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刘芳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6月01日  10 版）   刘若曦 这个还有几天就18岁的大男生，要给自己一份“成人礼”：参选人大代表。他爱周杰伦，爱NBA，但他更爱胡适、爱孟德斯鸠，他善于思考，特立独行，在学校爱挑头儿，争取更多的平等对话的机会。观察家说，这便是——公民第一课。          还有几天刘若曦就18岁了，他为自己准备好了生日礼物：参加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这份特殊的“成人礼”在微博上晒出后，深圳市高级中学的这个二年级男生几乎是一夜走红。5月30日下午，他先后接待了5批前来采访的记者。 　　他向记者侃侃而谈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但这并不妨碍他接着就与教室里其他同学轻松谈笑。送走最后一名记者，他马上和同学们在空地上玩起了毽子，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的毽子踢得特别好，可以踢那种很复杂的花式。”提起这个长得胖墩墩、样子憨厚的大个子男生，班里的一名女生笑着说，“你别看他讲起道理头头是道，一副特别有思想的模样，但平时和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却该干吗干吗，从不摆谱。” 　　这天下午，刘若曦本该平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而不是被学校安排在一间会议室，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但他的一个决定，开启了自己的公民课程。 　　5月29日中午，他发微博称：“还有10天，我便成为一名成年的中国公民。经与父母商讨，我已决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姓名：刘若曦 年龄：十八岁  参选理由：依法参选人大，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理念：人民代表为人民。为民众表达诉求、争取利益。口号：民主政治，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尽管还没有什么响亮完整的竞选理念、参选口号和纲领，但他的微博迅速引来了网民的大量围观，其粉丝以每小时100人的速度增加。截至5月31日凌晨6时14分，他的微博粉丝量达到1749个，转发量超过3000次，评论数以百计。 　　他的英语老师李忠贵也想跟帖，特意撰写了一首打油诗支持他，却因为网络忙碌始终无法成功。 　　学校很多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同学都“挺他”，很多学生在网上表示：“希望他能成功！”身边的同学很多以掌声支持他，甚至有人在学校见到他，打招呼都改成“刘代表”了。 　　他所在的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二八班的同学们对他的“参选”并不感到意外。同学们说：“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简直太正常不过了，他就是这样的人，跟他平时没什么两样。” 　　同学眼里，刘若曦就是爱“挑头儿”。“食堂听证会就是他带的头！”上学期末，学校举行考试，为了让学生提前体验高考的感觉，学校决定实行单人单桌。没能安排进教室考场的高二八班，只能把冷飕飕的食堂当考场。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刘若曦号召同学联名给校长写信，双方还坐下来进行了“食堂听证”。最终食堂虽然还是成了考场，但是经过这样的民主评议，同学们和校方达成了共识，他们也坐在打扫得干净整齐的食堂里平静地考完了试。 　　甚至，刘若曦敢于挑战学校似乎不那么合理却白纸黑字的校纪校规。“男生的头发不能长过耳朵”，但是一度刘若曦的头发总是在“违规”的临界点上忽隐忽现，校方责令他马上理发。他却质疑：“长头发就不是好学生吗？那学校里那些留长发的艺术系毕业的男老师为什么就可以？很多偶像明星也留长发，其中也不乏榜样级人物。” 　　“有个性、有主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有思想”，这几乎是每一个带过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从高一到高二，他的考试成绩一直在十名左右徘徊，“英语尤其棒，是难得的尖子”。 　　可刘若曦认为自己并不讨老师的喜欢。“可能是我不太听话，自己的观点比较多。老师也批评说，希望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他说。 　　的确，这个高中生的视线远不只在校园。下大雨时，他会在微博上实时播送路况：梅山街水已高过鞋，通行不得。他去医院看病，发现楼层设置极为不便：八楼看内科，一楼缴费，三楼心电图，再回八楼，再去一楼缴费，二楼抽血，下午3点拿报告。于是他在微博质疑：这些事不能一次干完吗？他坐高铁，发现车站距离市区太远，回家就用微博质疑这样的设计有问题。 　　他不认同现在的教育，他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养活养富了一批“考试产业者”，这种看似公平的教育体制，牺牲了学生的自由发展。他不愿意自己成为不会思考的“考试机器”。 　　他算得上是“潮男”，像同龄人一样，追着周杰伦的演唱会看，抢购iPhone4，喜欢看NBA篮球，喜欢听日本植村音乐《厕所女神》。但这并不影响他热衷“三农”问题，他对那些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表示很心酸。他还呼吁大家每月捐出10元钱给一家慈善机构，帮助那些在农村需要帮助的人。他说：“愿施比受更有福！” 　　当然，相比得奥运金牌这样很远的大事，他更愿意考虑学校的体育馆之类的“小事儿”。他一次次看学校的体育馆规划图，希望学校能重视体育。他会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拿了再多金牌又有何用，只能说明举国体制在攫取金牌上的成效，并不是中国的体质教育的成果。体育课都舍不得上，要给期末考试让路，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 　　他不躲闪那些尖锐的问题。他对社会上“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的现象，予以评论：很多人不希望平等，只想在不平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从而俯视一切。 　　在他摆满课本、练习册的书本堆中，扎眼地摆着一些似乎本不该属于中学生的大部头。随便一翻，一本蔡定剑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映入眼帘，里面早已用红、蓝两种颜色画满了批注。 　　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李泽厚的《论语今读》、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周国平的《人生哲思录》，也在他的阅读书目上。“每周都要住校，没事无聊的时候，不读书能干吗呢？”就连他的英语老师，也常常想跟他交流书目。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经常点名要他发言。 　　这个号称不爱凑热闹、有“人群恐惧症”的大男孩，最崇拜的人物是胡适。他说：胡适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有很多社会和政治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他在微博里引用胡适的话：“我们谈自由，就是要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不承认异己自由的人就不配谈自由。” 　　