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国格

云之 | 巫宁坤:燕京末日

转按: 一代知识分子的顺从迎合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如果他们集体抗争,或者仅仅是如陈寅恪和钱钟书夫妇等保持独立人格的学人那样保持沉默,结局一定是不同的。看这段叙述,让我想起传说中的“吃猴脑”,据说是让笼中的猴子帮忙捉那只被选中的猴子给屠宰者,屡试不爽...     据说本月26日有官方和民间大庆,仅以此文提醒罹患健忘症的人们,历史还会重演!   燕京末日     作者:巫宁坤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 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 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 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 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 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 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 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 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 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 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 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 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 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 了。据说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 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 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 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 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 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 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 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 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 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 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 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 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 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 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 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 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 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 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 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 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 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 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 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 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 导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 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 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 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 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 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 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 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 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 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 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 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 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 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 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 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 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 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 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 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 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 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 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 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 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 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 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 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 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 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 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 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 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 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 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 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 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 定可以回忆你出国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 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 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 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 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 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 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 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 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 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 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 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 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 是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 「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 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 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 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 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 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 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 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 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 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 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 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 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转自泡网俱乐部 http://yydg.paowang.net/2013-11-14/10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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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读书应知耻

#读书应知耻#昨天读到两则故事,一是一家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16岁继女披麻戴孝,因为故去的少女独自担负卧床的继父和四个读书的继兄。即使少女坚持,这四兄弟也够无耻的。难怪继母逃离这个家庭,毕竟有阅历,了解这无言悲惨的结局。另一则是行动不便的病母为了儿子读高中,乞讨为儿子支付学费,并在儿子毕业典礼上出现由校长介绍事迹。如果我是那个儿子,我会当场羞愧得无地自容;如果这个儿子只有感动,我们对他的人品不能高估。中国太多父母让孩子以为只因为孩子“优秀”(其实往往不过是读书成绩好)就有权让他人无条件付出。虽然不读书不一定不知耻,读书却不应导致无耻。如连岳所说,自己养活自己,这是起码的尊严,而不是读了博士出来找不到工作,要求政府解决以让读书人有尊严。尊严自有,无须他赋... 16岁的小姑娘托起一个完整的家! 2013-10-08 分享宝库 【厚道人生】金钱买不到的三袋米。看的我哭了! 2013-08-29 厚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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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武志红谈李某某:是无助让他们为所欲为………

原文地址: 武志红谈李某某:是无助让他们为所欲为……… 作者: 黄佟佟     李某某涉嫌奸一案轰动全国,伴随着案件的审理,许多人物浮出水面站到了我们面前,李拥有中国第一流的教育背景,也有着一对闪闪发光的父母,为什么会成为今时今日这样的一个人?而他的父亲和母亲在他的成长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由此照见的富二代名二代们在社会转型期有怎样特别的心理特征?而网络上群情激愤的民粹式的道德审判又代表了何种强大而神秘的社会心理,时代周报特别邀请国内专门研究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的知名心理专家武志红对分析这其中的幽微奥妙之处。       嘉宾:武志红(中国著名心理学家,他1992年入读北京大学心理系本科,1996年入读 北京大学心理系研究生,曾为知名报社国际版心理版编辑,现主持广州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著有《活出你的小宇宙》、《解读“疯狂”》、《为何家会伤人》、《七个心理寓言》《心灵的七种兵器》、《为何越爱越孤独》、《梦知道答案》、《解读绝望》、《身体知道答案》                 黄:武老师,李某某屡屡犯案,在殴打案之后又出现在轮奸案之中,就您个人的观察,你觉得李天一是一个什么心理特征的孩子?     武志红:我看过关于他的报道,我觉得的核心点在于李某某在他的少年时代的现实生活中是非常失败的,他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显赫的家庭,可能人人都顺着他,夸赞着他,他母亲让他奔波在各种学习班,那些成绩曾经让他觉得自己是特别优秀的,他的字写得好,冰球打得好,很小的年级就开演唱会,可能他想不到这些都是他有一个那样资源丰富的家庭提供的便利,他反而认为是他的努力,但是当他真正接触到社会,接触到学校,他就发现自己并不那么优秀,并不那么优秀会让他心里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失败,而他又不能够面对这种失败的感觉,他应该对那个失败的感觉相当于巨大的无助,你知道人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无助会让人觉得一动都不能动。