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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中国政府在水危机中看到自己的映照

中国大陆正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有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大搞工业化和建造大型水利工程,导致了中国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和流失。 路透社9月23日报道,对中国政府来说,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很方便的借口。北京总是把中国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危机归咎于气候变化。但有专家却指出,中国几十年不顾一切的工业化发展和建造巨大的水利工程,才是造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水资源危机的主要原因。 今年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将于9月23日到26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联合国所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日前表示,中亚地区和喜马拉雅山一带冰川的加速融化,将影响下流区域、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的水资源。科学家指出,气候变化是人为的,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气候变化将在本世纪引发更的多热浪、干旱和洪水。持续上升的气温将会进一步加速喜马拉雅山冰川的融化,从而先带来严重的洪灾、随后再导致干旱,随之还将出现季节性雪融化的减少,从而达到无法填补中国河流流水量的地步。 中国今年8月份公布的水资源普查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2万8千条左右政府记录的河流已经消失了,剩余的河流数量还不到2万3千条。虽然中国水资源普查没有对这些河流消失的原因作任何解释,但中国气象局透露,中国包括黄河在内的几条主要河流,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不断缩小,而且这个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中国环保专家、“公共和环境事务研究院”主任马军表示,中国不同地区雨量的大幅度上下起伏,气候变化使问题更复杂化,一些地区的水资源已经相当紧张了。 但是,气候变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路透社援引南京大学环境问题专家邹磊(译音)的话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更多地是由于中国不顾一切地大搞城市化以及对水资源的不良管理而导致的。在美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专家武业钢表示,他同意这个说法: “中国的人均地表水只相当于世界人口人均数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目前中国西部大开发,滴水贵如油。中国东部虽然水分布比较多,但黄河、长江、珠江等河流的水都污染非常严重,许多水资源由于污染而无法使用,使得农业和工业用水,以及饮用水都非常地危险。这当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和GDP的发展。再加上森林的毁坏、以及很多地方因为要种植农业产品而导致水面积缩小、湿地的消失、湖泊的消失等,失去的水资源又得不到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需要水,生活也要用水,那么,你怎么能水不紧张呢?” 在即将举行的斯德哥尔摩气候会议上,来自195个国家的官员和科学家,将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有关气候变化的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表示,以燃烧化石燃料为主的人类活动“非常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可能性至少为95%;确信以燃烧化石燃料为主的人类活动,引发了海洋升温,融化了冰雪,提高了全球海平面均值,并改变了一些极端天气。武业钢就中国的水危机问题进一步表示: “中国天然的水资源就没有保护好,人口有那么多、又要发展经济,不缺水那才怪呢。此外,再加上中国雨水的分配不均匀,而且中国在储蓄雨水和洪水方面做得不够,中国的水利工程都只是为了泄水、排水,而不是设法把洪水储蓄起来,这样很多的水资源又被浪费了”。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草案指出,如果各国政府不采取行动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本世纪全球气温可能上升4.8摄氏度;但如果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气温可能仅上升0.3摄氏度。各国政府已经承诺,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张鸣 | 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

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 张鸣 一个成都女孩,考上了大学,父亲并非供不起,但却不想让她上学,认为这样的投资无用。消息传到网上,竟然有百分之七十的网民赞同父亲。媒体惊呼,新的一轮读书无用论来了! 我生不幸,有生之年,竟然赶上三拨读书无用论热潮,第一拨在文革中,第二拨在 8 、 90 年代的商品大潮里,第三拨就是当下。第一拨发生的时候,上不上学都一样,又不能高考。第二拨时,高考恢复了,但人们觉得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第三拨,人们发现,大学毕业,工作并不理想,上大学付出的成本,根本收不回来。 三拨读书无用论的发生,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上学后的出路。没有出路,或者出路不理想,就没有必要读书。客观地说,人们这样的认识,并无大错。从经济学上讲,人的行为,多少都带有投资性质,上学更是如此。同样的人生,用来上学,就不能做其他可以获利的事情,而且还要为此付费。投资之后,没有回报,或者回报不佳,当然投资的欲望就会降低。前两拨姑且不论,第三拨读书无用论的出现,明显跟当下阶层固化,平民子弟再难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现状有关。如果这样的认识蔓延开来,成为平民的刻板印象,那将是一场灾难。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发生,跟现在的学校其实并不读书也有关系。严格说来,现在的学校,无论中小学和大学,其实只是考试,并不读书,也不教学生如何读书。学生身经百战,考入大学之后,鉴于严进宽出的格局,考试变得容易了,更加不读书了。很多大学的博士生宿舍,书架上都没有几本书。不读书的大学生,毕业脑子里顶多有几条课堂上的教条,很难应付社会的需要。现在的社会,毕竟还有市场,如果真有本事,拼爹不成可以到市场上拼杀,可惜很多人,并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所谓读书无用,其实是上学无用。上学无用,关键是上学不读书,更没有学会读书。况且,人的行为,不能单纯用经济学来解释。很多时候,读了书,不见得立竿见影,马上会有用。但对于人的素质提高,却有看不见的功效。即使读无用之书,最终会有无用之用。所以,所谓读书无用论,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在的学校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学校不是考试场,而是教人读书之所在,再不改,就没有人来了。 (“拇指博客”客户端已登陆苹果app store,百大名博,一手掌握)

