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王学泰:唐朝繁华是一个谎言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北京人,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人世百态》、《燕谭集》、《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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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从历史学什么

改革开放则兴且治,不改革开放则衰且乱 7月30日,《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出版,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江泽民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他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历史,把提高历史素养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 中华民族历来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尤其重视历史的资政作用。中共几代领导人也都十分强调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即曾多次倡导读史。当前,中国正处在十八大前夕的重要历史时刻。继日前胡锦涛总书记党校讲话之后,江泽民的书序问世,倡导领导干部读史,有助于进一步达成全党共识。 读史读什么?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发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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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大家谈中国:全球化下的东西方社会传统思考

长城,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 欧亚大陆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和主要舞台,在过去的一千多年,欧亚大陆的东端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但是自从西欧的新航线开辟以来,西欧以巨大的商业开拓为契机,超越了中华帝国以优良的农业基础领先的发展格局。 世界的重心由此西移,然而个中的中央大帝国—明帝国尚处于天朝之邦的迷幻之中。 文明和道德 西欧的文明发展揉和了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的道德体系。 借助了欧洲的地理优势、多元地理环境及海洋海湾体系的双重影响—既有效的阻止了欧洲过早的形成了集权的统一国家。 因而形成了良好的制度竟争优势,又刺激了海洋贸易,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起步。 反观欧亚大陆的东端:长江与黄河在秦王朝形成了互补的农业种植区,使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取得了农业发展极大的优势。 这是古代中国领先欧洲的农业基础,也是东方传统农业文明达至辉煌的根本所在。 宋王朝时代取得了商业的大发展,蒙古部落正是得益于宋王朝的巨大的资本输送,成为横扫欧亚大陆的一大霸主。 为什么宋王朝的商业之旅会嘎然而止,为什么到了明帝国我们有着最好的舰队却自废武功? 个中原委甚多,但是脉络有一就是东方社会的一元化格局太过历害。 焚书坑儒 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如同农业社会的粮仓一样,在社会动荡时遭到破坏,然后又不得不把它重建。 首先,我们在精神上,文化上,我们唯一的信仰就是权力,在秦王朝以来,以暴力为维护工具的权力信仰将其它的种种理论与争论焚之坑之。 秦王朝的无理论根据的统治也就迅速瓦解,秦不单是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它也在精神上武力统一了中国。 不过它的暂时的不成功由汉王朝进行了理论上的修补—引入了儒家说教作为其理论根据。 由此我们社会的制度竟争严重消失,人民没有了选择,只能安天命。 至汉末天命大乱,人民无所适从,昏昏噩噩过了几代人之后,佛教传入东方,东方混乱已久的人心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规范与逻辑 佛教与基督教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为社会民众找到一个安抚心灵的场所,而没有为社会建立一套普适的道德规范与逻辑。 这就是从理论上讲,我们以权力为中心的一元化社会过去以天命论作为理论基础。 但是在汉朝末年就被证明天命混乱,理论基础不通之处,只能由佛教的心灵安抚来疏导。我们的心灵缺乏终极价值与终级评判的机理。 其次,我们社会的产权制度严重缺失,古代中国无国家概念,只知天下为天子所有,而天子也非一家之姓,张王李等的天子所属无非表明机会主义的东方概率论——阴阳命理学等等在东方大行其道。 没有产权 大我如此,小我之民间百姓更是如此,古代东方民众的财产权,生命权无一不是被天子所委派的官吏所操控。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宰!社会一元化至此无以复加。 在这样的产权制度未有的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发展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社会处于原地打转的状况。 相隔百年就有以均贫富为口号的要求公平的社会暴动来推翻旧秩序,但是他们建立的新秩序也落入了相同的陷阱。 这是一个一元化社会的陷阱,没有竟争就没有创新,公平与效率皆失。 所以,宋王朝的商业发达也掩盖不了其内在的制度缺失,明帝国的超级舰队也成就不了一个东方的海洋帝国。 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反思也可借鉴。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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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近现代知识分子肉搏事件簿

