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媒体《京华时报》消息，茅台高管面对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两会提案表示：“不喝茅台该喝什么酒？”，而早前贵州省委书记则说：“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据《京华时报》报道，上周末，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一个发布会上，有记者向茅台厂方问及，有两会代表提议”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他们对此事有何看法。茅台高管刘自力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该喝什么酒？” 两会之际，中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包括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公款采购茅台酒；立法禁止或者限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型国有企业公款采购茅台；禁止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务宴请喝茅台酒；适时修订法律法规，把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送礼行为中的”送茅台”等行为，作为违法或者犯罪的行贿受贿处理。 就此中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3月7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时称：”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三公消费 天文数字 栗战书也认为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政府采购和市场销售，都是市场行为。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据悉2011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人民币，利税180多亿人民币。四川白酒专家铁犁曾表示，”政务消费和国有大企业的消费依然是支撑茅台的主流消费”。 评论人羽戈在天涯社区发文，认为栗战书直接抹消了茅台酒与政府的关系，其回答使用的是强盗逻辑。他也指此事的关键是用谁的钱购买这些茅台和拉菲，公民应该去追问，三公消费都花在了哪里？ 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中国每年”三公消费”的数字：9000亿。维权律师李劲松曾指9000个亿，相当于造两个三峡大坝。他从去年5月起连续向多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但并未得到回应。 茅台的”政治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院学者吴祚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起，前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将茅台作为”国宴酒”，茅台就已经具有政治化的象征和意义：”它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所以造成了第一是价格飞涨，第二是有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或国家色彩在其中。” 另据吴祚来介绍，与茅台相联系的特权化在中国已经登峰造极，有特殊权力的政府部门都会在贵州茅台厂有一席之地，该厂也会为这些部门提供特供酒，达成联盟的现状也很难制约和改变：”你怎么制约？公权力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酒肉同盟。制度改革如果不跟上去，如果不从上至下改革，指望权力对他们制约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

作者： 文化纵横杂志  |  评论(0)  | 标签: 当代 , 宗教 ［文章导读］过去20年来，中国正经历一场宗教的复兴运动，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如杨凤岗所说，囿于思想上的禁锢，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宗教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信仰需求，从而造成“宗教不彰，巫术盛行”的状况。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借鉴包括美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在内的处理政教关系的成功经验，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宗教人物频频登上大众媒体，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千年少林寺出了个现代CEO，年年制造出轰动性新闻和备受争议的话题。道长李一骤然间大起大落，搅动了媒体和公众对于宗教现象的高度关注和复杂心情。世界佛教论坛上，各国高僧云集富丽堂皇的寺庙，媒体蜂拥报道，百姓驻足围观。汶川大地震，在来自四面八方的赈灾救援人群中，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志愿者群体引人瞩目，中国的主流媒体也常常以“祭奠”、“祈祷”等字眼为通栏标题，期冀在心灵精神层面安抚死者和生者。2009年12月，《中国日报》用专访和专题报道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宗教事务特别是基督教现象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南方周末》2009年末专题“天赐十年”列出10个十年来没想到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就是“没想到信基督的人多了”。 与大众和媒体的关注相比，宗教学研究却面临着发展的瓶颈。30年前，围绕“宗教是鸦片”展开的有关宗教定义、宗教本质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开拓了学术平台，为宗教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2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突破极左思潮的禁锢，承认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当时有天主教徒300万，基督教徒300万，伊斯兰教徒1000万，佛道教信徒难以计算。