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纽约时报 | 中俄转型之异同

观点 查尔斯·格兰特 2012年12月26日 Daniel Haskett 俄罗斯和中国似乎截然不同。一个是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伪民主国家,另一个则是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一党专政国家。但两国的国民经济都不平衡,同时,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还在努力阻止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改革进程。 俄罗斯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气,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此,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占该国总出口收入的近70%。如果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允许司法体系变得更加独立,就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抑制腐败。这些改革将会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则更加多元,但是也需要再平衡。消费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三分之一,是欧洲水平的一半。投资水平则高得异乎寻常,几乎占GDP的一半。在受到管制的信贷系统中,民众的储蓄只能获取微薄的回报,而国有企业则能获得廉价的信贷,此外,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也受到了鼓励。银行应该为私营部门的需求服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应当削弱,消费也应该相对于投资而实现增长。与俄罗斯的情况一样,如果对法制更加尊重的话,将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两国的一些当权者都明白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和他的一些部长曾呼吁,俄罗斯应戒除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中国2011年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进行再平衡。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中国官方智库今年2月共同发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China 2030)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该报告得到了候任总理李克强的支持。然而,尽管2006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也曾提倡再平衡,但却收效甚微。 两国改革的根本阻力都来自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身边的多个势力集团,以及掌控着自然资源企业的商人和安全系统,并不希望经济再平衡,因为那将对他们的财富和权力造成威胁。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多个派系、主要国有企业和安全部门同样占据着当前体制为他们提供的寻租空间和特权,不肯罢手。 今年,两国都经历了领导人更迭,但这并代表他们一定会带来好结果。普京自今年5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一直在回避经济和政治改革。今年10月,我在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Club)举办的活动中见到了普京,他似乎对经济状况洋洋自得,而体制内的改革者则情绪沮丧。 今年11月,七人组成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上台,开始主掌中国大局,现在对他们的政策侧重点作判断还为时尚早。虽然他们当中有人谈及经济改革,而且还启动了反腐行动,但他们似乎都属于政治保守派。 近年来,也许是因为统治者缺乏安全感,两国安全部门的势力愈加强大,财力愈加雄厚。从定义上来看,安全部门原本就不愿意受到法律的约束,即便在一些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俄罗斯和中国,安全部门与体制性腐败和掌握寻租权联系甚密,这往往会使安全部门对再平衡充满敌意,也对随之而来的,对法治的更大尊重充满敌意。 但是,如果俄罗斯和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断改革进程,就会损害两国的经济潜力。假如俄罗斯不进行改革,油价下跌时极易受到重创。即便油价居高不下,缺乏改革也会导致资本和人才的大量流失。俄罗斯的年经济增长率已经降到了4%,而金融危机前则为7%到8%;如果不进行再平衡,长期的趋势将是进一步下滑。 在中国也是一样,当前的经济模式即将达到极限,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由两位数下降到了7%到8%。倘若不推行改革,重工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将继续困扰国民经济,国有企业还会继续从其他经济部门吸取财富,消费增长的幅度,也无法达到足以提高轻工业和服务业相对重要性的程度。 