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石

All

Latest

新华社确认乔石逝世

@新华视点:#新华社快讯#【乔石同志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外来客|风传乔石去世...

编程随想 | 回顾 六..四 系列[8]:十三大重新排座次

  前一个帖子介绍了 胡.耀.邦下台的始末 ,今天来介绍一下十三大的权力布局。因为8九年那批朝廷大员的职务,都是在十三大敲定的。所以,十三大形成的权力格局对8九年的走势很关键。 ★相关概念扫盲   大伙儿要明白,伟光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它的权力体系有很多层次,不明就里的同学看着这么多名词,会比较晕。今天俺趁机扫盲一下。熟悉党国官场的网友,请跳过本节。 ◇中央委员会   首先,党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民间俗称"裆中央"。这个"裆中央"大概有一两百号人(也就是中央委员),他们都是党、政、军的头头脑脑。从 理论上讲 ,这帮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来滴;而实际上捏?嘿嘿,你懂的 :)   "档中央"里面的家伙,除了有正式滴,还有候补滴,人数通常也有一两百号人。候补委员只有发言权,没有投票表决权。如果正式的委员出现空缺(通常是去见马克思,也会有人因为政治斗争而出局),排名靠前的候补委员就可以顶上空缺。 ◇中央政治局   然后,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简称政治局,人数通常在10-30人之间。能进政治局的家伙,就有资格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只要有了这个头衔,基本上不会因为经济问题(拿错钱)或者生活作风问题(上错床)被搞掉。但是,政治路线出问题(站错队),还是会被搞掉滴。 理论上 ,政治局是"裆中央"投票选出来的。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再然后,政治局里面还搞了个"常务委员会"。 理论上 ,党章并未对常委会的权力有详细的规定。实际情况是,政治局人数不少(二三十号人),有些人平时还不在帝都,凑在一起开会不太容易。所以,平常处理一些党国大事,都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并拍板。所以,常委会是核心中的核心,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   综上所述,能够进这个常委会的家伙,那可是大大滴牛B了。通常,他们的人数在3—9人之间,而且总是保持奇数(以免投票时一半对一半)。比如说,当今朝廷的政治局常委,就是9个人,民间俗称"挡中央的九长老"。   常委都由哪些家伙组成捏?首先,党的总书记(老毛时代叫党主席)显然必须是常委。其次,总理通常也是常委。其它的常委通常还包括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第一副总理等家伙。 ★角逐总书记   扫盲完基本概念,先来说说总书记这个位子。话说老胡是在87年1月份被废黜,而新君要等到十三大召开(在那年的10月份)才能选出,这期间就出现了帝位的悬空。考虑到国不可一日无君,老邓就指定当时的总理赵.紫.阳 代理 总书记。但是,挂着"代理"的帽子说明老赵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名正言顺的继位之人还要等到十三大召开,才能揭晓。因此,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改革派和保守派展开了暗中较量。 ◇总书记的重要性   俺在《 八十年代的朝廷 》一文介绍过,当时的总书记没啥实权,真正的权力都掌握在以老邓、陈云为首的几大元老手中。因此,有些同学可能会纳闷:总书记又没啥权力,有啥好争的?此中之奥秒在于:在87年,邓/陈这两大元老都已高龄(八十多岁),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因此,十三大选出来的总书记,只要能熬到两大元老上西天,就算是熬出头,有希望自己当家作主了。 ◇两派的如意算盘   既然老邓指定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已经充分说明,他想让老赵接替皇位。老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滴——虽然废掉了老胡,但是经济改革还得继续搞;而老赵是改革派的干将,而且还是经济方面的行家(老赵主政四川时,经济搞得不错),论资历也足够(老赵跟老胡的年龄相当),实在是帝位的不二人选。   但是捏,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有自己的另一套算盘——他们想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机会,占据总书记这个职务。至于人选捏,保守派决定推举邓力群参与竞争。邓力群,以下简称小邓,以区别于老邓(两人并无亲戚关系,特此声明),此人的介绍在" 这里 "。   小邓被保守派称为理论家,文革前曾任党刊《红旗》杂志的副总编,82-85年任中宣部(俗称真理部)部长。他不光理论功底了得,在政治路线上还极端保守,动不动就拿出"毛.泽.东.思.想"这根鸡毛当令箭,小邓也因此获得了"左王"的绰号。有这样一个人才,保守派自然要力挺。 ◇小邓落选   为了增加邓力群的胜算,保守派的几员干将(比如王震)到处放出风声,为其造势。