金融时报 | 中国将继续持续发展之路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后的今天,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恢复过程中,新的挑战出现在各国面前。本周即将在中国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人们期待从这里获得中国政府的信号,感受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力量。 有观察人士问,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是否会最终导致大幅下滑,甚至“硬着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是否会因各种复杂的社会难题而脱轨?我的回答是:中国将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 中国新一届政府今年3月上任伊始,就明确提出把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作为施政目标。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深化改革仍是持久动力。我们已经并将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推进结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分给社会,政府该管的管好。 我们将继续推进行政管理、财税、金融、价格等改革。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创新”,我理解,这指的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坚持改革就是创新。 加快开放是助推器。我们将继续支持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推动与相关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议,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不断改善外商投资的公平和法制环境。我们将积极探索扩大开放的新办法,在上海设立自贸区实验区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扩大内需是主攻方向。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拥有追求美好生活并且愿意为之辛勤工作的13亿人民,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要努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包括促进信息产业发展,例如扩展宽带和4G牌照等。 在关注消费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合理的投资力度,重点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中西部铁路项目和市政设施建设等。 城镇化为长期扩大内需提供巨大潜力。未来十多年,中国将有上亿人口融入城市,这是极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过程,需要新的协同发展政策。虽然有许多困难,但这将成为我们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由之路。 服务业是新支撑点。作为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服务业为经济转型缓解压力。政府将大力改进公共服务。今年我们对众多小微企业其中大部分是服务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防止过度波动。明确“下限”是要稳增长、保就业,GDP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7%,再平稳过渡到今年的7.5%左右,既是经济规律的趋势,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明确“上限”是要防通胀,今年CPI涨幅3.5%左右。使经济运行保持在这一合理区间,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 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对一些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导致大量资金回流发达市场,触发亚洲地区多国股市、汇市大幅波动,甚至有观察人士担心亚洲金融动荡重演。我认为,亚洲各国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大大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外汇储备水平普遍提高,有关货币互换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和各种双边金融安排为应对复杂局面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中国对此有信心。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诸多任务和挑战,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将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与自身条件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与各国一道,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我期待着,世界经济终将柳暗花明,再度繁荣。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 (注:本文为李克强总理撰文的官方授权中文版。)

自由亚洲 | 中国游客持假票游法国卢浮宫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法国媒体报道,近日法国卢浮宫工作人员发现有中国游客持假票到卢浮宫游览。法国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事件牵连多家中国旅游公司。中国官方媒体对此表示,中国游客也是假票事件受害者。有法国旅游业者表示,假票很可能是导游做的手脚。 法国《巴黎人报》和《费加罗报》近日报道,8月12日法国卢浮宫工作人员发现一队中国游客领队所持门票有问题,其纸质、手感与真票明显不同,印刷质量也不好。当场被逮的中国旅游团领队推说对假票一问三不知。当月14日和19日,卢浮宫又发现有中国游客使用“质量大幅度提高”的假票。法国警方调查后,前往这些游客买票地点拘捕嫌犯,却发现售票人已经逃之夭夭。 假票事件引起法国警方高度关注。八月底,比利时海关查获一个来自中国的邮包,内有三千六百张卢浮宫假票。法国巴黎检察院立案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传讯了数名中国导游,目前尚未拘押任何人。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造假者的身份,但事件似乎和多家大陆旅行社有关联。 法国一位旅游经纪人赵女士表示,法国多家旅游热点的门票管理松懈,很容易出现问题。 “他们是集团化的,旅游公司会拿很多票,导游拿票有提成的,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问题。” 法国一位当地华人导游李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他以前从未听说过类似事件,这对中国旅游团肯定有不利影响。 “我还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欧洲买门票的地方就这个几个地方。现在卢浮宫、凡尔赛宫和埃菲尔铁塔,都会临时对中国游客的门票特别检查。你去投诉歧视没有用,你们自己作假,没法不歧视。” 中国官方新华社的相关报道指,事件使中国游客境外旅游形象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其实“中国游客也是受害者”。导游李先生表示,绝大部分中国游客肯定不会主动购买假票,因为中国的欧洲团费用已经包括了卢浮宫的门票。 卢浮宫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每年有近九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卢浮宫门票从十二欧元到十四欧元不等,价格并不昂贵。李先生就此分析说,假票很可能和导游有密切关系。中国导游和当地导游接待中国旅行团都必须“买团”,即导游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向旅行社交纳高额费用。导游自己的收入主要依靠游客购物和景点参观,一个三十人的旅行团若使用假票,导游可多获得数百欧元的收入,这对导游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导游出团一分钱没有,不但不拿工资,还要给旅行社钱。现在行价是每个游客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欧元。比如卢浮宫一张门票十元,他买假票可能在两元,他就可以赚很多钱。” 自从欧洲开放对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之后,来自中国的游客大量增加。中国游客在欧洲许多城市都成为当地旅游业招徕的对象,但欧洲人对中国游客的态度是又爱又恨,导游李先生说, “欧洲人对中国游客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中国人会大肆购买奢侈品。但同时,中国人很多问题让他们也很头痛。比如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讲个人卫生,不尊重别人隐私等等。” 法国各景点对门票的管理相当松懈,没有电子化检票,门票印刷简单容易假造。李先生估计,未来欧洲多家博物馆等旅游热点,都会陆续加强门票发售和查验系统, “以前在卢浮宫门前会有中国人买用过的票,因为那个票不但没有撕掉,有些连划痕都没有,他可以卖给另外的团。法国人本来是好心,因为你有一张票,一天之内可以多次进入,但有中国人钻这个空子。这是真的假票,现在发展出来假的假票。卢浮宫这个事一出,另外一个博物馆,叫奥赛博物馆,马上改进系统,变成了电子验票。”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博物馆收藏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的数千件珍品:涵盖了古埃及、近东及中东古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代艺术品,也是中国游客到法国必去参观的景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自由亚洲|黄河断流严重 河南部分乡镇水稻整村消失

