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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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原文地址: 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作者: 新周刊   文/加藤嘉一   (发自波士顿,供《新周刊》专稿)   一   2012年的夏天,暂别中国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国波士顿的土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国生活,一无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时光已过十年,两者在我记忆里却是一贯的,分不开。这就是我的状态。 飞往美国的几个月前,我开始找房子。我在波士顿一个人都不认识,就只好间接地找。我毫不犹豫地通过中国的人脉,找到在哈佛工作的一名中国先生,具体协助我在哈佛开始生活的则是在哈佛读书的一名中国女子。到达的那一天,他们专门来接我,还在哈佛广场请我吃饭。这或许是在华十年的积累,很温馨,与十年前第一次抵达北京时截然不同。 后来在哈佛读书的一个日本学生问我,“你那房子是怎么找到的?”我说,“是两个中国朋友帮我找的。”他无意的反应是:“中国人!?为什么?”我则有意回应:“不为什么。那是自然。” 与两个中国朋友分手,安顿下来后,一个人溜达溜达,我进了一家室外啤酒屋。在北京生活期间,我经常买一瓶啤酒,在街上边走边喝,边喝边想。这次也习惯性地买了一杯啤酒带出去,那是波士顿当地的Samuel Adams,喝了一口,特别爽快。一个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乐的瞬间。 下一刻,突然有两名白人警察走过来,对我说:“小伙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是没听懂他们说的英文,而是没有理解他们表达的意味。 我把在北京生活期间遇到这样那样麻烦时老用的招数拿出来,保持冷静对他们说,“怎么了?我违法了吗?” 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带着微笑却严肃地对我说,“是,你违法了。”我吓了一跳,瞬间内在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恶性想法:“才第一天,我就被捕了?” 后来才知道,在美国的公共场合喝酒是违法的且要受罚的。我在被指责,警察调查我是谁的同时,发现很多行人边走路边抽烟。我跟警察先生说:“他们抽烟是可以吗?那样也危害公共环境吧?”他们大笑,说,“那是可以的啊!” 他们说这是法律,是不可以违反的。我在中国期间学会了讨价还价,或随机谈判的技巧(这是我在日本的18年期间想都没想过的),礼貌客气地对他们解释道:“警察先生,很抱歉,这是我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对这里的规矩一点不熟悉,从今晚起我一定会注意的,所以请原谅我一次好吗?”他们互相看看,带着一言难尽的笑容,似乎放弃了对我的盘问。“好吧,就这一次哦,你记住这次的教训,祝你在美国愉快。” 竟然通过了……我小心翼翼带着啤酒回住处,坐下来,慢慢沉思:“我是到了美国,这里已经不是中国。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是需要调整思维,更换状态。但刚遇到的场合,也有点像中国……” 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与对中国的一点怀念,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二   2013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 我在波士顿,跟平时一样沿着Charles河边跑步。 突然被堵住了。路被封了,我问警察先生凭什么,他说是“因为国庆”。我心里想:“哦,在美国国庆的时候路也被封的。”我却没想太多,这是生活,而非政治。 于是我绕路从剑桥区过河跑到波士顿区。蓝天白云,到处能听到庆祝的枪声(非鞭炮),我内心进一步产生“这里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直觉。在河边遇到了我很熟悉的日本一家人,孩子们也在。我对夫妻俩表示问候,孩子们正在唱国歌,美国的国歌,还把右手紧紧贴在胸部上。 他们唱完国歌,来跟我说声“你好”。我表扬长子说:“你会用英文唱美国国歌啊,你右手的姿势很酷,很地道哦。”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上小学的他(12岁)有些害羞地回答说:“哦,每天早上在学校里要唱的,自然就记住了。” 祖国的小孩子正在异国他乡融入当地的国情与文化,我感到欣慰,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就问他:“你觉得,你的同学们爱自己的国家吗?” 有着超出年龄的成熟的他(他父亲说孩子到美国之后变得格外成熟了)琢磨了一下,然后点着头说:“嗯,他们很爱自己的国家,很自然地爱。而且,我觉得,美国人不像日本人,不随便骂总统。因为总统是他们自己选的。”本想进一步追问,“在日本,首相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啊,虽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决定算了。我从他的观察与姿态已经学习了很多,就不要为难他了。非常满意地离开了他们一家人,我继续跑步。 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旗多。不管是平时还是非常时期,国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当地居民既在乎又不介意,自然地面对与国旗共存的现实。而且,美国人在国歌与国旗面前的态度似乎是战略统一的,至少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对此持有消极或负面的态度。他们就是认为自己的国家很伟大,值得认同和敬仰。 不过,如此张扬“国家的伟大”,我这个日本人觉得有些夸张而过分,还有些不习惯,甚至不顺眼。由于二战期间“国家主义”失控的惨痛历史,活在当下的日本人对国歌与国旗的态度是复杂而谨慎的,至少做不到自然地加以接受。当然,日本国内对国旗的态度与美国截然不同,是分裂的。所谓“右翼势力”主张弘扬“国家”,进步派(左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则持有谨慎的态度,更多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少提爱国,多谈国际,认为在“国”字面前有必要谨慎一些,低调一些,克制一些。而普通老百姓在“国”字面前也比较被动或消极,这与二战后遗症密不可分,他们从来不相信政府是对的。    三   想想中国的情况。依我经验,中国街头的国旗远远没有美国多。在天安门、党政府机构、边境等关键的地方都有国旗挂着,但谈不上夸张或过分。中国人在“国”字面前的态度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却两者兼有。美国与中国毕竟是所谓大国,统治那么大的国家,就需要依靠国旗来弘扬国家的伟大。“我是美国人”或“我是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依我观察是外向型的。日本人则是内向型的,把“我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感放在内心里,不轻易去表达。 2013年10月中旬,我从美国回了一趟北京,在街上走走路,感受一下北京的政治气候。走到东三环边上的国贸附近,我看到了“永远跟党走”五个字。在北京生活的2003-2012年期间,我在街头上没有看到过。那五个字或许存在过,只是我没有见到。 来了美国一年多,迄今为止,我所发现的美国社会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如前所述,美国公民对美国这一“国家”的认同度与忠诚心是毫无动摇的,唱着国歌,举着国旗,365天,24小时,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国”字。但这一注重“爱国”的风气却不造成对个人主义的忽略与压制。美国人的公私观是清晰的,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该参与的公共空间,该保护的个人空间,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每一个公民都有着很清楚的认识。比如,我在美国跑步的时候(尤其在乡下),要格外注意,要慎重确认自己跑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烦了,人家认定我在侵蚀他的私人空间,就会举报。 据我的经验,在中国,许多人把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两个极端,认为对前者的强化必然导致后者的滞后,把前者当作维稳的工具,把后者当作人权的底线,甚至互为“敌人”。我在中国待了十年,从来没有体验过“爱国”与“人权”的有机结合或相互融合,两者似乎永远是相互矛盾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民族传统,还是在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下才是这样子。 日本社会是特殊中的特殊,对于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都不太重视,甚至有意忽略。爱国主义自然与“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国民就倾向于避谈这些。由于日本社会由均等的集体主义构成,个人永远服从于社会,“尊贵的社会先生”(社会至上主义)凌驾于一切,国家与个人也好,爱国与人权也好,都要听社会的话。 美国还是美国。一方面能够那样地热爱祖国,另一方面能够这样重视个人。美国人凭什么能够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使得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产物,还不令人觉得不自然,我至今没有答案,只是觉得很神奇,就继续探索其背后的理由和逻辑。    四   201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美国南部旅行。先从波士顿飞到原为法国的殖民地、1812年才成为美国领土的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从机场坐公交车到市内,无论是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路上的劳动者,都显得没那么勤奋,宽敞的路上明显感觉到经济的不景气,感觉很空。商业街的店里没什么客人,服务员也闲着,我进去也没有被理睬,许多人在“胡同”里打发时间,似乎在“下岗”中,大多数是黑人,使我无形中紧张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我真从未见过那么多黑人。从早到晚,尤其在市内的主要景点法国区(French Quarter)里,到处都是警察。到美国正好一年,我第一次看着眼前的情景,想到了很熟悉的一个词:维稳。 一边走路,一边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态,我发现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少人在街上喝酒,而且在著名的连锁便利店CVS也卖酒。波士顿的CVS是不卖酒的,而且据我的亲身经历,街上喝酒是要被惩罚的。 我在街上向巡逻中的警察先生打招呼:“你好,我是从波士顿来的游客,我想问一下,这里在街上等公共场合喝酒是被允许的吗?”警察先生稍微想了一下,回答说:“我们希望市民不在外面喝酒,我们也不鼓励,但这最终由他们决定,管理自己。” 暧昧的回答并不意味着不清晰,只是表明有灰色地带存在。我看着那些街头没事干,却走来走去的黑人的表情与动作,胡思乱想:“这可能是这里的维稳模式吧,黑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整体来说还比较低,自上而下的管制有时反而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安。” 后来,11月我去芝加哥出差的时候发现,位于芝加哥的日本便利连锁店 7-Eleven是卖酒的,而我平时生活的波士顿7-Eleven是不卖酒的。这是因为两个州的法律不同。美国人的生活规律顶多取决于州政府,而不归结于联邦政府。 遇到这样的场面,我才切身体会到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牵涉到公民生活的法律是由州政府来制定的。美国人大概认为,国家这么大,人口也不小,又是如此多样化的移民社会,从早到晚,什么变化都有可能,什么人都有,什么价值观都有,地方特色也五花八门,那么,由位于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来控制全国各地的游戏规则与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能。到了美国,我才明白,联邦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来说是一个底线,即为了良性治理这个社会而起码要做到的制度安排。 回到哈佛大学,我把这一感受跟一名政治学教授分享。他回应说:“哦,你去南部了,这是对的,那里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只待在波士顿,你是无法了解美国的。”是的,白人多富人多贵族多的波士顿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不像美国的美国。 紧接着,我问了一个所谓“敏感”问题:“对了,教授,美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州的州情与法律都是不一样的,联邦政府也给州政府很大的空间和权,别说行政权,连立法权都赋予了。当然这是有效、有机、长远统治这个社会的需要,但白宫方面会不会担心分离主义呢?万一有些边缘化了的州搞什么独立运动什么的?” 教授带着笑容和“拿你没办法”的语气回答说:“生活在每一个州的人既能够享受作为美国人的自由与安全、民主与权利,还有尊严,同时也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地方特征进行自治,为什么要分离呢?若不这样做,他们才要独立呢。” 2013年春天,我去过浮在加勒比海上的美国自治邦波多黎各。我记得,它是以“国家”的名义参与包括棒球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的,也有自己的“国旗”,但它实实在在是属于美国的领土。地理上位于加勒比海区,国家归属上属于美利坚合众国,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语言习惯等都是拉丁式的,更接近拉丁美洲的文化。 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我跟当地认识的一名中年女士分享。她一点不禁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国家存在的方式嘛,波多黎各人知道依附于美国有它很大的好处。虽然我们不能参与投票选择美国总统,这点有争议,但华盛顿也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空间,妥协一下就好,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状况。当然,我们都自认为波多黎各人,而非美国人。意志的自由是被上帝赋予的。” 不仅是波多黎各这样名副其实的“自治区”,在美国各州的大街上也能够看到国旗和州旗同时飘在空中的情景。美国人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似乎早就习惯了拥有“两个领导人”的政治形态,不去质疑,成为共识。毕竟是政治,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包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居民与移民之间……但据我观察,美国今天的政治形态包容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美国人”大致认为这一治理模式是最可持续的,和谐的,科学的。    五   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这是一次讨论经济的政治大会。很遗憾,在会议期间我没有能够到北京现场感受它的氛围,只好从美国东岸远远地瞭望正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的盛事。 《公报》、《决定》、《说明》,会议期间以及前后,国人讨论其具体议程与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和密集,说明人们对此轮“政权交替”的关注,包括期望与担忧,在某种意义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会议的结果,满意也好,失望也罢,赞扬也好,绝望也罢,关注度的提升本身无疑利大于弊,将成为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本身。 我自己所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边界”。如何划清甚至创造边界对中国未来十年来说将是一大课题。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由谁来划清,创造它则是更大难题。 就我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十年经历来看,中国人对“边界”的认知与对策普遍是模糊的,文化上、民族上、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交往上、社会上……有时主动有时被动,有时有意有时无意,有时善意有时恶意,有时上层有时基层,有时战略有时策略,有时直接有时间接……在我这个老外看来,“模糊性”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它既成为淡化摩擦的缓冲器,也成为推迟改革的大借口。 