过不了多久,风声就传到改革派高官的耳朵里。改革派意识到:一旦让"左王"当上总书记,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候,改革派的一员老将——李锐——挺身而出(此人的介绍在" 这里 ")。李锐在党内也算是元老了:解放前当过高岗、陈云的秘书,解放后当过水利部副部长,59年和彭德怀一起被打倒,文革后当过中组部(也就是古代的吏部)副部长。在政治立场上,李锐坚持改革,跟邓力群势不两立。除了政治路线的对立,两人还有一段比较八卦的私人恩怨。   话说40年代延安整风那会儿,李锐被诬陷为特务,他跟他老婆范元甄都被隔离审查。而负责审查他老婆的,恰恰是小邓。据说范元甄是当时延安的四大MM,于是小邓见色起意,后来发展到OOXX......(以下省略800字)。再后来,事情败露,小邓在某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而那次大会的会议记录(《1945年1月31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李锐也一直保存着。虽然小邓乱搞男女关系,但并不妨碍他在解放后继续升官。这是因为,从延安时代开始,党内高层的私生活就比较糜烂。比如毛太祖本人,不知临幸过多少小萝莉......关于这个话题,抽空单独开一篇来聊。   言归正传。鉴于两人之间的恩怨,李锐决定旧账新账一起算。他特地写了一封信,通过赵.紫.阳转交给老邓。信中列举了小邓的三大罪状: 1、一贯抵制改革开放的方针;2、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3、思想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空谈共产主义理想。 为了论证小邓"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信中还附上了当年的批小邓生活作风的会议记录。信的末尾是这样总结的: 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不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   话说赵.紫.阳这个人还是有些政治手腕的。他等老邓看完信之后,又旁敲侧击地说了一件事——小邓最近提出了"第二次拨乱反正"的口号。这下可触到老邓那敏感的神经了。要知道"拨乱反正"一词,是用于否定文革的专有名词。而小邓胆敢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明显是想否定改革开放。   有了上述这2件事儿,老邓针对李锐的来信,给出了3点批示: 一、撤销邓力群的职务;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三、李锐同志不要算旧帐。 于是,小邓彻底跟总书记无缘了。 ◇老赵当选   说完了小邓的落选,再来说一下老赵的当选。可能很多同学想当然地认为:老赵背后有老邓力挺,就能轻松当选。其实不然。当时老邓虽然是党内实际上的一把手(陈云是二把手)。但是重大的人事任免,需要平衡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方的意见。如果某个任命遭到其中一方的极力反对,就没戏。比如刚才提到的小邓。   那么,保守派为啥没有极力反对老赵捏?这有几个原因。其一,老赵在当总理期间,埋头搞经济改革,不过问老胡的政治改革;其二,在声讨老胡的那次生活会上,老赵也跟保守派一起声讨老胡(详见 前一帖 )。所以,保守派觉得老赵或许比老胡更好相处。再说,小邓出局之后,保守派也没有其它合适人选,也只好同意让老赵登基。 ★角逐政治局常委   经过本文开头的扫盲,大伙儿已经知道常委的重要性了。接下来就说说常委的争夺战。 ◇老家伙的去留   在开十三大之前,常委有5个人:赵.紫.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老胡虽然被废黜,但是常委的职位暂时还保留着,算是给他点面子。5个人里面,有3个是老不死的家伙。而且老陈和老李都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所以,老邓想通过这次换届,逼迫老陈和老李退出常委,并以此带动其他的老家伙也跟着退居二线。   到了临近十三大的7月7日,邓太上皇 又一次 在自己的寝宫召集帝国老臣开会。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老邓不愧是官场老手,他一上来就主动表态——年纪大的老人,应退出常委,让位给年轻的新人(所谓年轻的新人,也都是60好几);因此,他本人下一届就不再当常委了。既然太上皇都带头表态了,老陈和老李也就不好再继续占着茅坑了,只好也跟着同意要退下来(据说他们两人心里是老大不乐意)。为了安抚老陈,老邓把自己中顾委主任的头衔让给陈云,也算是给点面子。另外一个元老彭真,原先担任人大委员长。既然其它3个老人都退出常委,他也只好把委员长的位置让出来。   大伙儿请注意:老邓虽然不再担任常委,但是他的军委主席一职,并没有让出来;再加上他的亲信杨尚昆,在80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老邓依然稳抓兵权。所以,老邓退出常委,他的实力不但没弱化,反而强化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退为进"。 ◇7常委变5常委   话说3个老家伙退下之后,老胡由于被废黜,自然无法再当下一届的常委了。所以,常委里面,只有赵.紫.阳一人留任,其他都是新人。这在伟光正的历史上是很罕见滴。   在筹备十三大的时候,老邓考虑把常委从5人扩大为7人。