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国格

云之 | [转载]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原文地址: 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作者: 新周刊   文/加藤嘉一   (发自波士顿,供《新周刊》专稿)   一   2012年的夏天,暂别中国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国波士顿的土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国生活,一无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时光已过十年,两者在我记忆里却是一贯的,分不开。这就是我的状态。 飞往美国的几个月前,我开始找房子。我在波士顿一个人都不认识,就只好间接地找。我毫不犹豫地通过中国的人脉,找到在哈佛工作的一名中国先生,具体协助我在哈佛开始生活的则是在哈佛读书的一名中国女子。到达的那一天,他们专门来接我,还在哈佛广场请我吃饭。这或许是在华十年的积累,很温馨,与十年前第一次抵达北京时截然不同。 后来在哈佛读书的一个日本学生问我,“你那房子是怎么找到的?”我说,“是两个中国朋友帮我找的。”他无意的反应是:“中国人!?为什么?”我则有意回应:“不为什么。那是自然。” 与两个中国朋友分手,安顿下来后,一个人溜达溜达,我进了一家室外啤酒屋。在北京生活期间,我经常买一瓶啤酒,在街上边走边喝,边喝边想。这次也习惯性地买了一杯啤酒带出去,那是波士顿当地的Samuel Adams,喝了一口,特别爽快。一个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乐的瞬间。 下一刻,突然有两名白人警察走过来,对我说:“小伙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是没听懂他们说的英文,而是没有理解他们表达的意味。 我把在北京生活期间遇到这样那样麻烦时老用的招数拿出来,保持冷静对他们说,“怎么了?我违法了吗?” 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带着微笑却严肃地对我说,“是,你违法了。”我吓了一跳,瞬间内在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恶性想法:“才第一天,我就被捕了?” 后来才知道,在美国的公共场合喝酒是违法的且要受罚的。我在被指责,警察调查我是谁的同时,发现很多行人边走路边抽烟。我跟警察先生说:“他们抽烟是可以吗?那样也危害公共环境吧?”他们大笑,说,“那是可以的啊!” 他们说这是法律,是不可以违反的。我在中国期间学会了讨价还价,或随机谈判的技巧(这是我在日本的18年期间想都没想过的),礼貌客气地对他们解释道:“警察先生,很抱歉,这是我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对这里的规矩一点不熟悉,从今晚起我一定会注意的,所以请原谅我一次好吗?”他们互相看看,带着一言难尽的笑容,似乎放弃了对我的盘问。“好吧,就这一次哦,你记住这次的教训,祝你在美国愉快。” 竟然通过了……我小心翼翼带着啤酒回住处,坐下来,慢慢沉思:“我是到了美国,这里已经不是中国。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是需要调整思维,更换状态。但刚遇到的场合,也有点像中国……” 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与对中国的一点怀念,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二   2013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 我在波士顿,跟平时一样沿着Charles河边跑步。 突然被堵住了。路被封了,我问警察先生凭什么,他说是“因为国庆”。我心里想:“哦,在美国国庆的时候路也被封的。”我却没想太多,这是生活,而非政治。 于是我绕路从剑桥区过河跑到波士顿区。蓝天白云,到处能听到庆祝的枪声(非鞭炮),我内心进一步产生“这里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直觉。在河边遇到了我很熟悉的日本一家人,孩子们也在。我对夫妻俩表示问候,孩子们正在唱国歌,美国的国歌,还把右手紧紧贴在胸部上。 他们唱完国歌,来跟我说声“你好”。我表扬长子说:“你会用英文唱美国国歌啊,你右手的姿势很酷,很地道哦。”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上小学的他(12岁)有些害羞地回答说:“哦,每天早上在学校里要唱的,自然就记住了。” 祖国的小孩子正在异国他乡融入当地的国情与文化,我感到欣慰,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就问他:“你觉得,你的同学们爱自己的国家吗?” 有着超出年龄的成熟的他(他父亲说孩子到美国之后变得格外成熟了)琢磨了一下,然后点着头说:“嗯,他们很爱自己的国家,很自然地爱。而且,我觉得,美国人不像日本人,不随便骂总统。因为总统是他们自己选的。”本想进一步追问,“在日本,首相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啊,虽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决定算了。我从他的观察与姿态已经学习了很多,就不要为难他了。非常满意地离开了他们一家人,我继续跑步。 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旗多。不管是平时还是非常时期,国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当地居民既在乎又不介意,自然地面对与国旗共存的现实。而且,美国人在国歌与国旗面前的态度似乎是战略统一的,至少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对此持有消极或负面的态度。他们就是认为自己的国家很伟大,值得认同和敬仰。 不过,如此张扬“国家的伟大”,我这个日本人觉得有些夸张而过分,还有些不习惯,甚至不顺眼。由于二战期间“国家主义”失控的惨痛历史,活在当下的日本人对国歌与国旗的态度是复杂而谨慎的,至少做不到自然地加以接受。当然,日本国内对国旗的态度与美国截然不同,是分裂的。所谓“右翼势力”主张弘扬“国家”,进步派(左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则持有谨慎的态度,更多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少提爱国,多谈国际,认为在“国”字面前有必要谨慎一些,低调一些,克制一些。而普通老百姓在“国”字面前也比较被动或消极,这与二战后遗症密不可分,他们从来不相信政府是对的。    三   想想中国的情况。依我经验,中国街头的国旗远远没有美国多。在天安门、党政府机构、边境等关键的地方都有国旗挂着,但谈不上夸张或过分。中国人在“国”字面前的态度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却两者兼有。美国与中国毕竟是所谓大国,统治那么大的国家,就需要依靠国旗来弘扬国家的伟大。“我是美国人”或“我是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依我观察是外向型的。日本人则是内向型的,把“我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感放在内心里,不轻易去表达。 2013年10月中旬,我从美国回了一趟北京,在街上走走路,感受一下北京的政治气候。走到东三环边上的国贸附近,我看到了“永远跟党走”五个字。在北京生活的2003-2012年期间,我在街头上没有看到过。那五个字或许存在过,只是我没有见到。 来了美国一年多,迄今为止,我所发现的美国社会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如前所述,美国公民对美国这一“国家”的认同度与忠诚心是毫无动摇的,唱着国歌,举着国旗,365天,24小时,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国”字。但这一注重“爱国”的风气却不造成对个人主义的忽略与压制。美国人的公私观是清晰的,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该参与的公共空间,该保护的个人空间,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每一个公民都有着很清楚的认识。比如,我在美国跑步的时候(尤其在乡下),要格外注意,要慎重确认自己跑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烦了,人家认定我在侵蚀他的私人空间,就会举报。 据我的经验,在中国,许多人把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两个极端,认为对前者的强化必然导致后者的滞后,把前者当作维稳的工具,把后者当作人权的底线,甚至互为“敌人”。我在中国待了十年,从来没有体验过“爱国”与“人权”的有机结合或相互融合,两者似乎永远是相互矛盾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民族传统,还是在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下才是这样子。 