以胡适为榜样，在微博上，刘若曦表示自己要容忍甚至接受“异见”。有人质疑他：你为什么不用简体汉字呢？用简体字会拉近你和选民的距离。很快，他的原本惯用的繁体字微博就改成简体字了。 　　如今，很多网友赞赏他，“后生可畏，90后的小子不得了”。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参选很性感，现实很骨感！选举需严肃对待”。还有种种议论，说他是官二代，是作秀，并表示自己“肯定不会选一个小屁孩做本区的人大代表”。甚至，还有谩骂的。 　　刘若曦表示：“我真的没有‘作秀’的想法，我只是想唤醒大家的权利意识。”与其在网上打口水战，他选择了静静地在图书馆捧着《选举法》研究。 　　他说，之所以还没来得及做田野调查，是因为“对自己要参选的选区还没有确定”。参选之前，这个高二男生特意去图书馆查阅了有关选举的法律知识，并且通过深圳市政府网站和福田区人大网站，了解区人大代表的换届时间、参选的程序等等。 　　深圳高级中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蒋平评价道：“这个孩子从今天开始，已经长大了，从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这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标志。” 　　刘若曦的同学说，他虽然热心公益，却从不主动申请当班干部。有同学评价他：“他似乎天生就淡泊名利，但是如果他愿意自荐，我们很愿意把他选成班干部。” 　　6月8日是刘若曦的18岁生日。“我要跟父母一起度过这个生命中最难忘的日子。另外，我还将把我的参选纲领等完整的文件在网上公布。” 　　刘若曦父亲是深圳市的一名公务员，母亲是一位教师。他说，父母对自己一向是开放、宽容的教育方式，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违法违纪，他们都支持。但具体到参选这件事，他表示，爸爸说不上是“非常支持”，只是“允许”自己去做。 　　他说自己的理想不是去政府部门工作，大学毕业之后，他更加愿意做一名独立的评论员和学者。 　　他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Shared by LJ 方可成《论官二代适合当记者》 http://www.fangkc.cn/2011/05/the-officiallings-can-become-good-journal ists/ 里提出的观点，在本文得到了印证。 本报记者 董月玲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5月11日 12 版） 蔚然在村里的蔬菜大棚 蔚然在农民家铡草 蔚然（右一）跟露宿街头的老农交谈 留守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种洋芋 村里老人骨折,因贫困未能及时治疗,不能行走，起床时只能拽根布绳。  　“我哀嚎着，瘫在路中间的泥水里。那辆车‘吭哧吭哧’地开到我前边，用车灯照着我。然后，退、退、退……司机也吓坏了，他看不出地上蠕动的这堆东西，是啥活物。” 　　这是蔚然“万村行”的一次遇险经历，也是他有生以来最感恐怖的一个夜晚。 　　在那个雨雾交加的晚上，他独自误入大山深处的无人区。等他推着自行车，好不容易爬到3000多米高的山顶时，四周已是浓雾弥漫，漆黑一片，只听得到山涧“哗哗”的流水声，还有一些动物发出的瘆人怪叫。 　　年久失修的沙石路，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水坑。路边立着些突兀的巨石，人走到跟前，鼻子都快碰上了，才猛地发现它。刹那间，感觉就像一个没头没脸的怪兽，挡在面前。 　　“几次就把我吓完了，我的头发倒竖，身子冰凉，恐惧到了极限。”蔚然回忆说。 　　衣服早被泥水湿透，人又冷又饿，但他只能硬着头皮，哆哆嗦嗦地走着。突然，蔚然一脚踩空，连人带车摔下山崖。“完了，死定了！”滚出去几米远，人被一块石头卡住，自行车断成两截。他摸索着爬回路上，双腿再也不听使唤，只能瘫坐在泥水里。 　　此时过路车出现。“我生怕那个司机不拉我，跑了。真那样，我就完了，要么死掉，要么疯掉。” 　　蔚然，原本是上海一个衣食无忧的白领。不同于时下的年轻人，大多想方设法往大城市跑，奔求富梦而去，他却反其道行之，做着一件看上去不合时宜、自讨苦吃的事：放着舒坦日子不过，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专去中国的穷地儿，往最僻远的犄角旮旯里钻，帮扶贫困农民。 　　5年了，他去过12个省，跑了近千个村子，还没停下来。 　　“只有出现了这两种情况，我可能会停：一是我的钱全花光了；二是我生病，跑不动了。” 　　 难道生命，真的就像这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吗？ 　　“犹豫了整整两年，我才迈出这一步。”蔚然说。 　　他出生在宁夏，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毕业后，先是到北京工作，后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曾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软件公司，中标过政府项目。“一直做下去，混个中产阶级，应该没啥问题。” 　　蔚然的强项之一，是善与人打交道，沟通、调解能力强，解决公关问题，一般不用请客吃饭。这点在他后来跑农村，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时，起了很大作用。 　　早在北京时，蔚然就有一个业余爱好，喜欢到农村考察，关注“三农问题”。那期间，他去过几次甘肃。一次，途中他住在一户农民家，那家很穷，却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了蔚然，左邻右舍好不容易凑钱，给他买了一块儿肉。走时，全村人又把他送到了村口。 　　“离开村子，我一路走一路想：都说好人有好报，可这些好心人，为什么生活得如此困苦？”很快，他纠正了自己的思路，不能这么凭感情想问题。毕竟，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理性地想想：他们贫困的症结是啥？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从那时起，一有空，他就跑农科院找技术，去国图查资料，也去周边的农村跑跑。“我去农村，有当地的单位介绍我时说是北京来的‘专家’。在农民的想象中，专家就是什么都会。他们会问：你看看，为啥我家的猪好几天不吃食了？别人家的黄瓜是直的，我们家为什么是弯的？这就逼得我回来后赶快学习。” 　　早在2004年，蔚然36岁时，就做好了自己“万村行”的架构——他打算用25年时间，走访上万个村子。他还规划了如何帮扶，开展哪些项目，去什么地方，行走的路线图等。 　　尽管这是他最想干的事，却迟迟没行动。 　　“中国有4个直辖市，我在其中3个待过，那都是人们想尽法子要去的地方。我已经在上海这么好的城市立下了，可是现在，要一下子全放弃掉，收入不错的工作、安定的生活，还要付出其他很多，那我首先要想周围人会怎么看。我能想象得出，他们会用上海话骂我是‘戆头’！” 　　“说白了，我还是一个俗人，放不下俗心俗念。”蔚然笑笑说。 　　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下定最后的决心。 　　“他老人家的去世，给他的儿子，上了最后一课。”料理完父亲的后事，蔚然坐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望着舷窗外飘浮的白云。他说自己突然间顿悟：对父亲来说，上苍已经很厚爱他老人家了，居然活到90岁。“但恰恰是这个90岁，刺激了我。难道生命，真的就像这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吗？” 　　“90年的岁月，也不过如此，也就3个30岁而已。我的第一个30岁已经过去，第二个也快10年了。等着一切条件都成熟，终于下决心行动时，可能我就快60岁了，还能跑得动、做得动吗？”