原本打算加入的新人,分别是: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在这6人中,小胡、万、田都是改革派,再加上总书记赵紫阳,就可以在7人的常委会中占据压倒多数。   话说到了7月7日在老邓家开会,谈到了新常委名单的时候,有好多老人都反对万里进常委。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到: 万里平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 。鉴于多位老臣反对,邓太上皇只好作罢。但人家万里好歹也是第一副总理,比李鹏这个副总理的排名靠前。如果李鹏都进常委,万里却没进,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老邓提议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作为安抚。   总结一下邓家开会的结论:老人全退出常委,7常委的方案被改为5常委。荣升常委的小年轻,分别是: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新任领导班子   在天朝,党是领导一切滴。党内的座次排好之后,其它方面的座次大体上也就定了。十三大在年底开完之后,次年紧接着就开七届全国人大。当然,无论是党代会还是人代会,代表们都是走过场——名单早已内定。下面这些新任命的朝廷大员,对 6..4 的事态发展起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俺做个简介,让大伙儿先混个脸熟。 ◇ 赵.紫.阳 (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军委第一副主席)   赵.紫.阳是因为经济工作搞得好,从地方一路升到中央的。他文革前当过广东巡抚,文革后当过四川巡抚。他在四川的经济改革被老邓看中,80年调入中央并干了7年总理。他不像老胡那么耿直,也比老胡更有政治手段。比如刚当上总书记不久,老赵就找了个机会撤销了"中央研究室"(这里面都是保守派的智囊、笔杆子),让保守派元气大伤。 ◇ 李鹏 (总理,政治局常委)   李鹏属于保守派。此人不学无术,靠着"周恩来养子"这层关系,居然能一路混到总理(看来周的这块金字招牌太牛B了,不给面子不行啊)。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滴,在民间长期流传很多关于小李的笑话,讽刺其素质低、无能、草包。老邓也晓得李鹏不懂经济,特意要求赵.紫.阳在升任总书记之后,依然要主抓经济工作。   这个小李虽然业务上无能,但野心不小。当上总理之后,他就一直盯着总书记这个宝座。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搞掉老赵,自己就可以成为一把手。顺便再说一下,李鹏家族的腐败,是出了名滴。其腐败程度与江.泽.民家族不相上下。 ◇ 乔石 (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   乔石这个人,据说城府比较深。他不是明显的改革派或保守派,可以算是骑墙派(关于这点,后面还会提到)。从85年开始当中央政法委书记,十三大接替陈云当上中纪委书记。他主要掌管全国的政法系统(主要是司法、情报、治安等)。 ◇ 胡启立 (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政治局常委)   胡启立(小胡)文革前曾被老胡大力提拔,当上团中央候补书记,时年32岁。80年时,他更以51岁的低龄出任天津巡抚,在当时可算是改革派的政坛新星。87年进常委之后,他已经被视为下一代接班人。如果不出意外,等老赵退休,小胡就可以登极。可惜8九年出了意外。 ◇ 姚依林 (第一副总理,政治局常委)   姚依林是保守派干将,陈云的亲信。貌似经济方面还比较在行,由于他年龄较大且身体不好,当时就定了他只做一届。其女婿是当今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王岐山。 ◇ 杨尚昆 (国家主席,军委秘书长)   杨尚昆也算是元老了,而且是老邓的亲信,他俩在解放前就有很深的交情了。他刚挂上的这个"国家主席"头衔,实际上是虚衔。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军委秘书长一职。所谓的军委秘书长,平日要处理军委的各种大小事务。老邓把他安插在这个职务上,就是为了牢牢控制军委。控制了军委,也就控制了枪杆子。   由于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在军中安插了不少亲信,其弟杨白冰更是从成都军区的小官一路高升到总政治部主任。民间戏称为:杨家将。 ◇ 万里 (人大委员长)   万里是改革派干将。文革刚结束时,他和老赵一起主政地方省份(赵担任四川巡抚时,他担任安徽巡抚)。赫赫有名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就是他在背后撑腰。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时候,民间很多人都看好万里会顶替总理,可惜让保守派给搅黄了。万里不能接替总理,还有一个原因是年龄太大(他比李鹏大了12岁)。 回到本系列的目录 ================================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编程随想"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发任意邮件到 [email protected] 即可自动获取翻墙扫盲教程;别用国内邮箱,易被墙。如有其它问题要联系俺,请写信到 [email protected]

