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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个大新闻】声称“谷歌屏蔽希拉里负面信息”的不是英媒是俄媒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是刊登原始报道的网站,英国小报《每日邮报》只是在通篇转述卫星通讯社的文章内容。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日报网在标题中强调了“英媒”,而非刊出原始报道的卫星通讯社。 附:维基百科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简介(鉴于维基百科词条是由用户编辑,中国数字时代保留了该词条内容的原始信息来源,以便读者查询确认)

外交政策|习近平访美期间 大学生奉命街头派发《中国日报》

美国时间3月31日与4月1日,《中国日报》组织了一群在华盛顿地区的大学生,在街头派发这份主要由中国政府出资、与中共口径一致的报纸。 这些大学生在微信上建立了一个名为“中国日报华盛顿后援团”的群,来组织协调派发报纸活动。该微信群一共有69名成员,成员的群内昵称均注明了自己所在大学,其中包括乔治梅森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约翰霍普金大学、以及马里兰大学。一名在习近平下榻酒店门口站着的学生邀请《外交政策》记者进了微信群。《中国日报》美国分部尚未对《外交政策》的致电与电邮作回应。 邀请记者入群的这名学生告诉《外交政策》,组织学生在该地区派发报纸的是《中国日报》。《日报》还指示参与学生,要求接受派发的人拍一张与报纸的合影。参与学生随后将这些照片上传到了微信群。

【河蟹档案】面对美帝的新闻封锁,我们怎么破?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安普若-外号安校长:谣传美国宣传部昨天电话通知美国各大媒体,对习主席到访西雅图采取冷处理,不报道,或者在报纸不显著位置简短报道,不上头条,不推荐热门,各社交自媒体应该密切监控舆情动态,及时删帖。通知指令美国各大媒体今日报道的重点和头条是教皇到访华盛顿。对美帝国主义的新闻封锁,我们怎么破?相关阅读|《真理部指令》 2015年09月23日...

自由亚州|美国记者对《中国日报》断章取义其观点表示不满

《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何伟20号在他的个人脸书上发表了一段文字,批评官方的《中国日报》 将对他的一次采访改写成一篇评论文章加以发表,并删去了他一些“最重要的观点”。 从何伟(英文名译音为:彼得-赫斯勒)发表在个人脸书上的一段文字来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这个月早些时候,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约请他作一次采访,采访主题是: “过去一年中最重要的成就和最大的遗憾”。《中国日报》当时告诉何伟,采访的内容将作为“年末特刊”(year-end  special)的一部分加以发表。因为何伟已经被《纽约客》派驻埃及,所以他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被请求将埃及和中国作个比较。

