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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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交通管制

关于北京交通管制的次数,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题为“关于新时期加强首都交通民警警力资源管理的意见”的文档或许可以提供参考。根据这份文档,平均每一天,北京市都要发生约26次腾空车道的交通管制。 很多领导人都主动要求不采取这些管制措施。”特别是上下班期间不要采取封路等措施。不过地方上为了安全起见,一般也会派交警在一些路口执勤。 解密交通管制:“领导人的安全要万无一失!” □《南方周末》2012年2月23日 记者 方可成 钱昊平 实习生 李熠祺 发自北京 2012年2月18日早晨,交警在北京市昌平区安四路的一段布起路障。一连五天,过往的车辆都只能绕道而行,因为“第七届世界草莓大会”在附近举办。 在会议扎堆、活动丰富,且每年都要举办马拉松比赛的首都,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令很多市民印象最深刻的,不仅有草莓或长跑运动员导致的交通管制,也包括被警察拦在路口之后,目睹搭载着领导人或外宾的车队呼啸而过的场景。 北京的道路已经被保有量突破500万辆的机动车挤满。与此同时,作为政治中心,北京还要为繁忙的领导人和来访的外宾提供路线勤务,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和速度。而即将召开的“两会”,又将给这座城市的交通带来更大压力。 尽管冷不防就会在路上遭遇管制,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北京每天会发生多少次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实施到底有何规定?此外,为了哪些人的出行和哪些活动的举办,可以动用交通管制?管制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北京以外的城市和乡镇,又是否有着交通管制的问题? “长安街几乎每天都有交通管制” 熟悉北京交通的人都知道,有几段路特别容易发生交通管制,比如长安街——那里云集着党政机关,比如西四环——那条路通向起降领导人专机的西郊机场。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有关人士了解到:一般而言,两个重要地点之间的行车路线都不止一条。例如,从人民大会堂到机场之间就设置了若干条路线,每次领导人出访或外国政要访华,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路线。 正因为此,一些老练的司机知道哪些路段应该尽量避开。不过,再老练,恐怕也无法准确预判道路上的状况,因为此类为保障国事、外事活动而施行的管制并不会提前公之于众。 2011年初至今,北京共发布了80次交通管制通告——因“保证道路畅通”23次,因道路施工27次,因各类节庆21次,因大型活动9次。其中,大型活动的交通管制通告均由公安局发出,其他则由隶属于公安局的交管局发出。 但显然,实际的交通管制次数远不止于此。 “长安街一带,几乎每天都有交通管制。”一名曾长期在长安街执行任务的北京交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时一天要执行好几次任务,每次在一到两小时左右。”这名交警经历过的最长一次管制,历时大约三小时。 关于北京交通管制的次数,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题为“关于新时期加强首都交通民警警力资源管理的意见”的文档或许可以提供参考。这份文档显示:2009年,北京市交管局“共接上级部门部署勤务17385次,其中,现场勤务7838次,路线勤务9547次(均为须实行腾车道的交通勤务)”。 如果此数据属实,那么平均每一天,北京市都要发生约26次腾空车道的交通管制。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数据向北京市交管局求证,截至发稿时未获答复。不过,曾在该局担任副局长一职的段里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我不清楚2009年的具体情况,但依我之前在位时的经验来看,这个数字应该差不多属实。” 三级警卫,两份文件 并非所有官员和外宾、所有大型活动都能享受交通管制的待遇——否则,普通市民根本无法使用北京城的道路了。 因“世界草莓大会”之类的活动而管制交通,需要获得市委市政府的同意。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拟采取道路交通管制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一般需要分析管制任务的性质、规模、时长,并进行实地踏勘,制定方案,报交管局领导审批后再上报市委市政府,获得同意批复后,才由公安局或交管局对外公布。 而涉及领导人活动的交通保障工作,则分有不同级别。上述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采用一级警卫时,需要封路,留出专用通道。二级警卫也会留出专用通道,但沿途哨岗的密度要稍小一些。三级警卫则不设专用车道,一般会安排警车开道,重要路口安排交警执勤。 “很多领导人都主动要求不采取这些管制措施。”据该人士所知,有几名领导人在上下班期间都要求不要采取封路等措施。不过,地方上为了安全起见,一般也会派交警在一些路口执勤。 接待外宾时的保障更是必不可少——在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时,一般会采用一级警卫;而一般礼节性的对外交往,则只需采取三级警卫。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朝鲜原领导人金正日在2010年8月访华时曾说:“不要为了我们实施交通管制。不想给市民们带来麻烦。”当然,考虑安全因素等原因,中国方面婉拒了这一请求,仍旧实行了交通管制。 一个与此相应的细节是:2011年12月19日,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公布后,朝鲜大使馆所在的日坛北路也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 “对于警卫级别,过去分得更细,现在逐渐简化了。”段里仁说。 实际上,无论是为国家领导人还是为外宾提供的交通保障,都有一套完备的规范可循。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于2004年制订了两个规范性文件,针对不同的道路交通环境、不同的勤务级别、不同的勤务内容,严格规定了交通管制的范围、时间、主要措施,并要求不得随意扩大管制区域范围和管制时间。 不过,根据这两份规范制定的交通管制方案往往具有一定的密级,属于“国家秘密”范畴,一般只允许在执行任务的公安机关内部进行传达。 