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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萨苏:寻找北洋海军踪迹

    燕山大讲堂187期实录 寻找北洋海军踪迹   嘉 宾:萨苏(民间学者,作家)   【要点一】 北洋水师成立后并非花架,而是真正在维护中国在东亚的海权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要点二】当时中国人在拥抱世界,认为始终停留在愚昧中并不是一件好事,大家都走向文明也许是人类的共同方向。   【要点三】夫妻殉节,跟夫同难–当时的中国人不是没有骨气,在真正接近现代化的人物中,很多人表现得非常有中国传统气节。   【要点四】追究一个历史事件的责任时,技术问题是最关键的事情,而技术问题正是我们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去做的事。   【要点五】北洋水师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全新的衙门,引进西方体制,兼顾原有体制,于是在海军得到一种结合,并且给中国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很多东西。   萨苏: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到这儿来,非常感谢腾讯。因为我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在这里以一个讲座纪念大家一个共同的老朋友:李默然老师。李默然老师昨天去世了,但他留下的艺术形象,也就是《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邓大人,我相信至今很多中国人都不会忘掉,而且我相信在将来人们也不会忘记他。我在这张图片上用了李默然老师的照片也用了邓世昌的照片,我想先给李默然老师,用当年光绪皇帝赠给邓世昌的两句词最为恰当: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我们一直知道甲午风云之中邓世昌驾驶着“致远”号军舰成为终极撞机吉野。这是那艘“致远”号军舰的照片,这艘军舰被认为那个时代里世界上最漂亮的军舰。   今天各位能到这儿来,我争取让大家看到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北洋海水师。如果我讲得跟各位以前接触得差不多,大家可以撤。我原来想的题目也就是主持人刚才打出来的题目“追寻北洋水师的踪迹”。但在今天来之前,由于知道李默然老师的去世,我把这个题目和内容都改了——“追寻东亚第一大舰队的灵魂”。我自己觉得在我寻找北洋水师的遗迹以及故事时,我被振动,包括我对很多事情以及对历史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   怎么样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北洋水师?今天讲的是一个工程师眼里的北洋水师。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工程师,工程师的特点是喜欢从器物的角度讲事情,喜欢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然后总结出结论,而不是先有结论再去看它是怎么回事。   我们谈北洋水师,先谈什么事?首先要谈1882年。1882年有两艘神秘的中国巡洋舰震惊了当时的东亚。1882年在朝鲜发生了一起事件——壬午之变。当时日本一直有一股势力要征服朝鲜,不断向朝鲜渗透并且扶植了所谓亲日派,这点引起朝鲜国内一些人的反感,于是汉城发生兵变,驱逐亲日派。日本看到这个情况看非常高兴,因为他发现自己可以趁这个机会夺取朝鲜这块地盘。可这件事情发生时,日本往朝鲜派兵,中国也在往朝鲜派兵。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记载是这样的,讲到中国有两艘军舰开向朝鲜,——“固轮疾行,先一日而聚海口,次一日日渐至争口而不得入”。这是当时历史记载我国海军在东亚大海上的行动。当我真正查这个历史时发现了有趣的事情。   邓世昌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当时中国派到朝鲜去的两艘巡洋舰中,一艘是超勇号,一艘叫扬威号。当时邓世昌是扬威号巡洋舰的舰长,超勇号巡洋舰的舰长是林泰曾。他们两个人率领这两艘军舰到达朝鲜时,是真的像历史记载那样:到了朝鲜,日本人晚一天到,登口而不得入吗?”当我查日本史料时发现不是那样。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朝鲜汉城湾里已经囤了一艘日本军舰,叫“金刚”号。日本“金刚”号巡洋舰当时已经停在湾口。中国两艘巡洋舰赶到后立即掐住汉城的湾口。第二天早晨从外面又来7艘日本军舰。这样形成的局面是2:8。可在2对8的局面之下,日本人琢磨了半天,最后没敢打,放弃和中国军舰的交锋,转而到上游65华里赶往汉城。日本军舰赶往汉城时,中国当时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到了汉城,并且控制了汉城的局势,这个人是袁世凯。    为什么日本人8艘军舰不敢跟中国2艘军舰对抗?   大家可以看,这是两艘军舰的结构图,这是军舰上的大炮。这两艘军队在当时世界上(包括英、德国)是最先进的,我们的军舰是当时世界上号称最先进的巡洋舰。大家可以觉得奇怪,当时我们不会造巡洋舰,我们拿到的巡洋舰怎么比德国、英国要先进?说起来很简单,因为这两艘巡洋舰是英国人设计的概念舰,之前世界上就没有这个巡洋舰。中国定造的两艘巡洋舰是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定造的,基本上抛弃使用帆,主要是靠蒸汽机工作。我们一直以为西方人入侵我们时使用的都是蒸汽、铁甲的战舰,其实1840年英国人鸦片战争打我们只有一艘船是蒸汽机开动的,而且那条船不是用于海战。为什么?因为那时的船不懂得采用螺旋桨进行,而是舷侧放两个大的明轮,这个两个明轮很容易中弹,一旦中弹船就不能动,所以这种船根本不能用于海战。当时英军和我们交战的舰只基本都是木制的大型风帆战舰。   进入蒸汽时代后,日本人“金刚”号的军舰是过渡型的军舰,炮全设在侧面,侧面有多少门炮跟对方对打,这种军舰是传统上的风帆战舰护炮方法。那时候的风帆是怎么样对弹的?是大家并肩或者对向前进,用全侧的炮火来打,有的军舰一说是50门炮的战舰或者80门炮战舰,总之军舰越造越大,炮越来越多。这样造下去后,舰船设计师发现:难道没有创新的办法重新设计军舰吗?结果这种革命性的设计在“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上实现。是怎样设计的?不再追求舷侧有多少门炮,这不重要,关键是我要的军舰得装上大炮,你有100门炮不要紧,我有两个比你要大得多的炮。你有100门炮打不到我时,我这两门炮火就可以把军舰打穿,让你葬身海底。现在的军舰基本如此,若我们去看二战的军舰哪怕到今天的军舰都可以看到,军舰上有旋转的炮塔,而不是在两面放很多的炮位。这种旋转的设计在“超勇”号和“扬威”号诞生时还不存在。这些工程师想不通:怎么让这些炮能够转着打,不同方向,但又不影响整个军舰的结构。现在说很简单,但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结果他们做了什么东西实现它?