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的話

陽光時務 | 愛的迷思

文/長平 初聞「愛港力」、「愛港之聲」等稱謂,我頗有些驚訝,以爲香港不只是出現了「港獨傾向」,而且已然有了以港獨爲己任的政治團體。衆所周知,「愛台灣」一直是具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的政治口號,與「愛中國」的主張勢同水火。 「愛港」團體儘管缺乏理論論述,但是其政治態度並不含糊,那是對「港獨傾向」深惡痛絕的,把一些政治反對人士稱爲「政治惡棍」,贊同中共要求的「國民教育」,抗議旨在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他們「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說法,跟中共「穩定壓倒一切」宣傳如出一轍。顯然,他們是中共眼中一支重要的愛國力量。進一步說,「愛港愛國」也一直都是中共統而言之的宣傳話語。 如果說國家認同可以分爲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話,中共早就對此有清晰的劃分。1949年之前,中共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暴力革命運動,從來都是以愛國主義的名義進行的。也就是說,愛國主義首先來自文化傳承、歷史責任與情感紐帶,由此出發而要求一個更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由於沒有選擇地生於這個政治制度,我們就要去理解它並適應它。 這種論述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我們從小接受的歷史教育中,中共之所以能够對國民黨取而代之,而且勢欲建立萬年不變之基業,乃是因爲它擁有最好的政治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護和創新民族福祉。然而,從幾十年的執政成績看,這種謊言實在是露骨。所以反對者也一再同樣以愛國的名義進行抗議,直到1989年達到高潮。在那場學生運動中,學生自我認同的身分就是愛國青年,「民主愛國運動」也是他們與官方生死爭奪的名分。 90年代之後,制度最優的謊言仍在持續,但是「國情論」成爲主要的宣傳策略。以共産主義這個全球烏托邦幻想爲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權,卻把普世價值視爲西方反動理論,「中國特色」成爲塗抹一切非正當性的萬金油。儘管西方社群主義沒有被大張旗鼓地引入,但是其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脈絡中尋求身分認同、每個人都應該首先適應和奉獻於社會環境的主張,似乎在中國擁有愈來愈多的知音。於是,中共不再需要論證自己是最優歷史産品,而只是讓人們相信,你別無更好的選擇——因爲這世界上沒有更好,天下烏鴉一般黑,莫問是非曲直,只管怎樣發財。公義不再重要,穩定才能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被早年的中共清晰劃分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不僅邊界日益模糊,而且政治認同愈來愈佔據上風。如果一個人說我熱愛香港文化傳統,所以我要反對中共政策的破壞,他不會被稱爲愛國者,甚至算不上愛港力量。假如你反對清算中共「文革」對傳統文化和人倫道德的破壞,你反倒擁有了愛國者的桂冠。 無論中共的暴力發家史,還是台灣的民主轉型經驗,都證明了,即便是用於反對專制,民族主義動員並非善類。因此我很爲中共有些擔心,假如某天真的有了港獨勢力,或別的新興政治力量,他們被迫拋棄「愛港愛國」這套被濫用的宣傳話語之後,倒有可能在華人社會中發展出更好的政治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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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你真的上街了嗎?