日本社会是特殊中的特殊,对于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都不太重视,甚至有意忽略。爱国主义自然与“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国民就倾向于避谈这些。由于日本社会由均等的集体主义构成,个人永远服从于社会,“尊贵的社会先生”(社会至上主义)凌驾于一切,国家与个人也好,爱国与人权也好,都要听社会的话。 美国还是美国。一方面能够那样地热爱祖国,另一方面能够这样重视个人。美国人凭什么能够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使得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产物,还不令人觉得不自然,我至今没有答案,只是觉得很神奇,就继续探索其背后的理由和逻辑。    四   201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美国南部旅行。先从波士顿飞到原为法国的殖民地、1812年才成为美国领土的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从机场坐公交车到市内,无论是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路上的劳动者,都显得没那么勤奋,宽敞的路上明显感觉到经济的不景气,感觉很空。商业街的店里没什么客人,服务员也闲着,我进去也没有被理睬,许多人在“胡同”里打发时间,似乎在“下岗”中,大多数是黑人,使我无形中紧张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我真从未见过那么多黑人。从早到晚,尤其在市内的主要景点法国区(French Quarter)里,到处都是警察。到美国正好一年,我第一次看着眼前的情景,想到了很熟悉的一个词:维稳。 一边走路,一边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态,我发现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少人在街上喝酒,而且在著名的连锁便利店CVS也卖酒。波士顿的CVS是不卖酒的,而且据我的亲身经历,街上喝酒是要被惩罚的。 我在街上向巡逻中的警察先生打招呼:“你好,我是从波士顿来的游客,我想问一下,这里在街上等公共场合喝酒是被允许的吗?”警察先生稍微想了一下,回答说:“我们希望市民不在外面喝酒,我们也不鼓励,但这最终由他们决定,管理自己。” 暧昧的回答并不意味着不清晰,只是表明有灰色地带存在。我看着那些街头没事干,却走来走去的黑人的表情与动作,胡思乱想:“这可能是这里的维稳模式吧,黑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整体来说还比较低,自上而下的管制有时反而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安。” 后来,11月我去芝加哥出差的时候发现,位于芝加哥的日本便利连锁店 7-Eleven是卖酒的,而我平时生活的波士顿7-Eleven是不卖酒的。这是因为两个州的法律不同。美国人的生活规律顶多取决于州政府,而不归结于联邦政府。 遇到这样的场面,我才切身体会到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牵涉到公民生活的法律是由州政府来制定的。美国人大概认为,国家这么大,人口也不小,又是如此多样化的移民社会,从早到晚,什么变化都有可能,什么人都有,什么价值观都有,地方特色也五花八门,那么,由位于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来控制全国各地的游戏规则与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能。到了美国,我才明白,联邦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来说是一个底线,即为了良性治理这个社会而起码要做到的制度安排。 回到哈佛大学,我把这一感受跟一名政治学教授分享。他回应说:“哦,你去南部了,这是对的,那里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只待在波士顿,你是无法了解美国的。”是的,白人多富人多贵族多的波士顿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不像美国的美国。 紧接着,我问了一个所谓“敏感”问题:“对了,教授,美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州的州情与法律都是不一样的,联邦政府也给州政府很大的空间和权,别说行政权,连立法权都赋予了。当然这是有效、有机、长远统治这个社会的需要,但白宫方面会不会担心分离主义呢?万一有些边缘化了的州搞什么独立运动什么的?” 教授带着笑容和“拿你没办法”的语气回答说:“生活在每一个州的人既能够享受作为美国人的自由与安全、民主与权利,还有尊严,同时也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地方特征进行自治,为什么要分离呢?若不这样做,他们才要独立呢。” 2013年春天,我去过浮在加勒比海上的美国自治邦波多黎各。我记得,它是以“国家”的名义参与包括棒球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的,也有自己的“国旗”,但它实实在在是属于美国的领土。地理上位于加勒比海区,国家归属上属于美利坚合众国,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语言习惯等都是拉丁式的,更接近拉丁美洲的文化。 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我跟当地认识的一名中年女士分享。她一点不禁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国家存在的方式嘛,波多黎各人知道依附于美国有它很大的好处。虽然我们不能参与投票选择美国总统,这点有争议,但华盛顿也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空间,妥协一下就好,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状况。当然,我们都自认为波多黎各人,而非美国人。意志的自由是被上帝赋予的。” 不仅是波多黎各这样名副其实的“自治区”,在美国各州的大街上也能够看到国旗和州旗同时飘在空中的情景。美国人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似乎早就习惯了拥有“两个领导人”的政治形态,不去质疑,成为共识。毕竟是政治,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包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居民与移民之间……但据我观察,美国今天的政治形态包容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美国人”大致认为这一治理模式是最可持续的,和谐的,科学的。    五   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这是一次讨论经济的政治大会。很遗憾,在会议期间我没有能够到北京现场感受它的氛围,只好从美国东岸远远地瞭望正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的盛事。 《公报》、《决定》、《说明》,会议期间以及前后,国人讨论其具体议程与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和密集,说明人们对此轮“政权交替”的关注,包括期望与担忧,在某种意义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会议的结果,满意也好,失望也罢,赞扬也好,绝望也罢,关注度的提升本身无疑利大于弊,将成为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本身。 我自己所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边界”。如何划清甚至创造边界对中国未来十年来说将是一大课题。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由谁来划清,创造它则是更大难题。 就我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十年经历来看,中国人对“边界”的认知与对策普遍是模糊的,文化上、民族上、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交往上、社会上……有时主动有时被动,有时有意有时无意,有时善意有时恶意,有时上层有时基层,有时战略有时策略,有时直接有时间接……在我这个老外看来,“模糊性”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它既成为淡化摩擦的缓冲器,也成为推迟改革的大借口。 在此次三中全会的讨论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之间、城与乡之间、政治与法治之间、改革与领导之间……这些议题的重点无疑在于如何划清边界的角度,当然,长远地看,中国社会必然经历从“怎么划清”到“谁来划清”的转折过程。 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在哈佛跟美国当地的师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们讨论中国问题。