中国两艘军舰造了很大的炮房,炮房是固定的。炮房如果是固定的,炮怎么旋转着打?很简单,炮房虽然是固定的,但在不同面上开了很多大窗子。朝前打就从前面的窗户打;如果从侧面打,比如你现在在侧面,马上把炮拉过来从侧面伸出去再打。这种打法有点像地道战里民兵打枪的枪眼。但这种设计在当时是革命性的。   同时这艘军舰还有两个特色:一是在军舰腹部、内部有一道装甲,这道装甲不是平的,而是圆弧形的。如果炮弹打进去后,圆弧形的装甲可以把炮弹挡在外面,不至于落在机舱。在军舰前面有一个非常尖的冲角,如果和对方交战可以冲向对方,在敌人军舰的腹部撞一大窟窿。这一艘军舰上有很多后来人慢慢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面对这样两艘神奇的军舰,日本舰队8艘军舰确实不敢打,自己所想的是这8艘军舰全上也打不过中国的两条船。所以最后他们选择了退避三舍。   由此可以看到北洋水师成立后并非花架子,而是真正维护中国在东亚的海权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和日本19世纪后期在朝鲜先后交锋三次:第一次是壬午之变,第二次是甲申之变,第三次是甲午之战。这三次交锋中,前两次中国都取得了胜利,这两次胜利源于我们掌握了从中国到朝鲜之间的制海权。   这时候还要再说一句,在这次行动中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当时海军人员的优秀素质。中国人写史书常常会省略很多东西,比如邓世昌赶到汉城有一个问题。大家现在跟日本人打交道会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日本这个民族特别会算,会把事情算计得非常细。为什么中日双方都增援朝鲜时,日方比中国军舰晚一天到达?正常情况应该计算中国军舰会在几天之内到达朝鲜,争取在中国军舰到达之前赶到那里,可中国军舰怎么会先到?这是“固轮疾行”,当我们真正探望邓世昌他们采用了什么技术先赶到朝鲜时,我们会发现这个船跑出了比原来测试航速更高的速度,采用的是强压通风技术,给锅炉强制增压,使军舰跑出更大的马力。这个技术在当时英国少数舰长所掌握的技术,而邓世昌偏偏敢这么干。这次行动中他使用了高压通风技术。在他的最后一战,也就是甲午海战之中,冲向吉野舰队时,也使用了这个技术。曾经有人怀疑:邓世昌的军舰速度最高只能达到18点,吉野舰比它要快,最高速度能达到22点,邓世昌怎样能够冲这个吉野号?我推测邓世昌在当时又一次采用了强压通风技术,使军舰速度通过了测试航速。    壬午之变对当时东亚的战略布局产生什么影响?    在这之前我们对朝鲜所谓的宗主权停留在口头上,也就是朝鲜给我们进攻,把它认为是我们的一个附庸国,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控制它的任何事。壬午之变后,中国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还取得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件是在朝鲜的海关控制权;一件是在朝鲜的电报局。当时中国的电报局已经设到朝鲜的皇宫里,而且在最后的甲午战争之中,朝鲜王宫之中的中国电报局曾和日军发生过战斗。中国控制朝鲜海关意味着控制着整个朝鲜的经济,由于当时中国把军队派到汉城,并且控制了海关,因此朝鲜从1882年到1884年之间已经成为中国控制东北地区的一个缓冲地带。   这次控制行动中还有一个人脱颖而出。当时袁世凯控制汉城时突然想起在海岸边有一些中国商社,中国军队到达汉城后,马上把汉城的皇宫包括兵力控制了,但当时的汉城很乱,袁世凯突然想到,如果岸边的商社遭到朝鲜人或者日本人的抢劫损失很重。袁世凯在平定汉城后立即带人赶往岸边去看当地是什么情况。结果看到的是什么?在中国人的商社门前,一群中国贫民把自己武装起来,都拿着枪等待着战斗。在这些人前面站着一个彪形大汉,身高一米八多,辫子盘在头上,腰插双枪。我们知道袁世凯很矮,都叫他“袁蛤蟆”,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看到此人的形貌后不是说你怎么比我高,不是嫉妒,而是马上上前跟人结交,就这样跟这个人结成好朋友。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人有一个说法是“必杀袁世凯。”我跟一个老师交流过这个事,他找到一份资料,就在日本人说必杀袁世凯之时,有人通知了彪形大汉(当时担任朝鲜海关关长),当地的外国人告诉他日本人要杀袁世凯。于是这个大汉牵着双马、带着双刀、背着双枪赶到袁世凯处,带袁世凯出走。这个人是谁?是中国人,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而且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华民国的第一总理是这样的形象,这是我们对当年历史完全不了解造成的。   这两艘巡洋舰后来情况如何?超勇号和扬威号在1882年是世界上的概念舰。在它之后,发展成另外两艘军舰,即日本的浪速号和秋津洲号。浪速号和秋津洲号等于是超勇号和扬威号的第二代。浪速和秋津洲之后的下一代是邓世昌撞击吉野的“致远”号和“靖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下一代是谁?是日本的“吉野”。原来是中国买一批,日本买一批,中国买一批日本买一匹,到了“吉野”后中国人停了。   既然说到“超勇”号和“扬威”号,“超勇”号和“扬威”号本身是北洋水师最早的巡洋舰,到甲午战争时说不上有多先进,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它?一方面我想让大家明白北洋水师并非一事无成,在它成军的1881年开始到1894年之前,中国的北方领海一直非常安定,所谓“京师门户已成深固不摇之势”这句话并不是李鸿章吹牛,而是真正做到了。在这过程中,有一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感动,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动?   中国人拥抱世界的爱情   中国开始从英国定造巡洋舰时,中国开始派人到英国接舰。当时中国人在1881年时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没有人见过汽车、铁路是什么样的。这时候突然把一批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山东的渔民征上来做水兵,然后把他们派到遥远的英国,这些中国人会是怎样的?英国人又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我接触时看到了一个史实:当时中国人去英国有一个要求:带枪上陆。这件事偏巧是英国人不同意的,因为按照英国法律外国军队是不可以携带武器登上英国领土的。这时候中国人为什么要带着武器上岸?不是找事,而是出于对西方世界的不了解,我们感到害怕、紧张。军人怎么保护自己?保护的方法是无论如何要带着枪。我们一般认为帝国主义对我们很苛刻或者欺负我们,但当时英国议会里发生一场争议:是否允许中国人带枪上岸。最后一个英国人的发言起到决定性作用:1840年我们到中国去时是带着枪登陆的,如果现在不允许中国人带枪上我们土地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不能赢得这个庞大国家的友谊。