在此次三中全会的讨论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之间、城与乡之间、政治与法治之间、改革与领导之间……这些议题的重点无疑在于如何划清边界的角度,当然,长远地看,中国社会必然经历从“怎么划清”到“谁来划清”的转折过程。 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在哈佛跟美国当地的师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们讨论中国问题。我从“如何划清各种要素、行为体之间的边界”的角度提出问题,但讨论这一“边界问题”之前,大多数外国人表示根本看不懂在今日中国国内所出现的,跟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与制度相关的词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概念,恐怕难以被关注却不了解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们理解、接受。中国的国情与处境的复杂性是一回事,但倘若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那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词汇与概念,恐怕需要被外界听懂。不管是负责中国事宜的政府官员、参与中国市场的经济商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还是渴望了解中国问题、渴望前往中国旅游、渴望学习中国语言、渴望使用中国制造的普通外国公民,也有必要逐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为此,我在美国也时刻感觉到中国有必要调整宣传自己的方式与途径,为的是更加客观公正地被了解。 从中外民间层面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的角度看,我想,“如何划清边界”这一问题还真是一个切入点。不仅是出于中国改革的需求,也出于中国如何开放自己的角度,中国社会需要公开透明地推进有关“如何划清边界”的公共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初期阶段”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倘若当今中国依然处于“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阶段,或者是闭门锁国的阶段,那自言自语式地宣扬“两者的关系为辩证统一”即可。但如今中国早就走出了“文革”,也打开了国门,全心全意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那么,需要解释,需要讨论,需要划清:边界何从何去。    六   2012年11月6日晚,奥巴马再次被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大厅里,跟同学们一起观看大屏幕上的电视直播,跟踪美国总统选举的现场。除了美国当地的学生,以及住在附近的波士顿市民,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观众是外国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奥巴马阵营表现得很漂亮,可称为“大胜”,奥巴马确定连任的那一刻,大家都统一节奏大喊“USA!USA!USA!”,我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其中。美国人和外国人都为奥巴马的连任感到兴奋,超越国籍、种族、性别、年龄、背景等因素为美国加油。政治原来是有活力的,那一刻,我才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作为移民社会,走出过去,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根本理由。 在此之前,我也到投票现场观察波士顿居民是如何参与政治的。早晨8时,街上到处都能看到“VOTE”这一名副其实的政治宣传口号,有许多高个子的男人举着牌子呼吁支持某某,向某某投你的一票等。我在剑桥区和波士顿区逛了三个投票现场,排着很长的队,不少人应该是上班之前抽空过来投票的,表情很认真很严肃,我靠近寒冷的天气下排队中的选民,主动表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来了解美国投票现场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和他们聊聊天。他们说:“投票很重要”,“今日将称为美国政治史上重要的一天”,“奥巴马是美国人的希望”,“我特别高兴能够来投票”,等等。没有什么格言,选民们想得也比较简单,但从他们的表情和氛围上,我确实能够感觉到他们做选民的自觉、做公民的欢乐,以及做国民的自豪。他们许多人是抱着“我的一票将改变美国的历史和未来”的立场来到投票现场的。 游走于美国社会的过程让我发现,在这里,政治是生活化了的碎片。居民只要发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损害了什么,马上把想法转换成行动,集会也好,游行也罢,自下而上地组织活动,向社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媒体以及决策者也密切关心这些草根声音,投票则是其中最为规范化的程序。只有政治归生活,看得见,摸得着,公民才会有自觉、欢乐以及自豪感,并下决心参与社会变化的动态过程。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28岁来到美国才第一次体会到政治的本质。 2013年1月,我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边的古巴餐厅吃饭。给我服务的中年女性是从黎巴嫩移民过来的。我们聊了一会之后,我冒昧地问她:“你当时是怎么移到这边来的?”她想都没想,睁大眼睛放大,回答道;“小伙子,怎么过来不重要。只要踏上美国的国土,你就是美国人。”    七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间,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正在陷入政府关门(shutdown)的危机。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员交流,正好聊到美国政府关门一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关门”的情况,表示奇特,对方则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对啊,我们本来要跟美国方面开会的,结果对方说因政府关门抽不出买机票的钱,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善意地说中国方面要不要帮你们解决出行费用,对方坚决拒绝,我就没办法了。真是的,美国哪里是发达国家啊!”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一位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国官员的表态。教授严肃地回应道:“他表示失望是对的,美国的政府不应该那样轻易关门,要考虑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和信用。不过,从另外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至少可以关门,有门关,比中国政府连门在哪里都搞不清要好一些。中美都应该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 对于中美双方官员的看法,我不进行任何点评。我从来都认为,在人类共享普适的制度与价值观的前提下,政府的存在方式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可以是多样的。至少在17世纪诞生的主权体系迄今为止依然盛行的时代,每一个国家应该从国情、历史、观念等角度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而不要停留在“主义”上的固守与挣扎。人类社会早就进入“后主义”的时代了。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从美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参与上得出“在美国,政治归生活”的初步结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不及关心政治,也不敢参与政治,这一点与大多数美国公民截然不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热爱翻阅报纸,讨论时事,但更多是情绪化、发泄式的;北大学子的一部分确实是积极讨论政治的,但也不敢把思维的乐趣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社会;企业家对政治的态度恐怕是最为复杂、微妙、无奈的,由于他们自身赚钱养活员工的基本需求,不敢轻易挑战体制的底线,某种意义上还要迎合。 经过近十年的观察,我个人认为,推动中国未来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一个原动力来自企业界。对内外市场具有实际影响力,又对内外舆论具有象征影响力的企业家,有必要联合起来,与体制方面保持有距离的关怀。当然,企业家不过是领跑者,倘若没有追跑的行人,赛事是不完美的,甚至完成不了。 我上次回京期间,移动手段基本使用地铁与公交车,看着乘客们的表情和动作,有的聊天,有的看手机,有的吃东西,有的睡觉,有的带着情绪忍着,有的在上下车时发生争执…… 中国不少人士呼吁自由民主,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令人欣慰。然而,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所观察(街头才是民主的后花园),我得提出一个疑问:在转型中的中国正在形成“主流”的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候选人,真的有决心选择自己的未来,参与社会,创造市场,制定规则,而不盲目依附于“皇帝”了吗? 在这里,请允许我根据九年半在中国,再加上一年半在美国的经历,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勾勒出三个基本特征:中国人——累、忙、快,美国人——乐、闲、慢。同时,我也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态度勾勒出三个基本的特征:中国——专政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爱国主义。我也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分别又关联性地发现,美国人很少谈过去和未来,而集中于过好现在,中国人则总被过去与未来绑架,而过不好现在。    八   2012年夏天来到哈佛之后,我用大概一年时间专门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尤其从美国战略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视角,观察东亚的地缘政治经济走向何方。在哈佛,除了出国留学的精英之外,还有大量政府高官、大学教授、企业家等经常过来进行中短期的访学和培训。几乎每天都有与“中国崛起”相关的,抑或相关问题的讨论会。那些高官或教授不仅从美国人来看,连我都感觉到是“代表国家”的,因此说话特别谨慎,甚至比在国内还保守,怕在境外出问题。 我在哈佛切身体会到“中国”在走出去,美国当地的师生们对“中国”也颇有兴趣,会主动跟中国人打招呼,进行交流。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经历是一种福利,能够给自己带来围绕中国问题与西方学者拉近距离、走进圈子的机会;但作为一个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渐衰退,心情有些复杂。 今年“习奥会”上,习近平主席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国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对等的大国关系。美国内心,包括政界和学术界对此未必接受——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眼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这种国际格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最新著作《中国走向世界:局部力量》(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里明确表示,中国当前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处于“局部力量”(partial power)的状态:“倘若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在经济、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领域具有综合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获得这些特点,但在这之前,中国必将是一个局部力量。”沈大伟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实力依然有限,短时间内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 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提倡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近一直提倡“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论点。他今年1月为《纽约时报》撰文《不要遏制中国,要和它合作》(Work 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指出:“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 这也是我到美国一年来始终感觉到的美国战略家观察中国背后的潜意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就是:“美国依然强大,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地位关键在于自身具有渗透性的实力与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美国只需要展开务实外交,不需要刻意遏制,中国最后会受制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主流战略家看到中国崛起之后,从“重振自身”的角度,而非从“遏制对抗”的角度采取应对措施,并动员丰富的社会资源重新发现美国潜在的力量在哪里。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尤其周边国家,包括民主国家都在警惕社会主义中国的不透明的崛起。因此,他们的结论在我看来是:“中国越崛起,世界越需要美国。美国要做到的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重振自己。关键在于自己。至于中国,等着它自我崩溃。” 我体会到这些对决策层颇有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的态度与看法之后,感觉到,能够通过自由民主的讨论不断发现自己、调整自己、重振自己的美国还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深感,今天日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讨论空间与政策环境。美国战略家比日本战略家高明多了。他们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 2013年9月10日,我去听了小约瑟夫·奈教授的演讲,主题是“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奈教授在演讲中介绍说,中国的官员经常问他 “如何提高软实力?”这一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放松(Relax)”。 这是一个相当单纯,中国领导人却多年不敢碰的“圣域”。 中国社会真正“放松”的时候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开始。我相信,那一刻,才是约瑟夫·奈教授等美国战略家要真正出冷汗、开始着急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疑是好消息。因为,市场化才是让中国社会“放松”的前提,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是不可能放松的。在《决定》聚焦的“2020年”这一关键时刻之前,中国高层在多大程度上下决心推动市场化,中国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放松,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人的命运。 我坚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得到国际社会上普遍意义的、正常的放松,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前途无量的,无论是经济指标、城市建设、教育水准、文化作品、学术成果、市场活力、品牌建设、企业水准、对外交流以及媒体报道等,都能够达到让全世界感到震撼的境界。那个时候,中国会开始改变世界。   

