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

张曙光 | 改革面临方向和路径选择

2012年03月26日 13:47:21   [color=]     [color=]本报评论员[color=] 张曙光[color=]          [color=]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再次明确表达了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心,在近日中国改革发展论坛上,李克强副总理也表示,中国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今年以来朝野上下对全面推进中国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无论是现实要求,还是舆论导向,深化和推进全面改革似乎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color=]          [color=]但我们还应冷静地看到,今日之改革与往日之改革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此群人所谈之改革与彼群人所谈之改革也有很大不同。如果不加分析囫囵吞枣,那人们所言改革则有南辕北辙之虞。[color=]          [color=]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谈论的“改革”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在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普遍认为,凡是主张“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主”,就是“改革”;到了十年代后期,则是“摆脱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就是“改革”。但改革改到了今天,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往日普遍贫穷的中国人分化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此群体所主张的“改革”,往往被彼群体视为“倒退”。虽然大家都在疾呼“改革”,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人们对什么是“改革”尚未达到共识。甚至对改革的理解和定义也大相径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相左更使得人们举棋难定。所以同样是谈改革,但什么是改革,朝哪个方向推进改革?采用什么方式,采取什么路径推进改革?最终还要有所决断。因此,在有分歧的问题上如何达成共识则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color=]          [color=]     若干年前笔者曾指出,八十年代是主义之争,新世纪是利益之争。从主义之争到利益之争是时代发展。利益之争不好以是非之争来判断。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无原无故的爱,也没有无原无故的恨。任何人的主张都很难脱离自身的利益关系。有什么样的利益关系,就会主张什么样的主义,而推进什么样的主义,就会调整什么样的利益关系。[color=]          [color=]    如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纷纷上调本地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劳动者看来,在自身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情况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修改〔劳动合同法〕是对保障劳工权益最大的改革;而在企业主看来,劳动成本上升,企业管理空间缩小则是一种倒退。再如,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搞活国有企业,让利放权,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后来又是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深化影响力。但现在也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之一。究竟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还是做小做弱国有企业?如何定义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这些都成了方向性的问题。          再如,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人们似乎有了共识,都认为很有必要。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有个路径的问题。是延续做大蛋糕的思路解决吗?但今年国家已经调低了经济增长速度预期,过去的高投入高增长方式所积累的问题已经证明其不可持续性,其调整分配作用空间越来越小。如果改为存量分配调整则要实行房产税、遗产税等。但试点多年而无法推广的房产税又证明存量调整的难度和阻力非常大。这又是路径如何选择的问题。其它如住房问题,户籍问题,医疗与教育问题等等莫不如此。          所以说,不管是改革方向的选择还是改革路径的选择都将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以“保守”与“改革”,“先进”与“落后”来区分的。近年来社会上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应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希望通过顶层设计来达成人们对改革的共识,以摆脱“改革”定义模糊的困境。          但如何形成“共识”?对于“共识”我们还可进一步分析。所谓“共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改革目标的共识;一种是对改革所遵循程序的共识。在目标共识不易形成的情况下,对所遵循程序的共识更为重要。就是要建立协商和表决的决策程序或机制,虽然人们对一些问题意见不同,但如果人们对这种程序认同,进而就会对经过这种程序得出的决策结果认同。以此来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所说“[color=]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color=]”[color=]          [color=]所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是目标,也是一种手段和程序。只有建立并尊重对民主程序的共识,在有分歧的重大改革方向和路径问题上,我们才能形成共识,才能推进中国改革事业前进。当然,让人们理解并参与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教育更是不可缺少的程序和过程。(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color=]          [color=]                上一篇: “双拐”突至,能否打出时间差?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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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告别主义,回到问题和程序