经济增速放缓和失业率升高可能会在两国引发社会动荡。金砖国家(BRICS)中的另外三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政府都因为相对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而具有合法性。但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绝非如此,尽管普京近期在选举中获胜,而且他也确实很受欢迎。 俄罗斯与中国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主要是因为在它们统治下,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两国的经济增速已经出现放缓,如果不进行再平衡,可能还将进一步放缓,两国政府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来为自身的权威提供合法性。 他们有可能会把民族主义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实际上,普京和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采取这种手段都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普京强化了自己的反美言论,指责外国政府应当为反对他统治的示威活动负责,他还对外国非政府组织(NGO)在俄罗斯的活动进行了扼制。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过去三年里,尤其是今年,对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引起了印度、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的不安。 西方国家必须希望,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将勇敢地向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推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否则,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将超乎寻常,这将使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更加激烈。如此一来,那些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能参与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应对安全挑战的西方国家,就会发现它们性情乖张,难以合作。   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是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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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唯色:去自焚藏地采访的外媒

这是法国《世界报》2011年10月28日第三版关于自焚藏人的报道。当时《世界报》记者赴康(今四川省甘孜州)采访,并去了8月15日自焚牺牲的藏人次旺诺布(充翁洛卜,Tsewang Norbu )所在的道孚县。 这是法国《解放报》2012年12月12日关于藏人自焚的特别报道,图1为今年10月23日在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自焚牺牲的58岁牧民多杰仁钦(Dorjee Rinchen)在自焚时的照片,图2为今年11月15日在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自焚牺牲的23岁女青年当增卓玛(Tangzin Dolma)生前去拉萨朝圣时的照片。 去自焚藏地采访的外媒 文/唯色 一个寒冷的下午,北京的空气一如既往的糟糕。我们坐在某个咖啡馆的一角,话题始终围绕着冰天雪地的雪域高原。我们的眼前是燃烧的火焰,我们的耳畔是火焰中传来的藏语呐喊,我们的心,交织着敬意、同情与哀伤,而我更多一层血肉相关的痛。因为那一个个以身浴火的人,是我的同胞。 与我交谈的是法国《世界报》的记者和他的朋友。他们是前一天晚上回到北京的。在那之前,整整四天,他们去了安多拉卜让和碌曲,在中国行政区划上,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和碌曲县。他们急切地告诉我,探访了三位自焚藏人的家乡,而这三位自焚藏人都是在今年11月自焚的。 今年10月21日,甘南州公安局发布的藏汉文通告。 《世界报》的记者展开地图,指点着被打上记号的阿木去乎乡、桑科乡和阿拉乡,讲述着在这些布满警车和干部的偏僻乡村昼伏夜行的经历,他们尽管是不请自来的陌生人,却得到一个个牧民冒险相助,悄悄地被带到自焚藏人的家里,费力地诉说愈发艰难的处境。 是的,这么做非常危险。两个月前,甘南州公安局发布藏汉文两种文字的通告,要求举报自焚事件的“幕后黑手”、举报自焚线索,许诺会重金奖赏。此通告贴满甘南州一市七县的城镇和乡村。当局甚至每天发一个同样的手机短信,声明举报奖赏5万-20万元。许多村庄的路口以及寺院都被安装了摄像头,从各个单位抽调的干部轮番值班,昼夜坐在发动机始终运转的车里,监视有无藏人自焚。讽刺的是,通告贴出之前,甘南州七个月内6位藏人自焚;通告贴出之后,短短一个多月内,甘南州连续14位藏人自焚。 自焚藏人贡布次仁 (Gonpo Tsering) 被秘密逮捕的藏人愈来愈多。11月26日在丁古寺大殿前自焚牺牲的碌曲县阿拉乡牧民贡布次仁,祖父和父亲在他自焚十天后被安全局抓走,至今仍无音讯。甚至,一位藏人自焚时,一旁目睹的女子也被安全局抓走。