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

法广 | 从朱镕基批评《中国农民调查》谈起之二(胡平)

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停摆。主管经济的李鹏、姚依林都很僵化保守。于是邓小平想起了朱镕基。九二年南巡后,官员们集体学习邓小平讲话,谈心得体会。朱镕基语出惊人。他说:“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不少人觉得这话大有问题,打小报告给邓小平。殊不知邓小平闻言大表赞赏,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 其实,朱镕基这话并不新鲜。早在86年我还在北京时就听到这样一则故事。那时深圳特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很多老革命见状忧心忡忡。他们问:“这还叫社会主义吗?”于是一大帮理论家赶快解释,说这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还是将信将疑。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这下,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上面这个故事表明,那些看上去对经济改革持保守态度、关心姓社姓资的老革命们,其实他们在乎的并不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他们在乎的是共产党能不能保住政权。他们担心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危及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这种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打倒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就是靠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掌权的,如果共产党明确宣布自己不问姓社姓资,如果共产党自己就回过头去搞资本主义,那不是等于说共产党革命搞错了吗?那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赖在台上继续它的一党专政呢? 共产党很明白这层道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它都非常强调要分清姓社姓资。因为它知道,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 1989年6月16日,六四过后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谈话。谈到六四,邓小平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还说:帝国主义西方世界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 直到1990年年底,邓小平还在大力强调姓社姓资。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讲到搞社会主义,要防止复辟资本主义,并把这一点当作坚持共产党专政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的理论根据。邓小平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 如果以上面这些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准,朱镕基说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资本主义,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明显就是违反邓小平讲话精神的,自然就有离经叛道之嫌。可是朱镕基这番话是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之后说的,那就正中邓小平的心意。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对意识形态问题不争论。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会改变调门呢? 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原来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杀和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共产党政权已经失去欺骗性,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人民的事都干出来了,还说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还说自己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谁信啊?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补社会主义外衣已经不可能,同时也没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倒不用怕了。现在反而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无所忌惮地引进更多的资本主义了。 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要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敢于启用朱镕基当总理。 朱镕基上台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大改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看上去很好,曾经一度也赢得了很多自由派人士和西方世界的一片赞誉。但是由于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是在六四后的政治背景,是在政治改革被封杀,专制权力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改革走入歧途,并且日益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 下一次讲话,我将以国企改革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

法广 | 从朱镕基批评《中国农民调查》谈起之三(胡平)

朱镕基在任内大力推进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大批中小型国企民营化,保留下来的大型国企也有了活力。和苏联东欧实行休克疗法并导致经济一度衰退相比,中国的改革始终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乍一看去,中国的国企改革果然很成功,朱镕基的功劳确实很大。 但是,我要指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国企改革造成了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这一严重的弊端,即便是那些最为朱镕基改革唱赞歌的人也不好意思否认。只不过他们辩解说,这是改革的阵痛,是改革的代价。 这种辩护不值一驳。是的,共产主义行不通,计划经济该改革,要改革就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共产党搞起来的,因此,共产党应该为它的错误承担责任。要付代价,首先就该让共产党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该让共产党下岗。凭什么共产党不付代价不下岗,倒反过来要工人、要老百姓作牺牲呢? 第二、共产党岂止是不付代价不下岗,它还借改革之机,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我们知道,所谓国企,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国有企业”,即属于国家所有的企业;但是,国企本来是指“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不是属于国家所有而是属于全民所有的。把“国营”改成“国有”,这一字之差,共产党就把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了共产党自家的财产。这无异于一次大抢劫,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抢劫。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致命弊端--它从根本上没有合法性。 第三、照理说,共产党偷天换日,把全民的财产变成了共产党自己的财产,使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昔日的“领导阶级”沦为弱势群体,那必然会招致全社会的强烈反抗。可以想象,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如果放在六四之前推行,必定行不通。六四屠杀造成了全国性的寒蝉效应。面对着共产党的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大多数人不敢起来反抗,少数公开反抗的人则遭到严厉的镇压。你纵然可以辩解说朱镕基本人不赞成六四,不赞成镇压。但是你不能否认,朱镕基的改革是借助于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才得以展开的,也是唯有借助于不断的镇压才能继续进行的,因而他本人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解释、怎样评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这一现象呢? 应该看到,所谓中国奇迹并不神秘。本来,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改成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借用一个比喻,那好比把鱼汤再变成鱼,说者容易做者难。合情合理的做法是,把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以某种方式,例如以按价折股的方式,平均分给全体人民。这种做法也是合法的、正当的。苏联东欧的改革基本上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因为它导致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企业的经济管理,所以在一段时期之内非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经济的衰退。 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在中国,凭借着六四屠杀的威慑和不间断的镇压,共产党肆无忌惮地把全民的资产据为己有,成了最大的资本家,而各级党委书记则摇身一变成了总经理,私有化一步到位。所以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发展;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则是把人权人道、公平正义统统踩在脚下。 尽管在上任之初,朱镕基大声疾呼反腐败,但事实却是,正是在朱镕基任内,腐败发展到空前的规模,权贵私有化固定成型,积重难返。如今的中国政府,正凭借着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对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表现出越来越傲慢越来越轻蔑以及越来越敌视的态度,并越来越成为人类和平与自由的巨大威胁。有鉴于此,朱镕基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那不是很明显的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