中国南方地区近期的干旱,导致目前黄河断流的支流已达10余条。 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天报道,随着黄河沿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引黄用水量剧增。水稻由于用水量大,干旱的影响首当其冲。下游有的地方原本种植水稻的农田不得不改种玉米。而与此同时,黄河防总在今年汛期又发布了“干流出现洪水”的消息。专家指出, “缺水和防汛并非矛盾体。”由于降水具有周期性、随机性,年际变化大,黄河流域的旱涝灾害频发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报道说,黄河是三条世界断流大河之一。由于守着黄河引不来黄河水,因而在下游地区多个县里,水稻在整村整村地消失。报道说,黄河用水本以农业为主,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尤其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快速发展,争水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由于过度开发,已造成黄河河源草场退化、土壤沙化;部分湿地萎缩,局部地下水超采严重。据统计,近年来,年均超过40亿吨废污水排入黄河流域。

共识网 | 平中要:从遥远时代失落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变得普世的,其制度载体就是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目前,民主宪政除了在个别国家还没有得到实现以外,普世价值在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得到民间的认可和拥护--甚至在那些“特色”国家。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正常人都会认可普世价值,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我们能够接受的价值,为什么没有在汉语文化中出现呢?我们的历史久远,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完整且没有中断,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普世价值的丝毫萌芽呢?   我认为今天的普世价值的“普世”,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的,这种价值经过实践,被人类整体所接受,也就是说,“普世”是经验主义的,而并非形而上学的。可以说,今天的普世价值,和曾经许多种“特色”一样,是人类实验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一些“特色”还在运行着,这些“特色”自然有着制度、文化的传承和更新。很显然,这种“特色”与普世价值是不同甚至矛盾的,应该从历史上寻找普世与特色的分歧。   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专制,其意识形态核心是儒教文化,搜寻儒教文化的根源,大家都会将目光落在孔子身上,但是,孔子教授的六经,并非孔子发明创造,在孔子之前,儒,做为一种社会阶层,本身有着自己的一套知识结构和职业分工,而在春秋时期,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儒阶层与权力逐渐脱离,才出现了孔子这样的私立教育家。但是,做为私立教育家的孔子,他的教材和教授内容,依然是儒的传统。当然,孔子对传统教材进行了编辑,使之更适合他教授,但是,从儒的精神谱系来看,孔子是倡导“克己复礼”的。看来,孔子是个“保守主义者”,他要保守的是周公的那套意识形态,因此,孔子的理论学说,本质上继承了周公或儒的精神内核。因此,透过孔子的理论,可以看到儒的意识形态最晚在周王朝初就形成了。   目前能看到的夏、商两朝的文字资料寥寥,而且,这些资料无疑经过了周王朝“文化部门”的编辑,无法窥见这两朝的意识形态轮廓。下面是我的猜测,不足为据,仅供消遣。一直以来,我对周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以及文化地位存在着同样没有文字证据的怀疑,历史所谓“汤武革命”,我不禁在想,周武“革命”的内涵和外延,在多大程度上是继承,多大程度上是革命。同样是孔子的理论,他认为三朝的礼乐制度存在继承关系(姑且这样认为),那么,即使周朝的意识形态与前两朝有着具体的不同,而本质上应该没有矛盾之处(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来看,三朝的生产方式雷同,应该可以支持这样的猜测)。如果我的猜测成立,那么,儒的意识形态建立可以推至更早的夏朝建立之时,也就是公元前两千年或更早的时候。   这一下,我就将失去所有的文字支持,不过,我就可以发挥想象力了。横向比较这个时期的人类文明,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区的制度和文化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虽然,此时还没有看出今天普世价值的萌芽,但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已经在不同地区形成毋庸置疑。因此,说中国此时的儒家意识形态形成并建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时期儒文化已经形成,那么,这种价值观念的雏形应该起源更早,早于夏朝制度建立之前,那就是氏族社会的时期。儒家的建立基础是宗法制,这可以看作父系社会的心理投影;同样农耕方式的生产模型,也为宗法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这两方面可以支持儒家的形上根基。而在我看来,儒家的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专制意识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看来就是氏族社会,准确地说,随着父系社会的诞生而诞生。再看一下专制的物质基础:一、农耕的生产条件;二、以领袖(男权)为中心的家族模式。我想:专制首先是在一个氏族中建立,然后推广到氏族之下的组成团体,比如宗族;而这种专制的起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理动因?这就是我无法猜测的,也是最让我感兴趣的部分。   是否可以利用这样一种假设:曾经氏族成员听命于氏族领袖,领袖带领成员打猎、种地生存下去;成员服膺领袖,领袖也将氏族的延续视作己任;直到私有制产生,领袖由禅让改为嫡传,领袖也不以氏族利益为优先考虑,而是用权力为直系血亲谋取利益。关键是,氏族领袖和成员在身份变换的过程中,被统治者没有感受到来自领袖的压力吗?或许还有一种假设,氏族之间的战争,使得俘虏成为奴隶,敌我意识的落差,对敌人的生杀予夺,让人们对生命和人性淡漠,人们无法看到在自我和敌人(他者)之间的共性(这启发我,是否这也是我们敌我意识根深蒂固的原因?)。我猜测,正是奴隶的非人待遇,使得人性的黑暗面得到了彰显;换句话说,专制的意识跟在专制的行为之后,或者说,在专制未被命名之前,人性的黑暗就已经存在了。先是对生命的草芥,才有了对这一行为的意识形态辩护。   缺失的历史记载,无法为我提供证据,我可以想象在漫长的时间里,也许有人在反抗实在的压迫和无形的束缚,但是,结果来看,他们失败了。失败令人悲伤和沮丧,而更让人无奈的是,专制的意识终于稳固。权力者和无权者,都接受了专制的意识。天生的统治者和天生的被统治者。时间,像是一面筛子,留下的,都是接受专制意识的人们。   我想,不是孔子,也不是周公,是我们的祖先,许许多多的祖先,在他们可以选择的时候--即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种选择;他们选错了路。从此之后,我们就与普世价值越行越远,做为选择的代价,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未曾经的选择付出代价。   幸运的是,世界上不止有我们,还有别样的人群和选择。今天,普世价值渐渐被人们所知,我们终于有了再次选择的机遇,用来纠正我们在五千年或更早之前犯下的错误,希望这一次,我们不要再选错。   写于2012年2月26日 夜

白衬衫 |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1951年的黄宗英 黄宗英(上左一)和赵丹(上左二)坐在毛泽东后面,罗稷南(下方左三)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他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好像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在思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那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那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把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秘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还是此番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怪不得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这位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老应啊,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光明日报》头条),而头版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罗毛对话”,更不敢想“关在牢里”。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划”我一记:“侬笨?!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阿丹这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的《电影的锣鼓》和瞿白音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的“罗毛对话”。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 (写于2002年7月4日 病中) (作者黄宗英系著名作家和影星)2105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杂志》2002年第12期 -----白衬衫