译者 | 《日本时报》 中国需要新的邓小平

核心提示:中国正在走向经济长城,即其他国家所知的"中等收入陷阱"。30年以来有效的经济模型已经达到保质期。北京必须进行会损害既得利益的彻底经济改革,否则增长将会持续放缓。 原文: China in need of new Deng | The Japan Times 发表:2012年3月13日 作者:KEVIN RAFFERTY 为《日本时报》特别供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香港】  就在中国努力成为经济强国之际,新的邓小平--为中国的新时代描绘前景的那个人--在哪里? 当我在中国的人大会议上看见身着灰色制服的人大代表在温家宝总理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时机械地鼓掌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与中国大肆吹嘘的30年来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这个数字要低得多,但它传达的明确信息是中国的增长率将变得更慢、更低--一些经济学家预言它可能降至3%的爬行速度--除非、直到北京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肯定会与大增长造就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冲突,并将永久改变中国的面貌。 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北京披露的468页的重磅报告详细阐明了改革的信息,他强调了更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对市场经济的重新承诺。 我将把它称之为"世行报告",但佐利克费了很大劲强调该报告是世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努力的结果。该中心由常务副总理、候任总理李克强领导。 佐利克称赞了李克强作出的"坚定承诺",援引世行中国项目组负责人维克拉姆·尼赫鲁的话说:"结束的那一天,中国和世行团队真正变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目标和深厚友谊的联合团队。"世行行长还召唤了他称之为"中国现代发展之父邓小平"的灵魂以"实事求是"。 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谁在给谁提供保护。正如《经济学人》残酷指出的,"就世行而言,中国仍然很重要,但对中国而言,世行算不了什么。世行的贷款余额(价值206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0.6%。"中国的改革家一定是希望世行的名称将给改革诉求带来重大的催化作用。 该报告还裹了一层糖衣,对中国自邓小平开放国门以来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大加赞扬,这表明所建议的改革仍将面临尖刻而强大的抵制。甚至连报告的名称《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都充斥着感觉良好的术语,掩饰了给改革设置陷阱的严峻政治问题。 正如佐利克和这篇报告所描述的,严峻的现实是中国正走向经济"长城",即在其他国家已闻名的中等收入陷阱。 30年来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统制模式已经到了清货之时。该报告给出了6个战略支柱: ★重新定义国有和私营行业的作用,以使中国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 ★促进创新,采用与全球研究和发展网络相联系的开放社会体系。 ★推动绿色发展。 ★确保所有中国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护。 ★加强财政制度、增强金融稳定。 ★确保中国作为国际利益攸关方继续与全球市场实现一体化。 报告对中国目前的五年计划作出了响应,但五年计划有所保留,谈到调整和改善收入差距、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时用词更为温和,好像现有的增长势头能引领中国在没有太多痛苦的情况下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情况并非如此。中国需要的远不只是敷衍了事,它需要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政府应转变角色,实行法治,在减少国有企业的作用和力量的同时,增加私营企业的作用和力量,将创新、竞争和企业家精神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依赖政府。 就拿第一个观点来看,这需要改革中国的户口制度以让工人更自由地流动,加大对农民的农耕地的保护力度,扩大土地登记和出租权利的范围,这一切都将削减共产党官员和老板的权力。 此外,政府必须不再干涉市场,同时限制国有企业。 博主"中国旁观者"称这篇报告为"以经济蓝图为幌子的政治宣言",并指出它对中国改革者给予了深具影响的支持去继续推进重振经济的改革,改革"现在已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最坚硬的岩石,速度慢得犹如冰河时代"。 改革对共产党的存在构成了挑战。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在实行全面市场改革的同时仍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中国必须面对如下事实:报告提倡的自由和平等将损害共产党的控制权,控制权被共产党视为对这个庞大而复杂国家的政府的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刊登了一幅罗伯特·佐利克的漫画,他对一位身着毛式制服、抱着一个也穿毛式制服的超重孩子(其标签为"国有企业")的家长祈求道:"把他的奶瓶拿开。"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的评论积极乐观。他说,中国做好了加快改革的准备。他以中国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国有企业和银行实行的重大改革为例,说明中国有能力采取强硬行动。 这是错误的敷衍了事派。中国以出口和大规模国有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压制了消费(现在仅占35%),已不再适用。 这一次,政府必须将其自身和国有企业的规模都削减下来。引用报告里的话就是,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制度、规则和法律",与此同时,"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领域的垄断,使所有权多样化,降低进入私营企业的门槛,使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 报告并不建议将国企私营化,或许认为这会激怒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者。 如果中国不改革,它将陷入其高速发展带来的无情矛盾中: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增长将放缓;污染将吞噬特权阶级的收益。在中国变得富裕之前,中国的整体人口有老龄化的风险,因为5年后,从劳动力中退休的人要比加入劳动力的人更多。 今年晚些时候和明年初,北京政局发生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尚未有新的邓小平--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出现的迹象,一个可以领导仍是发展中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度过危机、进入阳光灿烂的高地的人。 但邓小平本人也是有争议的人物:正是他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怦然关闭了向往自由的年轻人的理想之门。 KEVIN RAFFERTY为PlainWords Media主编。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美国之音 | 中国称日益遭到来自海外的网络攻击