德国之声 | 一周香港媒体综述

本周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社评,题为《革命尚未成功,建立民国仍须努力》。社评写道:"……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日子,本该是个海内外中国人共同庆祝纪念的重要日子。可惜除了台湾以外,中国其他地区包括香港对双十节都暧暧昧昧,冷冷淡淡,气氛比每年的元旦、农历新年庆祝还不如。中共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更变成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复出骚」,大家都把焦点放在这个前领导核心身上,原来的主角──辛亥革命及孙中山先生则成了陪衬,甚至形同虚设。" 社评写道:"辛亥革命的历史功过及贡献仍有不少争论。内地着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就认为革命催生的是混乱与迷失,令中国陷于长期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反而不利于进步与发展。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动摇了主宰中国社会的封建体制及文化,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一段长时间,并且会随着历史演进而不断修正及更新;……撇开历史功过或政治宣传需要,辛亥革命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从封建独裁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突破。政权更替,皇朝变换对中国而言不是甚么新鲜的事。……辛亥革命不一样,它打破了这样的循环,皇朝再也不能复辟,家天下成了政治上的脏字眼,谁也不敢、不愿公开支持。……此外,专制皇权跟束缚个人自由自主的封建体制、规条是息息相关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不推翻专制皇权,不改变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及社会秩序,壁垒分明的社会阶层不可能打破,社会的流动不可能畅顺,个人的基本权利无从谈起,……同样重要的是,辛亥革命高举民国的旗帜,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带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毫无疑问,辛亥革命留下了丰硕的遗产。只可惜北京当权者执迷于权力,执着于控制,不敢接过这份遗产,不敢让人民说话,更不敢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以至辛亥百年没声没息的过去了。但愿不用等太久,辛亥革命的遗产可以真正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中国成为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国,到时候海内外中国人都可放怀庆祝辛亥革命!" 与此同时,北京高层最近将"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名为"中共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香港《明报》刊发题为《"中央综治委"改名背后》的文章分析了"中央综治委"之所以更改名称背后的深层政治涵义。 《明报》的分析写道:"据中国官方解释,新综治委在原综治委40个机构成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1个部门为成员单位。……而新增部门,据说会有国家发改委、国新办、国家信访局、全国总工会等。而新的综治委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挂帅,副主任包括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中宣部长刘云山、主管民政的副总理回良玉、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全国政协副主席钱运录,显示维稳涉及所有领域。" 文章继续写道:"中央综治委归中央政法委领导,而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角色在中共党内逐渐吃重,1980年代初恢复后的中央政法委历任书记彭真、乔石都只是政治局委员,陈丕显和任建新更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 到了十六大的罗干,才成为政治局九常委的一员,现在政法委扩权扩编,明年十八大上,周永康的继任人很可能排名比老九更靠前。……周永康10月11日在中央综治委专题会议上提出了"提高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水平"的要求,要全面建立和实施居住证制度,融居住登记与就业、社保、住房、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建设以身分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人口基础信息库。实有人口是个新概念,即包含了户籍、常住、流动人口。……中国内地户籍制度改革会否因此加速,值得观察。" 摘编:李华 责编:乐然

