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

专业阴影

(刊于今日新京报) 最近我拿了个乒乓球团体冠军,作为第二男单。第一男单是个打过某市青年队的小伙子,现在一高校当体育教师。我是业余中的专业水准,在比赛中挑翻了不少体校出身的乒乓球运动员,当然,后者只是专业中的业余。乒乓球这东西,业余中的专业与专业中的业余比赛,谁输谁赢很难说。这有点儿像做学问,山寨中的学院派与学院派中的山寨,谁的水平更高也很难预料。当然,如果是业余顶尖对决专业顶尖,至少在乒乓球领域中前者毫无希望胜出。 我从小酷爱打乒乓,没练过,纯草根,但大学时接触过一些专业选手。有朋友曾分析中国人为何爱打乒乓,我觉得蛮有道理。她说,相比大球,乒乓可说是一种纯个人技术的运动,这使乒乓与举国体制有非常高的兼容性,不需要眼观八方的视野和心心相通的合作,只需拥有一颗灵活的脑袋和凶狠的心就能通向胜利,而满足这两项条件的中国人太多,这才是乒乓在中国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真意。 乒乓的群众基础,还反映在乒校的规模与数量上。目前中国数目最多的运动员很可能就是乒乓球运动员,而所谓运动员,在中国当今的词义里通常指纳入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市场机制下的体育竞技是自由选择,内蕴个人至上的竞技精神;举国体制下的体育竞技是包办婚姻,且是财政拨款下的包办婚姻,其实质是以税金换金牌,以战绩充政绩。举国体制的反思已经很多,姑不赘述,我只谈谈体制内运动员的专业阴影,而这专业阴影又常常将其导向业余水准。 譬如与我合作的小兄弟,本是专业出身,但已有一年多没打球,跟我开球的胜率也只是五五开。他说自己打球“打伤心”了。细问之,这伤心主要有两大构成:一是目睹体制内诸多怪现状。举国体制形成冠军、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同时催化体坛腐败。小兄弟是1987年生人,却曾被教练修改年龄,派出去打少年组比赛,对手多是1992、1993年生人,自然所向披靡。他还帮过不下10人代打比赛,拿到好名次,请他代赛者就可高考加分,多的能加20分。二是个人牺牲。举国体制是金字塔式结构,大量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被选拔出来,进行封闭式集训,最终只有少数能获得成绩与出路,多数的青春则被牺牲。中国体育报曾说,中国80%的运动员退休后因无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患病,甚至残废。我这小兄弟没残废,但23岁的他也浑身是伤,四顾茫茫。 专业阴影笼罩他们的青春,并随时反噬,将他们青春所献给的标的变成虚无。我还有个小兄弟储铤,上世纪九十年代拿过大运会第二名。那时他晒得漆黑,一身肌肉有似铁打,腹肌六块像六片瓦一样堆得清晰分明,臀部结实而骄傲地翘着,一用力,用钢钎都插不进中间的道道。我跟储铤住对门,他每日从早晨8点练到下午5点,很苦。有天他训练归来,仅着一条底裤,站在宿舍门口发呆,大约一分钟后,他猛然用坚硬的头颅撞击坚硬的门框,力大势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到20多下我不得不站出来劝止,并从此多了一个小兄弟。 半月前,我跟储铤等兄弟又喝了一台,没喝多少,昔日的猛男就不行了。在社会摸爬滚打的10年里,大运会第二名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东西,1米93的他必须比其他人更努力才能立足。在离开运动场走向社会的10年里,他活过,干过,吐过,受伤过,爱过,失去过,茫然过,颓废过,蠢蠢欲动过,又最终打消念头。 这就是运命,把你关在铁笼子里,上火上香,让你一点点蒸干,一点点熏枯,没得上坡,只有下坡,没得激情与速度,只有麻木与迟缓。但我依然记得当年那豹一样的少年,因为被关在铁笼之中,因为要冲出来,而在1998年的夏天,在宿舍门框上疯狂地撞击着自己的脑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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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精神”与“举国体制”和“中国模式” – 马王爷的新花园| 马晓霖的 …