与文革前相比，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人数维持不变，而基督教徒人数则从不足100万增加到300万。1990年前后有关“宗教是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扩展了宗教探讨的空间。然而，在宗教人物和宗教事务日趋进入公众视野和大众媒体之时，近年来的中国宗教研究却明显滞后，很多书刊文章仅仅在概念问题上兜圈子绕弯子，对于社会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不敢正视，更鲜有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理论探索。笔者认为，要想走出这个瓶颈，与30年前的思想解放一样，必须从基本概念、基本实事入手。 一个基本事实问题 有关基本事实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对此有一个习惯性的、程式化的提法，坚称中国只有一亿多宗教信徒，这个提法显然与现实发生了严重脱节。“一亿信徒”的提法最早是周恩来总理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是关于当时五亿人口中信徒状况的一种粗略估计。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各种宗教经受了严重的打击和压制，直至在文革期间关闭了所有宗教场所。直到1979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五大宗教的场所才开始逐渐恢复开放。经过了1980年代乍暖还寒似的曲折回升之后，到了1990年代，“一亿信徒”的提法被重新启用。然而，这个数字即使在20年前接近实际，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在13亿人口当中，它已经与现实相去甚远。在日常生活和出差旅游中，人们亲眼见证日益增多的宗教信徒和宗教场所；在新闻媒体和各种会议上，人们亲耳听闻日益增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讯息。因此，有些人在重复这个格式化的提法的同时，暗自思忖或公然质疑，宗教信徒人数现在应该不止这些了。但是，囿于程式化提法的禁锢，有权力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人不敢擅自提出更加接近现实的信徒数字。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有人惊呼社会上出现“宗教热”、“基督教热”、“佛教热”、“儒教热”、“邪教热”等等，似乎宗教信仰已经成为汪洋大海，正在吞没意识形态正统，甚至危及了社会稳定，并且据此制定了因应政策和措施。然而，在这些危言惊呼之余，环顾身边，客观地说，有明确宗教信徒身份的人依然不过是少数，甚至是很小的少数。只不过，在圣诞节去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好奇观礼的人多了起来，在传统节日里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的人多了起来。大多数的宗教场所拥挤不堪，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相信算卦、相面、风水、数术、符的人多了起来。很多城市都出现奇特的“算卦一条街”。虽然相信各种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人多了起来，不过，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却并不信奉或归属某个特定的宗教。 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基本事实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也是由于对于宗教的理解充满禁锢，既有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禁锢，又有来自现代世俗主义教条的禁锢，还有来自前现代和后现代各种暗流思潮的扭曲。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依然重复着“宗教鸦片论”，难以接受宗教既有消极的社会功能又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只把消极的东西称作宗教，却把任何积极的东西归约为其他因素。现代世俗主义的教条则坚守着“宗教消亡论”，却不能睁眼面对宗教增长的现实——现代化并没有带来宗教的衰落，在高度现代化了的西方或东方社会，没有迹象表明宗教正在走向消亡。有些学人摆脱了这些教条主义禁锢，却又陷入前现代或后现代的思维混乱，比如倡导甚至期冀政府扶持某种似是而非的宗教，包括文化的宗教、科学的宗教、政治的宗教、中华的宗教，似乎“宗教”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予以认定，可以指鹿为马的。也有一些学人尝试用“信仰”概念代替“宗教”概念，却难以区分界定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结果制造了更多的观念混乱和思想混乱。 宗教的灵性和社会性 在20世纪以前，哲学家的思辨垄断了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社会学出现以后，把关注点转移到冷静、客观、实证地研究具体的宗教及其实际的社会功能上来。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为涂尔干）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社会学教授”头衔的学者，他的最后一部力作是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他批判了有关宗教起源的两种流行性解释：自然崇拜轮和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论认为宗教源自人们在看到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时想象出的雷神雨神。万物有灵论则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由于睡梦和死亡而想象出人有灵魂，并进一步推导出各种神灵的存在。这两种哲学性的宗教起源假说，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谬解露出破绽以后，宗教还能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科技发达、教育普及的发达社会中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宗教。