于是英国破例通过一条法令:允许北洋水师官兵带着武器登陆英国。到现在还可以这么讲,中国北洋水师是第一支武装登陆英国的外国军队。   这支军队登岸以后又是怎样的?我们可能会想到中国人当时是土老帽,登上后应该是去学习,应该会闹很多笑话。结果不是这样,当这些中国人到达英国领土时在岸上表现得非常好,所有水兵在3个月内全部学会了英语口令。我到威海去时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说是北洋水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老太太在街上走,其中一个老太太跟另外一个人说,“大姐,咱们俩出去LOOK、LOOK。”我一听吓了一跳,明明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一看绝对是没受过教育的,但她给你来一个“我们一块上街LOOK、LOOK。”这是怎么回事?当是问当地人时才知道,“LOOK、LOOK”是当地的俚语,跟北京“犄角旮旯”一样。这是因为当时北洋水师的水兵很多是山东威海、荣成一代人,他们在军舰上所有口令全是英文,回家时就会把英文带回家。“上街去LOOK、LOOK”说着很通畅,于是当地人有很多人模仿他们的说法,一直保留到现在。   除了这些人以外,我还看到一些事情,我的朋友陈悦先生(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买到一本1884年中国海军军官的日记。这个中国海军军官当时去英国接军舰。他们干了什么事?第一件事是日记中记载他和其他水兵上岸后一起去看歌剧。这是纽卡斯尔的歌剧院,(图)当时中国水兵们前去看歌剧的地方。   还和英国的姑娘谈恋爱。恋爱过程很有意思:当中国海军上岸时,当时英国人没有见过这么多东方人到纽卡斯尔来,于是市长组织了欢迎仪式,但没让妇女参加,都是男性。纽卡斯尔的妇女非常反对,一定要求她们也参加,跟中国的海军做一个联欢。这件事没有成为定论,但算是允许当地到兵营看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有一个英国妇女在兵营旁边看到中国水兵,这时候一个中国军官主动走过来想跟英国妇女打交道,因为他只会非常有限的英语,所以双方根本无法用话说通。但英国女士邀请中国海军军官到她家里做客。于是中国海军军官同意。在约定时间里到她家作客,英国家庭做了充分的准备,相当于在家里给中国海军军官做了一场才艺表演,这个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谈钢琴,一个女儿唱歌。中国海军军官觉得弹钢琴的女儿非常可爱,军官出去时从腰带上拿出扇子和毛笔,当场赋诗一首写在扇子上赠给英国少女。至于人家是否能看懂是另外一回事。赠扇子以后,英国少女非常感动,经常找中国海军军官约会。我有一个朋友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的技术总监,他前几天去英国纽卡斯尔做调查,查到了这个英国女孩子的名字,叫Annie Fenwick。因为“安妮”这个词中国海军军官发不清,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字:易腻。日记里到处写着易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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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植荣:延迟退休与社保双轨制之争

我的《延迟退休能否行得通》被人民网选入 2013 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延迟退休与社保双轨制之争 国际接轨 VS 国内国际具体情况不同 观点一:延迟退休与国际接轨 中国人的寿命延长了,并列举少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比我们高,认为我们应该与国际接轨。 —— 人社部 观点二:与国际接轨要综合考量 工作年限不仅取决于退休年龄,还取决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由于中国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我们很多人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发达国家大多读完大学或职业学校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 年,发达国家一般都在 10 年以上,挪威 12.6 年,新西兰 12.5 年,美国 12.4 年,德国 12.2 年,澳大利亚 12.0 年,以色列 11.9 年,瑞典 11.6 年,韩国 11.6 年,加拿大为 11.5 年,日本 11.5 年,法国 10.4 年。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占 2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 38.4% ,而欧美不少国家达到了 80% 以上,捷克为 99.8% ,德国 97.2% ,美国 89.7% ,挪威为 87.3% 。 —— 专家刘植荣 链接 http://edu.people.com.cn/n/2012/1115/c115372-19591176-1.html   该段摘自我的下面文章 : 延迟退休能否行得通 作者: 刘植荣 从 2010 年上海的 “ 柔性退休 ” ,到今年下半年即将展开调研的 “ 弹性退休 ” ,延迟退休(以下简称 “ 延退 ” )已开始一步步逼近我们。既然 “ 延退 ” 已成大势所趋,我们不妨期待着 “ 延退 ” 政策更人性化、更切合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也期待着企业能在新政策的约束下,更合理、规范地处理好新老员工的劳动关系。 2012 年 6 月 5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 “ 人社部 ” )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随后,各大门户网站的网络调查却显示,超九成网友表示不愿意推迟退休。人社部的 “ 大势所趋 ” 论在网络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那么,人社部提出的 “ 延退 ” 到底能否行得通呢?   1. 谁赞成谁反对   在这一轮赞成与反对的浪潮中,赞成者高瞻远瞩,反对者旗帜鲜明。显而易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是最希望 “ 延退 ” 的。因为他们在职期间,工作压力不大,还无需缴纳养老保险,甚至还有机会享受 “ 三公 ” 消费,搞点 “ 灰色收入 ” ,巴不得 “ 永不退休 ” ;国企老总和高管们也不想早早退休,因为只要不退休,就可以继续拿着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 但是,对那些盼望赶紧熬到退休年龄领取养老金度日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对那些月工资只有一两千元的普通劳动者们来说,他们对 “ 延退 ” 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们盼望着早日退休,能按时领取养老金,使本来很艰难的生活得到些许改善。   