朱镕基为何要赠送《中国农民调查》

《中国农民调查》和朱的新书我没看过,本没资格多谈,但我来自安徽北部农村,费改税我是经历过的,当时家中有7亩半地,所以我想我应该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网友介绍的《中国农民调查》内容反映的农村现实,我认为是真实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农民的负担几近极限。恶人村官对农民的压榨也是很多农村的现实状况。这种状况在费改税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费改税之前,农民要上交很重的提留款,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还有其他名目的收费,其中很大比重的钱都留在了村级。当时农村的矛盾已经很尖锐,农民忍无可忍开始反抗,大量农民上告,告村官贪污要求查账有些胆大的拒交提留款。有关人员也极尽各种打压措施,如教师的亲人中有拒交的,扣发工资威胁下岗,乡干部和派出所开着警车进村开展工作等。对抗导致当时很多村庄村级瘫痪,没了村干部。   费改税政策出台之后,状况明显改变,农民要交的税比以前的提留款少了一半多,负担大幅减轻。我很敬佩朱的一点是,当时把对农民乱收费的现象治理的很绝,村、乡级干部无敢不从(至少在我们那地方如此,没调查我不敢判断其他地方情况)。当时中央严惩暴力对农民乱收费,少数农民的提留款至今未交(大部分农民都交了,没交的是所谓“刁民”,还有些是村干部的亲属)。很多饭店折本关门,因为乡、村的大量欠账没钱还(乡、村领导无赖,饭店好像有点冤。可恨的是几年后这些饭店又都红火起来了)。   应该说,费改税,对乱收费的整治,农民对朱总理是很感激的,乡、村的一些干部倒很痛恨,他们热衷于预测朱总理只能干一届,农民却希望能连任。   朱总理一身正派,为国事殚精竭虑,虽然在改革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引起争议,如大量职工下岗,国有资产的流失等,但这也许是改革很难避免的代价。对《中国农民调查》揭示当时农村的一些状况,在理性上,我支持作者,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朱总理说这部作品指费改税致使农民陷入贫穷。大人物更要有大胸怀,批评是正常的,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故意歪曲。 读者“小桥”留言   * 朱鎔基指示都提要给学生们送书,特别提到要送《中国农民调查》,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的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内容。   朱鎔基又批驳他当年制定的税收政策被指令地方财政困难的说法,指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其中地方收入4万亿,中央返还3万多亿,「中央自己才1万多亿,怎麽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无知透顶啊。当然我们自己也有错误。税收返还的工作做得很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   没想到朱的心胸也如此狭隘,听不得一个普通作家的意见!   * 朱鎔基指示都提要给学生们送书,特别提到要送《中国农民调查》,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   「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的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内容。“攻击”“异见分子”,典型毛式语言。如果朱还是总理,是否《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又要被打成反革命?为何朱的经济政策就不能批评?朱自己是因为批评党和政府被毛打成右派,现在又用毛式语言对待一个作家!并发动他的清华学生批判此书—-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 《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良心永远不得安宁 (读者“小桥”荐文)   网友:梦笔生   我是一口气读完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载《当代》第六期)的,我说过,这在我近十年的阅读历史里是没有过的。通宵达旦读这本书,我付出的代价是头疼一周。但更让我疼的是,我们这些新闻人渐次消磨的勇气,沉湎琐碎的浮躁,惟命是从的强欢。《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这些自诩维护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记者们无地自容,而且将被良心和正义拷完不停,并永远不得安宁。   在8月份我们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听陈桂棣说过他有这么一部作品要发表。会上,他说了大概的内容,因为是关于农村的题材,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期待。没想到出来的竟是这样一部震憾之作。那天,妻子从半夜醒来看到我还在捧读这本书时,很是惊讶,写农民的书,有这么好看?   是啊。木子美写自己性体验的日记,竟然引起了全国人的骚动,博客中国等网站一度因访问量突增而瘫痪。那些粗糙的、毫无责任的、甚至卑劣的文字引起这么多人的亢奋和激动,而我们这些由农民喂养着的城里人,谁为农民们如此激动过?又有谁真正把农民挂在过心上?   看完《中国农民调查》,除了为农民心痛,就是无地自容的汗颜和无法回避的自责。作为记者,我们曾经接待过很多农民的来访。我们接下过他们的材料,我们表示过同情,可能还掏过腰包为他们垫上回程的路费。