敏感词库|新浪微博搜索禁词:“九常委” 2011-10-1

[编者注:以下所有词语均为新浪微博的搜索禁词,除了括号内的注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家中央军委,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章程 九常委,九长老,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本届常委) 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建行,乔石,刘华清,赵紫阳,胡启立,胡耀邦,邓小平,毛泽东(历届常委)...

爱思想 | 胡德平:耀邦同志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耀邦同志为什么要改革 标签: 胡耀邦 改革 ● 胡德平 ( 进入专栏 ) 胡德平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长子,1942年11月生于延安。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8年下放北京军区农场劳动,1971年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1998年起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2008年3月起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父亲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 “文革”之前,党内外一些同志就已看到了苏联经济体制、我国计划经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中的问题与弊端。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戴浩天、李云河、杨伟名等同志,均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批评和改进的要求,就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经济模式也有不满。 父亲把苏联的经济模式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人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他看准了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永远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1969年党的九大又在党章上钦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轰轰烈烈的“文革”至此发展到了顶峰。九大召开前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但他还是要向毛主席进言。这里姑且把这封信称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主席。 父亲在建言信中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照搬当时还有巨大影响力的苏联模式,他说:“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他还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这时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一个明确观念。13年后的1982年5月,耀邦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谈消费问题时指出,苏联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的老框框我们不学;追逐高额利润,巧妙剥夺人民财富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更不能学;我国要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新路。 父亲认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产品交换”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那就是“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他在论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时,把劳动力、劳动时间、资金、技术、生活需要、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各种资源和生产组织形式都考虑到了。从今天改革的实践看,他提出的建议多数已成为现实,而且更加实际、细化。我国农村的企业,先以社队企业的面目出现,以后变为乡镇企业,最后又分化出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并没有过分之处。在九大期间,他给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可不是儿戏,因为这是一条与“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路线。 父亲在上世纪改革初期,就积极呼吁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办企业,要社办、队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期间,他又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希望它占据经济总量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改革之前,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 父亲向毛主席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他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应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社队企业,以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 父亲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资源是全民的,国家可以开矿,地方政府可以开矿,社队企业可以开矿。也就是说,他主张“地尽其利,资源共享,人尽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泽东让他来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当时,只要不发表任何言论,拥护“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员。但他说,除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之外,原则上公社可以通过上级规划,通过协商联合起来,地尽其利地有计划地兴办一切可能兴办的工业。 后来父亲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记得1982年5月19日,父亲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对消费问题的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 父亲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 我记得上小学时,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倡导消费。改革开放后,耀邦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父亲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上初中时,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据李汉平回忆:1984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号搬到现在的住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父亲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父亲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1983年12月22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对此,他做了认真比较,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 他说,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苏联领导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他认为,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就强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风浪,立于不败之地。