2. 寿命延长就该延迟退休么   人社部提出推迟退休年龄的理由之一是 “ 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 ,并列举少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比我们高,认为我们应该与国际接轨,也应提高退休年龄。那么,寿命延长就一定要推迟退休年龄吗? 其实,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把退休年龄定在 65 岁以上,大多数国家仍规定在 60 岁左右。例如,科威特为 50 岁;意大利 57-65 岁;希腊 58-65 岁;日本 60 岁;法国 60 岁;印度 60 岁;巴基斯坦 60 岁;越南男 60 岁,女 55 岁;俄罗斯男 60 岁,女 55 岁;白俄罗斯男 60 岁,女 55 岁;乌克兰男 60 岁,女 55 岁;乌兹别克斯坦男 60 岁,女 55 岁。 一些国家虽然法定退休年龄定得较高,但那是全民享有的基本养老金的年龄,并非真实的退休年龄。因为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我们不同,他们是全民覆盖,穷人优先。他们的养老金分三种:基本养老金、补充养老金和补贴养老金。 基本养老金:全民统一标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不管是军人还是普通劳动者甚至是公务员,也不管过去缴没缴过养老保险,缴了多少养老保险,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都有资格领取统一标准的基本养老金,这就保证了所有公民的 “ 老有所养 ” 。一些国家所说的法定退休年龄实际上是领取全民基本养老金的年龄。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全民基本养老金制度,所以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与这些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根本就不存在可比性。 补充养老金:根据个人养老保险的缴费情况,对基本养老金进行补充,体现 “ 多缴多得 ” 的原则,满足职工的个性化需要。补充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工龄、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及缴费额,职工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前退休,但领取的补充养老金就相应少些。我们常说的养老金其实是和国外的补充养老金属于同一性质。 补贴养老金:如果退休人员赡养的家庭成员多,则根据家庭财产、收入和负担情况,给予补贴,使老年人退休后的家庭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很多,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例如,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65 岁,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 62 岁。英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 65 岁,女 60 岁;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 62.6 岁。西班牙法定退休年龄为 65 岁;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 62.1 岁。英国 65 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针对发放基本养老金的年龄,在 2012-2013 财年,所有到了 65 岁的英国公民,都能领到每周 107.45 英镑的基本养老金。西班牙的 65 岁退休年龄为全额养老金年龄,即如果 65 岁退休时工龄满 40 年,养老金标准为退休前工资的 97% 。法律允许职工 60 岁退休,只是领取的养老金标准会相应降低。提出推迟退休年龄,不能只看到少数国家退休年龄比我国高,却不分析这些国家退休年龄与寿命和工作年限的关系。 我们再看寿命。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2010 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 73.3 岁,世界排名第 80 位,仅高于非洲、太平洋岛国,以及其他地区有限的几个国家,甚至连利比亚、叙利亚、越南、巴勒斯坦、马来西亚、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都不如。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 73.3 岁为 2010 年出生的婴儿的预期寿命,不是 2010 年人口的平均寿命。一般来说,出生得越早,寿命越短,这与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及劳动强度的减弱有关。再有,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降低,这样,从婴儿到成年人口的成活率就相对提高了,预期寿命就会延长。所以,不应该只看预期寿命延长多少,还要看延长的原因。如果只考虑到婴儿出生率的下降对寿命延长的贡献,那成年人的实际寿命延长的岁数肯定要低于统计数字。 中国法定男性 60 周岁退休,女性职工 50 周岁、女性干部 55 周岁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为 13 年。 2010 年日本人口的预期寿命为 83.2 岁, 60 岁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为 23 年,几乎是我们的两倍,即使日本把退休年龄提高到 70 岁,他们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才与我们现在的相当。 工作年限不仅取决于退休年龄,还取决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由于中国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我们很多人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发达国家大多读完大学或职业学校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 年,发达国家一般都在 10 年以上,挪威 12.6 年,新西兰 12.5 年,美国 12.4 年,德国 12.2 年,澳大利亚 12.0 年,以色列 11.9 年,瑞典 11.6 年,韩国 11.6 年,加拿大为 11.5 年,日本 11.5 年,法国 10.4 年。