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

本为今日南都街谈，但被删节得有点失却本来面目了，将原稿发于此。补充志   我一直以为演艺圈归文化部或者广电总局管理，没想到住建部也有份，而且管的还是我超爱看的动物表演。10月18日，住建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共3个章节，11个条款，在“切实加强动物园管理”章节的第4款，在“保障动物福利，保证动物健康”标题下，有动物园“不得进行动物表演”的字样。据说，这个规定，虽然谦逊地自称为意见，其实措辞强硬，有不容置疑的意思。引起了动物娱乐圈的反弹和法律专家的批评。前者认为，叫停动物表演“脱离实际”；后者发现《意见》程序有问题，“涉嫌越权”（见本报昨日报道）。所以，我不但喜欢动物表演，也志愿维护程序正义，以尽公民义务，也不妨来点儿真正的意见。 我并非动物演艺圈从业人员，也非法律专家，或者激进的环境和动物权益保护者。不过一想到我也能以观众的身份发表一点意见，措辞也可以十分强硬，就兴奋得不能自已。故敦请原谅我因激动引发的语无伦次、词不达意，或者说理不透彻，顺序颠三倒四。 首先，我旗帜鲜明地反对叫停动物表演。依我理解，住建部叫停动物表演，宗旨是维护动物权益，防止动物园偏离公益性质，造成精神不文明。我觉得这是观念先进而水平滞后导致的不良后果，是用心良苦而用脑不足催生的缺憾。我希望自己讲逻辑，笃信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就不会用人权和社会福利尚未得到切实保护，去讥讽“保护动物权益”的政策，我要讲理，非说风凉话。事实上，我也反对虐待动物，但建议先根除活熊取胆，饿死老虎等也是住建部管辖之下发生的惨剧。我同意这样的看法，通过禁止动物表演，肯定无法达到杜绝“虐待动物”的目的。 且不说动物表演是一项古老的文化传统，即使地球文明至今，它依然是处皆有的普遍现象。我觉得，动物表演是人类驯化动物的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之一。比如，在中国民间，耍猴就是一个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动物表演项目：耍猴人一声号令，头戴乌纱，身着官袍，腰系蟒带——官员打扮的猴子就敲着铜锣上场了。猴子抓耳挠腮，满场蹦跶，来几个筋斗，做两下鬼脸，就可以以锣为碟，环场要钱了。我突然冒出个想法，不妨顺便说一下：如果采用举国体制训练猴子，让它能当众表演制定政策，发布意见，那肯定会在国际动物表演或者竞赛中博得头筹，为国争光吧？ 倘若有人以为耍猴有点俗，那不妨来个雅的。古时候那个叫庄子的高人，够雅了吧。他和惠子临渊羡鱼的一个段子，不但是逻辑习题，也是千古佳话，其中震铄古今的是这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自信地认为，这可供讨论什么是虐待动物作为重要参考。我并非那种认为将飞禽走兽关在笼子里，圈在园子里，就是虐待动物之辈，我没那么纯洁天真。不过，我支持让野生动物重返大自然，我再也看不到动物表演了也在所不惜——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以为不但是全球野生动物的节日，也是人类的节日。我支持这个想法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样也能够消弭“叫停动物表演”给我带来的怪异感觉，这种感觉和耍猴的被猴耍了没有什么不同。

诺贝尔奖是可以“玩”出来的     一年一度 秋风 劲，一年一度诺奖时。10月6日，随着化学奖名单公布，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颁发完毕。每年此时，无一例外地恰好也是公众和舆论议论诺贝尔奖的峰值时间，而且从不跑题：本土科学家距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为何咱们这里的土壤开不出获奖的瑰丽之花？诺贝尔奖真的那么重要吗？ 这些问题无一例外都是老生常谈，跟每年一度持续至今已经109年的诺奖一样，从表面和形式上看，毫无新意。但深究就有发现，岁岁年年，花相似而人不同，获奖和议论的内容不仅总是新鲜热辣的，而且往往还能振奋或者刺痛人心。诺贝尔奖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科技和社会进步的辉煌传奇的记录。而对于占了全球人口20%的吾国国民来说，它太像规律性出现的刺激，让公众不但能感受到针尖及肤之痛，而且能感受到心中难言之隐。 举世公认的看法是，诺贝尔奖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影响，是“人类最高智力活动伟大成就”的代名词。获奖者在国际和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也正因此，在诺贝尔奖总是以科学家个人身份获奖的表象之下，还或明或暗地包含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 要说华人是一个以聪明勤劳自许的民族，恐怕在民族内部并无太多异议。