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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许小年:中国奇迹为何突然失灵?

都说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是一双有形的手,他们不分伯仲,各司其职。可是在特色国度里,就完全不一样了:抢占资源时,有形的手很疯狂。压低产能时,无形的手很无力。普降雨露时,自然亲疏有别。冲锋陷阵时,正庶各安天命。不过,亲也好疏也罢,正也好庶也罢,接班人也好孽种也罢,那也都是一个皇帝老儿的纯种,至少是经过了皇帝老儿恩准才生出来的。不信你说哪一家钢铁厂不是发改委审批过的?哪一块毒地不是共和国的儿子拉的屎?那一眼煤井没有盖着国土局的大印?可真等到归到内务府处理了,那可是要分清上下三代的基因的,哪怕曾经在一个马勺里混过饭,哪怕你真的力量惊人,一旦被魔掌碰上,也就怪不得后爹说话不算数了。---谁让你的基因不够纯呢?市场经济还是挥挂在嘴上,政府主导永远是挥在手上的,归根结底党还是领导一切的。逗你玩的笑话你也信?怪不得人家一直不给咱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要说这就是市场经济原则,连咱自己都不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是清理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坏账“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清理,就无法轻装前进。清理了“三座大山”,才能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回到供给侧就是要放弃用政府来拉动内需,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是转向以企业为核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有短暂的好转,但这一短暂的好转,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中央已经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一季度又依靠政府投资上项目,依靠中央银行发钞票、放贷款等,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一季度的政策出台后,尽管经济有好转迹象,但是,各方对这些政策也表达了不同看法。5月份,《人民日报》刊发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中,权威人士的讲话表明了转型和改革的常识还在,认识到一季度的做法会使中国经济今后更加困难。制止一季度的做法,是今年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调整。特别是权威人士在讲话中,没有回避当前的问题,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势,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L型。而L型意味着经济增长会进入下降信道,下降信道在底部,L型走势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L型的尾部,或者说困难的局面恐怕会持续三五年。L型的形成和走向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这就需要对当前的经济情况作出判断——当前的经济情况是怎样产生的。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使中国长时间保持GDP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为什么这个奇迹突然失灵?为什么L型跌下来后长时间无法反弹?其实,L型的形成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很大的转变。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指,从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民间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和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过去十几年间政府的干预愈加走向前台——经济的内部动力缺乏,只能依靠从外部采用一系列如财政货币和信贷等方面的政策,采用外部输血的方法来维持经济的增长率。对于何时出现了这一转变,存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转折大概出现在2000年初。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2004、2005年,这个转折已经出现。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们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也使得在过去十几年间的,以政府投资、银行发贷来推动投资,继而投资拉动内需,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模式更为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是,不治经济体系内部的病,只依靠一次次的外部输血,靠兴奋剂维持,如果哪一天经济又突然掉下来,该何以应对?供给侧改革要清理“三座大山”要清理这个模式在过去十几年中造成的后果,需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是清理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坏账“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清理,就无法轻装前进。清理了“三座大山”,才能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权威人士的访谈让大家醒悟到,真正进入经济“新常态”,还需回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对于回到供给侧,大家的理解莫衷一是。我的理解是,回到供给侧就是要放弃用政府来拉动内需,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是转向以企业为核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既是供给侧和新常态的含义,也是权威人士讲话的主旨所在。L型形成的原因何在就是过去长时间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造成在投资这边形成越来越多、超过了需求增长的产能的结果。当前,各行各业都面临了过剩产能的问题。在全国大多数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特别在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等领域,出现全面的因为靠投资拉动而造成的产能过剩。全国钢铁行业过剩产能至少40%;水泥行业过剩产能至少50%。换句话说,全国50%的水泥产能现在都处于停工状态,因为生产出来的水泥没有需求;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40%。然而,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供给太多。供给为什么这么多?因为过去靠投资拉动上产能上得过于厉害。在供给侧到底需要做什么?提出供给侧改革,首要原因是要清理供给的过剩。河北今年下达硬性指标,要减掉上亿吨的钢铁产能。减谁呢?河北的民营钢铁企业现在都在发愁,因为关闭钢铁厂很可能会先关它们。民营企业由于成本控制得较好,没有乱上项目,虽然钢铁行业惨淡,但是有的民营企业还在赚钱。但是,如果关闭工厂的任务下来,恐怕会首先关闭它们。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是对的,但是,用政府行政手段来淘汰过剩产能的方法欠妥。当然,也不能按照所有制划分来主导淘汰,而应该用市场的手段:谁效率低,谁亏损,谁就关门。供给侧首先需要清理过剩产能的另一原因是,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变成库存,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不仅把银行拖垮,到后面甚至会把银行体系拖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尚在眼前,一旦银行体系出问题就是大事。然而,清除十几年时间里形成的过剩产能,非一时半会可以完成。所以,L型的尾巴会很长。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层含义:淘汰供给侧的无效产能,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清理供给侧的过剩,一方面是产能,另一方面则是银行贷款。关闭工厂不仅意味着下岗工人需要安置,一旦企业关门,也意味着企业欠银行的贷款需要处理。银行的资产质量已经有恶化的趋势,关闭一家工厂就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贷款收不回来。天津关闭渤海钢铁厂,涉及债务2000亿元,涉及银行100家。但是这一步不走,下一次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无法到来。因此,不难想象改革难度之大。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快速推进的背后,很可能出现其收益不足以偿还银行利息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现偿债困难,甚至无法偿还的情况。转向有效供给:创新与成本优势新的增长的希望在于企业,而不在政府身上。现在政府手里的资源已经有限。让政府再拿钱去投资,已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银行再去贷款也面临着问题——银行现有的资产质量产生了问题,必须先把自己手里的坏账清理完,才能发放新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增长在哪里增加有效的供给。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二个含义。过剩的产能在市场上没有相对应的需求,是无效的供给。我们所讲的供给侧改革,是增加有效的供给。什么是有效的供给?一是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可以在市场上立即找到需求。比如,虽然全世界的手机生产能力过剩,但是,iPhone只要一推新款,市场立即出现抢购潮。而过剩只存在于旧型号手机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就是有效供给,是在市场上能立刻创造出需求的供给。经济学上,到底是需求创造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我坚定认为,是供给创造需求。清理无效供给的同时,需增加有效供给。找得到市场,或者找不到市场就去创造出市场的有效供给靠谁实现要靠企业,而不是靠政府。乔布斯做智能手机的时候,一个市场营销部的下属问他,是否需要先做市场调查,为今后的销售做预测?乔布斯回答,根本不用做调查。因为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等着苹果公司靠新的产品创造出来。而基于市场上现有手机的调查并不能反映未来市场对智能手机的需求。另一个创造需求的例子是腾讯的微信。微信刚开发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今天有几亿人在使用它。虽然微信不收费,但是微信后边的服务全是收费的。微信在前开路,后边跟着的支付、理财产品等通过微信推向客户。所以,二流企业满足市场需求,一流企业创造市场需求。这就要求企业去创新。要求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充满想象力,超前于市场,并且有很高的效率。而“提供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含义。如果供给是有效的,因为可以创造需求,也就不用发愁需求。而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无效供给太多而有效供给太少。所以,供给侧改革的两个含义:一是清理“三座大山”,清理无效供给;二是激发企业活力,创造有效供给。而有效供给的具体内容:一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通过差异化的竞争创造有效供给;另一个是虽然不是新产品,但是成本更低,并且是可持续的低成本。低到没钱可赚,不可持续的低成本并不是有效供给。同质化的竞争使得企业只能依靠价格竞争,而打价格战的结果必然是利润越打越薄,企业没钱可赚。而且,消费者也未必满意,因为企业做出来的都是同质化的产品,让消费者没有选择。事实上,消费者愿意多花钱购买差异化的产品。所以,有效供给的另一个内容是成本更低。需要强调的是,为促销而进行的降价并不是有效供给。有效供给是在成本降低的前提下的降价,并且这个成本降低是可持续的。这种情况下的供给也叫有效供给。而成本更低的方法是要有比平均水平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比如华为P9的售价比iPhone便宜,性能却和iPhone各有千秋。P9的价格比iPhone低一些,并不是纯粹的价格战,因为P9的利润率其实很高。换句话说,低价可以,但是必须是在低成本基础上的低价,且低成本可持续。低成本可持续体现在即便低价依然能赚钱。所以,判断是否是有效供给,就两个标准:一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到市场上就立刻有需求相对应;二是可持续的低成本基础上的低价格。增强企业活力的三点建议如何增加有效供给?还要靠激发企业活力来实现。怎样激发企业活力?可以看到,在供给侧改革的侧重点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已经从政府转向企业。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政府的作为应是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使企业可以增加有效供给。如何创造一个使企业不断创新、不断研发,以增加有效供给的环境?政府最该做什么?在供给侧,首先要做的是强调法治,司法改革,包括更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特别是当前经济增长转弱、民间投资不振,更需要企业家安下心在国内投资,在国内好好做企业,做研发和创新。只有有了制度保障,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才能够安心做好企业。供给侧要搞活,就要了解企业在考虑什么问题。而激发企业的活力,首先是强调法治、产权保护,重建信心。其次是对内开放,减少管制。目前,很多领域仍然管得太严,比如电信、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民营资本无法进入。国有企业拿到很多优惠政策和优质资源,但是,市场的空间却是有限的。供给侧改革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的权利如果无法得到保障,如果政府过度管制、随意干预,就可能会倒退回计划经济。如果因为所有制不同而受到差别对待,就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改革会走弯路。因此,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应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去直接实现。其三是全面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若税负过重,供给侧也无法活跃起来。一个例子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时承诺,通过增加富人的税收,使百姓的福利不仅一项不减,且还要增加。奥朗德上台后,把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的税率提高至75%。赚100万欧元,75万欧元要交税,企业家怎么办有材料显示,去年,一万多名百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法国人移居海外,居全球第一。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可以高一点,但是,如果高到75%,就没有人有积极性经营企业,他们就会离开。建议给企业减税,并不是说不关心低收入阶层,一个国家只有经济搞好了,低收入阶层才有希望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法国收重税,导致企业搬家,法国失业率现在达到10%以上,成为欧洲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首先要让经济搞活,要把企业搞活,然后才是财富如何分配。财富的创造是第一位的,财富的分配居第二位。只有保持不断“开源”,财富被不断创造,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正常轨道。只要在L型的“尾巴”里待的时间长了,让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暴露得充分了,我们相信终会回归到理性的经济政策上来。我们现在是碰到了困难,但是经济“新常态”的提法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改革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接下来怎么走并非政策方向一改变,经济就会恢复,后边还需有措施跟上。如果措施跟不上,L型走势的“尾巴”还会很长。在L型“尾巴”中,企业该怎么办如果如何创造有效供给的观点能被接受,答案也就有了,即企业目前不能靠扩规模以求生存、求发展,而需转向创新和研发。

译者 | 彭博社: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

核心提示: "王八蛋",王震告诉探访者他感到背叛,"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 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揭示中国精英如何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利丰厚。 原文: 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 作者:彭博新闻社 日期:12/27/2012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90年,王震将军躺在北京一所军事医院里,他告诉一位探访者,他感觉到背叛。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一个平等主义乌托邦而战斗,但是他作为共产主义中国的缔造者,拥有的理念被他子女的资本主义道路损伤殆尽——他的子女是金融、航空和计算机行业的商界领袖。                                                                                                                                                                                                        "王八蛋,"他对着探访者,用脏话骂他的子女们。"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 他的两个儿子现在计划将中国西北一片谷地开发为一个16亿美元的旅游景点,当年他们的父亲曾经在这儿从饥饿中挽救了毛泽东的军队。南泥湾的度假村包括一个革命主题公园和旅游版的窑洞,当年共产党干部们在窑洞里抵御严寒。 这个项目背后的策划人之一,王军,帮助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两大国企帝国:中信集团(6030)是一家国有投资巨鳄,解放以来第一家在海外出售债券的中国公司;中国保利集团,一度是军队公司,出售武器,并在非洲开采石油。 如今,71岁的王军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夫教父。他同时是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共同控制一家典当公司和一家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的公司。 瑞士学校 他的女儿王京京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在一个商业文件中的家庭住址是一所价值700万美元的香港公寓,部分由中信所有。王京京的女儿,21岁的Clare,在社交网络上详细描述她的生活,从她所上的瑞士寄宿学校到机场商务舱的休息室。她在8月24日贴出的"一日见闻"包括一只Lady Dior的手袋,一双金钉Valentino鞋和一条Alexander McQueen项链。这些饰物价值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半年工资还多。 这个家庭的财富可溯源到王将军和一群坚定的革命者的赌博,他们在中国被尊称为"八老"。1976年老泽东逝世两年后,他们支持邓小平,打赌将中国开放给外部世界会提高生活水平,避免威胁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动乱。 新阶层 在三十年间,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带领6亿多人脱离贫困,创造了一个居有屋的中产阶级,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976年的6倍,1亿人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 八老们也给党的权威带来了最大的挑战。他们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其中很多人变得很富有。这促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现在被称为太子党。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 —— 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了揭示这一红色贵族的规模和来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其结果让我们得以详细审视中国部分精英层,及他们的成员如何从国家繁荣中获利丰厚。 国家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太子党们被选择来运营新的国有企业集团。在90年代,他们进入房地产和国家急需的煤炭和钢铁行业。今天随着中国融合到国际经济中,八老的孙辈们成为私募基金的推手。 