文/長平 廣州有一座海珠橋,一度成爲抗議者的舞台。一些飽受欺壓又投訴無門的底層民衆,爬上橋架控訴不公,以命相搏。2009年的一天,又有一個人爬上去,拉起了橫幅,抗議老闆拖欠工程款。警察相勸,路人圍觀,交通阻塞。一個老伯突然爬上橋架,將抗議者推了下來,致其骨折。多數路人對老伯報以掌聲,高呼英雄,警察也未將其拘押。 爲什麽一個故意傷害行爲會得到喝彩?因爲抗議的概念已經從大多數人腦裏被洗掉了。他們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穩定壓倒一切的宣傳,認爲抗議者就是給社會添麻煩的人,他耽誤了人們上班、開店、約會、散步甚至上醫院。當然,最不能耽誤和打攪的,是官員們開會,因爲他們要在會場睡個好覺。 我當時寫文章說,抗議就是要破壞一點社會常態,才能引起關注。那麽爲什麽要允許抗議呢?第一,抗議是公民的一種權利,是應該付出的社會成本;第二,抗議是對社會不公的糾正,從長遠看,付出的社會成本會得到更多回報;第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公,今天別人抗議耽誤了你,明天你抗議也可以耽誤別人。 表達抗議而不破壞社會常態,大家各行其事,是某種非暴力行動的理想境界。內地輿論中的表率,就是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結束之後,地上連一個紙屑都不會留下,好像什麽事都沒發生過一樣。針對環境衛生來說,這的確是令人感動的榜樣。不過如果針對整個社會,一場呐喊過後,好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那只能說是抗議行動的失敗。 你隨時都可以上街,但是任你在街邊低吟高唱,愈來愈沒有人理你,你的抗議對象更是視若無睹,儼然是一個意志堅强的共産黨員。這個時候,有一個叫戴耀廷的人出來說,我們要站到路中間去! 「不行吧,你這樣太激進了!」「這還不够呢,我真正想做的可能更加激進,就是要改變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衆人都圍了過來:「說說看,你想怎麽弄?」「我們要分成幾個步驟,先禮後兵;萬不得已才會站到路中間去,即便那樣也是以愛與和平爲信念……」 這就是我理解的「佔領中環」。它重新思考了街頭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打破了香港長期以來雖然十分熱鬧却又備受冷漠的抗議僵局,讓抗議者的聲音被更多的人聽見,而且最終不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正如我幾週前在這裏寫過的那樣,對於中國內地民衆來說,上網還是上街,這是一個問題。很多人以上網滿足了上街的正義衝動,但是微博轉發終究無法替代街頭呐喊,身體的在場才是最有力的抗爭。到街頭去上網,而不是在網絡中上街,這是香港不一樣的地方。但是,「佔領中環」讓我進一步明白了,坐在街上也並不等於身體在場了,只有讓被抗議者看見了,不僅聽見我的呐喊,而且正視我憤怒的表情,即便不能感同身受,至少也要有所觸動,那才是我的身體在場了。 提出一個聽起來很激進的行動方案,然後不斷地努力把它建構成一個理性的框架,顯然是一個不錯的策略。但是,對於一個連「六四」鎮壓都可以視若無睹而又安然無恙、一個可以在普選裏加入「篩選」概念的統治者來說,「佔領中環又如何」,可能是一個不得不提早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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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沉默的冤魂

文/長平 與基督徒在祥和肅穆中爲逝者祈禱的追思彌撒不一樣,中國傳統民俗中的葬禮大多鑼鼓喧天、哀聲動地,似乎要以最高調的宣示做一個生死之間的了結。最難了結的生死案就是含冤而逝,悲憤的逝者往往不甘別離,或化作冤魂日夜哀鳴,或扮成厲鬼激烈報復。 蓋棺定論是一道檻,公正對於死者比生者更重要。因此以死抗爭最爲决絕,死不瞑目最爲遺憾,抬棺遊行最爲激憤,追悼會一旦演變成抗議活動就勢不可擋。中共統治期間經歷過最大的兩次「反革命事件」,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運動,都是這樣形成的。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好像是一個安靜的下午,少年的我在報紙上讀到這樣的詩句,第一次意識到死亡、哀悼和抗議的關係,而且感受到悲憤的巨大力量,堅信哀兵必勝,不義統治者必將「葬身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在生活中我也觀察到,假如有人在人際糾紛中不幸身亡,那麽死者家屬就能輕而易舉地挾屍自重,適當的洩憤和破壞是文化習俗應允的權利,甚至是對死者的一種義務,糾紛的另一方只能再三退讓,對方哪怕有點過分的要求都要儘量滿足。 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像是上蒼給了不滿當局的中國人一道戰鬥的詔書,同時也是一把尚方寶劍。甚至詩人海子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臥軌自殺,也給當時普遍熱愛文學的青年補充了悲憤的力量。 