他讨厌这种无助的感觉,所以他抗争的方式就是为所欲为。       黄:这个跟他母亲有很大的关系,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小城里的女孩子,很漂亮,20岁就跑到北京来北漂,在很多表现李天一童年生活的视频里,在他们朋友的眼里,李家三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爸爸闪闪发光,妈妈闪闪发光,生了一个儿子也发光,所以李是在他妈妈强势的引导下开始了他的童年,你可以想象他的童年是多少忙,忙着各种训练班,其实实事求是地说,李确实还算一个优秀的孩子,他12岁时写的字真的非常好。     武志红:但他一到初中就受挫了吧,因为这种受挫,他的家庭又利用自身的条件,把他送到了美国最好的贵族中学,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他就更受挫了,他的冰球在中国算打得好的,但到了美国,美国孩子牛高马大,他跟本就拼不过,他的受挫感就更严重了,李天一是完全承受不了失败的受挫的感觉的一个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跟他自身的际遇有关,也跟他的母亲有关,我曾经看过他们一家三口的视频,梦鸽作为妈妈,在外人看起来这么骄纵这个孩子,但是实际上从我们心理学上来看,她可能是一个没有情感能力的母亲。       黄:您是说梦鸽没有情感能力?     武志红:对。那个节目的时候她始终像一个将军一样,一动都不动保持那个姿势,到主持人问问题的时候她身体非常僵硬,鲁豫问问题时她的眼光一直都在看着观众,而这次在审判外她接受媒体采访时,你又会发现,她的目光是很奇怪的,他的目光不看镜头,而是望着空中,也就是说,她根本是不想和人交流的,她是在演戏,当然她本身是个演员,歌唱演员,这也无可厚非,但她那种演戏的感觉已经深入骨髓了。这样的妈妈可以想像真的是没有什么情感能力的,我们讲的人的无助都是来源于妈妈能不能和孩子构建情感,如果不能构建的话,这个孩子终身都会很无助。我是个旁观者,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观感,我是这样推理的,她看起来让孩子为所欲为,实际上是因为她没有情感能力,让孩子掉到一种很无助的境遇里面。       黄:但是她又是很严厉的,李双江曾说过在他们家是梦鸽说了算,梦鸽是常有理,梦鸽主导他们家所有的一切。     武志红: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梦鸽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只有非常脆弱的人才会要求为所欲为,比如在这个家里为所欲为的母亲常常是最脆弱的那一个人。       黄: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种失败的教育来自一种怎样的心理机制,您看,其实李某某做为富二代他有很优秀的一面,他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他班上的同学也说他挺乐于助人,但另外一方面,他又那么容易暴怒,和陌生人起冲突,又这样放纵,这说明富二代、名二代有什么共同的心理特征?     武志红:可能在中国大家都是这样的,大家无形中都在追求权力,都在追求这种感觉,这种我可以为所欲为,想怎么做都行的感觉。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中国的潜规则,谁有权力谁就可以为所欲为,但其实这个为所欲为的感觉是他们内心很无助的反应,你看薄熙来和王立军,两个人都脆弱得不行,薄熙来就因为觉得王立军背叛了他,所以冲上去打了王立军一个耳光,而就因为这一个耳光,王立军立马觉得自己要完蛋了,所以才会有后来反生的这些事。他们是都在追求一种我可以掌控一切的感觉,这个世界可以完全被我掌握,我想怎样就怎样,但你又知道,这实际上不可能的,人是受制于自然,受制于环境的。他们本身是很优秀的,很成功的,薄熙来也好、李天一也好,都是如此的帅气、能干、多才多艺,但是实际上在情感上他们是如此无助,因为他们没有完整的感情世界,没有最亲近的人构建起良好的感情关系,所以他们时常感觉无助,这种无助就导致了他们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径。       黄:但是有权力的人不就是想要为所欲为么?     武志红:对。实际上每个大权在握的人都在追求为所欲为。但还是边界的,你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皇帝李世民,他就可以接受魏征骂他,他会反省,他可以同人平等地交流,你可以看到李世民的情感能力是很好的,所以他不会时刻处在一种无助中,时刻去追求什么事都他说了算。       黄:只有没有情感能力的人才会刻意的追求什么事都我说了算。 比如说李天一在生活里是个友善的人,但一到陌生的环境,他就变得脾气很暴躁,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断地冲撞学校和社会的底线。     武志红:暴躁是这么回事,暴躁就是人不能面对失败,当他面对任何一种小事如果不顺心他都会产生异乎常人的无助感,这个无助感很可怕,他不想在无助里呆着,于是他变成了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暴怒,暴怒的时候意味着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杀了你,那个摔孩子的人也是这样,其实暴怒的人是最无助的人,简单地说易怒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太脆弱了。       黄:在这个事件里面,父亲李双江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李双江是著名的孝子,他对他妈妈孝顺得无与伦比,背着他妈妈去游北京,27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离了婚跟他妈妈住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在他的第二场婚姻里,他比较回避,他说我们不要得罪儿子,他在这当中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武志红:中国人都提倡孝顺,很多天才思想家什么的,五六岁的时候都悟到孝顺自己的父母,实际只是孝顺妈妈,因为妈妈在早期的亲子关系中付出最多,最后这是就变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个真谛,这个孝顺是在干嘛呢?人最初的无助是在他和妈妈的关系里形成的,孝子的情感最大的一部分取决于妈妈如何对他。当这个人情感上有很大的欠缺,他就会变成一个偏执的孝顺狂,真正和妈妈关系比较好的人都是比较自由的,不会弄成这种极端的孝顺。 黄:在这场审判中,我们发现很多针对梦鸽或者李天一的批判,完全是一面倒,您觉得群众的这种愤怒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反映了群众一种什么社会心理?     武志红: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之所以无助,就是因为别人为所欲为,所以这个为所欲为就让我们特别觉得受不了,他必须接受严厉的惩罚,事实上在中国权力的构架使得一般大众不能动弹,不能动弹就是无助,网络上各种造谣,各种对社会事件的过激的攻击都是这个原因,很多乱七八糟的事都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无助。     本文原载于时代周报,简短版可见: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3-09-05/130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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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苏小和:先有常识,再谈道德