他决定再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了，自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想做的事情中去。 　　一天早晨，8点15分，蔚然登上了上海至西宁的列车。随着车开动,他感到自己一下子解脱了、轻松了：“我再也不用犹豫、焦虑和兴奋，心里变得很踏实。” 　　到西宁，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放上背包、照相机、笔记本电脑，马上就骑着车，去了附近的农村。 　　这一天，是2006年8月14日。 　　 你能不远千里地来，知道俺们愁苦什，就行哩 　　看蔚然现在的脸，一点没有白领的模样，皮肤黝黑粗糙。他的个子有1.8米，体格壮硕。假如天气好、路况好，他说自己一天骑个百多里地没问题。一路上，他会时不时地把考察日记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 　　网友看了，不少人说他了不起，够伟大。也有人不屑一顾：那么偏远的角落，那些被遗忘的人，国家都管不了，你一个平头百姓，能帮啥？扶啥呀？有个网友甚至讥讽地说：“他也就是一贝勒爷，骑个自行车，满世界地去送口头温暖罢了。” 　　蔚然对着电脑苦笑：“兄弟，你说得太轻巧。你也跟我跑跑看，一趟，准把你给累趴下了。” 　　贫困地区多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很多地方不通汽车，所以蔚然选择骑自行车。“好多时候，不是我骑车，而是车骑我，我得扛着、推着它走。车子二三十斤，行李也差不多这么重。有时，一扛就是五六个钟头。” 　　身体的累还在其次，看见那些贫困地区的人生活得如此艰难，他的心情沉重和压抑。“刚开始，我每走完一个村子，离开时，都会哀声叹气的。贫困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倒是那些农民，反过来安慰我：你不用为我们的事太着急上火，我们祖辈就是这么活过来的，早习惯了。” 　　“最好得有个官方手续。”进村第一天，蔚然就碰到难题：身份的尴尬。人见人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能掏出来的，只有身份证，它也只能证明我是哪里人而已。”有人把他当成微服私访的官员，更多的人怀疑，这人是不是个骗子。 　　“没错呵，我跟骗子说的话没啥两样，骗子可能比我说得还好，还动听。唯一不同的是，骗子最后总是要钱的，而我蔚然不要。” 　　他在一个乡上，多时待两个来月，少时也有10多天。起初，蔚然把设计好的表格，拿出来作调查。可农民一见他掏出这个，心里马上就耸起一堵墙，人变得紧张、警觉，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后来，我把表啥的全收起来。我的目的，是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让农民说出真心话。再进门，我先脱鞋上炕。他们锄地，我跟着拨草；他们施肥，我帮着打药。一个锅里吃，一个炕上睡。最后，他们像对待兄弟一样，跟我彻夜长谈。” 　　有一个青海老农民说：“小伙子，你能不远千里地来，走到、看到、听到，难得着哩。就算你什也帮不上，你能坐下来听俺们说个话，知道俺们愁苦什，就行哩。现在，去找干部办事情，人家还骂骂咧咧，不给好脸子看，哪会听你扯？” 　　蔚然走到陕北，有一天，他偶然地进了一座破院子，遇见了一个80多岁、苦侯儿子们回家过年的独居老人。 　　刚开始以为没人住，蔚然要往外走。一个老太太端着一簸箕干树叶从窑洞里出来，一身黑色棉衣棉裤，头发上还挂着几片叶子。一见蔚然，老人二话不说，过来拉住他，让他快进窑洞暖和暖和。进了窑洞，又让蔚然脱鞋炕上坐。 　　“娃，今晚就住这，不走了，俺给你做饭。早几天前，过年的馍馍就蒸好了，他们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反正俺把吃的都做好了。” 　　老人边做饭，边唠起家里的事儿。她有仨儿子，大儿子在宁夏，是个老木匠，快60岁的人了，还在工地上干力气活，日子过得苦。二儿子在新疆的煤矿上，那矿常年出事，他家有两个娃，媳妇找不下活，两口子时常为钱打架。小儿子前几天托村里回来的人说，今年没挣下钱，全家回来没那么多路费，只捎回50元钱，让娘过年用。 　　“俺老头在时，几个娃娃都哄他，再过几年就好了。不知过了几个几年，把老头子给哄得下世了，也没见哪一个过得好些了，高高兴兴地回家过个年来。几年都是俺和老头子两个人过。今年，老头子走了，撇下俺一个人，冷冷清清过这年。”她还说，庄上也一年比一年冷清，现在过年连个放鞭炮的娃娃，都找不见。 　　“在这大年间，有个你来，好欢喜啊！” 　　说话间，老人把饭做好了：豆腐炒肉片、胡萝卜炒粉条、冻菠菜炒肉，还有一盘腌制的咸韭菜、一壶烫好的米酒、热气腾腾的花卷。她把放在一边的炕桌挪过来，然后递给蔚然一个大花卷，让他趁热吃。吃完花卷后，老人端起酒壶斟酒：“多喝点，不会醉人的。这是俺酿的谷子酒，酒劲淡，多喝暖身子。” 　　她不停地把菜往蔚然碗里夹。“俺们农民没有习惯吃这么多菜，有几口咸菜，就能过活了。你多吃，大冷天，出门在外多不易啊！娃，你还没有俺小儿子大，跟俺大孙娃子差不多。你大年间还能来，俺欢喜得很，就当是俺的娃，回来看俺哩。” 　　窑洞外的雪一直下着，而且越来越大，没有停的意思，院子里白茫茫一片。蔚然想，如果明天走，路上积雪更厚，可能自己就被困在这里了。“可老妈妈俨然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了，一会儿端汤，一会儿斟酒的，炕上炕下来回跑，我就这么走了，也实在太残忍了。我没有再想，就留了下来。” 　　晚上，老人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蔚然早些睡，明天还要赶路。“她时不时地给我盖被子，怕我冻着。那夜，我心里的温暖，要比身上的温暖更让我难忘。” 　　“那些孤立无援、苦苦挣扎中的农民，你给他们一点点温暖、一点点希望，哪怕只是陪陪他们、听他们说说话，他们都会发自内心地感激。而我，则是发自内心地感动。” 　　蔚然说，人一旦有了爱，也就有了一分责任。 　　 现在死都不难，没钱的日子，比死还难哩 　　去年底，蔚然将自己的考察日记，结集出了一本书——《粮民》。 　　“我是想把自己看到的、又解决不了的问题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一起想办法来解决。”他说农民现在最大的3个难题是：大学、大龄、大病。 　　他到过青海的一户农民家，这家虽考出了3个大学生，却并没有改变贫穷的命运，反而让家里背上几万元的债。大女儿靠贷款读完大学，却因为没还清欠款，学校不发毕业证，到现在还是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到处打工。接下来，两个弟妹又同年考取大学。 　　这家的主妇对蔚然说：现在死都不难，没钱的日子，比死还难哩！大人不敢得病，娃娃不敢上学，尤其是上大学。谁家摊上这两样事情，不要命，也得半死。 　　“大龄”农民，不光指那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汉，还包括那些“老农民”。 　　“说起中国的老龄化，人们往往以城市人口为对象，好像农村没有或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一样。但据我看，在农村实际情况更严重。一是，农村青壮年绝大多数外出务工，本来就没有社会保障的老农民，无奈被抛弃在了农村，陷入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境地；二是，农民长期从事重体力农业生产劳动，人会提早衰老。” 　　在云南一个没什么流动人口的小镇上，蔚然路遇一个80多岁的拣破烂老人。当时，风吹来一个很小的烟盒，落到阴沟里，她也佝偻着身子，爬下去拣。“她每天只能拣几角钱，用这钱到小饭馆买碗米饭吃。”得知老人还有个儿子，蔚然很气愤。可到了这个儿子家一看，他的火气没了，一点怨言也没有。“这儿子过得，比老娘还惨。人有病，老实巴交没文化，也不敢出门打工，靠种点薄地为生。买不起化肥，庄稼长得不好，收的那点粮食，连养活俩孩子都难。为了给儿子减轻些负担，老人才出来捡破烂，自己解决吃饭问题。” 　　镇上有个养老院，住了3位老太太。一个80多岁的瘫在床上，另两个70来岁的，外出拣垃圾。养老院只提供住处，要想继续生存，她们就得自力更生。白天，俩老人拣破烂。晚上，3个人一起做香烛。这些香烛，一部分卖给信佛的村民，另一些留作自用。