彭博新闻社编辑的数据显示,八老后代中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仅仅三名子女——王震将军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毛泽东的经济沙皇陈云之子陈元——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有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这些家庭受惠于他们控制的国有企 业,当他们拥抱市场经济时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根据彭博社的数据,103人中的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 华尔街 贺平直到2010年仍为保利集团董事长,持有该集团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保利香港(119)2290万股(2008年4月29日)。八老之一,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持有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另一家地产公司保利地产(600048)价值3200万美元的股票(6月底)。王军持有一家高尔夫投资公司20%的股 份,而他先前运营的中信集团是这家高尔夫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 第三代太子党——八老的孙辈和配偶,很多人现年三四十岁——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工作。彭博社新闻追踪到,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运营自己的企业,或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科技产业。 部分人被华尔街银行雇用,包括花旗和摩根斯坦利。最少有六人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雇佣太子党,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赢得商业机会。 不满增加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被这八个人领导,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硬,因此得以建立合法性,成为中国统治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现在他们正在失去这一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最大之一,根据本月中国央行支持的一项调查报告,比分析家们预测出现潜在社会不稳定的水平高50%。抗议、骚乱和其他变故,常常由于地方腐败和环境恶化造成,在五年间增加了一倍,2010年每天几乎达到500起。 "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些太子党心知肚明,当他们想到改变这个国家,他们感觉绝望,因为这些牢固的利益集团太强大了。"诺顿说。 强盗贵族 中国13亿人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在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治下得以提高。象王军这样的太子党在建设一个巩固这一成果的制度中也扮演了中心角色。 许多中国最富有的人并不需要靠血统来致富。这包括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例如生产饲料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最富女性玖龙纸业控股(2689)董事长张茵。 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演变为分配不公,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19世纪美国的强盗贵族和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的垄断寡头是两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其领导人仍然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众对机会不均等和精英特权感到不满。 中国的新任领导人,59岁的习近平,自己是一名太子党,是一位革命家和副总理的后代。新成立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属于太子党。 太子党集团 彭博新闻社6月29日报道,习近平大家族积累了大量财产,包括价值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5500万美元的香港地产。彭博社的网站自此之后就被中国封锁。 即使一些八老的后代也说,他们对他们称之为太子党集团的贪婪感到忧虑。 "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对中国的革命、独立和解放没有任何贡献,"67岁的商人宋克荒说,他的父亲是八老之一宋任穷,1949年解放后掌管中国东北。"现在,一些人利用其父母的地位搜刮钱财。公众当然愤怒,他们有权愤怒。" 薄熙来的下台 此外,人民对政府官员利用其地位腐败感到愤怒。官方新华社12月13日报道,自从习近平上月上台以后,至少有10位地方政府官员因为腐败和性丑闻"落马"。 今年,薄熙来——八老薄一波之子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被开除共产党,被控收受贿赂,而他妻子被发现谋杀英国商人,此后高层腐败成为公众焦点。除非根绝腐败,"这会最终亡党亡国!"上月习近平说,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报道。 政府计划如何处理太子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是否增加了公众的不满?北京外交部没有回应我们的传真提问。 "上梁不正下梁歪,"戴晴说,她被一名著名的将军(叶剑英——译注)收养,与北京许多太子党一块长大。"我们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监督来制止腐败。" 离岸避风港 国家控制媒体和互联网,限制对这些家庭的报道,把他们的商业行为从普通老百姓那儿掩盖起来。在公开文件中找到的信息常常含糊不清,因为他们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不同的名字。 为了证实这些身份和商业利益,彭博新闻社搜寻了上千页公司文件,财产记录和官方网站,进行了几十次采访——从华南的高尔夫课程,北京邓氏家族的住所,到密歇根州安娜堡郊外的房子。 报告显示,最少有18位八老的后代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还有处于利比里亚和其他秘密管辖治下。 美国的吸引力 尽管八老贬低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几乎半数后代在国外居住、学习或工作,一些在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太子党最早到海外旅行和学习,获得普通中国人不具备的优势。 美国1979年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他们最爱的目的地: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最少有23名八老的后代和配偶在美国学习,其中3人在哈佛,4人在斯坦福。最少有18人在美国实体工作,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伟凯法律事务所( White & Case LLP),这一事务所雇佣了一名邓小平的孙子。12人在美国拥有地产。 对于太子党对中国经济的掌控程度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估计,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掌握在少则14个,多则几百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控制 "蒋介石时期有四大家族;现在有四十四个,"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克(Roderick  MacFarquhar)在谈及这位输给了毛泽东的国民党领袖时说。"改变这一体系需整个国家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人们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了的时候。" "八老"现都已离世,尽管其中三人活到了90岁。他们在中国的地位与乔治·华盛顿以及托马斯·杰佛逊在美国的地位类似。他们是: 邓小平 王震,养活了毛泽东的军队 陈云,在毛1949年掌权后负责经济 李先念,在结束文革时作出了贡献 彭真,八十年代时重建 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文革后被清洗干部的复职 杨尚昆,1989年执行了邓的指示镇压了天安门运动 薄一波,前副总理,八老中最后一个过世,过世于2007年,享年98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革时期被内部放逐,在毛泽东1976年过世,文革结束后逐步掌权,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经济。1978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人均165美金,对比同期美国是人均22462美金。看看日本,南韩,台湾和香港的繁荣,八老们周围全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 内战获胜的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已经处决了地主。农场变成了人民公社。工厂归属国家。 八十年代,八老们把这一切反了过来:农民可以出租土地。私营企业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开始规模小,后来逐渐做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邓小平孤注一掷。一些"苍蝇和蚊子"是可以被容忍的,现居住在麻省的退休哈佛教授傅高义说,他在2011年著作了一本邓小平的传记。 "更值得信任" "我们需要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一些工人,一些农民比别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邓小平对聚集在北京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如果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先提高了,将必然对他们周围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陈云,中国计划经济的设计师,希望党的老人们及其家族依旧掌握对国家的控制。傅高义的书显示,邓小平同意了这一点。 "他确实感到因为这些人拥有更多和党的联系,因此他们更值得信任,"傅高义说。"这些人将绝对忠于党,在紧要关头可以依赖。" 不断向外伸延的帝国 数月之内,王震将军之子王军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由荣毅仁成立,意在吸引海外投资,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为 8.4亿美元。他随后将其发展为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最大的上市证券公司,赞助了一只北京足球队,并进行豪华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3万亿美金。 在位于深圳的港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的一次采访中,王军说这个国家如今实现了其父亲那一代人的希望。 "共产党希望所有人富裕,这样人们的生活才能变好,"11月30号,王军在东风日产杯的会所边抽着雪茄边抿着茶说。"革命的时候,人们要是能吃饱,有暖和衣服穿,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但现在人们的愿望也越来越大,"他说。 中国队 跑道以外,王军站在高处俯视着运动员,一个同事为他打伞挡雨。作为锦标赛中国队的队长,他在今年《高尔夫》杂志的世界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第16位,比老虎伍兹还高。 王军说他1986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因为当时一家向北京第二个高尔夫场投资的日本银行给了他名誉会员的身份。 "中国打开了国门,并且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他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高尔夫球场,他们不会进来。" 中信成为了高尔夫球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赞助者,甚至开始进入场地的设计和管理领域。公司文件显示,2008年,王军成为了深圳向前体育管理公司,一家由中信的子公司于五年前成立的合资企业的董事长。他从中信取得了该公司20%的股份。 革命道路 王军没有回应通过邮件发给向前集团的其他问题,包括他的父亲是否表达过对其生意往来的不满。1990年,王震因腿伤在医院疗养。据那时去其病床边探访过他的人说,将军感到非常失落,因为他的孩子偏离了革命的道路。因为害怕被报复,这位探访者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 将军的其它两个儿子,王之和王兵,没有回复发至与他们的高尔夫球队有关系的向前集团的问题。 中信公司没有接受电话采访,也没有回复关于公司与王军的业务联系的传真问题。 彭博社发现,八老中的六个有子女或配偶在中信或其子公司工作。前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是一家部分由中信所有的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在公司文件中,她留下的地址是另一个中信子公司所有的位于香港的一所公寓。彭真的儿子傅亮,在中信所有的广播电视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通过其各自相关的中信子公司来采访傅和杨的尝试都失败了。 军火生意 1983年,王军投身军工工业,将中国军方经营的军工厂转变为商业企业。他是保利集团的创办人之一,其它的创办人还有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贺平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名少将。一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显示,这家公司通过对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出口武器净赚了亿万美金。 公司网页显示,随后保利集团开始经营煤矿和拍卖行,与法拉利共同经营一家合资企业,为苏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为海外外派人员建别墅。它同时还拥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以及一家连锁电影院。 八老的亲属中至少有三人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担任总经理。 中文版视窗 我们传真到保利集团在北京的总部,试图采访贺平和王小朝,集团没有回应。我们三次致电王小朝的秘书,无人接听。北京总部一位女士接听了电话,她说贺平已经退休,找不到了。  "全国皆商——党,军队,法庭,检察院,警察",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Yang Dali)说,他曾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书,"内部人能够一夜暴富。" 王震将军的第三个儿子王之,从他雇主电子部那拿到30万元人民币(48,112美元),制造个人电脑。他后来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 偷税漏税 "不奇怪那些有关系的人在80年代拿到最好的东西,"侯伟(Fraser Howie)说,他共同著作了《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奇迹背后的脆弱基础》,"问题是,20年过去了,他们还能拿到最好的东西,因为还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8年,国有企业偷税漏税和投机倒把盛行;1989年8月,《人民日报》报道,"五大"公司被政府调查,随后被罚款。他们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康华包括数十家下属公司,由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的慈善组织创建,邓朴方如今68岁了。 学生和工人们对太子党的特权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越来越不满。邓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活力。在城市,工作单位仍然提供一切,从住房、医疗到学校。1988年通货膨胀达到18.8%,侵蚀着人们的收入。愤怒甚至到达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秘密签证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前夜,八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当时是中国央行副行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董事长),他利用在白宫的关系,秘密帮助他儿子搞到了美国签证,送其到美国一个私立著名寄宿学校;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不让离开这个国家。 陈元的联系人,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说他可以帮忙,并联系当时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现在已过世)。包道格说他被李的反应吓了一跳。李洁明告诉他,这么干会激起大使馆中国雇员的愤怒。 天安门广场 "我才发现大使馆的职员,特别是中国人,多么痛恨太子党牟利,"包道格说,现在他是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会副总裁。 公众的愤怒在1989年春天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通过电视,主要看见游行队伍呼吁民主,而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力说,高干的特权子女也是人们的目标。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演讲集和其他作品回忆,示威者甚至挑战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致残),他们发放传单, 指控邓朴方的公司偷税走私。 自从八老们十年前押注经济改革以来,这是对他们的中国计划最大的威胁。 5月底,邓小平把老人们叫到他家。他们缔造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毁灭,面临这种局面,邓小平和其他革命老兵们转向军队来恢复秩序。6月4日,坦克开入北京城区,民主运动被暴力粉粹。 六四镇压有效地熄灭了公众对抗腐败的运动,鲍彤说;他是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镇压前几天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在监狱被关押了7年。 茅台、香烟 "党掩盖腐败,容忍腐败,对其不闻不问,甚至鼓励腐败,"鲍彤在12月11日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鲍彤认为,今天的腐败要比上世纪80年代严重得多。 "刚开始腐败不严重,也就一瓶茅台,两包中华烟,"80岁的鲍彤说,"现在一个价值100亿元的公司能被10亿元买走,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可能太骇人听闻了。" 中国领导人也处理了一部分示威者的抱怨。中信被审计,罚款。康华发展被解体。党中央发布了指令,严禁高干子女从商。 太子党的反弹 禁令并没有长时间止住八老子女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当邓小平启动新一轮经济浪潮,太子党的机会来了。当新工厂和城市扩张改变着中国大地,他们跃入快速发展的行业,包括物资业和房地产业。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62岁的邓榕和她的弟弟邓质方——是进入房地产业的先行者,甚至在1998年大陆房屋市场商品化的新政策之前。在邓榕陪伴其父亲进行那次著名的1992年南巡,展示新兴出口中心深圳的成功之后两年,她到香港去推动之前在深圳领导的新地产开发项目。 据《南华早报》头版新闻报道,这栋32层大楼的一些公寓价格达到每座24万美元。公司记录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的一半资产由两个人所有,这两人与邓榕的弟媳刘小元和王震的孙女王京京同名。 邓榕和邓质方对我们传真到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的问题没有回应。通过刘小元的一家关联公司,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王京京不回应送到她北京办公室的问题,一位访问两处地点的记者被告知,她不在那。 官办企业 "邓小平南巡后,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办公室、警察和军队开始开办服务业,象旅馆、旅行社和房地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他研究20世纪90年代某省公安厅如何使用上亿国家资产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他说,官员警告他可能会被杀掉,他被迫停止研究。"当你到达最高领导层的子女或者亲属那个级别,你基本上已经到达核心部位。你无法调查下去。" 当政府机构开办的企业到大陆新成立的股票市场上市,市场的增长将越来越多的官僚转变为自由市场资本家。还有一波上市潮驱动企业到香港上市。 稀土 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曾经是国有金属企业的高管,1993年成为一家下属公司董事长,公司在香港上市。 