但即便是如此的“红色恐怖”,还是有许多藏人探访自焚同胞的家人,捐款捐物,表达崇敬。夏河县桑科乡自焚的两位藏人中,有一位家境非常贫穷,只有四头牦牛、十几头羊,给他家捐的钱达到十几万元,但他的母亲把钱都捐给了寺院和学校,而他的两个幼小孩子,他的母亲说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大。 这都是《世界报》的记者秘密走访自焚藏地,了解到的第一手有关藏人自焚的情况,无疑非常重要。事实上,历尽艰难去自焚藏地采访的外媒,还有法国《解放报》与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美联社、美国时代周刊、澳洲ABC电视台等。我见过法国《解放报》与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他们两度去安多热贡,都各有翔实报道和珍贵照片。第一次是今年4月去了自焚藏人索南达杰的家乡。第二次是今年11月底去了自焚藏人当增卓玛的家乡,原本还想去另一位自焚藏人的家乡,却被村口的拿枪便衣驱逐。 这是法国《世界报》今年12月25日对藏人自焚的翔实报道。14张关于自焚藏地——安多拉卜让与碌曲,关于自焚藏人的亲人及当地寺院的纪实照片催人泪下! 一次比一次困难。在中国政府严密封锁全藏区的事实面前,这些外媒为去铁网下的藏地了解藏人自焚的情况,已经是竭尽全力。 然而,有美国身份的汉人作家丁一夫,最近在解释他为什么“在藏人自焚问题上……保持沉默”的文章中说:“沉默首先来自于媒体。至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媒体到达任何一起自焚的现场,没有一个记者采访过任何一个自焚者的家庭和朋友,没有发出过一篇有关自焚者的详细报道。”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想问一问,为什么全世界媒体都集体失去行动力了?” 这样的指责是不属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2012/12/20 (本文为 RFA藏语专题节目 ,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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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德国之声采访王力雄:藏人自焚运动十八大形成高潮,自治应从村做起

2012年在藏人历史上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一年,有80多人自焚。中国大陆作家、藏学家王力雄最近发表题为”藏人因何自焚”的文章,对藏人自焚的原因及影响作出分析。德国之声专访王力雄。 中国大陆作家、藏学家王力雄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之声:今年是藏人自焚人数最多的一年,2009年出现第一起藏人自焚事件,2011年有11人自焚,2012年迄今已有84人自焚,您认为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的藏人选择这种极其痛苦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呢? 王力雄:我想这是一个过程,现在形成了一个运动。一开始还是个别的人,但后来变成了有类似运动的性质。运动在初始阶段过去后就会有一个高潮。我觉得今年正好是在十八大期间形成了自焚运动的高潮。 德国之声:那么为什么选择十八大呢,这对藏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王力雄:我觉得他们还是想通过自己这样的行为达到促进西藏问题解决的愿望。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十八大期间。因为十八大正好是中国新领导人更换的时间。他们通过这种行动来表达对新领导人的希望,当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如果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达,那么他们人微言轻,声音也传达不出来。所以希望能够用这样一种方式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出来。他们原来把希望寄托在要么是高层之间的接触,要么是中国政府的自我改变和让步。但这些呢,他们在这么多年的等待中都失望了。这种失望导致他们认为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促进这件事情向前。但他们又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方法能够投身到对这件事的推动当中去,因此用这样一种自焚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 德国之声: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先是在拉萨等地派出背着灭火器的警员巡逻,现在有出台了对协助自焚者进行刑事处罚的条例,也就是以堵,以压制的方式来对待藏人自焚行为,您认为藏人表达诉求是否变得更为艰难了? 王力雄:是的。这样一种方式并没有起到作用。这点其实我们对专制政权比较了解的人事先都是能看到的。但我想,这些藏人他们是怀着一种愿望。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也意味着他们在没有其他方式之下采取的孤注一掷。但我个人感觉,至少到目前,还没有看到他们的这种方式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流亡藏人2012年8月在柏林总理府前举行悼念自焚藏人的活动 西藏迫切需要找到方向 德国之声:如果您有机会,您希望对藏人说点什么呢?当然我们也得区别境外的藏人和流亡藏人,比如流亡政府?