我从“如何划清各种要素、行为体之间的边界”的角度提出问题,但讨论这一“边界问题”之前,大多数外国人表示根本看不懂在今日中国国内所出现的,跟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与制度相关的词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概念,恐怕难以被关注却不了解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们理解、接受。中国的国情与处境的复杂性是一回事,但倘若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那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词汇与概念,恐怕需要被外界听懂。不管是负责中国事宜的政府官员、参与中国市场的经济商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还是渴望了解中国问题、渴望前往中国旅游、渴望学习中国语言、渴望使用中国制造的普通外国公民,也有必要逐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为此,我在美国也时刻感觉到中国有必要调整宣传自己的方式与途径,为的是更加客观公正地被了解。 从中外民间层面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的角度看,我想,“如何划清边界”这一问题还真是一个切入点。不仅是出于中国改革的需求,也出于中国如何开放自己的角度,中国社会需要公开透明地推进有关“如何划清边界”的公共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初期阶段”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倘若当今中国依然处于“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阶段,或者是闭门锁国的阶段,那自言自语式地宣扬“两者的关系为辩证统一”即可。但如今中国早就走出了“文革”,也打开了国门,全心全意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那么,需要解释,需要讨论,需要划清:边界何从何去。    六   2012年11月6日晚,奥巴马再次被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大厅里,跟同学们一起观看大屏幕上的电视直播,跟踪美国总统选举的现场。除了美国当地的学生,以及住在附近的波士顿市民,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观众是外国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奥巴马阵营表现得很漂亮,可称为“大胜”,奥巴马确定连任的那一刻,大家都统一节奏大喊“USA!USA!USA!”,我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其中。美国人和外国人都为奥巴马的连任感到兴奋,超越国籍、种族、性别、年龄、背景等因素为美国加油。政治原来是有活力的,那一刻,我才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作为移民社会,走出过去,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根本理由。 在此之前,我也到投票现场观察波士顿居民是如何参与政治的。早晨8时,街上到处都能看到“VOTE”这一名副其实的政治宣传口号,有许多高个子的男人举着牌子呼吁支持某某,向某某投你的一票等。我在剑桥区和波士顿区逛了三个投票现场,排着很长的队,不少人应该是上班之前抽空过来投票的,表情很认真很严肃,我靠近寒冷的天气下排队中的选民,主动表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来了解美国投票现场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和他们聊聊天。他们说:“投票很重要”,“今日将称为美国政治史上重要的一天”,“奥巴马是美国人的希望”,“我特别高兴能够来投票”,等等。没有什么格言,选民们想得也比较简单,但从他们的表情和氛围上,我确实能够感觉到他们做选民的自觉、做公民的欢乐,以及做国民的自豪。他们许多人是抱着“我的一票将改变美国的历史和未来”的立场来到投票现场的。 游走于美国社会的过程让我发现,在这里,政治是生活化了的碎片。居民只要发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损害了什么,马上把想法转换成行动,集会也好,游行也罢,自下而上地组织活动,向社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媒体以及决策者也密切关心这些草根声音,投票则是其中最为规范化的程序。只有政治归生活,看得见,摸得着,公民才会有自觉、欢乐以及自豪感,并下决心参与社会变化的动态过程。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28岁来到美国才第一次体会到政治的本质。 2013年1月,我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边的古巴餐厅吃饭。给我服务的中年女性是从黎巴嫩移民过来的。我们聊了一会之后,我冒昧地问她:“你当时是怎么移到这边来的?”她想都没想,睁大眼睛放大,回答道;“小伙子,怎么过来不重要。只要踏上美国的国土,你就是美国人。”    七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间,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正在陷入政府关门(shutdown)的危机。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员交流,正好聊到美国政府关门一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关门”的情况,表示奇特,对方则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对啊,我们本来要跟美国方面开会的,结果对方说因政府关门抽不出买机票的钱,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善意地说中国方面要不要帮你们解决出行费用,对方坚决拒绝,我就没办法了。真是的,美国哪里是发达国家啊!”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一位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国官员的表态。教授严肃地回应道:“他表示失望是对的,美国的政府不应该那样轻易关门,要考虑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和信用。不过,从另外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至少可以关门,有门关,比中国政府连门在哪里都搞不清要好一些。中美都应该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 对于中美双方官员的看法,我不进行任何点评。我从来都认为,在人类共享普适的制度与价值观的前提下,政府的存在方式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可以是多样的。至少在17世纪诞生的主权体系迄今为止依然盛行的时代,每一个国家应该从国情、历史、观念等角度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而不要停留在“主义”上的固守与挣扎。人类社会早就进入“后主义”的时代了。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从美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参与上得出“在美国,政治归生活”的初步结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不及关心政治,也不敢参与政治,这一点与大多数美国公民截然不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热爱翻阅报纸,讨论时事,但更多是情绪化、发泄式的;北大学子的一部分确实是积极讨论政治的,但也不敢把思维的乐趣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社会;企业家对政治的态度恐怕是最为复杂、微妙、无奈的,由于他们自身赚钱养活员工的基本需求,不敢轻易挑战体制的底线,某种意义上还要迎合。 经过近十年的观察,我个人认为,推动中国未来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一个原动力来自企业界。对内外市场具有实际影响力,又对内外舆论具有象征影响力的企业家,有必要联合起来,与体制方面保持有距离的关怀。当然,企业家不过是领跑者,倘若没有追跑的行人,赛事是不完美的,甚至完成不了。 我上次回京期间,移动手段基本使用地铁与公交车,看着乘客们的表情和动作,有的聊天,有的看手机,有的吃东西,有的睡觉,有的带着情绪忍着,有的在上下车时发生争执…… 中国不少人士呼吁自由民主,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令人欣慰。