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

爱思想|许小年:中国奇迹为何突然失灵?

都说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是一双有形的手,他们不分伯仲,各司其职。可是在特色国度里,就完全不一样了:抢占资源时,有形的手很疯狂。压低产能时,无形的手很无力。普降雨露时,自然亲疏有别。冲锋陷阵时,正庶各安天命。不过,亲也好疏也罢,正也好庶也罢,接班人也好孽种也罢,那也都是一个皇帝老儿的纯种,至少是经过了皇帝老儿恩准才生出来的。不信你说哪一家钢铁厂不是发改委审批过的?哪一块毒地不是共和国的儿子拉的屎?那一眼煤井没有盖着国土局的大印?可真等到归到内务府处理了,那可是要分清上下三代的基因的,哪怕曾经在一个马勺里混过饭,哪怕你真的力量惊人,一旦被魔掌碰上,也就怪不得后爹说话不算数了。—谁让你的基因不够纯呢?市场经济还是挥挂在嘴上,政府主导永远是挥在手上的,归根结底党还是领导一切的。逗你玩的笑话你也信?怪不得人家一直不给咱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要说这就是市场经济原则,连咱自己都不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是清理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坏账“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清理,就无法轻装前进。清理了“三座大山”,才能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回到供给侧就是要放弃用政府来拉动内需,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是转向以企业为核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有短暂的好转,但这一短暂的好转,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中央已经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一季度又依靠政府投资上项目,依靠中央银行发钞票、放贷款等,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一季度的政策出台后,尽管经济有好转迹象,但是,各方对这些政策也表达了不同看法。5月份,《人民日报》刊发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中,权威人士的讲话表明了转型和改革的常识还在,认识到一季度的做法会使中国经济今后更加困难。制止一季度的做法,是今年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调整。特别是权威人士在讲话中,没有回避当前的问题,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势,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L型。而L型意味着经济增长会进入下降信道,下降信道在底部,L型走势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L型的尾部,或者说困难的局面恐怕会持续三五年。L型的形成和走向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这就需要对当前的经济情况作出判断——当前的经济情况是怎样产生的。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使中国长时间保持GDP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为什么这个奇迹突然失灵?为什么L型跌下来后长时间无法反弹?其实,L型的形成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很大的转变。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指,从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民间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和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过去十几年间政府的干预愈加走向前台——经济的内部动力缺乏,只能依靠从外部采用一系列如财政货币和信贷等方面的政策,采用外部输血的方法来维持经济的增长率。对于何时出现了这一转变,存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转折大概出现在2000年初。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2004、2005年,这个转折已经出现。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们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也使得在过去十几年间的,以政府投资、银行发贷来推动投资,继而投资拉动内需,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模式更为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是,不治经济体系内部的病,只依靠一次次的外部输血,靠兴奋剂维持,如果哪一天经济又突然掉下来,该何以应对?供给侧改革要清理“三座大山”要清理这个模式在过去十几年中造成的后果,需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是清理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坏账“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清理,就无法轻装前进。清理了“三座大山”,才能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权威人士的访谈让大家醒悟到,真正进入经济“新常态”,还需回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对于回到供给侧,大家的理解莫衷一是。我的理解是,回到供给侧就是要放弃用政府来拉动内需,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是转向以企业为核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既是供给侧和新常态的含义,也是权威人士讲话的主旨所在。L型形成的原因何在就是过去长时间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造成在投资这边形成越来越多、超过了需求增长的产能的结果。当前,各行各业都面临了过剩产能的问题。在全国大多数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特别在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等领域,出现全面的因为靠投资拉动而造成的产能过剩。全国钢铁行业过剩产能至少40%;水泥行业过剩产能至少50%。换句话说,全国50%的水泥产能现在都处于停工状态,因为生产出来的水泥没有需求;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40%。然而,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供给太多。供给为什么这么多?因为过去靠投资拉动上产能上得过于厉害。在供给侧到底需要做什么?提出供给侧改革,首要原因是要清理供给的过剩。河北今年下达硬性指标,要减掉上亿吨的钢铁产能。减谁呢?河北的民营钢铁企业现在都在发愁,因为关闭钢铁厂很可能会先关它们。民营企业由于成本控制得较好,没有乱上项目,虽然钢铁行业惨淡,但是有的民营企业还在赚钱。但是,如果关闭工厂的任务下来,恐怕会首先关闭它们。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是对的,但是,用政府行政手段来淘汰过剩产能的方法欠妥。当然,也不能按照所有制划分来主导淘汰,而应该用市场的手段:谁效率低,谁亏损,谁就关门。供给侧首先需要清理过剩产能的另一原因是,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变成库存,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不仅把银行拖垮,到后面甚至会把银行体系拖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尚在眼前,一旦银行体系出问题就是大事。然而,清除十几年时间里形成的过剩产能,非一时半会可以完成。所以,L型的尾巴会很长。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层含义:淘汰供给侧的无效产能,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清理供给侧的过剩,一方面是产能,另一方面则是银行贷款。关闭工厂不仅意味着下岗工人需要安置,一旦企业关门,也意味着企业欠银行的贷款需要处理。银行的资产质量已经有恶化的趋势,关闭一家工厂就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贷款收不回来。天津关闭渤海钢铁厂,涉及债务2000亿元,涉及银行100家。但是这一步不走,下一次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无法到来。因此,不难想象改革难度之大。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快速推进的背后,很可能出现其收益不足以偿还银行利息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现偿债困难,甚至无法偿还的情况。转向有效供给:创新与成本优势新的增长的希望在于企业,而不在政府身上。现在政府手里的资源已经有限。让政府再拿钱去投资,已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银行再去贷款也面临着问题——银行现有的资产质量产生了问题,必须先把自己手里的坏账清理完,才能发放新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增长在哪里增加有效的供给。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二个含义。过剩的产能在市场上没有相对应的需求,是无效的供给。我们所讲的供给侧改革,是增加有效的供给。什么是有效的供给?一是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可以在市场上立即找到需求。比如,虽然全世界的手机生产能力过剩,但是,iPhone只要一推新款,市场立即出现抢购潮。而过剩只存在于旧型号手机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就是有效供给,是在市场上能立刻创造出需求的供给。经济学上,到底是需求创造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我坚定认为,是供给创造需求。清理无效供给的同时,需增加有效供给。找得到市场,或者找不到市场就去创造出市场的有效供给靠谁实现要靠企业,而不是靠政府。乔布斯做智能手机的时候,一个市场营销部的下属问他,是否需要先做市场调查,为今后的销售做预测?乔布斯回答,根本不用做调查。因为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等着苹果公司靠新的产品创造出来。而基于市场上现有手机的调查并不能反映未来市场对智能手机的需求。另一个创造需求的例子是腾讯的微信。