化。     不过,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两会的主旋律: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主流。在温家宝总理面对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继续着力民生建设依然是本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在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     对于这份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重点有三:首先,现实改革中最深层次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失衡,在利益关系失衡成为改革发展深层次的突出矛盾的背景下,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没有突破,这种突出的矛盾很难解决;其次,经济转型直接依赖于收入分配改革,民众的消费能力不提高,消费的拉动力就无法显现;第三,现在社会的很多矛盾问题跟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成为牵动全局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际上,即使是传统的经济改革话语体系,公众也能看出其中的显著变化:这是近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首次降到8%一下,2004年中国曾将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7%,自2005年开始,这一预期目标连续七年被确定为8%。转换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中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政府首先要完成的工作。用3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候的说法就是:转弯,当然要减速。     而在本年度全国两会之前,各地政府公布的工作报告中,东部部分经济大省逐步淡化GDP增长目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质量和可持续压倒速度与规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转型升级更为被侧重。亦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直言,转型发展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转型,速度要降一点。”       共识与方法论       可以预见的是,变与不变的主题将贯彻两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关于乌坎问题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广东方面的不变:“我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话,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如此而已。”     在两会期间,汪洋还表示,广东各部门正强力推动政府“放权”,但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法律上的障碍。比如有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的相关权力,如果“放权”,就违反规定。广东正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成为“放权”的试点,然后用成功经验推动相关法律修改。而新任广东省长朱小丹,面对有代表担忧这一改革会引发中央部委不满,难度甚大时更是表示:“难,但是我们准备碰一碰。”唯有冲禁区的改革才是真改革,广东一直扮演着改革开放先行者的角色,为中国改革探路。     而已经有“重庆模式”提法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样在强调重庆方面对于改革开发这一基本原则的坚守: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放松。30年前,中国处于几乎完全封闭的状态,经济体制相对僵化,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但还要坚持到底。     改革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共识。做完报告之后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切握手,两人均面露微笑。而在刚刚宣读的报告中,温家宝共提到“改革”近70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其信心,一如两会前人民日报评论的标题《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不过,改革共识并不能掩盖改革方法论之间的差异乃至争议。与东部先发展地区用淡化GDP增长等方式为经济转型寻找空间,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新型治理方式不同,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省份在探索公平分配和优质高速发展兼得的新模式。     在本次人大重庆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薄熙来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它指引的道路是完全走得通的。他拿出重庆2011年和2007年各项经济数据来比较,表示共同富裕不是有些人脑子里想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最后经济僵化发展不起来。“这是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取得经济高速优质发展,而且走在全国前列,我觉得是可能的,二者是可以兼得的。”     对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认为,这给重庆带来了结构调整的新机遇不过,不过,几年前他在接受媒体记者时采访的时候亦表示,重庆发展得益于中央给予的种种特殊政策,是中央直辖市政策、库区移民区政策、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政策叠加的结果,未必具有普适性。而在3月6日参加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访谈的黄奇帆,也用“中国经济可放慢点重庆还应相对快一点。”也在佐证重庆模式的特殊性。     实际上,无论是薄熙来的“共同富裕”还是汪洋落实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都强调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坚守。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也仅仅是方法论的差异,是所在区域本身问题特殊性以及代表性不同造成的差异。       新媒体之变       3月6日凌晨,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回到北京。熊伟还有另外的身份被公众所知:两会院外游说人、专业民间立法参与者。凭借着与其身份似乎不相称的家国情怀,熊伟从湖北荆门的一名热电工成为到中国鼓吹公民参与立法的第一人,一直成为固定的院外游说者,他的工作,就是实现民意和立法者之间的对接。今年,他准备继续就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提出建议,而这,得益于他此前在乌坎几个月观察的经验。     对于中国公众,由于代议制民主实施规则的设置方式,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与真实民意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距离,这也是历次两会中会均有雷人提案出现的重要原因。不过,随着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等新媒体传播手段的进步,虽然制度未有大的变动,但是人民代表与真实民意之间的距离正在发生变化。即使常微小。     新传播技术造成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在新媒体面前,公共人物首先面对的是质疑。政协委员杨澜的国籍问题,“从不投反对票代表”的人大活化石申纪兰名下产业问题,以及众多委员身上的奢侈品,都成为公众围观的热点。浙江人女人大代表的旗袍秀,亦因为公众质疑而未能如期上演。     比围观更重要的是人大代表与民意之间的沟通。有网友粗略统计,今年两会      15省有65名人大代表开了实名微博。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更是表示:今年会有个提案,让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公布电子邮箱或微博,做政府和群众的日常联系人,如果有几千个人,每天都跟普通网友交流,能有效减少社会怨气。     按照西方文化批评的观点,观看意味着权力,当媒体在网站上公布亿万像素的两会会议现场图,民众可以任意放大而“看”到会场每一个人每一处细节的时候,新技术带来的权力改变又一次出现,而对于委员和代表们,对于中国国家政治生活场域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压力也就随之而来。         删节版刊于2012年3月8日时代周报      上一篇: 死亡vs希望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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