 2012年 3月 20日 中国称日益遭到来自海外的网络攻击 记者: 莉雅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一家网吧(资料照) 中国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海外对中国发起的网络攻击急剧增加,其中来自日本的攻击居于首位,其次是美国。不过,美国的网络安全专家认为,这份报告并没有提供有关攻击者的细节。 *报告:发起攻击的网路地址主要来自日本、美国* 中国经常被控对西方国家发起网络攻击,但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网络安全机构-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在2011年,中国遭到来自海外的网络攻击急剧增加,受影响的电脑从2010年的5百万台增加到2011年的890万台。 报告发现,去年,来自海外的1万1千851个网路地址控制了1万零593个中国的网站,其中22.8%的网路地址来自日本,20.4%来自美国,7.1%来自韩国。 这些网络攻击包括损坏服务器、更改网站内容以及从中国的网络用户那里盗窃个人资料。 中国目前是全球因特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网民人数超过了5亿,其中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进行现金交易。 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援引这个网络安全小组一位官员的话说,这表明中国的网站仍然面临受到海外黑客或是网路地址恶意攻击的严重问题。这位官员在星期一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1千116个网站被海外的黑客黑屏,其中的一半是政府网址。 报告说,很多黑客利用“特洛伊木马”式的软件来盗窃个人资料,但是金钱并不是唯一的动机,其中也包括从政府部门那里获取敏感信息。 华盛顿研究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技术与公共政策项目主任刘易斯对中国遭受的网络攻击增加并不感到意外。 *专家对报告不感到意外*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本身的网络安全很脆弱,因为很多人使用盗版软件,而这些软件里面本来就带有后门(安全上的漏洞)。所以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攻击的对象,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攻击目标。” *中国发表报告的动机* 不过这位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中国发表这个报告本身还有其他的目的。 他说:“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国这样说是为了中和与抵消有关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网络攻击源的指控。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举动,但是可能基于一定事实。” 刘易斯还指出,中国的这份报告并没有说这些网络攻击来自哪里,只是说明了用来发起网络攻击的电脑所在地,而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回事。他举例说,俄罗斯的一位网络黑客想要进入中国的银行帐户,他可能会控制位于另外一个国家的电脑,然后用这些电脑来发起网络攻击。 这位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中国被看作是对西方国家发起网络攻击的主要国家是有事实根据的。 他说:“在美国,当我们调查网络攻击事件时,我们看到这些袭击来自世界各地。但是你必须后退一步,看发出这些攻击的指挥和控制电脑所在地是哪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它们位于中国。” 他说,随着技术的发展,追踪发起网络攻击的源头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是这并不是说它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各国注重网络安全* 目前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美国国防合同商诺斯洛普.格鲁门在一份报告中透露,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装备先进的信息战能力,并警告说学术和商业性的技术公司正在为中国军方提供重要的研发资源。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加紧研发新一代的网络国防武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刘易斯估计,美国国防部计划在今后5年的时间里耗资高达20亿美元用于网络安全和网络技术的开发。

BBC | 中国报摘:人大闭幕

中国两会以温家宝的中外记者会作结。 在中国全国“两会”落幕之际,星期三(3月14日)的中国报章加强报道了相关消息。 绝大多数报章都预告了总理温家宝的最后一次全国人大记者会,但 按键 《新京报》 对过去21年的总理记者会进行了回顾。 报道叙述了李鹏、朱镕基与温家宝三位总理历届记者会的重点,并称总理记者会是“中国进步的名片”。 按键 《京华时报》 等则聚焦于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式上要表决的各项议案。其中,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共有19项修订提议。 按键 广州《南方都市报》 报道, 按键 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又再修正了五处地方,其中要求最高法院在处理死刑判决复核时“应当”讯问被告人。 其姊妹报 按键 《21世纪经济报道》 说,人们对于修正草案中被称为“秘密逮捕条款”的第73条仍有激烈辩论。 按键 《人民日报》 和 按键 英文《中国日报》 均以全国政协闭幕作为报道要点。会议通过的决议呼吁促进有质量的经济发展,并保证人民能公平分享发展成果。 星期三的另一个报道焦点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联合就中国稀土政策 按键 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 的消息。 按键 英文《上海日报》 的报道以欧盟方面的投诉为开首, 按键 《中国日报》 则引述了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中方强调其稀土出口政策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 按键 《环球时报》 指责美日欧三方“不惜与中国加深摩擦”,迫使中国“贱卖”稀土。 其双语社评要求各方在稀土诉讼中“多动智慧少动情绪”,但同时说:“在‘理’这个层面,中国根本不是西方的对手。原因是世界影响大的主流媒体都在西方手里,西方什么都是有理的。” “对和不对的标准,都由西方说了算。” 按键 《人民日报海外版》 也强调,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透过把稀土问题政治化来为寻求二度连任铺路。 另一方面,该报还 按键 正面评价了 中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并自行派遣特使到当地斡旋。 按键 《中国日报》的社评 也对中方所称的“侵略性手段”提出反对,并称:“对主权国家采取任何外部干预均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 按键 《环球时报》 还继续就一名美军士兵涉嫌在阿富汗 按键 枪杀16名平民事件 进行猛烈抨击。 该报引述一名学者说:“美国一项恶劣的传统就是要求驻在国给美军治外法权。” 按键 《人民日报海外版》 的头版评论也称,这类事件“无不反映出美军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救世主’心态”。