您认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王力雄:就像我在文章里说的那样,我希望流亡政府不是跟在境内藏人的行动之后去做一些纪念、祈祷、颂扬这样的事情,这只是锦上添花。但我觉得整个西藏迫切需要找到方向,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领导。这种领导力能够出现的话,能够给藏人指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争取,去斗争,才能达到目的。我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把自治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 德国之声:您认为境内藏人有没有以更和平的方式向中国政府表达愿望的途径呢? 王力雄:我觉得如果用中国法律给与肯定和保护的实行自治的方式表达诉求,推动实质性的西藏自由和自治的进展,应该是一个起点和最有效的方式。因为整体的西藏高度自治是达赖喇嘛提出的诉求和愿望,但(现在离)整体的自治距离还相当遥远,不是一时能够做到,普通百姓也很难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但是,如果把这个大的目标分解成很多小的目标,也就是把西藏的自治从每个小的村庄的自治开始,那么这些村民,普通百姓就可以在本村、本地推动周围的、自身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真正出力去推动的自治上来,那我觉得,这就有更扎实的基础。而且是更有效的成果。 西藏的自治应从每个小村庄的自治开始 反省民族政策迫在眉睫 德国之声:那么就保护藏文化、保护藏族的语言,宗教习俗来说,中国政府还必须做些什么,或者有哪些错误必须得到纠正? 王力雄:我觉得从根本来讲,中国政府必须反省这些年的民族政策。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犯了很大的错误,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整个藏地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激烈的抗议和反抗,以至于到了自焚这种极端的方式。同时你又看到,新疆维吾尔人也出现各种各样的暴力和冲突,去年内蒙古-原来最平静的-也出现了群体抗议,中国三个地域最广大的民族区域都出现问题,而且愈演愈烈,那么如果民族政策没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一定是民族政策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反省民族政策到底是那些方面,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应该怎么样调整,怎么样改进。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镇压那是无济于事的。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过,许多汉人去西藏旅游并不是去了解那里的文化和人民,而是纯粹为了追求一种旅游时尚,赶时髦。现在发生这么多藏人自焚事件后,内地内地的民众是否对此有所耳闻,有所反思?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对此展开讨论或者进行反思? 王力雄: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实际上并不清楚。因为中国的新闻管制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其他方面的新闻,包括汉人在内地因为反抗拆迁自焚都还有空间传播,被人知道,讨论,但西藏的问题是控制得特别严,甚至有一种恐怖的气氛。所以对绝大多数的内地的汉人来讲并不了解这些情况。那么我身别有一些比较关注这些情况,并且有一些手段获得信息的汉人朋友和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些事也还是比较关注的,并且也是经常进行讨论,带有很强的同情,但现在大多数人也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该怎么评价的状态。 防止民族矛盾演化为种族矛盾 哀悼自焚的同胞 德国之声:我们也知道有维权律师到藏区去探访了自焚者的家庭,他在探访中感到-他也是汉人-受到藏人的怀疑和敌意。您认为从民众当中来看,民族矛盾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王力雄:民族矛盾开始向种族矛盾,种族的对立在演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这个问题从2008年西藏抗议以后就开始了。因为当时的政府用的宣传方式就是大力渲染藏人对汉人施行的暴力。而且通过最大众的传播方式电视进行反复播放。那一次使得汉人对藏人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增加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藏人也遭受了很多不该有的(待遇)。包括一些藏人精英,甚至藏人的政府官员、军警,只要是藏人,在中国内地旅行、住宿或机场检查上遭受到有别于汉人的对待,这样就使得藏汉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对立。那么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了种族对立的倾向。包括你说的这个汉人律师到藏地去看望自焚者的家属,本来他是充满同情,他的举动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举动,但是当地的藏人会认为所有的汉人都不是好人,才会对他有这种敌对的态度。 