——兼谈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谨慎责任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提到对文革的警惕,分别是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庆王立军事件时。   在今天这个贫富两极分化突出、腐败相当严重的时代,不论是大众还是精英,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理智和耐心,“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杨恒均语),这种态势下,文革和文革思维卷土重来,并非危言耸听。   这样一种“人人自危”的转型时代,往往也是文化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五四时代。在这样的“头脑时代”,思想和文化对社会的走向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在这种社会情绪偏于激进的时代和历史选择关键节点上,知识分子负有特别的谨慎责任,不能坠入李敖所说的“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的病态中。人类的历史就和人生的选择一样,关键时刻往往只有那么几步,向左一步是地狱,向右一步是天堂。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告别“主义”,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求解”和“程序构建”中。   我们从来不缺各种各样道貌岸然的主义,却缺乏通往这些美好愿望的路径和程序。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万丈高楼,起于垒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毁灭往往只在一瞬之间。细节决定成败,知识分子要格外谨慎,用工程技术的审慎思维对待社会的变革和构建,一枚不合格螺丝就有可能导致航天计划的失败,社会作为更复杂的系统,更应该注重细节的组织与构建。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在“历史紧要关头”,我们最应该担心和防范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大众、精英和一些火中取栗者趁机鼓吹强化政府权力和管制,鼓吹为了达到某种所谓高尚的目的,可以目无法纪和人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步步把中国带入深渊。因为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不少人开始怀念文革,怀念用非正常的激进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每次“左”倾,受伤害最大的必定是“人民”。   一个只讲意图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民族,奴役和贫穷就是惟一归宿。   知识分子要做理性的建设者,做独立的敢于直面强权和民粹的智者和勇者。不要高估大众的智商,投资大师罗杰斯就如此忠告女儿:“记住,有一半人口的智商在中位数之下。”   “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决定了一些人必须靠煽动仇恨吸引拥护者,言论不极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动听众,任何折衷妥协的主张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够极端的人都会被排斥。这便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对象。   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不是震天动地、冠冕堂皇的口号史,而是悄无声息的财政史。任何主义和理想,都必须落实到最简单最基础的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重庆的“共富模式”,据《中国经营报》3月9日报道,2010年重庆“民生十条”涉及投资3400多亿元,2011年“共富12条”涉及的投资高达1.2万亿元。而3月19日该报又报道:即使到财政收入猛增的2011年,重庆财政收入也不足3000亿元。“寅吃卯粮”,最后仍要由百姓买单。正如识者所言,重庆模式无非掠夺民企资产,再拉巨额银行债务支撑短期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为野心家阴谋家的飞黄腾达铺路。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薄雾迷城”,《中国经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 作者:童大焕,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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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江平: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理念

  编者按/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82岁高龄的江平教授,被称为是中国民法的“教父”、“法学界的良心”。   作为时代的智者,江平不但亲身参与了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立法进程,还始终以呐喊者的姿态,宣扬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思想。   在全国两会前,围绕中国法治进程与各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江平在北京南四环的公寓中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仅有制度是不够的   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   《中国经营报》: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时指出,到2010年年底,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你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进程,能否评价一下这三十余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   江平:我们法律人讲的法治是“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过去谈到更多的法治其实是制度的制。   我认为,法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低的是制度层面,第二层面是方法,第三个层面,是认识到法治是一种理念。   目前,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的法律,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过程中,经过大规模的立法,可以说法律体系相对完善了。以前,无法可依的问题已经改变,这一点是好的。   但是,有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有很好的法律理念。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光有制度,缺乏理念是不行的。就像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一样。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了。   因为制度有好有坏,有的制度制定时是好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可能就会过时了,需要修改了。   市场与法治应协调   在我们的市场自由法治里面,国家干预还是很多的。   《中国经营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与法治的关系?   江平:我们一直在谈市场和法治的关系,我认为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自由的法治,一个是市场秩序的法治。   自由与秩序,这两个方面从法律来看,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讲的是自由的法治,国家应该是尽量少干预,给予市场主体以自由,让市场自己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的行政许可法里面的精神,能够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的问题,尽量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来解决,只有当事人自己和社会都没有能力解决时,国家政府才来干预解决。   