你的体验和我很类似,没有被人质疑的信仰是不存在的,不容质疑的信仰是邪教,经得起挑剔、考验、波折甚至 批判 的信仰,才是靠的住的信仰,是纯粹和扎实的信仰。共产主义或许几十年、几百年都难以实现,但是,心怀这个理想总比没有理想要强,人就是在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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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方舟子打假与王维洛打假

方舟子打假与王维洛打假 芦笛 方舟子乃是有名的“学术打假斗士”,而王维洛却从来无人认为他与“打假”有何相干。实际上,方舟子打假不假(成了拗口令了),但不幸多与“学术”没什么相干,主要还是“人事打假”。 举最近轰动海内外的唐骏假博士案为例,这事是方舟子揭发出来的,但丝毫不需要任何智力投入,只需查看一下唐骏的CV,再查一下“西太平洋大学”是什么学校就足矣。这种事,任何一个毫无科学文化知识、遑论专业知识的人事干部都能干,与学术实无相干,只能称为“人事打假”。方以一个永恒的博士后去干这种体力活,还为此暴得大名,只能证明刻下的中国完全是欺诈公行,而人事官员和雇主们又是何等尸位素餐,形同虚设,以致需要一个远居海外的冻结博士后来替他们尽职。 当然,除了充当义勇人事干部外,方舟子也曾偶涉学术领域,在其中打过假,其最为人知者,就是对鲁迅那不学无术(这儿的“学”,指的是科学)之徒的“所谓中医,大抵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作“学术证明”。可惜起到的作用与那老匹夫一般,只证明了自己的不学无术(这儿的“学”,指的是医学)。 正因为他对医学一窍不通,才会说出“废医验药”的昏话来,完全不知道中医用药是所谓“辨证论治”,而所谓“辨证论治”确有道理,乃是把病人的一系列症状,归结为所谓“证”的症候群,再用“活人蹚地雷”的原始人试错法,摸索出一堆汤头来。如所周知,中药多是植物,即使是单一药物,也很难分离提纯,查出其有效成分,遑论查明各组分彼此之间有无协同作用、拮抗作用或是叠加作用,等等。若是再考虑整个汤头那更复杂的混合物,这“验药”就更是昏话一句了。尤可笑者,他在其论坛中危言耸听地列举了一大堆中成药的毒性,却连“半数致死量”的起码药理学概念都不懂,连一切药物都是潜在的毒药、关键在于剂量的常识都没得。大概他活了几十年,到现在没听说过“水中毒”,更不知道若将钾盐静脉推注入人体,则受者心搏立停。那是不是钾这种人体必需电解质也成了必须禁用的剧毒药物?更何况中医中药的主要潜在危险,不是药物可能具有的毒性,而是因辨证错误而用错了药。因为辨证完全靠大夫主观感觉,没有客观诊察手段,所以出错的可能性颇大,即使是多年名医也难免。若辨证错误,把虚证弄成了实证,表证弄成了里证,or vice versa,则本来没有毒性的药物也能毒杀病人。所以,即使“验药”可行,验出来的“安全中药”也未必安全,遑论有效。 我这不是鼓吹“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其思路可以引入西医,引起后者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我对中医的态度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了:作为一种调理医学,它确有疗效,能覆盖为西医目前忽略的某些领域,应该作为一种替代疗法存在下去。但它因为不使用逻辑思维与实证手段,基本概念无法落实,其理论也无法整理,因此毫无发展余地,是一种注定要萎谢的低阶技术,或曰“夕阳技术”。方舟子全面否定中医,与“我要注册”出来乱吹中医、打西医的“假”,外表相反,实质同一,都是外行鼓倒内行。这若能称为“学术打假”,那“打假”者本人的“学术”大概只能算成是招摇撞骗、大言欺世的国术。 当然,方舟子的“学术打假”也不完全是这种货色,我记得还有揭穿什么核酸食品的骗局。那倒确实是根据粗浅的科学知识(中学生理卫生水平)的打假,并非人事打假。勿过,一个永生博士后去干那种粗活,似乎也只证明了中国那种欺诈社会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而且,方氏轰动媒体的,似乎还是人事打假与“中医打假”这两大类。