云之 | 张三湘:铁牛同学辍学记

    “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个教育体制,他决定了教师们需要更大可能地对领导负责,从而将孩子的利益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也使得老师们不大可能真正思考教育这个问题,一代教师的思维与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 ” --一个真心热爱生命懂得孩子的父母不得不与整个社会掰手腕的时代。体制,为何有那么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自动服从并迎合的教师和父母,这个体制恐怕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铁牛同学辍学记 / 张三湘     2006年春天,铁牛同学两岁刚过,我把他送去了幼儿园。过早将铁牛送进幼儿园,这是我在铁牛成长过程中犯过的严重错误之一。   我记得那天铁牛背着个兔子书包,一边走一边唱着“太阳当空照”,晃晃荡荡地往幼儿园去了。去了学校怎么样,之前在家里都已经商量好来着。那时我对幼儿园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通常比大多数人要幼稚得多——我以为幼儿园就是一个给小朋友们自由玩耍的地方,不同只是在家里没伴,在幼儿园有伴儿。   当我带着小朋友走进小班的教室,老师一把接过铁牛,然后催促我“赶紧走赶紧走”,如临大敌的样子。我觉得不对,我都还没有跟铁牛告别,还没有告诉他将在这里待多久,要做些什么,我什么时候会来接他,就这样突然将他丢进一个陌生环境,他肯定会混乱和恐惧的。   我也一贯是个性格软弱的人,不会也怯于说“不”。虽然觉得不对,还是迟迟疑疑地往家走,一路忐忑不安,走到幼儿园门口时,鼓起勇气返回教室一次。老师把门拉开了一条缝,惊讶于我为什么回来了。我说我还要和孩子说两句,老师立马不耐烦了:“不行不行,赶快走,才哭好些,你这一说又要把他惹哭了。”语气里充满了这家长怎么这么麻烦这么不懂事的韵味。于是,我就被击败了,回了家。   接下来我才知道,幼儿园的这种情况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所有的人都对之习以为常,每个关心我们的朋友都会安慰我:小朋友哭一阵子就没事了。   我也觉得孩子这样哭一阵就不会哭了,可是我一直觉得很不对劲。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这个不对劲在哪里,那就是在我们的传统中,我们很少把孩子当作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独立的个体的人来尊重,而是习惯把他们当作一个什么东西来对付,我们只要求他们顺着我们希望的轨迹走下去,为之我们不惜使用威逼利诱、坑蒙拐骗等等手段,而不大考虑他们的所思所想。   慢慢地,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关于幼儿园还有小学中学的种种负面消息,比如教师的专制独裁说一不二,比如作业多学业重孩子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比如幼儿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中学化中学教育军事化,而所有的一切,就是要孩子们考个好大学。   我一贯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揣测他人。我觉得国内教育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家长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那时还不自量力地对自己的沟通能力抱有信心,觉得自己善于倾听,喜欢思考,看问题往往能够抓住本质,还会写文章,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文字表达出来,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中都能获得不少的理解与支持。总之,我想尝试着做这样一件事,恰当地向老师们表明自己对教育的要求,建立彼此的信任,从而为孩子争取一个基本有利的成长环境。   铁牛同学后来在幼儿园混了3年半,在附小混到二年级,在草市小学混了一个月。这5年半也是我作为一个孩子妈逐渐成长的过程。我的博客“亲亲耕宝”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成长经历。写作使我勤于思考与内省,使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观念与具体的行为。一些热心的读者往往对我做的好的方面给予肯定,有局限的方面提出种种建议,那些肯定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建议则不断拓宽我的思维与视野,我非常感谢他们,特别是那些批评的声音,是一种强大的使我自省的力量。对各种书籍的阅读是我另一个精神来源。我自幼喜欢阅读,但真正读的书还是很少,原因是我一直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总是希望等到能够闲下来了好好读书。等孩子生下来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只可能越来越忙,不可能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我开始学着利于一些边角料的时间阅读。对我的教育观念起到革命性影响的书籍主要有《爱与自由》《捕捉儿童敏感期》《夏山学校百年故事》《窗边的小豆豆》《西方教育思想史》,另外《西方哲学史》、各种历史书、经典小说甚至一些网络上的小帖子都对我的教育观、人生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当中大部分书籍都是利用零碎的时间阅读的,比如接、送、陪伴小孩等待的时间,上下班等坐公交车的时间。以前我觉得在公交车上读书实在是非常的装,但是30岁以后,我已经明白,相比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别人怎么看你,是微不足道的。阅读,写作与交流使我越来越清楚我们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在铁牛同学5年半的学校生涯中,与他的老师们的交流是我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交流则使我越来越坚强、平和。这种交流有时候是有效的,有时候根本没有效果,还有的时候会使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与人交流的时候能够用一种平等的姿态,能够倾听与反思,老师当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附小的黄老师,她至今仍是铁牛同学最喜爱的老师。而大多数的老师,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或者根本不置可否,或者表面上应付,其实根本没放在心上,属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类型。而最糟糕的,比如铁牛同学的数学老师。由于我在铁牛幼儿阶段没有像别的家长那样强迫他写字,使铁牛初入学的时候写字的能力远远低于别的同学,完成老师布置的写字作业有困难,为此,我找语文老师商量,希望老师能够根据铁牛同学的实际情况降低对铁牛同学写字的要求,让他少写字,写简单的字。当时数学老师也在场,让我深刻体验了一次被老师训斥的小学生的感受(即使在我自己上小学的时候我也没有老师这样被训斥过)。其实那两年我对数学老师只有一个要求,我觉得两本练习册对铁牛来说太多了,有一本就可以了。但我相信两年的时间她一直没弄明白我的这个简单的要求,每次见面她对我基本就是抗议,如果我试图解释,她根本就不会等我把一句话说完马上是一通更强烈的抗议。也就是这位老师,多年以后,铁牛同学谈到他从前的老师们时,说:“屈老师,她不喜欢我,你是知道的撒。”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后半句竟然泣不成声。我相信像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通常责任感也非常强,自我感觉良好,也许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反对者。铁牛同学只遇到一个,应该算是幸运的。   当然,这也和我们选择的学校有关。由于我事先预备要与这个教育现状的较量,我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很是费了一翻脑筋,幼儿园给铁牛选择的是小型的私立幼儿园,这样的幼儿园要考虑生源的稳定,不会给家长太难堪,对家长提出的要求,还是会尽量满足。当然铁牛同学能够在幼儿园待下来,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强制。一方面我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对这种强制对孩子的伤害是逐渐清晰的,另一方面我的能力有限,做不到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铁牛同学大班以后,我的认识越来越清醒,那时候如果上午没有课,我就基本不送他去幼儿园了,觉得把他放在家里更有益于他的身心健康。附小的情况就更特殊了,由于学校办学政策的变化,附小当时面临倒闭,铁牛入学的时候,偌大的学校只有他们这一个班9个小朋友,这里尽管有不喜欢他的老师,也有不少喜欢他的老师,特别是几个活动课老师是铁牛爹的学生,对铁牛更是喜爱有加。关键的是,这里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小学,没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大会小会,上课在我与老师的沟通下允许铁牛同学最大范围的自主,作业在我的努力下也控制到最低。下课的时候他们可以自由地玩耍。他们在校园里奔来跑去,楼上楼下,在操场上爬树,摘果子,捉蚂蚱,玩泥巴,操场上给他们挖出一个巨大的泥巴工程。铁牛在这里快乐地生活了两年,他至今仍然十分想念他的学校,想念他的那些小伙伴们。   三年级,附小正式宣布倒闭。铁牛转到草市小学,也许这才是铁牛同学真正的入学。一个月的时间,似乎并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与老师们的交流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经过这么些年,我对这种交流已经感到疲倦,然而必要的沟通不可避免。   有一天美术老师跟我说,今天他揪了铁牛同学的耳朵,还罚了他站,原因是铁牛同学把图画本子画得乱七八糟。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一直强调非暴力。而铁牛同学从小,直到现在,几乎每天都要画掉大量的纸张,写写画画是他思考与表达与记录的一种方式。在附小的时候,画画老师恰好是铁牛爹的学生兼粉丝,铁牛一直被允许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写写画画。如果这个新的学校不允许在图画本上随便画,那么我们只要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就可以,罚站与揪耳朵这样具有侮辱的惩罚方式对他不公平,对他的成长损害必然更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为难,老师告诉我这些,其实表明他对铁牛同学是非常上心的。事实上美术老师对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友好和尊重,他几次感叹,铁牛同学画得真是非常好。反对的意见对老师是个打击,也会让他难堪。但是我确实不能说老师这样做得好,我还是委婉地表达了我的反对意见。老师对我的想法也觉得新奇,表示要向我多学习,我呢,则告诉他我会告诉小朋友不要画在学校的作业本上,自己的东西画在自己的本子上。   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也是因为感觉到铁牛同学自上学以来的状态不佳,我跟铁牛说,如果你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受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妈妈。于是铁牛同学鼓足勇气跟我说,你能不能跟老师说说,不要让同学来教我广播体操,我还是喜欢回家了跟妈妈学。铁牛在附小没有做过广播体操,入学后因为每天要出操,据说不久学校还要进行广播体操比赛,所以体育老师就专门叫了几个同学教他,我在家里也下载了视频教他。其实我在家里教他是时候,就已经感觉到问题,他做每个动作的那种迟疑,反复问我伸直了吗?等等,使我感到这个本来在运动方面就比同龄人迟钝的小朋友,在面对几个急于求成的小朋友的教导时的那种备受打击的感觉,那一定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笨。但是,一段时间我已经多次和老师提种种要求,也已经感受到老师们的不耐烦,我有些为难地说,同学在学校教你,我在家里也同时教你,不是很好吗?然后,我看到铁牛同学那种失望透了的眼神,于是我说:好吧,我跟老师说说看。到了教室,我向班主任老师要体育老师的电话,老师问我要体育老师的电话干什么。那种语气与眼神,我看到的是一种努力压抑住的不耐烦,仿佛是在说:“你又怎么啦?”我说了原因。他说,这个事情,我跟体育老师说说就好。下午放学的时候,我首先看到的是铁牛同学的那种委屈与难受,他说:“妈妈,你是怎么啦?你为什么跟体育老师说不让我上体育课?”而那些小朋友看我们的眼神,也仿佛要炸窝了一般,仿佛发生了什么新奇又好玩的事情。我到办公室去找体育老师,只找到了他们的语文老师。从语文老师处,我大概还原了事情的经过。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对铁牛同学十分愤怒,把他一个人放在教室,不让他上体育课,原因是你妈妈说了不让你上体育课。后来又把他带到办公室问话。具体问了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语文老师说,你的儿子很聪明,很有意思,她说,最后,体育老师都感叹说,我都忍不住喜欢上这个小朋友了呢。晚上我和体育老师通了电话了解情况与解释,体育老师也表示了了解与理解,但是我也知道那种被老师带到办公室问话所具有的震慑意味,他给孩子内心带来的阴影。   其他的交流比如铁牛同学上课不专心听讲的问题。在孩子的学习上我一直主张尊重孩子的兴趣,铁牛同学虽然在认知方面要远远多于同龄小朋友,但他所有的知识的获得,都是出于他自己的好奇心,来自自主的钻研。我主要给他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条件。这种方式一方面保持了铁牛同学在钻研各种问题时的那种愉悦,也使他在思考他所感兴趣的问题时十分专注与投入。我通常尽可能不打断与破坏他的这种状态,这也使得他会随时投入他的遐思状态,不愿意,也很难从自己的思考状态中拉出来,进入传统的课堂那种老师教,学生被动接受的状态。具体的就是老是上课不专心,老是走神,或者就是自己写写画画,看课外书。事实上,我也觉得那种被动接受的东西意义不大,主动的思考与阅读才构成一个人真正的认知。我与老师们交流过这个问题,老师们或者新奇,或者不以为然,但是他们也还是表示既然铁牛同学学习没有问题,上课开点小差也没什么不可。当然具体操作时,就是另一回事了。学校自有其一贯的管理方式,铁牛班上的纪律是由几个班干部来管理的,他们的管理方式就是记名字,然后放学后罚扫教室。这样,铁牛同学就不断地被记名字,被罚扫教室,也许还有被打骂被罚站是情况,这是我最近几天从铁牛口中无意获知的。   也许最大的问题是,自铁牛入学以来,他基本没有自己自由支配时间了。早上一大早就要起来,7点20在学校吃早餐,在学校吃午餐,午休的时候老师也会安排活动,下午5点半放学,回到家吃饭做作业就得赶紧洗了睡了,这种节奏让这个喜欢思考与钻研的小朋友根本没有时间与空间去做那些他喜欢做的事情。另一个问题是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节奏,一个不是打算接纳他而是急于改造他的新世界,使铁牛同学疲于应付。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个教育体制,他决定了教师们需要更大可能地对领导负责,从而将孩子的利益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也使得老师们不大可能真正思考教育这个问题,一代教师的思维与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   后来铁牛同学谈到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学校,他说老师很凶,打人。他说作业太多。还有他不喜欢大会小会太多,不喜欢天天广播体操,还有不喜欢那里的同学,还有操场上没有蚂蚱等等一些不着边际细节。   就这样,一个月下来,眼看着铁牛同学,由原来那个活泼的,充满好奇心的,一天到晚开开心心蹦蹦跳跳地一会儿钻研这一会儿思考那的小朋友,一天一天地,变得灰头灰脑,毫无生气。这种状态令我不安。正当我犹豫着思量着怎样为铁牛争取更多的空间,是不是可以不到学校吃早餐,不吃中餐,或者只上半天学,还是退学?铁牛同学正式宣布,他不想上学了。   我也深刻地认识到,面对这个强大的世界的强大的惯性,我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至今十分感谢那些曾经善待过铁牛的老师,和他们一起的生活,是铁牛宝贵的回忆和财富。我也从未记恨过那些对铁牛过分的老师。他们或者因为不理解,不知道自己所做会对孩子有伤害,或者仅仅是出于自己对人对事的习惯。通常来说,每一个人都活在他的历史中,他们施于孩子身上的,往往曾经是这个世界施加于他们的。就我自己来说,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即使对我深爱的铁牛同学,我也由于认知的局限、由于性格的弱点做过不少不利于他的事情。对我来说,一个更好的世界,只能从我自己善待这个世界开始。      

