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区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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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毛将军的体重咋整?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黎教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发布文件,要求军人要达到标准体重。大家比较关心毛新宇将军的体重咋整? | 相关阅读:《腾讯 | 我国军人体重将实行强制达标 消除军中将军肚》 2015年02月14日...

【河蟹档案】永远不要小看坐在你后排的人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李承鹏:离Party的生日还有几个小时,传统庆生节目,由新党员集体入党改为老党员集体入狱了:开除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党籍,开除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党籍,开除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党籍,开除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原副总王永春党籍。什么世界杯1/4淘汰赛弱爆了,什么时候踢决赛,全国人民都很期待。 2014年06月30日 *司令本:永远不要小看坐在你后排的人! 2014年06月30日...

美国之音 | 何清涟:香港民间公投考验北京的政治智慧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6·22日香港占中全民投票突破70万人,北京显然低估了港人向往民主政治的热情,其应对方式有点失据,一是不让国内报道,采取鸵鸟政策;二是对香港民间公投持激烈批评态度,比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文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 北京为何迟迟不定出普选时间表?...

【异闻观止】环球时报 | 俄收回祖上基业和支持分裂不是一回事

原标题:王海运:中国不必为克里米亚公投纠结 克里米亚16日全民公投,以96.77%的高票支持“脱乌入俄”。针对这个结果,俄罗斯与乌克兰及西方大国各执一词剑拔弩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作何表态?目前,中国舆论场真的有点纠结。不过,换个思路考虑问题,中国完全可以避免纠结,甚至可以赢得主动。 中国必须坚持“尊重国家领土统一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同时必须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权利。如果两者发生冲突,那就要看“历史经纬”。...

莫乃光 | 沮丧的香港

作者: 莫乃光  |  评论(0)  | 标签: 梁振英 , 香港 , 中联办 , 唐英年 , 行政长官 , 泛民 , 公投 三月二十五日,香港选出下任行政长官的大日子。选举日一般应该是充满期待、紧张气氛、改变和新的希望,不过,香港的这一天,却是令人感到沮丧、失落、无助、愤怒的一天 。一个人胜出了,但为什么好像其他人都输了似的? 一登上Facebook,充满对新当选特首梁振英的不满和讽刺,对整个制度的批判,也包括对泛民参与这小圈子选举的各种批评。怨声之中,更包括当天示威的报导,和「迎接」新选出特首的「第一喷」(胡椒喷雾),香港变天了,西环治港了,党人治港了,香港进入黑暗时期了,香港已死了。 好好一个中央部署了多年的特首「选举」,「点解搞成咁?」 剧本改了又改,还是早有预谋? 一切本来是妥善安排好了的。唐英年九年前已经进政府准备接棒,如果董建华二零零三年不是「脚痛」下台而曾上,本来剧本可能要唐更早就出场了;二零零七年过去,就二零一二年吧,岂料杀出一个屡劝不退的梁振英。天朝不是能安排一切,保证结果的吗?唐直到两个月前可能没有想过他可以不贏,但梁却早已算出一条在被操控的系统下突围的唯一方法,而颇为讽刺的是,这方法竟然是民望。 总之,一个太过「老定」,一个深谋远虑,香港前所未见的选举闹剧就开始了:先来的感情缺失,足令主角民望一蹶不振,然后再来一个「地下行宫」的致命一击,因为与前者不同的,是这是犯法的,更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出现了「吊鸡车」这国际中外传媒触目的大场面,和当事人卸责於身边女人的公关错误,唐英年就成为不可能当选(unelectable)的负资產了。 本来可操控的失控了,还未能深究原因,是有谁是否抹黑了谁(说到黑,当然还要加映一场黑金介入的小插曲),加上中央也正值换届之前的政治混局和权力真空,註港机构中联办自然当仁不让,尽一切努力操盘转向梁,「成功爭取」选委支持。虽然梁振英也有自己的丑闻问题,但什么西九和城大的利益衝突,普通人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加上举证需时,总不如誹闻和僭建容易消化理解。 这是一早预备好的挺梁剧本,还是临时转軚,只有西环知道,连梁振英都一直坚持他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努力「逐票」找回来。不过,到了最后这两星期,梁也难逃民望骤跌的现实。结果,香港就成为了这荒谬的制度加上中央丑陋加笨拙的介入的受害者。 政团听话转軚,人民不可忘记 只顾结果的中联办,仍然以为可以操纵民意,让各大小政团和那些所谓专业团体出来表態支持,就可以製造黄袍加身的祥和景象,市民便可接受现实,选委亦可以安然地「西瓜归大边」。 不过,市民看见的反而是丑陋的干预和转軚:忽然归边还振振有词的新民党(昨天在电台上才被周梁淑仪爆出在转軚挺梁前的贬梁「害人」言论,好戏连场)、坚定跟隨中联办路线的工联会、面有难色地建议党员支持梁的民建联、讲了等於无讲但肯定转軚的乡议局,还有根据一个被受业界爭议的调查就全票给予民望不合格的「最高分」候选人的香港医学会(笔者只希望他们不是用这样处事態度医人的),市民看在眼里,怒在心中; 只望市民能记在脑內,不要忘记这些政团出卖香港民意的恶行。 甚至连表面上不被中联办影响,声称党核心投白票,建议其他党员投给被放弃的唐英年的自由党,也一如既往,左摇右摆,但却带点可爱地把不能说的话总说了出来: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在选举日证实中联办的確有游说选委,但就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很是无奈。 笔者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否涉及未得候选人同意而导致选举开支,又有没有其他候选人打算就此投诉或要求田主席作证,不过,肯定结果是不了了之。但至少市民是可以把这些乐於被操控的政团的恶行记住,未来票债票偿。 人民公投控诉,选委强姦民意 本来,这些都是预算之內,但中联办的操控却有点意外地遇上了他们最大的敌人:真正的民意,和以实质数字反映这民意的公投。 这不是以补选替代而议题不清的五区公投,而是摆明车马的特首选举民间全民投票。举办这活动的港大民意调查计划主任钟庭耀博士,在中联办口伐笔诛下坚定地为香港市民製造了这个表態的机会,实在是令人钦佩。结果,香港人也不负眾望,无惧黑客入侵阻挠电子投票,就是要排队两小时也要投这下这不能影响结果的一票,怎不令人敬佩? 廿二万多人的表態,超过一半的白票的控诉,这是香港人表达我们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重要的集体回忆之一,重要性可说等同一九八九年和二零零三年的大游行。结果,梁振英得票只得17.8%,相比於唐英年的16.3%和何俊仁的11.4%,不过,可惜因为电子系统遭受攻击和市民的热烈反应令公投的结果要延至选举日的凌晨才能宣布,选择违背民意的政团和选委,便把这民意表態方便地置之不理。不理会还算了,工联会还在选举日批评这些投白票的市民,「只反映亲泛民人士的意见」,令人无语。 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是梁振英以六百八十九票低票数、低民望当选。廿二万多香港市民在前一天表態,选举天不足一千二百名选委中这不足六百人却代表中联办表態,以行动选出这不足香港人支持的特首,褫夺了香港人法律下容许的流选的机会。 喉舌报《文匯报》可以说以下的火星话:「今次特首选举过程公平公正公开,市民的参与程度之广泛,充分体现了港人当家作主的精神,选举的结果也符合广大港人的期望。」但这个选举的丑恶,经已全球侧目,香港在全世界卖多少形象广告都无补於事。 选前稳中求变,选后维稳变红? 当年董建华公关能力弱、管治能力差,今天曾荫权EQ低兼最近被揭发贪小便宜,梁振英表面上都比他们优胜,不过,梁政纲中的「稳中求变」,其实是怎样的变,是否「维稳」和「变红」? 昨天,梁更公然不理民意,坚定不移地到走进中联办这未来五年香港权力中心,他说不是谢票,不过,总之是进了,说什么都没有用了,香港人看见的,是他高调地清楚表达谁是主人。选后的梁振英,还会否像选前的「包容」?从第一天看,我们不敢乐观。 无疑,香港真的进入了黑暗的时代,只有我们人民才能保证我们不再继续沦陷。眼见中联办和北京对唐英年之用完即弃,香港各建制政团出神入化的飘移转軚,香港人绝不可以忘记,人民要向他们好好秋后算帐才好。 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爭取的,我们不能放弃,无忘公投结果,这个特首合法选出但並不代表我们,他没承诺低门槛、无筛选的二零一七行政长官「普选」,我们怎能相信他会为我们爭取? 未来五年会是艰辛和危险的,並且新特首已经差不多讲明他想要玩足十年。香港人能不能团结一致,为保卫核心价值再战,此刻正是考验我们的意志。 原文刊於信报论 2012.03.27 http://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83038