微信刚开发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今天有几亿人在使用它。虽然微信不收费,但是微信后边的服务全是收费的。微信在前开路,后边跟着的支付、理财产品等通过微信推向客户。所以,二流企业满足市场需求,一流企业创造市场需求。这就要求企业去创新。要求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充满想象力,超前于市场,并且有很高的效率。而“提供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含义。如果供给是有效的,因为可以创造需求,也就不用发愁需求。而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无效供给太多而有效供给太少。所以,供给侧改革的两个含义:一是清理“三座大山”,清理无效供给;二是激发企业活力,创造有效供给。而有效供给的具体内容:一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通过差异化的竞争创造有效供给;另一个是虽然不是新产品,但是成本更低,并且是可持续的低成本。低到没钱可赚,不可持续的低成本并不是有效供给。同质化的竞争使得企业只能依靠价格竞争,而打价格战的结果必然是利润越打越薄,企业没钱可赚。而且,消费者也未必满意,因为企业做出来的都是同质化的产品,让消费者没有选择。事实上,消费者愿意多花钱购买差异化的产品。所以,有效供给的另一个内容是成本更低。需要强调的是,为促销而进行的降价并不是有效供给。有效供给是在成本降低的前提下的降价,并且这个成本降低是可持续的。这种情况下的供给也叫有效供给。而成本更低的方法是要有比平均水平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比如华为P9的售价比iPhone便宜,性能却和iPhone各有千秋。P9的价格比iPhone低一些,并不是纯粹的价格战,因为P9的利润率其实很高。换句话说,低价可以,但是必须是在低成本基础上的低价,且低成本可持续。低成本可持续体现在即便低价依然能赚钱。所以,判断是否是有效供给,就两个标准:一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到市场上就立刻有需求相对应;二是可持续的低成本基础上的低价格。增强企业活力的三点建议如何增加有效供给?还要靠激发企业活力来实现。怎样激发企业活力?可以看到,在供给侧改革的侧重点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已经从政府转向企业。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政府的作为应是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使企业可以增加有效供给。如何创造一个使企业不断创新、不断研发,以增加有效供给的环境?政府最该做什么?在供给侧,首先要做的是强调法治,司法改革,包括更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特别是当前经济增长转弱、民间投资不振,更需要企业家安下心在国内投资,在国内好好做企业,做研发和创新。只有有了制度保障,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才能够安心做好企业。供给侧要搞活,就要了解企业在考虑什么问题。而激发企业的活力,首先是强调法治、产权保护,重建信心。其次是对内开放,减少管制。目前,很多领域仍然管得太严,比如电信、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民营资本无法进入。国有企业拿到很多优惠政策和优质资源,但是,市场的空间却是有限的。供给侧改革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的权利如果无法得到保障,如果政府过度管制、随意干预,就可能会倒退回计划经济。如果因为所有制不同而受到差别对待,就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改革会走弯路。因此,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应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去直接实现。其三是全面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若税负过重,供给侧也无法活跃起来。一个例子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时承诺,通过增加富人的税收,使百姓的福利不仅一项不减,且还要增加。奥朗德上台后,把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的税率提高至75%。赚100万欧元,75万欧元要交税,企业家怎么办有材料显示,去年,一万多名百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法国人移居海外,居全球第一。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可以高一点,但是,如果高到75%,就没有人有积极性经营企业,他们就会离开。建议给企业减税,并不是说不关心低收入阶层,一个国家只有经济搞好了,低收入阶层才有希望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法国收重税,导致企业搬家,法国失业率现在达到10%以上,成为欧洲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首先要让经济搞活,要把企业搞活,然后才是财富如何分配。财富的创造是第一位的,财富的分配居第二位。只有保持不断“开源”,财富被不断创造,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正常轨道。只要在L型的“尾巴”里待的时间长了,让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暴露得充分了,我们相信终会回归到理性的经济政策上来。我们现在是碰到了困难,但是经济“新常态”的提法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改革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接下来怎么走并非政策方向一改变,经济就会恢复,后边还需有措施跟上。如果措施跟不上,L型走势的“尾巴”还会很长。在L型“尾巴”中,企业该怎么办如果如何创造有效供给的观点能被接受,答案也就有了,即企业目前不能靠扩规模以求生存、求发展,而需转向创新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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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彭博社: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

核心提示: “王八蛋”,王震告诉探访者他感到背叛,”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 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揭示中国精英如何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利丰厚。 原文: 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 作者:彭博新闻社 日期:12/27/2012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90年,王震将军躺在北京一所军事医院里,他告诉一位探访者,他感觉到背叛。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一个平等主义乌托邦而战斗,但是他作为共产主义中国的缔造者,拥有的理念被他子女的资本主义道路损伤殆尽——他的子女是金融、航空和计算机行业的商界领袖。                                                                                                                                                                                                        “王八蛋,”他对着探访者,用脏话骂他的子女们。”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 他的两个儿子现在计划将中国西北一片谷地开发为一个16亿美元的旅游景点,当年他们的父亲曾经在这儿从饥饿中挽救了毛泽东的军队。南泥湾的度假村包括一个革命主题公园和旅游版的窑洞,当年共产党干部们在窑洞里抵御严寒。 这个项目背后的策划人之一,王军,帮助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两大国企帝国:中信集团(6030)是一家国有投资巨鳄,解放以来第一家在海外出售债券的中国公司;中国保利集团,一度是军队公司,出售武器,并在非洲开采石油。 如今,71岁的王军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夫教父。他同时是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共同控制一家典当公司和一家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的公司。 瑞士学校 他的女儿王京京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在一个商业文件中的家庭住址是一所价值700万美元的香港公寓,部分由中信所有。王京京的女儿,21岁的Clare,在社交网络上详细描述她的生活,从她所上的瑞士寄宿学校到机场商务舱的休息室。她在8月24日贴出的”一日见闻”包括一只Lady Dior的手袋,一双金钉Valentino鞋和一条Alexander McQueen项链。这些饰物价值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半年工资还多。 这个家庭的财富可溯源到王将军和一群坚定的革命者的赌博,他们在中国被尊称为”八老”。1976年老泽东逝世两年后,他们支持邓小平,打赌将中国开放给外部世界会提高生活水平,避免威胁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动乱。 新阶层 在三十年间,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带领6亿多人脱离贫困,创造了一个居有屋的中产阶级,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976年的6倍,1亿人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 八老们也给党的权威带来了最大的挑战。他们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其中很多人变得很富有。这促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现在被称为太子党。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 —— 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了揭示这一红色贵族的规模和来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其结果让我们得以详细审视中国部分精英层,及他们的成员如何从国家繁荣中获利丰厚。 国家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太子党们被选择来运营新的国有企业集团。