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占 2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 38.4% ,而欧美不少国家达到了 80% 以上,捷克为 99.8% ,德国 97.2% ,美国 89.7% ,挪威为 87.3% 。 我们按中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为 18 岁计算,到 60 岁退休要连续工作 42 年,工作年限占预期寿命的 66.1% 。日本规定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为 22 周岁,同样是 60 岁退休,日本人只工作 38 年,工作年限占寿命的 45.7% 。 从以上分析看,虽然我们的预期寿命延长了,但劳动时间仍占了人生的 2/3 ,用于学习和休闲的时间只占 1/3 。而发达国家恰好与我们相反,他们一生的大半时间用在学习和休闲上,因此不能简单地把 “ 寿命延长 ” 作为 “ 延退 ” 的理由。     3. 推迟退休或将降低幸福感   人社部还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了,理所当然应该推迟退休年龄,并称这是 “ 大势所趋 ” 。笔者不禁要问,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推迟退休、让人劳动的时间更长吗? 在人类初期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处于原始状态,人们一天不劳作,就要一天饿肚子,根本不可能享受休闲。因此,人生下来能行走就要劳动,或猎取动物,或摘果子,一直劳作到死亡,根本就没有 “ 退休 ” 这个概念。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的劳动收获量也渐渐增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一直是各种社会形态发展的主旋律,当某种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的发展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以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由此,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进步。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就是要确保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高生产力,解放劳动力,让人的劳动时间不断缩短,让人的休闲时间不断延长,增进人分享劳动果实带来的幸福感。所以,评价一个社会发展没发展、人民幸福不幸福,完全可以用社会中劳动人民享受的休闲时间来量度,休闲时间长了,说明社会进步了,人民更幸福了,这比用 GDP 衡量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程度更靠谱。 德国 1889 颁布了《老年和残疾人保险法案》,法案规定,工人工作时须缴纳养老保险, 70 岁时可以退休,领取养老年金。工业革命让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工人享受的休闲时间也随之延长,于是,从 1916 年起,德国把法定退休年龄降到了 65 岁,而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 62 岁。 英国也是如此。 1908 年英国颁布的《养老金法案》规定,居住在英国的年满 70 岁的英国人,如果年收入不超过 21.1 英镑(相当于今天的 1600 英镑),就有资格每周领取养老金,单身老人为每周 5 先令(相当于今天的 19 英镑),夫妻老人为每周 7 先令 6 便士(相当于今天的 29 英镑)。法案颁布当年,就有 569038 人申请了养老金。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英国后来把退休年龄降到了 65 岁(女性为 60 岁),这也是全民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年龄。 工业革命后期至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际退休年龄基本上稳定在 60 岁左右,哪届政府也不敢轻易提出推迟退休。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竞选连任失败,这与他提出推迟退休年龄 4 个月不无关系,而他的竞选对手奥朗德的竞选纲领就是维持 60 岁退休不变,因此赢得了民心,入主爱丽舍宫。 德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历届政府同样不敢贸然提出推延退休年龄。默克尔政府有意调高退休年龄,但也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提出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用 12 年的时间把退休年龄延长一年,即一年延长一个月;然后再用 6 年的时间把退休年龄延长一年,即一年延长两个月,到 2030 年把退休年龄延长到 67 岁。即使这样,还是遭到学者和工会的尖锐批评,认为这不但是变相缩减养老金,也会阻碍年轻人就业,挤压年轻人的发展空间。所以说,德国到 2030 年能否执行 67 岁退休的政策还是个未知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财富也不断增加,我们有能力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虽然没有缩短退休年龄,但每周的休息时间从过去的一天,延长到一天半,一直到现在的两天。但是,现在能够享受每周两天休息日的,基本上只限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以及部分外企和股份制企业职工,对大多数私营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来说, “ 一周双休 ” 仍是一种奢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居民预期寿命却增长缓慢,多数劳动者的休闲时间也并无明显增加。夸张点说,我们的 GDP 是以牺牲百姓的健康和幸福换来的。 1978 年越南人口的预期寿命为 53.0 岁,至 2010 年增长到 74.8 岁, 32 年增长了 21.8 岁。而中国这 32 年的预期寿命从 66.5 岁增长到 73.3 岁,仅增长了 6.8 岁。 经济理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都证明,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延长劳动时间,而恰恰相反,发展经济是为了解放劳动力,缩短劳动时间,让劳动者享受更多的休闲。   