然而,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所观察(街头才是民主的后花园),我得提出一个疑问:在转型中的中国正在形成“主流”的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候选人,真的有决心选择自己的未来,参与社会,创造市场,制定规则,而不盲目依附于“皇帝”了吗? 在这里,请允许我根据九年半在中国,再加上一年半在美国的经历,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勾勒出三个基本特征:中国人——累、忙、快,美国人——乐、闲、慢。同时,我也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态度勾勒出三个基本的特征:中国——专政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爱国主义。我也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分别又关联性地发现,美国人很少谈过去和未来,而集中于过好现在,中国人则总被过去与未来绑架,而过不好现在。    八   2012年夏天来到哈佛之后,我用大概一年时间专门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尤其从美国战略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视角,观察东亚的地缘政治经济走向何方。在哈佛,除了出国留学的精英之外,还有大量政府高官、大学教授、企业家等经常过来进行中短期的访学和培训。几乎每天都有与“中国崛起”相关的,抑或相关问题的讨论会。那些高官或教授不仅从美国人来看,连我都感觉到是“代表国家”的,因此说话特别谨慎,甚至比在国内还保守,怕在境外出问题。 我在哈佛切身体会到“中国”在走出去,美国当地的师生们对“中国”也颇有兴趣,会主动跟中国人打招呼,进行交流。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经历是一种福利,能够给自己带来围绕中国问题与西方学者拉近距离、走进圈子的机会;但作为一个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渐衰退,心情有些复杂。 今年“习奥会”上,习近平主席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国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对等的大国关系。美国内心,包括政界和学术界对此未必接受——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眼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这种国际格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最新著作《中国走向世界:局部力量》(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里明确表示,中国当前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处于“局部力量”(partial power)的状态:“倘若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在经济、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领域具有综合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获得这些特点,但在这之前,中国必将是一个局部力量。”沈大伟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实力依然有限,短时间内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 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提倡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近一直提倡“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论点。他今年1月为《纽约时报》撰文《不要遏制中国,要和它合作》(Work 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指出:“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 这也是我到美国一年来始终感觉到的美国战略家观察中国背后的潜意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就是:“美国依然强大,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地位关键在于自身具有渗透性的实力与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美国只需要展开务实外交,不需要刻意遏制,中国最后会受制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主流战略家看到中国崛起之后,从“重振自身”的角度,而非从“遏制对抗”的角度采取应对措施,并动员丰富的社会资源重新发现美国潜在的力量在哪里。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尤其周边国家,包括民主国家都在警惕社会主义中国的不透明的崛起。因此,他们的结论在我看来是:“中国越崛起,世界越需要美国。美国要做到的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重振自己。关键在于自己。至于中国,等着它自我崩溃。” 我体会到这些对决策层颇有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的态度与看法之后,感觉到,能够通过自由民主的讨论不断发现自己、调整自己、重振自己的美国还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深感,今天日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讨论空间与政策环境。美国战略家比日本战略家高明多了。他们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 2013年9月10日,我去听了小约瑟夫·奈教授的演讲,主题是“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奈教授在演讲中介绍说,中国的官员经常问他 “如何提高软实力?”这一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放松(Relax)”。 这是一个相当单纯,中国领导人却多年不敢碰的“圣域”。 中国社会真正“放松”的时候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开始。我相信,那一刻,才是约瑟夫·奈教授等美国战略家要真正出冷汗、开始着急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疑是好消息。因为,市场化才是让中国社会“放松”的前提,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是不可能放松的。在《决定》聚焦的“2020年”这一关键时刻之前,中国高层在多大程度上下决心推动市场化,中国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放松,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人的命运。 我坚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得到国际社会上普遍意义的、正常的放松,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前途无量的,无论是经济指标、城市建设、教育水准、文化作品、学术成果、市场活力、品牌建设、企业水准、对外交流以及媒体报道等,都能够达到让全世界感到震撼的境界。那个时候,中国会开始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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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张三湘:铁牛同学辍学记