云之 | 看《爸爸去哪儿》爸爸们的教育方式(转)

    我并没看过哪怕一期《爸爸去哪儿了》,感觉作者有着很好的直觉,加上又是教育工作者,对现实有更多的了解。当然,孩子每个阶段的教育模式应当有所区别,本文所述至少对于幼儿期孩子的教养,是贴切的。   看《爸爸去哪儿》爸爸们的教育方式 / 马大一为   说明:   1、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爸爸们的教育方式。对爸爸们的评判,与孩子们的表现或行为并没有直接关系。   2、本文所探讨的范围以播出的《爸爸去哪儿》为准,不涉及爸爸们在本节目之外的表现或行为,也不对爸爸们平时的教育表现或行为进行任何揣测。   3、本文要进行评判的是教育方式,而不是“爸爸们谁才更合格”这样简单粗暴的人格评比。尽管大多数人都搞不清楚这二者的区别。   我先说两个最深入人心但其实是错误的理论:   其一: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所以爸爸们(父母)的教育方式也应该不一样。   这句话对吗?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问题,简直对的令人发指。但这个理论越是看上去对的令人发指,它的错误也就越深刻,越危险。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道理,看上去正确无比,但实际上错的离谱。就像人们说“天空是蓝的”一样,仅仅是看上去似乎正确。但实际上,天空也许是无色的,也许是灰色的,也许是紫色的,也许是黑色的……而蓝色,绝对不是真理。   回到这个理论,由于孩子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是不是也应该不一样。   看起来真的是正确无比,但是我要追问一个问题:每一个孩子的确是不同的,那么,孩子的父母是相同的吗?在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的今天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每一个父母都是不同的,那么他们的教育方式能相同么?答案也很明显,不可能相同。既然每一个父母的教育方式本来就是不同的,那么,这句话想要说明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这句话只是一句客套话而已。是一个爸爸不愿意对另外的爸爸的教育方式进行评价,所以用来搪塞的套话而已。就像我们经常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一样,心里想的可能是:妈的,这个傻逼。   这句话除了搪塞别人之外,最危险的,也是这个理论流毒最广的地方是,有些人用它来为自己的教育方式进行开脱。因为一旦你承认这个理论的正确之后,你就会发现,既然每个父母的教育方式因孩子而异,你就再也无法对别的父母的教育方式进行任何的评判了。因为既然每个父母的教育方式都不一样,你怎么评判他对不对呢。当然你也可以对孩子进行分析,然后再分析针对这样的孩子理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但这样一来,整个事情就变得复杂无比,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教育的讨论范围。   而我想要讨论的,其实是关于父母教育方式的基本准则。而不是针对每个个体的精细化操作。   在现实中,不同的父母天然会有不同的教育方式。而即使家里孩子一大堆,一般的父母的教育方式其实也不会有多少不同。而且我认为也不应该有不同。因为针对每个个体的精细化操作,应该是教育工作者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不是父母要考虑的事情。   父母需要考虑的是教育的基本准则,而我们在探讨父母教育方式的时候,考虑的也是教育的基本准则。换句话说,关于教育方式,最最核心的要求其实是“不出错”。因为就中国现在的教育现状来说,“不出错”就是最大的“出彩”。   我要说的第二个错误理论是: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我们当然知道,这天下其实确实是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存在的。这只是我们美好的想象而已。但这个理论错误最严重的地方并不在这,而是在于它也给了那些的确深深爱着自己孩子的父母们一个为自己开脱的借口。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政治绝对正确的理由存在,很多父母打着爱的名义摧残自己孩子的时候,也是肆无忌惮。反正老子是为了你好,反正我们是因为爱你才这样的。很多父母这样想,而最要命的是,很多孩子也被迫这么想。所以好多饱受父母摧残的孩子最后都选择了原谅自己的父母(云之:孩子必须原谅父母,问题在于缺乏反思的原谅往往导致错误的养育方式的传承),而父母还傻逼呵呵地误以为当初的那些摧残手段其实是对的。这是这个理论错误最严重的地方。它实际上包庇了错误,是错误教育方式的帮凶。   而我要说的是,爱不爱孩子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爱,怎么样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才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现在话题回到《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先总的来说: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经常见到各种对待孩子非常可怕的家长。以我的经验和看法,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家长既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也不会爱自己的孩子。   和大多数我见到的可怕家长相比,这节目里的五个爸爸的表现其实是好的。但问题依然存在。   在五个爸爸当中,对于教育这个事情有自觉意识的是Kimi爸爸和石头的爸爸,而剩余的三个爸爸,并没有这种教育上的自觉意识。Cindy的爸爸和天天的爸爸有想法,但没有明确的意识或者说理论。王诗龄的爸爸完全没有教育的意识,但他有爸爸的意识。   关于孩子的问题其实我把它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教育意识,一个是爱的意识。也就是怎么教育孩子和怎么爱孩子。   教育意识并不是越自觉越好。但爱的意识却是越自觉越好。   就教育意识最自觉的Kimi爸爸和石头爸爸来说,石头爸爸的教育方式是大多数人会采取的方式,但其实是最危险的方式。而Kimi爸爸的教育方式最大的亮点,是为孩子有意识地建立一个充满了幻想和神奇的世界,这对于一个孩子的童年来说,有无穷的益处。   Kimi爸爸说“小孩子要哭就给他哭,要让他知道哭不能解决问题”,这个观点是对的。虽然互换爸爸之后,他这个理论拿Cindy没有办法,但这个观点依然是对的。   五个爸爸,Kimi爸爸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天天的爸爸最大的亮点是做到了和孩子平等相处。这种“哥们儿”式的相处模式,对于男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而相对于Kimi爸爸和石头爸爸来说,天天爸爸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教育意识,但这反而使他们的相处更加平等。   Kimi爸爸对Kimi一直想要培养他的独立性,但他尊重Kimi的想法,Kimi不愿意他不会强迫。石头爸爸也尊重石头的想法,他会跟石头说,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不想参加我们可以回去。但石头爸爸的尊重却带有一股子成人世界的压迫感,看起来是尊重孩子,但实际上石头并没有别的选择。这种伎俩,我在对付一些调皮的孩子的时候也用过,表现的好像是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这个平等只是给孩子看的,好让他理屈词穷。而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   真正的平等是像天天和他的爸爸。比如说选择住哪个房子这个事情,在选择之前你不知道他要选哪个,然后选了不合你心意的选项之后,你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这样的选择就体现了真正的平等和尊重。而如果在选择之前,你已经知道了他要选哪个,或者说你可以对他的选择施加影响,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和尊重。   王诗龄的爸爸是五个人当中最没有教育意识的爸爸。但是你会发现,没有教育的意识,虽然说不上多好,但肯定也不是最坏。所以在五个爸爸当中,他正好排在中间。不好,也不坏。所以,对于孩子的影响也会很小。这也是很大一部分中国爸爸的存在状态:基本没有多少存在感。特别是当自己的孩子还是女孩子的时候,这种存在感就更弱了。   这种状态其实不算坏。但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爸爸缺乏存在感的家庭,往往妈妈的存在感严重超标。而就我的经验来看,在现阶段,中国妈妈们的教育方式明显比中国爸爸们的问题更多。比如电视剧《咱们结婚吧》里面,果然的妈妈,杨桃的妈妈和蓝未未的妈妈,明显存在感过剩,而且问题重重。当时我看着那几个老娘们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愚蠢,果然是人类最大的原罪。   Cindy的爸爸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搞不定孩子,也不在于他对孩子缺乏足够的耐心,而在于他没有耐心之余,还很喜欢讲道理。但是他又没有明显的教育意识,就像那句“我是一个慈祥的爸爸”的自我暗示一样,他的讲道理是出于一种“我总得做点什么”的心理,而不是出于明确的教育思想。   比如在照顾五个孩子的那一集,他突发奇想,要用给任务的方式一举搞定Cindy和王诗龄,但却不去考虑Cindy的意愿,最后导致Cindy和王诗龄都很别扭的结果也就不奇怪了。   最后,我要重点说的是石头的爸爸。因为石头爸爸的教育方式是最广泛的一种方式,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石头爸爸的教育方式很好,甚至有羡慕之情。而在这节目里,五个爸爸相互查看,Kimi的爸爸和石头的爸爸被认同度更高,但实际上,石头爸爸的这种教育方式才是最危险的教育方式。   这里主要有三大问题:   1、总有一种想要讲道理的冲动。   Cindy爸爸也爱讲道理,但是无意识的,而相对来说,石头爸爸的意识更明确,进攻性也更强。Cindy爸爸搞不定孩子,讲道理时也影响不到孩子,相反,Cindy其实比他更会讲道理。但是石头爸爸的讲道理,是有一种深入孩子心里的力量。相信很多人会很羡慕这一点,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希望教给小孩子一些道理的。   这当然是很好的愿望,但我要说的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不是给孩子讲多少道理,也不是要孩子懂得多少道理,而是爱与尊重。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道理从来不是讲出来的。而是通过行为和生活传递出来的。   石头爸爸爱讲道理,而且随着节目的推进,会发现他的这种非得讲一讲道理的冲动越来越强。这正是讲道理这个事情被我深恶痛绝的原因。因为你一旦开始讲道理,你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总有要讲的冲动,不讲简直难受的要死。   2、无法抑制地发现孩子的某些行为自己就是看不顺眼   石头爸爸会说:你看你这段时间闯了多少祸?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认真回顾了一下整个节目过程中,石头的表现,我没有任何他闯过什么祸的记忆。我所看到的是,石头在每一集里出色的表现。而石头爸爸所说的“祸”,在我看来完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石头爸爸也常会说:你今天的表现我很不满意。   而看节目的我们却很满意。   这就是问题所在,做爸爸的越来越只能看到孩子的不好的地方,而且对孩子的某些行为越来越无法忍受,而联想到自己跟他讲了那么多道理,却没有任何收效,这种无法忍受便再也难以抑制。   而你跟他讲的道理越多,你就发现你对他的某些行为越看不顺眼。   与此同时,孩子也会有相同的感受。   当父子之间经常互相看不顺眼的时候,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而孩子则会想:你看我不顺眼,所以你不爱我了吗,你不爱我,所以你看我不顺眼是吗。   因此,石头说出那句“爸爸有时候可能爱我”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陷入了这种纠结的对爱的怀疑里了。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跟他讲道理,而是跟他讲爱。有时候,孩子其实和女人一样,你不能跟他讲理,你需要跟他讲爱。   其实,真正爱一个人,应当爱他(她)的全部,而不是以爱的名义,企图改造对方。不管是对爱人,还是对孩子,这一条都是真理。   3、建立威严的爸爸形象这一点真的很诱人   石头爸爸反复强调,对孩子该严厉的时候就应该严厉。但这条理论和前面的那两个错误理论一样,看起来好像逻辑无懈可击,实际上远比那种一看就知道错误的理论的危害性更大。   该严厉的时候就应该严厉,那到底什么时候该严厉,没有人说得清楚,包括石头爸爸自己,恐怕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该严厉什么时候不该严厉吧。一旦你认同这样的理论,那么接下来必然的结果是:随着你心情的不同,你的标准会随之不同。你心情好的时候,会过分纵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过分严厉。   而最危险的地方还不在标准的模糊不清,而在于实践的过程中,你会被“建立威严的爸爸形象”这一点所吸引。而这一点是如此诱人,以致于你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石头爸爸会强调“你不要让我说第三次”的概念,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有威严的爸爸,一个听话的孩子。而在普者黑吃饭的那一集,这一点展现的淋漓尽致。石头不想吃那些饭,而石头爸爸强调“你不吃饭可以,但你不可以走开”。   我不想讨论到底可不可以走开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当时,可不可以走开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二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你说不可以走开我偏要走开,还是你说走开我偏不要走开,结果都一样。真正的问题是石头爸爸对石头不想吃饭的这种行为本身看不顺眼,而石头发现没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心里不爽想要向爸爸表达自己的不满。然后结果就是二人就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较劲,完全没有任何要解决问题的想法。   而一旦较劲开始,做爸爸的为了维护自己威严的爸爸形象,往往就算知道了问题所在,也不愿意让步。   这正是最危险的地方。   2013年12月13日。