这体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思想,即尽量由社会自己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理想,我们始终没有很好的实现。也就是,在我们的市场自由法治里面,国家干预还是很多的。   有些人始终认为政府办的才可靠,企业还是国企好、信用高,私营企业信用差,是骗人的,这种观念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在很多事情上都盲目的依赖政府,希望政府大包大揽解决所有问题。   当年制定《产品质量法》时便遇到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法律,但是人家叫产品责任法,没有产品质量法。他们的立法理念是,不强调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如何去监督,除了药品、食品等涉及到人身健康的特殊产品外,其他的产品质量政府是不管的。   但是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害,会面临诉讼,甚至集体诉讼,以及高昂的赔偿。他们强调的是,你要为自己生产的不合乎规格的产品负责,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去执法监督企业如何生产。   而我们则强调行政管理,一旦出现比如假酒等产品质量问题,政府机关就要忙着去执法,但是不重视维护消费者的维权诉讼。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国家的行政干预会如此之多呢?   江平:这里面有个利害关系,市场的资源分配,市场的准入资格关系着政府的利益。比如,土地资源的分配,矿藏资源的分配等等这些资源的分配都由政府的权力控制着,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的利益也就越大。   而另一方面,市场秩序的法律,它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因为秩序是强制性的,不是自由的。法治强调开放、任意,由当事人自己来解决问题。而秩序的问题不是由当事人自己来解决的。市场秩序需要国家政府动用权力,以严格的禁止性的行为,管理性的行为来解决。   可是这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做的并不好,而且管理的方式也有问题。比如西方国家环境保护搞的比较好,可是他们也没过多地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管,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动员什么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   西方国家是在动用社会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比如绿色环境保护组织等很多社会公益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像阻拦日本捕鲸船的就是民间环保组织,也没有见到哪国政府出面干预。   可是,我们是不敢发动民间力量的,因为怕威胁到社会稳定,就严格限制社会组织的设立。   民众的法治观念与政府有关   我认为如果吴英案判死刑是量刑太重了。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人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法治进程缓慢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法治观念薄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民众的法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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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进入专题 : 遇罗克    ● 郝建 ( 进入专栏 )       这年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气温却一直很低。气象学家说这是北京27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天。3月5日这天,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发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京郊卢沟桥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人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     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1966年·北京东四北大街519号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厂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 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机械厂          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饭盒去厂子里上班。一到厂子里就被警察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罗文赶紧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里。在那之前遇罗克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几乎是当时中国政治机器的中控机房。根据《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苏双碧搜集的资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门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立即拘押。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当时高调批判《出身论》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批准逮捕遇罗克的谢富治后来官至公安部长,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绞杀别人的生命时,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     遇罗克被捕后很快就被带走,他在工厂的好友杨雨树赶过去没有看到他。后来再看到遇罗克已经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厂里来接受批斗。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处采访杨雨树,他说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在他堆满油画作品的小屋里,他给我看他的老师和朋友赵文量为遇罗克画的油画肖像。画像只有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戴着十几斤重的手铐脚镣,张朗朗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这里是当年关押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对她执行死刑的所在。他们一进去,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人喊报告:“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可是怎么不提审我,那我怎么交代呀?”     