“焚香拜佛，算是这3个老人的‘医疗保险’。” 　　一路上，不断有农民对蔚然抱怨着：“我们没有退休年龄，没有退休金，干不动，还得干。今天不出去干活，明天就没有饭吃！老了依靠儿女，这都是瞎话。现在，有几个儿女可以指望得上呵？他们连自己都顾缠不住（养活不了）。” 　　“村里现在是老的老、小的小，地就靠我们种。出去挣钱的，钱不见钱，人不见人。撂下老人孩子，弄点学费，难呵！” 　　“应该讲，现在国家政策对农民越来越好。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可这日子，咋过得越来越难了？” 　　在自家炕头上，甘肃泾河川的农民老王，跟蔚然说起自己老婆的故事。 　　“她走的头天，给我和孩子蒸了3锅馍馍，擀了许多面条，还给我和孩子洗了衣服。那时，她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到最后那些日子，她疼起来，头上身上的汗水就像雨水一样哗哗地湿透衣服。可我连买一片止痛片也买不起呵！只有眼睁睁看着她，被病折磨着，没有一点法子。” 　　老王半身不遂，一步路都走不了。实在没办法，他把十几岁的大女儿给订人了(订婚)，拿了人家2000元钱，给老婆做化疗。只两次，钱就没了。 　　“她疼起来的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伸出我的左手，去拽着她的手。我不知道能不能缓一缓她的疼，可我没有左手撑着，人就坐不起来，我只能躺着去够她的手。”老王说着说着，泣不成声。 　　蔚然递给老王一张面巾纸，伸出手握住他的手。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沉默了好一阵，老王哽咽着继续说：“自她病了，那么疼，几乎是没有吭过一声，我是看在眼里，难过在心上。她临终前那晚上，抓着我的手说，我没有给你治好病，自己倒是病倒了，我放心不下你和孩子，可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我没了，你要慢慢挣扎着起来，学着照顾自己和孩子。” 　　“说完，她打生病以来第一次哭了。后来，她拿着我们结婚时买的—个小镜子，照着给自己梳了梳头，然后她说想睡了，就躺在我的旁边。自从她查出得了乳腺癌后，就一个人独自睡，可那晚上她没有。她躺在我旁边，看她脸色蜡黄，我问她难受吗？疼吗？她闭着眼睛摇了一下头。我没有再打扰她，心想她能睡会儿，就睡会儿吧。她病了以后，几乎没有怎么睡过觉，一到晚上就疼得厉害。天朦朦亮时，我感觉有些不好，就叫她，可她再也没有醒过来……” 　　老王再也憋不住了，嚎啕大哭。 　　 你就帮俺们村修一条路吧！盼这路，都盼几辈子了 　　有天一大早，蔚然接了个电话，只听见一个男人用川贵口音，直门大嗓地喊：“是蔚然吗？我们要还钱！”蔚然一时有些发懵，下意识地想：我没跟谁借过钱啊？ 　　见他没吭声，那男的又急促地说：“我们要还钱！” 　　“你别急，先告诉我，你是哪儿的。” 　　“我们是贵州的，是安顺的。” 　　蔚然这才反应过来：“噢，你是八猫冲的吧。”接着，他脑子里念头一闪：完了，干砸了！ 　　一年前，蔚然去了贵州的安顺地区。他推着自行车，走进山沟沟里的一条小岔道上，从上午9点一直走到下午3点，才见到一户人家。他在这个村子住下。经过考察，他发现村里每家每户差不多都有10亩左右的山林。“树下没有灌木，全是毛茸茸的茅草。我豁然开朗，想到了一个脱贫办法。” 　　来前，他在乡上遇到赶场，亲眼看见从贵阳来的商贩收购当地的土鸡，一斤要十二三元钱，拿回贵阳，能卖到20来元。“我指着眼前的山林，对村民们说，你们是捧着金碗要饭吃呢！他们眼皮一撩道：那树，砍不得，砍了国家要罚钱的。我说，不是叫你们砍树，是养鸡，散养土鸡！” 　　一个小伙子听了，立马兴奋起来：“哎呀！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没本钱呵！” 　　“只要你愿意干，本钱、技术我出，无偿的！” 　　刚好有个网友就是贵州的，他曾跟蔚然说过，自己可以资助5至10名学生，哪怕从小学读到大学都可以。蔚然马上跟他联系，说了这个项目的事，计划先找4家，每户投入5000元，用来抓鸡苗、建鸡舍、挂围网等。那个网友当时就同意了。 　　接着，蔚然陪着4户农民到镇上选好材料，谈好价钱。然后让网友把款打到厂家的账上。一直到扎好鸡笼，在山坡围好场地，备好饲料，鸡都养上了，蔚然才离开。 　　“他们现在突然打电话，要还钱，难道说干砸了？不对啊，干赔了，哪还有钱还？”听对方语气很激动、很紧张，蔚然说：“你别急，慢慢说，你们还什么钱？” 　　“蔚老师，我们4家都挣着钱了。现在，又有4户人家愿意养鸡，我们把鸡苗给了他们，网子也帮他们买回来了。”原来，那些土鸡第一茬就卖到一斤18元钱，本钱差不多回来了。 　　蔚然跟他们说好的，资助的钱不用还，要接着往下家滚动。但这些农民很固执：“我们苗人，没有欠人家钱的习惯。我们现在挣着钱、有钱了，所以，要还钱！” 　　甘肃陇南的大盘峪村，位于大山深处，挂在山腰上。蔚然见这里到处生长着茂密的灌木，离四川广元又近，觉得养羊这个项目肯定好。“一点污染都没有，羊肉绝对是无公害的绿色有机食品，羊毛还可以深加工。”当他兴冲冲地跟村民说起这些，没想到当即就被回绝了。 　　“你看我们这路吧，每年光是化肥，都要背两天。头一天，化肥背到半路，人已经累得不行。先得回家吃饱喝足，睡一晚上，第二天才有力气下去接着背。” 　　“路不好，我们养的猪，都卖不上个好价钱。山下卖到6块一斤，我们最多卖4块钱。为啥？猪贩说了，你看你们这路，好多凿在直上直下的石板上，猪赶回去，路上说不定就摔死了。一头死猪，值啥钱？” 　　“蔚老师，你啥项目都不用帮，不用帮俺抓啥鸡娃子、羊羔子。这些俺们以后借点、贷点就能办。你就帮一样：帮俺们村修一条路吧！盼这路，都盼几辈子了。” 　　蔚然一听，脑子“嗡”地就大了。“在上海，路基那么好，只是把路面刮掉，重铺一层沥青，修一公里路也得几十万元。他们这村，修路要开山劈石的，七八公里路，得投多少钱啊？” 　　10多年来，村里也多次组织村民，想靠人力修这条路。但由于全是岩石峭壁，用人力没法挖开，加上村子太穷，集不上钱，最后都放弃了。 　　听说村里有个驻村干部，蔚然说想见见。村民一听就来气了：“啥驻村干部，就是个驻家干部。一年到头，也看不见人影。” 　　夜里，蔚然愁得睡不着，在大脑里不停地搜索着能用得上的信息和关系。绞尽脑汁折腾了一晚上，也没个结果。天刚朦朦亮，他爬起来去山上溜达，想让大脑清醒清醒。 　　山坡上，有个早起的老人，正在盖房子。蔚然走过去，问他原来的房子是怎么倒的。老人说是“5.12”大地震时震塌的。蔚然又问：灾后重建房，国家规定要用水泥、钢筋打基础，得能抗8级地震，你怎么光是木架结构？老人苦笑着道：等我把水泥、沙子都背上来，那得10年，俺等不起。 　　他的话，一下子提醒了蔚然：“有办法了！” 　　“5.12”后，蔚然去了汶川，曾参与过救援和灾后重建，所以对国家相关政策了解得比较透彻。灾后重建房，必须在2009年年底建成，要达到国家标准，每户才能领到2万元的补助款。另外，验收不合格的话，地方官员是要被问责的。 　　“我立马想到灾后重建办，于是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但山里信号不好，我一口气跑到山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的。”拨通陇南市政府的重建办，听了他的介绍，对方让蔚然写个材料，再发个E-mail。 　　“还发什么E-mail？我打个电话，都跑到山顶，挂在树梢上。干脆，我带上材料，直接去吧。”蔚然兴奋地往山下跑，跑进村支书家。边打开笔记本电脑写材料，边对支书喊：“起来，快起来，我们到市里去！” 　　他们搭上一辆长途客车，颠了十五六个钟头，才到陇南。下车后，人被颠麻了，知道是往前迈步，但感觉不到腿在走动。 　　到了重建办，蔚然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强调说是从上海来的，接着细说了一遍灾后重建的相关政策。“国家要求今年底，重建房要建好、人住进去。像这个村子的情况，按现在的这种建法，不可能达标。到时，你们咋验收？咋通过？除非弄虚作假。” 　　连蔚然也没想到，第三天，在去通渭的路上，他接到村支书的电话。老汉声音很大，震得他耳朵“嗡嗡”的：“市长来了！还带来了交通局长，已经定下为村子修路哩，哈哈哈……俺代表村里八辈祖宗，谢谢你！” 　　蔚然说，每次帮助一户或一个地方的农民，干成一件事，让他们的生活有少许改善后，自己心里那个舒畅、那个满足、那个高兴劲儿，是语言无法表达的。“几个月来的辛苦、疲劳，这时就会一扫而空。” 　 　