保卫土地:中国城镇化道路上的血泪故事

中国成都——当她开车行驶在老家附近一条繁忙的四车道公路上时,唐慧青指了指一片空地,她已故妹妹的工厂曾屹立在那里。虽然现在一片荒凉,但对唐慧青来说,那里的一切仍栩栩如生。 4年前,政府官员告诉她妹妹,成都正在往乡下扩建,她所在的村子要为扩建让路。她妹妹原来是农民,后与丈夫一起建了一座小工厂。现在,官员说要将工厂拆除。 唐慧青说,“于是我妹妹爬到屋顶上说,‘如果要拆,就拆吧。’” 回忆起妹妹时,唐慧青的声音变低了,她说妹妹将汽油泼到自己身上,在恳求拆迁人员离开后,将自己点燃。16天后,妹妹离开了人世。 过去5年里,至少有39个农民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从中文新闻报道和人权组织收集来的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地提醒着人们,中国城市化的新浪潮有时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和固执的农民之间的暴力斗争,这一自上而下的工程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本世纪头十年间农民大部分是自愿的迁徙完全不同。 除了自焚外,农民还用其他方式自杀,以抗议征地。中国非政府组织民生观察报告表示,去年除了6起自焚事件外,还有15名农民自杀。有的人是因拒绝离开房屋而死的:去年南方城市长沙的一名拒绝妥协的农民被一台压路机轧死。上周三,福建省一个4岁女孩在家人试图阻止土地被征用时,被推土机撞倒轧死。 面对这种动荡,政府正在讨论推进城镇化的新政策。一个加快城镇化的计划原本在今年初出炉,但由于担心向城市转移的计划已经在加剧社会紧张状态而被推迟了。政府也正在考虑出台新措施以加强农村居民的物产权。 过去,很多农民曾选择离开土地,去城市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虽然很多人仍在这样做,但是在官员急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农民越来越多地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这种紧张状态在中国的大城市边缘尤其明显。在中国很多城市,官员们在拆除了历史的市中心区、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之后,现在开始瞄准像成都这样城市的郊区农村。 但这些计划遭到当地农民的反对。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土地,他们认为种地能挣到比在工厂打工得来的更多的钱。在成都郊区,离唐福珍自杀的作坊不远的农民说,他们每个月能轻松赚到好几千块钱,比政府提供的补偿高很多。有些人与唐福珍一样,已经从农业转行到工业。 唐福珍被拆除的工厂以北1英里(约1.6公里)的地方是祝国寺村,这里的村民从2010年以来,多次与警察陷入紧张的对峙。这个村子要为建设成都的新金融区而拆除。村子所在的地区紧邻成都市奢侈的新政府大厦,大厦仿照香港滨水会展中心和被称为“鸟巢”的北京奥体中心而建。 过去8个月来的每天晚上,这里的居民会绕着村子巡逻以防拆迁队前来拆房。虽然有些房子已被拆掉,但有些房屋还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有牛在吃草,这与新政府大楼的背景构成了一幅超现实的景象。 31岁的韩亮是参加夜间巡逻的八、九十个农民之一,他说,“如果我们不抵制,那我们就一无所有。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与成都周边的其他征地案的情况一样,政府官员拒绝对此进行评论。但根据村民提供的房契和信函,大多数人的补偿金在每亩地1500美元(约合9200元人民币)左右,这在他们看来远远不够,因为补偿金只相当于他们几年的收入而已。 尽管祝国寺村的居民中还没有人自杀,但他们陷入了与政府的对持。警察曾将村民包围起来,将他们带走,一些照片显示还有人被打过。 根据跟踪基层抗议活动的 天网网站 ,成都郊区每天都会发生几起暴力冲突。据政府估计,全国每年会发生几万起类似的冲突。 自杀的人数虽然和中国的总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却反映出很多农民在土地被征时的愤怒。早在公元前3世纪,诗人兼政治家屈原投河自尽以示抗议,至少从那时起,自杀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抗议形式。在历史上,自焚更多地是佛教徒和道教人士的所为,后被其他人模仿,作为抗议的方式。 上海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Shanghai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Center)主任迈克尔·R·菲利普斯( Michael R.

