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因为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以中美关系被认为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交流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发生在1979年。

近年来,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不断加大,美国政府有和中国“脱钩”的意图,并且中美之间也存在部分领域“脱钩”的趋势,这引起了国际关注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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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 人民币兑美元收创新高

* 人民币兑美元收涨,创汇改来新高 * 中间价连续四日高开 * 美国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路透上海5月30日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兑美元周一收涨,并创下自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美国上周末公布的报告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随着今日中间价再度创出新高,或意味着两国就人民币升值达成了共识,人民币近期有望维持较强的升值步伐. 美国财政部周五表示,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但表示中国政府仍需要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上海一银行交易员称,美国之所以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除了政治因素,”可能是双方对人民币升值达成了共识吧.”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并非只有阻碍中国出口.中国政府年初制定的目标是希望把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控制在4%,然而未来的形势仍然严峻.央行官员此前表示,通过人民币的适当升值可以帮助遏制通胀. 上海另一银行交易员并认为,中国重现贸易顺差是支撑人民币延续升值步伐的,中美关系缓和对于人民币延续自身的走势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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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影响力即是一种能量,可以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E=MC2),从速度、体量(规模)和持续时间这三个维度上来描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它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历史;它极大地改变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成为全球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加工业、能源和矿产品需求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它仍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未来的12至15年内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它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冲击,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   二、崛起的中国: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   在讨论“新均衡”以前,我们需要先对中国的崛起做一个评价。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有领导地位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从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领域看,中国的“大”而“不强”表现得更为显著。   从落后、贫弱走向富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已走过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期,按照这样一个速度走下去,达到富强的彼岸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同物理学中的物质不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受到资源、制度、文化及外部环境的约束。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已遇到瓶颈,这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突破瓶颈、跨越陷阱需要改革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释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样,经济的增长才可持续,增长的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增长的成果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十二五规划”将转变增长方式和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总量和速度置于经济发展的最优先目标,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民主、法治和价值观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实力和“软实力”的指标,这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的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富国强兵”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终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   在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应也不可能简单移植它国的模式。但特色应是为普遍性所包容的多元,而不是与普遍性不相容的另类。普遍性是指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政体。