转按:康德有言“头顶的神明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显然首先约束的是自己。那些将神明和道德握在自己手中或放到别人头上的,往往就是残忍缺德之人。   苏小和:先有常识,再谈道德   关于薛蛮子召妓事件,在假定关于他的新闻属实的前提下,我在微博上写了一个观点:   “上帝都会宽恕妓女。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攻击一名妓女,同理,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攻击一名嫖客。因为制度之恶远超这些私德之丑。当一个社会动用公共资源攻击妓女或者嫖客,证明这个社会不仅烂透了,而且已经失去基本的反思能力和纠错能力,不得不借助私德之丑遮蔽制度之恶。”   在我看来,这是一点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却遭到了大面积的围攻,单篇阅读量达到610万,单篇评论量达到7142个,单篇转发量达到19378次。场面十分火爆,充斥着各种野蛮粗鄙的谩骂。以至于某网站最后将这样的观点隐藏起来,别人再也看不见。不过,这样的事态,倒是激发了我的兴趣,我决定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文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一次稍微有点深度的讨论,以此就教于各路大方之家。   所谓常识,我的源头在古老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一群自以为正义的犹太人要用石头砸死一名行奸淫的时候被抓住的女人,他们把这个典型事件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两句著名的话:   第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打她”。   众人听见这话,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没有人定女人的罪。场面上只剩下耶稣和这个女人。这个时候耶稣说了第二句:   “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解读这两句来自耶稣基督的话,能够让我们看到最悠久的道德秩序。   第一秩序,是在提醒我们,一名行奸淫的妇人,她的错误,是一个道德错误。而所有的道德错误,仅仅和私人的内心秩序有关,并不涉及到公共秩序和社会群体行为。事实上,只有将道德命题锁定在私人场域,道德才具有道德的意义,一旦道德越过私人的范围,就成了打手,成了工具,成了借口。   第二秩序,当一群自以为正义的人们用一种大众的,群体的,社会的方式来审判一个私人性质的道德问题,必然会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所有的暴力杀戮,都是从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地开始的。   第三秩序,所有的道德问题,首先是对自己的追问和怀疑,而不是对他人的审判。所有的私人性质的道德追问,都是一种底线追问,而不是一种崇高的乌托邦臆想。也就是说,私人性的道德追问,是让一个人不至于太坏,而不是最好。这再一次强调了道德的私人性。在这里,耶稣基督以坚定的口吻对众人说出了一个伟大的秩序,事关道德,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你的权力只限于审判自己,你没有权力审判他人。   第四秩序, 将所有的道德命题锁定在私人领域,是为了坚守住一个更为伟大的真理,这就是每个人的内心的自由选择。 关于自由选择,这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第一道方法论。面对一颗分别善恶的苹果,人的选择是自由的,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上帝不会剥夺人的选择的自由,但是会指出人在自由选择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上帝所造的人,从来不是工具,不是木偶,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着自由意志、有着充分想象力的人。人的自由与生俱来,不可剥夺,因为这是上帝的美意,是超验的生命的存在。而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自律的秩序,当一个人能够自己管住自己,这意味着,你自由了。   第五秩序,普遍来看,犹太人是具有忏悔能力的人,当他们听见耶稣的训导,他们放弃了野蛮的暴力道德审判。这构成了犹太人伟大的历史传统和集体精神。而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注定是僵死的,是行尸走肉。   第六秩序,神爱世人,耶稣基督不审判人的道德之恶,耶稣的方法,在道德的层面,是赦免,宽容和救赎。也就是说,宽容与赦免,是最伟大的道德谱系。   第七秩序,耶稣基督的宽容和爱,从来都是针对个体的生命,他没有广场叙事和宏大叙事。所以,耶稣基督对有道德错误的女人的训导,是发生在众人都离开之后。天地之间,只剩下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和一个有道德错误的女人。他们之间的对话,是私人性质,是发生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伟大的共鸣。   第八秩序, 所有的法律,都低于爱。一部不以爱为最高价值观的法律,一定是一部不健全的法律,甚至是一部恶法,因为这样的法律,没有爱,它惟一的目的,是要借助法律的名义,用暴力毁灭个体,毁灭生命。   当我们如此细密地解读耶稣基督的格言之后,我们把分析的重心放在薛蛮子身上,所有的常识会清晰地来到我们面前。   常识之一:薛蛮子肯定有错误,但这仅仅是私人范围之内的道德错误,与致力于公共秩序建设的法律无关。   常识之二,如果法律一定要以法律的名义攻击并审判薛蛮子,那一定是法律在僭越私人场域,这个时候,该被审判的就不是薛蛮子,而是法律。法律在这里成了打手,成了某些人某些组织的工具,成了借口。   常识之三,没有人有资格审判薛蛮子的私人道德,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大恶,每个人都是幽暗。薛蛮子今天的恶,是奸淫,而那些理直气壮攻击他的人,今天的恶是谎言,无知,粗鄙,骄傲,是内心的不宽容。这个世界上一个好人都没有,所有人都有罪,趁着呼吸还在,直面自己内心的恶,这才是你毕生的功课。   常识之四,只有能够管住自己的人,才能得到自由。薛蛮子管不住自己的身体,那些攻击薛蛮子的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管不住自己的仇恨和无知。你们都不是自由的人,在这个糟糕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常识之五,中国人一直没有学会忏悔。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会忏悔。   常识之六,面对他人的私德,你除了同情和宽容,不能做一些别的什么。如果你一定要参与到他们的私德建设之中,你只有一个选择,为他祷告。   常识之七,所有的道德建设,都发生在一个人的个体范围之内。真正的个体价值,正是从道德建设开始的。必须守住这一点,如果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不尊重个体精神,这意味着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在整体的意义上已经道德沦丧了。中国今天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正是从个体的内心层面开始的,每个人都背负着道德毁灭的罪恶之名,没有人置身事外。