共识网 | 江亚平:印度媒体――社会的良心

说到印度式民主,有一样东西我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当地的媒体。 作为一名驻外记者,我的很多信息都是靠通过当地媒体获得的,读报因此成为我了解印度的基本功。每天早上一起来,我都迫不及待地把一大堆报纸从门房那里拿回办公室,然后或细或粗地把七、八份英文主流报纸一页一页地看完,并将一些评论和思辨性的文章裁剪下来,以备后用。 印度虽然经济和社会不甚发达,但媒体却很发达。印度有5,600种以上的报纸每天用100种以上的语言发行,其中有150种是大型报刊。印度还发行近40,000种期刊。许多报纸都有100多年的历史。譬如《印度时报》就是1838年创立的,一直出版到今天。报纸全部为私营,但电视台分为国营、私营和合资3种类型。 印度媒体一向以思维活跃而自豪,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己任。他们抨击时弊,揭露丑闻,成为印度三权分立后的第四种政治力量,对监督政治运作、增加国家管理的透明度和报道社会的阴暗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体因为有了公信力和信誉度,因此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非常大。在网络和电视日益发达、纸质媒体逐渐没落的今天,印度的报纸却依然欣欣向荣,风景这边独好。 譬如印度号称发行量世界第一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就有300万份的发行量。其他一些大报也都有100到200万份的发行量。而印度地方语言、例如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和马拉提语等报纸的发行量也很可观,有的报纸的发行量甚至超过英文报纸。 在我的印象种,印度记者也很活跃,无论是电视台的还是报刊杂志的记者都一样。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的提问往往像连珠炮一样,经常弄得发言人下不了台。印度记者也以提出刁钻古怪的问题难倒发言人而自豪,有的时候,一个问题要说上十几分钟,简直是喧宾夺主,由此也可见印度人喜欢辩论。印度人能跑,当地人脉又广,因此西方驻印度的媒体一般都雇佣当地人做一线记者替他们跑新闻,因此在印度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很少能看到外国面孔。 印度言论之开放,可以说很少有禁区。2002年2月27日,一些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发生冲突,一辆列车里的50多名印度教徒被大火烧死。结果,极端的印度教徒认定是穆斯林干的,于是开始对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持续几周的暴力活动中,大约2000名穆斯林被杀,两大宗教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成为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起事件中,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当地的新闻媒体和知识分子表现得十分理智和正义。印刷报纸和电视台没有被民族和宗教情绪所左右,而是一直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这起事件的原因和过程进行深入和中立的调查性报道,揭露印度教派的某些极端和残暴行为,主持社会公道,并对事后进行的司法调查提供证据,施加压力,确保最后对事件得出公正的结论。 还有一个例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执政党国大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帕蒂尔在2007年7月中旬顺利当选为新一任总统,也是印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当选不久后顺理成章地搬进了总统府。几天后,也就是7月27日,第一大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却在评论版发表评论说,帕蒂尔不应该住进总统府。 为何?评论说,既然帕蒂尔在当选后自称是"人民的第一公仆",就应该像个公仆的样子。如何像个公仆的样子?那就应该搬出总统府。 可是总统府是专门让总统住的地方呀。为何帕蒂尔就不能住在总统府呢?评论接着指出,既然总统是人民的"首席公仆",具有了公仆意识,那就不应该住进如此巨大的宫殿里。首先这是殖民地时代英国总督住的地方,这些总督就在这里统治和剥削印度人,我们的总统继续住在这个殖民时代的象征性建筑里实在很不合适。其次,总统住的地方比世界上大多数总统住的地方都要大,甚至比美国总统的白宫还要大,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感到羞愧而不是自豪。