美国之音 | 中国航母计划今年服役

 2012年 3月 13日 中国高级海军官员说,中国第一艘航母今年晚些时候将会入役。 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二援引海军副司令员徐洪猛的话说,军方今年有安排这艘前苏联制造的航母入役的计划,但是报道没有提供详情。 中国1998年从乌克兰购买了这艘航母并对此进行了改装。去年首次试航后,这艘航母已经进行了四次海上试验。报道援引其他媒体的消息说,目前航母上已经配置了实物大小的模型飞机。 《中国日报》的报道还援引海军少将曹东沈少将的话说,新航母不会被编入某个固定的舰队,航母入列后,只是增加了一个试验、科研和训练的平台。

一五一十 | 杨凤岗: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与宗教短缺

作者: 文化纵横杂志  |  评论(0)  | 标签: 当代 , 宗教 [文章导读]过去20年来,中国正经历一场宗教的复兴运动,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如杨凤岗所说,囿于思想上的禁锢,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宗教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信仰需求,从而造成“宗教不彰,巫术盛行”的状况。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借鉴包括美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在内的处理政教关系的成功经验,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宗教人物频频登上大众媒体,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千年少林寺出了个现代CEO,年年制造出轰动性新闻和备受争议的话题。道长李一骤然间大起大落,搅动了媒体和公众对于宗教现象的高度关注和复杂心情。世界佛教论坛上,各国高僧云集富丽堂皇的寺庙,媒体蜂拥报道,百姓驻足围观。汶川大地震,在来自四面八方的赈灾救援人群中,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志愿者群体引人瞩目,中国的主流媒体也常常以“祭奠”、“祈祷”等字眼为通栏标题,期冀在心灵精神层面安抚死者和生者。2009年12月,《中国日报》用专访和专题报道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宗教事务特别是基督教现象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南方周末》2009年末专题“天赐十年”列出10个十年来没想到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就是“没想到信基督的人多了”。 与大众和媒体的关注相比,宗教学研究却面临着发展的瓶颈。30年前,围绕“宗教是鸦片”展开的有关宗教定义、宗教本质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开拓了学术平台,为宗教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2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突破极左思潮的禁锢,承认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当时有天主教徒300万,基督教徒300万,伊斯兰教徒1000万,佛道教信徒难以计算。与文革前相比,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人数维持不变,而基督教徒人数则从不足100万增加到300万。1990年前后有关“宗教是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扩展了宗教探讨的空间。然而,在宗教人物和宗教事务日趋进入公众视野和大众媒体之时,近年来的中国宗教研究却明显滞后,很多书刊文章仅仅在概念问题上兜圈子绕弯子,对于社会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不敢正视,更鲜有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理论探索。笔者认为,要想走出这个瓶颈,与30年前的思想解放一样,必须从基本概念、基本实事入手。 一个基本事实问题 有关基本事实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对此有一个习惯性的、程式化的提法,坚称中国只有一亿多宗教信徒,这个提法显然与现实发生了严重脱节。“一亿信徒”的提法最早是周恩来总理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是关于当时五亿人口中信徒状况的一种粗略估计。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各种宗教经受了严重的打击和压制,直至在文革期间关闭了所有宗教场所。直到1979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五大宗教的场所才开始逐渐恢复开放。经过了1980年代乍暖还寒似的曲折回升之后,到了1990年代,“一亿信徒”的提法被重新启用。然而,这个数字即使在20年前接近实际,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在13亿人口当中,它已经与现实相去甚远。在日常生活和出差旅游中,人们亲眼见证日益增多的宗教信徒和宗教场所;在新闻媒体和各种会议上,人们亲耳听闻日益增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讯息。因此,有些人在重复这个格式化的提法的同时,暗自思忖或公然质疑,宗教信徒人数现在应该不止这些了。但是,囿于程式化提法的禁锢,有权力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人不敢擅自提出更加接近现实的信徒数字。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有人惊呼社会上出现“宗教热”、“基督教热”、“佛教热”、“儒教热”、“邪教热”等等,似乎宗教信仰已经成为汪洋大海,正在吞没意识形态正统,甚至危及了社会稳定,并且据此制定了因应政策和措施。然而,在这些危言惊呼之余,环顾身边,客观地说,有明确宗教信徒身份的人依然不过是少数,甚至是很小的少数。只不过,在圣诞节去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好奇观礼的人多了起来,在传统节日里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的人多了起来。大多数的宗教场所拥挤不堪,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相信算卦、相面、风水、数术、符的人多了起来。很多城市都出现奇特的“算卦一条街”。虽然相信各种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人多了起来,不过,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却并不信奉或归属某个特定的宗教。 