而本坛网友大数学家唐好色先生出来讴歌方舟子神圣的“使命感”,似乎也就是基于这些理由。这种现象似乎反映了许多蠢人对什么是“学术”,大数学家included,连基本概念都没有。 或许就是因为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学术打假”,大概更因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优良民族传统,国人(以及劣质汉学家)见到小偷被逮,便欢呼雀跃,而敢去揭穿大盗的学术欺诈如王维洛者,便因为这些人动摇了愚民对专制制度的优越性的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热爱,违反了一言堂的科学精神,就要大义凛然挺身出来斥之为“唱衰”,诬之为“集体无根据恐惧”,目的是破坏中国的水电事业,使中国沦入美国那种default的惨境,必须使用“人事批判”的利器,将其批倒批臭,证明他是文科出身,而对手是院士专家。而且,他的声音在国内根本就听不见,因此必然是外行鼓倒内行。至于人家外行在何处,论点论据有何软硬伤,则对不起,那不在数学家兼劣质汉学家的学术范围内。 不幸的是,我昨天转来的文章(http://big5.cctv.com/gate/big5/hb.cctv.com/20091111/102602.shtml),证明了王维洛那民科兼学科兼傻逼的学术打假确有道理,而那些负责设计大坝的院士专家们要么是白痴,要么是骗子,两者必居其一。 在那篇文章中,为劣质汉学家唐好色先生无限景仰的洋共当局明确承认: “过去三峡工程调度规程为反季节调节,汛期泄水,枯水期蓄水。” 具体来说,就是在汛期把大坝水位降到145米的所谓“汛限水位”,而在枯水期将大坝水位提升到175米的“正常水位”。这就是水库管理人员两年来一直在奋斗不息的伟大目标。它之所以伟大,倒不能说那是专家们故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坑害下游,而是因为它能“安全挣钱”──汛期泄水就避免了上游洪灾的风险,而枯水期蓄水,则能达到大坝的“正常水位”,实现水库发电与航运的经济指标,悠悠万事,唯钱为大。 可怜的是,两年的奋斗,证明了就连这伟大的挣钱目标也未必是安全的。那文章已经说了,在2008年与2009年两年的枯水期,管理人员都试图将大坝水位升高到175的“正常水位”,但两次都因同样原因不得不半道停了下来:上游出现地质灾情险情,下游出现水荒,因此两次都只能把水位升到171-172米,就再也不敢往上涨,实现发电挣钱的战略目标了。经过这原始人试错法,英明的洋共院士专家们发现此路不通,于是决定大胆“利用洪水资源”,在9月份开始蓄水,截“洪水尾巴”,然而这“大胆决策”是否可行,尚在未定之天。 这就是劣质汉学家唐好舔(oops, 是唐好色)歌颂的大坝的伟大的蓄洪功能──连“截洪水尾巴”都成了一种感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我到这会儿还禁不住纳闷,那么多院士专家,为何竟然连反调节必然在汛期加重下游洪灾、在旱季加重下游旱灾的常识都不知道,还要“先筑坝,后测量”,效越王勾践去变革大粪,亲口尝一尝,才知道那并非大快朵颐的美味? 据洋共官方媒体报导,2008年1月8日,长江水利网汉口水文站监测,当日该站水位为13.98米,是有水文记录142年以来,长江出现的罕见低水位。沿岸城市出现饮水困难;“黄金水道”告急,据长江航道局统计,去年10月以来,长江主干线已经发生40余起船舶搁浅事故,航道拥挤阻塞,使长江航运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仅枯水期增加运力所增加的油耗便达2000万元;洞庭湖、鄱阳湖面积剧减;各种珍稀水生动物死亡的消息频现,鱼类的采食场遭到破坏,鱼类产量锐减;旱灾还可能引发大规模鼠患。综合经济损失与生态环境破坏,根本就是难以估量的,纵是开明的洋共,也从来不兴公布此类损失数字(唐好T——阿也,是Se——要说了,“阴谋论是无法反驳的!”未必吧?亮出损失数字来,不就能粉碎这阴谋论了么?劣质汉学家不知道,所谓“阴谋论”的指控,只适用于透明施政的国家,而不透明乃是为他激赏的威权政体的优越性。这就请这位不相信阴谋论的老T,前去跪求英明的洋共中央变得透明一些,公布大饥荒的死亡数字与六四死亡数字[掌声雷动ing])。 