其实，宗教是各个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一种现象不可能是建立在虚妄的想象基础上的，而必定是建立在某种真实存在的基础上的。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即图腾崇拜的分析，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真实存在来自人群聚集时产生的一种集体兴奋，这种难以名状的群体感觉具象在某个动物或植物上，便成为图腾，并借此把各样事物和行为划分为神圣与粗俗，以此规范和协调这个部落的认同和行为。在迪尔凯姆看来，图腾这个神圣符号背后真实的东西其实是“社会”自身。换句话说，“社会”是真实存在的，而宗教是社会的一种神圣符号的体现。 沿着“宗教是鸦片”、“宗教是文化”这样的言说轨迹，现在或许应该说“宗教是社会”。迪尔凯姆的这个理论虽然有费尔巴哈宗教哲学“投射”理论的影子，但是，“社会”这个真实存在却是在费尔巴哈视野之外的。其实，无论从神学上还是社会学上说，宗教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群体互动中发生和延续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或信仰，不可能仅仅以个体私下信仰的形式存在。通过对于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这种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的分析，迪尔凯姆借此说明，现今的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和群体认同的必要性。迪尔凯姆指出，宗教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供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而在于为群体或社会建立一套行为准则，成为群体或社会得以延续存在的黏合剂。迪尔凯姆担心，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宗教，靠什么维持群体聚合力？如何规范和协调个体的行动？人们是否会走向道德沦丧、分崩离析？迪尔凯姆的这种担心，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反思和研究。 迪尔凯姆对于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一个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把信徒联合在称之为教会的一个道德群体中。”这个定义包括宗教的四个要素：神圣、信仰、实践、教会。关于神圣，迪尔凯姆的解释是“被分离出来并且围绕之设立起禁忌的东西”，图腾就是这样的神圣事物。虽然神灵是很多宗教所崇拜的神圣，但是迪尔凯姆并不认为神灵是宗教所必有的，并且举无神的佛教之例为证。对于这一点，后来有学者指出，不相信超自然神灵的佛教徒不过是极少数的哲学思辨性强的人，对于大多数佛教徒来说，他们是相信超验神灵和超验佛法的，迪尔凯姆对于这个要素的把握显然有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神圣的事物”被泛化时，就会把过多的现象归到宗教名下，比如纳粹的国家崇拜，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美国人所热衷的橄榄球或高尔夫球，都可以称作宗教了。我认为，这个要素应该更有针对性，仅限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即只有包括了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信仰才是宗教信仰。这其实也是宗教学奠基人泰勒以及众多宗教学家的主张。而且，严格说来，只有宗教信仰才能称之为信仰（faith），不涉及超自然因素的信念或相信（belief），不应称作信仰。信仰是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相信、仰望和依靠。仅有仰望而无信靠的相信，不是信仰或宗教信仰。 　　 中国人精神生活问卷调查简报 一个社会中总体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在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时常会有研究机构进行问卷调查。但是，中国人尚不习惯社会调查这种形式，更有很多人忌讳被陌生人问及自己的信仰状况，因为宗教仍旧是一个敏感话题。不过，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克服了诸多层面的重重困难，于2007年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如果是科学的随机抽样出来的，样本量达到2000以上，所反映的人口情况一般可以高达95%的信度。在美国，经常做的问卷调查就是2000个左右的样本用来反映全美国的状况。不过，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很大，因此样本量需要大一些。零点的这项调查，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在国内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抽样选出了56个区域，包括3个直辖市，6个省会城市，11个地级市，16个小城镇，20个行政村。通过这种分级随机抽样的科学方法，派出经过训练的访谈员进行入户调查，最终选取完成了对于7021位16~75岁之间的个人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很多细致入微的信仰方面的问题，可以测量包括上述四要素在内的诸多方面情况。在做正式调查之前还进行了两次预调查，根据其结果调整了一些问题的问法和答案选项。没有任何一个问卷调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最具科学性的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型问卷调查。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于这个数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仔细和慎重的分析，目前仍在撰写和修订一系列深度论文。其中的主要发现可以简要叙述如下。 在16岁以上的中国人口中，85%的人持有某种超自然信仰或从事某种宗教活动，真正的无神论者，即那些既没有任何超自然信仰也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人，所占比例仅有15%。