张朗朗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读书多,好讲故事,时常对江青等人发些牢骚,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因为1968年就曾经和遇罗克被关在一起,张朗朗听出,这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的辛辣。通过这个方式,遇罗克睿智地让新来的人明白,这里是死刑号,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也在向大家传达一种延缓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张朗朗是干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马背上的摇篮”长大,文革前在经济条件和升学等方面一帆风顺,一直在育才、101、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而遇罗克是所谓“黑五类”的子弟,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监狱里,两人互相讲故事,辩论哲学,论诗谈书,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张朗朗回忆“遇罗克不是监狱油子,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他人”(引自《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思考》)。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张朗朗读过萨特的一些著作,他跟遇罗克谈起存在主义哲学时,遇罗克认为那是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思考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精辟、最有指导意义的。     一次提讯时,审讯室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官员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话说,我们五分钟以后回来。”这是明白的死亡威胁。五分钟以后,主审官员对遇罗克说:“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遇罗克的回答是:“我想要家里带一只牙膏。”后来遇罗克告诉张朗朗,主审官员当时气得脸都青了。     但是政治绞肉机终于落下了它的屠刀。文革中最重要、最严厉的镇压运动“一打三反”在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掀起高潮。1970年3月5日,张朗朗听到隔壁牢房里一个个狱友被拖出去,听到了遇罗克最后的“呃”的一声,那是他的脖子被细绳子勒住的自然反应。     遇罗克对这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他入狱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赠友人》:“攻读健将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张朗朗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栋美丽的别墅里,地下室放着几千张密纹黑胶唱片。他一直想着在自己退休以后设法把这些唱片带回大陆捐给某个音乐爱好者俱乐部。在我的请求下,他哼唱起前苏联的一支歌曲《光荣牺牲》,那是一首他和遇罗克两人都会唱的歌,他们在死刑号里过春节时开临终晚会一起唱过。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宿舍          1978年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期,是1949年以来首次允许外部思想进入中国大陆的时期,是内部各种思潮抵触、对话的活跃时期,那是一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狂飙突进意味的解放和复兴。     1978年11月的一个晚上,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冒着寒风走进《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家中。因为她读了苏双碧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姚文元 》。苏双碧在此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王秋琳说遇罗克在文革中的第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这是遇罗克罪状中“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依据。第二天,苏双碧向领导汇报后就带着报社的介绍信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午四点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找到了积土尘封的遇罗克档案。档案共有24卷,放在一起将近半人高。第二天苏双碧又约请了报社的两位记者一起来看材料,仔细阅读后,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便以《光明日报》的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遇罗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审判决书。改判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二、宣告遇罗克无罪。”此后,苏双碧为此事写了长篇报道《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发表在1980年6月的《新时期》第4期上,随后《北京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遇罗克的事迹感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许多百姓和官员,促进了当时中共中央积极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2009年4月5日·京郊宋庄美术馆          又一个清明节,我和北京的徐晓、栗宪庭等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家人、亲友来到北京郊区的宋庄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遇罗克半身铜像落成仪式。人们为遇罗克献上几束鲜花,站立在他的铜像前静静地默哀。     铜像的作者郑敏也来到这里,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毕业作品是王小波的一个裸体坐像。郑敏创作遇罗克塑像时,我到他借用的工作室跟踪拍摄。他一边拿着雕刻刀在遇罗克的塑像小稿上细细修饰,一边跟我聊起自己老家文革时发生的一些惨剧。他的老家是湖南道县,道县在文革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县份,就因为这里在文革中发生过集体参与的较大规模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道县事件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后来解放军6950部队出动才逐渐制止了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遇罗克铜像的底座是不锈钢的,上面刻着北岛题献给遇罗克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     诗人北岛的这首诗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宣告——给遇罗克烈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徐友渔写过这样一段评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尽苦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取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以及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竖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文章付梓之日,正是全国两会闭幕之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在“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总理同时强调:政改有赖于觉醒的人民的推动!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筹拍纪录片《遇罗克》。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进入 郝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遇罗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人物档案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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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书记