如果总统真的要成为第一公仆,那就应该搬迁出去。 如此巨大的宫殿如何处理呢?评论建议把它变成大学学府或博物馆,或让一些政府部门搬进来办公。 我对印度媒体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媒体对印美核协议的报道。从2005年7月两国领导人签署协议草案以来,媒体的各种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各媒体的记者编辑,还有官员、科学家、学者和政客等纷纷发表文章,就印美核协议对印度国家利益带来的利弊进行讨论和争辩。发表的文章不下数百篇。正是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在经过了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机构和知识分子在媒体上的充分论证,该协议在国内最后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政府07年7月23日终于通过了该协议,并在08年得到议会的正式批准。 印度媒体为何能如此独立、如此大胆、如此活跃、如此具有公信力?我想,根本原因有四点。一是宪法规定了新闻自由,媒体不设框框和禁区,没有什么主管部门来进行限制和干涉,基本上做到了言论自由,文责自负。二是竞争使然。印度的报业发达,竞争自然激烈。而且因为竞争激烈,因此十分活跃,大家都深入采访,努力挖掘独家新闻,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快,于是有了百花齐放的传媒世界。 三是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比较高,可以不卑躬屈膝地为某些给好处的团体或个人涂脂抹粉,也不需要琢磨着去拿好处费、封口费和版面费。据我的了解,在以拿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人群中,军队的收入最高,其次就是媒体。我在孟买为新华社招聘写金融消息的当地雇员时了解到,一个在当地媒体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一般月薪为2.5万卢比(当时1元人民币相当于5卢比),而从事5年以上新闻工作的有一定经验的记者,月薪则在5万卢比以上。有一次我与路透社孟买分社的一位资深编辑聊天,他告诉我他曾想挖一位在《经济时报》工作的记者,开价8.5万卢比,可这位有10年从事金融报道经验的印度记者却拒绝了路透社的邀请,因为他在《经济时报》已经能拿到8.5万卢比一个月,而且工作也比较轻松,为何要去工作更为紧张的路透社?至于在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外国媒体机构工作的雇员,工资的起薪就有月薪6万卢比,高的可达13万卢比。这是什么概念呢?政府部门一个处级官员的月薪也就是1万多卢比。一位有15年教龄的尼赫鲁大学的副教授告诉我,他一个月的收入是2.5万卢比,算起来正好是孟买一位刚入行的记者的薪水。新德里和其他城市的记者的收入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一般的记者月薪也都有2万多卢比,拿4、5万卢比的记者不在少数。 最后一点,印度媒体基本上都是私立的,除了有两家政府资助的电视台和电台外。有的是股份制的,有的是家族式的。譬如发行量第一的《印度时报》,就完全是个家族统治的报纸。我曾问过该报的主编,老板如何管理他们。他笑笑说,老板一年有8个月在北部山区修行,2个月去世界各地旅行,管报纸的时间只有2个月,能管什么?而且老板对下属很信任,除了大政方针,一般的报道基本上让总编辑管理,不过问不干涉。 连老板都不干涉,更不要说政府了。上级机关的审查、监管、下指示、打招呼的事情基本没有,有的话也会被媒体捅出来,因此印度的媒体可以按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则来运作,相互竞争,共同提高,雅俗共赏,让读者受益。那种千篇一律的通用稿在报纸上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其实,在法律范围内,新闻越开放越自由,对社会越有益。媒体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很大,完全可以通过提供真实情况来揭露时弊,揭示真理,让读者和受众根据这些事实对问题和事件作出理性的判断,不至于让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且也帮助充分享受各种信息的各级决策者作出更加明智与合理的决定,利国利民。 印度的媒体大体上可以称作为社会的良心,当然也有在竞争的压力下自由过了头的时候,使得有些媒体不时作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通过耸人听闻、夸大其词的报道来吸引读者观众。但虚假和不实报道做多了,信誉没了,也就离关门不远了,因为读者不傻,市场无情。 推荐 8