出了这种烂事,烂仔们还有本事抵赖,“长江水利委员会表示,长江水情历来与降水有直接关系,与三峡工程无关。”可惜直接受害的航道部门未必同意,他们认为,“首先是降水量少于往年,上游来水少,形成了50年来最严重的秋旱。其次,三峡汛后进行了一次蓄水,2007年12月初下泄流量在5000立方米/秒,只有以前流量的一半。12月4日,中游船舶搁浅严重。经过双方的协商,三峡增加下泄流量约 200立方米/秒,但对改变中游枯水现状的作用有限。”(http://society.people.com.cn/GB/6782620.html) 2008年旱灾,据说是天不下雨,娘不嫁人,没有办法,与三峡水库蓄水无关。2009年枯水期三峡再度蓄水,下游再度出现旱灾,据郑守仁院士说,那还是天不下雨,娘不嫁人,没有办法,与三峡水库蓄水还是无关!这些人轻侮天下人的智力,居然也就到了这种肆无忌惮的地步:谁也没办法让老天下雨,但修水库,不就是为了解决或至少缓解天不下雨造成的问题么?如今下游缺水,你还要雪上加霜,人为降低长江上游对下游的供水量,这就如同人家资金周转不过来,你这“银行”非但不把存款还出来,还去效法城管把人家的钱盒子抢走了,该负什么责任,就连文盲大老粗也能看出来吧?院士专家们到底是哪儿来的这底气,竟然认为大众就那么弱智,所以连这毫无抵赖可能的责任,都有本事出来赖? 令人绝望的是,这种只顾自己发电赚大钱、不顾下游死活、以邻为壑的下流做法似乎成了普遍实践。湖南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聂芳容说,湘江上游最大的水库 ──东江水库也是只顾发电,“未承担补水任务”,9月前就将积蓄的25亿立方米水下泄用于发电,到了旱季湘江出现低水位,水库便无法有效补水了。(http://big5.cctv.com/gate/big5/hb.cctv.com/20091111/102602.shtml)。 所以,咱们的水库是“水电”工程没错,与“水利”却无相干,称为水害工程倒实至名归。这就是咱们“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的优越性。世上竟有只顾发电不顾下游水情的“单功能”水库,当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 旱季如此,雨季又如何?在旧作中,我这个完全彻底的外行已经向比我还外行的“专家”wm解释过水库对下游供水的调节方式了。把有关段落拷贝在此: “如果年降雨量在水库调节范围内,则水库水位变化如下: 平水季节(秋):流入等于流出──下游流量等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不变 枯水季节(冬):流入小于流出──下游流量大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下降 平水季节(春):流入等于流出──下游流量等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不变 洪水季节(夏):流入大于流出──下游流量小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上升 这‘平水季节’是我捏造的术语,是指汛期与枯水之间的过渡时期,此期河道的自然供水量不多不少,恰适合下游需要,因此水库不作调节,来多少放多少。其调节作用只在枯水与汛期发挥,枯水时放水,汛期蓄水。 由此可见,库内水位一年涨落不定,最低点乃是枯水季节末尾,在此后的平水季节一直保持不变(因为出入相等),直到汛期来临,此乃自然出现的变化。坝前水位在汛期中涨到最高点,并在随之而来的平水季节保持不变(因为出入相等),直到枯水季节开始,才因放水量逐渐高于来水量而造成库内水位下降。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总而言之,若年降雨量不超过水库调节范围,水库的理想工作状况是排水量不因上游来水量而变化,一年四季都保持在一个恒定水平,使得下游的供水量基本是个常数,不受季节影响。除非遇到大涝大旱,一般的水库都应该处于这种状况。” 而三峡水库(以及其他只管发电的单功能水库如上述东江水库)的工作机制则与上述正常原理反着来,上面已经说过了,那是在枯水期蓄水,力争达到175米的“正常水位”,以实现原设计的发电量,获得足够经济效益,待到汛期来了,就赶快放水,把大坝水位控制在145米所谓的“汛限水位”上。