云之 | [转载]雾霾笼罩,我心凄凉

原文地址: 雾霾笼罩,我心凄凉 作者: 汉斯Han 2013/12/3,7:18,周二,晴天,雾霾,室温13度,湿度68   雾霾笼罩,我心凄凉   昨天近中午有事去花桥,在麦当劳随便吃了点,回来觉得时间尚早,就顺道去了柏庐路昆山最大的花鸟市场,还是寻觅那紫色的小花。 花店老板都说见过这花,但叫不出名字。有一位身材矮小的花店女老板说她卖过,今年十月还卖出几盆。   其实我真不应该外出,我对雾霾还是很敏感的,昨天在外一直咳嗽,嗓子不舒服,没有痰,就是痒。经过一晚,早上起来感觉好多了。室外雾霾依旧很严重。只好紧闭门窗,只开启厨房的窗子,透过窗纱换气。   我如果还在商场打拼,我一定指导并组织研制家用空气净化器,不是市面上的那种,而是采用制药空气净化原理,简化,小型化,只要低效和中效过滤,中间加一道喷雾,兼顾制冷温控,可以保持自己喜欢的温度和湿度,而且空气绝对干净。   技术上没难度,运行耗电自然,一般家庭难以接受,但富人完全不是问题,多耗几度电算什么?毕竟可以呼吸没有雾霾的空气,清爽类似深山老林!   雾霾必然导致呼吸系统病变,不信就去了解卫生系统统计资料吧,肺癌发病率逐年升高。客观分析,在人群中会有相对多的一部分人敏感而致病,甚至提前死亡。但也有一部分人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产生变异,进化出适应这种环境的机制。宏观图景就是雾霾导致人口剧减,减到低谷后再回升,而这部分人类就能适应雾霾的环境中生存。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只要黄种人生殖能力继续旺盛,加上进化出适应恶劣气象条件下的生存能力,那么黄种人将继续向全世界扩展,占人口总比率将持续上升没有悬念。     不过黄种人中也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居然鼓吹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见链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changesanhao/content-3/detail_2013_12/03/31739116_0.shtml “ 昨天,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中心相关专家透露,探月的最终目标是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载人基地。中科院公布的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也指出,我国将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月,建立月球基地;在2050年前后,载人从月球基地飞向更远的行星,具备载人登火星能力。 专家称,未来可在月球上建武器试验场、军用火箭燃料库和导弹发射基地,打击地球上敌对的军事目标,不用担心遭敌人攻击,美国很早就想通过控制月球来控制地球了 ” 。 或许国人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们不友好,一直高度防范。那么上述言论就是最好的启蒙教材。我感到惶恐,这样的言论必然导致所有发达国家将我们扼杀在摇篮中。战争只是早晚的事。能走的快走吧,换个地方依旧是生存,皮肤依旧是黄的就行。 我们的独特性就是由个人或小群体决定国家命运,没有全民制约机制,就是通过全民的选票选择或罢免政治领导人。如果出现一个开明的君主,那是运气。如果出现一个野心家,也就是召开一次全会就能做到天翻地覆的改变。独裁的能量是巨大的。我们现在不是在高呼不能用改革的三十多年否定以前的三十多年,也不能用以前的否定现在,再加上和世界接轨,那就是万能的,极左极右居然都是正确的,这连神都做不到。而我们怎么做,怎么都是正确的。这和指鹿为马有何不同?所有的大臣都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现在我们所有的学者也不是面面相觑,甚至还想诠释这是伟大英明的理论吗? 不是一直在说要以史为鉴吗?我们不应该忘记二战的教训。法西斯国家为什么在当时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出现?这三个国家工业在当时得到高度发展,但封建积淀又很深厚。封建加现代高度发展的集约化工业,产生的只能是纳粹这样的反人类的畸胎,纳粹是音译,实是国家社会主义。 如果没有全民制约机制,现代科学,工业,经济越发达,危险也就越大。可惜我们现在正是这样,可悲的是所有人都只是面面相觑。 辉煌的雾霾笼罩,我心悲哀凄凉。   附注: 深信我的分析完全符合客观规律,敢于和任何大牌的学者争辩,前提别先扣大帽子,以威权压人。

云之 | 巫宁坤:燕京末日

转按: 一代知识分子的顺从迎合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如果他们集体抗争,或者仅仅是如陈寅恪和钱钟书夫妇等保持独立人格的学人那样保持沉默,结局一定是不同的。看这段叙述,让我想起传说中的“吃猴脑”,据说是让笼中的猴子帮忙捉那只被选中的猴子给屠宰者,屡试不爽...     据说本月26日有官方和民间大庆,仅以此文提醒罹患健忘症的人们,历史还会重演!   燕京末日     作者:巫宁坤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 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 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 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 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 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 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 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 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 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 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 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 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 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 了。据说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 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 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 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 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 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 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 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 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 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 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 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 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 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 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 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 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 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 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 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 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 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 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 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 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 导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 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 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 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 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 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 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 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 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 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 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 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 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 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 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 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 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 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 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 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 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 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 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 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 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 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 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 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 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 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 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 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 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 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 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 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 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 定可以回忆你出国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 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 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 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 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 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 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 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 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 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 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 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 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 是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 「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 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 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 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 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 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 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 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 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 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 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 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 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转自泡网俱乐部 http://yydg.paowang.net/2013-11-14/10862.html

云之 | 读书应知耻

#读书应知耻#昨天读到两则故事,一是一家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16岁继女披麻戴孝,因为故去的少女独自担负卧床的继父和四个读书的继兄。即使少女坚持,这四兄弟也够无耻的。难怪继母逃离这个家庭,毕竟有阅历,了解这无言悲惨的结局。另一则是行动不便的病母为了儿子读高中,乞讨为儿子支付学费,并在儿子毕业典礼上出现由校长介绍事迹。如果我是那个儿子,我会当场羞愧得无地自容;如果这个儿子只有感动,我们对他的人品不能高估。中国太多父母让孩子以为只因为孩子“优秀”(其实往往不过是读书成绩好)就有权让他人无条件付出。虽然不读书不一定不知耻,读书却不应导致无耻。如连岳所说,自己养活自己,这是起码的尊严,而不是读了博士出来找不到工作,要求政府解决以让读书人有尊严。尊严自有,无须他赋... 16岁的小姑娘托起一个完整的家! 2013-10-08 分享宝库 【厚道人生】金钱买不到的三袋米。看的我哭了! 2013-08-29 厚道人生

云之 | [转载]武志红谈李某某:是无助让他们为所欲为………

原文地址: 武志红谈李某某:是无助让他们为所欲为……… 作者: 黄佟佟     李某某涉嫌奸一案轰动全国,伴随着案件的审理,许多人物浮出水面站到了我们面前,李拥有中国第一流的教育背景,也有着一对闪闪发光的父母,为什么会成为今时今日这样的一个人?而他的父亲和母亲在他的成长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由此照见的富二代名二代们在社会转型期有怎样特别的心理特征?而网络上群情激愤的民粹式的道德审判又代表了何种强大而神秘的社会心理,时代周报特别邀请国内专门研究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的知名心理专家武志红对分析这其中的幽微奥妙之处。       嘉宾:武志红(中国著名心理学家,他1992年入读北京大学心理系本科,1996年入读 北京大学心理系研究生,曾为知名报社国际版心理版编辑,现主持广州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著有《活出你的小宇宙》、《解读“疯狂”》、《为何家会伤人》、《七个心理寓言》《心灵的七种兵器》、《为何越爱越孤独》、《梦知道答案》、《解读绝望》、《身体知道答案》                 黄:武老师,李某某屡屡犯案,在殴打案之后又出现在轮奸案之中,就您个人的观察,你觉得李天一是一个什么心理特征的孩子?     武志红:我看过关于他的报道,我觉得的核心点在于李某某在他的少年时代的现实生活中是非常失败的,他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显赫的家庭,可能人人都顺着他,夸赞着他,他母亲让他奔波在各种学习班,那些成绩曾经让他觉得自己是特别优秀的,他的字写得好,冰球打得好,很小的年级就开演唱会,可能他想不到这些都是他有一个那样资源丰富的家庭提供的便利,他反而认为是他的努力,但是当他真正接触到社会,接触到学校,他就发现自己并不那么优秀,并不那么优秀会让他心里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失败,而他又不能够面对这种失败的感觉,他应该对那个失败的感觉相当于巨大的无助,你知道人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无助会让人觉得一动都不能动。他讨厌这种无助的感觉,所以他抗争的方式就是为所欲为。       黄:这个跟他母亲有很大的关系,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小城里的女孩子,很漂亮,20岁就跑到北京来北漂,在很多表现李天一童年生活的视频里,在他们朋友的眼里,李家三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爸爸闪闪发光,妈妈闪闪发光,生了一个儿子也发光,所以李是在他妈妈强势的引导下开始了他的童年,你可以想象他的童年是多少忙,忙着各种训练班,其实实事求是地说,李确实还算一个优秀的孩子,他12岁时写的字真的非常好。     武志红:但他一到初中就受挫了吧,因为这种受挫,他的家庭又利用自身的条件,把他送到了美国最好的贵族中学,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他就更受挫了,他的冰球在中国算打得好的,但到了美国,美国孩子牛高马大,他跟本就拼不过,他的受挫感就更严重了,李天一是完全承受不了失败的受挫的感觉的一个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跟他自身的际遇有关,也跟他的母亲有关,我曾经看过他们一家三口的视频,梦鸽作为妈妈,在外人看起来这么骄纵这个孩子,但是实际上从我们心理学上来看,她可能是一个没有情感能力的母亲。       黄:您是说梦鸽没有情感能力?     武志红:对。那个节目的时候她始终像一个将军一样,一动都不动保持那个姿势,到主持人问问题的时候她身体非常僵硬,鲁豫问问题时她的眼光一直都在看着观众,而这次在审判外她接受媒体采访时,你又会发现,她的目光是很奇怪的,他的目光不看镜头,而是望着空中,也就是说,她根本是不想和人交流的,她是在演戏,当然她本身是个演员,歌唱演员,这也无可厚非,但她那种演戏的感觉已经深入骨髓了。这样的妈妈可以想像真的是没有什么情感能力的,我们讲的人的无助都是来源于妈妈能不能和孩子构建情感,如果不能构建的话,这个孩子终身都会很无助。我是个旁观者,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观感,我是这样推理的,她看起来让孩子为所欲为,实际上是因为她没有情感能力,让孩子掉到一种很无助的境遇里面。       黄:但是她又是很严厉的,李双江曾说过在他们家是梦鸽说了算,梦鸽是常有理,梦鸽主导他们家所有的一切。     武志红: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梦鸽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只有非常脆弱的人才会要求为所欲为,比如在这个家里为所欲为的母亲常常是最脆弱的那一个人。       黄: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种失败的教育来自一种怎样的心理机制,您看,其实李某某做为富二代他有很优秀的一面,他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他班上的同学也说他挺乐于助人,但另外一方面,他又那么容易暴怒,和陌生人起冲突,又这样放纵,这说明富二代、名二代有什么共同的心理特征?     武志红:可能在中国大家都是这样的,大家无形中都在追求权力,都在追求这种感觉,这种我可以为所欲为,想怎么做都行的感觉。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中国的潜规则,谁有权力谁就可以为所欲为,但其实这个为所欲为的感觉是他们内心很无助的反应,你看薄熙来和王立军,两个人都脆弱得不行,薄熙来就因为觉得王立军背叛了他,所以冲上去打了王立军一个耳光,而就因为这一个耳光,王立军立马觉得自己要完蛋了,所以才会有后来反生的这些事。他们是都在追求一种我可以掌控一切的感觉,这个世界可以完全被我掌握,我想怎样就怎样,但你又知道,这实际上不可能的,人是受制于自然,受制于环境的。他们本身是很优秀的,很成功的,薄熙来也好、李天一也好,都是如此的帅气、能干、多才多艺,但是实际上在情感上他们是如此无助,因为他们没有完整的感情世界,没有最亲近的人构建起良好的感情关系,所以他们时常感觉无助,这种无助就导致了他们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径。       黄:但是有权力的人不就是想要为所欲为么?     武志红:对。实际上每个大权在握的人都在追求为所欲为。但还是边界的,你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皇帝李世民,他就可以接受魏征骂他,他会反省,他可以同人平等地交流,你可以看到李世民的情感能力是很好的,所以他不会时刻处在一种无助中,时刻去追求什么事都他说了算。       黄:只有没有情感能力的人才会刻意的追求什么事都我说了算。 比如说李天一在生活里是个友善的人,但一到陌生的环境,他就变得脾气很暴躁,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断地冲撞学校和社会的底线。     武志红:暴躁是这么回事,暴躁就是人不能面对失败,当他面对任何一种小事如果不顺心他都会产生异乎常人的无助感,这个无助感很可怕,他不想在无助里呆着,于是他变成了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暴怒,暴怒的时候意味着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杀了你,那个摔孩子的人也是这样,其实暴怒的人是最无助的人,简单地说易怒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太脆弱了。       黄:在这个事件里面,父亲李双江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李双江是著名的孝子,他对他妈妈孝顺得无与伦比,背着他妈妈去游北京,27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离了婚跟他妈妈住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在他的第二场婚姻里,他比较回避,他说我们不要得罪儿子,他在这当中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武志红:中国人都提倡孝顺,很多天才思想家什么的,五六岁的时候都悟到孝顺自己的父母,实际只是孝顺妈妈,因为妈妈在早期的亲子关系中付出最多,最后这是就变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个真谛,这个孝顺是在干嘛呢?人最初的无助是在他和妈妈的关系里形成的,孝子的情感最大的一部分取决于妈妈如何对他。当这个人情感上有很大的欠缺,他就会变成一个偏执的孝顺狂,真正和妈妈关系比较好的人都是比较自由的,不会弄成这种极端的孝顺。 黄:在这场审判中,我们发现很多针对梦鸽或者李天一的批判,完全是一面倒,您觉得群众的这种愤怒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反映了群众一种什么社会心理?     武志红: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之所以无助,就是因为别人为所欲为,所以这个为所欲为就让我们特别觉得受不了,他必须接受严厉的惩罚,事实上在中国权力的构架使得一般大众不能动弹,不能动弹就是无助,网络上各种造谣,各种对社会事件的过激的攻击都是这个原因,很多乱七八糟的事都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无助。     本文原载于时代周报,简短版可见: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3-09-05/130881.html

