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

中国害怕朝鲜重蹈前东德“覆辙”?

德國之聲 最近一段时间,韩国方面对于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抗议声朗愈演愈烈。专家认为,在“脱北者”问题上,北京既要面对人道主义方面的压力,又要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可谓进退两难。 对所谓”脱北者”,即朝鲜出逃难民的处置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不过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韩国政府对于中国方面遣返朝鲜难民的抗议越来越强烈。据美联社报道,最近两个星期里,几乎每天都有活动人士聚集在中国驻首尔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者甚至偶尔会和警方发生冲突。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周五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10天之前将31名朝鲜难民全部遣返。该报道还称,包括这些”脱北者”在内,仅仅在2月份,就有400名朝鲜难民被强制遣返。这些难民被遣送回朝鲜之后被关押在政治犯收容所,部分人面临严峻的刑罚甚至死刑。 “遣返朝鲜难民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首尔政府呼吁中国按照国际标准处理朝鲜难民,而北京方面则强调,这些”脱北者”是经济难民,而不是政治难民。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朝鲜问题专家弗兰克(Rüdiger Frank)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从国际法和惯例的角度看,中国对于这些难民的处置至少形式上并没有太多可以指摘之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一味地遣返朝鲜难民并不是合适的解决办法。他说: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不管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更何况,从朝鲜严重的食品匮乏状况来看,经济原因造成的难民也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因此,任何阻止这种难民潮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 据美联社援引韩国统一部报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结束至今,一共有大约2.1万人从朝鲜逃至韩国。韩国反对党自由先进党议员朴宣映(Park Sun-young)对美联社记者表示:”大部分脱北者不是为了到中国生活,而是为了到韩国来。中国应该尊重这一点。”朝鲜问题专家弗兰克指出,对于这些朝鲜难民出逃的动机,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管是为了逃离政治迫害,还是出于生活的窘迫,大部分人可能首要的目标就是离开朝鲜。最简单的路径就是先逃入中国东北作为”中转站”,然后再寻找机会进入韩国。 历经千难万险,只为过上更好的生活? 据估计,目前有大约10万朝鲜难民生活在中国,其中大部分在朝鲜族聚居的延边地区,那里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对于他们来说比较熟悉,而且也不容易被发现。弗兰克向德国之声透露,根据他的了解,的确存在一些力量,为那些意欲出逃的朝鲜人提供组织和帮助,有的是出于政治动机,有的是出于人道主义救援的目的,还有些就是为了赚钱的类似”蛇头”组织。弗兰克说: “我自己也到中朝边界上去看过,感觉那里的戒备并不算十分森严。只要对当地地形有一定了解,又有冒险勇气的话,想越过边界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艰难的应该是逃出去之后怎么办。” 弗兰克还表示,由于出逃人员的家属有可能会受到平壤政权的迫害,因此全家”集体出逃”的案例比较常见。不过,也不是所有脱北者的家属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曾经试图与当局作对,而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出逃的普通难民,平壤政府也很难去仔细追查每一个案例,并对其家属进行打压。 中国害怕朝鲜重蹈前东德”覆辙”? 维也纳大学的朝鲜问题专家弗兰克将朝鲜半岛的情况与德国的历史进行比较,冷战时期一共有大约一百万人从前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两个数字差距甚远。