    新华网北京3月15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薄熙来简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男,汉族,1949年7月生,山西定襄人,1980年10月入党,1968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   1968-1972年“文革”中进“学习班”,参加劳动   1972-1978年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工人   1978-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本科学习   1979-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2-1984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干部   1984-1988年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大连市金州区委书记(其间:1985-1988年兼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副书记)   1988-1989年辽宁省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89-1992年辽宁省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2-1993年辽宁省大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1993-1999年辽宁省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9-2000年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市长,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2000-2001年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1-2004年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2004-2007年商务部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   200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商务部部长(至2007年12月)   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华网报导,重庆市上午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会上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但薄熙来是否继续保有政治局委员的身分,目前不得而知。   除了薄熙来,中央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也证实,塬本担任重庆副市长的王立军,也同样解除职位,目前正在按程序办理,并接受中央调查。   消息指出,王立军的职位,将由青海省副省长、公安厅长何挺拟调任。何挺今年50岁,曾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局长,甘肃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青海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2009年3月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扩展阅读:     薄熙来执政时期的七个瞬间    (选自《中国经营报》2012年3月15日)   2007年12月1日,薄熙来履新重庆,成为这座中国最年轻、人口最多的直辖市的第五任市委书记。他也是连续第二位以在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入主”重庆的重量级高官。   瞬间一:就职演说   到任第一天的“就职演说”上,这位公认颇具魅力的前商务部长说,重庆是西南重镇,而我在东北工作过20年,从东北到西南,跨度很大,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薄熙来还承诺工作中勤政廉政,严于律己。薄熙来说,我在东北就常讲,做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党政领导一定要风清气正,取信于民。我已经和爱人开来商量好,决不允许任何亲友以及身边的任何人在重庆图方便、求特权。如果大家听到有谁打着我们的旗号在重庆办事情,请一定坚决制止并告诉我们。   瞬间二:“红色旋风”   “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   这是薄熙来亲自创作的一条“红色短信”,据说在2009年4月底开始的重庆“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中,因为转发量高达1600万次(相当于重庆半数人口),荣登最受群众喜爱“红色短信”第一名。   这只是薄熙来到任后刮起的“红色旋风”中最新的一波。此前的2008年年中,上任刚刚半年的薄熙来在多个公开场合带头唱“红歌”,重庆市政府也向市民推荐了四十多首“红歌”,既有革命历史经典歌曲,也有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经典歌曲,其中包括《歌唱祖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春天的故事》等传颂多时的佳作。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媒体问及为何要在重庆提倡唱“红歌”,薄熙来直言:我始终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有精气神,这些红歌都是过去几十年大浪淘沙后留下来的,很有生命力,年轻人不能光唱谈情说爱的歌,也要唱振奋精神的歌。   在稍后的另一次讲话中,薄熙来道出了他的真实思路,他说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重要,重庆人民有了更丰富的思想内涵,有了更高的文化品位,重庆就越有合力,越有后劲,就越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   瞬间三:“三号文件”   2009年伊始,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通称“三号文件”。这份接近1.5万字的中央文件,为重庆提供了“12+10”条支持政策,以及十余项“黄金定位”。   在重庆政商各界眼中,“三号文件”确定了重庆今后的发展航向和政策框架,而且每一条政策都能落到实处,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当地不少企业界人士认为,薄熙来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高层中很有影响力,要不是他全力推动,“三号文件”根本不可能出台。