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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也 图片来源：Jacob Surland 公元 968 年，正值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在军阀混战、烽烟四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名为 “丁朝” 的王朝在越南 （交趾）...

令计划案件结局初现，周永康案余震还波及了封疆大吏周本顺。有人感叹，这些故事再度演绎了寒门子弟励志向上，终至卿相，在位极人臣之后又惨罹灭门之祸的王朝故事。这种感叹并非无因，从这些政治大事件的缘起、事件所涉人物的结局等来看，确实与王朝故事没有本质差别，分析这种现代版王朝故事，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政治属性，以及今后这类事件还会不会重演。周、令两案演绎当代版的“瓜蔓抄”薄、周、令三案，其实都缘于“不讲政治规矩”。但问鼎的核心人物薄家只有夫妻二人陷狱，周、令两家几乎是“瓜蔓抄”，周家只有儿子周涵因生母不明死亡之事与父亲断交，完全无涉，方保持了自由身；令家两代人如今只剩下令狐路线与令狐剑两人算是自由身。其间原因，当然是三人出身不同，薄家位列红色公侯，算是“主子”；周出身寒门，令家只算附上“老革命”骥尾，不是红色权贵圈中人。从周令两案牵涉人数及其与核心人物周令二人关系来看，几乎就是明朝永乐帝时期的“瓜蔓抄”。何谓“瓜蔓抄”？中国王朝时期历来有灭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之重刑，谓之“族诛”。据考证，族诛始于商朝，至秦朝发展为诛三族、五族、七族。至隋，宽仁为政的隋文帝认为太残酷，予以废除，但旋即被其子隋炀帝复行并扩至诛九族。降及明朝，还出现史上唯一一次的诛十族，永乐皇帝朱棣深恨方孝孺不降，将与方孝孺有师友关系的人算为一族，列入诛杀之列。这十族当中，除了永乐帝发明的“师友一族”属于非血缘关系之外，其余三族直至九族，虽然解释有不同，但均是血缘关系。我在此借用这个词，不取明人对永乐皇帝夺位后严惩方孝孺引发世人腹诽，因而用“瓜蔓抄”一词形容其酷之用意，只取其惩罚所涉之面。如果用现代政治语言来说，“瓜蔓抄”可表述为“以周令二人为核心建立的利益集团全军覆灭”。细究起来，现代版瓜蔓抄还是与王朝时期不同，一是因为中共建政后，宗族关系被视为封建余孽予以扫荡；二是毕竟进入人口高度流动的工业化社会与信息社会，血缘关系的羁绊弱了许多，利益分享之时这种关系不是必然考虑因素，因此，被牵涉进案中的主要是当事人的直系亲属兼子侄辈、姻亲之类，五服之类的血缘亲属只要没有利益纠葛，不会因血缘关系列入其中。倒是“师友关系”的现代变种，即官场上下级因利益结成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关系网，成为被打击的主流。周永康任职经历丰富，其宦海泛舟之处，如石油系统、四川省、政法系统、先后任用的秘书亲信，无不在扫荡之列，近几年倒台的省部级官员当中，至少有80%左右与周有涉。令计划的任职经历相对简单，从山西直接进团中央，因而只有西山会（山西帮）及其直系亲属成为反腐目标，在官场引起的震动远较年长十来岁、任职经历更为复杂的周永康小得多。中国政治硬币的两面：荣与辱一般来说，王朝体制下，瓜蔓抄多用于谋逆大罪，既云谋逆，自然得有帮派，一个人是无法谋逆的。为官不清（即腐败）、行为不检等只是副产品。但世界早就进入民主化时代，第一强国美国总统都是风水轮流转，中国毕竟挂了个“共和”名号，不再是世袭罔替的家天下，所以“谋逆”这罪名无论如何端不上台面，只能用别的罪名，比如泄露国家机密、破坏党内政治规矩、腐败等等。但这不影响办案时采用瓜蔓抄方式。现在再来回答一个问题：这种瓜蔓抄合不合理？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这种先抓人、后定罪的瓜蔓抄肯定不会发生，配偶、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犯罪中的合谋关系、甚至一方是另一方犯罪的受益者都需要证据，必须遵循无罪推定这一司法原则。列入中国“红色通缉令”百名追缉犯之一的程慕阳就是一例。中国法院判决认为，程慕阳1997年在河北省政府北京购买地产的一笔交易中扮演了中间人，他和经纪人将这笔交易价格被抬高部分的收入占为己有，被指控侵占人民币280万元。加拿大联邦法官罗伊指出，加拿大难民署2014年10月做出的拒绝程慕阳难民申请的决定，是依据他们相信程犯有严重罪行，但这依据过于依赖中国法院的结论，因为这些证据，要不就是加拿大难民署无法得到的，要不就是“模糊不清和第三手的”。罗伊法官写道，他“难以理解的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程慕阳为共犯”，“我并不是说不存在证据，而是说这些文件并没有包含任何可以显示资金转移到程慕阳账号、能被中国法院裁决为欺诈的证据。”程慕阳是河南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维高于1990年至1998年，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当然都清楚，如果程慕阳不是凭借其父亲程维高之势，不可能白手起家，用不到10年时间，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资产总值达数亿元人民币。