4. 养老金亏空谁之错   人社部和一些体制内的研究机构还把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亏空作为推迟退休的理由。笔者认为,这才是提出推迟退休的本意,也就是说,养老保险基金账户 “ 入不敷出 ” 了,将来的养老金支付存在风险。 中山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曾给相关决策部门撰写过一份研究报告,里面详尽指出了 “ 延退 ” 的利好。申曙光认为: “ 晚退 5 年,社保基金就可少支付 5 年的养老金,同时又多收 5 年的养老保险,一来一去就有 10 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差距。从全国看,每年减缓基金缺口 200 亿元 ” 。 笔者发现,鼓吹推迟退休年龄的人大部分都是不缴养老保险的人,因为推迟退休可以让他们自己获得更大的收益,而缴养老保险的人的利益却受到损失 —— 这明显带有损人利己之嫌。 其实,这笔账不需要大学教授来算,有小学文化就可以自己算出,推迟 5 年退休,对企业职工来说,那就是多缴 5 年的养老保险,少领 5 年的养老金,百姓里外要吃 10 年的亏。 2012 年 6 月 19 日《检查日报》发了题为《 7 省市清理发现 7 万多吃空饷者 1 年消耗 10 亿左右》的文章,文章指出,全国到底有多少公职人员在 “ 吃空饷 ” ?每年吃掉纳税人多少钱?这个问题或许没有人能说清楚。但从清理结果看,如果以年人均消耗财政支出 5000 元至 2 万元计算,完成清理工作的 7 个省份一年共增加支出 3.5 亿元至 14 亿元。我们以一个省每年被 “ 吃空饷 ” 冒领 1.5 亿元算,中国政府财政每年就流失 50 亿元。现在不去设法填补漏洞,而是要向企业和在职职工要口粮,显然是 “ 舍卒保车 ” 之举。 根据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2 年 4 月底,中国事业单位参加工伤保险人数已达 1717 万余人,接近事业单位职工总数的一半。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全国事业单位职工总数至少为 3434 万人,这些人几乎都不缴养老保险。如果再加上政府公务员、军人等不缴养老保险的人,中国约有 4700 万这样的群体,而这些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一般都要超过企业退休职工。 再来算笔帐,养老保险企业缴纳工资的 20% (上海市为 22% ),个人交纳工资的 8% ,合计就是 28%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 201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1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2452 元,而中国不缴养老保险的人的工资要高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我们按 5 万元算,一个人全年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就是 1.4 万元, 4700 万不缴养老保险的人一年欠下的养老保险金就是 6580 亿元,而 2011 年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16895 亿元, “ 漏网 ” 的养老保险金占收缴养老保险金总额的 39% 。如果全国养老基金账户里一年加上这 6580 亿元,养老保险基金还会亏空吗? 所以,养老保险基金亏空的根本原因还是养老保险制度问题,是 “ 双轨制 ” 造成的亏空,因为有一群人一分钱的养老保险都不缴,却由政府财政和纳税人养活着,正如有关专家所讲: “ 养老金 ‘ 双轨制 ’ 是人吃人的制度。 ”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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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青海黄南州两藏民自焚身亡 各方数千人参加火葬仪式(组图)

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和泽库县星期六有一位两个孩子的藏族母亲和24岁的藏族男子先后自焚身亡,抗议中国政府在藏区的高压政策,数千僧俗藏人参加了在各自所在地为自焚亡者举行的火葬仪式。 图片:11月15日在青海同仁县扎毛乡果盖里仓村自焚身亡的23岁农妇当增卓玛生前遗照。(受访人周五提供) 图片:11月15日在青海同仁县扎毛乡果盖里仓村自焚身亡的23岁农妇当增卓玛生前遗照。(受访人周五提供) 印度达兰萨拉的青海同仁籍藏人、罗布林卡西藏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多吉旺久星期六告诉本台,青海热贡同仁县保安镇卡加村一位名叫加姆吉的妇女于星期六北京时间下午近四点在位于黄南州政府驻地同仁县隆务镇嘎德(音译)商业街点火自焚,当场身亡。 “加姆吉自焚身亡后,隆务镇藏民为了其遗体不被军警抢走,立即抬往隆务寺的度母广场进行诵经祈福。自焚亡者父母到场后,由数千民众参与在隆务寺后山的东杰莱(音译,地名)举行了火葬仪式。” 图片:当增卓玛曾与她的父母在西藏首府拉萨大昭寺广场合影。(受访人周五提供) 据介绍,自焚女子加姆吉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以开出租车为生。她的父亲名叫珠杰,母亲名叫卓玛措。大批全幅武装的武警和公安星期六抵达同仁县隆务镇,当即限制地方僧俗藏人的行动自由。 多吉旺久还透露,另一可靠消息指出,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星期六也发生了一起自焚身亡事件。 “根据我们从同仁境内第一时间获得的消息指出,青海热贡泽库县贡旭(音译)境内24岁的桑达次仁于北京时间星期六傍晚六点,在多禾茂乡政府驻地点火自焚,当场身亡。他的遗体被当地民众抬往贡旭火葬场,由多禾茂乡的多杰宗寺院和敏珠林寺院的僧人为主举行了火葬仪式,当时有上千藏人参加,邻里乡村的大批民众随后也陆续参加火葬仪式,并为自焚亡者进行哀悼祈福,也向家人表达了慰问与声援。” 多吉旺久星期天继续向本台表示,星期六两起自焚事件发生后,地方网络及电话等通讯一直受阻,当时无法了解两名藏人在自焚时呼喊的口号,以及其后的具体情况。星期天则获得第二位自焚者的一些确切消息。 “来自境内的多方消息来源指出,星期六在泽库县多禾茂乡自焚身亡的藏人桑达次仁经常对他的妻子说,‘西藏没有自由,达赖喇嘛尊者无法返回西藏,班禅喇嘛仍被囚禁,西藏英雄们接二连三自焚离开人世,因此我无法继续留在这世间,即使活着也没有意义。’妻子安慰他,叫他不要太费心,但他每次提起这事,都会很伤心难过。三天前,他把这些经常说给妻子的话,也对同村一位青年说起过。而在一周前,他将一张写有字的图片传送到好友的电脑上,鼓励藏人作为雪域儿女,永不可忘记雪域尊严。” 多吉旺久表示,截至目前,还无法获知星期六在青海同仁县隆务镇自焚身亡妇女加姆吉的确切年龄,而泽库县多禾茂乡的桑达次仁当天自焚的确切时间为傍晚约7点。“有关他的家人方面,我们在第一时间获得的消息指出,他的父亲名叫帕巴,妻子名叫其姆塔,星期天经多方证实得知,他的父亲名叫曲英,现年51岁,母亲名叫麦拉措,现年49岁。