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基本事实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也是由于对于宗教的理解充满禁锢,既有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禁锢,又有来自现代世俗主义教条的禁锢,还有来自前现代和后现代各种暗流思潮的扭曲。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依然重复着“宗教鸦片论”,难以接受宗教既有消极的社会功能又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只把消极的东西称作宗教,却把任何积极的东西归约为其他因素。现代世俗主义的教条则坚守着“宗教消亡论”,却不能睁眼面对宗教增长的现实——现代化并没有带来宗教的衰落,在高度现代化了的西方或东方社会,没有迹象表明宗教正在走向消亡。有些学人摆脱了这些教条主义禁锢,却又陷入前现代或后现代的思维混乱,比如倡导甚至期冀政府扶持某种似是而非的宗教,包括文化的宗教、科学的宗教、政治的宗教、中华的宗教,似乎“宗教”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予以认定,可以指鹿为马的。也有一些学人尝试用“信仰”概念代替“宗教”概念,却难以区分界定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结果制造了更多的观念混乱和思想混乱。 宗教的灵性和社会性 在20世纪以前,哲学家的思辨垄断了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社会学出现以后,把关注点转移到冷静、客观、实证地研究具体的宗教及其实际的社会功能上来。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为涂尔干)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社会学教授”头衔的学者,他的最后一部力作是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他批判了有关宗教起源的两种流行性解释:自然崇拜轮和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论认为宗教源自人们在看到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时想象出的雷神雨神。万物有灵论则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由于睡梦和死亡而想象出人有灵魂,并进一步推导出各种神灵的存在。这两种哲学性的宗教起源假说,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谬解露出破绽以后,宗教还能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科技发达、教育普及的发达社会中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宗教。其实,宗教是各个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一种现象不可能是建立在虚妄的想象基础上的,而必定是建立在某种真实存在的基础上的。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即图腾崇拜的分析,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真实存在来自人群聚集时产生的一种集体兴奋,这种难以名状的群体感觉具象在某个动物或植物上,便成为图腾,并借此把各样事物和行为划分为神圣与粗俗,以此规范和协调这个部落的认同和行为。在迪尔凯姆看来,图腾这个神圣符号背后真实的东西其实是“社会”自身。换句话说,“社会”是真实存在的,而宗教是社会的一种神圣符号的体现。 沿着“宗教是鸦片”、“宗教是文化”这样的言说轨迹,现在或许应该说“宗教是社会”。迪尔凯姆的这个理论虽然有费尔巴哈宗教哲学“投射”理论的影子,但是,“社会”这个真实存在却是在费尔巴哈视野之外的。其实,无论从神学上还是社会学上说,宗教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群体互动中发生和延续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或信仰,不可能仅仅以个体私下信仰的形式存在。通过对于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这种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的分析,迪尔凯姆借此说明,现今的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和群体认同的必要性。迪尔凯姆指出,宗教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供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而在于为群体或社会建立一套行为准则,成为群体或社会得以延续存在的黏合剂。迪尔凯姆担心,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宗教,靠什么维持群体聚合力?如何规范和协调个体的行动?人们是否会走向道德沦丧、分崩离析?迪尔凯姆的这种担心,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反思和研究。 迪尔凯姆对于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一个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把信徒联合在称之为教会的一个道德群体中。”这个定义包括宗教的四个要素:神圣、信仰、实践、教会。关于神圣,迪尔凯姆的解释是“被分离出来并且围绕之设立起禁忌的东西”,图腾就是这样的神圣事物。虽然神灵是很多宗教所崇拜的神圣,但是迪尔凯姆并不认为神灵是宗教所必有的,并且举无神的佛教之例为证。对于这一点,后来有学者指出,不相信超自然神灵的佛教徒不过是极少数的哲学思辨性强的人,对于大多数佛教徒来说,他们是相信超验神灵和超验佛法的,迪尔凯姆对于这个要素的把握显然有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神圣的事物”被泛化时,就会把过多的现象归到宗教名下,比如纳粹的国家崇拜,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美国人所热衷的橄榄球或高尔夫球,都可以称作宗教了。我认为,这个要素应该更有针对性,仅限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即只有包括了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信仰才是宗教信仰。这其实也是宗教学奠基人泰勒以及众多宗教学家的主张。而且,严格说来,只有宗教信仰才能称之为信仰(faith),不涉及超自然因素的信念或相信(belief),不应称作信仰。