自由亚洲|张林两女儿成功离开中国 抵达旧金山

安徽民主人士张林为失学的女儿呼吁遭到逮捕。张林的两个女儿,9月7号成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旧金山。协助他们的姚诚被公安拘留。在美国帮助他们获得签证的朋友、《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张林1989年就因为支持民运被判刑两年,后两次被劳教三年。2005年因为参加赵紫阳追悼会入狱四年。一直是国保监控的对象。 张林的大女儿儒莉在合肥上大学。今年4月,他为了一家人住在一起,为小女儿安妮在合肥办好入学手续。但是10岁的小女儿上了三天学就被国保带走,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关了三个多小时,又和他爸爸一起关了20多小时,引起网友愤怒。各地律师和网友围观声援,演讲、绝食、烛光晚会活动沸沸扬扬,最后遭公安清场、抓人。 7月张林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介绍,当局要把他的小女儿送往福利院。 张菁:“他们这样对孩子的目地在于威胁大人,威胁伸张正义的人。你们要搞民主、搞维权,那可能会威胁到你们孩子的利益。你们的孩子也可能就是这种下场。最后送福利院啊,或者怎么样的。” 张菁联系了美国《妇权无国界》创办人瑞吉(Reggie Littlejohn),后者愿意做安妮的监护人。她们又联络议员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要求给安妮签证到美国读书。8月22号,张林刚写完委托书就被正式逮捕。. 两个女儿到南京与母亲会合,三人把自己的手机放在朋友家,然后悄悄去了上海。朋友带着这些手机逛街,让合肥公安以为女儿们是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大女儿在上海发了两个邮件给她的朋友,公安追踪到他们待的旅馆。一直为《中国妇权》在中国做义工的姚诚是张林的朋友,因为协助母女三人被公安带走。帮助开旅馆的人都受到盘问。好在他们的护照已经委托朋友先藏起来。通过张菁的联系又取回护照。 张菁:“表送上去后,第二天,领馆的人带她们进入领事馆,把手续全部办好,给了她们签证。昨天,送她们上飞机。确定她们上了飞机、离开了中国,才走。这两姐妹从此以后改变了命运。” 大女儿过些时候将来到纽约与亲戚团聚。安妮将留在旧金山跟瑞吉在一起。 张菁:“今天早上瑞吉告诉我,她已经帮她们两个买了健康保险,有什么不适应要看医生的话,她们已经有了保险,不用担心。都安排的非常好的。瑞吉还会带他们去买衣服。” 张菁感慨的说,姚诚用他的自由换来两个孩子命运的转折、一辈子的自由。他们会继续为姚诚和张林呼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凤凰网历史 | 1960年代的亲情:亲儿女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