我们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不应排斥和拒绝具有普遍意义的当代主流世界文明,不应简单地用“姓资姓社”、“阴谋论”解构普世价值和民主法治政体,不应因西方国家在民主、法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否定在中国建设民主、法治的必要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社会转型的探索,在探索中应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要创造一个理性、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因为制度的优和劣、价值观的善与恶最终只能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得到验证。   中国的崛起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三十多年中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中国已进入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古老文明大国的现代化会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三、重创下的美国:实力已被削弱,但没有衰落   冷战后美国获得了全球的领导地位,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已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从外部讲是全球各种力量的兴起,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欧盟的诞生、俄罗斯重新步上大国之路、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抬头、恐怖主义已构成美国非传统安全的最大威胁。从内部讲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消耗大量资源却因未能建立起新秩序而不得脱身,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暴露了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受到重创,至今仍未能恢复元气。   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变化使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打了折扣,在全球事务中不得不改变“新保守主义”的单边政策,更多地通过国际组织,与相关方协商以获取支持和认可。   美国地位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还产生不了能与美国抗衡甚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势力,美国的最大优势是它具有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中美国不再享有冷战刚刚结束时期的独霸地位,但仍是唯一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国。   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从双边到全球治理   自本世纪初,特别是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由于各种力量的消长和互动,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治理格局正在静悄悄地发生改变。尽管仍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但这个变化是有方向性的,它的指向是一个全球治理的“新均衡”。   结构上,这个“新均衡”从纵向观察是一个多层次的“金字塔结构”,它的最高层是占有主导地位的美国,第二层是美国、欧盟和中国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的“共同治理机制”,第三层是日本、俄罗斯和其它“金砖国家”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从横向观察,国与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是一个利益和矛盾交织的“网状结构”。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G20的基础上改造形成。规则和秩序上,它是原有基础上的继承和改进,而不是颠覆和瓦解。   中美两国的合作、协调和制衡是全球治理“新均衡”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新均衡”的形成和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能够稳定和改善目前正在建立的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并将之提升到全球治理的层面。   中美双边的“合作伙伴”关系首先是基于两个大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使中美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失衡和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也从未间断过,但经济领域的合作已构成双方的重大利益。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需要两国联手主导。在安全领域中,面对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威胁,双方在共同利益下也形成了合作。   中美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潜在的冲突。首先,它表现为一个现存的超级大国(status quo superpower)与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rising superpower)之间的角力;第二,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第三,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捍卫主权和致力和平统一,而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亚洲战略部署,双方存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目前,在上述三个存有重大分歧和潜在冲突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已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和共识。美国的政治家和主流社会已愈来愈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明智的政策选择不是遏制而是合作;尽管中国社会中存在中国应当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用“中国模式”改变世界的主张和情结,但官方和主流的精英仍保持了理性的态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超越美国,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再造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强国、富国只是一个“神话”。   