信仰是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相信、仰望和依靠。仅有仰望而无信靠的相信,不是信仰或宗教信仰。    中国人精神生活问卷调查简报 一个社会中总体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在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时常会有研究机构进行问卷调查。但是,中国人尚不习惯社会调查这种形式,更有很多人忌讳被陌生人问及自己的信仰状况,因为宗教仍旧是一个敏感话题。不过,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克服了诸多层面的重重困难,于2007年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如果是科学的随机抽样出来的,样本量达到2000以上,所反映的人口情况一般可以高达95%的信度。在美国,经常做的问卷调查就是2000个左右的样本用来反映全美国的状况。不过,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很大,因此样本量需要大一些。零点的这项调查,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在国内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抽样选出了56个区域,包括3个直辖市,6个省会城市,11个地级市,16个小城镇,20个行政村。通过这种分级随机抽样的科学方法,派出经过训练的访谈员进行入户调查,最终选取完成了对于7021位16~75岁之间的个人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很多细致入微的信仰方面的问题,可以测量包括上述四要素在内的诸多方面情况。在做正式调查之前还进行了两次预调查,根据其结果调整了一些问题的问法和答案选项。没有任何一个问卷调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最具科学性的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型问卷调查。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于这个数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仔细和慎重的分析,目前仍在撰写和修订一系列深度论文。其中的主要发现可以简要叙述如下。 在16岁以上的中国人口中,85%的人持有某种超自然信仰或从事某种宗教活动,真正的无神论者,即那些既没有任何超自然信仰也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人,所占比例仅有15%。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发现,很多人存在着无神论的公开身份与自身宗教信仰实践相矛盾的现象。很多人自我宣称是无神论者,或者宣称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换个方式问,他们当中很多人则承认有些超自然信仰及其实践活动。比如,虽然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灵,但这其中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比如上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奉神像或祖先牌位、佩戴护身符、请人看风水、算命看相拆字等活动;其中也有49%的人相信某种超自然存在,比如相信灵魂转世、相信天堂地狱,或相信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把具有超自然信仰或在过去一年中从事了某种宗教活动的人排除在外,彻底的无神论者就仅剩下15%了。这个结果令人倍感震惊。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称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了。 明确承认具有某种宗教认同的人占人口的23.2%。佛教是认同人数最多的宗教,有18%的人自己宣称信仰佛教,而认信基督宗教的人只占3.2%。这与当前广为流行的“基督教井喷式发展”,基督教“一教独大”的观点形成强烈反差。在中国的公共媒体及官方文件中时常表达出对于基督宗教发展趋势的担忧,甚至有人渲染说基督教的快速增长将危及国家安全或文化安全,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缺少事实根据。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总人口13亿多人(1,306,280,000),其中15岁以上人口为十亿四千多万(1,041,500,000人)。 据此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有大约1.87亿人,自我认同为基督宗教信仰者大约为3350万,其中基督新教信徒约3000万,天主教徒约350万。自从1979年五大宗教恢复以来,佛教发展遥遥领先,认信佛教的人数是认信基督宗教人数的五六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其现实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基督教(新教)有3000万人(不包括15岁以下人口),这个推算比官方公布的估计数字高出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在2010年8月公布的大型调查的数字是2305万(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这是迄今为止官方正式给出的最高估计数字。不过,我们的推算与海内外的很多估计数字相比,则低了很多。比如,于建嵘说:“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 我们认为,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所推算出来的3000万是最最保守的估计,即它只包括了那些敢于在这样一个问卷调查时亮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根据这项问卷的其他问题来看,除此之外,还有4300万人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存在或者承认在过去一年参加过基督教活动。这些人算不算基督徒,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极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根据这项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天主教徒仅仅350万,这甚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官方1997年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公布说有400万天主教徒,海外和非官方的常见估计是1200万。