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对父亲充满思念的人,他是黑龙江农垦局的局长,一位当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凤富。他很激动地告诉我说,“现在黑龙江农垦区已经种植水稻1000万亩,而韩国全国的稻田才700万亩,我们产的全部粮食可以供四个直辖市、香港、澳门,还有西北几省吃几年。我们当年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啊!” 原来在1984年8月,我曾陪同父亲休假,到黑龙江北大荒农垦区。虽然垦区群众辛勤奋斗几十年了,但与内地的生活差别依然很大。父亲对当时遇到困难的垦区人说:“你们必须要自负盈亏,要有盈亏的思想;这么大的面积和资源,你们要能一统天下;现在遇到了困难,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种稻米。”隋凤富说,这几句话对他们的发展帮助很大,影响也很大。 在川西北,父亲给马尔康人出主意:“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的投资?要搞乡镇工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父亲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 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记得上世纪80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父亲第一次面对被拆迁群众】 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父亲在南充市检查工作。在步行途中,又检查了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这时许多拆迁户向父亲围了上来,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当时政府威信很高,拆迁户也给足了领导们面子,虽无起哄闹事,但像这种直面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对父亲来说还是第一次。父亲耐心听取拆迁户的意见,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并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父亲写给大会的一封信,信中第二个问题写道: 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胡耀邦在川北》) 此事在1983年4月8日的四川《文摘周报》亦有报道。从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在解放初期对城市房地产问题上的一些朴素思考: 首先,新政府收购民房,购买城市土地,将其性质变为国有土地,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并无不可,但父亲认为,政府对这些土地的利用必须兢兢业业,精打细算,绝不能因替公家办事就大手大脚,华而不实。比如,修建南充市人民政府大楼,是1950年7月30日破土动工的,川北各界曾为此欢呼,父亲并为此欣然提笔:“建设人民新川北第一基石。”但当他看到市政府的围墙修得比较“华丽”,就立即进行了批评!还有,政府“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把原有的使用价值变为无用,岂不也是浪费。 其次,父亲认为在城市建设中,必然会产生公私矛盾,即国家用地利益和居民私有财产的矛盾。怎么解决?一定要对被征收、征用方的私有财产进行合理补偿,对人要妥善安置。在信中他写道: 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第三,在公私矛盾严重之时,政府应起带头、疏解作用。父亲还在信中谈道: 据说现在市内民房不足,尚有一些市民租不到房子住,为此,特明确规定: 1.自即日起,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再购买一间民房,违者以违纪论处。 2.在15天内,腾出150间左右的公家房屋,以稍低于市价房租,租给无房可租的市民居住。 3.公家新建居民区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应即再减低一点。 由于政府、部队带头,南充市城建和居民住房等方面的矛盾处理得还算比较好,解决了拆迁户和政府用地的矛盾,也未留下什么后遗症。 最后,父亲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建国以后,“官僚主义”是党内最早提出的主要危险倾向之一,人人难免。父亲也在所难免,但他深恶痛绝的是那种“死官僚”的作风和架势。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至此,父亲开始参与我党全局工作的研究和决策。1979年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要安排回城知识青年700多万至1000万人就业。700万人就是700万个家庭,最少牵连城市3000万人口。1979年7月4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说: 城市现在是什么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二是物价问题,三是房子问题。中央是清楚的。房子问题今年抓得太晚了。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份,今年抓不住了,明年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抓住城市居民的住宅问题。(《胡耀邦思想年谱》)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父亲被选为中央常委和总书记。1980年7月,也就是距父亲1979年7月讲房子问题后的整整一年,他对党政机关、部队挤占群众私房问题做出批示,北京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很快就颁布了“京发(1980)140号”文件,落实私房政策,还颁发了新制作的房产证,时为1980年9月18日。 【“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 “文革”初期和父亲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地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早在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哪篇文章、哪个时间、哪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1971年,当时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那时,我还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他突然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我说:“没好好学”。于是,父亲详尽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愿望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 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当时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解决知青返城问题、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耀邦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批问题。 1979年是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7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和胡耀邦对下乡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决问题时,刚开始还停留在怎样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制止干部违法乱纪的思路上。 当年5月29日,父亲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他说:“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你们要登报。要不厌其烦,不惜篇幅。知青办应推荐。”(《胡耀邦思想年谱》) 6月13日、14日、15日,父亲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父亲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现在700万,再过几年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父亲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胡耀邦思想年谱》)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馆:“北京新大北照相馆,青年组织起来,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选景,态度很好,邮寄不要钱,顾客很多,一天赚五元钱,等于十三级干部。放手搞,自负盈亏,搞点税收。”(《胡耀邦思想年谱》)他反问:“服务不光彩?