在90年代,他们进入房地产和国家急需的煤炭和钢铁行业。今天随着中国融合到国际经济中,八老的孙辈们成为私募基金的推手。 彭博新闻社编辑的数据显示,八老后代中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仅仅三名子女——王震将军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毛泽东的经济沙皇陈云之子陈元——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有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这些家庭受惠于他们控制的国有企 业,当他们拥抱市场经济时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根据彭博社的数据,103人中的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 华尔街 贺平直到2010年仍为保利集团董事长,持有该集团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保利香港(119)2290万股(2008年4月29日)。八老之一,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持有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另一家地产公司保利地产(600048)价值3200万美元的股票(6月底)。王军持有一家高尔夫投资公司20%的股 份,而他先前运营的中信集团是这家高尔夫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 第三代太子党——八老的孙辈和配偶,很多人现年三四十岁——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工作。彭博社新闻追踪到,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运营自己的企业,或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科技产业。 部分人被华尔街银行雇用,包括花旗和摩根斯坦利。最少有六人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雇佣太子党,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赢得商业机会。 不满增加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被这八个人领导,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硬,因此得以建立合法性,成为中国统治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现在他们正在失去这一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最大之一,根据本月中国央行支持的一项调查报告,比分析家们预测出现潜在社会不稳定的水平高50%。抗议、骚乱和其他变故,常常由于地方腐败和环境恶化造成,在五年间增加了一倍,2010年每天几乎达到500起。 “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些太子党心知肚明,当他们想到改变这个国家,他们感觉绝望,因为这些牢固的利益集团太强大了。”诺顿说。 强盗贵族 中国13亿人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在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治下得以提高。象王军这样的太子党在建设一个巩固这一成果的制度中也扮演了中心角色。 许多中国最富有的人并不需要靠血统来致富。这包括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例如生产饲料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最富女性玖龙纸业控股(2689)董事长张茵。 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演变为分配不公,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19世纪美国的强盗贵族和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的垄断寡头是两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其领导人仍然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众对机会不均等和精英特权感到不满。 中国的新任领导人,59岁的习近平,自己是一名太子党,是一位革命家和副总理的后代。新成立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属于太子党。 太子党集团 彭博新闻社6月29日报道,习近平大家族积累了大量财产,包括价值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5500万美元的香港地产。彭博社的网站自此之后就被中国封锁。 即使一些八老的后代也说,他们对他们称之为太子党集团的贪婪感到忧虑。 “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对中国的革命、独立和解放没有任何贡献,”67岁的商人宋克荒说,他的父亲是八老之一宋任穷,1949年解放后掌管中国东北。”现在,一些人利用其父母的地位搜刮钱财。公众当然愤怒,他们有权愤怒。” 薄熙来的下台 此外,人民对政府官员利用其地位腐败感到愤怒。官方新华社12月13日报道,自从习近平上月上台以后,至少有10位地方政府官员因为腐败和性丑闻”落马”。 今年,薄熙来——八老薄一波之子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被开除共产党,被控收受贿赂,而他妻子被发现谋杀英国商人,此后高层腐败成为公众焦点。除非根绝腐败,”这会最终亡党亡国!”上月习近平说,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报道。 政府计划如何处理太子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是否增加了公众的不满?北京外交部没有回应我们的传真提问。 “上梁不正下梁歪,”戴晴说,她被一名著名的将军(叶剑英——译注)收养,与北京许多太子党一块长大。”我们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监督来制止腐败。” 离岸避风港 国家控制媒体和互联网,限制对这些家庭的报道,把他们的商业行为从普通老百姓那儿掩盖起来。在公开文件中找到的信息常常含糊不清,因为他们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不同的名字。 为了证实这些身份和商业利益,彭博新闻社搜寻了上千页公司文件,财产记录和官方网站,进行了几十次采访——从华南的高尔夫课程,北京邓氏家族的住所,到密歇根州安娜堡郊外的房子。 报告显示,最少有18位八老的后代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还有处于利比里亚和其他秘密管辖治下。 美国的吸引力 尽管八老贬低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几乎半数后代在国外居住、学习或工作,一些在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太子党最早到海外旅行和学习,获得普通中国人不具备的优势。 美国1979年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他们最爱的目的地: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最少有23名八老的后代和配偶在美国学习,其中3人在哈佛,4人在斯坦福。最少有18人在美国实体工作,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伟凯法律事务所( White & Case LLP),这一事务所雇佣了一名邓小平的孙子。12人在美国拥有地产。 对于太子党对中国经济的掌控程度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估计,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掌握在少则14个,多则几百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控制 “蒋介石时期有四大家族;现在有四十四个,”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克(Roderick  MacFarquhar)在谈及这位输给了毛泽东的国民党领袖时说。”改变这一体系需整个国家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人们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了的时候。” “八老”现都已离世,尽管其中三人活到了90岁。他们在中国的地位与乔治·华盛顿以及托马斯·杰佛逊在美国的地位类似。他们是: 邓小平 王震,养活了毛泽东的军队 陈云,在毛1949年掌权后负责经济 李先念,在结束文革时作出了贡献 彭真,八十年代时重建 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文革后被清洗干部的复职 杨尚昆,1989年执行了邓的指示镇压了天安门运动 薄一波,前副总理,八老中最后一个过世,过世于2007年,享年98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革时期被内部放逐,在毛泽东1976年过世,文革结束后逐步掌权,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经济。1978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人均165美金,对比同期美国是人均22462美金。看看日本,南韩,台湾和香港的繁荣,八老们周围全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 内战获胜的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已经处决了地主。农场变成了人民公社。工厂归属国家。 八十年代,八老们把这一切反了过来:农民可以出租土地。私营企业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开始规模小,后来逐渐做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邓小平孤注一掷。一些”苍蝇和蚊子”是可以被容忍的,现居住在麻省的退休哈佛教授傅高义说,他在2011年著作了一本邓小平的传记。 “更值得信任” “我们需要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一些工人,一些农民比别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邓小平对聚集在北京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如果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先提高了,将必然对他们周围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陈云,中国计划经济的设计师,希望党的老人们及其家族依旧掌握对国家的控制。傅高义的书显示,邓小平同意了这一点。 “他确实感到因为这些人拥有更多和党的联系,因此他们更值得信任,”傅高义说。”这些人将绝对忠于党,在紧要关头可以依赖。” 不断向外伸延的帝国 数月之内,王震将军之子王军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由荣毅仁成立,意在吸引海外投资,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为 8.4亿美元。他随后将其发展为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最大的上市证券公司,赞助了一只北京足球队,并进行豪华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3万亿美金。 在位于深圳的港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的一次采访中,王军说这个国家如今实现了其父亲那一代人的希望。 “共产党希望所有人富裕,这样人们的生活才能变好,”11月30号,王军在东风日产杯的会所边抽着雪茄边抿着茶说。”革命的时候,人们要是能吃饱,有暖和衣服穿,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但现在人们的愿望也越来越大,”他说。 中国队 跑道以外,王军站在高处俯视着运动员,一个同事为他打伞挡雨。作为锦标赛中国队的队长,他在今年《高尔夫》杂志的世界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第16位,比老虎伍兹还高。 王军说他1986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因为当时一家向北京第二个高尔夫场投资的日本银行给了他名誉会员的身份。 “中国打开了国门,并且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他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高尔夫球场,他们不会进来。” 中信成为了高尔夫球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赞助者,甚至开始进入场地的设计和管理领域。公司文件显示,2008年,王军成为了深圳向前体育管理公司,一家由中信的子公司于五年前成立的合资企业的董事长。他从中信取得了该公司20%的股份。 革命道路 王军没有回应通过邮件发给向前集团的其他问题,包括他的父亲是否表达过对其生意往来的不满。1990年,王震因腿伤在医院疗养。据那时去其病床边探访过他的人说,将军感到非常失落,因为他的孩子偏离了革命的道路。因为害怕被报复,这位探访者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 将军的其它两个儿子,王之和王兵,没有回复发至与他们的高尔夫球队有关系的向前集团的问题。 中信公司没有接受电话采访,也没有回复关于公司与王军的业务联系的传真问题。 彭博社发现,八老中的六个有子女或配偶在中信或其子公司工作。前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是一家部分由中信所有的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在公司文件中,她留下的地址是另一个中信子公司所有的位于香港的一所公寓。彭真的儿子傅亮,在中信所有的广播电视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通过其各自相关的中信子公司来采访傅和杨的尝试都失败了。 军火生意 1983年,王军投身军工工业,将中国军方经营的军工厂转变为商业企业。他是保利集团的创办人之一,其它的创办人还有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贺平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名少将。一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显示,这家公司通过对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出口武器净赚了亿万美金。 公司网页显示,随后保利集团开始经营煤矿和拍卖行,与法拉利共同经营一家合资企业,为苏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为海外外派人员建别墅。它同时还拥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以及一家连锁电影院。 八老的亲属中至少有三人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担任总经理。 中文版视窗 我们传真到保利集团在北京的总部,试图采访贺平和王小朝,集团没有回应。我们三次致电王小朝的秘书,无人接听。北京总部一位女士接听了电话,她说贺平已经退休,找不到了。  “全国皆商——党,军队,法庭,检察院,警察”,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Yang Dali)说,他曾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书,”内部人能够一夜暴富。” 王震将军的第三个儿子王之,从他雇主电子部那拿到30万元人民币(48,112美元),制造个人电脑。他后来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 偷税漏税 “不奇怪那些有关系的人在80年代拿到最好的东西,”侯伟(Fraser Howie)说,他共同著作了《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奇迹背后的脆弱基础》,”问题是,20年过去了,他们还能拿到最好的东西,因为还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8年,国有企业偷税漏税和投机倒把盛行;1989年8月,《人民日报》报道,”五大”公司被政府调查,随后被罚款。他们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康华包括数十家下属公司,由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的慈善组织创建,邓朴方如今68岁了。 学生和工人们对太子党的特权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越来越不满。邓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活力。在城市,工作单位仍然提供一切,从住房、医疗到学校。1988年通货膨胀达到18.8%,侵蚀着人们的收入。愤怒甚至到达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秘密签证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前夜,八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当时是中国央行副行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董事长),他利用在白宫的关系,秘密帮助他儿子搞到了美国签证,送其到美国一个私立著名寄宿学校;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不让离开这个国家。 陈元的联系人,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说他可以帮忙,并联系当时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现在已过世)。包道格说他被李的反应吓了一跳。李洁明告诉他,这么干会激起大使馆中国雇员的愤怒。 天安门广场 “我才发现大使馆的职员,特别是中国人,多么痛恨太子党牟利,”包道格说,现在他是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会副总裁。 公众的愤怒在1989年春天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通过电视,主要看见游行队伍呼吁民主,而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力说,高干的特权子女也是人们的目标。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演讲集和其他作品回忆,示威者甚至挑战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致残),他们发放传单, 指控邓朴方的公司偷税走私。 自从八老们十年前押注经济改革以来,这是对他们的中国计划最大的威胁。 5月底,邓小平把老人们叫到他家。他们缔造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毁灭,面临这种局面,邓小平和其他革命老兵们转向军队来恢复秩序。6月4日,坦克开入北京城区,民主运动被暴力粉粹。 六四镇压有效地熄灭了公众对抗腐败的运动,鲍彤说;他是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镇压前几天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在监狱被关押了7年。 茅台、香烟 “党掩盖腐败,容忍腐败,对其不闻不问,甚至鼓励腐败,”鲍彤在12月11日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鲍彤认为,今天的腐败要比上世纪80年代严重得多。 “刚开始腐败不严重,也就一瓶茅台,两包中华烟,”80岁的鲍彤说,”现在一个价值100亿元的公司能被10亿元买走,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可能太骇人听闻了。” 中国领导人也处理了一部分示威者的抱怨。中信被审计,罚款。康华发展被解体。党中央发布了指令,严禁高干子女从商。 太子党的反弹 禁令并没有长时间止住八老子女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当邓小平启动新一轮经济浪潮,太子党的机会来了。当新工厂和城市扩张改变着中国大地,他们跃入快速发展的行业,包括物资业和房地产业。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62岁的邓榕和她的弟弟邓质方——是进入房地产业的先行者,甚至在1998年大陆房屋市场商品化的新政策之前。在邓榕陪伴其父亲进行那次著名的1992年南巡,展示新兴出口中心深圳的成功之后两年,她到香港去推动之前在深圳领导的新地产开发项目。 据《南华早报》头版新闻报道,这栋32层大楼的一些公寓价格达到每座24万美元。公司记录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的一半资产由两个人所有,这两人与邓榕的弟媳刘小元和王震的孙女王京京同名。 邓榕和邓质方对我们传真到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的问题没有回应。通过刘小元的一家关联公司,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王京京不回应送到她北京办公室的问题,一位访问两处地点的记者被告知,她不在那。 官办企业 “邓小平南巡后,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办公室、警察和军队开始开办服务业,象旅馆、旅行社和房地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他研究20世纪90年代某省公安厅如何使用上亿国家资产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他说,官员警告他可能会被杀掉,他被迫停止研究。”当你到达最高领导层的子女或者亲属那个级别,你基本上已经到达核心部位。你无法调查下去。” 当政府机构开办的企业到大陆新成立的股票市场上市,市场的增长将越来越多的官僚转变为自由市场资本家。