这是为什么呢?那是要留足库容,苦苦等待千年一遇的洪水。根据院士专家们的计算,只有保持这个水位,则千年一遇的洪水万一来了,也只能涨到175米的水位: “三峡水库调蓄不同频率洪水时,相对应的水库最高水位列于下表: 洪水频率 枝城控制泄量 (立方米/秒) 水库蓄洪量(亿立方米) 水库蓄水位 (米) 5% (二十年一遇) 56700 73.3 157.5 1% (百年一遇) 56700 143.3 166.7 0.1% (千年一遇) 71500 221.2 175.0”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http://www.3g.gov.cn/xxxq.ycs?GUID=1891) 管理水库人员的尴尬,是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次来的是不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所以汛前的常规操作,必然是把水位放到145米(据张光斗的披露,好像这还不够安全,必须降到135米,这里假设正式资料的计算可靠)。在第一次洪峰到来后,如果大坝水位超过了145米,那在洪峰过去后就得赶快放水,让水位回落到145米,以防下一次洪峰是千年一遇的。于是在整个汛期中,三峡水库都毫无蓄洪功能,而是不断大量放水,其平均值相当于来多少放多少。这么做虽然起到了所谓“削峰”作用,却使得下游长期处于危险的高水位状态。这一点也为洋共当局一不小心披露了,据中评社北京7月17日电: “截至17日8时,长江干流九江站水位涨至20.59米,超警戒水位0.59米,创下11年来最高水位。与此同时,江西鄱阳湖水位也已经持续超过警戒线,目前,两者水位还在呈上涨趋势。这次九江段水位再超警戒线主要是由于长江中下游有集中强降雨过程,来水明显增多, 加上三峡水库加大泄洪, 导致长江九江站水位明显偏高并将维持一段时间高水位。 此外,江西鄱阳湖水位超警戒水位时间累积已达25天,受高水位长时间浸泡,各地圩堤已经发生渗漏、泡泉、崩塌、滑坡等各类险情,一旦再有大规 模降雨,将对圩堤安全造成威胁。 ” (http://chinareviewagency.net/doc/1013/8/4/6/10138465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384655) 这就是为唐好T先生大赞大颂的三峡水库的伟大的蓄洪功能,而且他还以无比严谨的科学态度斩钉截铁地作出预言(prophecy):“不造(三峡水库)的话, 过几年下游就一片泽国”! 按过去两年的操作规程,这种汛前大量放水降低水位(也就是来少放多,使得下游提前进入汛期),汛期中来多少放多少的背时作法,要维持到11月间,水库才开始蓄水(也就是来多放少)。但如上所述,这种背时作法连续两年引出了严重恶果,因此院士专家们现在考虑决定英勇地“开发洪水资源”,拦洪水尾巴,从9月中开始来多放少,提高水位。这么做,当然无法缓解雨季下游的水患──连三峡集团三峡枢纽梯级调度中心主任袁杰都承认:“进入9月后,中下游的水位已比汛期低很多,行洪能力较大,大洪水完全可以泄走。”水库到那阵子才开始“蓄洪”,完全是雨后送伞,但好歹能减轻因水库在枯水期蓄水而加重下游旱情的灾难。 可惜就连雨后送伞,都还危机重重。我昨天转来的那文章已经说过了,那风险就是有可能引起上游洪灾。何以故?专家们没敢说,那就是学术打假英雄王维洛早就指出的水力坡度问题:虽然9月份流量已经大大降低,但与枯水季节相比还是很高,因此水力坡度必然较枯水期大得多。大坝水位增加,叠加到上游去,就有可能引起上游洪灾,淹没重庆。专家们不是唐好T那种石化头壳隧道眼,知道重庆万万淹不得。哪怕淹没下游万里农田,也决不能淹了在GDP中占有相当份额、更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直辖市。那半截子(1/5?待考)汉学家不懂装懂来谈大陆事,自然一辈子也绝无可能弄懂我党当年在上游决口“分洪”、使得万里良田尽成泽国、保住天津不被水淹的高妙道理何在。 从三峡水库这档子烂事上,足可洞见咱们实行唐好T提倡的科学一言堂精神、绝不许屁民对关系到子孙万代的重大工程提出质疑的威权政体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但决定了打假英雄只能拍苍蝇,决不能打老虎,更保障了洋共当局可以用一万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把学术欺诈做大做强,做到“院级”(国务院,工程技术科学院,等等)。