    “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个教育体制,他决定了教师们需要更大可能地对领导负责,从而将孩子的利益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也使得老师们不大可能真正思考教育这个问题,一代教师的思维与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 ” --一个真心热爱生命懂得孩子的父母不得不与整个社会掰手腕的时代。体制,为何有那么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自动服从并迎合的教师和父母,这个体制恐怕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铁牛同学辍学记 / 张三湘     2006年春天,铁牛同学两岁刚过,我把他送去了幼儿园。过早将铁牛送进幼儿园,这是我在铁牛成长过程中犯过的严重错误之一。   我记得那天铁牛背着个兔子书包,一边走一边唱着“太阳当空照”,晃晃荡荡地往幼儿园去了。去了学校怎么样,之前在家里都已经商量好来着。那时我对幼儿园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通常比大多数人要幼稚得多——我以为幼儿园就是一个给小朋友们自由玩耍的地方,不同只是在家里没伴,在幼儿园有伴儿。   当我带着小朋友走进小班的教室,老师一把接过铁牛,然后催促我“赶紧走赶紧走”,如临大敌的样子。我觉得不对,我都还没有跟铁牛告别,还没有告诉他将在这里待多久,要做些什么,我什么时候会来接他,就这样突然将他丢进一个陌生环境,他肯定会混乱和恐惧的。   我也一贯是个性格软弱的人,不会也怯于说“不”。虽然觉得不对,还是迟迟疑疑地往家走,一路忐忑不安,走到幼儿园门口时,鼓起勇气返回教室一次。老师把门拉开了一条缝,惊讶于我为什么回来了。我说我还要和孩子说两句,老师立马不耐烦了:“不行不行,赶快走,才哭好些,你这一说又要把他惹哭了。”语气里充满了这家长怎么这么麻烦这么不懂事的韵味。于是,我就被击败了,回了家。   接下来我才知道,幼儿园的这种情况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所有的人都对之习以为常,每个关心我们的朋友都会安慰我:小朋友哭一阵子就没事了。   我也觉得孩子这样哭一阵就不会哭了,可是我一直觉得很不对劲。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这个不对劲在哪里,那就是在我们的传统中,我们很少把孩子当作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独立的个体的人来尊重,而是习惯把他们当作一个什么东西来对付,我们只要求他们顺着我们希望的轨迹走下去,为之我们不惜使用威逼利诱、坑蒙拐骗等等手段,而不大考虑他们的所思所想。   慢慢地,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关于幼儿园还有小学中学的种种负面消息,比如教师的专制独裁说一不二,比如作业多学业重孩子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比如幼儿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中学化中学教育军事化,而所有的一切,就是要孩子们考个好大学。   我一贯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揣测他人。我觉得国内教育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家长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那时还不自量力地对自己的沟通能力抱有信心,觉得自己善于倾听,喜欢思考,看问题往往能够抓住本质,还会写文章,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文字表达出来,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中都能获得不少的理解与支持。总之,我想尝试着做这样一件事,恰当地向老师们表明自己对教育的要求,建立彼此的信任,从而为孩子争取一个基本有利的成长环境。   铁牛同学后来在幼儿园混了3年半,在附小混到二年级,在草市小学混了一个月。这5年半也是我作为一个孩子妈逐渐成长的过程。我的博客“亲亲耕宝”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成长经历。写作使我勤于思考与内省,使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观念与具体的行为。一些热心的读者往往对我做的好的方面给予肯定,有局限的方面提出种种建议,那些肯定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建议则不断拓宽我的思维与视野,我非常感谢他们,特别是那些批评的声音,是一种强大的使我自省的力量。对各种书籍的阅读是我另一个精神来源。我自幼喜欢阅读,但真正读的书还是很少,原因是我一直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总是希望等到能够闲下来了好好读书。等孩子生下来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只可能越来越忙,不可能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我开始学着利于一些边角料的时间阅读。对我的教育观念起到革命性影响的书籍主要有《爱与自由》《捕捉儿童敏感期》《夏山学校百年故事》《窗边的小豆豆》《西方教育思想史》,另外《西方哲学史》、各种历史书、经典小说甚至一些网络上的小帖子都对我的教育观、人生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当中大部分书籍都是利用零碎的时间阅读的,比如接、送、陪伴小孩等待的时间,上下班等坐公交车的时间。以前我觉得在公交车上读书实在是非常的装,但是30岁以后,我已经明白,相比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别人怎么看你,是微不足道的。阅读,写作与交流使我越来越清楚我们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在铁牛同学5年半的学校生涯中,与他的老师们的交流是我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交流则使我越来越坚强、平和。这种交流有时候是有效的,有时候根本没有效果,还有的时候会使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与人交流的时候能够用一种平等的姿态,能够倾听与反思,老师当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附小的黄老师,她至今仍是铁牛同学最喜爱的老师。而大多数的老师,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或者根本不置可否,或者表面上应付,其实根本没放在心上,属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类型。而最糟糕的,比如铁牛同学的数学老师。由于我在铁牛幼儿阶段没有像别的家长那样强迫他写字,使铁牛初入学的时候写字的能力远远低于别的同学,完成老师布置的写字作业有困难,为此,我找语文老师商量,希望老师能够根据铁牛同学的实际情况降低对铁牛同学写字的要求,让他少写字,写简单的字。当时数学老师也在场,让我深刻体验了一次被老师训斥的小学生的感受(即使在我自己上小学的时候我也没有老师这样被训斥过)。其实那两年我对数学老师只有一个要求,我觉得两本练习册对铁牛来说太多了,有一本就可以了。但我相信两年的时间她一直没弄明白我的这个简单的要求,每次见面她对我基本就是抗议,如果我试图解释,她根本就不会等我把一句话说完马上是一通更强烈的抗议。也就是这位老师,多年以后,铁牛同学谈到他从前的老师们时,说:“屈老师,她不喜欢我,你是知道的撒。”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后半句竟然泣不成声。我相信像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通常责任感也非常强,自我感觉良好,也许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反对者。铁牛同学只遇到一个,应该算是幸运的。   当然,这也和我们选择的学校有关。由于我事先预备要与这个教育现状的较量,我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很是费了一翻脑筋,幼儿园给铁牛选择的是小型的私立幼儿园,这样的幼儿园要考虑生源的稳定,不会给家长太难堪,对家长提出的要求,还是会尽量满足。当然铁牛同学能够在幼儿园待下来,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强制。一方面我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对这种强制对孩子的伤害是逐渐清晰的,另一方面我的能力有限,做不到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铁牛同学大班以后,我的认识越来越清醒,那时候如果上午没有课,我就基本不送他去幼儿园了,觉得把他放在家里更有益于他的身心健康。附小的情况就更特殊了,由于学校办学政策的变化,附小当时面临倒闭,铁牛入学的时候,偌大的学校只有他们这一个班9个小朋友,这里尽管有不喜欢他的老师,也有不少喜欢他的老师,特别是几个活动课老师是铁牛爹的学生,对铁牛更是喜爱有加。关键的是,这里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小学,没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大会小会,上课在我与老师的沟通下允许铁牛同学最大范围的自主,作业在我的努力下也控制到最低。下课的时候他们可以自由地玩耍。他们在校园里奔来跑去,楼上楼下,在操场上爬树,摘果子,捉蚂蚱,玩泥巴,操场上给他们挖出一个巨大的泥巴工程。铁牛在这里快乐地生活了两年,他至今仍然十分想念他的学校,想念他的那些小伙伴们。   三年级,附小正式宣布倒闭。铁牛转到草市小学,也许这才是铁牛同学真正的入学。