Co-China周刊 | 沈旭晖:万言书——致港澳办王光亚主任

  “ 我深信无论是小圈子选举也好、普选也好,都不容易出现这次乱局;假如时光倒流,防微杜渐,今天唐、梁二人的认受性危机可以大幅减低,其他人日后若有机会参选,也不会面对相同危机。 ”              王主任﹕ 新一届香港特首快将产生,据说中央已有态度,这时候写这文章,无疑不识时务。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后辈,我衷心希望和你分享对这次选举的强烈不安。谁当特首,我原来并无感觉,自从月前确认唐先生不能胜任,曾对梁先生的出现充满欣喜,更希望香港出现改变。但经过选战,朋辈都忧虑无论哪个胜出,新政府都会出现致命的认受性危机。投票给谁、投什么票、流选是否就代表“大逆不道”,是选委的责任;与社会分享一些想法,却是知识分子的最后责任。   “ 认受性 ” 等于 “ 民调 ” 的偷换概念   你说这次选举做不到“君子之争”,道尽港人心声。但不少建制派朋友认为,选举乱局“属于迎接普选的必须预演”、“反正无论谁出选都有认受性问题”、“建制派自我撕裂总好过被反对派撕裂”、“哪里选举都有黑材料”;不少泛民朋友则认为“小圈子选举就是这样”、“利益集团操控的选举自然丑陋”云云,潜台词很简单:选举就是不君子的了,认命吧。真的吗?不是的。我深信无论是小圈子选举也好、普选也好,都不容易出现这次乱局;假如时光倒流,防微杜渐,今天唐、梁二人的认受性危机可以大幅减低,其他人日后若有机会参选,也不会面对相同危机。为什么?   六大选举道德规范被打破   半年前,你为新一任特首定下三个条件,第三点是有“认受性”,我十分赞同。然而,在过去半年,“认受性”这概念,在香港这个未落实普选的社会,却被片面误解为“二选一的封闭式民调支持度”,我相信这并非你的原意。就“认受性”的定义,综合不同学者分析,既包括选举制度和过程本身的认受,也包括不同阶层对候选人的认受,内有多项基准,民调只是其一。“认受性”的概念,正是让领袖低民望时也能管治:﹕试问哪个政府可以长期不推行民望必挫的政策(例如加税)?前美国总统布殊低民望时,也有认受,因为产生他的制度有认受;在民主政体,民意既能直接在初选淘汰不理想的候选人,也能直接化为选票,民调和认受性的关联,是相对较大的。但即使同样由公众认受有限的选举委员会(所谓“小圈子”)选出来,董建华、曾荫权当选时,认受性均远胜今天的唐、梁,因为第一,他们的认受除了民调,还有其他;第二,这次建制两营打破了其他民主/小圈子选举都有的“君子之争”规范,令这届选举本身、及所有候选人的认受性大为下降,无论谁当选,都极难施政。这些被打破的规范,可分述六点如下﹕   (1)   打破规范一:选举必须先对游戏规则达成共识   这届选举以“扩大民主性”和“市民参与感”的口号开放建制派竞争,作为支持香港尽快民主化的人,我深信“开放竞争”的精神,必须肯定。但“开放”的背后,有两个重点不为公众注意﹕第一,“小圈子选举”(制度A)、由中央钦点二人再让二人“比民望”的“民调主导式小圈子选举”(制度B)和“普选”(制度C),其实没有层递关系,而是三个完全不同制度,有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分别适合完全不同类型的候选人。第二,建制派的唐营、梁营,为了这次选举,都部署了五至十年,却没有对选举采用哪个制度产生完全的共识。唐营一直相信、在以往五至十年也被长期告知,这次是行制度A,因此用了五至十年时间部署制度A游戏;梁营则尽力把制度A变成B,到了唐营确认中央认同了对手建议的制度B,距离选举只有数月,重新部署已来不及。假如我是唐梁各自的支持者,分别会怎样想?   唐营不挑选任志刚、黄仁龙的 “ 被算计论 ”   唐英年等待钦点的态度,令人十分反感。但从另一角度看,为什么唐营对他情有独钟?答案其实是规则问题:时至今日,我们都知道唐、梁不是两个人,而是代表两个利益集团,假如唐营五年前就知道这届将使用“民调主导式小圈子选举”(制度B),自然会一早建议推出在制度B最有优势的同路人任志刚,他不会害怕在制度B竞争;假如五年前获悉采用普选(制度C),则会一早建议推出在制度C最有优势的黄仁龙,他也不会害怕在制度C竞争。“唐营”支持唐英年的最大原因,就是五年来、乃至数个月前,都一直被告知(或他们相信的被误导)在2012年,还是使用制度A,而在制度B、C毫无优势的唐英年,却是制度A最强势的一人。于是,唐营认为破坏共识的,是偷偷单方面修改游戏规则、制造既成事实、搞“突然袭击”的对方。 第一届特首选举做到“君子之争”,因为四名建制候选人都采用同一制度,当时杨铁梁的民望其实高于董建华,但没有以此变成“反董”公投,因为这是各方的君子协定。社会喜见梁振英挑战钦点,而不明白这也是钦点的一部分,但过了数月,唐营、乃至泛民愈来愈相信,制度B是梁营度身订做的──他们的论据包括,当梁振英要加入选战时,强调的是”反钦点”、“民主化”,以争取社会支持,但再有第三者要加入时,却强调“已钦点”、“别乱来”;若说这是民主进步,论民主化政纲,以“民主化”为名改变制度A的梁营,比起唐却毫不进步、乃至略有保留;梁营支持者在过去十年来如此重视“民意”,更是只此一次。唐营自信只要规则一早获悉,在制度A、B、C都无惧,因而认定被“暗算”,不是输在实力,而是输在临场被改规则,更难像一般输家“愿选服输”,深信这不是公平的一仗。   当年杨铁梁为什么不落区 “ 并民望 ” 挑战董建华?   试想,若在第一届选举,原来民望更高的杨铁梁提前六个月落区,进一步催谷民望,凭公众心目中的法官权威,加上在辩论展示口才,定必把好好先生董建华比下去,再有一批“杨营”的人在各大媒体要求小圈子按这民意投票,旁边有当时得令的软性专栏敲边鼓,董建华的黑材料不知从何处忽然爆出来(杨官当然还是绝不搞黑材料的君子),“反钦点、投铁梁”的剧本,“杨官个款咁有能力、一定做到野,阿董呢个阿伯讲野都唔得点选得落呀”一类民意,定必进一步发酵,那“董营”会如何想?相信他们断不会服输,只会认为是对方半途破坏游戏规则,若一早说明白,就干脆提名李鹏飞。有意思的是,董杨当年真的做到君子之争,选前就可以真的坐下来“饮啤酒”,约定无论谁当选,选后都定期会面谈天。更有意思的是,这二人一句“君子之争”的口号,都没有提。 但在梁营看来,制度B是他们努力争取后获中央首肯的,只是对手政治敏感度低,不及早换下唐英年,责任不在己方;对手不智地提出“撤资论”,更是输打赢要的不君子行为,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坦白说,若我是梁先生,也许也会这样操作,因为这是广义梁营的最大机会;何况梁营这些年来一直耳语,当年董建华“脚痛”,不也是在制度上被“屈机”?但无论谁是谁非,社会何辜?假如有一场球赛,双方连对赛规则也没有共识,打架完场是必然的下场。现在结果正是无论谁胜出,落败一方都认为对手“胜之不武”,不可能服气。这教人想起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戈尔得到多数人支持、胜出的却是布殊,民主党也全体服输,就是因为制度有毫无争议的认受性。我们这次呢?恰好相反。   (2)   打破规范二﹕必须点名谴责非法手段获取黑材料   在这次选举,说的是“比政纲”,但政纲无人理会,而且二人政纲几乎完全一样,现在的民望差异,主要是靠对手犯错的“负面认同”。当然,选举从来充满负面活动,揭黑材料也好、人身攻击也好,不必少见多怪。但在外国民主,一切依然有其道德底线,目的正是确保当选人的认受性。不容许打击对手的黑材料来自任何非法行为,可谓是最底的底线。越过了,无论谁人当选,整个制度都是输家,胜者都不可能有“以德服人”的认受。 数月来,令我们忧虑的不是那些丑闻本身,而是揭发丑闻的方式。有评论说,问心无愧就不用害怕,但不是的:例如有候选人的私人电邮被公开,成为报章头条,当事人时任特区政府二把手,那样的保护,还能让私人电邮外泄,只可能是高人所为,坊间相信涉及黑客,应是合理推论。如此行为明显违法,但社会毫无响应、还继续聚焦电邮内容,候选人还以上述电邮的关键内容、即据说是唐英年传说中进行性交的“沙发”,在直播辩论公开质询揶揄对手,这足以制造政圈的白色恐怖。另一候选人揭露闭门会议信息,就算不一定有法律责任,也属灰色地带的“灰色恐怖”,令参与不少政府委员会的人(例如笔者)不安,日后开会再不敢畅所欲言,除非有证据证明事涉重大公众利益,否则其破坏政治伦理令人遗憾。 至于各方分别同时披露的西九陈年密档,以及政府高官收受礼物清单,都甚具针对性,打击对象除了候选人,尚包括被一方支持者视为“港英残余份子”的黄仁龙等具威信官员(当然还有威信所剩无几的曾荫权、曾俊华等)。此等信息愈是琐碎、愈是触及媒体不可能接触的政府深处,介乎各式恐怖之间,政府内部已风声鹤唳,这不是因为心虚,而是来自角力双方的“上帝之手”和“忽然解密”,足以令公务员精神崩溃。再如“江湖拉票饭局”实情在警方调查公布前,各营均不应妄断,但江湖人士掌握候选人黑材料、并因此被其中一方主动接触的说法,已被这阵营中人公开承认,这已制造了政圈的黑色恐怖。香港从来不是这样的。社会流传的恐惧,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   不容非法手段原则应高于胜败   无论这些行为与候选人本身有没有关系、详情是否为其所尽知、是否由其他人唆摆或协作,维持选举认受性的应有做法,是所有候选人在这些挑战规范的行为发生后,立刻作一致的、指名道姓的具体谴责,以示还有原则高于胜败。执法机关或相关编制无论有没有人投诉,也应主动调查,因为表面证据是这样充分。 试想若《纽约时报》刊出麦凯恩的私人电邮,相信对手奥巴马必会第一时间走出来,点名声讨这报纸,而不会嘲笑麦凯恩老而性无能;若奥巴马透露麦凯恩的密室谈话,若无证据,自己已选不下去。遗憾的是,两名候选人除了作出空泛的“君子之争”宣示,既没有勇气指证非法活动的细节,也没有胆量对涉及相关行为的支持者(或媒体)具体谴责,与响应己方丑闻、哪怕只是学生声明的极速,大相径庭。 这教我想起昔日被要求“谴责”我的“激进”员工时,我也尝试以“深信所有人都尊重世界和平”敷衍对方,只是道行不及两名候选人多而已。结果,两名候选人愈说“君子之争”,公众愈是犬儒,认定新政府有暗黑一面,只会令其认受危机恶化。人无信不立,日后谁相信政府?   (3)   打破规范三:竞选团队的 “ 官方支持者 ” 需由候选人问责   这次选举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不少最活跃的两营代表性人物,均不属“狭义竞选办”,只是二人“支持者”;他们的争议性言行,均可在必要时与候选人切割,无异输打赢要。二人都曾辩解﹕我那么多支持者,怎可能管得了那么多?但这样响应,似是混淆视听。 在海外案例,就算一些著名支持者在竞选办没有职司,但承担了代表候选人的“官方”行为,其言行也就可向候选人问责。何谓“竞选办外的官方行为”,不能有具体定义,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大辩论,只能按常识和良心。例如以我得悉,这次不少双方的“竞选办外支持者”都积极为候选人向选委索取提名表,被选为认定/“误会”为候选人的正式代理人,这就涉及了竞选正式程序,无论是否在办公室挂名,这些人已代表候选人无疑;若候选人不认可上述关系,则必须在发现“被代表”时,第一时间严正澄清,否则无异于确认关系。这样的道德要求,不为过吧!又如不少与双方候选人有多年雇佣关系的“竞选办外支持者”,对被称为“头马/家臣”直认不讳,从无澄清这种“马/臣”关系没有延伸到竞选,则他们的行为,也应向候选人问责。   普京的智慧:外判一切不君子行为,谁不是君子?   确认了上述原则,就能发现两营都严重缺乏问责精神,都在不君子地钻空子。例如唐营因为己方充满“感情缺失”,其“官方支持者”就无中生有地制造对手与其竞选办副主任的“绯闻”,令这候选人说别人抹黑自己的绯闻时,显得格外虚伪。梁营的著名“官方支持者”更多,从建制派朋友得知,有的在对手丑闻被媒体报道前,已不知从何处得知讯息、并喜形于色,与朋友分享;有的公开承认从江湖朋友搜集黑材料,态度与候选人表白的“君子之争”背道而驰;有的在第三者考虑参选时,背后以种种明暗手段千方百计将他劝退;这些“官方支持者”的行为,同样令这候选人显得虚伪。我曾问其竞选办,个别支持者是否参与其竞选活动,他们强调绝不,但就在同一夜,竞选办的人和这位支持者,就一起在马会为候选人向资深传媒人吹风。既是这样,两办何不开诚布公?在《笑傲江湖》,要一统五岳的嵩山派暗中吸纳了不少江湖异士(有时还扮成魔教),华山派“君子剑”岳不群后期加入日月神教则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对手若以为“教众”只有那些公开记名弟子,就失策了。 谁都知道,支持者的行为,不代表候选人,但这不代表支持者的行为越过道德规范时,候选人也没有责任。例如在本届美国总统初选,共和党候选人保罗的支持者推出涉及种族歧视的广告,攻击对手洪博培的华裔养女,饱受批评,保罗也许事先真的不知情,也公开批评其支持者“disgusting”,公开要其立刻撤掉所有相关行为。否则先例一开,所有负面竞选都会无人认头,而且永远没有人要负责任——也就是现在香港那样。 这样说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涉及一个值得忧虑的现实问题﹕假如所有候选人都把真正的核心班子定性为“竞选办外支持者”,把不君子行为“外判”,“狭义竞选办”自然只须处理阳光行为,日后的选举,就肯定充满“君子”了,但这是否“君子之争”?学会了这套操作,领袖哪里还有可能犯错?政府筑起了三、四重安全阀,还哪里需要负责任?假如竞选期间的问责不落实,当选特首的人,也可以重施故技,在正大光明的政府外,整合一批自己不用负责的“政府支持者”,处理其他事务——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是靠“政府外的政府支持者”维持局面。市民对政府的认受,包括相信它的阳光,但一旦新特首当选后,发生与其“支持者”相关的非君子事件、乃至罪行,无论真相如何,民众先入为主,容易认定政府难辞其咎,个别事件就容易变成政府的认受性危机——这也是近十年俄罗斯政府的危机,每有甚么异见记者被暗杀、流亡特工被暗杀,政府都表白得很无辜,“民间舆论”却众口一词。