但我们并没有像陈桂棣夫妇一样产生过这样一种强烈责任感——-“不惜代价为农民兄弟报不平”。   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无奈的叹息和苍白的愤概中淡忘了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尽管他们无助而善良的脸庞时常还能在我们的眼前浮起,但我们总在犹豫和懦弱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陈桂棣夫妇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对事实的尊重应当让我们这些记者汗颜。   《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发现,在多少次的新闻事件面前,我们有过多少次有意和无意地缺席。书中有许多在新闻界是人所共知的东西,但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正视它,而是将它作为谈资和传闻,在圈子里来回地重复着,却没有一人为自己的麻木和淡漠而感到脸红,包括我自己。   作为记者,我们会有许多不安。但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一件令我不安的事今天已变成一种负罪。   前年的冬季,一位四十岁的农村妇女,因为举报村长的恶行,受到打击迫害。她不服,偷偷摸摸从淮北平原的一个乡村一瘸一拐地来到省城。她一走到我的面前,就立刻跪地痛哭。见惯了这种投诉的场面,我并没有给予她特别的安慰,只是让她将材料给我看看。没想到,她从破烂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并颤抖地打开,有几根像皮筋一样的东西粘在纸上,我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她哭着说,这就是村长派人从她脚根上抽出来的脚筋。她的话音刚落,我浑身从头麻到脚,不仅因为它太不可思议,也因为我见不得这残忍的场面。我立刻让她收起来,在一番安慰后作了保证,一定帮她讨个公道。此后,我也确实努力过,但最终不了了之。   现在,她当时留下的她说是秘密请人写的投诉材料早在我几次办公桌的清理中不经意地丢了,我再也不能与她取得任何联系。除了她再来找我,可她还会来找我吗?我清楚地记得,她走的时候是与来的时候一样流着泪的,可我却让她的眼泪白流了。而更重要的是,那个恶霸村长如果知道她到过报社,还会不会再抽她的筋?我真的很担心,但我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我相信,在媒体工作,每个记者编辑都曾碰到过许多这样的农民。如果我们不能亲自去改变他们的命运,至少我们也应该用手中的笔为他们呐喊几声。可我们没有,但陈桂棣夫妇做到了。他们没有压力?他们不知道艰难?   因此,因为这本书,我们永远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的沉默和失语开脱。   陈桂棣夫妇做了我们新闻人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如果作为普通读者看了这本书后可以说“很感动”的话,作为新闻记者,我只有惭愧和自责。   惟一值得宽慰的是:陈桂棣夫妇毕竟帮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出口。如果我们仍不能从这个出口勇敢突围,中国的新闻人剩下的就只有两个字:堕落。(来源:人民网) 《中国农民调查简介》 (读者“小桥”荐文)   《中国农民调查》是陈桂棣、春桃伉俪的一部透视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长篇报告文学。         作者历时三载,跑遍安徽乡村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依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提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艰难曲折过程。事实叙述客观,读来荡气回肠。本书于2006年在柏林获得世界报告文学尤利西斯奖一等奖,其德文版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   内容梗概   本书从安徽部分农村的调查开始,重点叙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案例,反映出农民在税费改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引言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何西来撰于六砚斋,2003年12月15日)       第一章  殉道者  安徽阜阳地区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依法反映不合理提留问题,受乡干部迫害,最后惨死于派出所中,引起路营村全体上访。新华社内参报道震动中央之后,利辛县委书记仍隐瞒重点。在中央联合调查组接管后,杀人凶手终获惩罚,相关人员得到处理。同时国务院办公厅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民不合理收费的减负措施。丁作明已平反,而丁作明家中却越来越困窘衰败。       第二章  恶人治村       第三章  抗税案始末       第四章  漫漫上访路       第五章  古老而沉重的话题       第六章  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第七章  达标,形象工程和其它       第八章  弄虚作假之种种       第九章  寻找出路       第十章  天降大任       第十一章  破题       第十二章  敢问路在何方       跋:并非尾声  大幕正在拉开 延伸阅读: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Libya and Oil .