他认为,韩国政府应该对其相关的政策进行修改,不仅要欢迎这些”脱北投南”的难民,而且要尽量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这将大大减轻中国的边境压力。然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解决途径不是没有问题的: “(北京)肯定不希望看到朝鲜因为难民潮而陷入动荡不安。从德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前民主德国恰恰就是由于大量民众涌出而最终陷入崩溃的。假如朝鲜也重蹈这样的覆辙,是绝对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因此,我想这就解释了北京目前对待这一难民问题的政策动机。” 虽然在朝鲜主动作出妥协姿态,表示愿意暂时”弃核”的背景下,难民问题不至于对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假如难民人数不断上升,中国仍然一味坚持目前的遣返政策,则会对中韩关系带来严重的问题。弗兰克指出: “国际社会向中国和韩国施加的压力将会随之增加,两国将不得不寻找一个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可以接受的解决途径,这将对两国的外交和战略政策带来影响。因此我个人认为,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中国加强对边界的控制。中国显然不愿意由于这个原因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也不希望看到朝鲜局势的动荡。” 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说服朝鲜重返六方会谈谈判桌方面是合作关系。但是中国又是朝鲜最大的政治盟友和经济援助国,因此如何分别处理与平壤和首尔之间的关系,同时又维护自身根本的政治利益,将是北京外交政策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作者:雨涵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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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美留下的遺憾」專訪: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院長杜克雷

《亞洲週刊》 習近平訪問美國,展現自己的正面形象,但同時也留下了遺憾,他未能開放媒體提問,和四十年前尼克遜訪華時記者被防備的情景,仍極相似。 美國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是研究美中關係的智庫,院長杜克雷最近正忙著拍攝七部關於中美關係的系列紀錄片。紀錄片以美國媒體發表的中國新聞故事為主線,訪問從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尼克森、尼克松)破冰訪華開始,曾在中國生活過的美國記者緕述他們眼中的中美故事,目前已經完成了三部。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杜克雷表示,從尼克遜訪華到今天,美中關係四十年來發展驚人,兩週前中國的未來領袖習近平訪美,也讓美國人民留下深刻印象。 杜克雷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四十年前尼克遜訪華,記者是被防備的對象;四十年後,習近平訪美,同樣沒有給記者提問的機會。在美中關係發展的歷史時刻,應該代表民眾發聲的媒體缺席,這多少令人遺憾。杜克雷說,四十年前尼克遜訪問中國,很多美中具體會談內容當時沒有公開,也不讓記者有提問機會。今天的情景極相似,習近平訪美帶來了他個人很正面的形象,留下了領袖魅力,但依然沒有給媒體提問的機會。中國正在崛起,美國人關心在國際紛爭中,有重要發言權的中國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西藏、台灣、人權等問題上,中國會有什麼樣的改進。「美中關係處在極微妙的階段,媒體有權代表民眾向兩國領導提問,讓民眾知道對一些重大問題,他們交換了什麼意見。」杜克雷認為,習近平訪美成果雖豐,但美國人民依舊不明瞭,未來的美中關係,靠領袖個人魅力會何去何從。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習近平訪美沒對媒體更開放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想說的在演講中已經說了。他的信息很明確,沒有說的事情就是不該說和不想說的,也就不希望記者提及。