这是否我们民主化应走的路?   (4)   打破规范四:内部矛盾不能为民调变成 “ 敌我矛盾 ”   选战风云自然要有竞争,有竞争自然会对立。但通过制造二元对立来争取支持,在民主选举依然有其底线,因为“二元对立”与“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互相冲突的。假如有竞选团队不断化“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以制造二元对立来争取支持、或同情,其实也是不断削弱其未来的管治认受性,因为选民相信这通过“矛盾论”上台的人,不会有团结社会的诚意。在第三世界,选举常变成族群对立,无论候选人质素如何,只要选民属于某族,就会被标签,这是内地学者批评民主化时最常举的案例,并一直说中国人能避免之。那道德底线在哪里?我想,在于是否以“敌我矛盾论”操控“标签政治”。   当两营等同 “ 黑五类 ” 、 “ 新黑五类 ” ,谁敢批评一句?   在正常的香港,没有投票权的我们,若被指支持A或B,有什么所谓?但当“唐营”、“梁营”分别成为被污名化的大帽子,不只是建制派,连整个社会也不会迈向“大和谐”,却迈向“大撕裂”。操作是这样的:首先,梁营作为挑战者,把唐英年及唐营的形象简单脸谱化,代表“地产党”、“官商勾结者及既得利益集团”、“曾荫权腐败路线”、“反中乱港勾结外国势力反对派”、“反民主的钦点者”,教人想起昔日文革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当事人则不断强调自己的“弱小”和支持者的“勇敢”,撰文在《大仇富》、袋装《地产霸权》,以示“唱红打黑”;由于支持梁被演绎为等同“打倒黑五类”、“批斗地产党”,民调就变成“反黑五类”的“变相公投”(讽刺的是根据政纲,梁营在“反黑五类”内容上,与对手完全相同,令不少支持者感到震惊)。当唐营终于掌握二元对立的游戏后,虽然为时已晚,却还是令梁振英及梁营的形象同样脸谱化,代表了特务、黑金、地下组织、打手和输家这“新黑五类”,当事人则强调自己的“清纯”和支持者的“可爱”,作为“Anyone But CY(ABC)”的基础(讽刺的是唐营也绝对不乏“新黑五类”)。昔日建制与泛民的竞争,何曾有这样的敌我矛盾?   文革帽子文化:非梁即唐的恐怖   更甚者,在双方支持者眼中,无视社会其实对二人都不满的事实,刻意把社会弄成“非唐即梁”,不少朋友不过一句Facebook status,就换来一堆“哦你系唐/梁营”的帽子,仿佛全球都要为二人的内战归边。由于唐已被“斗倒斗臭”,就没有人敢对梁稍作批评,因为批评梁纵然可有一万个原因,但在梁营眼中只有一个,就是“唐营X队”、就是“黑五类”。唐营前期以“losers’ club”形容梁营,后期操作亦一模一样,不赘。这样下来,一切都是动机论、阴谋论、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恍如回到文革,社会怎会和谐?而且这“运动”已接近失控,双方为了证明候选人的“代表性”,都不惜一切垄断相关形象,例如任何同样批评地产霸权的人,甚至是传统爱国人士,只要稍批梁,也会被刻意标签为“唐营B队”、“被李嘉诚收买的打手”,因为社会存在“既不满地产霸权、又不满梁振英”的人,是剧本不容许的,所以爱国阵营好些人不满梁振英的事实,就被按下不表;泛民普遍倾向不接受梁振英的事实,则被一顶“何B”的帽子诛心地料理掉,以减低其独立性,并营造“ABC队都在打压CY”的弱者形象。反之亦然,最荒诞的是批评《港大学生会批梁声明》的港大学生会,也有唐营支持者看作“梁B”;而这群普遍被学界视为国粹派传人的港大学生会,却被梁营旗手大笔一挥,说成是何俊仁的B队“何BB”,帽子横飞的荒诞,已与文革无异。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没有候选人默许,“斗争”怎可能有这样发展?这样说,不是无的放矢:双方那些负责死扣“黑五类”和“新黑五类”帽子的旗手,近半年洋洋洒洒数万字,铁证如山,却没有受过候选人一句公开批评,若说候选人不希望从中受惠,乃自欺欺人。对刻意挑起敌我矛盾的政府,社会如何认受?就像靠挑动敌我矛盾上台的陈水扁,哪怕在执政后的头四个月,找国民党的唐飞当行政院长搞“大和解”,也怎会有人信服?这手法,是否真正的爱国者所为,是否与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两营都依靠悍将争取某种支持,却又说什么“君子之争”争取公众,这不是君子的行为不打紧,但为了胜利,而让社会矛盾处处,化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值得吗?   (5)   打破规范五: “ 钦点候选人 ” 须在 “ 认受性 ” 各个范畴都合格   虽然你没有为候选人的“个人认受性”提出定义,但我想,在以上谈及的选举制度认受以外,特首的个人认受包括以下条件,应没有太大争议﹕ 第一,这人需要有民意支持,起码不能让不能入闸的人随便比下去,但唐英年入闸那刻的民调表现,足以让他在任何初选出局。 第二,因应社会道德标准,触犯禁忌会降低认受性。香港自由开放,但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其“产品”,对部分港人而言也难以接受。 第三,假如这是宗教地区,候选人需要负责社会稳定的宗教认受。在香港,候选人则需要稳定社会的公务员团队基本认受,这是不能反映在民调的。梁振英这方面的认受被强烈质疑,而且随选战,进一步恶化,以致未当选,即有资深公务员公然以“公务员对梁先生有心理障碍”为由暗示分权。 第四,通过争取精英圈子支持稳定社会,是选举委员会的原意。若有候选人始终不能得到为数不少的选委的真心认受,只凭民调上台,在当选后遇上危机,也难以得到精英圈子的帮助,这是梁振英面对的困局。 第五,候选人所属政党或团体,是其认受性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提供了可参考的往绩。在这方面,其中一方的个别长期合作伙伴,特别缺乏社会认受;另一方的团队有强烈现政府色彩,而现政府的民望却接近破产,均不理想。   只有民调支持的认受性,比 “ 综合型认受 ” 政府危险   同时在上述各范畴表现合格的建制派领袖,其实颇不乏人,他们都不像目前二人在欠缺认受性的范畴,均有硬伤。而且你定下的条件“认受性”应是长年累月累积的,民调则可以极速变化,所以在海外例子,一时取得高民调的人,断不敢立刻说自己得到高认受,直到这民望经过没有附设前提的长期考验,否则属误导公众——这是量度民情的基本道德。在第三世界,常有影星、球星凭形象参选,短期内民望极高,但持久的例子不多,除了列根。有如在香港,大学校长多年来有社会认受,但若选特首,不一定得到高民调;刘德华的民调支持可能一时很高,却不代表担任特首容易有社会认受。