阅读更多

中国政府发文禁止强迫农民住高楼

违背农民意愿搞拆村并居、强迫农民住进高楼大厦,是近年来中国一些省市新圈地运动中的一个常见做法。其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史无前例”。有官员表示,此种做法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现在,中国中央政府终于出手了。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新圈地运动* 中国媒体4月2日披露的一个国务院通知,明令禁止搞强迫农民上楼的运动。通知说,要尊重农民意愿并考虑农民实际承受能力,防止不顾条件盲目推进、大拆大建。严禁在农村地区盲目建高楼、强迫农民住高楼。 这个通知所针对的,是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一场新的圈地运动。中国媒体说,一些地方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由,大规模取消自然村,强迫农民上楼居住。 *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据《新京报》报道,一些高层小区正在农村拔地而起。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将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70万农民将告别村庄,搬迁到“社区小区”。报道说,如今,像诸城这样的“拆村并居”,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 中国负责农村工作的官员陈锡文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推动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让农民上楼的巨大热情源于国土资源部发出的一个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文件。其中心思想是,如果农村在整理土地的过程中增加了耕地,城镇就可相应增加同等面积的建设用地。 本来,国土部这个想法只是为了试点。但是,立即就被一些急于发土地财的地方政府利用了。 长期研究农民问题的安徽作家陈桂棣说:“起码安徽省是全省进行了整村推进。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村子里要全部搬走,原来的村子宅基地全部给你平掉,这样把土地给置换出来,叫你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去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民经济利益与生活方式遭到侵害* 陈桂棣说,理论上讲,这样做并无问题,确实可以省出不少土地。可实际上,它却成了各级政府对于农民的剥夺。 他说:“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大量的农民进城去务工,他们赚了一部分钱回去盖了自己的房子。你现在把他的房子给拆了,一平方只给120到180块钱的这样一个补助,它不光是宅基地的问题,它上面盖的是楼房。” 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陈桂棣说:“从前的农民,他院子里有树,现在没有了。他原来的前后院这些东西,都被剥夺了。你想,把农民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光劳民伤财,他的损失很大,而且他种地也不方便。而且他也没办法去饲养家畜。” *农村生活成本提高 乡村文化面临灭绝*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农民搬进楼房居住,引出很多问题。农民的居住条件虽然改善了,但是一些本来不要钱就可自行解决的东西,现在都要花钱购买,还要交物业费、水电费等,生活成本大为提高。 《群言》杂志的一篇文章则呼吁切莫误读“城乡一体化”。文章说,我们为了城市化的发展,大拆大建,不知道摧毁了多少具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今天如果还要“运动”式大搞“城乡一体化”,不知道将会有多少传统的“乡村文化”又要面临灭顶之灾。 *部分地方政府沦为发土地财的奸商* 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买卖中大发其财。陈桂棣举例说,河南商城是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可是却开发了成片的别墅区。 他说:“他们从农民手里头,3万3一亩,就把农民的耕地给买过去了,而且高价10倍以上地卖给开发商。咱们的人民政府现在就成了一个奸商了。它不是人民政府了。它卖地,应该讲,是没问题的。你比如,你把那土地升值了,应该是好事,但是这些钱应该交给农民。” *土地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首要问题* 强占农民土地引发了一系列惨剧和暴力事件。在江苏省坝头村,35岁女子徐传玲因补偿款购买不起足额楼房面积而自杀。山东省也发生了与此相关的殴打农民的暴力事件。 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说,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5000万到6000万农民彻底失去土地。他对《新京报》说,土地问题已经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 *学者称维稳经费超过民生经费*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说:“有些专家也进行了调查,我们各地为了维护安全的这个经费的支出,它的总数已经超出了地方政府去搞民生工程的这个经费数。这不是很大一个悲剧吗?” 中国国务院的通知要求,对于侵害农民权益,影响土地管理秩序的做法,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纠正。

阅读更多
  • 1
  • 2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