一个月的时间,似乎并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与老师们的交流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经过这么些年,我对这种交流已经感到疲倦,然而必要的沟通不可避免。   有一天美术老师跟我说,今天他揪了铁牛同学的耳朵,还罚了他站,原因是铁牛同学把图画本子画得乱七八糟。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一直强调非暴力。而铁牛同学从小,直到现在,几乎每天都要画掉大量的纸张,写写画画是他思考与表达与记录的一种方式。在附小的时候,画画老师恰好是铁牛爹的学生兼粉丝,铁牛一直被允许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写写画画。如果这个新的学校不允许在图画本上随便画,那么我们只要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就可以,罚站与揪耳朵这样具有侮辱的惩罚方式对他不公平,对他的成长损害必然更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为难,老师告诉我这些,其实表明他对铁牛同学是非常上心的。事实上美术老师对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友好和尊重,他几次感叹,铁牛同学画得真是非常好。反对的意见对老师是个打击,也会让他难堪。但是我确实不能说老师这样做得好,我还是委婉地表达了我的反对意见。老师对我的想法也觉得新奇,表示要向我多学习,我呢,则告诉他我会告诉小朋友不要画在学校的作业本上,自己的东西画在自己的本子上。   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也是因为感觉到铁牛同学自上学以来的状态不佳,我跟铁牛说,如果你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受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妈妈。于是铁牛同学鼓足勇气跟我说,你能不能跟老师说说,不要让同学来教我广播体操,我还是喜欢回家了跟妈妈学。铁牛在附小没有做过广播体操,入学后因为每天要出操,据说不久学校还要进行广播体操比赛,所以体育老师就专门叫了几个同学教他,我在家里也下载了视频教他。其实我在家里教他是时候,就已经感觉到问题,他做每个动作的那种迟疑,反复问我伸直了吗?等等,使我感到这个本来在运动方面就比同龄人迟钝的小朋友,在面对几个急于求成的小朋友的教导时的那种备受打击的感觉,那一定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笨。但是,一段时间我已经多次和老师提种种要求,也已经感受到老师们的不耐烦,我有些为难地说,同学在学校教你,我在家里也同时教你,不是很好吗?然后,我看到铁牛同学那种失望透了的眼神,于是我说:好吧,我跟老师说说看。到了教室,我向班主任老师要体育老师的电话,老师问我要体育老师的电话干什么。那种语气与眼神,我看到的是一种努力压抑住的不耐烦,仿佛是在说:“你又怎么啦?”我说了原因。他说,这个事情,我跟体育老师说说就好。下午放学的时候,我首先看到的是铁牛同学的那种委屈与难受,他说:“妈妈,你是怎么啦?你为什么跟体育老师说不让我上体育课?”而那些小朋友看我们的眼神,也仿佛要炸窝了一般,仿佛发生了什么新奇又好玩的事情。我到办公室去找体育老师,只找到了他们的语文老师。从语文老师处,我大概还原了事情的经过。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对铁牛同学十分愤怒,把他一个人放在教室,不让他上体育课,原因是你妈妈说了不让你上体育课。后来又把他带到办公室问话。具体问了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语文老师说,你的儿子很聪明,很有意思,她说,最后,体育老师都感叹说,我都忍不住喜欢上这个小朋友了呢。晚上我和体育老师通了电话了解情况与解释,体育老师也表示了了解与理解,但是我也知道那种被老师带到办公室问话所具有的震慑意味,他给孩子内心带来的阴影。   其他的交流比如铁牛同学上课不专心听讲的问题。在孩子的学习上我一直主张尊重孩子的兴趣,铁牛同学虽然在认知方面要远远多于同龄小朋友,但他所有的知识的获得,都是出于他自己的好奇心,来自自主的钻研。我主要给他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条件。这种方式一方面保持了铁牛同学在钻研各种问题时的那种愉悦,也使他在思考他所感兴趣的问题时十分专注与投入。我通常尽可能不打断与破坏他的这种状态,这也使得他会随时投入他的遐思状态,不愿意,也很难从自己的思考状态中拉出来,进入传统的课堂那种老师教,学生被动接受的状态。具体的就是老是上课不专心,老是走神,或者就是自己写写画画,看课外书。事实上,我也觉得那种被动接受的东西意义不大,主动的思考与阅读才构成一个人真正的认知。我与老师们交流过这个问题,老师们或者新奇,或者不以为然,但是他们也还是表示既然铁牛同学学习没有问题,上课开点小差也没什么不可。当然具体操作时,就是另一回事了。学校自有其一贯的管理方式,铁牛班上的纪律是由几个班干部来管理的,他们的管理方式就是记名字,然后放学后罚扫教室。这样,铁牛同学就不断地被记名字,被罚扫教室,也许还有被打骂被罚站是情况,这是我最近几天从铁牛口中无意获知的。   也许最大的问题是,自铁牛入学以来,他基本没有自己自由支配时间了。早上一大早就要起来,7点20在学校吃早餐,在学校吃午餐,午休的时候老师也会安排活动,下午5点半放学,回到家吃饭做作业就得赶紧洗了睡了,这种节奏让这个喜欢思考与钻研的小朋友根本没有时间与空间去做那些他喜欢做的事情。另一个问题是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节奏,一个不是打算接纳他而是急于改造他的新世界,使铁牛同学疲于应付。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个教育体制,他决定了教师们需要更大可能地对领导负责,从而将孩子的利益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也使得老师们不大可能真正思考教育这个问题,一代教师的思维与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   后来铁牛同学谈到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学校,他说老师很凶,打人。他说作业太多。还有他不喜欢大会小会太多,不喜欢天天广播体操,还有不喜欢那里的同学,还有操场上没有蚂蚱等等一些不着边际细节。   就这样,一个月下来,眼看着铁牛同学,由原来那个活泼的,充满好奇心的,一天到晚开开心心蹦蹦跳跳地一会儿钻研这一会儿思考那的小朋友,一天一天地,变得灰头灰脑,毫无生气。这种状态令我不安。正当我犹豫着思量着怎样为铁牛争取更多的空间,是不是可以不到学校吃早餐,不吃中餐,或者只上半天学,还是退学?铁牛同学正式宣布,他不想上学了。   我也深刻地认识到,面对这个强大的世界的强大的惯性,我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至今十分感谢那些曾经善待过铁牛的老师,和他们一起的生活,是铁牛宝贵的回忆和财富。我也从未记恨过那些对铁牛过分的老师。他们或者因为不理解,不知道自己所做会对孩子有伤害,或者仅仅是出于自己对人对事的习惯。通常来说,每一个人都活在他的历史中,他们施于孩子身上的,往往曾经是这个世界施加于他们的。就我自己来说,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即使对我深爱的铁牛同学,我也由于认知的局限、由于性格的弱点做过不少不利于他的事情。对我来说,一个更好的世界,只能从我自己善待这个世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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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看《爸爸去哪儿》爸爸们的教育方式(转)

    我并没看过哪怕一期《爸爸去哪儿了》,感觉作者有着很好的直觉,加上又是教育工作者,对现实有更多的了解。当然,孩子每个阶段的教育模式应当有所区别,本文所述至少对于幼儿期孩子的教养,是贴切的。   看《爸爸去哪儿》爸爸们的教育方式 / 马大一为   说明:   1、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爸爸们的教育方式。对爸爸们的评判,与孩子们的表现或行为并没有直接关系。   2、本文所探讨的范围以播出的《爸爸去哪儿》为准,不涉及爸爸们在本节目之外的表现或行为,也不对爸爸们平时的教育表现或行为进行任何揣测。   3、本文要进行评判的是教育方式,而不是“爸爸们谁才更合格”这样简单粗暴的人格评比。尽管大多数人都搞不清楚这二者的区别。   我先说两个最深入人心但其实是错误的理论:   其一: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所以爸爸们(父母)的教育方式也应该不一样。   这句话对吗?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问题,简直对的令人发指。但这个理论越是看上去对的令人发指,它的错误也就越深刻,越危险。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道理,看上去正确无比,但实际上错的离谱。就像人们说“天空是蓝的”一样,仅仅是看上去似乎正确。但实际上,天空也许是无色的,也许是灰色的,也许是紫色的,也许是黑色的……而蓝色,绝对不是真理。   回到这个理论,由于孩子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是不是也应该不一样。   