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的经历和唐英年恰好相反﹕他十多年来持续民望偏低,在社会有其认受危机,9个月前的支持度只有5%,现在则飙升至45%(尽管又刚回落至40%),这努力,自然必须肯定,也极度值得欣赏,特别是与唐英年的慵懒相比,后者可算是自取其辱,因此都不认为他能管治。然而,若民调是唯一凭借,未来的梁振英政府又会怎样?谁当选都会面对民望下滑,但这对梁振英的影响最大,因为他的最大认受性就是(有预设前提的)民调,但打了这场选战,却进一步失去精英圈子和公务员的认受,也缺乏市民9个月前长年累月的认受,一旦民调数字下跌,却难以像董建华、曾荫权、乃至唐英年那样,获得小圈子精英和公务员支持,或获得民众基于长年累月感情的理解。若有单一的、让其民调大幅下挫的丑闻或失政出现,新政府就没有其他支撑。届时怎么办?有王道、非霸道的解决办法么?我很担心,因为我想不到。   (6)   打破规范六: “ 最终候选人 ” 必须核实其 “ 入闸认受性 ”   中央重视港人民意,令人鼓舞,因此量度民意的基准,极其重要。在民主选举,终极候选人必然是已获基本认受的人,因为他们经过民主初选产生。但在目前的选举,一方面强调特首要有认受性,另一方面,产生这两位建制派候选人的过程,却无丝毫公众参与的余地,例如毫无竞选工程的叶刘淑仪,宣布参选的民望,就与竞选经年的梁振英不相伯仲,却连闸也入不到。要合理化,指导思想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真实的理由是中央钦点了唐、梁,对此连不能入闸的叶刘淑仪、曾钰成,都承认。这容易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无论现在二人的相对民望多高,都可能有不能弥补的先天认受问题。对此隐瞒而说“民调就能代表大多数港人”,并不道德。 曾荫权当选时,宣传有“70%民望”,今天已下降至20%,这自然与他的种种失政有关,但根本问题是那个“70%”的起步数字,只是由必须二选一、而对手不可能当选的情下造出来的,不能自欺欺人,说曾荫权众望所归;但就是曾荫权的支持者,当年也没有横蛮得说“全香港七成人支持我、看我已代表民意、那些说支持民主的泛民选委居然还不投票给我”,还不敢这样偷换概念。同一道理,梁振英在选战表现出色,但他的45%民望,也是通过另一对手不济、和又一名不可能当选的人衬托出来,然而他入选总选前的这个“初选”过程(即在他民望低于5%的阶段),却是市民无可选择的。不少“ABC”一口咬定其民望不真确,乃至认为有不少“五毛党”,我讨厌这样的论调,这并不科学,对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并不公平。但我们必须有办法验证这个45%是否“真民望”,还是不过是“曾荫权式的70%”,才能让中央放心。除了以民主制度的初选选出候选人、再一人一票全民普选这个目前不容许的选项,可以怎办? 钟庭耀民调的盲点:当“五区公投”当选人有“67-92%支持”…… 回答这问题前,我们不妨先重温年前的“五区公投”事件。当时五名当选议员在没有真正竞争下,数字上,一律有67-92%的选票,但自然这不代表他们在社会有67-92%的支持。社会相信“五区公投”认受性低,因为当时的投票率低,这关键,中联办的朋友最清楚。林瑞麟局长说(现在连他也是司长了),那是一个“漏洞”,应该“堵塞”,若如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漏洞不是更大?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民调,真的知道特首选举的认受性?须知道无论多少人受访,都不能完全取代“投票率”,也不能取代全民初选;经过一论泥浆摔角,民众越来越相信假如有一场民主初选,在“主场”,这两位都会在初选被淘汰出局。然而,有一些control variables,却是可以考虑加入的。 香港大学钟庭耀博士在选举前夕将进行“323”民调,相信目前选“梁振英”的相对较多(曾荫权式的70%刚才已谈及),至于打算选“白票”的人,大多数根本不会参加以“挑选钦点候选人”为问题的民调,正如不满五区公投的人,不会专门走进票站投白票一样,因此也难以反映社会对整个选举和候选人的总认受。但假如在这问题前,先问第一题:“三位候选人当中,你认为有没有任何理想特首选择?”或“明天举行的选举能否选出理想特首候选人?”,恐怕答“没有/不能”的,不一定比“有/能”少,这正正表达了“白票”的意思。当答“有/能”的远超于“没有/不能”,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选人,才相对有“真民望”(尽管与全民普选的结果依然大不同)。这其实并不困难,这问题若在内地发问,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肯定轻易过关。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方法尚有很多,不赘,若没有类似control variables,“323”民调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五区公投”当选人的92%“支持”是毫无意义的。第一届特首选举也有民调,当时候选人比较诚实,没有说是“代表几百万香港人支持”;若这样的说法也被中央认可,其实就代表这制度可变相取代普选了。那香港人怎会相信下任特首有诚意解决普选问题?   结语﹕由认受性危机展开的五年﹕新特首上台的十三点不祥忧虑   新特首是由中央任命的,他的所有认受危机,也难免对中央威信有所影响。然而,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些危机绝非不能避免的;就是时光倒流使用同一制度、这次有机会由其他人再来一次、甚或未来普选,只要及早规范,当选人都不会像今天两位那样百孔千疮。这次选战大量破坏规范,导致其出现的建制两营固然责无旁贷;另一位候选人何俊仁既不能完整表达泛民声音、又不能为市民指出问题,同样令人失望。请不要相信危言耸听的小报告,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选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会出现新特首。但对香港、对国家,这必须是唯一的选择么?若有人故意设局让中央难堪,自属不该,但假如真的无可选择、票无可投,难道不选择的也是罪人? 基于上述认受危机,新政府产生后,以下后遗症恐怕会陆续出现。关于唐英年当选的危机,社会耳熟能详,基本上延续现在曾荫权面对的危机、再恶化就是,这是不能接受的,篇幅所限,不必重复大家都明白的事。但如果梁振英当选,在未来五年,基于上述认受性危机,也可能产生十三点深远的后遗症。我对梁先生本人至今充满期望,他也曾为我的书作序,并无私怨,只是不得不分享这强烈不安,但愿都是我的过虑﹕ 1、一位以短期民调数字凌驾其他认受性当选的新特首,管治基础其实比上两任特首当选时更弱,民调数字下滑时,会缺乏代表精英阶层的选委、公务员和市民支持,刚才已谈及,他们不落井下石,已是万幸。