这优越性之所以丝毫不受窒碍地发挥出来,政府的枪杆子与笔杆子当然居功厥伟,不过也得靠国人以及劣质外国人中专出唐好T那种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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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华能搞定中国足球吗?

蔡振华要当足协主席了,认为“蔡指导有能力搞好乒乓球,就一定或者没准也能搞好足球”的糊涂蛋们,就好像是认为“李鸿章有能力搞定捻军,就一定或者没准也能搞定八国联军”。当然,更贴切的比喻也许应该是,“恭亲王有能力依靠李鸿章们搞定捻军,就一定或者没准也能搞定八国联军”。 乒乓球是小球,不止是因为球小,更因为除了中国人外,玩的人太少,加一起还没我们体校的人多。蔡振华在举国体制之下可以搞定只有中国人玩的乒乓球(因此又叫“国球”),但却不可能搞定全世界都在玩的,其商业运作与竞技水准已经高得让举国体制也无能为力的足球。 不过,就蔡振华的个人政治前途而言,出任足协主席可谓一个利好。此前中国足协主席一直由体育总局局长兼任(韦迪虽然长期被媒体报道为“现任足协主席”,其实只是足协副主席),但基本不管理具体事务,另有专职副主席分管男足、女足,兼挨骂与背黑锅。这种兼职其实很怪异,因为中国足协只是体育总局下属的一个单位,与乒羽中心等同级,体育总局局长兼足协主席,就像省长兼某厅厅长一样。 蔡振华以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出任足协主席,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只要他在任期内表现得“还可以”(比如依靠广州的主场优势以及东莞的娱乐场所优势拿下亚运会男足、女足冠军),当可顺利接班体育总局局长。另一种可能是今后体育总局局长都将不再兼足协主席,而一直由副局长或局长助理兼任。副省长而兼某厅厅长,这就勉强说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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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不能好高鹜远 中国不能以举国体制搞尖端技术

产业升级不能好高鹜远 中国不能以举国体制搞尖端技术   2010-6-26 南方都市报       由于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许多出口主导型的企业面临覆灭之灾。       一些人士认为,这正是倒逼中国产业升级的良机,而另一些人认为,面对紧缺的资金、低素质的劳动力、明显不公的激励机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又能升到哪儿去?       中国产业升级并非一步登天,升到以高科技企业为主,而是上升到以标准化、精细化的制造企业为主,在产业链条上向前跨出一小步。       中国的制造业具备从低端发展到中端的能力,通过户籍改革与职工培训,将出现世界最大规模的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产业队伍。通过标准制订,最大程度地降低中国小农与小作坊经营模式。与此同时,政府进行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率与公民社会、市场社会匹配,使出口与投资主导转向以内需与投资主导的经济,这不仅是倒逼制造企业,也是在倒逼政府提高行政效率、降低针对企业的各种行政费用,改变恶劣的市场行政分割现状。       目前中国创业板颇具特色,仔细观察这些企业,并非真正的高科技企业,而是沾上高科技色彩的精细化运作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比如饱受质疑的海普瑞,被讥讽为猪小肠上的劳动密集型高科技企业,抛开这样的质疑,我们看到的是一家质量受到国际市场肯定的、以标准化进行生产的原料药生产企业,以及销售渠道通畅、质量得到保障、从医药向日用品过度的企业。       