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美国仍将中国视为“共产党国家”,这也是对中国崛起产生担忧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开创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和观念转变和更新的过程,不仅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也解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的束缚。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完善,民主法治政体的建设需要推进,道德、精神和价值观需要重塑。尽管中国内部在这些重大问题存在争论,但应当相信这个方向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和世界人民的期待。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和社会也存在“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和小布什当政期间它不仅是主流,而且成为政府政策的主导思想。   把思想和学说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冷战的遗产,文明的演进、现代价值观的形成、民主法治政体的建设是一个开放系统中多元碰撞、互动、交融的过程,而不是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军事手段所能实现的。在价值观和制度问题上,中美双方都需要用新的思维去认识对方、认识自己,坚持开放、交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共识,而不应强化意识形态、加深对抗,回到冷战。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实质上已达成了中期妥协,即中方坚持和平统一,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有利于两岸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符合中美两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时,它打开了两岸经贸和民间合作、交流的大门,为最终中国的和平统一创造了基础。当然这只是一个中期的妥协,其中仍存变数,比如美国的对台军售、台独势力重新上台、美国容忍和鼓励台湾及其领导人以政府或政府首脑名义参加国际组织、出访美国等。如美国走得太远,双方达成的妥协可能破裂,因此,美国政府和政治家在台湾问题上应慎重行事。   总之,尽管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和潜在冲突是由一些基础性的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不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成为敌对的关系。两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形成了共同利益,因而可以以更理性、务实、智慧的态度和方式看待双方制度、观念上的差异,处理分歧和矛盾,化解危机。   如果将中美关系置于全球治理“新均衡”框架中,目前这种状态即便能得以改善仍不具备建立起“共同治理机制”的条件。“共同治理机制”是全球治理的机制,它既基于两国的双边关系又超越了两国的双边关系;既要彼此尊重对方的国家核心利益,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又要立足于全球,联合和协调其它主要国家将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纳入这个机制的议程中。    五、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治理“新均衡“的功能和使命   我们所讲的全球治理“新均衡”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实体。从治理结构上讲,人类现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东西方两大阵营敌对的格局,也有过美国在冷战后独霸的场景,但从未经历过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主导、共同治理与多元参与的复杂结构。因此,“新均衡”产生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努力寻求的过程。各方,特别是中、美两国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上重新界定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角色,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双方的共同利益和责任。   从治理的规则和秩序上讲,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G20等,秉承了十七世纪世界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精神,反映了战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独立和发展的企盼,为处理全球军事冲突、尊重主权和人权、维护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建立了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另一方面,它维护美国的霸权和美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各种力量变动的世界中,它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协调能力需要加强和改善。   冷战后,随着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兴起,这些规则和秩序也相应地产生了调整和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也是融于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历程,中国是这个规则和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和推动改革的力量。今后,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具国际影响力,也不应挑战这个规则和秩序或“另起炉灶”,而应在这个框架中加深参与和合作,承担维护、治理和改革的责任。   全球治理的功能和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应对人类面对的挑战,包括:核扩散、恐怖主义威胁、局部战争、人道主义危机、贸易保护、贫穷、环境和气候恶化、粮食和能源保障、教育、疾病和自然灾害防治、资源合理利用等,我们将之称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全球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有较大影响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是应尽的责任,也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此,美国应因势利导,转换角色,从独霸、单边转向主导、合作;中国应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在国际事务中随着自身实力的加强,以“韬光养晦”(应理解为谦虚、友善)的心态行“有所作为”之力。   