大多數人並沒有研究過「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民主的關係,對韓國的光州事件更是一無所知,只是憑着一種文化的直覺認爲,斬妖除魔,捨我其誰?一身正氣,勝券在握。 事實證明這是一種錯覺。哀悼自然能激發更多的悲憤力量,也能在民間成爲解决糾紛的籌碼,但是對於中共來說,它的威力遠遠低於坦克和槍炮。「四五」天安門事件得到平反,是中共高層鬥爭對其加以利用的結果。「六四」運動則沒有這麽幸運,更多的冤魂遊蕩在中國的土地上。「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屢遭打壓,趙紫陽的忌日異常敏感,林昭的墓地也裝上了監視器。 假如冤魂真的可以化身厲鬼,對於於不公不義的製造者予以懲罰,那麽中共執政以來發生的接二連三、規模空前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何以沒有得到清算,甚至因爲「知道改正錯誤,所以更加偉大光榮正確」而獲得新的統治合法性? 當局對付冤魂文化與哀悼抗議的辦法,首先是消解正義追尋,轉移焦點問題。比如「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講話,他不談上街抗議的學生和民衆反腐敗、要政改等訴求,也不談胡耀邦、趙紫陽的思想和政策,而是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决定了的」,認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所定性的,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陰謀,是資産階級自由化的結果。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人民日報》也發表過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同樣宣稱「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産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 其次,當局慣用金錢收買正義,讓冤魂俯首帖耳。80年代初期,在我的家鄉縣城發生過一起悲劇,當局組織的元宵晚會上舞台坍塌導致混亂,現場表演的幾十名小學生被活活踩死。當局將這些孩子們評爲「革命烈士」,葬入烈士陵園,領了烈士補貼的家屬沉默至今,成爲不爲人知的另一個版本的「克拉瑪依大火」。可見這種伎倆並非自今日始,只是今天的官員用得更加嫻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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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人性的弱點

文/長平 我曾經在台北參觀過壹傳媒的「媒體工廠」,對其創新能力嘆爲觀止。黎智英强悍的「市場邏輯」,對於民主轉型之後仍然在政治陰影中困鬥的台灣媒體來說,無疑具有革命性的衝擊。他曾經驕傲地抨擊台灣的「文人辦報」:「台灣的讀者被忽略了,做傳媒的沒有想過讀者要什麽,只想到自己要給讀者什麽,你真的問過讀者嗎?真的知道讀者要什麽嗎?」 有批評者指出,《蘋果日報》預設了讀者趣味低俗、思想浮淺的提前,對於讀者名爲尊重實則貶損。其實,該報一直有跳出黨派糾葛、大膽直言的評論文章,儘管這也常被批評爲「消費政治」。 放進媒體歷史中看,這種「妓院旁邊開教堂」的做法並不新鮮。上世紀初期,美國現代媒體業先行者普利策也曾爲自己辦的「黃色小報」辯解,他是先通過聳動性的低俗新聞抓住讀者,再讓他們看一些事關民主政治的嚴肅的調查報道和評論文章。 與台灣的媒體歷史類似,美國「黃色小報」的進步意義在於,它是對於黨派報紙傳統的矯枉過正,打的也是走出政黨控制、滿足民衆口味的旗號。 顯然,當時美國的專業人士和普通讀者對此狀况並不滿意,主流大報開始轉向新聞專業主義,以客觀公正的報道和嚴肅認真的批評服務公衆。在公共服務的專業標準中,政黨控制、資本干預和色情暴力等低級趣味都令人蒙羞。 今天的台灣媒體,大多陷入這三種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作爲一個旁觀者,我也時常爲我尊敬的台灣同行感到害羞。 既然台灣的民主政治深受美國影響,我自然也有一種期待,以爲台灣媒體也會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很快走出「黃色小報」的泥沼,做出令人羡慕的華文媒體的墶本。 然而,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台灣媒體面臨歷史性的新問題:一是新技術對於媒體觀念和格局的改變;二是資本全球化時代媒體更加弱勢;三是兩岸政治對於台灣政黨及媒體的影響。三者盤根錯節,互爲表裏。 中共是新技術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兩岸關係上亦是如此。台灣目光短淺的政客,也總是巴望從中獲利,從而成爲共謀者。