他妻子的名叫旦真措,现年24岁,两人育有一个儿子,名叫典嘉,年仅3岁。” 2012年3月14号和17号,青海同仁县有两名藏人先后自焚后,仅在这个月该县共有8名藏人自焚,使当地自焚者人数增至10人,全部身亡。多吉旺久表示:“同仁县在这个月成为自焚多发区,主要是因为当局在该县采取过度打压措施,特别是当局下令不准藏人供奉或私藏达赖喇嘛尊者法像,这是最不能被藏人接受的,因此政府的压迫越大,民众的反抗就越大,这才导致这么多连串自焚惨剧的发生。” 多吉旺久表示,由于当局在同仁县和泽库县的加紧严控,当地消息人士目前仍无法向境外传出两位自焚者的图片。 据西藏流亡官方统计,自2009年至今,已有76位藏人自焚,其中被证实的有62人过世。他们共同呼喊的口号是:“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藏人要自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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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澳大利亚女记者十八大得宠的秘诀

香港——周四,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这次里程碑式的大会画上了句号。在此之前,外国记者团曾出现轻微的骚动,因为一名澳大利亚记者获准在数个官方新闻发布会中提问,而外国记者在这样的场合几乎总是会受到无理忽视。 党和政府官员都希望他们的新闻发布会能可控地、顺利和谐地进行,因此基本上只点来自官方媒体的熟识记者来提问,因为可以确保这些记者只提模糊平常得不会引起麻烦的问题。 安德莉亚·于(Andrea Yu,音译,中文媒体称“安迪”)——如果这是她的真名的话——以澳洲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 CAMG Media Group )正式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十八大,该集团在亚太地区拥有一系列广播站点。她表示自己曾在众多场合被点名提问多达四次,这对一个外国记者来说绝对是破纪录的情况。她在提问时使用了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 但事实证明,她提的问题算不上尖锐。网站Sinostand的管理人埃里克·菲什(Eric Fish)形容她提的都是些“让人失望的轻易问题”。 她提出的问题之一是:“请谈一下中国政府将会采取哪些政策和计划来与澳大利亚合作。谢谢。” 安德莉亚·于告诉《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栏目,“她能被点名提问的诀窍就是每场官方会议都坐在同一位置。” 以下节选自《华尔街日报》上的该篇文章: “她还把自己的能力归功于和台上主持人进行的眼神交流。 但还有一个原因,她说:‘他们知道我的问题是安全的。’安德莉亚·于说,她的问题都是中国同事事先写好的,她无权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代表的是一个中澳联合公司,所以我得提他们想让我提的问题,’她还说:‘相信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提出不一样的问题。’” 安德莉亚·于说,她的公司总部在墨尔本,但她知道公司归中国大陆所有。后来,她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的斯蒂芬·麦克唐奈(Stephen McDonnell)采访时承认,CAMG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合作关系,后者确实和政府有很大联系”。 Sinostand的菲什曾在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工作,该报是中共首要喉舌《人民日报》的子报。他说,让外国记者在中国官方媒体工作是有价值的:“聘用的外国记者能进一步扩大这些机构的影响,还可以改善整个行业。” “但是,安德莉亚·于似乎不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共产党帮闲,” 菲什补充道。“她的作用是让人们觉得官员们能够大大方方地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实际上是给了他们一个自我吹捧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安德莉亚·于误导了人们,特别是那些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和政府有关系的中国人。这与记者的应有职责是完全相反的。” 在就Sinostand文章所做的一条评论中,资深中国博客作者和编辑查理·卡斯特(Charlie Custer)说,“所有这些关于安德莉亚·于的讨论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森林”就是,在一些正式场合,中国政府显然希望以‘外国人’记者来取代外国记者,至少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并不十分令人吃惊,但却值得关注。” 在采访过程之中,ABC的麦克唐奈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追问安德莉亚·于: 问:如此说来,从长远来看,你认为中国政府会更多地采用这种做法,通过在世界各地设立像你所在的这类公司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由于你说的这个原因,我不知道自己还将持续做多久。没错,这是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通过这样的途径向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软实力, 当然是非常重要,此外…… 安德莉亚·于还出现在了《人民日报》题为“美丽的风景”的十八大幻灯报道当中,不过,这似乎不是她自己的过错。 看起来,安德莉亚·于并不是什么工作也没做。CAMG的网站上有她在十八大期间对“中国政策”(China Policy)的戴维·凯利(David Kelly)和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的采访。 CAMG的威尔·坎农(Will Cannon)在twitter发布了用作最新一期《东方北京青年周刊》(Oriental BQ Weekly)杂志封面的安德莉亚·于照片,但却把她的名字写成了“CAMG的安德莉亚·霍奇金森(Andrea Hodgkinson)”。(他还留言道,“多漂亮的宝贝!”)他的twitter发言随后被移除,“北京奶油”网站(Beijing Cream)却在发言移除之前截下了这张杂志封面图片。 关于安德莉亚·于/霍奇金森的整个故事让人想起了真名为詹姆斯·古克特(James Guckert)的杰夫 ·坎农(Jeff Gannon),此人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经常获准列席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但却并无可靠证据证明他是一名记者。他也是总提软问题,那些问题谄媚到了惊人的程度,基本上等于主动招认了他的冒牌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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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李江琳: 不承认现实就不会有未来