看起来真的是正确无比,但是我要追问一个问题:每一个孩子的确是不同的,那么,孩子的父母是相同的吗?在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的今天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每一个父母都是不同的,那么他们的教育方式能相同么?答案也很明显,不可能相同。既然每一个父母的教育方式本来就是不同的,那么,这句话想要说明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这句话只是一句客套话而已。是一个爸爸不愿意对另外的爸爸的教育方式进行评价,所以用来搪塞的套话而已。就像我们经常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一样,心里想的可能是:妈的,这个傻逼。   这句话除了搪塞别人之外,最危险的,也是这个理论流毒最广的地方是,有些人用它来为自己的教育方式进行开脱。因为一旦你承认这个理论的正确之后,你就会发现,既然每个父母的教育方式因孩子而异,你就再也无法对别的父母的教育方式进行任何的评判了。因为既然每个父母的教育方式都不一样,你怎么评判他对不对呢。当然你也可以对孩子进行分析,然后再分析针对这样的孩子理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但这样一来,整个事情就变得复杂无比,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教育的讨论范围。   而我想要讨论的,其实是关于父母教育方式的基本准则。而不是针对每个个体的精细化操作。   在现实中,不同的父母天然会有不同的教育方式。而即使家里孩子一大堆,一般的父母的教育方式其实也不会有多少不同。而且我认为也不应该有不同。因为针对每个个体的精细化操作,应该是教育工作者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不是父母要考虑的事情。   父母需要考虑的是教育的基本准则,而我们在探讨父母教育方式的时候,考虑的也是教育的基本准则。换句话说,关于教育方式,最最核心的要求其实是“不出错”。因为就中国现在的教育现状来说,“不出错”就是最大的“出彩”。   我要说的第二个错误理论是: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我们当然知道,这天下其实确实是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存在的。这只是我们美好的想象而已。但这个理论错误最严重的地方并不在这,而是在于它也给了那些的确深深爱着自己孩子的父母们一个为自己开脱的借口。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政治绝对正确的理由存在,很多父母打着爱的名义摧残自己孩子的时候,也是肆无忌惮。反正老子是为了你好,反正我们是因为爱你才这样的。很多父母这样想,而最要命的是,很多孩子也被迫这么想。所以好多饱受父母摧残的孩子最后都选择了原谅自己的父母(云之:孩子必须原谅父母,问题在于缺乏反思的原谅往往导致错误的养育方式的传承),而父母还傻逼呵呵地误以为当初的那些摧残手段其实是对的。这是这个理论错误最严重的地方。它实际上包庇了错误,是错误教育方式的帮凶。   而我要说的是,爱不爱孩子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爱,怎么样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才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现在话题回到《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先总的来说: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经常见到各种对待孩子非常可怕的家长。以我的经验和看法,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家长既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也不会爱自己的孩子。   和大多数我见到的可怕家长相比,这节目里的五个爸爸的表现其实是好的。但问题依然存在。   在五个爸爸当中,对于教育这个事情有自觉意识的是Kimi爸爸和石头的爸爸,而剩余的三个爸爸,并没有这种教育上的自觉意识。Cindy的爸爸和天天的爸爸有想法,但没有明确的意识或者说理论。王诗龄的爸爸完全没有教育的意识,但他有爸爸的意识。   关于孩子的问题其实我把它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教育意识,一个是爱的意识。也就是怎么教育孩子和怎么爱孩子。   教育意识并不是越自觉越好。但爱的意识却是越自觉越好。   就教育意识最自觉的Kimi爸爸和石头爸爸来说,石头爸爸的教育方式是大多数人会采取的方式,但其实是最危险的方式。而Kimi爸爸的教育方式最大的亮点,是为孩子有意识地建立一个充满了幻想和神奇的世界,这对于一个孩子的童年来说,有无穷的益处。   Kimi爸爸说“小孩子要哭就给他哭,要让他知道哭不能解决问题”,这个观点是对的。虽然互换爸爸之后,他这个理论拿Cindy没有办法,但这个观点依然是对的。   五个爸爸,Kimi爸爸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天天的爸爸最大的亮点是做到了和孩子平等相处。这种“哥们儿”式的相处模式,对于男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而相对于Kimi爸爸和石头爸爸来说,天天爸爸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教育意识,但这反而使他们的相处更加平等。   Kimi爸爸对Kimi一直想要培养他的独立性,但他尊重Kimi的想法,Kimi不愿意他不会强迫。石头爸爸也尊重石头的想法,他会跟石头说,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不想参加我们可以回去。但石头爸爸的尊重却带有一股子成人世界的压迫感,看起来是尊重孩子,但实际上石头并没有别的选择。这种伎俩,我在对付一些调皮的孩子的时候也用过,表现的好像是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这个平等只是给孩子看的,好让他理屈词穷。而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   真正的平等是像天天和他的爸爸。比如说选择住哪个房子这个事情,在选择之前你不知道他要选哪个,然后选了不合你心意的选项之后,你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这样的选择就体现了真正的平等和尊重。而如果在选择之前,你已经知道了他要选哪个,或者说你可以对他的选择施加影响,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和尊重。   王诗龄的爸爸是五个人当中最没有教育意识的爸爸。但是你会发现,没有教育的意识,虽然说不上多好,但肯定也不是最坏。所以在五个爸爸当中,他正好排在中间。不好,也不坏。所以,对于孩子的影响也会很小。这也是很大一部分中国爸爸的存在状态:基本没有多少存在感。特别是当自己的孩子还是女孩子的时候,这种存在感就更弱了。   这种状态其实不算坏。但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爸爸缺乏存在感的家庭,往往妈妈的存在感严重超标。而就我的经验来看,在现阶段,中国妈妈们的教育方式明显比中国爸爸们的问题更多。比如电视剧《咱们结婚吧》里面,果然的妈妈,杨桃的妈妈和蓝未未的妈妈,明显存在感过剩,而且问题重重。当时我看着那几个老娘们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愚蠢,果然是人类最大的原罪。   Cindy的爸爸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搞不定孩子,也不在于他对孩子缺乏足够的耐心,而在于他没有耐心之余,还很喜欢讲道理。但是他又没有明显的教育意识,就像那句“我是一个慈祥的爸爸”的自我暗示一样,他的讲道理是出于一种“我总得做点什么”的心理,而不是出于明确的教育思想。   比如在照顾五个孩子的那一集,他突发奇想,要用给任务的方式一举搞定Cindy和王诗龄,但却不去考虑Cindy的意愿,最后导致Cindy和王诗龄都很别扭的结果也就不奇怪了。   最后,我要重点说的是石头的爸爸。因为石头爸爸的教育方式是最广泛的一种方式,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石头爸爸的教育方式很好,甚至有羡慕之情。而在这节目里,五个爸爸相互查看,Kimi的爸爸和石头的爸爸被认同度更高,但实际上,石头爸爸的这种教育方式才是最危险的教育方式。   这里主要有三大问题:   1、总有一种想要讲道理的冲动。   Cindy爸爸也爱讲道理,但是无意识的,而相对来说,石头爸爸的意识更明确,进攻性也更强。Cindy爸爸搞不定孩子,讲道理时也影响不到孩子,相反,Cindy其实比他更会讲道理。但是石头爸爸的讲道理,是有一种深入孩子心里的力量。相信很多人会很羡慕这一点,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希望教给小孩子一些道理的。   这当然是很好的愿望,但我要说的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不是给孩子讲多少道理,也不是要孩子懂得多少道理,而是爱与尊重。