他成为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协会会长,同时成为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船务有限公司的荣誉董事长,担任在香港上市的江西铜业(358)和其他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 吴建常的公司和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婿张宏拥有的公司,合伙从GM手中购买了稀土磁矿材料主要制造商麦格昆磁。收购麦格昆磁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帮助中国实现了邓小平掌控稀土矿市场的目标,现在这种材料应用在美国灵巧炸弹、风涡轮机和混动汽车中。 "证据确凿无疑:八老的直系家庭和后代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间,从国企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Glenn Maguire说,他曾在香港担任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沿着父亲的脚步 第三代太子党中只有两人进入国企,其他大多数直接进入私营企业。中国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带来了10年平均10.6%的增长,太子党们大有可为。 邓小平38岁的外孙卓泝,步他父亲吴建常的后尘进入了金属行业。他领导的公司购买了一家澳大利亚铁矿的股份。 名片显示,卓泝是易简投资的董事长,中国和香港的公司记录也将他关联到这家公司。作为2008年一项交易的一部分,易简投资拥有160万股,或0.83%金西资源(GWR)的股票,这家澳大利亚公司2012年年报显示。 太子党们也利用他们的海外教育和国内联系达成金融和商业交易。据彭博社数据,在31名孙辈和配偶中,至少有12名在金融业工作,包括6位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行业。 名牌学校 当陈元的子女成年,他监管着他自1998年就运营的中国开放银行的扩张,其资产达到1万多亿。 他的儿子陈小欣,又叫Charles,在麻省康科德中学(Concord Academy)毕业后,进入康奈尔大学,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他在香港花旗工作,然后进入盘实资本,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他的妹妹陈晓丹,又叫Sabrina,进入麻省泰伯高中(Tabor Academy)念书,其寄宿学生的学费如今是大约5万美元。她然后进入北卡杜克大学,在哈佛拿到MBA学位,今年早些时候毕业。 陈晓丹 她曾在纽约摩根斯坦利工作。今年,一家欧洲私募基金公司帕米拉咨询公司(Permira Advisers LLP)在香港雇佣了她。帕米拉去年和她父亲运营的中国开发银行签署了伙伴协议。两家公司同意寻求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支持希望在欧洲扩张的中国公司。 总部在伦敦的帕米拉女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说,陈晓丹的受雇并不构成利益冲突,如果出现冲突,公司将按照股东的最佳利益进行管理。陈晓丹不回应打到她公司的电话。 中国开发银行还没有与帕米拉公司进行什么业务,因为陈晓丹"刚就职一个月,她不可能涉及什么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活动,"银行在12月14日的传真回复中说。 最少一位投资者发现,不知道八老家庭成员的身份会是个麻烦。 "我不知道的东西" Yemi Oshodi,当时是纽约 Wallachbeth资本的总经理,他劝告其客户做空一份2011年收购哈尔滨电机的建议书。该收购由中国发展银行4亿美元贷款提供财务支持。 Oshodi说,他相信银行最终不会提供这笔资金,因为对这家美国上市的中国电机马达公司的收购价太高。哈尔滨电机股价在2011年6月份曾在一天内下跌50%以上,当时它受到短线操盘手阻击,后者质疑其财务声明的准确性。 "我只是不相信银行能够提供不安全贷款,"Oshodi说。"我自己想啊想,明显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没理由银行会提供这笔贷款。" 这笔交易成交了。 Oshodi不知道的是家庭关系。这笔交易部分由盘实投资提供金融支持,陈小欣在这家私募基金公司任总监,几个部门都参与了这笔交易。 否认利益冲突 如果他知道盘实和银行的家庭关系,他可能会赌另一个方向,Oshodi说。这种关联"绝对应该披露",他说。 盘实合伙人杨向东(Donald Yang)拒绝置评。中国开发银行在传真回复中说,陈小欣已经离开盘实,从未参与任何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哈尔滨电机不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39岁的陈小欣未回复我们给他北京公寓里的留言,他的公寓位于中国开发银行总部向北两个街区。华盛顿的美国证监会未给出评论。 了解家庭关系的威力至关重要,作家侯伟说,他曾担任总部在新加坡的里昂证券亚太市场总经理。"改革并未使得市场匿名,"他说,"他们使得知道你和谁打交道变得更加重要。" 离岸投资 中国新贵族的财富和联系通常隐藏在强调隐私的离岸地。 叶静子,一位传奇解放军元帅(叶剑英——译注)的孙女和王震将军的孙媳妇,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带到中国,在上海举办了城市街道赛车。 鲜为人知的是,37岁的叶静子还是辽宁星际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计划使用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巨头国油石化(PCHEM)提供的技术,在中国东北制造汽车发动机。根据公司文件,星际动力的唯一投资人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我们尝试联系叶静子,但是不成功。马石油未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太子党第三代成员部分成员的生活方式跟上了国际富有阶级的潮流——他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寄宿制学校的同学们。 2006年,陈晓丹出现在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现场,根据舞会网站,她与比利时王子和意大利女伯爵共舞;这成为新闻头条。 '资本主义环境' "现在这些子女们基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他们更加远离消灭阶级社会和任一乌托邦梦想,"毛泽东的前翻译,如今91岁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当八老还是反叛者,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时候,李曾与他们住在一起。 第三代中另一位成员,邓榕33岁的女儿卓玥,现在关注慈善。 上个月,她帮助组织了北京一个慈善宴会。高官显贵们坐着白色的宝马轿车参加,车门上印着"宝马贵宾服务"。宴会厅外大堂出售着标价1万6千美元的瑞士宇舶腕表。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和前英国总理布莱尔参加了宴会。 破土动工 在 从北京向西南700公里的南泥湾,根据政府网站,王震将军的儿子计划在这开发度假村,乡亲们错过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机会。一些人还住在只有一间房的水泥屋, 也没有取暖设备。相比之下,向北40分钟山路到延安城,现代化楼房拔地而起;70年前,八老就是在这儿帮助毛泽东建立叛军,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 两年前,乡亲们围住了王氏兄弟,他们面积265平方公里的项目破土动工,项目旁边是一个纪念王震将军359旅的博物馆。根据一名延安老兵1982年的回忆,王震的部队靠"野菜和草根"才活下来。 "我们永远记得南泥湾人民的深厚情谊,"根据政府网站报道,王军在动工仪式上说,"我们有责任为老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这一保证给了乡亲们希望。现在,他们在想项目是否能够执行下去,创造新的就业和现代化的房屋。 "南泥湾很有名,但是它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惠延军(音)说,他每个月大概拿到400美元的抚恤金。"过去,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基层战士还是领导,大家吃住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 成龙 惠延军等待着他生活中的变化;而将军的曾孙女,Clare王在社交媒体上广播她生活中的变化:晚上赶着做她在悉尼大学建筑课上的设计项目;在日本的温泉酒店度假;21岁生日的新围巾;她把头发染成了宝蓝色。 二月份,她上传了一张和影星成龙的照片,她说这是在她的绘画展上。当我们电话联系Clare时,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在电子邮件上说,她尊重她的曾祖父,而没有回答其他问题。 12月6日,她发了条微博,秀她新修的指甲。同一天,公司文件披露,深圳宝德尊投资投资有限公司迎来了新任董事长,这家公司部分持有她母亲王京京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股票。 新老板?一位名叫王吉湘的人。Clare的中文名字。 链接: 中国红色贵族家庭地图(互动图片) 【邓小平:中排左三,杨尚昆:中排左二,王震:中排右三,1984年1月26日,在未知地点与南海舰队海军军官合影。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中),1985年访问江苏省南京市。图片:EyePress】                                                                                                                 【 陈云(左)中国前经济计划者,与薄一波(中——译者),中国前副总理,姚依林(右——译者)国务院副总理,1984年在未知地点。图片:EyePress】                              【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和彭真,在1962年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交谈。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李先念(右二)当时中国副总理,看着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右三),在中国江苏省泗阳县对工人讲话,1965年5月1日。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未注明时间的照片,拍摄中国陕西南泥湾的一座雕塑。摄影:田英(音)/ImagineChina】                   【卓琳(中),邓小平的遗孀,和儿子邓朴方(左),邓质方(左三),女儿邓楠(左四),邓榕(右三)和政治局常委委员胡锦涛(右)在中国东海岸参加邓小平最后的告别仪式,1997年3月2日。图片:新华社/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邓小平之女邓榕(左)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金,2005年10月20日。图片:美联社照片/塔斯社,Alexei Panov,总统新闻服务处】                                          【邓小平女婿贺平(右),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在未知地点与佐川急便株式会社会长真锅邦夫在一起,2003年7月30日。图片:ImagineChina】                                         【薄熙来(后左)当时的中国商务部长,在薄一波追悼会上与邓小平子女在一起,前排邓朴方,右邓楠,2007年1月17日。摄影:Alexander F. Yuan/美联社图片】               【陈云之子陈元,中国发展银行董事长,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6月6日。摄影:Nelson Ching/彭博社】                        【王震之子王军(右二戴眼镜),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在深圳的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举办的东风日产杯赛上,2012年12月1日。图片:OneAsia】                                   【陈云之孙陈小欣,盘实资本前董事会成员,在这张未注明时间的照片上。摄影:Ji Guoqiang/Imagine China】                                         【陈云之孙女陈晓丹,参加巴黎名媛成年舞会,2006年11月。摄影:Julian Andrews】                        【王震曾孙女王吉湘(也叫Clare)的微博截图,包括鞋子、手袋和首饰的照片。来源:新浪】                        【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左)和陈云孙女在未注明时间地点的照片。来源:EyePress】 欲联系彭博社本报道职员:香港Shai Oster邮箱: [email protected] ; 北京Michael Forsythe,邮箱: [email protected] ; 香港Natasha Khan邮箱 [email protected] ; 纽约Dune Lawrence邮箱 [email protected] ; 北京Henry Sanderson邮箱 [email protected]   联系本文编辑:Neil Western邮箱 [email protected] ; Peter Hirschberg邮箱 [email protected]erg.net ; Ben Richardson邮箱 [email protected] ; Melissa Pozsgay电话 +33-1-5365-5056 或邮箱 [email protected] ; Amanda Bennett电话 +1-212-617-2510 或邮箱 [email protected]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爱思想 |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哲学在过去30余年很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只要经济增长,就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又恰好碰上了国内外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秩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在没有宪政、法治的前提下通过模仿照样能高速发展,于是,这种便利给中国带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错觉,让中国只顾追求快速发展,并试图靠高速发展对冲或掩盖宪政缺失所带来的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等问题。换言之,“发展是硬道理”到最后成了“靠发展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只要发展还在进行,社会正义等问题就不会是问题。   可是,现在国内外的历史机遇逐渐用完了,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有挑战,如果还不通过宪政法治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权力,经济危机在不久的未来会难以避免。像任何政策哲学一样,“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有其必要的环境条件,而且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酿成危机。中国今天就处于这样的转折点。   一般看法是,过去30年的成就都是政府政策所致。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内容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策也基本如此,而且那两个时期的经济本来就以市场为主体,但为什么那时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带来同样的高速增长呢?这说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第一,到晚清时期,工业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跨境移动能力还较差,通信技术还刚刚起步,交通技术也有待深化发展,更何况国际秩序还是基于“炮舰”硬势力的丛林世界,跨国贸易利益得不到可靠保障,这些技术发展状况和不成形的国际秩序使晚清中国难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第二,民国更不用说,从民国成立到离开大陆的时期,正好碰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各发达国家竞相抬高贸易壁垒,使民国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劳动力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利用制造业和外贸启动经济腾飞。   当然,到1978年特别是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规则而不是炮舰的世界秩序让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变得风险和成本都史无前例地低,加上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成熟的工业技术,使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让中国实现了人口红利,经济终于突飞猛涨。中国从1978到2008年的增长基本来自“追赶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从1800年左右到1980年所实现的增长通过模仿快速补上。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来自对外开放,来自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而之所以这样做带来成功,就是因为外部的国际秩序和成熟技术让中国能通过开放实现人口红利。让中国过去30年得以成功的第二种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几乎完全的国有制经济到民有经济的转型,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谈得很多,就不必在此多说了。第三种带来增长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与此相伴的城镇化转型,房地产行业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机遇使这三大转型得以成功,并且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可是,到今天,世界经济进入了停歇增长的时期,外贸不再能给进一步增长提供推动力;民有经济受到持续抬头的“国进民退”或“逆市场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已经走到瓶颈,产能严重过剩,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泡沫。因此,过去的快速、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重复,尤其是过去相对易得的快速增长使一些人真的相信“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促使宪政改革严重落后,使中国从既有的发展方式上转型变得格外艰难。   从今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改变对投资和外贸的过度依赖,而要转变增长方式又必须进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包括制约征税权与财政权的宪政改革,同时将国有资产民有化、把土地私有化,因为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降低政府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   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权时,他们如果把钱花在“民生”上,其结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而且即使有了结果,也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之下,如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结果既立竿见影又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形象工程是他们的首选。在过去4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行事偏好被表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许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但天量金融资本和资源还是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大型钢铁等工业项目,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和资金支持,还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给中国社会埋下众多后患。所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是偶然,是现有体制的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使财产性收益进入政府,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增值的大部分都归政府,老百姓不能分享,造成了公有制经济跟私有经济的最大差别之一:私有经济社会里,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是民间的收入,变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主要给了政府,变成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基础。当然,再加上征税权和财政权的不受制约,流入政府手中的国民收入占比也不断增加。比如,去掉通胀因素后,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年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这进一步造成了民间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使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提升,经济结构转型难以实现。   社会矛盾的恶化也源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权力太大。以收入分配为例,收入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原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是收入分配的源头。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地区市第三,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60年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那可以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对教育、对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许多经济学同仁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和权利;第三,是否废除户籍制度,这决定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城镇化后的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其转变为消费潜力。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了良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必须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国有资产和土地从以政府所有为主,改革到以民有、私有为主。这些改革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并推动民有化与私有化改革,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迫使权力部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朱嘉明 陈宜中: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五)