大而空的高层“涉藏”会议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十月十九日,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参加者有统战部长令计划、公安部长孟建柱等,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五省区党委负责同志”。这显然??是一个对西藏问题定调和布置执行的高层会议。这次会议很可能决定了中国政府今后的对藏方针和计划,并将在诸多方面影响六百万藏人的生活和遭遇。然而,通篇报道是用中共特有的词汇和行文方式撰写的,大得不能再大,空得不能再空,读后你不可能琢磨出,中国政府今后到底想在藏区做些什么。读者从报道中能够得到的印象是,中共不愿承认近年来对藏政策的错误,指望继续原有的思路,依靠和动用更多的物质力量和行政能力,在今后的若干年里强力摆平西藏问题。 这次高层“涉藏”会议,无疑与最近两年里藏人的自焚抗议有关。迄今已有六十多名藏人以自焚这样惨烈的方式抗议,使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国内的压力。涉藏单位不得不回答为什么有那么多藏人,特别是年轻的藏人自焚,可是又不愿或不敢承认藏区存在的问题,不敢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自焚藏人或留下遗言,或在烈焰中呼喊的,是要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藏区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藏人精神上的痛苦,是藏人不愿意永远过这种失去自由与尊严的被统治的生活,藏人要求的是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做他们的精神领袖,使得他们能够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可是中共的唯物主义者们,硬着头皮不看这些,坚持用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和解释藏区的问题,最终总是归结到“阶级斗争”这个共产党人最热衷的思路上,再加上邓小平提倡的实用主义哲学,以为只要把被统治者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就会太平无事。这次高层“涉藏”会议,就处处流露出这样的指导思想,所谓涉藏工作,一是“斗争”,二是“民生”,加起来只有一个目的,就叫“维稳”。一个高层“涉藏”会议,官方报道里通篇竟没有一处提到“民族”,没有一字言及“自治”。这些最高领导眼睛里,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这算什么涉藏政策? 中共强烈焦虑感溢于言表 从报道中可见,尽管中共高层仍然显示强硬姿态,但并非对藏区的严重状态毫无察觉。在强硬姿态下已经显示出,高层对这种强硬政策的未来效果并不很有信心,于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提法。“始终把涉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为什么?这等于承认,藏区是有问题的。“必须牢牢把握涉藏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这是指什么?这其实说明,藏区有一些情况,中共高层自己也看不懂,不明白,无法解释,或者不敢公开说清楚,只能找一个词汇来指称这些现象,即所谓“特殊矛盾”。“必须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涉藏工作,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何谓“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二者又能怎样良性互动?此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虽然中国政府有力量继续维持藏区的统治(此谓国内大局),但是国际上对于藏区的人权问题压力越来越大,藏区的问题直指中国政府在藏区的统治合法性,并且将质疑极权统治在全国的合法性(此谓国际大局)。对此有什么办法呢?这次涉藏会议报道中用的词汇流露出高层的强烈焦虑感,“不断夯实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各项基础”,之所以用了“夯实”这个动作性极强的词,是因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正处于关键时期,对达赖集团斗争也处于关键时期”,而“跨越式发展”的提法,反映了高层涉藏的焦虑和下意识里渴望摆脱现实困境。这样的认知说明,这次重要的高层“涉藏”会议仍然看不到藏区问题的真相和实质,对藏政策仍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祸根在斯大林民族和宗教思想 其实,国内和国际早就知道,中共治理藏区的政策是有严重问题的。在汉藏关系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发生过今天的藏区如此可悲的状况。这种状况显然和中共的“治藏”理念有关。中共的对藏方针,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认为民族和宗教是一种历史性范畴,是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消失的,而“革命”就是要促进它们的消失。这种意识形态,缘自斯大林。以此为指导,中共在藏区的斗争理念,也拷贝自斯大林。半个多世纪以来,藏区的一切人为灾难,都是源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藐视人类的精神,过分相信物质的力量,过分迷信斗争,以为胜利就自然解决了一切问题,仍然是中共高层“涉藏”认知上的误区。从这次高层涉藏会议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在西藏问题上,中共和中国政府必须承认以往的错误,面对现实。藏区的问题,是不可能用物质和暴力来解决的,永远也不可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对藏方针才会有新思维。不愿面对现实,就不会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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