特勤处:执行者 在公安交管系统内部,此类交通管制任务一般被称为“特勤”,由交管局专设的特勤部门具体承担。就北京市而言,繁重的交通管制任务交给了交管局特勤处;在道路上执行具体工作的,是特勤处特勤队的队员。 若论历史,这是一支比新中国还“年长”一个月的队伍,它的诞生可以追溯至1949年9月——当时,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为了保证会议的交通警卫安全,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交通警卫班。第二年,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直属队成立,其后几经变化,演变为今天的特勤队。 有意思的是,考虑到特勤任务的辛苦和压力,60多年来,这支队伍里只有男性。而这些男交警们,除了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外,还往往是外貌端庄、身材匀称、身高在1.73米至1.80米之间的“美男子”——这是因为大量的外事勤务对外表形象有要求。 在特勤处,除了有民警具体执行特勤外,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设计勤务方案。 “在方案设计上,特勤处下了很多苦功夫。”段里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每次研究方案,都需要提前很长时间,精心设计,尽量减少封路所影响的时间和范围,尽量避开拥堵区。” “设计重要方案时,中央警卫局、公安部警卫局、卫戍区等很多部门都会参加,非常正式。”段里仁说,“交管局是具体执行单位。” 当然,保密是特勤任务的一个重要特点,执行任务的交警往往也只知道部分信息。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收到警卫任务时,通知一般只会说“某号线的某段”实施什么级别的警卫措施,但不会说是因为什么事情要实施管制。 “情况正在不断改善” 客观上说,交通管制显然有其必要性,既保障了中外政要的安全、快速出行,也保障了奥运会之类大型活动的顺利举办,不过,它也不可避免地需要社会为此付出一定成本。 上周,一张北京乘客爬窗挤公交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公交集团回应说:这是一个极端特例。而这桩“特例”的发生,正是由于建国路沿线采取多次交通管制,加之大望桥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沿途公交线路受到影响,大批乘客滞留。 2011年“两会”期间,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秦泽西和许可曾经对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分析成本与收益。他们计算出的结果是:仅以万达铂尔曼大饭店至木樨地桥一线为例,全社会需要为其临时交通管制付出542537.119元的成本,而收益仅为35210元。两相比较,净损失507327.119元。 相对于正常的交通管制,一些师出无名的管制,更容易引发市民抱怨。据《法制晚报》报道,2011年8月,赵本山在北京前门东路附近的“刘老根会馆”开业时,也有交警在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当时消息曝出之后,引起舆论热议。 实际上,相对来说,北京的交通管制执行可算严格,北京之外的一些地方,更容易出现“超规格”的管制。南方周末记者曾在郑州一派出所看到一份安保方案:一名国务委员到郑州开会,当地在领导所到之处,沿途设岗,采取交通管制,在其所住的宾馆外,也安排武警和公安24小时昼夜执勤。 还有媒体曾报道,2010年11月,安徽灵璧县的一名镇党委书记出殡时,也实行了交通管制,所有经过的路口均有交警值勤。 此类事件不乏被曝光者。《人民公安报·交通安全周刊》曾评论说:“由于交通管制法规的制定相对滞后,实施的必要条件、审批权限界定不清,很多不应当实行交通管制的被批准了,也实行了。比如,一般工程的奠基、竣工剪彩,中小型规模的商贸洽谈会,地区性的文化、经济节,商场、酒店的开业庆典,被随意提高等级的地方党政领导人员的安全警卫任务……还有的部门和领导把交通管制作为提升活动档次和送往迎来礼仪规格的标志。” “在县里,经常存在违反规定进行交通管制的情况。”湖南省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般是上面来了检查组,或者有领导要执行公务从这个县经过,不经正规流程,直接派辆警车开道,交警看到了会帮忙拦车,直到车队经过。” 但他同时认为: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 段里仁对此持类似的看法。“以我在交管部门几十年的亲身体验,几乎年年都在讨论如何解决特勤和老百姓出行的矛盾,情况正在不断改善之中。” 在改善的过程中,技术手段贡献不小——以2011年两会为例,北京市交管局通过装有GPS卫星定位系统的警车及遍布全市主要道路的科技系统所采集的信息数据,整合分析后,监控车队行驶过程以及周边社会车辆流量的变化,随时调控车速,将与会车队占路运行总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以内。交管局的各交通支大队更是以拉练的形式,对行车路线反复进行实地勘察和测算,将行车时间精确到秒。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去年两会管制路线总里程较2010年缩短了6.2公里,减少了近6%。 每年两会期间,交通管制带来的“扰民”抱怨,也令一些代表委员心存不安。2008年,政协委员穆麒茹就曾建议:通过手机对北京市民对两会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对带来的不便表达歉意。2010年,政协委员崔永元更表示:会议给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提交与回复提案的态度要对得起这几天的交通管制。 也有人建议:不如换个地方,去海南博鳌开“两会”。 不过,至少在短期内,“两会”的交通管制和日常的特勤都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交警已经形成了一种信念:领导人的安全要万无一失。”段里仁说,“这是一种中国特色,改变起来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退休之后的段里仁,在路上遇到管制时也会下意识地在脑中冒出问号:怎么又堵了?是不是又有特勤?“连我这个老交警都会这么想,普通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 省直管县:“腿”动了六年多,“脑袋”还没跟上 被政治用语伤害的中国人 北大学生政治觉悟高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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