如果有記者提了,他們會說「我們不想談論這個問題」,這種情況顯然會令雙方失望。其實尼克遜訪問時也一樣,比如他不想談台灣問題、巴基斯坦問題。同時中國方面,林彪的事情還不明確,周恩來的境況也不安全,還有越南的問題,有很多複雜的情形。如果記者觸及這些問題,他會很難回答、很尷尬。 在中美關係的歷史時刻,沒有向記者開放提問的權力,是國際政治複雜性的理所當然還是一種遺憾? 是很遺憾。雖然現在情況與四十年前並不完全一樣,但對媒體提問的態度差不多。我認為,美中關係很重要,領導人需要有自己的空間討論問題。但是也必須讓記者提問,雖然記者不一定能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我們需要有責任的媒體,代表公眾發出聲音。答和不答是政府的權力,但記者提問的權力不該被剝奪。 習近平訪美,短短五天,去了很多地方,通過五天的行程,美國民眾是否清晰了解,中國在很多問題上將扮演怎樣的角色?是否看到中國國家領導人未來的政策方向? 我覺得這裏有兩層問題。很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似乎只想談論其中之一。中國政府在過去兩年談論到兩國之間的「戰略不信任」,政府認為這只是一個交流策略、溝通的問題。中美兩國之間有很大的不信任的問題,這裏面的確有溝通交流的因素。但是更大的問題是政策本身,可能這些政策本身就存在互相的利益衝突。如果政策不變,還是不會有太多改善。 你覺得政策才是癥結所在? 交流總是有好處的。如果你不能準確清晰地向不同的受眾說清楚你的政策是一個問題;如果你的政策已經準確明確地表達出來了,依舊被反對和質疑,這是另一個問題了。比如說到中國的西藏、新疆、人權問題,可能即使美國人了解了所有的背景會依舊反對你們的這些政策。但是我們需要交流,至少需要讓美國民眾了解這些政策及其背景。 那你覺得習近平訪美有沒有傳達這些政策信息?有沒有達到讓美國民眾了解的目的? 沒有。這次訪問,從中國方面看只有兩個目的﹕第一,要傳達習近平是中國下一任領導人,他人很好,你可以和他交流、可以和他合作的信息。第二是要強化兩國的經濟關係,他在華盛頓和奧巴馬以及其他人談經濟問題,可能美國還想談其他問題,但是他們主要只談了經濟。 你曾經說,美國民眾對中國有怨氣。你認為這次習近平訪美,對消解美國老百姓對中國的怨氣有沒有變化?有沒有讓美國老百姓看到未來可能的變化? 沒變。我也並不指望習近平這次的訪問會讓人們改變這些想法。因為他現在還不是主要領導,我們也並不知道習會成為一個怎樣的領導。因為習要想達到他的目的成為下一任領導,他還得中規中矩地按照那些現任領導的政策做事,他不能做那些會讓現任領導人不滿意的事情,尤其是關於外交的事情。就像他說的,好事很難做,但是錯誤很容易犯,所以他很謹慎,不做錯事。而我擔心的是,如果當他成為領導之後,還繼續這樣的政策,那就是對兩國關係的一個威脅了。 會是怎樣的威脅呢? 中國說到要和平崛起,這是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的事情。但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最近幾年,我們看到很多的緊張地帶,有很多爭端產生。所以中國領導人需要更努力地證明他們的「和平崛起」並不只是嘴上說說,而是在用實際行動去解決那些外交政策上的問題,來表明他們是會和平崛起的。比如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兩岸關係等等。他們也需要告訴本國的民眾,「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會更靈活」,要讓中國人民看到這種靈活性。因為現在他們用的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去領導中國民眾。 我們談到中國這麼多問題,比如西藏問題、台灣問題、人權問題、和周邊鄰國關係等,這些看起來都是中國自己的事,為什麼會影響到中美關係呢?就好像是我在家裏教育孩子你為什麼要管我? 你的例子就說了,家長打孩子,鄰居管不管。我們的想法是,先要保護那個孩子。我們認為,家長的權力有限,國內政府的權力也有限。這是一個西方的傳統,我們用憲法來控制政府的權力,用憲法來明確哪些權力是政府的,哪些不是政府的。所以我們對中國政府也有這樣的要求。中國認為對西藏、新疆、劉曉波,這是自己的事情。但是西方認為我們是一個大家(一個地球村),有統一的價值(普世價值)。比如在美國有五十個州,每個州有不一樣的法律,在很多問題上不一樣。但有些事情上,他們的價值是一樣的。 價值觀衝突越來越多 過去中國在聯合國和美國正面衝突很少,但是這次在緕利亞的問題上中國投了反對票,價值觀的衝突會否導致這樣的正面衝突越來越多? 這種衝突變得越來越頻繁,這不是好事情。我們需要合作、交流、分享彼此的想法。我們需要在這些衝突產生以前來想出對策,我們不能等到問題出現了,再來解決,那樣就麻煩了。我對美中關係的希望就是兩方長期合作,這樣就不會在危機時候慌張。 紀碩鳴、唐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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