那些高举伪善的旗帜,对着别人的道德命题破口大骂的人和组织,才是这个时代的刽子手。他们试图用私德之丑遮蔽公共之恶。制度的败坏竟然需要靠私人的恶来映衬,这是最恶的制度,最懒惰的制度,不思进取的制度。   常识之八,当私德之丑和公共之恶联合起来,就是典型的败坏,是索多玛城再现。如果薛蛮子的私德之丑依靠的是公共权力,那么他必须接受审判,审判的理由依然不是私德,而是公权力的败坏。上海法官群体性召妓事件,该审判的不是私德,而是他们对公权力的滥用。   常识之九,法律不是僵化的条款,而是法律背后伟大的精神,所谓法的精神,不是指人们用法律的名义杀人,而是通过法律的设定,实现对人的生命的拯救。所以,任何一部法律,必须以对人的绝对尊重为最高原则,所有不尊重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的法律,肯定是恶法。卖淫嫖娼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原罪之一,这是一个道德的命题,轮不到法律和公权力在这个领域口诛笔伐。这是一个应该提倡合法化、管理规范化的领域,如果某些人一定要借用法律的名义,那只能说明,第一,这个制度伪善,第二,有人在寻租,第三,还有比卖淫嫖娼更大的恶隐藏在后面,他们无脸见人,只能撒谎,只能寻找一块遮羞布,而薛蛮子召妓,看上去如此丑陋,的确能让某些人某些组织把自己的羞处遮住那么一点点。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3-08-25 | 责任编辑:凌绝岭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3/0828/article_90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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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转)

转按:当“土改”“公私合营”的毒害还没肃清、其导致的恐惧还没消除,对于权利和自由,还是有许多误读(如以为权利就是特权、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缺乏权利意识、没有自由界限的人一有机会就要挤压侵占他人的空间,这简直是一种精神胜利,哪里会觉得没有教养和素质。当然,在“学而优则仕”或“作而优则仕”仍然是主流传统的国度,读书仍然是成为“人上人”的途径而与对真善美(刚刚听老同学说,这三个字因为被XX功常用已经成为敏感词)的追求无关,由此也可以理解国人特有的层级观念。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 Posted on July 17, 2013 by Jun Gu     今晚与好友出去小聚,顺便闲聊,边聊到了一些有关体制的话题。同时联想到昨日发生在湖南的曾成杰事件以及数月前贵阳的黎庆洪打黑,外加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刘志军案件,我发现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到底是如何的?与之前的 关于读博之困 的讨论类似,这个话题注定会充满争议。同时,这个话题非常复杂,属于社会学范畴。所以,我只是就个人理解谈点看法,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对于初到中国的外国友人而言,有一点他们是看不懂的。那就是,传统媒体的论调和网上的差异巨大。新闻联播的题材永远是祖国大步前进,红色江山一片大好。以至于曾有戏言,说某外国友人在观看一周新闻联播后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申办中国护照。然而,当我们转向普通BBS,微信和微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第三次工农革命就要开始了。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虽知道社会的险恶,由于只看官媒,却不知政府嘴脸。或许有人会说,在欧美也是一样,因为BBS上可以看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是报纸上没有。但是你有见过那种完全有悖于民调的新闻报告吗?     记得刚来英国时候,我曾看不懂报纸,以至于这后来也成了我的一道招牌菜。每当有好友来问我如何了解英国社会,我都会建议他买当日《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邮报》和以清凉女子为卖点的《太阳报》各一份。曾记得我当年来英国之时,英国政府正开始经济衰退,保守党上台开始大力削减政府开支。于是泰晤士报开始表示,此等行为能够进一步压缩政府的开支,进而好钢可以用在刀刃上。而独立报却开始开喷,说此等决定如何2B,因为这涉嫌歧视。毕竟公共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照顾英国社会的低保户和弱势群体。我当时看到这两份报纸就晕了。我该信谁?对于一个习惯了一切通稿的读报者,这种”一事各表“的做法我是真难以理解。     随着英文的进步,我终于在可以”懒的查字典“(看清楚,不是不用查,是懒)的情况下大概看懂Economist,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懂BBC的电视节目,也终于了解了一些英国人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理解对我是有莫大好处的。首先,我毕竟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度,不了解周围人的想法显然是不行的。尽管英国人,尤其是学校里,大多对于异族文化比较宽容。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了解这个”异“,对于我等,显然意义深远;而另一点,则是与我工作有关。因为专业原因,我们需要讲故事,而大多数的故事,都需要用英文的逻辑讲出来。能够从文化上去理解,哪怕是初步的,对于提升写作也是大有帮助的。     而渐渐地,我也会不知不觉使用这种逻辑来分析思考我周围的事情,我所熟悉的国度以及我过去所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我一好友称这种过程为”西化“。而在我看来,这种过程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习惯。曾记得两年前应党论的邀请去中大访问,席间一位老师很不友好地问道:“我的学生英文不比你差,为何拿不到Offer,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当时我并未想多,同时也顾及党论的面子,便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但是现在想来,问题恐怕在于,我们认为优秀的学生并未一定是国外教授认可的优秀。更重要的是,从这位老师的逻辑可以看出,他的学生恐怕会比较恃才傲物而未必懂得如何去尊重所有人。如果以我现在来评判,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代表着一种中国式的逻辑。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谈到了国人的阶层思想。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是常见的。如我之前提到那位老师可能就从心眼里没看得起我。至于理由?很简单,毕竟他的学生师出名门,而我只是个野路子。曾记得我上专科之时,系里的本科生和老师皆看不起我们,监考时候直言“本科生不要帮助专科生”;在转本后,直接读本的看不起转本学生,甚至于曾发生调课通知不通知我们班的事情;而读研以后,老师又会看不起外校的学生云云。以至于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来了英国才知道被尊重的感觉如此好!     而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看不起?因为这种事情社会上更多。