还有一波上市潮驱动企业到香港上市。 稀土 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曾经是国有金属企业的高管,1993年成为一家下属公司董事长,公司在香港上市。 他成为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协会会长,同时成为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船务有限公司的荣誉董事长,担任在香港上市的江西铜业(358)和其他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 吴建常的公司和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婿张宏拥有的公司,合伙从GM手中购买了稀土磁矿材料主要制造商麦格昆磁。收购麦格昆磁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帮助中国实现了邓小平掌控稀土矿市场的目标,现在这种材料应用在美国灵巧炸弹、风涡轮机和混动汽车中。 “证据确凿无疑:八老的直系家庭和后代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间,从国企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Glenn Maguire说,他曾在香港担任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沿着父亲的脚步 第三代太子党中只有两人进入国企,其他大多数直接进入私营企业。中国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带来了10年平均10.6%的增长,太子党们大有可为。 邓小平38岁的外孙卓泝,步他父亲吴建常的后尘进入了金属行业。他领导的公司购买了一家澳大利亚铁矿的股份。 名片显示,卓泝是易简投资的董事长,中国和香港的公司记录也将他关联到这家公司。作为2008年一项交易的一部分,易简投资拥有160万股,或0.83%金西资源(GWR)的股票,这家澳大利亚公司2012年年报显示。 太子党们也利用他们的海外教育和国内联系达成金融和商业交易。据彭博社数据,在31名孙辈和配偶中,至少有12名在金融业工作,包括6位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行业。 名牌学校 当陈元的子女成年,他监管着他自1998年就运营的中国开放银行的扩张,其资产达到1万多亿。 他的儿子陈小欣,又叫Charles,在麻省康科德中学(Concord Academy)毕业后,进入康奈尔大学,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他在香港花旗工作,然后进入盘实资本,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他的妹妹陈晓丹,又叫Sabrina,进入麻省泰伯高中(Tabor Academy)念书,其寄宿学生的学费如今是大约5万美元。她然后进入北卡杜克大学,在哈佛拿到MBA学位,今年早些时候毕业。 陈晓丹 她曾在纽约摩根斯坦利工作。今年,一家欧洲私募基金公司帕米拉咨询公司(Permira Advisers LLP)在香港雇佣了她。帕米拉去年和她父亲运营的中国开发银行签署了伙伴协议。两家公司同意寻求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支持希望在欧洲扩张的中国公司。 总部在伦敦的帕米拉女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说,陈晓丹的受雇并不构成利益冲突,如果出现冲突,公司将按照股东的最佳利益进行管理。陈晓丹不回应打到她公司的电话。 中国开发银行还没有与帕米拉公司进行什么业务,因为陈晓丹”刚就职一个月,她不可能涉及什么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活动,”银行在12月14日的传真回复中说。 最少一位投资者发现,不知道八老家庭成员的身份会是个麻烦。 “我不知道的东西” Yemi Oshodi,当时是纽约 Wallachbeth资本的总经理,他劝告其客户做空一份2011年收购哈尔滨电机的建议书。该收购由中国发展银行4亿美元贷款提供财务支持。 Oshodi说,他相信银行最终不会提供这笔资金,因为对这家美国上市的中国电机马达公司的收购价太高。哈尔滨电机股价在2011年6月份曾在一天内下跌50%以上,当时它受到短线操盘手阻击,后者质疑其财务声明的准确性。 “我只是不相信银行能够提供不安全贷款,”Oshodi说。”我自己想啊想,明显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没理由银行会提供这笔贷款。” 这笔交易成交了。 Oshodi不知道的是家庭关系。这笔交易部分由盘实投资提供金融支持,陈小欣在这家私募基金公司任总监,几个部门都参与了这笔交易。 否认利益冲突 如果他知道盘实和银行的家庭关系,他可能会赌另一个方向,Oshodi说。这种关联”绝对应该披露”,他说。 盘实合伙人杨向东(Donald Yang)拒绝置评。中国开发银行在传真回复中说,陈小欣已经离开盘实,从未参与任何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哈尔滨电机不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39岁的陈小欣未回复我们给他北京公寓里的留言,他的公寓位于中国开发银行总部向北两个街区。华盛顿的美国证监会未给出评论。 了解家庭关系的威力至关重要,作家侯伟说,他曾担任总部在新加坡的里昂证券亚太市场总经理。”改革并未使得市场匿名,”他说,”他们使得知道你和谁打交道变得更加重要。” 离岸投资 中国新贵族的财富和联系通常隐藏在强调隐私的离岸地。 叶静子,一位传奇解放军元帅(叶剑英——译注)的孙女和王震将军的孙媳妇,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带到中国,在上海举办了城市街道赛车。 鲜为人知的是,37岁的叶静子还是辽宁星际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计划使用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巨头国油石化(PCHEM)提供的技术,在中国东北制造汽车发动机。根据公司文件,星际动力的唯一投资人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我们尝试联系叶静子,但是不成功。马石油未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太子党第三代成员部分成员的生活方式跟上了国际富有阶级的潮流——他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寄宿制学校的同学们。 2006年,陈晓丹出现在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现场,根据舞会网站,她与比利时王子和意大利女伯爵共舞;这成为新闻头条。 ‘资本主义环境’ “现在这些子女们基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他们更加远离消灭阶级社会和任一乌托邦梦想,”毛泽东的前翻译,如今91岁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当八老还是反叛者,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时候,李曾与他们住在一起。 第三代中另一位成员,邓榕33岁的女儿卓玥,现在关注慈善。 上个月,她帮助组织了北京一个慈善宴会。高官显贵们坐着白色的宝马轿车参加,车门上印着”宝马贵宾服务”。宴会厅外大堂出售着标价1万6千美元的瑞士宇舶腕表。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和前英国总理布莱尔参加了宴会。 破土动工 在 从北京向西南700公里的南泥湾,根据政府网站,王震将军的儿子计划在这开发度假村,乡亲们错过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机会。一些人还住在只有一间房的水泥屋, 也没有取暖设备。相比之下,向北40分钟山路到延安城,现代化楼房拔地而起;70年前,八老就是在这儿帮助毛泽东建立叛军,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 两年前,乡亲们围住了王氏兄弟,他们面积265平方公里的项目破土动工,项目旁边是一个纪念王震将军359旅的博物馆。根据一名延安老兵1982年的回忆,王震的部队靠”野菜和草根”才活下来。 “我们永远记得南泥湾人民的深厚情谊,”根据政府网站报道,王军在动工仪式上说,”我们有责任为老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这一保证给了乡亲们希望。现在,他们在想项目是否能够执行下去,创造新的就业和现代化的房屋。 “南泥湾很有名,但是它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惠延军(音)说,他每个月大概拿到400美元的抚恤金。”过去,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基层战士还是领导,大家吃住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 成龙 惠延军等待着他生活中的变化;而将军的曾孙女,Clare王在社交媒体上广播她生活中的变化:晚上赶着做她在悉尼大学建筑课上的设计项目;在日本的温泉酒店度假;21岁生日的新围巾;她把头发染成了宝蓝色。 二月份,她上传了一张和影星成龙的照片,她说这是在她的绘画展上。当我们电话联系Clare时,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在电子邮件上说,她尊重她的曾祖父,而没有回答其他问题。 12月6日,她发了条微博,秀她新修的指甲。同一天,公司文件披露,深圳宝德尊投资投资有限公司迎来了新任董事长,这家公司部分持有她母亲王京京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股票。 新老板?一位名叫王吉湘的人。Clare的中文名字。 链接: 中国红色贵族家庭地图(互动图片) 【邓小平:中排左三,杨尚昆:中排左二,王震:中排右三,1984年1月26日,在未知地点与南海舰队海军军官合影。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中),1985年访问江苏省南京市。图片:EyePress】                                                                                                                 【 陈云(左)中国前经济计划者,与薄一波(中——译者),中国前副总理,姚依林(右——译者)国务院副总理,1984年在未知地点。图片:EyePress】                              【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和彭真,在1962年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交谈。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李先念(右二)当时中国副总理,看着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右三),在中国江苏省泗阳县对工人讲话,1965年5月1日。图片: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未注明时间的照片,拍摄中国陕西南泥湾的一座雕塑。摄影:田英(音)/ImagineChina】                   【卓琳(中),邓小平的遗孀,和儿子邓朴方(左),邓质方(左三),女儿邓楠(左四),邓榕(右三)和政治局常委委员胡锦涛(右)在中国东海岸参加邓小平最后的告别仪式,1997年3月2日。