落败一方对此自然心里明白,加上对胜方的竞选手法极度不安,就是表面接受失败、打哈哈地说是和气生财,又怎会不暗中“继续努力”?因为只需一宗打落民调的丑闻,就足以致命。 2、落败一方认定新政府上台有在规则取巧的“诡计”成分,政府作为利益集团仲裁者的身分,将先天不获信任,明争暗斗更烈。为求自保,香港各大集团唯有进一步和内地集团互动,以寻求庇荫和奥援,进一步卷入内地局势,一切更复杂。 3、新政府靠“民调取代认受性”上台,而缺乏其他范畴的认受性,施政容易由民调主导,乃至愈见民粹倾向。真要改变地产霸权,是难的;以储备派糖,是易的;影响既得利益,是难的;让群众发泄对既得利益的不满,是易的。香港正面临民主化关键阶段,回顾国际案例,在过渡期若失控,民主化实验往往让劣质文化充斥。香港近年已充满民粹气氛,再配合有认受危机的政府,一切以“大局为重”、“为香港好”的“伟光正”口号出发,《香港再出发宣言》的宗旨落实了,却令人担心香港核心价值不能回头。这对内地民主化的实验,也不是好榜样,容易教内地同胞误会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是“大民主”。 4、一旦民粹主导施政,政府必须有其嫡系群众,必然出现的后果,是有实力的建制团体,将被征收成员作为政府群众部队,是为依靠个人魅力的、无严谨意识形态的、形同“普粉团”的“普京式团体”的雏形。这样一来,旧政党的内部上升阶梯会被改变,“政府团”与“建制党”的矛盾将逐步浮现,问题不比政党政治少,而且“粉团”没有政党的track record责任、却有政治组织之实,带来的不可测性,只会比落实政党政治更大。 5、要民调长期维持高位的另一方法,难免包括强势主导舆论,或像新加坡那样,以法律手段处理反对言论──在竞选过程,候选人已是昨天质疑记者动机、今天“考虑起诉”谁、明天“决定不追究”学生,其支持者则一直强调“言论自由不能凌驾法律”,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何况以法家的“法、术、势”治港,也可压过在其他范畴缺乏认受的另一客观事实。法治自然很好,港人是极重视法治的,但“法治”与“法家治港”只是一线之差,若“核心价值”只是后者,香港风气会为之一变。 6、新政府要取得精英圈子和公务员认同,王道自然是以政绩说服之,或邀请具相关认受的人担任政务司司长。但假如不幸不奏效,施政步步维艰,或具相关认受的政务司司长又是合作不来,唯一办法只有通过“非王道”,慢慢切换精英、政府圈子的关键位置,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梁营朋友深深相信董建华下台的始作俑者,不是五十万人游行,而是“港英公务员”。针对港府的官僚主义,我从来认为整顿是需要的,但始终希望整顿由被整顿者充分认受的领袖带领,不希望出现《雍正皇朝》以“贪财”」一两人格羞辱八旬老状元的情节,否则必然出现新取代旧、白取代黑的二元对立。 7、个别新政府支持者长期主张敌我斗争,认为执政须由狭义的“爱国者”进行。若这路线为新政府采纳,社会必会出现对前朝、“港英余孽”的整肃;若不为采纳,这力量也会斗争尚在位置的“敌人”,“以竟未完之功”。说这是“香港文革”或属夸大,但候选人昔日确曾把反对派议员倾慕东欧变天上纲为“颠覆中共政权”、尊重台湾人民上线为“支持台独”,若配合旗手参与辅政,更多的内部矛盾化为敌我矛盾,更多“参考报告”引用“外国实力论”(有不少评论已把这次乱局归因为“外国实力乱港阴谋”),更多的鞭挞港英殖民历史(例如“八万五”会逐渐变成彭定康的失政),恐怕难免。 8、假如选战被破坏的规范不能在短期内被匡正,它们会变成香港政治的常态。由于候选人都没有具体批评选举涉及的不君子(或非法)行为、和推行敌我矛盾旗手,新政府将先天没有“不在背后参与暗黑行为”的认受。当这类事情出现,社会难免先入为主,认定明亮背影有黑暗,不再信任政府,发生什么事,民众都会犬儒地想:“至于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是威权政治的常态。 9、当“竞选办”和“支持者”、君子与不君子的分工被默许,余此类推,日后“政府外支持者”的“不君子行为”会再也没有制约。此路一开,“地下政府”不难出现,就是不出现,遇上六月飞霜的怪事,发现“上帝之手”、“天眼”,民众也杯弓蛇影。处理最机密内容的独立调查机构(例如廉政公署)的公信力,也可能逐步被蚕食。 10、政党得到启发,其支持者也将不断成立可切割的新组织,负责不君子行为,自己则君子下去。一些“力量”近年的冒起,已似是执行这模式的初阶。这类组织正正以损人不利己的“人格谋杀”为运作宗旨,主业并非提升自己的公信力,特别活跃网络世界,这也会令提供相关服务的网络公司蓬勃发展。 11、面对从没有遇过、不是靠曾荫权式spin-doctors小家气做政治化妆、而是懂得在大棋局操作的对手,泛民的民生议题将被掏空。当议题余下被掏空的民主,泛民会继续在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角力中进退失据,加上要面对不君子行为为主业的组织冲击,若继续响应不善,被边缘化指日可待,新一代人才不少会情愿走进“左倾建制”,澳门反对派的际遇即为殷鉴。优胜劣汰,原属正常,泛民也是时候吃够老本,寻找自己的新定位。但若一并被淘汰的包括他们坚持的言论自由等香港核心价值,到了选民日后重新明白其重要性,或已不能回头。 12、在“旧社会”担任核心价值捍卫者的学者、律师,随民粹主义兴起、政府以上述方式操作,公众形象只会愈来愈差,成为“讼棍”、“学棍”,基于“学者评论公共事务就是政客”的理论,不少人会怕麻烦,逐步在专业划地为牢。那时二十三条立与不立已毫无分别,将不会引起“防暴镇压论”一类争议,因为社会已无需再担心政府要以国家安全之名,处理言论自由问题。 13、当上述各点逐一出现,参与社会的人会开始人人自危,即如写这类文章,也不知有何后果。几位近日撰文的朋友,无论是批评唐、梁,都说有很多“信息”传来压力,经历前所未有。慢慢下来,自我审查就会出现,面对政治险恶,有心人都会却步。那时的香港,对国家还有什么价值? 再说一遍,但愿一切都是过虑。我不喜欢政治,曾有这三个阵营的朋友邀请参加不同界别的选委选举,我都不希望掺和,此刻更无他意。我深知这类长文看的人不多,一切大局已定,只是在历史转折,应向自己交代而已。我曾承诺不评论本土事务,这次选战是例外,因为目睹种种对所有规范的挑战,令人神伤,如此无力,更教人知所进退。新特首七月就职后,我会离开公共空间一段时间,回到纯粹国际关系研究的岗位,可能会在新的学术环境工作,Round table理事会主席一职将交卸下来,目前十多份报章、杂志、电台专栏会停写绝大部分,直到对人生有清晰反思为止。王主任,但愿日后的香港,还是你我珍爱的香港。   (沈旭晖,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他以每周或每月方式撰写评论文章及散文,发表于香港媒体和其他华文媒体。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52期,周刊下载:)