赚钱多的看不起赚钱少的;开宝马的看不起开桑塔纳的;开桑坦纳的看不起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看不起跑路的。同样的,住在城里拿着2000一个月的看不起农村的生意人;娶不着老婆的城里屌丝还看不起来自农村的外地媳妇;自己不学无术看不懂人家的风俗习惯直接评价别人的制度落后,却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昔日的同学在当上了一个小职位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并无视曾经上下铺的兄弟;有钱的看不起家里的保姆和餐馆的服务员,却不曾记得自己的父辈可能还不如他们。于是乎,我们赵大叔的《卖拐》走红全国却在美国差点被人告上法庭;周立波同学的“笑侃”也差点引起“中国南北战争”。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看不起的自负心理其实是来自于某种不自信,或者对周围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自保策略。而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一般发生在供求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这种供求关系包括经济地位,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产品消费,教育资源等方方面面。这种资源的稀缺和分配机制不公,最终映射到了人和人之间的阶层差异。比如很多幼儿园和小学优先照顾公务员子女;北京四环内的经济适用房给公务员特供;普通病人轮不到病房和病床安排,但是医院却斥资大力修建高干病房;年轻的科研人员拿不到科研经费和足够的生活必须工资,而不学无术的教授却可以拿着科研经费到处游山玩水。于是,地位不平等带来的物质条件差异,也促进了这种相互歧视的发生。     然而,这并不正常。因为其实按照我们以前政治课所学,这部分超额收益来自于所谓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显然,我对于政治经济学这套学说从来只当笑话看。然而,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它在满足了一小部分群体的同时,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这显然有悖于福利经济学。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政府应该通过行政干预,让社会的大多数人甚至于所有的成员的生活标准和质量都得到提高。而这恰恰就是英国社会税收制度和政府运作的最基本套路。在英国,如果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政府会买掉大部分的单。但是如果需要更好的服务,比如私人医生,有机食物,价格就会高的吓人。当然,这些显然离不开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支持。     而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教育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国人的心理到达今天的状态则基本都出在了教育上。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无论是什么学历毕业,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骂”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被教会如何尊重人,更没有学会如何思考和感恩。当然,也没有教会一个孩子正确的思考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讲理。嗓门大,脖子粗就是道理。我曾在深圳火车站看到,一个人拿了三张身份证要买9张火车票。在遭到拒绝后,他拒绝离开,大喊大叫,保安过来劝阻无效。最后还是卖给了他。其实如果在英国,这个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美妙。因为客服可能会报警。而同样,其实这种态度在英国很容易被服务员怠慢,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素质。     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当你遇到不公时,应该如何表达?由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听话,要服从。一个想法太多的孩子永远不会得到领导和老师的关照。久而久之,在寻租理论的作用下,我们可能开始习惯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更不会懂得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于是我们开始怨天怨地怨出身。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周围的亲戚和朋友大多非社会精英,于是这类抱怨听得就非常多。当然,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这种事儿就更多了。当然,有时候我会尝试告诉他们,这是制度问题。他们的答案则千篇一律,我不能改变这个政府,我只能怨我自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道德底线,社会还会是现在这样么?     于是我们看到,在房屋限购令出台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去离婚;当石油要涨价的时候,的哥的姐们排着队去加油;当奶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排着队从香港去买奶粉;当香港奶粉开始禁售的时候,我们开始大骂香港人。其实假离婚也好,排队去香港生宝宝也好,排队加油也罢,在西方有个专门术语叫Regulatory Arbitrage。但是却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渠道去表明制度的不合理。在一个新闻需要审查,网站需要监督的国度。此种寻租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在政策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们便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他们边骂政府不给力,边瞅准机会进去捞一把。     从辜鸿铭先生一百年前讨论的中国人精神,到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再到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尽管核心类似,但是基础却在变化。尽管我们依然没有丢掉看到洋人时候的自卑感,但是在对待自己人的心态上,却已经没有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谦和。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滥用,教育的失误已经造成了一辈不会思考却只会投机取巧谋小利的民族。充斥社会的种种鄙视,我们或许理解为社会阶层的不同,或者是素养不够。但是,他们真的是如此简单么?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想撤销中国大学的文科,其用意或许也有此? http://blog.gujun-sky.com/2013/07/revisiting-chinese-characteristics-good-or-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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