图片:新华社/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邓小平之女邓榕(左)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金,2005年10月20日。图片:美联社照片/塔斯社,Alexei Panov,总统新闻服务处】                                          【邓小平女婿贺平(右),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在未知地点与佐川急便株式会社会长真锅邦夫在一起,2003年7月30日。图片:ImagineChina】                                         【薄熙来(后左)当时的中国商务部长,在薄一波追悼会上与邓小平子女在一起,前排邓朴方,右邓楠,2007年1月17日。摄影:Alexander F. Yuan/美联社图片】               【陈云之子陈元,中国发展银行董事长,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6月6日。摄影:Nelson Ching/彭博社】                        【王震之子王军(右二戴眼镜),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在深圳的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举办的东风日产杯赛上,2012年12月1日。图片:OneAsia】                                   【陈云之孙陈小欣,盘实资本前董事会成员,在这张未注明时间的照片上。摄影:Ji Guoqiang/Imagine China】                                         【陈云之孙女陈晓丹,参加巴黎名媛成年舞会,2006年11月。摄影:Julian Andrews】                        【王震曾孙女王吉湘(也叫Clare)的微博截图,包括鞋子、手袋和首饰的照片。来源:新浪】                        【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左)和陈云孙女在未注明时间地点的照片。来源:EyePress】 欲联系彭博社本报道职员:香港Shai Oster邮箱: [email protected] ; 北京Michael Forsythe,邮箱: [email protected] ; 香港Natasha Khan邮箱 [email protected] ; 纽约Dune Lawrence邮箱 [email protected] ; 北京Henry Sanderson邮箱 [email protected]   联系本文编辑:Neil Western邮箱 [email protected] ; Peter Hirschberg邮箱 [email protected] ; Ben Richardson邮箱 [email protected] ; Melissa Pozsgay电话 +33-1-5365-5056 或邮箱 [email protected] ; Amanda Bennett电话 +1-212-617-2510 或邮箱 [email protected]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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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哲学在过去30余年很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只要经济增长,就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又恰好碰上了国内外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秩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在没有宪政、法治的前提下通过模仿照样能高速发展,于是,这种便利给中国带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错觉,让中国只顾追求快速发展,并试图靠高速发展对冲或掩盖宪政缺失所带来的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等问题。换言之,“发展是硬道理”到最后成了“靠发展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只要发展还在进行,社会正义等问题就不会是问题。   可是,现在国内外的历史机遇逐渐用完了,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有挑战,如果还不通过宪政法治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权力,经济危机在不久的未来会难以避免。像任何政策哲学一样,“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有其必要的环境条件,而且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酿成危机。中国今天就处于这样的转折点。   一般看法是,过去30年的成就都是政府政策所致。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内容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策也基本如此,而且那两个时期的经济本来就以市场为主体,但为什么那时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带来同样的高速增长呢?这说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第一,到晚清时期,工业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跨境移动能力还较差,通信技术还刚刚起步,交通技术也有待深化发展,更何况国际秩序还是基于“炮舰”硬势力的丛林世界,跨国贸易利益得不到可靠保障,这些技术发展状况和不成形的国际秩序使晚清中国难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第二,民国更不用说,从民国成立到离开大陆的时期,正好碰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各发达国家竞相抬高贸易壁垒,使民国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劳动力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利用制造业和外贸启动经济腾飞。   当然,到1978年特别是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规则而不是炮舰的世界秩序让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变得风险和成本都史无前例地低,加上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成熟的工业技术,使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让中国实现了人口红利,经济终于突飞猛涨。中国从1978到2008年的增长基本来自“追赶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从1800年左右到1980年所实现的增长通过模仿快速补上。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来自对外开放,来自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而之所以这样做带来成功,就是因为外部的国际秩序和成熟技术让中国能通过开放实现人口红利。让中国过去30年得以成功的第二种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几乎完全的国有制经济到民有经济的转型,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谈得很多,就不必在此多说了。第三种带来增长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与此相伴的城镇化转型,房地产行业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机遇使这三大转型得以成功,并且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可是,到今天,世界经济进入了停歇增长的时期,外贸不再能给进一步增长提供推动力;民有经济受到持续抬头的“国进民退”或“逆市场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已经走到瓶颈,产能严重过剩,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泡沫。因此,过去的快速、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重复,尤其是过去相对易得的快速增长使一些人真的相信“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促使宪政改革严重落后,使中国从既有的发展方式上转型变得格外艰难。   从今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改变对投资和外贸的过度依赖,而要转变增长方式又必须进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包括制约征税权与财政权的宪政改革,同时将国有资产民有化、把土地私有化,因为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降低政府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   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权时,他们如果把钱花在“民生”上,其结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而且即使有了结果,也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之下,如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结果既立竿见影又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形象工程是他们的首选。在过去4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行事偏好被表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许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但天量金融资本和资源还是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大型钢铁等工业项目,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和资金支持,还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给中国社会埋下众多后患。