朱嘉明 陈宜中: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五) 进入专题 : 改革 中国模式 维稳 政治转型    ● 朱嘉明   陈宜中         五、中国未来      陈:有些经济学家相当乐观,说高速增长还可以维持十年二十年。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甚至有中国经济崩溃论。您怎么看?   朱: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谈未来。凯恩斯的著名说法是:从长期看,我们大家都死了。如果一定要说未来,我倾向于把它限定在二、三十年的时间范围内。   在我看来,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并非是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在清末新政时期和民国初年,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1927年至1937年,在共产党执政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画」的1953-1957年,都发生过高速增长,只是这次的时间相对的长。但这是和一些特殊条件有关的。第一,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开放之前,经济发展水准过低,基数太小;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增长空间极大。第二,中国受惠于「冷战」、「全球化」、「九一一事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改变的国际条件。第三,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大幅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准,形成了对未来的积极预期。第四,六四之后,中国统治集团实现了以「维稳」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上述这些条件都相当独特,是不可重复的。「中国奇迹」也好,「中国模式」也好,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历史现象。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不会是过去三十年的重复和放大。      陈: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有哪些负面的因素或遗产会影响未来?   朱:关于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人们说得太多了,无非是因为经济改革和开放,GDP 持续高增长,完成了「经济起飞」,实现了所谓的「崛起」。但是,这种情况绝非是中国独有的。近三十年来,除了非洲的一些地区,整个人类的物质水准都有了相当的改善。同时,全世界的政治制度也在趋同中走向进步。IT革命、手机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和教育方式。   所以,我更看重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负面因素。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若干个危机:   第一个是生态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大规模地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包括森林砍伐、土壤恶化、沙漠化、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排碳量失控、空气污染、海洋资源的掠夺、地下资源的枯竭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生态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水资源和土壤的破坏。中国现在粮食的自给率比重很高,达到七成以上,但是缺口的三成的绝对量也是惊人的,需要进口。中国农田面积的减少从根本上制约了粮食自给率的稳定。生态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生存的危机。生态危机不是中国仅有的,但是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其生态环境破坏之后不可修复,以及资源丧失之后不可能再生的后果,要严重于世界任何国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已日益依赖中国之外的资源。   第二个是全民公共卫生和健康的危机。2003年的SARS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预警。中国在大规模城市化之后,公共环境和医疗体系是相当脆弱的。谁也无法保证中国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健康危机,而这种危机远远比地震、洪水、飓风等天灾可怕。   第三个是社会危机。这个危机领域非常宽阔,至少包括道德危机、制度性贪腐、侵犯智能财产权,还有偷窃、抢劫、吸毒和卖淫等等。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彻底「解构」,而新的社会体系难以形成。中国当下的社会基层丧失了「自治」的支点,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赖社会本身的「自组织」,而是基本依赖于政府和政权的力量。   第四个是经济危机。衡量中国经济危机和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标准是相当不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有1%、2%、3%就已经好得很,谢天谢地了。但是,中国却不能承受低于5%,甚至低于6-7%的增长。因为中国的福利水准太低,没有增长、没有就业,对很多民众而言,就是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就要出大事。在毛时代,中国农民虽然被禁锢在农村,但毕竟有集体经济,有土地耕作,有小小的自留地,活下去大体没问题。但今天,大多数农民已经与土地分离,没有了家园。如果没有工作,不能挣钱,没有栖身之处,那将是引发社会失衡的巨大能量。   第五个是政治统治和治理危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敌人」最多的国家。1980年代是中国「敌人」最少的年代,但自六四之后,「敌人」就多了起来,有国内的,有国际的。与毛时代比较,只增不减。特别需要说的是,其中的不少「敌人」其实是「假想敌」。「敌人」的数量和统治成本有极大的相关性。所以,中国政治统治和治理成本,无论和中国过去比较,还是和美国比较,都与日俱增,集中体现在著名的「维稳」开支上。在经济高度增长,财政收入维持两位数增长率的情况下,这自然不是问题。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形势恶化,就难以为继了。   我所说的这些危机,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都不是积累了一年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了。这些危机相互影响,已形成一种危机的「叠加效应」。任何一个危机没处理好,都可能引爆其它危机。中国有句古话是「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但也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说法。中国未来的根本挑战是:不仅要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还要面对和正确处理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危机。所以,中国的领导人是当今世界最累的领导人。      陈: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您怎么看?   朱:我想纠正人们的一种看法:中国经济改革大体是成功的,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多元制度,实行对外开放;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政治改革的滞后,如何加快政治改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想法。中国在六四之后,不仅政治改革停顿和倒退,强化了党国体制,而且经济改革也步入歧途,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如今的问题,岂止是经济改革成功和政治改革滞后的矛盾,而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双双背离1980年代初衷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大体是一致的,彼此相互配套、相互支持。要看到,没有六四之后的政治体制,中国也不会如此之快地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所以,中国的未来不是简单的激活政治改革,而是要改革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就经济领域来说,势必要「第二次改革」。      陈:如何实行第二次改革?   朱:从回归理性和回归19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非理性状态已经多年。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民族主义、爱国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到处讲「盛世」和「崛起」,还有「中国模式」。那一年又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更加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认为中国可以改造世界货币金融体系。   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和2008年前后比较,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明白,所谓的「中国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过大,而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来说,都在趋于零甚至走向负数。所以,中国需要做新的历史选择,在不同政治势力和思想派别间求同存异,选择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基本方向。在我看来,最有共识基础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重新整理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遗产,把他们没有完成的事情重新激活。这是为了避免同归于尽,避免大的社会动荡。      陈:回到1980年代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如何面对六四?   朱:那是当然的。八九民运的积极和正面的历史意义,老百姓知道,精英知道,特别是当权者也知道。但当然,要解决或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自然会遇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抵抗。这相当于一次社会革命。但是,风险和收益成正比例。那些有机会重新评价六四的人,既冒着最大风险,也将获得最大收益。      陈:张木生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您怎么看?   朱:张木生是老朋友,精通马克思主义,熟悉中国农村。但是,我对于回到「新民主主义」不以为然。在当代中国,「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概念,而绝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七十年前,毛泽东主张「新民主主义」,带有很大的宣传、统战目的。他内心是否真的相信有一种「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是一个问题,现已无从考证。但是人们知道,刘少奇提出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遭到毛泽东痛击,因为毛泽东希望中国快速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现在,在21世纪过去了十多年的中国讲「新民主主义」,无异于「刻舟求剑」,没有出路。      陈:中国真有可能再回到胡、赵时代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980年代的中国,而且,在二十多年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已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回归1980年代,如何有助于化解这些矛盾,并克服您所谓的「合法性危机」?   朱: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合法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是否信任执政党和执政集团的问题。简单地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危机就是民众丧失对你的信任,执政集团丧失了信用。其实,合法性危机是共产党执政后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都是为了缓和合法性危机。   回到1980年代是非常有弹性的选择。首先,与回到新民主主义不同,这不是回到一个主义。中国的历史教训很多,只要回到一个主义,就会强化意识型态的冲突。我所谓回到1980年代,更强调的是一种价值观,而价值观可以容纳不同的主义。在1980年代,表面上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意识型态的作用弱化,普世价值的影响扩大。不然的话,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1980年代有所谓的「反对自由化运动」。其次,回到1980年代,可能也意味着一个包容不同发展模式的共同体。   我认为,回到1980年代,基本可以避免中国的分裂。因为1980年代的道路是在承认中国已经历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之下,通过改革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开放和民主的社会,实现分配大体公平的丰裕社会,给每一个人经济和政治权利。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为社会主流和多数人接受的,是可行的。   现在与1980年代相较的最大差别是:中国今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利益集团。中国内在的矛盾不再是单纯的理念和主义之争,而是利益之争,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了。我想,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出路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实现新的立宪,同时建立一个容纳不同社会阶层,甚至包括既得利益集团在内的对话和妥协的政治框架。      陈:假设历史给中国回到1980年代的机会,谁来主导?您曾经接受过「新权威主义」吗?   朱:在1980年代,我并没有卷入「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因为我厌恶讨论主义之类的问题,也不希望将经济问题和意识型态相关连。六四之前兴起的中国「新权威主义」,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其核心思想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基础,而集权是经济市场化的前提,所以中国需要政治权威和集权。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权威主义的思路。只是,如今的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据说,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有一次向邓小平提到了「新权威主义」,并解释说:「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对此,邓小平说他也是相同主张,不过不必用这个提法。应该说,赵紫阳注意和思考过新权威主义,但是并没有简单地接受新权威主义。赵在坚持经济改革的同时,已经开始政治改革的全面研究,而民主化就是政治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陈:我知道您不喜欢用「左派」和「右派」去分析中国的政治光谱,但是中国的左右之争不是一直很激烈吗?   朱:我的观点是:今天的中国尚未出现清晰的政治光谱,也就是说,还没有清楚地形成不同的政治思潮。各种所谓的派别,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处于相当粗糙的状态。   在今天中国,「改革」如同昨天的「革命」一样,完全被庸俗化,每个人都以改革派自居。至于改革什么,每人有每人的含义和解释。所以,也不可简单以「改革」来区分中国的政治派别。真正划线的标准应该是:到底要怎样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法律体系?   我个人反对任何政治倾向下的激进主义和激进派,因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极端主义,都会「唯我正确」,拒绝多元、宽容和妥协,导致破坏而不是建设。中国最需要的是理性和对话。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的执政集团是否有新思维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现在拥有权力和一切资源。      陈:您似乎借用了西方左派的部分资源,主要是解放主义式左派(libertarian left)的部分观点?   朱:就我的思想资源来说,很杂。是的,left-libertarianism 对我很有影响,我希望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真正的自主权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改革 中国模式 维稳 政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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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党的十八大日益临近,“十八大热”持续升温。因为在党员眼里,十八大注定会成为党史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因为在记者眼里,十八大有着最富庶的新闻资源;因为在西方人眼里,十八大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契机;那么,普通群众为何期盼十八大呢?...