云之 | 苏小和:先有常识,再谈道德

转按:康德有言“头顶的神明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显然首先约束的是自己。那些将神明和道德握在自己手中或放到别人头上的,往往就是残忍缺德之人。   苏小和:先有常识,再谈道德   关于薛蛮子召妓事件,在假定关于他的新闻属实的前提下,我在微博上写了一个观点:   “上帝都会宽恕妓女。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攻击一名妓女,同理,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攻击一名嫖客。因为制度之恶远超这些私德之丑。当一个社会动用公共资源攻击妓女或者嫖客,证明这个社会不仅烂透了,而且已经失去基本的反思能力和纠错能力,不得不借助私德之丑遮蔽制度之恶。”   在我看来,这是一点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却遭到了大面积的围攻,单篇阅读量达到610万,单篇评论量达到7142个,单篇转发量达到19378次。场面十分火爆,充斥着各种野蛮粗鄙的谩骂。以至于某网站最后将这样的观点隐藏起来,别人再也看不见。不过,这样的事态,倒是激发了我的兴趣,我决定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文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一次稍微有点深度的讨论,以此就教于各路大方之家。   所谓常识,我的源头在古老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一群自以为正义的犹太人要用石头砸死一名行奸淫的时候被抓住的女人,他们把这个典型事件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两句著名的话:   第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打她”。   众人听见这话,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没有人定女人的罪。场面上只剩下耶稣和这个女人。这个时候耶稣说了第二句:   “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解读这两句来自耶稣基督的话,能够让我们看到最悠久的道德秩序。   第一秩序,是在提醒我们,一名行奸淫的妇人,她的错误,是一个道德错误。而所有的道德错误,仅仅和私人的内心秩序有关,并不涉及到公共秩序和社会群体行为。事实上,只有将道德命题锁定在私人场域,道德才具有道德的意义,一旦道德越过私人的范围,就成了打手,成了工具,成了借口。   第二秩序,当一群自以为正义的人们用一种大众的,群体的,社会的方式来审判一个私人性质的道德问题,必然会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所有的暴力杀戮,都是从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地开始的。   第三秩序,所有的道德问题,首先是对自己的追问和怀疑,而不是对他人的审判。所有的私人性质的道德追问,都是一种底线追问,而不是一种崇高的乌托邦臆想。也就是说,私人性的道德追问,是让一个人不至于太坏,而不是最好。这再一次强调了道德的私人性。在这里,耶稣基督以坚定的口吻对众人说出了一个伟大的秩序,事关道德,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你的权力只限于审判自己,你没有权力审判他人。   第四秩序, 将所有的道德命题锁定在私人领域,是为了坚守住一个更为伟大的真理,这就是每个人的内心的自由选择。 关于自由选择,这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第一道方法论。面对一颗分别善恶的苹果,人的选择是自由的,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上帝不会剥夺人的选择的自由,但是会指出人在自由选择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上帝所造的人,从来不是工具,不是木偶,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着自由意志、有着充分想象力的人。人的自由与生俱来,不可剥夺,因为这是上帝的美意,是超验的生命的存在。而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自律的秩序,当一个人能够自己管住自己,这意味着,你自由了。   第五秩序,普遍来看,犹太人是具有忏悔能力的人,当他们听见耶稣的训导,他们放弃了野蛮的暴力道德审判。这构成了犹太人伟大的历史传统和集体精神。而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注定是僵死的,是行尸走肉。   第六秩序,神爱世人,耶稣基督不审判人的道德之恶,耶稣的方法,在道德的层面,是赦免,宽容和救赎。也就是说,宽容与赦免,是最伟大的道德谱系。   第七秩序,耶稣基督的宽容和爱,从来都是针对个体的生命,他没有广场叙事和宏大叙事。所以,耶稣基督对有道德错误的女人的训导,是发生在众人都离开之后。天地之间,只剩下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和一个有道德错误的女人。他们之间的对话,是私人性质,是发生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伟大的共鸣。   第八秩序, 所有的法律,都低于爱。一部不以爱为最高价值观的法律,一定是一部不健全的法律,甚至是一部恶法,因为这样的法律,没有爱,它惟一的目的,是要借助法律的名义,用暴力毁灭个体,毁灭生命。   当我们如此细密地解读耶稣基督的格言之后,我们把分析的重心放在薛蛮子身上,所有的常识会清晰地来到我们面前。   常识之一:薛蛮子肯定有错误,但这仅仅是私人范围之内的道德错误,与致力于公共秩序建设的法律无关。   常识之二,如果法律一定要以法律的名义攻击并审判薛蛮子,那一定是法律在僭越私人场域,这个时候,该被审判的就不是薛蛮子,而是法律。法律在这里成了打手,成了某些人某些组织的工具,成了借口。   常识之三,没有人有资格审判薛蛮子的私人道德,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大恶,每个人都是幽暗。薛蛮子今天的恶,是奸淫,而那些理直气壮攻击他的人,今天的恶是谎言,无知,粗鄙,骄傲,是内心的不宽容。这个世界上一个好人都没有,所有人都有罪,趁着呼吸还在,直面自己内心的恶,这才是你毕生的功课。   常识之四,只有能够管住自己的人,才能得到自由。薛蛮子管不住自己的身体,那些攻击薛蛮子的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管不住自己的仇恨和无知。你们都不是自由的人,在这个糟糕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常识之五,中国人一直没有学会忏悔。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会忏悔。   常识之六,面对他人的私德,你除了同情和宽容,不能做一些别的什么。如果你一定要参与到他们的私德建设之中,你只有一个选择,为他祷告。   常识之七,所有的道德建设,都发生在一个人的个体范围之内。真正的个体价值,正是从道德建设开始的。必须守住这一点,如果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不尊重个体精神,这意味着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在整体的意义上已经道德沦丧了。中国今天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正是从个体的内心层面开始的,每个人都背负着道德毁灭的罪恶之名,没有人置身事外。那些高举伪善的旗帜,对着别人的道德命题破口大骂的人和组织,才是这个时代的刽子手。他们试图用私德之丑遮蔽公共之恶。制度的败坏竟然需要靠私人的恶来映衬,这是最恶的制度,最懒惰的制度,不思进取的制度。   常识之八,当私德之丑和公共之恶联合起来,就是典型的败坏,是索多玛城再现。如果薛蛮子的私德之丑依靠的是公共权力,那么他必须接受审判,审判的理由依然不是私德,而是公权力的败坏。上海法官群体性召妓事件,该审判的不是私德,而是他们对公权力的滥用。   常识之九,法律不是僵化的条款,而是法律背后伟大的精神,所谓法的精神,不是指人们用法律的名义杀人,而是通过法律的设定,实现对人的生命的拯救。所以,任何一部法律,必须以对人的绝对尊重为最高原则,所有不尊重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的法律,肯定是恶法。卖淫嫖娼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原罪之一,这是一个道德的命题,轮不到法律和公权力在这个领域口诛笔伐。这是一个应该提倡合法化、管理规范化的领域,如果某些人一定要借用法律的名义,那只能说明,第一,这个制度伪善,第二,有人在寻租,第三,还有比卖淫嫖娼更大的恶隐藏在后面,他们无脸见人,只能撒谎,只能寻找一块遮羞布,而薛蛮子召妓,看上去如此丑陋,的确能让某些人某些组织把自己的羞处遮住那么一点点。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3-08-25 | 责任编辑:凌绝岭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3/0828/article_90811.html

云之 |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转)