而今年重庆能从金融危机冲击中迅速走出低谷,在全国一片“保八”(GDP增长率8%以上)声中,上半年实现14.3%的可观增长,“三号文件”的刺激作用以及实实在在的政策倾斜,功不可没。   而薄熙来则用了一个比喻,称重庆市享受着中国优惠政策的“合订本”。他举例说,重庆过去就享受包括三峡库区、西部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等多项国家政策优惠,国务院“三号文件”,又为重庆发展设计了一整套政策,重庆虽然穷,有了这个优惠政策的“合订本”,今后就大有希望。   瞬间四:“五大重庆”与“两江新区”   早在2008年4月份,薄熙来在会见到访重庆的新加坡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时,便表示“重庆未来五年将有大动作”,要推动总额达2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这一数字是2007年重庆市4110亿元GDP的5倍。   2008年7月,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审议批准了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五大重庆”,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作为重庆新的战略目标。   “五大重庆”共涉及约1万亿元投资,自2008年开始,到2012年完成,具体投入是“畅通重庆”3000亿元,“森林重庆”500亿元,“平安重庆”150亿元,“健康重庆”250亿元,“宜居重庆”6000亿元。   重庆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院长任宏说,重庆现在有短期的目标,比如2009年全国GDP增长“保八”,重庆的计划是增长12%;也有中长期目标,即“五大重庆”建设;再长远一点的,就是重庆提出“两江新区”新规划,让重庆在未来竞争中抢得先机。   有消息称,2009年4月下旬,重庆市已正式向国务院递交《重庆“两江新区”总体规划方案》,申请设立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走在开发、开放前列的第三个国家级试验区。“两江新区”规划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一旦获批,无论对重庆还是对整个西部开发,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瞬间五:赈灾援建与“西三角”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毗邻四川的重庆也直接成为了地震受灾区。   此时,中央也体谅到重庆所面临的抗震救灾困难,并没有为重庆下达支援四川灾区的重任。然而,薄熙来却主动向中央请战!   “重庆是四川灾区的大后方!”在明确灾情后的第一时间里,薄熙来当即作出指示,要求各部门和区县做好救灾准备。薄熙来说:“重庆将不惜一切代价,举全市之力,倾情倾力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充分发挥川渝山水相连、交通快捷的优势,当好四川抗灾的大后方,当好全国支援四川抗灾物资、人员的中转站!”   这种承诺并不是一场作秀,这是一场重庆支援灾区的生死战。重庆江北机场在成都所有机场关闭的情况下,迅速“升格”为全国最大的救灾航空转运站,大量物资从这里运往灾区,并免费用大巴将转机的四川旅客送回家乡。重庆数十支医疗队、消防总队抢险队、公路施工队伍迅速驰援地震灾区。重庆为援助四川兄弟,全市21家市级、部队医院和27个区县医院,准备了5000张病床;市财政积极为救治提供资金保障;震后20天,重庆就收治伤员2279人,承担大部分灾区转移伤员。   而且重庆还主动承担了重灾区之一崇州市的重建工作。一位重庆市政府官员有些感慨地说:“我们是不惜代价帮助重建,比如当地政府说要增加几个亿的资金,重庆市是不计较,全力承揽下。”   一位参与了崇州市重建规划的人士评价:“薄书记确实站得高,重庆本来也是受灾区,却承担了崇州重建的任务,这体现出对兄弟省市全力支持的精神。”事实上,薄熙来主导下的重庆已经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大局观,重庆正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变来加深加强与西部其他省市的合作。此前,薄熙来在接见一个世界500强投资考察团时就说:“你们到重庆来看了,还应该到四川、云南去看看,这些地方也有自己的优势,有些方面更值得与你们合作。”   拥有了大开放胸襟的重庆,也适时地在今年两会期间抛出了“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   瞬间六:“罢驶风波”   2008年11月3日,拥有8000余辆出租车的重庆出租车业突然发生大规模停运,司机纷纷抱怨加气难、黑车多、处罚严导致收入过低。事件震动全国,并引发国内数个大中城市出租车行业的“骨牌效应”。   这应该是薄熙来上任近一年来所面对的最严峻的一次“民间危机”。   薄熙来迅速作出反应,携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等一起,在11月6日上午与出租车司机及市民代表举行座谈会,并通过网络视频现场直播。   在座谈会上,薄熙来充分展现了他亲民的一面。他说,我们一定要顾及这么多的出租车司机,2万多人背后实际上是2万个家庭,影响到重庆相当多老百姓的生活,让这部分人生活得到稳定,乃至有所提升,也是我们政府执政的一个目标。   后来他接受采访谈及此事时,还坦诚地表示:我感觉出租车司机提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尽管他们中一些人情绪比较激动,我认为,对老百姓提出的诉求,要理解,要正确对待,还要认真研究解决,说到底,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开诚布公,就一定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9年4月中旬,薄熙来说的一句话:“干部不要一听到百姓上访就认为‘无理取闹’。”被《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评选为“每周最热声音”。薄熙来是在针对建设“平安重庆”发表系列讲话时作出这一表态的。   瞬间七:平安重庆   2009年3月19日,正当重庆市部署破命案保平安之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319”枪案。“319”枪案发生之后,重庆迅速成立了以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王立军为组长的专案组,公安部部长孟建柱飞抵重庆督阵。而在“319”枪案紧张侦破之际,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刑侦专家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免去刘光磊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任命之后,重庆市委党校一位人士明确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技术派”王立军全面负责公安系统,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薄熙来书记提出的“平安重庆”目标。   事实上,火线获得提拔的王立军全面负责之后,倾尽全力对重庆黑恶势力进行全面清剿。黄金堡枪案在迅速破获之际,重庆警方乘胜追击将已经锁定的88个黑恶势力团伙扩大到104个。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立军说:“重庆黑恶势力不除,枪患不断,毒源不断,社会难安。”一场重庆对于黑恶势力的毁灭性打击即将展开。   在薄熙来看来,平安重庆的打响也为大开放战略提供了有力保证。他说:“在大开放的条件下搞好政法工作,要善于保护好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生命财产安全,使重庆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外投资者的安全区、放心区。” 相关链接: * 薄熙来:有人给我泼脏水 造谣说我儿子开红色法拉利 * 薄熙来:绝不因个别人个别事否定重庆政法队伍 * 薄熙来回应十八大、儿子留学资金等“敏感”问题 * 薄熙来答记者问 * 汪洋谈乌坎 薄熙来论共富 * 重庆市委必须反思王立军事件 * 王立军事件对重庆产生负面效应 * 聚光灯下的重庆代表团 * 重庆代表团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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