走向全球治理结构的“新均衡”的提出是基于对一些基础性的因素的判定,也是在各种假设条件下择优的政策目标选择。全球治理结构的新旧交替必然充满了各种变数和风险,它可能导致中美对抗,回到冷战;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失败,现代化进程中止,美国的霸主的地位得以强化。这两种走向和前景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和谐和发展。为此,我们应当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   (作者简介:秦晓1986年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4月至2000年7月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2001年至2010年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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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前驻华大使洛德专访(上)

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是美国前驻华大使,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界知名人士。美国之音记者燕青近日对洛德大使进行了一次专访,内容涉及美中关系、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与北韩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等等。 *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之音:您以前说过,在大选的时候,既投过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也投过民主党候选人的票,您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洛德大使:我不想公开过去的投票史,但是, 这么说吧,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我看好、把票投给他的人,最后都赢了;所以你要是预测未来选举的话,不用看什么民意调查、也不用找其他的专家,甚至也不必跟踪党内初选,如此等等,只要看温斯顿·洛德投了谁的票就行,就肯定知道鹿死谁手! *2012年奥巴马必胜* 洛德大使:下届选举,我现在就可以公开说,要投奥巴马的票,而且他一定会赢。 美国之音:为什么这么说呢? 洛德大使:因为共和党根本没戏!直到前不久,本人还是一名注册的共和党人;但是我实在是对党内的那些事儿、那些向极右方向的转变,烦了;现在,本人是一个注册的‘独立党派人士’,我那么做(更改党籍),纯属是‘象征性’行为。 美国之音:奥巴马必胜的原因何在? 洛德大使:第一,我认为他本身具有相当的实力;当然要考虑经济因素,往往是经济状况决定选举;但是,有条件击败奥巴马的共和党人,在共和党目前这种比较极右的形势下,根本就不能在初选中胜出,光这一点,就决定了奥巴马能够连任。 *2012年洪博培参选?* 美国之音:亨茨曼(洪博培)大使辞去驻华大使的工作,听说也要卷入2012年的角逐,您怎么看? 洛德大使:在我看来,亨茨曼(洪博培)任上做得相当不错。他离任,让我感到失望,从工作的角度,我其实乐见他继续留任。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我跟他不那么熟悉 … 不过,我的直觉是,他这次“出山”并不是想要征得(共和党的党内)提名,而是希望打知名度,或许是给某人做副总统;有了知名度以后,四年以后再尝试;那时候,共和党人赢得白宫的机率要大多了。这是我的一些推测;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公开说,共和党人2012年没戏,但是他这么聪明的人,应该能够看出这一点。他还年青,不过51岁左右,可以打造一些知名度,增加一些历练,为2016年做好准备。 *美中关系中的“拥抱”派和“斩杀”派*( Panda Huggers and Dragon Slayers) 美国之音:在美中关系上,您形容自己是一位道道地地的中间派,还提到在美国的学者和政策界,看待中国事务,既有持“拥抱”态度的,也有持“斩杀”态度的。请您详解一下。 洛德大使:在中国问题上,我的看法和我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的看法一样,都属于中间派。中国方面,只要他们目前的这种很不好的政治体制不变,就不可能是我们的盟友;不过,他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是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和关切,因为假如要剑拔弩张的话,双方彼此要面对的风险和消耗都太大了;另外,中国也和前苏联不一样,并没有在努力扩张,美中之间也没有领土上的争议,所以说,我们不会成为敌人,也不会成为盟友,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如此说来,我一方面反对那些倾向于夸张中国威胁、似乎要中国替代前苏联的“斩杀”派,因为我认为矛盾和敌对状态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有碍于包括经济、区域和国际问题等领域的很多共同利益和关切,而且也将消耗太多的资源。我坚决反对“斩杀”派,不管他们是为了五角大楼的预算也好,或者是基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别也好,这一派倾向于将中国(官方)“妖魔化”。就像我以前说过的,我不认为我们应当将他们妖魔化。 *不喜欢“拥抱”派的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那些“拥抱”派,他们倾向于把中国(政府的行为)向好处说;中国政府在国内实行的高压政策,在南海等国际问题的趋于霸道,为世界各地那些极其糟糕的政权提供保护伞,在如此等等问题上,“拥抱”派都倾向于为中国政府做开脱,套用中国官方的说辞。所以说,我同时也不赞同“拥抱”派的作法。 美国之音:所谓的“拥抱”派和“斩杀”派在美国的商界、学界以及官方层次是否各占百分之五十? 洛德大使: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首先要说的是,无论是在精英、政策制订人和学者当中,还是在广义上的美国社会当中,上边说的这两派,都不占主流。总体上讲,我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不管是专家还是普通民众,在中国问题上持有的是比较平衡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既不是“拥抱”派,也不是“斩杀”派,而且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掌白宫,基本上都避免了两种可能的极端,我认为这是好的,政策基本是延续性的,虽然说每届政府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方式方法可能会有某种不同。 从各界来分析的话,商界人士大多属于是“拥抱”派,不过现在商界人士当中也有一些人越来越对中国官方的政策和作法感到不满,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政府(在美国)的最强有力的辩护人当属商界人士,因为他们有着极大的经济利益,不想过多地考虑人权等问题。