所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是偶然,是现有体制的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使财产性收益进入政府,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增值的大部分都归政府,老百姓不能分享,造成了公有制经济跟私有经济的最大差别之一:私有经济社会里,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是民间的收入,变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主要给了政府,变成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基础。当然,再加上征税权和财政权的不受制约,流入政府手中的国民收入占比也不断增加。比如,去掉通胀因素后,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年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这进一步造成了民间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使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提升,经济结构转型难以实现。   社会矛盾的恶化也源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权力太大。以收入分配为例,收入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原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是收入分配的源头。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地区市第三,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60年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那可以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对教育、对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许多经济学同仁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和权利;第三,是否废除户籍制度,这决定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城镇化后的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其转变为消费潜力。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了良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必须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国有资产和土地从以政府所有为主,改革到以民有、私有为主。这些改革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并推动民有化与私有化改革,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迫使权力部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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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陈宜中: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五)

朱嘉明 陈宜中: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五) 进入专题 : 改革 中国模式 维稳 政治转型    ● 朱嘉明   陈宜中         五、中国未来      陈:有些经济学家相当乐观,说高速增长还可以维持十年二十年。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甚至有中国经济崩溃论。您怎么看?   朱: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谈未来。凯恩斯的著名说法是:从长期看,我们大家都死了。如果一定要说未来,我倾向于把它限定在二、三十年的时间范围内。   在我看来,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并非是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在清末新政时期和民国初年,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1927年至1937年,在共产党执政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画」的1953-1957年,都发生过高速增长,只是这次的时间相对的长。但这是和一些特殊条件有关的。第一,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开放之前,经济发展水准过低,基数太小;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增长空间极大。第二,中国受惠于「冷战」、「全球化」、「九一一事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改变的国际条件。第三,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大幅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准,形成了对未来的积极预期。第四,六四之后,中国统治集团实现了以「维稳」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上述这些条件都相当独特,是不可重复的。「中国奇迹」也好,「中国模式」也好,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历史现象。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不会是过去三十年的重复和放大。      陈: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有哪些负面的因素或遗产会影响未来?   朱:关于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人们说得太多了,无非是因为经济改革和开放,GDP 持续高增长,完成了「经济起飞」,实现了所谓的「崛起」。但是,这种情况绝非是中国独有的。近三十年来,除了非洲的一些地区,整个人类的物质水准都有了相当的改善。同时,全世界的政治制度也在趋同中走向进步。IT革命、手机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和教育方式。   所以,我更看重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负面因素。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若干个危机:   第一个是生态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大规模地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包括森林砍伐、土壤恶化、沙漠化、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排碳量失控、空气污染、海洋资源的掠夺、地下资源的枯竭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生态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水资源和土壤的破坏。中国现在粮食的自给率比重很高,达到七成以上,但是缺口的三成的绝对量也是惊人的,需要进口。中国农田面积的减少从根本上制约了粮食自给率的稳定。生态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生存的危机。生态危机不是中国仅有的,但是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其生态环境破坏之后不可修复,以及资源丧失之后不可能再生的后果,要严重于世界任何国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已日益依赖中国之外的资源。   第二个是全民公共卫生和健康的危机。2003年的SARS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预警。中国在大规模城市化之后,公共环境和医疗体系是相当脆弱的。谁也无法保证中国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健康危机,而这种危机远远比地震、洪水、飓风等天灾可怕。   第三个是社会危机。这个危机领域非常宽阔,至少包括道德危机、制度性贪腐、侵犯智能财产权,还有偷窃、抢劫、吸毒和卖淫等等。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彻底「解构」,而新的社会体系难以形成。中国当下的社会基层丧失了「自治」的支点,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赖社会本身的「自组织」,而是基本依赖于政府和政权的力量。   第四个是经济危机。衡量中国经济危机和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标准是相当不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有1%、2%、3%就已经好得很,谢天谢地了。但是,中国却不能承受低于5%,甚至低于6-7%的增长。因为中国的福利水准太低,没有增长、没有就业,对很多民众而言,就是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就要出大事。在毛时代,中国农民虽然被禁锢在农村,但毕竟有集体经济,有土地耕作,有小小的自留地,活下去大体没问题。但今天,大多数农民已经与土地分离,没有了家园。如果没有工作,不能挣钱,没有栖身之处,那将是引发社会失衡的巨大能量。   第五个是政治统治和治理危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敌人」最多的国家。1980年代是中国「敌人」最少的年代,但自六四之后,「敌人」就多了起来,有国内的,有国际的。与毛时代比较,只增不减。特别需要说的是,其中的不少「敌人」其实是「假想敌」。「敌人」的数量和统治成本有极大的相关性。所以,中国政治统治和治理成本,无论和中国过去比较,还是和美国比较,都与日俱增,集中体现在著名的「维稳」开支上。在经济高度增长,财政收入维持两位数增长率的情况下,这自然不是问题。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形势恶化,就难以为继了。   我所说的这些危机,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都不是积累了一年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了。这些危机相互影响,已形成一种危机的「叠加效应」。任何一个危机没处理好,都可能引爆其它危机。中国有句古话是「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但也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说法。