爱思想 | 李晟:八二宪法,三十而立

李晟:八二宪法,三十而立 进入专题 : 八二宪法    ● 李晟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这部宪法典和此后四次宪法修正案共同构成的我国现行宪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其实施的第三十个年头,迎来了或许在制定之初并未预料到的三十周年纪念。这意味着,由现行宪法所构建的这样一个政制秩序,已经在中国持续了三十年。   即便对我们这样一个习惯于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维度思考问题的民族而言,这三十年也属于难能可贵的一个尺度,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还从没有哪一部宪法能够在这个长度的时段中持续发挥其效力。八二宪法的“三十而立”,不仅意味着宪法的成熟,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相对成熟与稳定。      应运而生      从根本上说,宪法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其出现和延续,都是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结果。   即使从民国时期各部宪法的文本中,今天的研究者或许仍然能发现一些值得正面评价的内容,但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处于危难之时,这些宪法完全无力应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风云激荡。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并被普遍认为结构和内容都较为合理的五四宪法,也未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发挥其作用。作为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五四宪法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其开创新时代的意志,但却未能充分实现其作用。学界普遍认为,五四宪法制定仅仅三年之后,就基本束之于高阁了。   这并非由于那一代人不如今天高明,缺乏先进的“法治理念”,根本原因在于,革命之后的中国处于建国与转型交织的历史背景之中,既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更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加速完成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转型,从而常常面临历史吊诡所制造的矛盾与困惑。因此,政治决断常常从“最坏的可能性”的角度作出,依赖于对具体时空条件下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而不是宪法这一稳定的、一般性的规则体系。因此,虽然在这一时期内并非没有涉及到宪法领域的实践,也并非没有相应的秩序,但却与宪法并无太多联系。   当建国与转型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张力继续发展,导致中国经历了更多曲折,直至表现为长达十年的“文革”时,宪法的作用就更加被淡化为对现实政治的一种事后的重新“临摹”而已。因此,“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作为对“文革”中和“文革”结束初期所形成的现实政治状态的摹写,也就缺乏长期实施的基础,随着现实政治的变迁而迅速被修改。   建国三十多年之后,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中国确保了国家的统一,没有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局面,也没有阻碍经济转型,基本建立健全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这为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提供了基础,立足于宪法的治理在此时成为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同时吸取了此前“反右”、“文革”当中的一系列教训,八二宪法得以“应运而生”。从参与了宪法制定的许崇德教授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学者与普通公众都对这一制宪过程投入了高度热情,对新的宪法充满了期待。可以说,虽然“历史的三峡”尚未完全闯过,但最危险的激流险滩已经渡过,这时宪法之舵对于这艘平稳前行的航船才变得不可或缺。      历史传统的延续      当然,“应运而生”并不意味着八二宪法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除了社会转型提供了根本基础之外,另一关键因素就在于其是新中国政法传统的延续表达。   从政治决策层面来看,是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全面设计相联系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央将向人大提出修宪的建议,将新宪法放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保障现代化建设这一层面提出来。而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为第二年的宪法修订做了重要铺垫,在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出权威表述、充分肯定成就也明确指出错误的基础上,将历史纳入到对新的法治秩序的合法性论证当中来。   因此,八二宪法虽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新的特色,显示出改革大背景下“当时而立法,因事以制礼”,但并不以“祖宗不足法”的生硬态度割断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二宪法并不是一次全新的制宪,而是对七八宪法的大幅度修改。但从实质上说,八二宪法是在回归五四宪法的基础上“另起炉灶”。   七八宪法之所以在实施了如此之短的时间后就需要修订,邓小平的一个理由就是,其偏离了五四宪法,因而要求八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而作为当时宪法制定工作主要领导人的彭真和直接负责人的王汉斌都明确宣称,八二宪法“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年宪法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在许多具体的条文规定中,都直接恢复了五四宪法的相关表述,例如最容易被人们观察到的,就是国家主席重新出现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之中。而对于距离最近的七八宪法,八二宪法也并未采取漠视态度,七八宪法中的原则表述和关于公民权利、国家机构设置的一些具体规定都在八二宪法中得到了吸纳。   在这些具体的规则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八二宪法的序言。在宪法的起草过程中,这一部分可谓字斟句酌、数易其稿。其中对于中国历史的叙事,强调了新宪法是此前中国革命的延续而非全新的移植产物,其合法性基础是在漫长而深远的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因此,有学者明确地宣称,八二宪法是一部叙事性宪法,是对中国各族人民奋斗成果的记载,是“人民英雄的纪念碑”,更是中国人民历史成就的“光荣簿”。      变迁中的宪法      八二宪法通过对此前宪法的继承与发展获得其生命力,基于新中国的政法传统而回应中国社会的要求,但如果仅仅是传统的延续,在时代变迁中也很难稳健地走到三十周年。夏勇教授就曾提出,宪法具有“革命宪法”、“改革宪法”与“宪政宪法”三种类型。“改革宪法”出现于因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旨在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的秩序。它在把改革成果合法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改革自身。“改革宪法”的合法性基础既是现有法统,又是改革本身。八二宪法无疑带有鲜明的“改革宪法”特质,表现为强烈的改革问题意识导向,随着改革中的社会变迁而不断调整,以更好的回应现实需求。因此,自1982年以来,宪法四经修改,四个修正案之间平均五年左右的间隔正是中国社会变迁节奏的表现。   回首三十年,经济领域的变革是我们在这时代之中感受最为深刻的变化。八二宪法对现实需求的动态回应,最突出的表现也就是其对于国家经济改革的确认和支持,有关国家经济制度的规定也成了八二宪法中修改最多的条文。   当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广使多种所有制形式广泛发展时,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及时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地位,增加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由国家对其合法权利和利益加以保障。同时,这一宪法修正案中还规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使过去僵硬的土地管理制度得以松动,解放了的土地和人力资源进入更大的流转循环之中。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谱写的“春天的故事”之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确立,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也充分反映了这一关键转型,将宪法原第十五条第一款中规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全部删去,明确表述“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对涉及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的规定作出修改,以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   1999年和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对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表述进一步强调了其意义并加强了对其权益的保障,对于分配制度中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也加以确认,而这些都反映出这部“改革宪法”作为对已经实施的经济改革的背书,推动着被视为“中国奇迹”的经济腾飞。   经济改革与宪法修改之间的互动,同样也反映在政治方面。市场经济的建立,强化了对于法治的需求。这种需求首先通过学者的呼吁向外传播,随后也转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表态。中国社科院的王家福教授为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依法治国的讲座之后,江泽民以《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为题发表了讲话,意味着在辩论已久的“水治”和“刀治”之间作出了选择。宪法随即作出回应。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条中增加了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年,宪法的修改还让“反革命”这一曾在数十年中为中国人熟知的词汇悄然淡出,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这一词汇转换的背后,所反映的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定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这一重要政治决断。   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进了社会的全方位变迁。而这些变迁中的重大问题,同样也在宪法的修改中得到反映。例如“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规定的写入,以及新增对于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征收土地时做出补偿的规定,都反映出这三十年中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对宪法提出的需求。      “三十而立”之后      回顾三十年来的八二宪法,我们看到了其延续和相对稳定是中国社会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反映,也看到了其随着社会变迁作出的调整回应了现实需求,因而感受到其成功。但与此同时,也不会将这“三十功名”作为完美的现实。   在宪法以其法典和修正案的文本反映出社会变迁的同时,变迁的社会实际上也向宪法不断提出着更高的要求。当街头巷陌间的寻常百姓都能侃上一句“它没宪法”时,也就意味着人们希望不仅能看到这些文本,而且能够更为实际地贴近这些文本在现实中的运作。而在八二宪法的三十年历史中,也确实对此做出了其尝试。   在2001年著名的“齐玉苓”案中,山东省高院根据最高院直接援引宪法条文的批复作出判决,以宪法中对受教育权的规定支持了原告齐玉苓的上诉请求。这一案例直接激发了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对“宪法司法化”的讨论热情,但却不仅未能发展出后续的案例和中国式的“宪法司法化”制度,反而在2008年12月8日迎来了最高院新的一纸决定,以一句轻描淡写的“已停止适用”废止了2001年作出的批复。这意味着宪法仍然不通过在具体个案的司法审理中的运用来体现其效力。   “宪法司法化”的挫折可谓八二宪法在其三十年历史中所遭遇的严峻挑战。作为回应,法学界的一部分学者则试图在大张旗鼓的“明修栈道”无法成功的情况下“暗度陈仓”。在更为严肃而理性地对待八二宪法的文本尤其是序言的基础上,宪法被放在政治运行规则的“厚宪法”和政治理想和原则的“薄宪法”的视角下加以理解,潜伏于政治实践中的“不成文宪法”也开始被逐渐发现,宪法的表达和实践从而被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获得其现实中的生命。这样一来,宪法在政治生活而非普通司法中更凸显其效力。   无论是“明修栈道”还是“暗度陈仓”,所寻觅的道路都试图引向让宪法更好地发挥其效力,以创建生活的秩序和意义。而前方的道路是否会引向“不惑”乃至“知天命”,仍然会在宪法和社会变迁的互动中展现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将在自己的生活中继续关心和注视下去。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本文原载《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10月刊。)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爱思想 | 朱佳木:如何观察当代中国?