转按:当“土改”“公私合营”的毒害还没肃清、其导致的恐惧还没消除,对于权利和自由,还是有许多误读(如以为权利就是特权、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缺乏权利意识、没有自由界限的人一有机会就要挤压侵占他人的空间,这简直是一种精神胜利,哪里会觉得没有教养和素质。当然,在“学而优则仕”或“作而优则仕”仍然是主流传统的国度,读书仍然是成为“人上人”的途径而与对真善美(刚刚听老同学说,这三个字因为被XX功常用已经成为敏感词)的追求无关,由此也可以理解国人特有的层级观念。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 Posted on July 17, 2013 by Jun Gu     今晚与好友出去小聚,顺便闲聊,边聊到了一些有关体制的话题。同时联想到昨日发生在湖南的曾成杰事件以及数月前贵阳的黎庆洪打黑,外加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刘志军案件,我发现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到底是如何的?与之前的 关于读博之困 的讨论类似,这个话题注定会充满争议。同时,这个话题非常复杂,属于社会学范畴。所以,我只是就个人理解谈点看法,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对于初到中国的外国友人而言,有一点他们是看不懂的。那就是,传统媒体的论调和网上的差异巨大。新闻联播的题材永远是祖国大步前进,红色江山一片大好。以至于曾有戏言,说某外国友人在观看一周新闻联播后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申办中国护照。然而,当我们转向普通BBS,微信和微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第三次工农革命就要开始了。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虽知道社会的险恶,由于只看官媒,却不知政府嘴脸。或许有人会说,在欧美也是一样,因为BBS上可以看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是报纸上没有。但是你有见过那种完全有悖于民调的新闻报告吗?     记得刚来英国时候,我曾看不懂报纸,以至于这后来也成了我的一道招牌菜。每当有好友来问我如何了解英国社会,我都会建议他买当日《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邮报》和以清凉女子为卖点的《太阳报》各一份。曾记得我当年来英国之时,英国政府正开始经济衰退,保守党上台开始大力削减政府开支。于是泰晤士报开始表示,此等行为能够进一步压缩政府的开支,进而好钢可以用在刀刃上。而独立报却开始开喷,说此等决定如何2B,因为这涉嫌歧视。毕竟公共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照顾英国社会的低保户和弱势群体。我当时看到这两份报纸就晕了。我该信谁?对于一个习惯了一切通稿的读报者,这种”一事各表“的做法我是真难以理解。     随着英文的进步,我终于在可以”懒的查字典“(看清楚,不是不用查,是懒)的情况下大概看懂Economist,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懂BBC的电视节目,也终于了解了一些英国人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理解对我是有莫大好处的。首先,我毕竟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度,不了解周围人的想法显然是不行的。尽管英国人,尤其是学校里,大多对于异族文化比较宽容。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了解这个”异“,对于我等,显然意义深远;而另一点,则是与我工作有关。因为专业原因,我们需要讲故事,而大多数的故事,都需要用英文的逻辑讲出来。能够从文化上去理解,哪怕是初步的,对于提升写作也是大有帮助的。     而渐渐地,我也会不知不觉使用这种逻辑来分析思考我周围的事情,我所熟悉的国度以及我过去所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我一好友称这种过程为”西化“。而在我看来,这种过程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习惯。曾记得两年前应党论的邀请去中大访问,席间一位老师很不友好地问道:“我的学生英文不比你差,为何拿不到Offer,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当时我并未想多,同时也顾及党论的面子,便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但是现在想来,问题恐怕在于,我们认为优秀的学生并未一定是国外教授认可的优秀。更重要的是,从这位老师的逻辑可以看出,他的学生恐怕会比较恃才傲物而未必懂得如何去尊重所有人。如果以我现在来评判,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代表着一种中国式的逻辑。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谈到了国人的阶层思想。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是常见的。如我之前提到那位老师可能就从心眼里没看得起我。至于理由?很简单,毕竟他的学生师出名门,而我只是个野路子。曾记得我上专科之时,系里的本科生和老师皆看不起我们,监考时候直言“本科生不要帮助专科生”;在转本后,直接读本的看不起转本学生,甚至于曾发生调课通知不通知我们班的事情;而读研以后,老师又会看不起外校的学生云云。以至于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来了英国才知道被尊重的感觉如此好!     而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看不起?因为这种事情社会上更多。赚钱多的看不起赚钱少的;开宝马的看不起开桑塔纳的;开桑坦纳的看不起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看不起跑路的。同样的,住在城里拿着2000一个月的看不起农村的生意人;娶不着老婆的城里屌丝还看不起来自农村的外地媳妇;自己不学无术看不懂人家的风俗习惯直接评价别人的制度落后,却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昔日的同学在当上了一个小职位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并无视曾经上下铺的兄弟;有钱的看不起家里的保姆和餐馆的服务员,却不曾记得自己的父辈可能还不如他们。于是乎,我们赵大叔的《卖拐》走红全国却在美国差点被人告上法庭;周立波同学的“笑侃”也差点引起“中国南北战争”。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看不起的自负心理其实是来自于某种不自信,或者对周围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自保策略。而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一般发生在供求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这种供求关系包括经济地位,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产品消费,教育资源等方方面面。这种资源的稀缺和分配机制不公,最终映射到了人和人之间的阶层差异。比如很多幼儿园和小学优先照顾公务员子女;北京四环内的经济适用房给公务员特供;普通病人轮不到病房和病床安排,但是医院却斥资大力修建高干病房;年轻的科研人员拿不到科研经费和足够的生活必须工资,而不学无术的教授却可以拿着科研经费到处游山玩水。于是,地位不平等带来的物质条件差异,也促进了这种相互歧视的发生。     然而,这并不正常。因为其实按照我们以前政治课所学,这部分超额收益来自于所谓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显然,我对于政治经济学这套学说从来只当笑话看。然而,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它在满足了一小部分群体的同时,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这显然有悖于福利经济学。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政府应该通过行政干预,让社会的大多数人甚至于所有的成员的生活标准和质量都得到提高。而这恰恰就是英国社会税收制度和政府运作的最基本套路。在英国,如果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政府会买掉大部分的单。但是如果需要更好的服务,比如私人医生,有机食物,价格就会高的吓人。当然,这些显然离不开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支持。     而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教育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国人的心理到达今天的状态则基本都出在了教育上。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无论是什么学历毕业,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骂”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被教会如何尊重人,更没有学会如何思考和感恩。当然,也没有教会一个孩子正确的思考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讲理。嗓门大,脖子粗就是道理。我曾在深圳火车站看到,一个人拿了三张身份证要买9张火车票。在遭到拒绝后,他拒绝离开,大喊大叫,保安过来劝阻无效。最后还是卖给了他。其实如果在英国,这个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美妙。因为客服可能会报警。而同样,其实这种态度在英国很容易被服务员怠慢,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素质。     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当你遇到不公时,应该如何表达?由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听话,要服从。一个想法太多的孩子永远不会得到领导和老师的关照。久而久之,在寻租理论的作用下,我们可能开始习惯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更不会懂得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于是我们开始怨天怨地怨出身。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周围的亲戚和朋友大多非社会精英,于是这类抱怨听得就非常多。当然,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这种事儿就更多了。当然,有时候我会尝试告诉他们,这是制度问题。他们的答案则千篇一律,我不能改变这个政府,我只能怨我自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道德底线,社会还会是现在这样么?     于是我们看到,在房屋限购令出台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去离婚;当石油要涨价的时候,的哥的姐们排着队去加油;当奶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排着队从香港去买奶粉;当香港奶粉开始禁售的时候,我们开始大骂香港人。其实假离婚也好,排队去香港生宝宝也好,排队加油也罢,在西方有个专门术语叫Regulatory Arbitrage。但是却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渠道去表明制度的不合理。在一个新闻需要审查,网站需要监督的国度。此种寻租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在政策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们便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他们边骂政府不给力,边瞅准机会进去捞一把。     从辜鸿铭先生一百年前讨论的中国人精神,到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再到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尽管核心类似,但是基础却在变化。尽管我们依然没有丢掉看到洋人时候的自卑感,但是在对待自己人的心态上,却已经没有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谦和。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滥用,教育的失误已经造成了一辈不会思考却只会投机取巧谋小利的民族。充斥社会的种种鄙视,我们或许理解为社会阶层的不同,或者是素养不够。但是,他们真的是如此简单么?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想撤销中国大学的文科,其用意或许也有此? http://blog.gujun-sky.com/2013/07/revisiting-chinese-characteristics-good-or-bad/

云之 | 小三反腐也涉公权介入私域(ZT)