中国未来的根本挑战是:不仅要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还要面对和正确处理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危机。所以,中国的领导人是当今世界最累的领导人。      陈: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您怎么看?   朱:我想纠正人们的一种看法:中国经济改革大体是成功的,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多元制度,实行对外开放;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政治改革的滞后,如何加快政治改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想法。中国在六四之后,不仅政治改革停顿和倒退,强化了党国体制,而且经济改革也步入歧途,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如今的问题,岂止是经济改革成功和政治改革滞后的矛盾,而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双双背离1980年代初衷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大体是一致的,彼此相互配套、相互支持。要看到,没有六四之后的政治体制,中国也不会如此之快地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所以,中国的未来不是简单的激活政治改革,而是要改革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就经济领域来说,势必要「第二次改革」。      陈:如何实行第二次改革?   朱:从回归理性和回归19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非理性状态已经多年。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民族主义、爱国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到处讲「盛世」和「崛起」,还有「中国模式」。那一年又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更加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认为中国可以改造世界货币金融体系。   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和2008年前后比较,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明白,所谓的「中国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过大,而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来说,都在趋于零甚至走向负数。所以,中国需要做新的历史选择,在不同政治势力和思想派别间求同存异,选择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基本方向。在我看来,最有共识基础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重新整理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遗产,把他们没有完成的事情重新激活。这是为了避免同归于尽,避免大的社会动荡。      陈:回到1980年代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如何面对六四?   朱:那是当然的。八九民运的积极和正面的历史意义,老百姓知道,精英知道,特别是当权者也知道。但当然,要解决或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自然会遇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抵抗。这相当于一次社会革命。但是,风险和收益成正比例。那些有机会重新评价六四的人,既冒着最大风险,也将获得最大收益。      陈:张木生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您怎么看?   朱:张木生是老朋友,精通马克思主义,熟悉中国农村。但是,我对于回到「新民主主义」不以为然。在当代中国,「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概念,而绝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七十年前,毛泽东主张「新民主主义」,带有很大的宣传、统战目的。他内心是否真的相信有一种「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是一个问题,现已无从考证。但是人们知道,刘少奇提出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遭到毛泽东痛击,因为毛泽东希望中国快速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现在,在21世纪过去了十多年的中国讲「新民主主义」,无异于「刻舟求剑」,没有出路。      陈:中国真有可能再回到胡、赵时代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980年代的中国,而且,在二十多年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已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回归1980年代,如何有助于化解这些矛盾,并克服您所谓的「合法性危机」?   朱: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合法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是否信任执政党和执政集团的问题。简单地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危机就是民众丧失对你的信任,执政集团丧失了信用。其实,合法性危机是共产党执政后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都是为了缓和合法性危机。   回到1980年代是非常有弹性的选择。首先,与回到新民主主义不同,这不是回到一个主义。中国的历史教训很多,只要回到一个主义,就会强化意识型态的冲突。我所谓回到1980年代,更强调的是一种价值观,而价值观可以容纳不同的主义。在1980年代,表面上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意识型态的作用弱化,普世价值的影响扩大。不然的话,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1980年代有所谓的「反对自由化运动」。其次,回到1980年代,可能也意味着一个包容不同发展模式的共同体。   我认为,回到1980年代,基本可以避免中国的分裂。因为1980年代的道路是在承认中国已经历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之下,通过改革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开放和民主的社会,实现分配大体公平的丰裕社会,给每一个人经济和政治权利。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为社会主流和多数人接受的,是可行的。   现在与1980年代相较的最大差别是:中国今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利益集团。中国内在的矛盾不再是单纯的理念和主义之争,而是利益之争,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了。我想,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出路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实现新的立宪,同时建立一个容纳不同社会阶层,甚至包括既得利益集团在内的对话和妥协的政治框架。      陈:假设历史给中国回到1980年代的机会,谁来主导?您曾经接受过「新权威主义」吗?   朱:在1980年代,我并没有卷入「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因为我厌恶讨论主义之类的问题,也不希望将经济问题和意识型态相关连。六四之前兴起的中国「新权威主义」,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其核心思想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基础,而集权是经济市场化的前提,所以中国需要政治权威和集权。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权威主义的思路。只是,如今的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据说,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有一次向邓小平提到了「新权威主义」,并解释说:「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对此,邓小平说他也是相同主张,不过不必用这个提法。应该说,赵紫阳注意和思考过新权威主义,但是并没有简单地接受新权威主义。赵在坚持经济改革的同时,已经开始政治改革的全面研究,而民主化就是政治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陈:我知道您不喜欢用「左派」和「右派」去分析中国的政治光谱,但是中国的左右之争不是一直很激烈吗?   朱:我的观点是:今天的中国尚未出现清晰的政治光谱,也就是说,还没有清楚地形成不同的政治思潮。各种所谓的派别,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处于相当粗糙的状态。   在今天中国,「改革」如同昨天的「革命」一样,完全被庸俗化,每个人都以改革派自居。至于改革什么,每人有每人的含义和解释。所以,也不可简单以「改革」来区分中国的政治派别。真正划线的标准应该是:到底要怎样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法律体系?   我个人反对任何政治倾向下的激进主义和激进派,因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极端主义,都会「唯我正确」,拒绝多元、宽容和妥协,导致破坏而不是建设。中国最需要的是理性和对话。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的执政集团是否有新思维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现在拥有权力和一切资源。      陈:您似乎借用了西方左派的部分资源,主要是解放主义式左派(libertarian left)的部分观点?   朱:就我的思想资源来说,很杂。是的,left-libertarianism 对我很有影响,我希望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真正的自主权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改革 中国模式 维稳 政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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