然而，纵览全球，又有哪一个民族不是这样自我标榜和自我期许的呢？自1901年至2009年，诺贝尔奖获奖人总数802位，其中犹太裔竟然达到180人，华裔勉强可算为9人，而犹太裔人口总数不足华裔1%。今年在物理学奖的获奖者中有一对本是师生关系的俄裔，获化学奖的则有两位日裔科学家。近代以来，日俄是两个和咱们关系密切的国度，过往恩怨交织，未来争先恐后。然而不得不承认，相形之下，至少在诺贝尔奖这项“人类最高智力活动”的竞技中，华裔尚处于劣势，中国还在下风。 还有必要承认的是，着眼于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诺贝尔奖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维度。于是，有论者从被戏称为是“玩”出来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获奖者身上，看到了对中国科研制度以及制度营造出来的科研环境、科研态度的多重讽喻。认为这两位有师生名分的英籍俄裔科学家之间平等的关系，视科研为让人兴味盎然的游戏，非功利的良好的学术心态，对中国科研现状不啻为一记当头棒喝：“瑰丽的学术之花，只会绽放于干净纯粹的学术生态中”。而迄今为止获得诺奖的7位华裔科学家，无一成果出自本土，就是这种讽喻的有力的注脚。 13亿多人口的大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无一本土自然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一事实固然不免让许多人感到惭愧和悲凉、甚至沮丧。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情绪反应很正常，如果沉浸在这种负面情绪中的更多的是科学工作者，还是一种好现象——至少他们还能在乎这个著名的奖项。但如果寄望于未来，就不能妄自菲薄，毕竟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走过30年，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到汤川秀树第一个获奖，其间历时80余年。但也许更需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诺贝尔奖和争夺奥运金牌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举国体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才会拥有培植人类智力最伟大成就的土壤和气候。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谢亚龙辞呈不过一篇党八股   我以为擅长写总结报告的谢亚龙，会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国足惨败时，写点实际的东西。不出所料，他那份不到万字的总结见报，还是充满了党八股的腐臭，通篇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反思也是流于表面。媒体早就在连篇累牍的声讨中，为他的总结写好了大纲，他几乎可以把各报的檄文照抄一遍，就能完成任务。再不行，看看国际足联的技术分析报告，也能找点灵感。但“谢总结”仍是一如既往和政府高官的发言一样，既没有量化的东西，也缺乏可定性的认识。 几年前在中国男女足双双被朝鲜羞辱时，有人说中国干脆别搞足球了，人种决定的，没辙。韩日在 世界杯 上的良好表现说明，人种论是站不住脚的。我的解释是，中国足球逐年衰败，确实和国民素质有关，但不是体质，而是群众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不行。群众基础不是简单参与有组织比赛的绝对人数，而是一个国家对足球的认识和热爱，以及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国民参与足球的结合。 足球得以在全球蔓延，民间俱乐部如雨后春笋是最大的推动力，这和是否职业化没有直接关系，德国在首夺世界杯时，距离全国职业联赛成立还有九年，东欧各国在奥运上叱咤风云，在欧洲杯初期连创佳绩也不是推行职业足球的硕果，而是举国体制的产物。将国足的失利推诿给举国体制，无非是拾人牙慧的说法。 中国足球一直是政府管辖范围内的“政务”，主管部门难免要以成绩换政绩，于是各种荒谬玩法层出不穷，足协作为名义上的非官方机构，管理足球的上层建筑，并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和职能，更不会去做百年树人的事。中国足球的长远之计，是鼓励孩子踢球，鼓励孩子踢球则需要有组织的比赛，由此催生民间俱乐部的产生和发展；当务之急，则是聘请合适的外教，给予充分信任和支持，完成一次突破，促使足球回到良性的轨道，给人以希望。光是这两项，“谢总结”就能写出几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