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不光彩?” 【我看温总理的纪念文章】 2010年9月15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下称《看待》)。《看待》所针对的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4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 《看待》提到我,说我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 真实情况是,2010年4月中旬,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应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个生物能源项目。15日早饭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温总理发表了《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我当时一惊,没有多想,即刻给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达对总理尊重历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来文章的传真稿,我才认真拜读完毕。当时见到的新疆党政领导也表示文章写得感人。后回到北京,我还和秘书谈起,觉得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我相信没有谁违背作者意图大删大加大改过,也不像集体正式讨论后的纪念稿,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一气呵成。难为总理了。我想,就不要再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打扰了。 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何有《看待》所称“冷笑”之说?况且四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都称呼父亲为爸爸,称呼母亲为妈妈,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称谓绝不会挂在我们嘴上。至于谁沾了父亲的光,谁欠了父亲的情,我们心中也少有个人的恩怨芥蒂。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对我们兄妹有过非常生动、深刻的教育。他说:“毛泽东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革命自有后来人嘛!”他对热心于伟大事业的年轻人、中青年干部充满着关心与希望,对背离这一崇高事业,为追逐权、利、禄而迷失方向的干部总是痛心疾首,甚至愤怒。 父亲退下来以后,如果见到过去曾在他领导下的中青年干部还在工作,总是非常欣慰地说:还在工作,还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这种话就对家宝同志说过几次。 家宝同志和书记处许多同志都记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亲70岁的生日。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饭我已记不清楚,晚饭之后,他还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虑国是。温总理在文章中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理解这句话中的感情和意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让人落泪。 1990年12月,父亲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家宝同志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对党中央的安排,我们全家表示感谢。一路上家宝同志及所有中办同志对母亲非常尊重,我们全家也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何有《看待》所称“暖人的眼神”全无之态?家宝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会如《看待》所说,反对耀邦同志九十周年的纪念会呢?为了这次纪念会,温总理还给我家提供了一张父亲、锦涛同志和他在贵州与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亲也出席了纪念会。这都有公开资料可查,该文竟硬说母亲拒绝出席会议,真是太藐视广大读者的记忆了。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家宝同志出任国务院总理。大会结束以后,温总理马上就拜访了母亲。母亲除了祝贺,就是希望他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她对历届来家中探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 父亲当年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选一个“生面孔”的人到中办,选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门子。他很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认为党内外的中青年干部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间、在门第中间做文章呢?父亲那种对干部一视同仁,又以干好事业为标准选拔干部的眼光,我拥护。 有人会问:温总理为何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对于我党历史上被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写纪念文章,为何总理就不行?当然人非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过失,若因此就成为媒体的禁忌,这才是大问题。这么做到底对谁有利? 也有人说,有人说话太多,有作秀之嫌。当然每个领导人的言行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干部言不及义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我没有带锦涛同志来见我父亲】 我没有带锦涛同志去见父亲,我要澄清这一点。很多外国记者,尤其是日本记者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做澄清后他们都不登出我的观点。2008年,我去日本访问,《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又问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是问我这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我说了真话你一定得登。他说可以。我就告诉他,没有这回事,我当时没有去党校,也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和锦涛同志一起学习过。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锦涛同志的进步不是凭个人关系,也不是凭亲朋好友提拔上来的。 这家报社刊登以后,我从日本回来将这个报道交给了当时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书记处书记。我说这是我的一个澄清,这对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好。对我们国家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个真实的反应。 但这并不是说与胡锦涛主席没有交往。1984年,胡耀邦视察湖北,胡锦涛陪同前往,我当时任湖北整党联络组组员,也与之同行,一路上也有交谈。 耀邦同志退休后,锦涛同志也来,现在每年春节就会来这里。 进入 胡德平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1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同舟共进,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龚旻闻:采访胡锦涛,到底有何难?——评《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

2011 年7月22日下午,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在香港举行个人新书发布会,这一题为《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的大作是他在拍摄 大型纪录片《需要》过程中编辑而成的系列访谈录之一。该书内容超过50万字,分上下两册,附赠读者一张时长20分钟《需要》集萃光盘。 新书发布正值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产生了浓厚的兴...

《非法(关健)短信字符集》2010全新更新

根据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公司对短信内容中禁止的规定,我们对短信内容里不能出现的字符进行了整理,请博尔用户认真核对,避免出现无法发送短信的情况,同时也谢谢您长期以来对博尔的支持。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