中国不缺做善事的人，但缺少做善事的渠道 　　蔚然的博客，曾获十大“社会责任博客”称号。当选后，又吸引来了更多的网友，打电话的人也多，不少人邀请蔚然到他们那里。 　　现在动身前，蔚然会先在博客上发个行程通知。很快，就有要去那个地方的网友冒出来，给他留下联系方式。有一回，到了甘肃某地，蔚然给一个留过言的网友打电话，“见了面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副区长”。 　　“身份尴尬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蔚然说他越走越顺当。“到了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认识的人领着，只要赶过一次集，全乡的人差不多都会知道我。民间传播速度是很快的。这时，你就等着吧，那些有心的农民，会自动找上门来。” 　　“我帮农民，许多人在帮我。”蔚然说，有网友会时不时地给自己留言：兄弟，还能不能撑住？ 　　现在他的帮扶有三大块：劳务、资金、项目，这其中99%是靠网友的支持。目前，聚拢在蔚然博客上的网友，他说保守估计也有上万人。“我把他们统称为爱心人士。没有他们，好多事我也干不成。中国不缺做善事的人，但缺少做善事的渠道。” 　　今年，蔚然是正月初三出的门。 　　有个服装设计师找到他，这个设计师不但有自己的品牌、专卖店，在深圳还有厂子，生产的服装主要是出口，从纺线、织布，到最后的缝制，都是手工完成。他想找一个贫困地区，把那里不能出门打工、会做针线活的妇女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就地打工挣钱脱贫。 　　蔚然陪他去了甘肃通渭的一些村子。回县城前，赶上下雪，雪下了3天3夜，地上结着厚厚的冰，人一走一滑。刚开始，他俩还数着，想看看一路上能摔多少跤。“走了整整8个钟头，后来摔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数也数不过来。” 　　裤脚全被打湿，结了冰，挂在上边的冰块像铃铛一样，一走就“哗啦啦”地响着。鞋子里也全是水，一踩一个水泡。正当他们在山崖上艰难行进时，蔚然的手机响了。 　　“你好！我是广陵县的县委书记。我们这里，是晋北的贫困地区。我郑重地邀请你，到我们县里来……” 　　每次，从外边回到上海，蔚然的那些商界朋友少不了给他接风洗尘。喝着、唠着，席间他们常常慨叹：现在，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房有房，开着香车、美女如云，啥也不缺，可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到快乐？ 　　“你这家伙，每次回来，虽然人又黑又瘦的，但从你眼睛里能看得出，你是我们当中，幸福指数最高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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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建波在矿井下 岳建波和妻子在家里 岳建波在演出 岳建波在练习长跑 岳建波上井后在澡堂里 　　这个通道连接着两个世界：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一个光亮，一个幽暗；但有时候，一个过于束缚，一个反倒清净。 　　在这两重世界之间，岳建波已经“穿越”了9年。他今年31岁，在山西省阳泉市一个国营煤矿上班，是中国上百万煤矿工人大军中的一员。 　　4月初的一个下午，太阳暖洋洋的，岳建波像往常一样，换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棉服，提上一个分辨不出颜色的挎包，走到这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 　　“不了解我的工作，你就无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这个矿工眯着眼睛说。他是近视眼，带点散光，但从不戴眼镜，因为“不想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 　　在地上世界，这个煤矿工人是一个摇滚歌手。他不懂乐谱，不会玩乐器，歌唱得也“不咋地”，他的“陷乐队”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登台表演，但这些并不妨碍他玩得津津有味，甚至还玩出点名气。 　　他还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经常自费参加全国的马拉松比赛——从未拿过名次，但乐此不疲。 　　因为这些爱好，周边的人视他为“怪人”，认为他“不务正业”。不过岳建波不在乎这些，他略带着点结巴说：“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我只是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黑》：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在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缆车循环地转动着。每个缆车只有一根柱子一个座。 　　矿工们习惯叫缆车为“猴车”。“过来一扒，像猴子一样坐上去，所以叫猴车。”岳建波打趣地说。 　　一辆猴车过来，岳建波把挎包往背后一甩，双手扒住柱子，骑在座位上。猴车缓缓下行，他把头靠在柱子上，摆弄着手中的矿灯。 　　很快，地上世界的景物和光亮消失了。在寂静的通道中，“滴答滴答”的水滴声显得清晰透亮。 　　9年前，岳建波拿到了到矿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书。在他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父子二人成为工友。 　　在阳泉这座以煤炭为主要产业的城市中，矿区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3。就像农民祖祖辈辈固守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生活在矿区的20多万人中，相当一部分世代相袭，固守着地下的那个世界。 　　岳建波打小就不喜欢煤矿。他听说过煤矿上经常死人，也见到过皮肤里渗着煤灰的矿工，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小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和邻居们总忘不了夸奖他几句：“这孩子将来一定能上个好大学。”他也在这些夸奖中暗暗设计自己的人生：考个大学，最不济也上个中专。然而两次中考失利，之后他在父亲的劝说下，上了当地一个技校，学的是家电维修。技校毕业两年后，他拿到了分配通知书。 　　他的第一念头是“不干”。回到家中，他和父亲说了自己分配的工作，到井下做瓦斯设备检测。父亲点了一根烟，沉默一阵后告诉他：“井下有什么不好？我不干了一辈子嘛。有份工作不容易，你就知足吧。” 　　他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先是当兵，复员回家后赶上阳泉一个国营煤矿招工。1974年他成了煤矿工人，在井下足足干了27年。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让整个家庭摆脱了农民身份，但没能力让这个二儿子摆脱矿工身份。 　　“那有什么办法，咱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钱。”父亲说。打心里，他并不想儿子步自己的后尘。 　　最终岳建波屈服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他的两个儿时伙伴，一样都是煤矿子弟，也一样读过技校，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书时，他俩的工作还没任何着落。两人落实工作，是在他下井几年之后的事了。 　　不过他并不甘心。