零点这项调查发现天主教徒人数偏低,这有几种可能性:一是由于恐惧心理,有更多的天主教徒未敢承认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二是因为天主教徒比较集中聚居,这项调查由于概率因素没抽取到足够多的天主教徒聚居区域的样本;最后,目前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天主教徒人数在近十几年来有所下降。最后这种可能性的推理根据是:天主教一向比较多地依靠家庭代代相传,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的过世和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天主教家庭新出生的人口无法替补过世人口,从而造成天主教徒人口出现萎缩。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三种原因同时并存,结果导致了这项问卷调查中的天主教徒人数偏低。事实如何,尚待今后设计更好、质量更高的问卷调查。 根据这项问卷调查推算,认信道教的人口为1200万。不过,有一定道教实践的人很多。当然,道教和民间宗教在很多地方难以区分,除非自我认同道教,我们或许应该把具有某些道教信仰或实践的人算作民间信仰者。民间信仰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有1.2亿人自称不信仰特定宗教但是相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另有100万人相信两个或以上的制度性宗教。此外,在16岁以上人口中,中国有1.41亿人相信财神,有1.45亿人相信风水,3.62亿人在过去12个月内算过命或看过相,更有多达7.54亿人在过去一年上过坟,其中2.06亿人承认祖宗神灵存在,1.23亿人在家里供奉祖先牌位,2900万人在过去一年向祖宗神灵祈祷过。当然,这些信仰和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虽然具有超自然信仰的因素在其中,这些既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是巫术性的民间信仰。 如果按照经典宗教学的定义,很多民间信仰应该划归在巫术下面。宗教学奠基人都一致强调宗教与巫术的区别。宗教和巫术的相同点是都相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不同在于巫术是为一时一事操控神灵,宗教则要求一生一世祀奉神灵;巫术是功利的,要神灵“有求必应”,求而不应则换一个神灵来拜,宗教则是讲伦理的,要遵行神灵所定的诫命,寻求神灵的旨意。单就佛教来说,削发为僧为尼意味着弃绝尘世的欲求,专心供佛,寻求解脱涅,那是宗教。但大众的“临时抱佛脚”,寻求灵验,神佛不分,佛道不分,便是巫术,这样的巫术充斥在民间信仰之中,并且以民间文化的形态存在着。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2009年6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高考临近,一拨又一拨的高三老师上山拜佛,祈祷高考时自己带的学生能有个好“收成”。广西铁路某附属中学公开的秘密是每年派老师到庙里求神,而且选派的老师必须是精英:太年轻的不行,离过婚的不行,业务差的不行。这种具有明显功利目的的“临时抱佛脚”,受到很多抨击。又例如,据说在想出国留学的北京大学生中,很多人会到香山卧佛寺上香许愿,问其缘由,之所以到这个特定的寺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称作offers,这与“卧佛寺”谐音。虽然这个谐音显得太牵强,可是一拨又一拨的考生还是不断地去那里祈祷,据说香火还很旺盛。拜佛未必信佛,更不一定信而奉行佛教的教义和戒律。这两个例子中的行为,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宗教行为,其实都是巫术。 结语 这样说来,当代中国精神信仰领域的整体状况,可以说是“宗教不彰,巫术盛行”。在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确有一定的伦理戒律和道德要求,但是其伦理道德实际上源自儒家思想,而且更多地是受到熟人社会的制约,是靠人情面子、亲情伦理维系的。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我们每天打交道的多数是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伦理道德需要自觉自律,而制度性宗教的超验关怀和信仰提供了道德自律的一种基础,尽管宗教未必是唯一可能的基础。巫术性的民间信仰则难以满足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需要。 宗教不彰则巫术盛行,这是在目前制度化宗教供给短缺的情况下,供求失衡造成的局面。民间信仰或巫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迅猛,关键原因在于人们的宗教需求,对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需求,已经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唤醒了。如果不能在制度化宗教当中得到灵性的满足,人们就只好到宗教灰市和黑市里去寻求满足,而在这些地方,充满了假冒伪劣的宗教产品,包括大量的巫术产品和服务。由于宗教供给短缺,宗教红市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商业化倾向和巫术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人们忙于政治争论;过去这30年,人们忙于经济发展;今后30年,人们是否会越来越注重宗教信仰?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和反复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追求宗教信仰的民族。在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也显示中国人信仰兴盛时代已然来临,这恐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不过,这个正在悄然来临的宗教兴盛不是简单的回归过去,而是在物质主义达到极致之后的灵性苏醒,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延续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后的灵性发展。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去管制(de-regulation)之后,中国宗教多元化发展的未来景观,究竟会是走美国式的宗教之间公平竞争、个体自愿选择的和谐模式,还是会陷入印度式的宗教之间有主有从、不乏暴力的冲突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教关系的厘定及其相关事物的处理。 (作者单位: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系)