朱佳木:如何观察当代中国? 进入专题 : 当代中国    ● 朱佳木        当代中国的国情异常丰富,要在短时间内讲清楚是不可能的。本文从观察当代中国的基本方法入手,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历史地观察当代中国        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其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都与自己成长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因此,要真正了解当代中国,不仅要看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历史,也要看她成立以前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在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虽然曾多次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在很长时期里,中国也一直是一个经济上的强国大国。据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麦迪逊计算,从公元一世纪到19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处于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的1/3左右。但自从18世纪后半叶欧美各国掀起工业革命高潮开始,中国逐渐落伍。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是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   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清王朝的专制、腐朽,中国的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持续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动摇并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没有赶走帝国主义,也没有打倒封建势力,因而未能解决中国独立与富强的问题。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通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为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扫清了政治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选择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制、议会制,以及苏联实行的一党制和联邦制,而是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基层民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面对国内资金的匮乏、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工业基础的落后、科技人才的奇缺,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抓住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机遇,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为此放弃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原本打算实行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决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农业的合作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集体化,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从而把有限的资金、物资、科技人才等等资源集中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基本建设,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过程中也暴露了企业缺少自主权、产销互不见面、对市场反应不灵活等弊端,为此,新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便提出要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当时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盲目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和所有制的公有程度,使这种探索一度走偏方向,导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8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主动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积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加入了市场调节的成分,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土地承包制,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吸引国外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并兴建了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沿江、沿边城市。   1992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让个体、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目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私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单位数占总数比分别为5%、20%左右和50%多,主营业务收入占总数比各为20%多,从业人员平均数占总数比分别为20%、30%多和30%多;商品价格形成由市场决定的部分,在零售、农产品收购、生产资料出厂这三个环节中,均占90%以上;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已基本形成。事实说明,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种经济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其中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家对于市场的活动,仍然进行着宏观指导和调控,而且计划调节仍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近30多年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改变了过去党对政府和社会事务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现象,实行了党政职能的适当分开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扩大了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推行了差额选举制、政务公开制,部分县乡试行了直选制;加强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行了领导干部的任期制、退休制、问责制、辞职制、审计制,建立了重大事项的报告制、质询制、听证制;实施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截至2011年底,除宪法外,制定了现行有效法律239部、行政法规714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8921件。事实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停步,而且取得了重大成果,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并不滞后。可以肯定,这一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会继续深化和推进,但其目标仍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原则仍将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前提仍将是有利于政局稳定、人民团结、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照搬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生搬硬套,不仅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不会解决腐败问题,相反却会引发政局动荡,造成社会混乱、国家分裂、内战爆发、难民成群,使已有的发展成果丧失殆尽,最终退回到被外国势力瓜分的时代。这种结果对中国是一场灾难,对世界也必将是一场灾难。        二、全面地观察当代中国        我们看一个人,既要看他的优点、长处,也要看他的缺点、不足;既要看他在不同成长时期的区别,也要看这些不同时期的联系。看一个国家同样应当如此,否则就会像寓言说的盲人摸象那样,仅仅摸到大象的一支耳朵或大腿,便以为那是整个大象。   当代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算起,至今已过去6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可以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和人民节衣缩食对改革开放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贡献;一方面要看到6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当前还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和问题。   1.当代中国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   首先,看改革开放前的29年。这29年,不仅远远超过了旧中国上百年的发展,而且在某些领域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在经济增长率和固定资产积累方面。新中国成立时,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仅有112亿元;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从民族资本家手中赎买的固定资产不足20亿元,二者相加130亿元。中国人民就是靠这点家当,在内缺资金、人才、资源、经验,外有西方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连续5个五年计划建设(仅在初期得到苏联一些援助),使1952—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如果按GDP计算,有权威统计学家认为年均增长率为7.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4%;基本建设投资6440亿元,累计新增固定资产比1949年增加了56.3倍。在工农业产品方面。1978年,新中国的钢产量达到3200万吨,比旧中国最高年份产量增长35倍;与英国相比,由相差99倍变为超过其1200万吨;与美国相比,差距由438倍缩小为2.7倍。发电量达到2566亿千瓦小时,比旧中国最高年份增长43倍;与英国相比,由相差13倍变为大体持平;与美国相比,差距由80倍缩小为8倍。石油产量由旧中国最高年份的32万吨提高到1亿吨,做到了自给自足。粮食产量由旧中国最高年份的1.4亿吨提高到3亿吨,增长了1倍多。   其次,看改革开放后的33年。这33年,中国发展速度比前29年更快,出现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方面,1978—2011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8%;经济总量达到约7.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8%提高至10%,在世界上的位次由第10位升至第2位。在工农业产品方面,1978—2011年,钢的年产量增长21倍,原煤的年产量增长5.8倍,年发电量增长18倍,粮食年产量增长90%(即由3亿吨增加到5.7亿吨),肉类年产量增长9倍(即由856万吨增加到7960万吨),均处于世界第一或第二位。在其他方面同样可以列出很多。   2.当代中国在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按人均计算,各项发展指标都偏低。中国目前有13.47亿人,任何一个数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相反,除以13亿也会变得很小。例如,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000多美元,仅为世界人均的一半,发达国家人均的1/10左右;在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居100位左右,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利比亚、加蓬、南非、墨西哥、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等等。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的报告,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也排在第89位,不如毛里求斯。许多工农业产品按人均计算也都很低。例如,2011年钢的人均产量只有500公斤,相当于日本、韩国的一半;粮食人均产量420公斤,也低于世界人均450公斤的水平。   其次,发展存在着粗放和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主要表现是,质量、效益不够高,资源、环境、生态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工资性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过低,由1978年的15.6%降为2010年的11.8%;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别都有扩大趋势,其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别由1978年的2.5∶1扩大到2011年的3.13∶1。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数据都显示,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作为警戒线的0.45。另外,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很不健全,保障水平也很低。   第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据世界银行对各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统计,中国2010年为1.7%(2015年预计为2.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许多中国制造的机电产品,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就连出口服装和鞋等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大部分品牌也是外国的。这不仅制约中国今天的发展,也影响今后发展的潜力。   第四,人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大。目前人口中性别比和老龄化的问题突出。另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人均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日趋加大。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世界人均数,但绝对量处于全球第一二位,无论从自身利益还是全人类利益出发,都必须大力推动低碳经济。所有这些,对于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发展的制约因素。   以上说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虽然已经排在了前列,但综合国力还较弱,自身问题一大堆,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因此,中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自身的发展。   同时要看到,以为中国为了一心一意谋发展就会吞下任何侵害其核心利益的苦果,也是对中国的误判。中国近代和当代历史都表明,中国从来没有威胁和欺负过别人而总是被别人所威胁和欺负。从当代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即使中国今后强大起来了,也绝不会以强凌弱。但另一方面,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不再惧怕别人威胁了,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从来没有退让过。如果有人想乘机侵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是绝不可能得逞的。        三、发展地观察当代中国       我们从不隐讳中国存在着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且清醒地看到,在前进道路上除了本身具有的障碍以外,还有外部霸权主义的遏制,有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但是,客观分析一下就会知道,中国同时也存在着与这些制约因素相抗衡的因素,而且后者的力量更大。   首先,当代中国具有继续发展的制度优势。   现在世界到处都在热议“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当代中国   

OhMyMedia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分税制以来的惊心动魄