后来的日子中，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最终，“摇滚改变了生活”。不上班的时候，他是摇滚歌手，用音乐“玩儿”，也用音乐表达；上班的时候，他则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到那个幽暗的世界“混饭吃”。 　　大约10分钟后，猴车到达终点。岳建波的脚踏在了这个煤矿的“594点”。这意味着，他到达了地下594米的地方。 　　下了一段长长的台阶，拐个弯，走上10多米，就到达运输巷口。在这个地方，岳建波和他的同事们，即将坐上被叫做“人车”的有轨电车，前往各个工作面。在井下有3种车，除了猴车、人车外，还有一种是货车，运输煤炭和井下设备。 　　从下猴车的地方到运输巷口的这段通道，全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铺面。岳建波说，这是最近两三年才铺的，有人定期擦拭。“全是形象工程。领导来视察，就走到这里。记者拍个照，回去一宣传，还以为煤矿工人的条件有多好呢。”他使劲跺了一下脚，嘟囔着说。 　　走出这个光鲜的地方，真正的地下世界出现在面前：巷道里的风呜呜地响，冷光灯发出的光亮，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如果没有矿灯做标志，根本看不清10多米外有人在走动。 　　去年，摇滚歌手岳建波给矿工岳建波写了一首叫《黑》的歌。歌词只有4句话：“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有人说我写的歌屁都不是。没有下过坑的人，理解不了我的歌词。就比如《黑》，只有在井下，你才知道什么叫‘黑’，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风呜呜地响，一阵阵阴森的冷，岳建波裹了裹棉衣。沉默了一阵，他突然又接着说：“地面上其实也挺黑。”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在这个8000多人的国营煤矿上，有不少岳建波的“粉丝”。老刘就是其中一个，他最常说的话是“小岳唱出了我们煤矿工人的心里话”。 很快一辆人车过来了。岳建波坐下后，车子启动，“咣当咣当”响。 《窑工》：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行驶10多分钟后，人车停下，岳建波在第一站下车。车子还要继续前进，在前方还有几条巷道。 　　下车的地方有一条巷道，长1.5公里。他今天的工作是检查这条巷道中的瓦斯监控设备。每遇到这样的设备，他都要过去看一眼。碰到电话，他还会和井上的控制室联系。 　　相对于人车行驶的巷道，这条巷道要亮一些。巷道顶上犬牙交错，一根根钢筋裸露出来，仿佛稍有动静，这些钢筋就会扎下来。水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声音能回荡很久。 　　上海摄影师陈晓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岳建波，后来曾专门到阳泉，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4天3夜，给他拍摄过一组照片。陈晓峰走到井下巷道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世界的尽头到了”。他说，在井下自己“就像老鼠一样”，面对“从未有过的黑暗”，感觉“非常压抑”。回到地面后，他想，再也不下去了！“我想象不出那些每天下井的矿工们是什么样的心境。”陈晓峰说。 　　半道上有个小巷，岳建波钻了进去。突然一声响动，他稍一弯腰，摸了摸头顶的安全帽。“没事，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他说。 　　一路上，只碰到不到10个人。每碰到一个人，双方都要拿矿灯互相照一下。这算是打招呼。 　　“说实话，一个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岳建波笑着说。 　　这条巷道里风很大。走路出了满身的汗，风一吹，一会儿整个身体就透心凉。岳建波的棉服已经有一年多没洗过了，因为“洗了也白洗”，一趟下来，棉服就全湿透了。 　　20多分钟后，他走到了工作面。那一天，这个工作面没有生产，矿工们在庞大的采煤机旁扎堆闲聊。 　　工作面看起来似乎更加可怕。一根根液压柱支着黑漆漆的顶部，不时还会有小煤块掉下来。但闲聊的矿工们看起来若无其事。 　　这个地方没有一丝风，待一会儿就热得要命。矿工们说，要是生产的话，工作面上的情况还要糟糕，不仅热，还到处是粉尘，说句话就会吃进去不少。 　　一线的矿工们本来配发有防尘面罩，可没有几个人愿意戴。因为一戴上，连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一干就是8个小时。 　　早在2007年，岳建波就写了一首反映矿工生活的歌，《窑工》。在那首歌中，他写道：“破衣裳、烂雨鞋，针个盈盈的疼；阴凉凉的黑洞洞里，四疙瘩石头夹疙瘩肉；黑脸脸、灰脸脸，醋个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井下的人，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干活，一不小心就会把命丢了。”他说。 　　有一次，岳建波到一个工作面检查设备。设备在一根铁柱子后，但柱子已经被压弯了，他只能壮着胆子钻进去。等他钻出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他碰到的最为危险的事。 　　这个煤矿工人平时喜欢上网，每有矿难的消息，他都会暗自哭上一会儿。 　　尽管干着最危险的工作，矿工们的收入并不高。岳建波是二线工人，按时出勤的话，月工资不过2000元。一线工人上满班，一个月挣的钱也不会超过3000元。 　　因此矿工们总是满腹牢骚。但凡听说一点不公平的事情，他们都会骂上半天。在地下这个男人的世界中，他们还会议论女人，说一些最刺激的字眼过过嘴瘾。 　　当他们从地下世界钻出来，一部分人走进小餐馆，吃肉喝酒；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赌上一场；还有一部分人，到卡拉OK厅，吼上一阵。当然，也有少许人，偶尔会到这个城市的角落，找女人消遣。第二天，他们照样钻到地下，照样发着牢骚。 　　“井下太压抑，大家总得发泄发泄。”矿工老刘说。他喜欢赌博，前几年输得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人抢着下井。岳建波有两个同事是临时工，几乎每个月，他们都出满勤。“一家老小都靠我这点工资活，不干不行呀。我们的合同快到期了，矿上随时可能不要我们。工作不好找，我得抓个紧，多挣点钱。”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说。他有两个孩子，现都在读初中。 　　岳建波是煤矿的正式职工，没有随时解聘的压力。但他和这两个临时工的同事一样，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可这个矿工并不拼命，出满勤的月份，他几乎没有。他也有满腹牢骚，他的牢骚在激情的表演，或者单调的长跑中发泄。 《灭》：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多年之后，这个煤矿工人逐渐习惯了这个寂静黑暗的工作环境，有时，他甚至有些喜欢。“地面上的人勾心斗角，这里反倒清净一些。”岳建波说。 　　刚参加工作不久，这个年轻人还是很努力地工作。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换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就像他技校毕业后那两年中，他四处打工。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时，他表现得非常好，结果老板给了他一个清闲但又有权力的职位，一些同事便开始巴结他。 　　但到矿上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地“幼稚”。 　　有一次，他扛着一根很沉的木料到一个地方。快到目的地时，和他同行的同事突然抢着帮他扛木头。