香港独立媒体 | 你是说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老母吗?回应孔诰烽教授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2)  | 标签: 香港城邦论 , 唐健 文: 唐健 1.历史逻辑不通 着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公与私》等震撼社会学和汉学界的杰作,历史学家沟口雄三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中国人在1949年选择共产主义是基于长久深厚的平等主义传统,而不是单纯盲从西洋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内在脉博和独特的主体性追求,即使强横的西方现代性也无法中断其动力在(早于鸦片战争的)近代波澜壮阔的展开。 这种源自中国思想(例如孔教授提及的白莲教正义论及历史观)与中国思想的实体(社会)两者之间的差距及其辨证运动的历史动力,最终将中国思想的传统──包括“宗法意识”──转化为 “现代意识”及其”新内容”──共产主义新中国──并在数千年间第一次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理想。 假如脱离了作为「思想-社会复合体」 的中国之历史运动,现代中国的兴起就只能被我们视为「中国的消失」或「中国无历史」(1911年之前)──后者无疑就是庸俗社会进化论者最宠爱的东方主义中国史观──这不但有悖于常识,更远远乖离了客观的社会科学分析。不幸的是,孔教授文章开首对中国革命史的论述所隐含的,却正是这种去历史化、反逻辑的观点:中国文明的发展只会陷入蒙眛主义或迷信,只有西方文明(如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提供主体性的有效形式──“白莲信仰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人民群众要改造世界、自己当家作主的朦胧愿望。但在宗法意识宰制下,这种愿望却变成乞求无生老母怜爱的迷信。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工农群众,才有机会科学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和走上当家作主之路,建立真正的主体意识”(「在礼乐崩坏之际读《香港城邦论》」) 然而我们要问,一种外来的主体性不是被给予的主体性吗?一种消灭自身历史的自主性是真实的自主吗? 2.历史的狡猾 齐泽克在《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之中,分析了19世纪假扮共和主义的保皇党如何成就了共和主义、戈巴卓夫如何「意外」使苏联解体、新教的兴起如何悖论地为资本主义累积了「第一桶金」等历史──我们不妨添上那个「不小心」跌进「国家资本主义」阱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者邓小平──,强有力地图示了黑格尔的 「理性的狡猾」概念(the Cunning of Reason),即我们如何以为自己在扮B却最终发现自己彻头彻尾地变成了B,而且结局刚好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是行为而非隐藏的信念构造了铁一般的(社会)现实──简言之,右派不知道的是,正是透过假扮右派一个人才成为右派、正是社会或母体(Matrix)而不是他们有勇无谋的血性预先为他们准备好了反派角色这一历史位置。最终(注定)无法被「知道」的是:偶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同一。 3.「少理(少错了)老母」 孔教授「在礼乐崩坏之际读《香港城邦论》」的主旨在于: a) 香港民主运动的失败原因是 “孝子情结” b) 所谓“城邦论”透过摆脱上述情意结能够为香港确立 “主体意识、少理老母”之纲要 换言之,孔教授和拉康派一样,是个(不太)秘密的唯心主义者──以光速抛弃了必须「通过科学的自我认识确立主体性,否则只会受制于(统治)意识形态」这个坚硬的历史教训,一举将问题从政治经济批判领域转移/置换(displace)到狭义政治和(伪)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即将所谓的“情意结”(”complex”)作为万恶的障碍。 这种问题转移和陈云的城邦幻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将我们的视线和激情从政治经济系统和压迫者转移到虚拟敌人身上,最终为濒临爆煲的官商利益集团解围,而且反过来使我们更受统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我们已经尝到了逃避真实政治敌人是如何地爽!这种通过架设虚拟敌人(Virtual Enemy)来逆向塑造自我形象(Ego)的工程、这种「身份政治」架空了真实历史、将幻想和敌我意识填进港人的脑袋因而空洞化了主体性──就像美国卡通里失控的魔法扫把乱砸乱打一样──一瞬间我们将整个广东省以至十二亿人口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且轻易地放过了罪魁祸首。 4.团结民众、认清敌人 孔教授讲得没错,毛泽东当年正是坚持组织农民斗争地主而冒主流政治的大不韪(「国共合作」),故此将城邦幻想比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属完美的颠倒黑白──今天广受欢迎的陈云不正是顺应了眼前政治的「方便之门」吗?──逆流而上的毛却是不顾现实地打击合作伙伴的政治根基:地主阶级。毛的「非理性」和「反实用主义」无疑是建基于一个深刻的社会学分析:只有通过打击剥削性的地主制度,才能有效组织、形成农民的主体意识,继而瓦解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而且这一方针任何时候都应被视为首要原则,甚至比政党本身的政治生存更首要。 5.转移问题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城邦幻想为香港的阶级分析作出了甚么贡献?为理清蒙昧混乱、但求「实用」、蔑视逻辑、乱用/「发明」历史的香港政治理论作出了甚么贡献?我们还要问:在自发的七一游行中歇力阻止香港民众与当权者决裂、事后急忙扑出来邀功的那些人,不就是在五区公投中出卖港人的那批人吗?不就是在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借助「虚拟敌人」(如民建联)假扮「民主斗士」来麻痹民众的那批人吗? 换言之──撇开那些一家住在白鸽笼的「楼奴」兼自封中产──服务于「地产霸权」、金融大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那批人,不就是最害怕根本变革、随时愿意以所谓民主换取经济利益的实质管治阶层吗?不就是这批人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掩护日益猖獗的大规模系统暴力、社会暴力吗?不久之前,甚至有一位堪称「香港蛆虫」的学者,公然以「只要媒体开放政治广告就不用怕普选」力劝「大孖沙」。 简而言之,漠视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单以情意结解释「(伪)民主派」的政治行为──也就是说,忽略了蒙昧的意识形态转移置换(displace)功能──实在是离奇且本末倒置的做法,例如:忽略了香港的统治阶层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一部份、逃避香港人当中的「无间道」,单靠美化殖民过去和反历史的想象能够催生真实的政治主体和斗争意识吗? 「民粹」:自由主义的「真实界」(the Real) 纵观二十世纪历史,排外主义或「民粹」无疑是资本母体用以解决自身内部危机/矛盾、将快要内爆的社会矛盾转向外部敌人的一个机制。它将民众的视线从原本的敌人身上移走(顺便一提,凡是地球人都知道共产党是出了名热爱自我屠杀(大清洗、赤柬大屠杀)和国际主义的)。因此,眼前的「自由主义者vs右派」的战争,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内战」和「虚拟战争」、是「宽容」口号埋下的陷阱:暗中否认了「民粹爆发」是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者的「世上最坏但也是最好的选择」──转移危机的固有模式。 齐泽克曾提出一个洞见:法兰克福学派首脑霍克海默承认,当被迫做终极抉择时会选资本主义。这也是为何自由主义学者只能以道德话语补足(supplement)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因。这种道德主义──我在网上节目「天外有天」曾做了扼要的论证── 是自由主义者和它的背面(「民粹」)的共通点。声嘶力歇地呼吁宽容往往唤醒更多人投向「民粹」──「宽容」、「差异」等概念所隐的逻辑使他者(内地人)变得更加无法忍受。 今天,唯一能够杜绝所谓民粹的方法就是普世主义「不存在犹太人、不存在希利利人」(巴迪欧《圣保罗:普世主义的基础》Badiou )──既然不存在「异族」,就无需假装容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只会越忍越火──真正的普世主义不但是一个人对自身特殊性(香港人、「狮子山精神」、功利主义…)的反思,它同时能够──通过理性思维这一公共领域──让主体看清压迫他的真正敌人:保罗时代的罗马帝国、二十世纪的「传统资本主义」、廿一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同我们最亲近的「后现代」国家资本主义。