朝鲜日报 | 中国经济腾飞 国际金融市场话语权增大

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日益增大。中国人陆续进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两大国际金融机构高层,中国还推进与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联手建立新的金融机构对抗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秩序。随着崛起为G2国家之一,中国开始彰显其作为国际金融界大亨的实力。 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9日宣布,任命中国经济学家林建海为新任秘书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该职位。去年7月,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IMF副总裁,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这也是中国人首次担任相关职位。IMF去年为了朱民把原先的三个副总裁职位增加了一个。 ▲(左起)朱民、林毅夫、林建海 他们三人都曾在美国留学并精通国际金融。台湾军官出身的林毅夫1979年投诚大陆,此后一直在美国生活。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朱民则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世界银行工作。新任IMF秘书长林建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国际金融博士学位,并曾在IMF工作。 中国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报道说,他们进入国际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不仅仅是凭借其个人实力,同时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地位提高和中国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参与度上升。2年前,中国在IMF的份额提高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欧洲国家为了解决欧元区(使用欧元的17个国家)危机,请求中国提供援助。 (新闻未完待续)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法广 | 法国舆论看中国: 王立军成都事件的背后

文章将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同1989年的情况相比较,认为今天的中国又处在保守势力遏制改革潮流的十字路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今天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是会象邓小平当年那样富有胆识和远见推动改革,还是鼠目寸光地陷入党内的派系争斗而不能自拔。 文章评论说,中国即将进行的政权更替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没有邓小平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过程,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活力与希望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意愿也很明显地被打上了折扣,上个月发生的王立军前往成都美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的事件或许正是显示了北京政权在政治与文化政策上的萎缩,显示当局在改革开放领域似乎已经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 作者随后介绍了王立军事件的前后经过,指出成都事件令人回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遥远的过去,而这种倒退的感觉被整个事件的重重疑团以及薄熙来在海内外的形象之间的差距而越发加深。作者解释说,对海外观察家来说,薄熙来是一位现代的改革家,是一位打黑英雄,是一位为居民打造低价住房的亲民官员。而在中国国内的改革派的圈子中,薄熙来却又是一个充满政治野心的机会主义分子,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王立军的协助下,薄熙来也曾经无情地镇压过法轮功成员,在全球十多个国家,都有法轮功成员控告他犯有反人类罪。 至于王立军,他在打黑活动中所使用的无情的暴力手段虽然为他的主人薄熙来赢得一定的声誉,但却引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警惕。 成都事件究竟是由于薄熙来与王立军两人之间的个人争斗?是由重庆反毛派势力策划的一起攻击事件?还是薄熙来在政治局的竞争对手幕后操作的结果?总之,无论事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他之所以会发生的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协调一致的整体,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致都已经难以维持。诚然,党内各大派系之间明争暗斗、刀光剑影自中共建党以来从未间断,这甚至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将国外驻华使节牵涉到党内争斗之中却是几十年来的首次。其中原因就在于此前义无反顾支持改革的思路已经引发党内质疑,党内党外不时传出批评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声音,真是由于党内派系争斗所引发的恐慌才会导致出人意外的成都事件的发生。 中共党内在应该如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莫衷一是,如何回应中产阶级要求个人自由与财产保障的呼声?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如何刺激内需,提高生产质量与效率,如何减低资源浪费与官员贪污腐败等等,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北京政府的智库人员已经使北京高层领导明白因循守旧、原地踏步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中南海却迟迟没有启动政治改革,依然期望以党内民主的法宝来勉强应付,薄熙来等人甚至不惜将毛泽东作为救星请出来。 在无所适从的背景下,北京政权将稳定的期望寄托在家庭以及帮派关系之上,而这些社会稳定的最小组成部分却往往只会使社会停滞不前,遏制政治意愿,限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发展机会,加剧贫富差距,并且加强利益集团的势力与地位。 作者引述清华大学社会学学者郭玉华今年一月在财新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析说,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改革年代的生机活力,社会结构正在向家庭关系网络等系统倒退,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郭玉华认为中国老百姓最共同的感受就是失望的感受。在中国,打开就业大门的不是文凭和学识而是家庭关系。中国的社会生态体系正在每况愈下。 作者最后分析说,今天的中国同1989年时的中国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正如中国日报近日所指出的那样,同89年不同的是,今天改革的阻力并非来自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而是仅仅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另外,同89年不同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就已经为改革埋下了种子。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是会如邓小平当年那样富有胆识和远见地推动新的改革,还是会鼠目寸光地陷入党内的派系争斗而不能自拔?作者认为,答案可能要等到今年秋天召开的十八大以及2013年的时候才会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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