作者:曹东勃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周飞舟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2月,35元。   周飞舟   讲述最近二十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诸多“中国奇迹”,绕不开1994年的分税制。从广义上说,它不仅是一次税制改革,更是一次财政改革、一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变革。借用温总理的话,即“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如果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么最大的成就即表现在对于这一宏大历史变迁的叙事逐渐具体而微。从实际的疑问-问题-问题意识的形成过程来说,社会学界对政府行为的关注,首先是从对乡镇企业和“三农”问题的经验研究中提出的。此后,由于对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农民等每一重关系的深层追问,都会触及央地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一批社会学者加入经济学、政治学研究早已聚焦的领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地方政府间竞争、为增长而竞争、锦标赛体制等概括层出不穷,多少显示了学术界的一些共识。 周飞舟新着《以利为利》,展示了一个社会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独特视角。本书是他十年来研究脉络的系统整理,其中更有大量一手资料、数据和案例,为在深层结构中理解改革过程中的诸多政治经济议题,提供了一个稳健而接地气的分析框架。全书共十五章,大略可分作三个主题:一、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关系的变迁,二、县乡财政危机的发生与农村基层政权的悬浮化,三、发达地区财政结构异变与“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央地关系经历过两轮“收放权”的政策实践,财税体制也先后出现过统收统支、分类分成、总额分成、收支包干、固定分成等形式。这一过程的基本规律有三:其一,在经济停滞时放权,在经济过热和混乱时收权。后果往往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其二,放权的主要手段是地方投资权和企业管理权。换言之,这是一种体制下放,将原属中央集权控制的对人、财、物、计划、企业、基建等方面的权利整体下放。投资权下放是地方开展产量指标竞赛的基本条件。其三,无论收权还是放权,都同时伴随着中央在其他方面的集权,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上。 改革的大幕自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拉开。从此,“承包”二字,不仅贯串整个八十年代,甚至跨越世纪门槛,至今威力不减。经济学对承包制的兴趣可谓由来已久。杨小凯、黄有光提出过一种间接定价理论。说白了,间接定价就是一种事后算账,也就是承包,它的基本原则与那句概括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话异曲同工:“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从1980年开始,我国试行财政承包制——中央对各省级单位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增收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留下自用,对收入下降导致的收不抵支则减少或不予补助。经过七年试点探索,财政包干制在1988年全面推行。“放水养鱼”的政策激励,引发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竞争。 地方政府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包干税收基数之外的部分,可以留归己用;二是广开财路,通过在发展“共有产权”性质的乡镇或集体企业,获得预算外收入,同时刺激地方就业和经济增长。此时的税制下,以产品税、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是对企业征收的主要部分。流转税的特点在于不考虑企业盈利与否,只要开工生产,有销售收入,就要征收。税收体制与财政包干制改革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结合,为地方政府推动改革后第一波工业化、大办乡镇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制度激励。县级政府获得乡镇企业的税收,村集体拿到村办企业的上缴利润,乡镇政府则既可参与预算内税收的分享,也可以得到预算外的上缴利润。所以,对税收最重视的县级政府最热衷于做大企业规模,帮助乡镇企业跑贷款,对盈利与否则相对忽略。这既造就了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造成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为乡镇企业在后来的数次宏观调控中屡屡遭受打压埋下了伏笔。八十年代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实现政企分开,但最终结果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结合得更紧密,并反过来造成中央财力下降。这是分税制改革的第一背景。 财政包干制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思路,中央政府通过逐步放权,将改革前的“以条为主、条块分割”的央地关系转变为“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由此而产生并逐年递增的增量收入,则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更强化了地方主体意识的觉醒,并转化为经济周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作风。同时,承包制内在地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重开谈判”、“重签合同”即重复博弈,地方的财大气粗使其在每一次财政承包“合同”的讨价还价中占据上风。至分税制改革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降至20%附近。这构成了分税制改革的第二背景。 分税制改革历程之艰难,近年来已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可供参考。最近且最权威的文献是《朱镕基讲话实录》,其中详细记录了前总理朱镕基亲率部委官员历时七十四天、分赴十六省份“东奔西走”、“南征北战”的谈判过程。分税制在流转税、所得税方面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税种,实施税收返还和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分设中央、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这是一次为市场经济奠基的财经制度变革,它改变了此前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讨价还价一次、明显带有投机性质的央地关系。无论从改革目的还是效果看,分税制都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财政集权,而且是一次单向度的财权集中——事权并未因此很快上移。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在方向上与财政包干制完全相反的制度变迁,却比财政包干制更明显和有力地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 周飞舟认为,分税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和行为。增值税成为分税制后地方企业的主体税种,而中央和地方对此的共享分成比例为三比一,增值税收入从此成为对地方政府而言成本最高、边际收益最小的税种。由于中央并不分担企业经营和破产的风险,则包干制下地方政府大力兴办和经营企业的收益下降而风险上升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大规模转制几乎同时发生。流转税的蛋糕被中央政府占了大头,地方政府开始寻求新的财源,以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为主要课税对象的营业税,成为颇具潜力的替代性收入。由此形成了如下的链条:乡镇企业的萎缩、倒闭使原有的 “离土不离乡”模式(就近就业、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夭折,过剩人口开始向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经济区域迁移,发达地区城市的企业、居民用地需求因而剧增;地方政府在分税制压力下迫切需要通过发展建筑业增加预算内收入、通过土地开发增加预算外资金——上述两方面因素,给了地方政府以充分理由“经营城市”,并在土地征用和出让过程中获取巨额的预算外收入。概言之,以分税制的实施为标志,地方政府的行为客观上从工业化转向了城市化,特别是以土地而非产业和人口为中心的城市化。 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配平各省收入差距的能力和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远没有中央财力的集聚那样迅速。在上世纪最后五年中,分税制前本来相差不大的东、中、西部县乡人均预算收支状况迅速分化,中部地区塌陷为财政洼地。由于分税制只规范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办法,结束了每隔几年甚至每年一次的讨价还价,但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则仍沿袭着包干制的一些传统,并与分税制原则结合为分税包干办法。基层官员的考核晋升,都与是否超额完成包干任务相挂钩,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弄虚作假行为,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空转”以完成任务,任凭新增负债逐年膨胀。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最薄弱的中部地区基层政权率先爆发危机。这些地区的县乡政府自办企业热情消减、招商引资先天不足、“跑部钱进”力度不够,只好另觅财路,在税源稳定、百分之百属于地方税种的农业税费方面不遗余力。由于农民负担大多按亩计算、有些地区的乡统筹则是按人计算,而那些年恰是粮食连年丰收但农民遭遇打白条、卖粮难的谷贱伤农时期,没有打工收入的纯农户相较于兼业农户反而承受了更重的负担。到本世纪初,中部地区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负担过重、税负倒挂、费大于税,促成了2002年的农村税费改革。 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减轻直至取消农民负担,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体系。这是一个两难。以往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主要依赖县、乡、村三级组织“收钱办事”,即“三提五统”中的“五统”。如今,钱不能乱收,事还要办好,必须仰赖中央财政的支持。但中央的专项资金有严格的用途管制,不得挪用。在教育、农田水利等公共服务方面,由县财政作为主要出资方的“以县为主”体制是中央在后农业税时代对央地关系调整的主观意图。但在实际执行中,因财力捉襟见肘,县仍然倾向于把部分责任下压到乡镇,“以县为主”就此变异为“县乡合办”甚至“以乡为主”,大部分乡镇不得不“招商引资”、“东拼西凑”以补充财力。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的财政独立性更弱了,但事权并未上移很多。保工资、保运转、保建设的三项任务,多半只能停留在前两步。借、欠、跑、卖,是勉力维持局面的四字箴言。所谓借,除了每年年底向县政府打报告要求补助,再就是向民间借款;所谓欠,主要是在修路架桥、盖楼建校、农田水利等公共建设项目上向施工队拖欠工程款;所谓跑,是利用各种关系到上级跑项目、要资金;所谓卖,就是变卖乡镇政府的固定资产或一次性出让固定资产的承包权。这些败光吃净的做法,加剧了基层财政的空壳化和基层政权的悬浮化趋势,并悄然改变了基层社会的内部结构与运作逻辑,增加了政府对资本和富人的依赖性。 在《以利为利》一书的最后四章,作者对发达地区的二元财政格局做了深刻的机制分析。相对言之,发达地区的公共财政意味较欠发达地区要浓一些。与财政收入主要用来保工资、保运转的“吃饭财政”甚至“要饭财政”相比,发达地区的可以称得上“办事财政”。但严格来说,其预算内财政也只能保“吃饭”部分,“办事”部分的经费要视预算外财政、特别是从土地的非农化过程所带来的收益多少而定。目前,我国的土地所有权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城市建设用地的产权性质需为国有土地,而国家可以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有偿征用为国有土地。土地的征用和转让过程中的征税、收费或经营,产生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其规模往往相当于甚至高于预算内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广义来讲,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入在预算内和预算外都成为重要支柱。一方面,1994年税制改革将增值税作为中央主体税种,2002年中央又将增长迅速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由此“挤压”地方政府不断、也不得不把重心转向那些零散、小额的税种——营业税在此背景下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生力军。另一方面,与分税制同时开始的预算制度改革始终力图将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这迫使后者极力规避监管,维持甚至做大预算外收入——主要是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土地收入。 土地出让金的净收益,一方面用于补充财政支出和土地征用的其他成本。对公益性用地和工业化用地(工业园区),往往无利可图甚至要倒贴。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偏好商住用途的经营性用地,通过招拍挂方式转嫁城市化成本。土地出让金的更重要用途,是作为资本金撬动金融杠杆,成为地方政府城市扩张和土地征用的融资平台。这主要表现为以这部分资金组建城市开发或建设公司,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等方式获得银行贷款。只要城市地价足够高,银行就乐于出资贷款,地方政府就能够有足够的财政、金融弹药推动城市扩张和GDP、财政收入的增长。城市化的基座已悄然由工业化置换为房地产开发。这股浪潮是如此迅猛,以至于部分城市开始在城郊地区以宅基地置换、土地整理和复垦的名义推动“农民上楼”,这种辗转腾挪、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计划,不过是“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模式的最新变种。 人们对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反映出的财政体制、央地关系问题的思虑,绝非杞人忧天,黄宗羲所警告的“积累莫返之害”仍如幽灵般不时闪现。曾子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跳脱逐利怪圈,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这是中国政府在1998年的郑重承诺。直至今日,这仍是一个值得人们继续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 © [email protected]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9/1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孤岛客 | 住在一个叫做回龙观的地方却从来没有睡过回笼觉

一周语文|2012(36)|2012-8-27-2012-9-2 左 为本周单字“塌”,“塌陷”的“塌”,“坍塌”的“塌”。上个周末,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引桥发生 断塌事故 ,事故致使4辆大货车坠桥,并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惨剧。在有关这一事件文字描述的核心动词中,以“坍塌”“垮塌”“断塌”为多。 学者钱钢发现,有些媒体在报道时,其动词选择微妙偏移,如某报8月25日的事故报道里说,8月24日“三环路高架桥洪湖路上桥匝道处发生的4辆重型货车 侧翻事故 ”……在这段描述语里,不仅原本的主语“阳明滩大桥”被暗换为“重型货车”且其动词位移成“侧翻”,而且,方位名词也更变为“三环路高架桥洪湖路”。 “请明明白白说,垮塌路段是不是阳明滩大桥一部分?若不是,昨天为什么要封桥?为什么说阳明滩大桥施工指挥部已经解散无法查询到负责单位?大祸已出,赶快反省,别搞这种恶劣的舆论导向了”……钱钢先生的责问简明清晰直指要害。 此起彼伏的豆腐渣工程安全事故重重人祸不断成为众议焦点。“计划3年建成的大桥18个月完工,工程进度堪称中国奇迹;通车8个月桥梁垮塌,工程质量堪称中国奇迹;桥梁垮塌连施工单位都找不到,问责制度堪称中国奇迹;不到一天就岀调查结论,专家水平堪称中国奇迹;设计寿命百年的大桥承受不了超载,荒诞程度堪称中国奇迹”……学者韩志国先生如是 慨叹 。 作家老愚先生的 省思 则不仅局限于大桥垮塌:“貌似太平盛世的崛起工程,将成为中国人的噩梦。吃死还算是幸福的,走路死,开车死,坐车死,死亡的途径越来越多,一个生命一眨眼就可能消失。随时做好告别的准备吧。一个超级魔幻现实主义国度,让人岂能不悲欣交加!生于忧患之国,死于太平盛世。” 明面儿上看,塌下的只是一座桥,但更多隐形塌陷似更加令人心生惊恐。“哈尔滨曾是一座名城,万恶的历史侵略者建造的各种优美建筑尚在,从各地公共建筑陆续垮塌到普遍的公权信用连续垮塌,哈尔滨是个标志性的时刻”……前面这段文字来自评家赵楚,原文标题是“ 在哈尔滨塌掉的是什么 ?” 汉字“塌”为后起形声兼会意字,《广雅-释诂二》中的解释说,“塌,堕也”,本义为坍塌,下陷,如“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之句,它来自诗人杜甫的《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一诗。引申义有“下垂”“委顿”等。现代汉语中与之相关的语词如“一塌糊涂”“天塌地陷”“天崩地塌”“天摧地塌”“死心塌地”等。 ————————————————————————————————————————— 【正能量负能量如何一股脑儿汇合为负能量】 语出作家止庵。本周,止庵在微博与读者分享小说《送雏菊的姑娘》,止庵老师评价说,“这肯定不是推理小说,却是一本奇妙的黑色小说。愚蠢的善意可能比真正的恶意更危险”。“看见贾樟柯、上海陈子善诸位在讨论‘正能量’‘负能量’,我想说:《送雏菊的姑娘》最好地诠释了 ‘正能量’‘负能量’是如何一股脑儿汇合为‘负能量 ’的”……来自物理学的“正能量”“负能量”诸词今年尤其流行,但少有像止庵如此深入思量,并非所有“正能量”都值得鼓掌吧?反之亦然。 【腹黑破坏神】 语出网友人人自在微博:“自从情人节跟大姨妈似的每个月都有以后,谁再过情人节,我的 腹黑破坏神 就会被激活”……近些年,各种中西节日已基本沦为过度商机间的博弈,而节日本身的蕴含早已稀薄。以“情人节”为例除较为熟悉的华仑亭情人节(2月14日)白色情人节(3月14日)七夕情人节(农历七月七)外,还有黑色情人节(4月14日)黄色与玫瑰情人节(5月14日)亲吻情人节(6月14日)银色情人节(7月14日)绿色情人节(8月14日)等很多,的确如人人自在所说,婆婆妈妈,令人不胜其烦。 【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 本周,观念艺术家马良新书《坦白书》面世。出版者介绍说,在这本副题为“献给勇于直面幻灭的理想主义者”的新书中,除收入马良绘画摄影作品外,也收入艺术家的一些散文作品,编者希望将本书献给“所有怀才不遇的发胖了的家禽,献给那些曾经幻想过翱翔万里的心。献给那些渐行渐远的梦想”……如此不切实际、关注梦想的新书如今已不很多,一如作者自己所言:“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 【不存在】 南京方言,在各类如“南京话四六级考题”之类的文字游戏中,必收此语。本周,因电视真人秀“非诚勿扰”中某征婚者短片中频繁使用此语,被多位网友重提。曾有学者称南京方言之“不存在”为万能句,其实用范围宽广,几乎可以百搭天下,并颇含哲学意味。据此,有网友挖掘各种方言中的近似百搭词,如“白叨叨”(青岛方言),“鬼款”(武汉方言)等。 【侥幸活着 还靠老天】 语出诗人赵丽华微博:“几道闪电/动车就翻/一场大雨/北京就淹/还有谁比这更悬?/哈尔滨/阳明滩/四辆卡车一压/大桥轰然就瘫/投资近19亿/运行不到一年/工程符合国标/司机有责有难/如此天朝/夫复何言/移民无钱/空留嗟叹/侥幸活着/还靠老天” 【娃娃经适房】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不久前,河南某地经适房名单遭媒体质疑。报道说,这批经适房名单中有42名属未成年人,甚至有2005年出生的儿童也被获准申购经适房。“当地政府回应称:无未成年人获准申购经适房。部分公务员家庭属于中低收入家庭,符合申购经济适用房的条件。”所谓“ 娃娃经适房 ”不过是“权力福利分房”的一种变称? 【从标语开始大学生活】 来自谢勇时评,刊载于本周《新京报》,上为 标题 。开学季驾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新张贴的两个标语成为“新闻”。