法广:香港民主党面临选票流失筹款下跌困境

香港民主党因为改变立场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已经面临选票和钞票流失的困境。民主党主席何俊仁2日在立法会总结政改风波对民主党所造成的冲击,承认民主党会流失部份支持者选票。 他们多属极端反共、不满民主党杯葛五区公投,以及重视政治原则多于政治现实的泛民支持者。他说他尊敬这些选民,但不认同他们的态度,「这批人值得尊敬,不过如果只看原则而不看政治现实,不作适当的妥协,不调整方法,这就不是一个从政的人」。 在刚过去的七一大游行中,民主党成为其他泛民主派人士攻击和围堵的对象,连资深的党员如司徒华等,也遭到人群的谩骂。 此外,各个泛民主派政党在七一游行中的筹款活动,民主党的吸金能量大幅暴跌,经各方点算后,一向是吸金王的民主党,这次只筹得4.5万元(港币,下同),远远低于去年七一游行时筹得的30万元,少了85%。而发动五区补选变相公投的社民连,则成为本年吸金之王,一共筹得26万元,与社民连共同参与补选公投的公民党,也筹得20万元。甚至连一个不见经传只打著“反民主党”旗号的「民主党前线苦主大联盟」组织,光是出售讽刺民主党的T恤,也卖得6万元。民主党在泛民阵营的地位一落千丈,可见一斑。 不过何俊仁说,虽然政改议题令民主党流失一批反对与北京妥协的支持者,但同时却有机会争取开明建制派人士支持,扩阔泛民政治光谱。民主党也会修补与反对方案的泛民团体关系,包括与公民党商讨,在日后的政改谈判及选举安排再度合作,不排除会提名公民党区议员参选区议会功能界别选举。 何俊仁又透露,民主党会展开一连串「救亡」行动,第一步由核心党员落区接触民主党主要义工,并在地区开研讨会、印制刊物,陈述民主党由谈判到支持政改方案的整个发展和心路历程,以回应坊间对民主党「密室谈判」的指摘。   tags: 政治 - 港澳

張鐵志:香港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

对於五月十六日的补选,公民党、社民连的「五区公投」和「全民起义」等口號让香港及北京政府深感不安,亲北京的建制派拒绝参加,行政长官曾荫权则表示不会去投票,但却激起许多香港八零后青年的政治热情。选举结果是五名泛民派辞职议员全部当选,但投票率 ...

林贡钦:香港的民主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上

5月中,香港举行了五区立法会补选,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的2012年政改方案将于6月23日在香港立法会表决,如无意外,难以通过,原因是无法获得三分之二的法定票数支持。香港的泛民主派在立法会60席中拥有23席,超过三分之一。泛民主派议员的反对,政改方案将再次夭折。 围绕政改方案的攻防战 今年以来 , 围绕2012年政改方案的攻防战端上台面。 年初,公民党及社民连的立法会议员以“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为主题,进行五区总辞。5月中,香港举行了五区立法会补选, 投票率只有17.1%, 成为民主的笑话。 5月底,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李刚与民主党3位议员就香港政制改革问题进行了晤谈,双方都阐述了原则和立场。这是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官员与民主党进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之后,泛民主派中的民主党提出如果要其支持2012年政改方案的条件是,中央政府必须就普选的定义,作出一个令市民信服的表述;2012年的政改方案中,六个区议会议席必须由民选产生;中央政府与泛民之间建立一个政改的沟通机制。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实质上,民主党缺少诚意支持香港政府2012年政改方案,只能在“ 三 个条件”中预设陷阱,防止北京丢卒保车。民主党的“中央政府必须就普选的定义,作出一个令市民信服的表述”的条件,没有表明“市民”是“全体”还是“大部分”或是“一小部分 ”, 民主党对“普选的定义”的任何不满意,都构成不能“令市民信服的表述 ”。 6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就香港2012年政改方案发表讲话,坚持六个区议会功能界别议席由区议员互选产生的做法是恰当的,没有接受民主党提出的条件。 至此,在立法会投票表决2012年政改方案前,北京争取泛民主派支持政改的一系列努力,宣告失败。 特首徒劳无功 连日来,香港特首曾荫权率领政府高官,深入社区,走街串巷,高喊“起锚”(Act Now),寓意 “扬帆起航”,“是时候行动” ,为政改造势,目的是希望市民支持政府的2012年政改方案。 。 建制派也在集会造势,支持政改方案。然而,在街头高喊“起锚”再大声,也是隔靴搔痒,政治作秀,政改方案难以“扬帆起航”。因为,2012年政改方案能否通过,不是靠一人一票的全民公投,而是靠立法会中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通过。曾特首和他的团队只有大力游说和争取立法会的泛民主派议员的支持,在立法会投政改方案的赞成票,才是有的放矢,才是正道。 香港民主走向何方 2012年政改方案难以通过,以及之前的“五区总辞”,反对“高铁拨款”,2005年的政改方案被否定等,越来越表明,香港的民主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上:是走向全民民主,还是走向有限度民主? 香港的全民民主追求的是, 2012年“双普选”,无视全国人大的宪法权威地位;一人一票普选议员普选特首,废除功能组别,废止资本和中产阶级的特权;不建高铁,不搞基建,全民福利,坐吃山空……。世界上,自从冷战结束以后,还没有靠全民民主取得全民福利较好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前车之鉴的倒有不少,例如台湾、泰国、菲律宾、乌克兰等。 香港的有限度的民主,既在一定时期保留部分不平等的民主权力,表现为,全国人大制定“双普选”的时间表,循序渐进,2017年普选特首,2020年普选议员。保留或缩小功能组别,给予资本和中产阶级在特定时期、特定范围的特权或优惠,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性质所决定,也是香港“一国两制,繁荣稳定”的需要。资本追逐利益。议会发展史表明,资本在议会里“没有发言权,就不交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没有资本的成长,就没有全民福利的增长。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支柱,也是议会稳定的支柱。否则,离民粹主义、暴民政治就为期不远了。 全民民主,很爽,符合民主的基本定义和最高要求,但日子可能越过越苦;有限度民主,不爽,好像不符合民主的基本定义和最高要求,但维护或提高现有的生活水平,或设立社会安全网,救助弱势群体。在民主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向何方走?公平与效率,鱼与熊掌,难以兼得,香港人三思而后行。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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