他們一起誇大了中共的威力,讓台灣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悲苦守護的心態。台灣的媒體不僅有被直接用金錢收購的危險,也由於資本的短線操作而導致人才短缺,更因爲政客塑造的兩岸氛圍使得媒體人喪失了文化自信。 政治、資本和黃色新聞一樣,對於讀者的控制手段,大多是利用人性的弱點。恐嚇、收買和弱智教育,也正是這六十年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故事。 和過去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測相反,不是民主的力量戰無不勝,而是全球化和新科技讓專制者更方便地利用人性的弱點,攻城掠地,得心應手。這我們必須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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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總理、青蛙和王子

文/長平 電視名嘴白岩松說過,就是一條狗坐在央視演播室,它也會成爲名狗。我就不使用被賦予侮辱性意義的「猪」、「狗」等詞了,但還是想要就此引申一下:就是一隻青蛙坐上中國總理的位置,它也會是「人民的好總理」。人們會說,難道你沒看出這隻青蛙的儒雅帥氣嗎?因爲它本來是一個王子啊! 明君、賢相加清官,這是中國皇權傳統中理想的政治模式。對於很多國民來說,這種理想延續至今。在這種模式中,統治的合法性不是來自約翰·洛克以後西方政治普遍認同的「知情同意」,而是不管統治者是怎樣獲得權力的,只要賢明清廉就好。再進一步說,這種模式規定必須要有明君、賢相和清官等角色,至少三者居其一,否則無法持續發展。其中以賢相最爲必要,也最容易扮演。因此,對於人民來說,有了賢相要上,沒有賢相創造賢相也要上。在這方面,中國人民從來不缺少想像力,可謂創意無限。 中共建立政權以後,强大的宣傳機器多管齊下,一度十分成功地同時塑造了這幾種角色。英明偉大的毛主席,勤政愛民的周總理,還有焦裕祿、孔繁森這樣的優秀共産黨幹部,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民對於這種政治模式的終極想像。可惜明君從來都容易露餡,毛澤東晚年也出現形象危機。清官往往要等死無對證之後才好塑造。宰相這個角色最爲吊詭,既不用承擔皇帝對於「天下」的最終責任,位置又高到和皇帝一樣神秘莫測,是這種體系中最好幹的一個活兒。 這就不難理解,六十年來,除了李鵬主張鎮壓「六四」學生運動時面目過於猙獰(儘管如此,也有不少人爲他辯護),其餘無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好總理」。儘管周恩來親手簽署了很多處决令,但是「文革」的罪惡仍然與他無關;儘管官員腐敗在朱鎔基任內變得更加嚴重,但他仍然是一個爲民請命的反腐英雄;儘管政治在「胡溫新政」中只剩下「維穩」一途,但溫家寶頭上仍然閃爍着政治改革者的光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形象都難以保持,他們承擔專制政治的最大責任也是理所當然,但是人民需要一個對抗這種失落感的想像,總理自然就成了意志堅定但委曲求全的感人角色了。 回應人民的這個需求,新晋李克强擁有足够的形象資源。他不僅有着和周恩來、溫家寶一樣「儒雅帥氣」的長相,而且還有在北京大學的求學經歷,以及法律和經濟學等現代時髦專業背景。不會有人關心他從政三十年到底幹了些什麽,更不會有人追問河南艾滋病防治有什麽問題。倘若此時有人跑來掃興,不僅李總理不高興,人民也不會答應。 一家媒體對於李克强的報道中說:「在1980年代中、後期幾次學潮中,李克强作爲團中央主管學校工作的書記處書記,與中共其他部門和地方領導協同處理,其風格也像當年在北大當學生幹部那樣,『控制學潮,但不搞政治迫害』。」包括若干學者、明星在內的人們,把這段描述視作對推李克强的讚美,在新浪微博上奔走相告。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明白「不搞政治迫害」的意思是不過度地對當事人進行迫害,這就足以讓人感激涕零了。似乎沒有人在意,「控制學潮」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迫害。剝奪了人民利用游行示威進行政治表達的權利,其行爲的惡劣程度並不亞於對一個個體的迫害。而且,衆所周知,學潮被控制,根本不是誰做了什麽「思想工作」,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鎮壓的結果。還是言論審查者明察秋毫,我再去新浪微博搜索時,發現這段歌功頌德的文字已經被删除了。 青蛙與公主交合之後,才能變成王子。總理經由渴望皇權政治的人民,才能成爲「人民的好總理」。目前,這場大戲遇到的困難是,人民或多或少已經覺醒,大多數是對於民主期待感到絕望之後退而求其次的表達。明君、賢相和清官們既然要用法律和經濟學作爲道具,也不得不排演出一個「中國大選年」(央視報道)——而這無疑已成爲今年最大的政治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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