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发现，很多人存在着无神论的公开身份与自身宗教信仰实践相矛盾的现象。很多人自我宣称是无神论者，或者宣称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换个方式问，他们当中很多人则承认有些超自然信仰及其实践活动。比如，虽然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灵，但这其中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比如上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奉神像或祖先牌位、佩戴护身符、请人看风水、算命看相拆字等活动；其中也有49%的人相信某种超自然存在，比如相信灵魂转世、相信天堂地狱，或相信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把具有超自然信仰或在过去一年中从事了某种宗教活动的人排除在外，彻底的无神论者就仅剩下15%了。这个结果令人倍感震惊。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称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了。 明确承认具有某种宗教认同的人占人口的23.2%。佛教是认同人数最多的宗教，有18%的人自己宣称信仰佛教，而认信基督宗教的人只占3.2%。这与当前广为流行的“基督教井喷式发展”，基督教“一教独大”的观点形成强烈反差。在中国的公共媒体及官方文件中时常表达出对于基督宗教发展趋势的担忧，甚至有人渲染说基督教的快速增长将危及国家安全或文化安全，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缺少事实根据。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总人口13亿多人（1,306,280,000），其中15岁以上人口为十亿四千多万（1,041,500,000人）。 据此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有大约1.87亿人，自我认同为基督宗教信仰者大约为3350万，其中基督新教信徒约3000万，天主教徒约350万。自从1979年五大宗教恢复以来，佛教发展遥遥领先，认信佛教的人数是认信基督宗教人数的五六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其现实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基督教（新教）有3000万人（不包括15岁以下人口），这个推算比官方公布的估计数字高出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在2010年8月公布的大型调查的数字是2305万（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这是迄今为止官方正式给出的最高估计数字。不过，我们的推算与海内外的很多估计数字相比，则低了很多。比如，于建嵘说：“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 我们认为，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所推算出来的3000万是最最保守的估计，即它只包括了那些敢于在这样一个问卷调查时亮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根据这项问卷的其他问题来看，除此之外，还有4300万人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存在或者承认在过去一年参加过基督教活动。这些人算不算基督徒，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极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根据这项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天主教徒仅仅350万，这甚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官方1997年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公布说有400万天主教徒，海外和非官方的常见估计是1200万。零点这项调查发现天主教徒人数偏低，这有几种可能性：一是由于恐惧心理，有更多的天主教徒未敢承认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二是因为天主教徒比较集中聚居，这项调查由于概率因素没抽取到足够多的天主教徒聚居区域的样本；最后，目前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天主教徒人数在近十几年来有所下降。最后这种可能性的推理根据是：天主教一向比较多地依靠家庭代代相传，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的过世和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天主教家庭新出生的人口无法替补过世人口，从而造成天主教徒人口出现萎缩。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三种原因同时并存，结果导致了这项问卷调查中的天主教徒人数偏低。事实如何，尚待今后设计更好、质量更高的问卷调查。 根据这项问卷调查推算，认信道教的人口为1200万。不过，有一定道教实践的人很多。当然，道教和民间宗教在很多地方难以区分，除非自我认同道教，我们或许应该把具有某些道教信仰或实践的人算作民间信仰者。民间信仰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有1.2亿人自称不信仰特定宗教但是相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另有100万人相信两个或以上的制度性宗教。此外，在16岁以上人口中，中国有1.41亿人相信财神，有1.45亿人相信风水，3.62亿人在过去12个月内算过命或看过相，更有多达7.54亿人在过去一年上过坟，其中2.06亿人承认祖宗神灵存在，1.23亿人在家里供奉祖先牌位，2900万人在过去一年向祖宗神灵祈祷过。当然，这些信仰和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虽然具有超自然信仰的因素在其中，这些既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是巫术性的民间信仰。 如果按照经典宗教学的定义，很多民间信仰应该划归在巫术下面。宗教学奠基人都一致强调宗教与巫术的区别。