德国之声:现在去藏区的管制非常严,对藏人来说,到拉萨去甚至还要许可证,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非常多? 王力雄:对。今年8月我也去了拉萨。我们一共两辆车,8个人。那么汉人都没有问题,只是拿出身份证看一下,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妻子唯色是藏人,跟我同车。虽然她长期生活在北京,但她也必须要求出具藏人的进藏证明。所以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象。汉人可以大批的,成群结队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骑自行车、徒步、开汽车、坐火车、坐飞机都可以络绎不绝、浩浩荡荡地进藏,但是藏人却被挡在外面。以往我们在进藏的路上看到最多的都是去朝佛的藏人,一路磕头长头,这样的景象现在基本见不到了。一路上见到的都是成千上万的旅游者。 希望寄托在新领导人身上? 德国之声:你刚才也提到许多自焚者选择11月份采取自焚行动实际上表达出对新的领导层还是寄予了希望的,从现在的情况看,您认为这种希望是不是不会破灭呢? 王力雄:现在看不到任何不改变。而且还有继续变坏的现象,我不能说这是一种趋势。我希望这只是一种惯性。新的领导人上来后,如果他真正去思考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民族地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如果是实事求是的,清醒的,理性的,对中国的未来负责人的话,应该来好好反省一下过去的西藏政策、民族政策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改进,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 德国之声:国际社会一直对藏人的命运还是比较关注的,现在在藏人自焚事件频繁发生后,除了人权组织进行呼吁外,我们看不到各国政府采取了什么行动。您怎么看国际社会的反应? 王力雄:我觉得这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也不能要求国际社会还作出什么样的行为,它不能为此制裁中国。也不可能去联合国进行干涉,这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之下都是无法指望的。更何况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崛起的大国。欧美现在都处于自身危机中,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这些自焚的藏人,我从对自焚遗言的分析中也看到,对国际社会能起多大作用,他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主要应靠藏人自己,当然我们作为和藏人在一块儿生活的汉人也应该去帮助他们。 德国之声:藏人自身是不是很团结的呢?还是他们太分散,无法发出一个整体的声音来? 王力雄:境内的藏人没有组织化,没有这样的平台和空间,但他们的意愿,精神层面的追求是相当一致的。最主要的是对达赖喇嘛是有高度的认同。达赖喇嘛对藏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领袖。 德国之声:您认为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中国政府是否有可能让他重返西藏? 王力雄:一个是看中国政府在现有的政策之下还能持续多久,会不会有改变。另一个就是达赖喇嘛自身。他虽然有很强的愿望回到西藏,但我想他不会为了回到西藏而回到西藏,他肯定需要伴随着西藏问题真正的,实质性的解决。这些方面是否有实质性进展,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来预期。我们只能希望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采访记者:乐然 责编:苗子 相关音频视频 藏人自焚运动十八大形成高潮,自治应从村做起(音频) 日期  25.12.2012  【转自 德国之声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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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要闻解说: 教宗圣诞文告吁中国新领导尊重宗教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这项文告中表达关注地向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强调指出,世人期待他们的崇高领导。教宗表示,他希望新任中国新领导人,在尊重个人原则下,重视“宗教贡献价值”,让这项崇高领导任务能促进中国建设一个团结互助的社会,以给这个高尚的人民及全球人民带来福祉。 法新社指出,对于教宗本笃十六世来说,中国总是一个令人关心的档案。教宗于2007年向中国天主教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要求中国当局承认那些忠于梵蒂冈的中国地方主教,并保证天主教徒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受到尊重。 法新社报道,中国天主教分为爱国教会及地下教会信徒,忠于教宗的地下教会被梵蒂冈所承认。不过,两者之间的界线也不是划分的很清楚,他们之间也是有许多往来。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天主教有约570万名教徒;但独立组织则估计,地下教会的成员约有1200百万。 至于基督教(新教)信徒人数则比天主教徒更多,而且影响力很大。特别是这些新教信徒的信仰,被中国当局指控是由强大外国势力,如美国等的所引进的。 