但是这方面也在出现一些变化,中国政府方面应当留心。假如美国商界人士在某些方面很不满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可就要丢掉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 在国会和政党里面,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议或者说是争论不是发生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而是发生在两个党派的内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内部都既有比较软化的,也有比较强硬的。 在学者中间,很多人说两种派别都有,但是我认为,在学者中间,倾向于“拥抱”的恐怕要占多数,因为很多人想要去中国的签证获得批准等等,所以很难说。 在五角大楼,可能对中国官方持有怀疑和不信任的占多数,那些怀疑和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确有其事,包括针对中国军力扩张的关切。在另外一定程度上,或许只是潜意识地,是出于五角大楼的开支和预算的考虑。 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我不喜欢中国的体制,但是我还是希望双边关系能够尽可能地朝好的方向发展。不过,说到这儿,在各种(双边)会议上,我往往是唯一一个向中方提出人权问题的人,其他所有人似乎都想尽量避开这方面的话题。我和中方人士交谈的时候,总是没有隐晦的,我想他们也尊重这一点。 中方要达到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改善台海关系、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拓展在国际舞台上的形像所有这些目标,政治上的开放只会有助益。不一定是说下个星期就要选举,而是说至少要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媒体、法制、公民社会、更加多元化的社会机制。否则的话,与台湾虽然在经济关系上有了改善,但是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台湾是不会愿意进一步拉近关系的。美中关系也一样,目前是有局限性的,而这正是因为双方价值观的截然不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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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的“汉奸”的言论已经涉嫌违法

孔庆东的“汉奸”的言论已经涉嫌违法 作者:赵进斌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5-29 15:55:31 阅读量:2748次     今年以来,北大教授孔庆东在许多公开场合,动辄称南方报业集团为“汉奸报系”,已经引起国内众多有良知专家学者及公民的很大争议和强烈不满,近日这位教授在接受第一视频网“孔和尚有话说的”专题采访时,更是频频用这“汉奸”一词来攻击、污蔑南方报业集团。请看他的这段话——我们知道近期以来,中国各地媒体,特别是南方汉奸报系所控制的媒体,大肆污蔑重庆,大肆污蔑重庆的“唱红打黑”行动。可是汉奸们却不支持,汉奸们把这个“打黑”说成是“黑吃黑”。你看他们平时装得好像很痛恨腐败,同时经常揭露这里不好、那里不公,可是一到有人出来真正“打黑”了,他们就跟打他爹、打他娘一样的心疼。为什么?就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希望中国好起来,他们就希望中国永远坏下去。这样呢,好让他们的美国爹爹、美国爷爷,来占领中国,他们好给美国人公开地当干儿子。这就是南方汉奸报系的真正的目的。可惜他们还没有得逞。   看完这段话,对孔庆东居然无视最起码事实道理信口开河、妄加指责、中伤同胞的恶劣秽语简直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感到不可思议。且不说你无端指责“南方汉奸报系”是毫无道理,竟然又妄加目的是要“美国爹爹、美国爷爷,来占领中国,他们好给美国人公开地当干儿子。这就是南方汉奸报系的真正的目的。可惜他们还没有得逞。”这哪里是在评论,简直是肆意妄为、恶意诽谤。假设南方报系中某些人对重庆市唱红打黑持有异议,但这也并不代表整个报业集团同胞都成为汉奸,你又凭什么指责他们是在卖国呢?南方报业集团是拥有十多家报纸杂志、新闻网站在内的数千名甚至上万名干部职工在内的集团企业,你仅凭几家报刊刊出的几篇对重庆市打黑有质疑的评论就定性为整个报系为汉奸报系,说轻点你这是一叶障目、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说重点你就是赤裸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污蔑,不但违背你所奉若神明的毛泽东早就说过:“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的人间常识,也与目前大力弘扬摆事实讲道理依法办事建设法治公民社会的目标格格不入,说到底,你这是典型老毛的文革余孽思维、沉渣在作崇。   众所周知,南方集团现拥有“十一报”(《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农村报》、《南都周刊》、《风尚周报》、《理财周报》和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办的《新京报》、与西江日报社合办的《西江日报》、与云南出版集团合办了《云南信息报》),“八刊”(《南方月刊》、《城市画报》、《名牌》杂志、《南方人物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商旅周刊》、《南方第一消费》、《鞋包世界》),五个网站(南方网、南方报业网、奥一网、凯迪网、番茄网),一个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这样一个十几年如一日不断开拓创新发展壮大的集团里的本都是赤心爱国的同胞,办报方针一贯尊遵循实事求是、倡导百家争鸣、引领改革开放思潮,受到国内外绝大多数同胞喜爱关注的报刊,却硬生生被孔庆东都给戴上汉奸帽子。孔庆东的恶毒污蔑真是是可忍敦不呆忍!如果按照孔庆东的思维方式,他自己起了“孤岛独一郎”的别名,那么我是否也说你偏爱这种日本人才能起的姓名,你是否日思夜想盼日本鬼子再来侵吞中国,你是标准的“日奸”,为了达到你这不可告人之目的,你用这样的名字来寄托这一希望呢?   只要认真梳理一下整个国际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美国都是对维护中国利益最关紧要的国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自1840年以来,在参与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过程中,没有割占中国的一寸领土。