宗教和巫术的相同点是都相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不同在于巫术是为一时一事操控神灵，宗教则要求一生一世祀奉神灵；巫术是功利的，要神灵“有求必应”，求而不应则换一个神灵来拜，宗教则是讲伦理的，要遵行神灵所定的诫命，寻求神灵的旨意。单就佛教来说，削发为僧为尼意味着弃绝尘世的欲求，专心供佛，寻求解脱涅，那是宗教。但大众的“临时抱佛脚”，寻求灵验，神佛不分，佛道不分，便是巫术，这样的巫术充斥在民间信仰之中，并且以民间文化的形态存在着。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2009年6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高考临近，一拨又一拨的高三老师上山拜佛，祈祷高考时自己带的学生能有个好“收成”。广西铁路某附属中学公开的秘密是每年派老师到庙里求神，而且选派的老师必须是精英：太年轻的不行，离过婚的不行，业务差的不行。这种具有明显功利目的的“临时抱佛脚”，受到很多抨击。又例如，据说在想出国留学的北京大学生中，很多人会到香山卧佛寺上香许愿，问其缘由，之所以到这个特定的寺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称作offers，这与“卧佛寺”谐音。虽然这个谐音显得太牵强，可是一拨又一拨的考生还是不断地去那里祈祷，据说香火还很旺盛。拜佛未必信佛，更不一定信而奉行佛教的教义和戒律。这两个例子中的行为，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宗教行为，其实都是巫术。 结语 这样说来，当代中国精神信仰领域的整体状况，可以说是“宗教不彰，巫术盛行”。在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确有一定的伦理戒律和道德要求，但是其伦理道德实际上源自儒家思想，而且更多地是受到熟人社会的制约，是靠人情面子、亲情伦理维系的。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我们每天打交道的多数是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伦理道德需要自觉自律，而制度性宗教的超验关怀和信仰提供了道德自律的一种基础，尽管宗教未必是唯一可能的基础。巫术性的民间信仰则难以满足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需要。 宗教不彰则巫术盛行，这是在目前制度化宗教供给短缺的情况下，供求失衡造成的局面。民间信仰或巫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迅猛，关键原因在于人们的宗教需求，对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需求，已经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唤醒了。如果不能在制度化宗教当中得到灵性的满足，人们就只好到宗教灰市和黑市里去寻求满足，而在这些地方，充满了假冒伪劣的宗教产品，包括大量的巫术产品和服务。由于宗教供给短缺，宗教红市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商业化倾向和巫术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人们忙于政治争论；过去这30年，人们忙于经济发展；今后30年，人们是否会越来越注重宗教信仰？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和反复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追求宗教信仰的民族。在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也显示中国人信仰兴盛时代已然来临，这恐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不过，这个正在悄然来临的宗教兴盛不是简单的回归过去，而是在物质主义达到极致之后的灵性苏醒，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延续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后的灵性发展。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去管制(de-regulation)之后，中国宗教多元化发展的未来景观，究竟会是走美国式的宗教之间公平竞争、个体自愿选择的和谐模式，还是会陷入印度式的宗教之间有主有从、不乏暴力的冲突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教关系的厘定及其相关事物的处理。 （作者单位：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系）

言必称“尊敬的领导”，这是惯性使然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卲秉仁表示，不少委员发言的开场白言必称“尊敬的”某某领导，然后是一番“冠冕堂皇的话”。他生气地说，“少点官话套话好不好？”(3月7日《中国青年报》） 领导没有不“尊敬”的。只要是领导，都会得到尊敬，尽管有时候有虚假的成分，但言必称“尊敬的领导”，这是惯性使然，也是现实环境所逼，本来在“两会”上，大家都是代表和委员，是平等的，也没有上下级之分，因此，直呼其名，也可以称某某同志，称号本不是问题，但实际上却成了问题，其原因则在于官本位，我们受官本位的影响太深了。 诚然，有委员炮轰不能言必称“尊敬的”某某领导，但生气归生气，还是会有不少委员仍旧是如此称呼，毕竟“两会”只是暂时的几天，让一个说惯的人马上修改过来，等到“两会”过后，又改过来，这显然是在为难大家。 在现实中，领导不值得“尊敬”吗？出有公车，吃有公款，行有公费，只要是领导，就有相应级别的享受，如果到下面考察，下级接待起来，比对待父母还隆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关注到炮轰的委员卲秉仁岁数够大了，说重些也没有关系，在你年轻的时候，到下面考察，人家称你为尊敬的领导，你是不是也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可能也没有吧。 不能一味的指责言必称“尊敬的”某某领导的委员，那是人家的一种自我保护。要知道不是每一个领导都习惯于被直呼其名，同样就是在“两会”上，各种位置也是以权力大小级别高低排列的，即便是面对媒体发言，也是有组长安排的，安排作为组长的， 同样是组内级别最高的，请问有没有级别低的委员当组长的？ 领导既然享受事实上的“尊敬”，那在称呼上言必称“尊敬的领导”，又有什么错？其实，纠结于称呼，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什么时候领导下来，用不着警察开道，不会发生扰民事件，什么时候不再官本位了，领导也不用太“尊敬”了，那个时候，还有谁会言必称“尊敬的领导”呢？ 《 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