除了海普瑞之外,其他被看好的医药企业都具有上述相同的特征,甚至IT行业也出现了上述趋势,员工众多、渠道通畅、技术被市场接纳。相比而言,美国生产新药周期十年、投资10亿美元以上,而我国制药企业投入数百万元已经算多,就投入与技术而言,中美还无法相提并论。       中国的创业板没有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并不足惧,只要比现有技术略高一筹即可。应该担心的是,这些企业获得了比真正高科技企业更高的溢价,混淆视听,妨碍了其他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上市。       我国有历史教训。我国作为茶叶大国,从清末后出口大国转到印度,原因是我国茶叶以小农经济模式运作,在生产、技术等方面没有标准可言,现在又加上了化肥与农药的滥用。1833年,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茶叶市场的垄断,把茶叶生产重心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成立委员会,从中国移入茶种,从育苗到移栽到收获,有严格的标准体系,而中国茶叶在国际贸易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这样的悲剧不能再次上演。       中国产业与其说升级,不如说转变更合适。升级不等于抛弃制造业,一味发展尖端科技,从资金、技术与人员来说,并不现实,或者倾举国之力,花费成本巨大,对消费型经济反而不利。上世纪5、60年代,我国倾举国之力发展核工业,虽然是国防必须,对于我国的经济未带来收益。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发达、市场行政色彩浓厚、投资新品研究的比例仅为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企业不敢也不能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真正花巨资投资高新技术、进行产品设计的企业会尝到被仿冒者一棍子打死的苦果。       在压缩过剩产能、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背景下,市场型企业在主动进行产业升级、主动扩大内需。       以出口为主的低端制造企业日子越来越难过,香港商会认为沿海有数千家小型企业会因此倒闭。笔者有记者朋友采访了国内知名的缝纫机企业,以内销为主、产品升级换代较快的企业还能够应对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以外向为主的企业一筹莫展。笔者上周到广州参加粤商转型小型论坛,出口企业正在进行产品更新,所有高碳的家电产品更新为低碳产品,如热水器等家电企业,而星期六制鞋前几年已经转到内销为主,满足国内中产阶层的女性所需,款项与国际趋同。       位于纽约的顾问公司Rhodium Group创始人、中国业务负责人罗森(Daniel Rosen)说,10年来,中国的消费大幅增长,尽管事实上是有30%的收入被用于存款,剩下的大部分被用来买房了。经济学家们预测,未来五年中,政府将通过继续在某些消费品上提供补贴等刺激措施提振支出。因此,满足国内消费所需、产品质量提升、品质设计与国际接轨的制造品,会受到城市中产阶层的青睐。       这就是未来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是中国式的高科技,不必好高鹜远搞什么尖端创新,而是提高质量标准,加上改良产品的性能、外观,培育出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了解市场的行政官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得到提升。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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