    在一个舆论和传媒被管制之处,网络反腐无疑是无奈之举,也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看着小三反腐前浪推后浪之层出不穷,有时总觉得恶心,感觉很不对头。日本早有少女援交在先(也发生于普通人之间,不像中国几乎成为官员专办),双方也算有情有义,而中国这撕破脸皮的架势,分明充斥着报复仇恨再成为多数狂欢......     1510部落虽然是小众网络,可能因为不允许不登录评论,部分文章之后的讨论经常挺有料。一篇关于涉外婚姻的文章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9199 ,引起关于近来发生的妙龄电视主播纪英男自曝被官员包养事件(继博士后常艳公开与高官衣俊卿情事又一轰动事件)的讨论,部分评论令我发生很大共鸣,收藏于此:   baifute:纪英男那个事,观者一不小心就会跌入极权主义迷思,无所着落,因为,极权与父权几乎就是孪生兄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心理学角度,权力究竟什么特质?借用一个经济学术语,就是“共有信念”。翻遍所有鸿篇巨制也许找不到我这种定义,但与之相似的有尼采与福柯的“权力意志”一说可以成为这种定义的注脚。无独有偶,这两个对权力持相似感受的哲学大师后来都几近精神崩溃,个中滋味令人哀婉(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以我看来,权力既来自于共有信念,又是共有信念本身。权力可以获得金钱,金钱可以兑换权力,这本身就构成了活生生的共有权力信念。18妙龄女的纪英男(看名字,可能是独生女,潜意识里的恋父情结多少是一点的)去跟一个几近60的染发翁洽配,在道德上无可争议,在私域里的动机更是不可测度。什么是动机不可测度?私域里一切想象、情感、性爱、交流动机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     因此,试图通过表面化的是非与伦理蠡测研判动机若何的想法都显得不可思议。这种两性里面的思想动机盘根错节以致复杂得令人无法想象。正因真相难寻,它们常常弥散在小说与诗文之中,令人愁肠百结,这也许正是小说与诗情得以张杨的真实原因,同时也是海德格尔一边纵谈理性哲学一边沉迷飘渺诗思的困局所在,更是弗洛伊徳一边构筑理性精神分析学说一边不失时机与其女性患者保持暧昧关系的不伦由来。总而言之很难说清。     既然这么不易说清,人们容易将谈论建立在“口述”、“联想”、“泄密”以及“自以为是”的理由之上。其实不定靠谱。这是因为有一样东西无法绕道而行,那就是“共有信念”。共有信念是人们藉以生存的一个基础。这种共有信念性的权力存在于我们每一分子的思维类型之中,表现为人情、世俗、道德、伦理、制度、舆论、文化以及国家、军队、警察、枪炮与脚镣手铐所焕发出来的力量,且为权力忠贞不二的理性工具,制约着人们的思考与行为。     纪英男与染发翁一旦结成关系,便不若而同地接受人情、世俗、道德、伦理、制度、舆论、文化的检验,除此而外,还要受到国家、军队、警察、枪炮与脚镣手铐的潜在威慑。说到底,他们是在接受一种共有信念的提倡、说服与制约。这种共有信念却是通往极权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并干预着人们的私域活动。私域的不可侵犯性并不以私域活动的检举与告发而得以消弭。纪英男正是对私域活动一不满意就进行检举揭发的告密者。     她的告发看似依托公域,实际直指公权,是向公权告发她与染发男的私域活动。虽然我们无法证实私域真相,但并不表示私域没有缔约存在,私域的隐蔽性在于私域活动对象的相互认同与许可。我们不要着眼于弄清楚私域活动的真实情况若何,并判定是否有违共有信念,而要真切认识这种“着眼”的“共有信念”正是伤害我们私域的极权思想,企图将不可窥探的私域呈现在不可抗拒的理性工具之下,接受权力审查。     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起初并不乐意将她与克林顿的隐私向公众检举,正是在另一对克林顿极为不满人士的竭力怂恿与利益启发的冲动之下才将她们的隐私向公众告发。那一条显示物证的裙子或许表明莱温斯基早有企图,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私权不可侵犯性的训育,让她很长一段时间保持沉默,不肯出卖她与克林顿两情相愿的私域情状,最终在旁人怂恿与利益驱使下,她还是跨越一度挣扎与恪守的私域底线,成为了一个可耻的告密者。     言由及此,我想说的是,不要轻易对私域活动枉费心机,极尽道德臆想与是非公断之能事,这对我们告别极权思维与统治,其意义十分不可低估。也就是说,纪英男的检举与告发不仅不值得提倡,反而要切切警惕其背后“共有信念”的魔掌正伸向我们每一分子的私域,使人性之复杂性暴晒在公众猎奇与狂欢的视野之下,这对我们正常伦理的冲击与伤害将是毁灭性的。   吕嘉健:共有信念的心理学术语或许用荣格的精神分析学之“集体无意识”、“原型”来表述会更深刻一些。权力意识是所有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有权力者以权力攫取利益和横行无忌,无权力者则依附权势,于是整个社会建立在权力意志结构之上,权力至上与势利成为集体无意识最根砥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从远古时候的民族精神发展而来的,是为原型。     纪英男之令人憎恶在于:她首鼠两端的作为都是借用权力来表达其个人的卑污利益与心理性格,当范悦给予她性与金钱甚至权力的荣耀享受时,她很悦纳enjoyed,一旦发现不能满足自己独享占有的时候,便不惜动用权力机制欲将对方置之死地。无论怎样,她都是非常善于利用权力的女杀手。她的贪得无厌和女人的狠辣,始终反映出极权主义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精神结构。     我特别赞赏你所指出的中国人习惯于将私域的权利事情运用公权势力来解决的卑鄙方式,根子里还是极权主义原型心理的指引,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结构来看,我们是习惯于最后由权力仲裁一切的,在中国人的心里,没有个人主义私域和自由、独立这一套,只有利益、私利、个人仇恨、自大和权势这些,所以鱼死网破,就为了争一口气,并无尊严和自我反省那样的正义与否之检讨,最后便无耻无赖,彻底赤裸裸暴露自己的最丑陋面,却丝毫不觉得自己带着极大的罪责去谴责自己的敌人,也不怕把自己的内裤向公众展示。     我从心底里憎恶将私域事情公开化以享公众偷窥心理之作为,又憎恶告密者。今天中国竟然盛行“小三反腐”这样公然被肯定的背叛情节,说明这个民族彻底堕落到何等地步。本来这些小三就是腐败的参与者,后来分赃不均或者感到被遗弃,便利用权力去报复,所以小三的首鼠两端本身就是污染民族性格精神的标本,可惜大家都津津乐道这样的故事。中国人之不能独立承担自己的得失罪错以及恩怨情仇,最后都要借助多数暴力和公权专制方式来达到泄私愤的目的,还是不惜将自己的内裤给下作的大众欣赏。于是国家主义便更有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魔掌伸向我们的个人领域。     baifute君总是有深度思考和视野广泛的文化批判,敬佩不已! ---     的确,像常和纪之向媒体和公众公布自己的私域故事,是她们的权利,对于“公布”这一行为而言,不值得用法律和道德去审查。但是常与纪的动机却是泄愤、借助舆论势力和公权力来达到报复的目的,并不是自己承担私域事件的后果,并且并没有反思自己当初依附权势的罪错、没有反思自己从中曾经获得的巨大的利益和权力优势,更没有反思自己和贪官们共谋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伤害,也没有反思自己这样公布这些丑陋的故事,对全民心理的污染。——特别要注意:常艳和纪英男所依附的对象是公权力的代表人物,是权势,而非普通人。公权力人物属于公众人物。常与纪的故事不是一般的情欲恩怨故事。     baifute君特别指出的是:将私域事情公开借助公权势力来干预,即属于权力侵入个人范围的权力主义集体无意识作为,鼓励了权力干预私人的制度和文化习惯。中国人习惯于将私域的权利事情运用公权势力来解决的卑鄙方式,根子里还是极权主义原型心理的指引......我以为,个人应当自己承担自己故事的责任,当初纪英男、常艳与范悦、衣俊卿缠绵时,不是不知道自己献身的代价的,纪英男每天一万元表示什么?3000万的交付意味着什么?     我更尊重对自我负责的作为,不要借助公众的舆论形成的多数暴力和公权力的力量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虽然公布是她们的权利。中国人更需要学会独立和自由,自己对自己负责。重复说:何况你不是不知道自己曾经是巨大的获利者。没有尊严可言。     ---     不是好女人(或好男人)并非她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坏事,但是就事论事而言,如果这件事带有附加的卑鄙背景和负面的引导性,则这件事在文化学和道德意义上,是值得质疑的。     纪英男的公布和常艳的公布,是这个时代很典型的借助舆论制造多数暴力(社会舆论对政治的压力对个人的道德制裁)之惯用手段。你认为舆论的破坏力是很微弱的,大约需要三思这个结论。大约你知道雷政富63个小时倒台就在于12秒视频的公布,你知道当今人肉搜索对于个人私域权利的严重侵害和对个人精神压迫之巨大,你知道为什么政府非常在意严厉封锁各地事件信息公开化,甚至对发布某些信息的人士冠以破坏社会稳定罪。等等。     告密,不为社会所齿,是因为告密者的动机之卑鄙,他/她原来也是罪行的参与者,只是为了自保,才不惜出卖同伙,而豁免了自己的罪错。举报和告密是两回事,举报是旁观者的举报,告密是同案犯的出卖。——当然我们是在道德上说事,在法理上告密者无罪。她们不应该喊疼,因为她们是曾经的既得利益者。首鼠两端者向来被视为小人。     纪英男和常艳代表了中国人一向习惯于不能自己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借助公权力泄私愤打击他人的文化性格。自己不能对自己做过的事情独立负责,却要借刀杀人,反倒显得自己是正义的,是受害者。难道她们不承认自己是进行性贿赂吗?是否重婚,最好的办法是寻求法律手段解决,为什么这些女人要借助向舆论公布这样的方式呢?难道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值得人们深思么?     反复申明:纪英男和常艳公布这些事情是正当权利,山西师大刁难常艳也是非常错误且违法的,但是在文化学和道德的角度上,她们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从这类事件的负面引导作用来看,她们的确是有意引导公权力介入私域。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的公权力一定要向社会舆论交代。   云之:上升到国民性或许有点过火,美剧『傲骨贤妻』中和检察长上床的妓女也有同样作为,但看看我们这些当事人的身份﹣博士后、主播......这个国家的许多富贵人真是无品无格,人品在妓女之下,后者卖身还不一定会出卖灵魂。

云之 | 自我价值和人的边界

自我价值是人生观之基础,一个缺乏自我价值的人 , 很难建立适当的人生观。 自我价值包含自信、自爱和自尊,这也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表现或结果。正常成长的人,进入青春期,已经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开始身份认同或产生身份困惑。身分认同,即对“我是谁”的认知,直接影响人的自我价值。 身分认同,也是独立意识,即开始明确,我是一个不同于他人的独立个体——自我意识。一个自我的存在,首先需要空间,即个体与外界之间的界限,也是人的心理空间——“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的权利”、“哪些事是我应该负责的”。 许多人不自信,是因为没有建立自我意识,或者说他们的“自我意识”缺乏边界,比如,将别人的事老天的事都当成自己的,就很容易产生很大的无力感,而那些将他人所有当成自己的甚至贪天功为己有的人,虽然看上去自我膨胀,但其实自我意识严重扭曲,内心往往空虚脆弱。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并不鼓励独立意识,因为个体独立会威胁集体的权威,造成管制困难。浸淫这种文化的人,可能终生都缺乏自我意识。不要以为自我中心是自我意识强的表现,自我中心,恰恰是缺乏边界造成的自我意识扭曲。这里所说的“自我中心”,并不是人的言行以自己为出发点——这可能不过是自利(自利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人类繁衍、发展、强大的重要动力),而是人以自己为集体或世界的中心,看不到利他与利己的关联性。 由于许多父母缺乏自我意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往往不可能帮助孩子建立边界,相反,他们往往严重地超越界限并践踏孩子的自我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当孩子是私有财产,“我的一切将来都是你的”,“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因此孩子必须放弃自我听从父母的安排,而避免令父母伤心难过乃至雷霆大怒,或者越俎代庖什么都帮孩子做而把孩子变得低能。中国人常说,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我想说,也没有不爱父母的孩子,孩子甚至愿意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这样比爱的话。不得不说,这其实是“爱”的误区。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我完全接受你本来的样子,你本来的样子对我来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存了改造的心,那就不是爱,而是自私——在爱的对象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 一个人,如果无法维持自我的存在,就谈不上自信、自爱与自尊。现在许多孩子,不知道自己想考什么学校,也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一切听从父母的安排。这是由于没有自我边界和自我意识因此也没有自信的典型表现。“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没有未来意识、没有责任感、背离现实而沉迷娱乐,是非常可怜可悲的。”( P109 ) 一个不自信的人,就很难接受自己和肯定自己(虽然看上去很接受和肯定自己那些错误的行为);而一个不接受自己的人,一定不自爱(虽然可能极为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人看上去 ego 很强大,但这是意识部分,潜意识中一定是自我否定的);不自爱的人,也不会懂得爱人(虽然可能看上去很热心,甚至很喜欢对他人指手画脚提出建议和意见)。一个缺乏边界意识的人,常常越界侵犯他人的心理边界,不仅不自尊,也不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 综上可见,形成边界是建立自我价值的前提。在一个边界不清的国度,因自我价值不足而导致畸形人生观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在微博上关注了“第八大洲”连岳,因此经常看他的情感专栏,从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被家庭情感关系困扰而来信求助的读者都涉及缺乏边界,试举几例。 一个自称学业优秀的女研究生来信称,以优异成绩考取研究生,被导师偏爱赏识,也一直受到导师的性骚扰,虽然她一直拒绝并回避,但面临毕业,导师承诺送其留学,显然其他同学也加入无序竞争,这个女生开始担心一直不让导师得逞可能耽误前程。——这个女生虽然学业优秀,但显然自我价值不足,因此她已经开始动摇并考虑为了某种便利而放弃自爱和自尊。如果是一个对学业没兴趣混文凭以此换取好生活的人(本来就没有自我价值),如此选择我也无话可说,符合一贯的价值观。可一个学业优秀的学生,为何没有自信靠自己的努力和成绩争取自己的人生?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虽然她学业优秀但还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自我价值不足的人必须与他人比较才能感觉有价值),而不相信自己有能力过好自己的人生,甚至也无法衡量出“自尊自爱”与导师的“帮忙和不捣乱”之间孰轻孰重。这个人渣导师就更不用说了,空有知识和人的外形却完全没有自我价值(要搞女人有太多途径,为何向学生下手?可以想见多么不自尊)。 还有个妻子抱怨丈夫只会赚钱,却不肯读书,格调不够高雅。——许多人结了婚就觉得两人合为一体了,对方不仅欣赏还必须努力提升自己达到自己要求的水准。如前所说,不接纳对方的本来面目而试图改造,这不是爱,而是满足私欲,即使名义挺好听。很重要的,忽视了夫妻也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不应侵犯彼此的边界。 另有一个女生大学毕业还没结婚,但不愿回家,母亲总强逼其干农活,而且总是诸多抱怨。很多人会说,帮家里干活不是应该的吗?这就忽视了孩子的独立人格和边界,正如父母没有义务继续供养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的孩子,父母也没有权利要求已经生活独立的子女以何种方式表达孝心。这种缺乏边界的家庭关系往往将父母子女之间的天然亲情演化成专制奴役,由此结仇也就不足为怪。 重建自我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受自己、肯定自己。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并肯定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言行,而是要分清世上有三种事:自己的事,他人的事和上天的事;做好自己的事,别管他人的事(除非他人寻求帮助而自己有力所能及),接受上天的决定。显然,还是要建立边界。只有建立了适当的边界,建立起独立人格,才会具有明确而诚实的价值观,懂得如何自爱自尊,从而做到言行一致、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否则很容易形成外表是教授内里是野兽的分裂人格。   参阅:世界图书出版社 李中莹 简快身心积极疗法(上)第三章 4.2 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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