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一再说“马上就到了”，可是同事还是抢了过去。等走近一看，这个近视眼才发现，原来有个领导在角落中站着。 　　他们走过去时，领导直夸他的同事“能干”。没多久，这个同事就调到井上工作。之后他听说，这个同事也给领导送过钱。 　　这样的事情，他早就知道。技校毕业时，那些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纷纷找到了工作，他却只能在老师的号召下，到广东惠州打工。而在这之前，他曾为自己是班里唯一一个“考进去的”、唯一拿过奖学金的好学生，沾沾自喜过很长一阵子。那时候，他安慰自己，只要努力奋斗，总会好起来。 　　有同学曾给他出过招儿，平时请领导吃一顿，逢年过节给领导买点礼物，调到井上工作是很容易的事。可这个年轻人有些“拧巴”，打死也不去领导家，从未请领导吃过饭。有时，他甚至会让领导感到难堪。 　　早些年，煤矿上组织长跑比赛。从小就喜欢长跑的岳建波要报名参加，可是那天正赶上他上班，领导不批准。他坚决要求，领导勉强答应，并且说：“你要能跑个名次，我给你300块钱。” 　　结果岳建波真跑了个第一名。当他找到领导时，对方却不再提这回事了。 　　不久以后，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误遭到领导批评，并说可能要罚款500元。那时，他的月工资不过800元。 　　一个老工友告诉他，赶紧去领导家送点礼，或许就没事了。他买了100元的礼物，摸黑走到领导家。领导收下礼物，安慰他说没事。但事后，他被点名批评，罚款500元，并要他的父母去交罚款。 　　“我非常失望。”岳建波说着，双手插在迷彩裤的裤兜里，不停地走动，说到激动处，一句话有好几个停顿。 　　后来，他又陆续被罚了好几百元。老刘和他同事多年，从来也没听说过矿上哪个人被罚款的次数和钱数有岳建波多，尽管有些人还不如他安分。 　　终于有一天，这个“从没打过架”的小伙子忍不住了，喝了一点酒后，提着酒瓶，闯到顶头上司的办公室，要把人家“脑袋砸开花”。不巧的是，这位上司不在办公室。 　　打那之后，岳建波像变了个人似的。但凡开会，领导在台上讲话，他就时不时说一些风凉话。他慢慢成为领导们不喜欢的对象。他也不再起劲干活，不再幻想领导“良心发现”，调他到地面上工作。 　　就像他写的一首叫《灭》的歌：“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岳建波就开始接触摇滚乐。那时，他的哥哥在郑州上学，一次假期回家时，带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带。这些磁带曾让他着迷过一段时间。工作不如意，他又翻出那些老歌，一遍一遍地听。在井下的时候，他还时不时吼上几嗓子。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穿上带着汗臭的衣服，准备下井。到达通道口时，突然听到一个房间里传出吉他声。他推门进去，看到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小伙子，正在埋头摆弄着手中的吉他。 　　“你也喜欢摇滚？”他问这个工友。 　　对方点点头。二人随即聊起来，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乐队。这个叫小董的工友叫来另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同事。3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决定成立一个乐队，并起名叫“探照灯”。 　　此后，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凑到一起自娱自乐。玩着玩着，逐渐在煤矿上玩出点小名气。 　　2005年，这个煤矿工人郁积的情绪，在一首名叫《没人给你面子》的歌曲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 　　在工作面转了一圈后，岳建波从回风巷钻回那条1.5公里长的巷道。这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还没到下班时间，可他实在待不住了。前段时间，矿上要求工人必须在井下待够8小时，否则就扣工资。“扣就扣吧，在井下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他恨恨地说。 　　猴车快到终点了，他跳下来，深呼吸一口，抬头看了看天空。“上面真好。” 　　在天空下停留了一阵子后，他才走向更衣室。他上来得正是时候，澡堂子里的水不太脏。如果赶上下班高峰，澡堂子的水很快就变得黏糊糊的。这里有淋浴，但大都是坏的。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修。 　　一阵冲洗后，岳建波换上了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一条迷彩裤，正式回到地上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一个长跑爱好者。 　　岳建波第一次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是在2005年。那一年，他所在的国营煤矿举办一次全体职工活动，有人推荐他去表演。 　　活动当天，岳建波翻唱了“扭曲的机器”乐队的《没人给你面子》。没唱几句，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有观众跟着他一起吼“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词。唱完后，他以“摇滚的方式”，背对着观众谢幕。 　　这场演出后，这个说话有点罗嗦、头发稀疏的摇滚歌手在这个煤矿一炮走红。很长时间内，“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话，成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开场白。直到现在，一些听过他演出的人，都认为那首歌让他们“痛快了一把”。 　　不过，后来有知情人告诉岳建波，坐在前排观看的矿领导，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当年搞活动的剧场，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岳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后，他再没有在这里登过台。 　　活动之后不久，矿上组织了一次考试，选拔人到一个重要岗位。在这次考试中，岳建波的成绩挺突出。但是从未有领导和他说过什么，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我一点也不后悔。”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激动起来，来回走动着，偶尔还会骂上两句。 　　日子一天一天过，乐队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摇滚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老赵。2009年，他与老赵成立了“陷乐队”，固定成员只有他们两个。对这个名字，岳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来解释。 　　在排练过程中，乐手随意弹一些节奏，岳建波即兴填词。一来二去，他倒也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词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诸如此类的排比句。 　　老赵是个“不知名”画家，也玩过摇滚。他有些胖，笑眯眯的，戴个眼镜。在岳建波眼里，老赵是个“有学问”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就找老赵探讨一下人生或社会。 　　“这个社会处处有不公平，你要么接受，要么抗争。”