1911年美国又带头拿出一半“庚子赔款”创办了留美预备学堂(后发展为清华大学),并培养了詹天佑、胡刚复、吴有训、竺可桢、萨本栋、赵忠尧、陈省身、郭永怀、邓稼先、钱学森等等中国好几代高端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胡适、杨杏佛、闻一多和宋氏家族等等一大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这些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大于苏联培养的中共政治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又与中国结盟共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许多美国空军飞虎队员为了保卫中国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美国还继续敞开胸怀接纳和培养了大批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使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形成;把中国搞垮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还是中国人游学的首选之国,连那些拼命诋毁和抵制美国政治制度的最高执政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也争相把自己的子孙送到美国去留学居住或享福;其中包括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美国长期居住生活的华人华侨和在美短期学习、工作、旅游等等的中国公民所获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以及其他公平待遇比在别的任何国家都强;自二战以来,在美国就一直没有再发生过规模性的,或政府纵容性的排挤和侵害华人事件。美国与中国没有领土之争,这一切,都足以表明美国对中国有大利而无大害。而且中美关系,可说是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枢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都把中美关系置于中国最优先对外关系。孔庆东作为最高学府的中文系教授,对这样一般知识分子都知道的中美关系历史史实和现实竟然视而不见,狂妄无知,执意调拨离间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关系,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汉奸行径,应该受到有正义良知感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谴责和抨击。   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四家报纸为主组成的南方报业集团,2001年,国家教育部组织、全国百万学子参与投票的“新世纪中国大学生就业首选企业”调查中,南方报业跻身50强,是唯一上榜的报业集团。 自2001年以来,在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中,南方报业连续六年入选50强,其中2001年和2006年荣获“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称号。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布的2004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南方报业有三家报纸闪亮上榜;2005及2006年度有四家上榜;在2007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上,在未计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品牌价值的情况下,旗下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四家报纸品牌价值达96.99亿元。   如果象孔庆东说的是“汉奸报系” 这一国内传媒界有巨大影响的报业集团能取得这样连续多年一枝独秀的骄人业绩,能对年度百万毕业的学子产生这么大吸引力、影响力吗?孔庆东,在这样的白纸黑字的事实面前,你只是视而不见、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真是丧尽人性和天良!   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孔庆东嘴里的“汉奸”帽子已经发展到谁不认可重庆模式,他就给谁戴上的恶劣程度。当主持人让他谈近日最高法院在年度报告提到认可重庆打黑一事时,孔庆东又说:高法也不容易,因为高法受到很多汉奸法学家的左右和影响,这些汉奸法学家不断对我们的最高法院施加黑恶的影响。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有一股黑恶法学家势力,他们不断要破坏中国的法制,企图让中国的法制变成只保护地主老财资本家,欺压中国人民的这样一个法制。幸好我们最高法院没有被他们忽悠住,还是很客观、很公正地,肯定了重庆的“打黑唱红”活动。   从这段话里看出,中国目前的知名法学专家,只要是对重庆打黑运动中持质疑态度的,通通又成了“汉奸法学家”。这那里是在客观评论,简直是丝毫不讲道理、霸道污蔑的逻辑思维,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口气和逻辑,只容许你乱扣帽子,不允许别人辩解的作法,不是典型的封建人治社会的荼毒遗传吗?不是典型的文革思维又是什么?这种肆意攻击中伤同胞的恶劣行径,显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孔庆东自称是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北京大学教授,作为高级士大夫,他理应不辱没老祖宗的遗传,待人处事应该秉持展示出 “温良恭俭让”为人师表之风范和君子坦荡之胸怀。但令同胞们遗憾的是,从他近年来言谈举止中却丝毫没有继承老祖宗半点“仁、义、礼、智、信”,“和而不同” 的半点风范,却是动辄强词夺理、随意胡谄、满嘴龌龊喷粪,纯是一副小人得志更猖狂嘴脸的模样。如果孔丘地下有知回想到他曾说过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语,他孔家竟生出这么个数典忘祖的不屑子孙,真不知他该作何感想?   耳目闻目睹孔庆东的这些恶言秽语,我不相信这样一个教授是否称职,他能正确行使“传道、授业、解惑” 的优良传统道统吗?一个满脑满嘴都是汉奸思维、文革话语的人,他的两面三刀的嘴脸,让同胞们看清了这样一个表面斯文的教授等同于实际上性情粗野的叫兽,只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人大代表喻权域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曾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受到人大代表和社会大众的广泛批评,主要的批评是,一则违反了宪法的言论自由,二就是汉奸的界定是不明确的。因为汉奸一词让人很容易想起中华民族屈辱的近代史造成同胞骨肉相残分裂的切肤之痛。孔庆东对此应该引以为戒。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倡建设包容性和谐社会的今天,汉奸一词你还是少用或不用为好。   孔庆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员,动辄给不少爱国同胞扣上汉奸帽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之规定,根据第七章党的纪律中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党组织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个人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   鉴于孔庆东动辄污蔑南方报业集团广大党员干部为汉奸,不少法学界法学家为汉奸法学家的污蔑陷害言论,对照上述党章之章程,已经涉嫌违犯党章之规定,他所在单位北京大学党组织应该按照党章上述规定,给他必要的党纪处分和惩戒,让他大脑清醒清醒。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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