论文人相轻,较早见于三国曹丕《典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人相轻竟至于大打出手,亦不鲜见。所谓“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间因轻蔑或异见而燃起的怒火,极可能化文斗为武斗。譬如晚明陈子龙与艾南英在七录斋中辩论朱、王异同,话不投机,陈竟以手批艾之颊。又如清代学者汪中与洪亮吉同舟论学,争辩汉宋,汪之口齿不及洪,一冒火,竟将洪推下江去,幸好舟子救得及时,洪才没淹死。再如清代两位版本目录学名家黄荛圃与顾千里,也曾因细故而打架,搞得纸屑四溅,就像拖拉机开过废品收购站。 文人相轻而诉诸武力,在晚清民国就更为风行了。伍立杨曾说,“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当数量的文人,也时时葆有武装行事的气质……甚至可以说携带相当分量的暴力倾向”。学者杨国强更发现,在晚清民初的新学家中,“尚武”之风备受推崇。譬如后来做了文学家的周作人,当时在《绍兴公报》上专论“军人之尊贵”,鼓吹“国民尚武之心”;杨集群也在《武学》杂志上热烈倡言,“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本,为文明之标帜”。1905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96人,其中廪生20人,秀才24人。杨国强对此评论说:“这些都是本来的读书种子。秀才当兵,说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长,由此折射出来的,是新旧代谢下的价值易位与人心变动”。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喜欢打架,除了个人性格外,或也可放在这大背景中考察。下面我就讲几个相关的逸闻趣事。 戊戌变法之前,由康有为幕后策划、黄遵宪具体筹备、梁启超任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的《时务报》,请来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为人极狂傲,可以从死掉的学者一直骂到在职的大总统。在《时务报》馆,康派极强势,自然招来章之反弹,加上双方从学术思想到政治观点均有分歧,遂至开骂。章斥康派为教匪,后者则骂章为陋儒。骂架升级,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拳击章太炎,章也不是植物人,立即动手还击。在章太炎《自订年谱》中,只记有打架之事,未说梁启超亲与,也未详述战果。金宏达《太炎先生》则说,梁启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个大嘴巴。斗殴事件后,章太炎即离沪赴杭,好汉难敌四手,报仇不晚三年。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章氏出手极狠,也可部分看作是那次斗殴的回声。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也是个狠角色,不但继承了乃师之小学,也继承了乃师之怒火。黄与词曲家吴梅都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日系里于酒家聚会,席间黄与吴一言不合,遂至激辩。口水仗之中,黄侃忽然奋臂攘袖,一记黑沙掌袭向吴梅脸蛋。吴急闪,未中,旋回敬一拳。两人于是起身离席,准备在满血状态下PK一场,被同事们拉住。《黄侃日记》癸酉年五月条下,有记载此次冲突。后来两人还打过一架,因为在教师休息室抢沙发。当时吴梅端坐沙发小憩,黄侃进来就发飙,对吴梅大吼:“你个瓜娃子凭啥子坐这里?”吴梅答:“凭词曲。”双方就又干起来了,不过都只受了点皮肉小伤,不厉害。学者打架多是婆娘架,必杀技是指甲、搂抱和拉拉扯扯。此后,教务处便把两人的课错开日子排,以成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之势,好消减摩擦。 黄侃一生与人结怨甚多,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也被他痛骂过好多次。不过陈独秀似乎对黄侃颇有雅量,1920年他在武汉高师演讲时还感叹说:“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但不要因此就认为陈独秀是个好脾气的总书记,他也喜欢打架。青年时代,陈独秀与革命党人吴樾争夺刺杀满清五大臣的机会,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身一拼与艰难缔造,孰易?”陈答:“自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在炸弹行刺中当场殒身)。陈于1932年入狱,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然陈在狱中酣睡如故,据说还与一老头儿讨论学术问题而差点打起来。陈甚至在狱中与自己的小媳妇潘兰珍公然做爱,且斥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在狱中还能打架又打炮,独秀简直可说是双打冠军了。 陈独秀也是毒舌,据说有次大贬湖北学人,让“骄傲的湖北人”熊十力听后“毛发倒竖”,就此弃武从文,竟成一代新儒家。熊十力早年曾入陆军特别学堂习武,参加过武昌起义,任过军政府参谋,因此文心之外,犹裹有武气。熊十力一生中与人打架次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诗人废名之战。汤一介《“真人”废名》记,当年废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学,常为此争论,邻居也习惯隔墙听到两人的高声辩说。有天辩论声忽戛然而止,旁人好奇,过去一看,只见两人竟打起来了,因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所以都发不出声音。周作人《怀废名》中也记载了熊、废二人打架之事:“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如此看来,知识分子打架毕竟比小流氓要强一点儿,皮肉或伤,但感情不伤。 与废名大约同期的新诗人梁宗岱,也负气好斗。萧乾曾回忆说,林徽因有次当面数落梁宗岱的一首诗不好,梁很不服气,于是就当众抬起杠来。林徽因是当时那群聚会文人的神仙姐姐、吉祥物、偶像,梁都要与之抬杠,可见多么好斗。不过梁再好斗,还不至于跟神仙姐姐动手,他打架的对象至少是男人。翻译家罗念生曾撰文回忆与梁宗岱那一打的风情:“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梁宗岱还曾跟同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中文系老教授打架,据当时一位旁观学生回忆:“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 上面讲的都是个人单挑,没有打群架。最后我就讲个知识分子打群架的故事吧,如果军校学生仍可算知识分子的话。 1925年2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之际,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宣告成立,其主要领导人为蒋先云、李之龙、陈赓等共产党员。蒋介石认为青军会过分赤化,遂授意王柏龄组建孙文主义学会(简称孙文会)以抗衡。不到一年的时间,青军会已号称有两万会员,孙文会也有五千会员。1925年10月,黄埔军发起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广州各界在广东大学举行誓师大会,青军会和孙文会都应邀参加。会上,当李之龙代表青军会发表演说时,孙文会的贺衷寒等人忽然上来抢台,遂酿成群殴。双方都没动刀子,主要施展少林三十六房之板凳功、板砖功和棍法。与会数万人看几百学生群殴,索性让出操场,“让他们杀”。此事件被报媒推向全国,“黄埔学生很能打”的印象,从此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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