梵蒂冈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1951年梵蒂冈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至今。虽然几度传出,梵蒂冈有意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几度让台湾当局暗中捏把冷汗,不过至今梵中双方并未建交。而且,梵中双方经常因由谁主导任命中国教区的神父和主教而争执。 法新社报道,梵蒂冈非常关注中共十八大领导班子的换新,但十八大后,是否正是梵蒂冈引颈期盼的中国当局态度改变时刻之来临呢?不过迹象显示,即使对这种改变的期盼要下个结论还为时太早,但截至目前,整个情况还是不能叫人感到乐观。 梵蒂冈与中国2年来关系趋于紧张,因中国政府试着任命一个与梵蒂冈没有关联、且忠于中共政权的主教及一些神父。今年十二月十一日,梵蒂冈对于忠于中共政权的中国爱国天主教会废除了上海甫理主教马达钦主教职位一事特别反应剧烈。马达钦甫理主教在今年七月一项聚会中,出人意料之外地宣布退出爱国教会团体。之后,他一直被中国当局软禁。同样在七月,梵蒂冈宣布将一名中国主教乐傅生逐出教会。他未经梵蒂冈同意而被中国当局任命为哈尔滨地区主教。 梵蒂冈认为中国当局对天主教神职人员及教会的监控越来越厉害,并认为,中国当局对待天主教徒很容易采取教义灌输及施压手段。十月份,梵蒂冈负责中国天主教档案,以及负责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的枢机主教菲洛尼(FILONI)提议,在北京与梵蒂冈之间恢复设立一个最高层的常任委员会。不过显而易见,此项建议最终未能成功。 此外,根据梵蒂冈网站引述一个非政府组织“援华协会”指出,根据一份最近被泄露的中共中央档案内容显示,中共中央下达了一项指令,要求国家及地方当局采取行动,打击在中国大学里传播基督信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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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财产公开压力渐大 中国官员卖房“洗财”

中国有媒体星期二报道,在民众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不断加大的压力下,中国近日出现不少城市的官员集中抛售房屋的现象,中国可能出现新一轮官员财产转移潮。 “在中国将近15年的房地产市场化浪潮中,房地产已成为官员财产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 这是星期二中国媒体“财经网”一则相关报道中的描述。北京“中国洞察事务监督网”主编光远表示,在中共已经将反腐提升到做不好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和官员公开财产制度建立呼声不断加大的大环境下,近期官员集中抛售自己手中房屋的现象并不是网络和媒体报道在夸大其词: “这些官员是被中共十八之后的中国政治环境吓的, 害怕一旦财产公开制度实施,自己手中这么多房子如何是好。然而,迄今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明确让百姓知道他们究竟是否要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百姓只是猜测。 同样, 那些官员也在揣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否实施, 如何实施。 官员是出于担心和害怕才开始抛售房屋” 中国有媒体星期二报道说,不少城市的二手房市场频频出现政府机构人员抛售灰色房产的现象。借用网络间流行的形象语言就是,那些二手房市场频现还没有被发现或被惩处的“房哥”、“房叔”和“房嫂”。为此, 上海知名网民 “挪威森林”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据我所知,官员集中抛售房屋的现象在北京可能已经出现, 其它地方我则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持这一现象。我所处的上海感觉也不明显。说北京有这种现象是因为北京二手房市场的卖盘近日比较奇怪地大幅度增长。” 中国“财经网”星期二的相关报道说,在中国权力中心的北京, 官员们在北京郊区持有的各种房产超过10万套。 不过, 光远表示, 中国政府最终不可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中央要是要求官员从低到上都公布自己的财产, 中共就要出大事了。如果中央果真要求官员公开财产,那意味着中国的政改开始进行,其它什么言论自由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中国民间机构安邦智库发表的《战略观察》分析指出,反腐倡廉已经成为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新领导执政开局的突破口。虽然如此, 网民“挪威森林”以揶揄的口气对中国政府在官员财产公开问题是否动真格的不表乐观: “因为彻底公开官员财产,中国政府必须立法大赦贪官,否则没有多少官员不触犯中国刑法,没有多少官员不被关进牢房。中国政府要是真的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它的统治力量就会消失, 它的统治核心力量就会崩盘,中国共产党就会倒台。” “财经网“星期二的报道说,抛售房屋只是官员群体调整资产组合的一个窗口,在中国反腐不断制度化和法制化的逼迫下,中国的贪腐官员除了像售房那样变化自己的资产形式以外,对外财产转移将成为一股规模不小的潮流。届时,中国为数不少的所谓“裸官”或许将被可成为双“裸”官员, 因为他们表面看上去也“裸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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