也不可能在2000年8月其父程维高秘书李真受贿、贪污案发之后，顺利经香港逃往加拿大。当然也不可能被河北省政府认可为房地产交易中间人。因此，程慕阳被列为“猎狐计划”，在中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认为应该而且合理。这倒并非朝廷昏愦，民间是非不明，而是如我曾强调的那样，中共垄断着中国所有的资源分配大权，极易形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掌权者通过一家两制的方式让家人肆意攫取公共财是中共政治通例。这些权势人物大权在握，可以让自己的妻子情人子女利用其权势攫取财富，可以让自己的被保护者官运亨通、发财致富；当这些权势人物倒台后，清算其家族巧取豪夺来的财富、清算其卵翼之下的被保护网络，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一荣俱荣，当年幸运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成员等享受的是政治硬币上荣华富贵那一面；如今一损俱损，得与家主一道承担失败带来的耻辱。猎狐行动海外受阻，并不证明这些外逃贪官家属子女的灰黑色财富来源就合理了，只能说这些人利用了文明国家的法律保护了自己。这些文明国家制订法律时，不可能考虑到这么复杂的中国因素，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中国这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制度依旧，制度诅咒就仍然灵验我曾写过一篇《从周、令、薄三案看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指出中国反腐中的瓜蔓抄现象，其实缘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诅咒。这种制度诅咒包含三重：第一重，权力对资源支配形成的利益帮派化成必然趋势。附着于利益链条上的帮派坐大之后，对中共的中央集权是种挑战，让最高领导人缺乏安全感；第二重，官员对资源拥有支配权，必然形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家族腐败是中共官场之特色；第三重，“二代”们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力的傲慢”之特质。后两者在中共政治中不是致命的，但如果家主卷入了不讲规矩谋求最高权力宝座的政治帮派之争，后两点就必然成为突破口。相较帝制而言，中共政治体制有个特点：有帝制之专制及裙带特点，却无最后责任人。封建王朝的最高责任人是皇帝，所以皇帝会在国难频发之际发个罪己诏，以示负责，以此挽回一点民心。中共政治体制从诞生之日开始，问责从来不及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手制造了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也无须用任何形式谢罪，继续伟大光荣正确下去，直至死后还能继续封神，罪责判由其妻等人承担。中国政治这三重“制度诅咒”，既锻造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让权贵与官员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最后也让不少人身败名裂，罹倾巢之痛。薄、周、令三人，既非蒙受中共政治制度诅咒的第一批，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拨。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 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 (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 (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 (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 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　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Sen,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 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 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6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