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道理从来不是讲出来的。而是通过行为和生活传递出来的。   石头爸爸爱讲道理,而且随着节目的推进,会发现他的这种非得讲一讲道理的冲动越来越强。这正是讲道理这个事情被我深恶痛绝的原因。因为你一旦开始讲道理,你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总有要讲的冲动,不讲简直难受的要死。   2、无法抑制地发现孩子的某些行为自己就是看不顺眼   石头爸爸会说:你看你这段时间闯了多少祸?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认真回顾了一下整个节目过程中,石头的表现,我没有任何他闯过什么祸的记忆。我所看到的是,石头在每一集里出色的表现。而石头爸爸所说的“祸”,在我看来完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石头爸爸也常会说:你今天的表现我很不满意。   而看节目的我们却很满意。   这就是问题所在,做爸爸的越来越只能看到孩子的不好的地方,而且对孩子的某些行为越来越无法忍受,而联想到自己跟他讲了那么多道理,却没有任何收效,这种无法忍受便再也难以抑制。   而你跟他讲的道理越多,你就发现你对他的某些行为越看不顺眼。   与此同时,孩子也会有相同的感受。   当父子之间经常互相看不顺眼的时候,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而孩子则会想:你看我不顺眼,所以你不爱我了吗,你不爱我,所以你看我不顺眼是吗。   因此,石头说出那句“爸爸有时候可能爱我”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陷入了这种纠结的对爱的怀疑里了。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跟他讲道理,而是跟他讲爱。有时候,孩子其实和女人一样,你不能跟他讲理,你需要跟他讲爱。   其实,真正爱一个人,应当爱他(她)的全部,而不是以爱的名义,企图改造对方。不管是对爱人,还是对孩子,这一条都是真理。   3、建立威严的爸爸形象这一点真的很诱人   石头爸爸反复强调,对孩子该严厉的时候就应该严厉。但这条理论和前面的那两个错误理论一样,看起来好像逻辑无懈可击,实际上远比那种一看就知道错误的理论的危害性更大。   该严厉的时候就应该严厉,那到底什么时候该严厉,没有人说得清楚,包括石头爸爸自己,恐怕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该严厉什么时候不该严厉吧。一旦你认同这样的理论,那么接下来必然的结果是:随着你心情的不同,你的标准会随之不同。你心情好的时候,会过分纵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过分严厉。   而最危险的地方还不在标准的模糊不清,而在于实践的过程中,你会被“建立威严的爸爸形象”这一点所吸引。而这一点是如此诱人,以致于你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石头爸爸会强调“你不要让我说第三次”的概念,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有威严的爸爸,一个听话的孩子。而在普者黑吃饭的那一集,这一点展现的淋漓尽致。石头不想吃那些饭,而石头爸爸强调“你不吃饭可以,但你不可以走开”。   我不想讨论到底可不可以走开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当时,可不可以走开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二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你说不可以走开我偏要走开,还是你说走开我偏不要走开,结果都一样。真正的问题是石头爸爸对石头不想吃饭的这种行为本身看不顺眼,而石头发现没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心里不爽想要向爸爸表达自己的不满。然后结果就是二人就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较劲,完全没有任何要解决问题的想法。   而一旦较劲开始,做爸爸的为了维护自己威严的爸爸形象,往往就算知道了问题所在,也不愿意让步。   这正是最危险的地方。   201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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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雾霾笼罩,我心凄凉

原文地址: 雾霾笼罩,我心凄凉 作者: 汉斯Han 2013/12/3,7:18,周二,晴天,雾霾,室温13度,湿度68   雾霾笼罩,我心凄凉   昨天近中午有事去花桥,在麦当劳随便吃了点,回来觉得时间尚早,就顺道去了柏庐路昆山最大的花鸟市场,还是寻觅那紫色的小花。 花店老板都说见过这花,但叫不出名字。有一位身材矮小的花店女老板说她卖过,今年十月还卖出几盆。   其实我真不应该外出,我对雾霾还是很敏感的,昨天在外一直咳嗽,嗓子不舒服,没有痰,就是痒。经过一晚,早上起来感觉好多了。室外雾霾依旧很严重。只好紧闭门窗,只开启厨房的窗子,透过窗纱换气。   我如果还在商场打拼,我一定指导并组织研制家用空气净化器,不是市面上的那种,而是采用制药空气净化原理,简化,小型化,只要低效和中效过滤,中间加一道喷雾,兼顾制冷温控,可以保持自己喜欢的温度和湿度,而且空气绝对干净。   技术上没难度,运行耗电自然,一般家庭难以接受,但富人完全不是问题,多耗几度电算什么?毕竟可以呼吸没有雾霾的空气,清爽类似深山老林!   雾霾必然导致呼吸系统病变,不信就去了解卫生系统统计资料吧,肺癌发病率逐年升高。客观分析,在人群中会有相对多的一部分人敏感而致病,甚至提前死亡。但也有一部分人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产生变异,进化出适应这种环境的机制。宏观图景就是雾霾导致人口剧减,减到低谷后再回升,而这部分人类就能适应雾霾的环境中生存。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只要黄种人生殖能力继续旺盛,加上进化出适应恶劣气象条件下的生存能力,那么黄种人将继续向全世界扩展,占人口总比率将持续上升没有悬念。     不过黄种人中也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居然鼓吹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见链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changesanhao/content-3/detail_2013_12/03/31739116_0.shtml “ 昨天,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中心相关专家透露,探月的最终目标是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载人基地。中科院公布的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也指出,我国将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月,建立月球基地;在2050年前后,载人从月球基地飞向更远的行星,具备载人登火星能力。 专家称,未来可在月球上建武器试验场、军用火箭燃料库和导弹发射基地,打击地球上敌对的军事目标,不用担心遭敌人攻击,美国很早就想通过控制月球来控制地球了 ” 。 或许国人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们不友好,一直高度防范。那么上述言论就是最好的启蒙教材。我感到惶恐,这样的言论必然导致所有发达国家将我们扼杀在摇篮中。战争只是早晚的事。能走的快走吧,换个地方依旧是生存,皮肤依旧是黄的就行。 我们的独特性就是由个人或小群体决定国家命运,没有全民制约机制,就是通过全民的选票选择或罢免政治领导人。如果出现一个开明的君主,那是运气。如果出现一个野心家,也就是召开一次全会就能做到天翻地覆的改变。独裁的能量是巨大的。我们现在不是在高呼不能用改革的三十多年否定以前的三十多年,也不能用以前的否定现在,再加上和世界接轨,那就是万能的,极左极右居然都是正确的,这连神都做不到。而我们怎么做,怎么都是正确的。这和指鹿为马有何不同?所有的大臣都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现在我们所有的学者也不是面面相觑,甚至还想诠释这是伟大英明的理论吗? 不是一直在说要以史为鉴吗?我们不应该忘记二战的教训。法西斯国家为什么在当时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出现?这三个国家工业在当时得到高度发展,但封建积淀又很深厚。封建加现代高度发展的集约化工业,产生的只能是纳粹这样的反人类的畸胎,纳粹是音译,实是国家社会主义。 如果没有全民制约机制,现代科学,工业,经济越发达,危险也就越大。可惜我们现在正是这样,可悲的是所有人都只是面面相觑。 辉煌的雾霾笼罩,我心悲哀凄凉。   附注: 深信我的分析完全符合客观规律,敢于和任何大牌的学者争辩,前提别先扣大帽子,以威权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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