标语共两句,一句写给女生:“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不倾国,不倾城,以优雅姿态去摸爬滚打!”一句写给男生:“做一个丰盈的男子,不虚化,不浮躁,以先锋之姿去奋斗拼搏!”……“必须承认,虽然有些不知所云,但这两句话与我们习惯的大学里面的口号,比如‘热烈庆祝’之类更为司空见惯的口号相比,确实人性化了很多。在我看来,口号变得暧昧多义,是后全能社会必然出现的现象……作为标语、口号,正是因为其暧昧,即可以说消解着曾经的陈腐说教,亦可以说是回避着其他的真相。” 【解放】 来自热转微博,语出学者石涛微博。针对演员孙海英新近建议将“解放战争”改称“国共内战”的“用词建议”,石老师在微博中跟帖说:“我早就不用‘ 解放 ’这个词了,但在日常话语中常常碰到那个时间点,于是只好用‘49年以前’或‘49年以后’代替,尽管不太准确,但实在厌恶那个词。” 【单脚跳一百一十米下】 语出作家沈宏非博文,原题“没有一款旺夫只旺奸夫,只有一种坑爹专坑干爹”。文中沈宏非以戳穿荒唐愿景为旨,因势利导点明好多烂故事的荒谬与无稽:“在貌似复杂的‘小三’、‘奸夫’和‘干爹’这等狗屁倒灶的角色之后,你这个烂故事的关键词,实乃‘旺夫’二字。这不仅是困扰的根本,也是一切混乱的缘起……一切反动派,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没有一款旺夫,只旺奸夫;只有一种坑爹,专坑干爹! 单脚跳一百一十米下 ”……末句的这“单脚跳”属旁涉修辞,它本与原文内容风马牛,却也别开生面,极富画面感,你懂的。 【出屌丝而不屌】 来自作家连岳情感专栏新一期,语出饭友sexyfish。此篇专栏原题“出屌丝而不染”,文中,连岳为天下屌丝支招,建议他们努力改变“屌丝命王子病”恶循环:“娇滴滴的屌丝基本上是终生屌丝了,因为他失去了向上生长的唯一力量。屌丝被忽视、受冷遇、遭打击本来就比他人多,能生存下来的,只有靠更顽强的生命力。皮厚肉糙,抗击打能力强,这是屌丝千万不能忘的本”……饭友sexyfish认为,文章标题改为“ 出屌丝而不屌 ”会比较屌,连岳认为“这个名字改得不错”。 【只不过要开一只便宜一点的】 语出作家比目鱼微博:“在《苹果日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谈到港版书的困境:除了少量特别畅销的旅游、命相、养生保健书之外,港版书的销量一般是 300 多本(不是一年,而是一生)。卖到一两千本,可开香槟( 只不过要开一只便宜一点的 )。” 【12语文第八季】 → 比失恋更痛苦的事情是,安抚你说实在不行还有我呢的女孩丑到天崩地裂。(赖宝) → 比我们容颜衰老更快的,是我们曾经不顾一切的热情。(扯淡着抒情) → 不要在我的伤口上狂妄地撒盐,偶尔也可以来点孜然。(9度秋裤) → 宏大叙事的政府,老是被下水道嘲弄。换句话说:是泡沫,总是会破的。(连岳) → 2012年最幸运的事是7.21那天决心留在家里,最悲催的事是淹死在北京的马路上,最值得尊敬和学习的的是房山区燕山分局派出所长,更值得学习的是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冒着那样凶险的暴雨仍然坚持收费,激励着几百辆车勇敢地冲向水深6米的大海,这种任劳任怨不怕雷劈的精神值得全市人民致敬!向杜家坎致敬!向市政致敬!向忙得没时间接警的110,120,999致敬!向能把高速设计在河边低洼6米深的高速设计者们致敬!向每次都能把重大事故、责任化腐朽为神奇变成辉煌功绩的市委宣传部领导以及北京市全体领导脱帽致敬!(佚名) → 活得快乐就是最好的报复。(绿毛毛) → 君问归期未有期,红烧茄子油焖鸡;秋高东篱采桑菊,犹记那盆水煮鱼;一树梨花压海棠,青椒干煸溜肥肠;曾经沧海难为水,鱼香肉丝配鸡腿;相见时难别亦难,清蒸螃蟹别放盐;在天愿作比翼鸟,今天就要吃虾饺。(左堂堂) → 看到别人二十几岁就家产过亿,十亿,几十亿,我就五百万……还是像素。(左堂堂) → 困是最好的床,饿是最好的菜。寂寞是最好的姑娘。(考拉) → 刘翔手术大成功,有望出演2016年奥运会。刘翔,加油!力挺刘翔再演十届!(地下天鹅绒) → 媒体问:北京大雨之之后,北京红会希望大家捐款。网民称“捐你妹”,您怎么看?红会会长:我不懂“捐你妹”是什么意思,可能是骂人的意思,所以我不做直接评论。我觉得老百姓的任何情绪,都是我们改进工作的动力。——不知“捐你妹”的意思,怎么好意思说知道老百姓的情绪?知你妹!(连岳) → 拿暂住证的命,操钓鱼岛的心;唱十八摸的命,操十八大的心;吃三聚氰胺的命,操三个代表的心;娶凤姐的命,操宋姐的心;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佚名) → 你们这帮傻逼段子手都别他妈黑刘翔了!刚才看了比赛,很心疼,因为不知道他摔这一下要反复练习多少次。(女流氓.exe) → 所谓“苹果三件套”就是苹果皮苹果肉苹果核。(老撒) → 我最喜欢看的真相是:有人木有鸡鸡,却总喜欢表演站着撒尿。(李承鹏) → 现代都市人头疼的事:1有工作,没生活;2有爱人,没爱情;3有微博,没粉丝;4有住所,没住房;5有存折,没存款;6有名片,没名气;7有加班,没加薪;8有职业,没事业:9有娱乐,没快乐;10有朋友,没挚友。(佚名) → 像明天就要死了一样地活着。(老牛香车) → 一对夫妇去酒店用餐时,孩子哭闹不止,女人赶紧掀衣,给孩子喂奶,这时服务生走了过来予以制止,女大怒:“难道这也不行吗!?”服务生道:“露胸可以,酒店规定不准自带饮料!” → 一名住在北六环每天上班需要2个小时的朋友伤心地对我说:“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住在一个叫做回龙观的地方,却从来没有睡过回笼觉。”(乔小囧) → 一女问一已婚女:“听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真是这样吗?”已婚女答:“这还算好的,更悲剧的还在后面呢!”女不解:“还能有什么吗?”已婚女答:“更可悲的是,小三还会来盗墓!”(佚名) → 早饭吃咸鸭蛋,引发了我深深的忧虑:咸蛋黄焗南瓜、咸蛋黄焗玉米、咸蛋黄蒸蛋…..咸蛋白哪去了?会不会很寂寞?(maya) → 赵大仙赠刘飞人对联,上联:赚了八年广告费 下联:骗了两届奥运会 横批:残奥会见。刘飞人回赠赵大仙一联,上联:大款演农民上了20年春晚 下联:外籍装土鳖骗了13亿国人 横批:坑蒙拐骗(赵刚先生) → 正在被演变的词:专家演变成“砖家”、主人翁演变成“临时工”、老师演变成“空姐”、非原装爹演变成“干爹”、强奸演变成“嫖宿幼女”、小姐演变成“小姐”、 记者演变成“妓者”、X哥演变成“爆头哥”、砍伤演变成“戳伤”、北大演变成“操三妈”……(佚名) → 昨天路过一药店,赫然写着“蓝色小药丸,用实力去爱”,嗯,好文案。(如小果) 【顺势医学】 来自本周北京网友青涧草堂 推荐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8月21日因患抑郁症跳楼自尽一事引发网友关注,周末(8月26日),徐先生的同事龚达发以“怀谦走好”为题,纪念自己的好友。北京网友青涧草堂留言说:“你们这些高知为什么就不懂得健康是人第一要素呢?没有健康还能有什么呢!尽快了解一下‘顺势医学’吧”……“顺势医学”亦称“顺势疗法”“同类疗法”。据说,“顺势医学”最早在由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首创,后经现代医学重新发掘完善。 【我说:上车说。的哥说:走。】 语出作家大仙微博:“今儿打车时,的哥不走,说哪儿都不拉。我说:你先下来,咱俩路边聊会成么?的哥问:没啥可聊的?我说:太有可聊的?我想跟你聊下份儿钱。的哥蹭就下来了:这个可以聊。我说:你是不是痛恨国家给你设置的份儿钱?的哥说:没错。我说:那我们还能认这个国家么?的哥说:不能。 我说:上车说。的哥说:走 。” 【字母词】 来自《北京晚报》记者张棻本周报道,原题“百余学者举报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词语违法”。报道说,本周,“一封由一百多名学者联合签名的举报信,被分别送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举报信称,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94号令)等法规。”举报者认为,此举“无疑是‘返回到了错误的轨道上’。权威媒体对‘美职篮’和‘NBA’的取舍,无意间成了有关外文‘缩略词’是否可进入汉语之争的符号话题。”记者发现,“字母词”早在16年前即已选入《现汉》。1996年《现汉》修订本收录字母词39条;2002年《现汉》第四版删除字母词4条,新增字母词103条,2005年《现汉》第五版删除字母词9条,新增字母词49条,2012年《现汉第六版总计收录字母词239条。“ 字母词 ”这一名称为语言学家刘涌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谈谈字母词》一文中首次提出。 【现在最流行的装逼就是说别人装逼】 语出译家杜然微博:“看篇影评,通篇各种大词各种长句子各种哲学各种形而上各种看不懂,作者还说别人bloviator(装逼犯)。再次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 现在最流行的装逼就是说别人装逼 。”

墙外楼 | 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坍塌事件相关评论

垮桥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事情。在那之前一分钟、一秒钟,不会有人怀疑这样外貌雄伟的大桥怎么说倒就倒。其实,一个社会、一个体制何尝不是这样。只是谁也不知道,超载的究竟是哪一颗稻草。 神评3则:塌桥季到了,请胖子们谨慎出行,如果因你的体重超重而压塌桥梁,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现在这桥吧,随便掰下一块,加点辣椒,加点肉末,小火慢炒10分钟,就是一盘上好的麻婆豆腐。我不知道桥是谁建的,只知道是谁压塌的。我不知道真相埋葬在哪里,但我知道,那就是谎言出生的地方 【哈尔滨阳明滩大桥】一年未到就坍塌,投资18.82亿18个月完工,官方初步怀疑车辆超载……这幅惨景令人自动联想到这样的概念:豆腐渣,火箭速度,责任回避……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哈尔滨垮塌的不是阳明滩大桥?】据央视报道,8月25日,哈尔滨市政府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紧急辟谣。市政府秘书长黄玉生反复讲解,“侧滑”路段与阳明滩大桥是两个不同的工程。——侧滑,不是垮塌;路段,不是桥梁;匝道,不是主桥……深刻学习中! 有关部门表示大桥是被张飞喝断的 【 哈尔滨大桥创"中国奇迹"】 ①计划3年建成的大桥18个月完工,工程进度堪称中国奇迹。②通车8个月桥梁垮塌,工程质量堪称中国奇迹。③桥梁垮塌连施工单位都找不到,问责制度堪称中 国奇迹。④不到一天就岀调查结论,专家水平堪称中国奇迹。⑤设计寿命百年的大桥承受不了超载,荒诞程度堪称中国奇迹。6、推卸责任有一套,脸皮之厚创官腔 奇迹。建议:全国大桥要常坍塌,路也要常损坏,千万不能像赵州桥那样2000千年历史也不塌。 【坦克测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刚建成,许世友司令想测试其坚固程度能否经得住战争考验。经总部批准,1968年9月26日8时,80辆轻型坦克和60多辆各型汽车成一路纵队,轰鸣着通过大桥。许司令看着坦克履带在水泥路面上轧出的一道道白痕,笑着说“行”。 哈尔滨投资18亿元的阳明滩大桥坍塌造成3死5伤。坍塌的原因,官方说是超载。说明:1.坍塌的不是阳明滩大桥;2.断裂桥梁混凝土内混有木头编织袋、钢筋未捆扎,是临时工干的,与大桥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无关;3.阳明滩大桥的坍塌不存在腐败。因此,治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保工程质量的第一要务。 【近年早逝的中国大桥】重庆彩虹桥、遵义公路大桥、贵阳大桥、辽宁盘锦田庄台大桥、福建漳州大桥、北京顺义悬索桥、常州运河大桥、苏州京杭大运河亭子桥、营口熊岳大桥、甘肃岷县洮河大桥、厦门同安湾大桥、北京怀柔宝山寺白河桥、广东九江大桥、吉林省长春伊通河大桥……请补充!

老龄化 北京模式无法承受之重

核心提示: 以丰富的便宜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增长引擎的北京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在人口结构变化的重压下,北京模式终将失去巨大的效力。 21世纪是老龄化的世纪,深受其苦的将不只是欧洲和日本,中国也将从看客变成当事人。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到2015年将达到峰值——9亿9800万,之后便将大踏步地加入与欧洲、日本为伍的老年化社会的洪流。令人不安的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形很类似,这不得不让人担忧起中国现有经济模式的长期可持续性。 19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导致当时年轻化的中国社会人口扶养比(dependencyratio,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下降,那个时候,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输送了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燃料。到了2015年,计划生育会使届时老龄化的中国社会的抚养比快速攀升:中国的人口中位数年龄(medianage)在2025年前会超过美国。这种情况下,在廉价劳动力的盛宴中高歌猛进的低端中国制造业(更大胆一点的说法,是所有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附加值产业)将无以为继。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的影响已不是新闻,人们还关注不太多的,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业为代表)的影响。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房价有明显的下行压力。其他因素不变,老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真实房价会下降三分之二个百分点。在2010年的前40年,由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babyboomer)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购房年龄,美国的房价比在中性人口结构(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40%。然而,从2010年开始的后40年里,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售房产变现,美国的房价将比在中性人口结构的情况下减少40%。 老龄化推高固定资产投资成本 除此之外,老龄化还将提高房地产业的融资成本,因为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下降,而且会提高政府的养老金和医保支出,因此房地产业将越来越频繁地和政府一起争夺越来越有限的信贷资源。历史数据表明,房地产价格和长期融资成本(比如长期真实利率)成负相关性,因此老龄化会在供应层面(成本)和需求层面,对房地产价格形成下行压力。老龄化对许多固定资产的价格的影响都同此理。这似乎奏响了把固定资产投资当经济增长火车头的北京模式的闭幕曲。 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中国将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十年,继续保持7%至-8%的增长速度的看法,显然过于乐观。 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埃伯施塔特(NicholasN.Eberstadt)在今年2月发表的展望2030年全球人口结构趋势报告,指出了许多被人低估的人口结构变化,对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发展的巨大抑制作用。 第一个制约因素:劳动力人口增长的终结。在过去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二,平均每年增长1.8%。在2015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会越来越快的减少。到了2030年,50岁至64岁劳动力对15岁至29岁劳动力的比率,将超过一又三分之一,几乎是现在的比率的倒数。 第二个制约因素,计划生育会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在接下来的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呈爆炸性增长。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有1.15亿,到了203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4亿,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3.7%。老年人口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压力,将会是和中国同等收入国家中罕见的。 第三个制约因素,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国适婚却无法婚配的男性数目会急剧增长。计划生育使中国的男女比率严重失调。2005年,中国官方的男女性别比率是1.2:1,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说过:“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到4000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无法结婚,后继无人的普遍性,将会使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而且这种情形也将极大地冲击社会的稳定。另外,婚房需求是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刚需之一,因此人口比例失调,是笼罩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方的一股不容小觑的长期空头力量。 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将提高 最后一个制约因素,中国的家庭结构将面临革命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依靠“关系”而不是西方社会普遍的信用制约来进行商业活动。血缘关系又是中国式“关系”的基石。这种关系网是在中国控制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的最重要工具。但是计划生育和老龄化将逐步侵蚀中国式“关系”的基础——血缘关系。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建立信用制约的社会机制,中国的经济运行将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以丰富的便宜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增长引擎的北京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在人口结构变化的重压下,北京模式终将失去巨大的效力。由于老龄化人口的增多,中国必须把经济从“体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为主”,转型成”对体力要求不高的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为主”,这也是深受老龄化困扰的德国的经验。 另外,老龄化将启动固定资产价格的下行通道,并加速债务杠杆的去除,这将是依靠资产价格泡沫进行高杠杆融资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所无法逾越的一道障碍。欧洲在老龄化的重压之下走向危机,而德国却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绝非偶然。老龄化社会是北京模式无法承受之重,也注定了北京模式下资产泡沫破灭的必然。中国经济必须义无反顾地进行结构性调整,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乃至新兴市场的繁荣,有赖于此。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提振依然寄望于货币性刺激,而忽视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远非货币性刺激所能及。打个比方说,一个人年轻时,体质出问题,可以靠大吃猛药来解决,等到年老了,大吃猛药的话不但作用不明显,甚至会让身体难以承受。中国经济必须启动结构性调整的温补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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