老赵告诉他，“如果接受，那不公平就会永远存在。” 　　类似的话交流得多了，煤矿工人岳建波的思考也多了。他把这些思考，郑重地写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 　　从那之后，他几乎不再翻唱别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歌词即兴的也多，即使同一个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词可能不一样。不少歌词，都反映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种表演，老赵更倾向于认为是舞台“行为艺术”。 　　有一段时间，岳建波出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都会联系一下赛事举办地的酒吧。老赵有固定工作，不能随他一块到外地演出。一旦联系成功，岳建波就会带上事先录好的伴奏带，一个人登台表演。 　　前年，老赵搞了一个名为“采空区”的画展，主题是呈现像阳泉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因为地下被挖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摇滚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他站在那里，胸前挂一块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参观者可随意在牌子的正反面，分别写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生活。”他说。 　　不少朋友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儿，生活对谁都一样。“你这样做，只会让领导对你更不好。”一个朋友对他说。 　　“无所谓，大不过被开除。”他回答说。 《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澡堂子门前是一条水泥路。顺着路往下走大约500米，就到了岳建波的家。再接着前行500米左右，就进入城市的边缘了。 　　实际上，这个矿区和城市没什么区别。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同样的灰尘飞扬。 　　在父母的唠叨下，2005年，岳建波与小他5岁的一个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两居室。 　　压力接踵而来。房子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元，钱是四处凑的。直到现在，岳建波仍有近7万元借款没还清。他的工资本在母亲那里，由于上班不正常，里面的钱根本没多少。现在家里的开支，全靠妻子一个月不到700元的工资支撑。 　　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前些日子，母亲做了一个手术，父亲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邻居发现，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看了一场病，花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现在她80多岁，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万一有什么，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耗时一天，老人根本折腾不起；要是雇车，没个六七百元，没人愿意跑。 　　“处处需要钱，压力很大。”岳建波把双手一摊，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第二次中考后，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当时，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当时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后来到矿上，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而没上大学的遗憾，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现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2009年，小董“洗手不干”。工作之余，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父母年纪也大了。“只谈理想，生活怎么办？”小董叹息道，“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专毕业后，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后来在深圳待下来，教人学乐器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现在还没结婚。 　　所以，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她的条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点儿。”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因为他觉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 　　“不要孩子压力也大。”岳建波说，“老赵是知识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我一个煤矿工人，说的人更多，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好好工作，多攒点钱，生个孩子，让父母少操心。可是岳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他反问哥哥。 　　一谈到这个问题，哥哥不免语塞。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老二的压力少了些。 　　这天晚饭后，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打开电脑。过一段时间，有个马拉松赛，他已经报名了，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另外，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联系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忙些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着说。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岳建波参加了。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他的歌唱得不错，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我又能做什么？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岳建波说。 　　第二天下午，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两只老鼠》写的一样，“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本版图片均由陈晓峰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