核心提示: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本文摘自《血与铁》,作者:老鬼,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上午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就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氛,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了,屁股扭来扭去的。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一秒钟都不拖延。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冲向食堂,兴奋地喊:“吃饭喽,吃饭喽!” 班里有位伙食委员,一个月一次专门负责统计每人每天的伙食安排,然后报到食堂管理员那里。值日生打饭时按每班每顿饭的总量打。中午有人吃三两,有人吃四两。值日生将主食分到每人碗里,再把菜分到另外一个碗里。我一般都是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我每顿吃完饭后,都要将碗里的饭粒舔得干干净净,而且刷完碗后,还要把刷碗水喝进肚子,将残剩在碗里的菜汤、油星、肉眼看不见的细微饭粒全吃光。可每逢离开饭厅时,依旧有些失落,因为肚子里还很空,半饱都谈不上。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我就无比羡慕,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可爱的场所。尽管里面总是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异常地亲切诱人。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了。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充填感,胃突然盛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所以,单位时间进食量多,对胃神经的刺激才大,因而吃得越快才越解饿、越有饱感。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最不饿?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经常切磋的问题。我试过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还试过早四两、午三两、晚三两和早三两、午三两、晚四两……甚至还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但这一斤粮食无论怎么吃也还是感觉饿。经过反复比较,我依然采用了大家普遍的吃法——三、四、三。为解决上第三节课就饿的问题,我还尝试过早饭只喝三碗粥(一两一碗),不吃干的。这样当时会觉得挺饱,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个人都被饿得眼冒金星,粮票就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各省市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哎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十块钱还可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还能要到两分五分的;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因为,这等于是从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掏吃的啊! 记得听同学们说过:就有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豆制品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问我在家吃几顿饭?吃两顿饭给半斤粮票,吃三顿饭就给一斤粮票。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父亲在饭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吃饭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人挨饿时最渴望的是吃饭,根本无暇考虑寿命问题。只要能吃饱,活不长我也认了。 因为老挨打,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不敢向他要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离晚饭时间还很长,什么也没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钟点,脑子里总离不开与吃有关的念头。我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营养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如果这个发明成功,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还千古不朽;大饥荒到来,工厂只要多生产一点儿这样的药片即可。 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营养比真黄豆、真猪肉、真蛋白还高……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水沟里绿绿的、毛茸茸的、脏兮兮的污物顿时成了宝贝。我对小球藻也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更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还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把胃的体积勒小。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人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再用水涮涮,将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进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走读同学比我还强些,回到家可以再蹭点吃的,能回旋缓解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一斤粮食为生。早三、午四、晚三,多一口也没有。食堂铁面无情啊,馒头、米饭、窝头二两就是二两,只少不多。熬菜青汤淡水,根本别指望能吃到肉。所以我老是饥肠辘辘,被饿得晕头转向。 一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掉。学校附近的饭馆我全部吃遍了,知道了哪个饭馆二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最经常的话题也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三两好大一碗。我就专门去吃。即使已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一定要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有了饱感才行。 饿了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这样平时挨饿还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一到月底,本月粮票全都花光,就得熬到下月发粮票。中间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一碗萝卜汤喝,暖暖身体,让嘴巴能往肚子里咽下一点儿东西。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地吃米饭、嚼花卷,我无比地垂涎和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而我这时候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五斤的粮票。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我激动之余,还是忘不了饿,空肚皮没法蒙,它吃不着东西就闹,让你心慌气短。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还,我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承认怎么办?认真考虑怎么抢他一个值钱东西作为逼他还我半斤粮票的办法。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学校就能多退我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儿,留着自己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两天零一顿只交两斤粮票。但那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粮票,她会唠唠叨叨很长时间。每逢我跟保姆发生矛盾,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教育我要尊重劳动人民。 这保姆五十多岁,我们管她叫施阿姨,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爱抽烟,一身烟味,面色蜡黄。她嘴巴能说,特会当面奉承人。对着母亲赞叹:“杨同志心眼儿真好。”对着父亲夸奖:“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极宠信她,所以就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当面称赞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却为我少给了一点儿粮票,就指责我“自私自利,总剥削家里粮食”。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吃。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就做几碗米饭,一碗也不会多。菜有时还能剩下一点儿,饭则永远别指望谁能剩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父母是她的监护人)。她若不给粮票,这保姆就真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碗柜等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我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饼干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十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她解释说:因为她和父亲定量很低,家里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饭不交粮票,所以粮食老亏。 事实上,父母也确实吃不饱。多年后,我从母亲的日记中获悉,当时父亲被饿得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目眩,根本就写不了东西。因此他们指示施阿姨,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母亲有时候会指示施阿姨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瓶子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一两。 本文来源《凤凰网历史》 -----白衬衫

德国之声|廖亦武:“中国对于我是一个恶梦”

流亡作家廖亦武以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著称。在柏林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的新书,中国社会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德国之声:你的新书《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是一本对中国社会边缘人物的访谈录,很象你在德国第一次出版的"坐台小姐"这本书(《中国底层访谈录》,德文译名: 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 。你为什么觉得要您继续这样的故事? 廖亦武:这个工作我其实持续了许多年。只能说第一本在西方让我成名的那本书,大部分是历史当中的人物,有很多的老人。但是这一本书当代性非常强,是现在发生的事情。第一本也写的妓女,但是是90年代的妓女。那个时候好像改革开放,离89年比较近,还是很原始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妓女-我写的流动的暗娼,她最开始是从东北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四川,采取了这么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 德国之声: 很多异见人士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因为腐败,但是看你的书,觉得全社会都是腐败的。 廖亦武:我觉得上上下下都比较向往腐败,证实了我以前的一个说法:当代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这种垃圾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是人的人生,人的思想。显得非常垃圾。而且这种垃圾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整个社会都是在往下沉。 德国之声:有的故事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比如说吃胎儿的汤。 廖亦武:其实媒体上国内就有报道,而且是台湾的商人过来吃胎儿,而且有那种胎儿的照片,把胎儿当作一种饮食,曾经人们趋之若鹜。这已经不是因为饥饿。我曾经在第一本书里写了三年大饥荒,那时候吃掉女婴是因为饥饿,大家是没有办法。现在是为了享受而去吃胎儿。 德国之声:你刚才说这些事是报纸报道的,你当时是直接去找他(采访对象),还是碰到的? 廖亦武:这是我直接去找的。虽然说当时不公开,比较隐蔽,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这个故事应该还是发生在10多年前了。当时相继报纸上又报道了另外一个和我这个相似的,就是台商吃胎儿,为了养颜壮阳,为了增加自己的性能力什么的,延年益寿,觉得那个是最补的。 德国之声:去年得到德国的书业和平奖,您讲了一个话,说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廖亦武:你 看了我更多的书,看了第一本"坐台小姐", 监狱的自传,子弹鸦片,再看了这一本,你会觉得这么庞大,这么堕落的一个国家,如果它不分裂,这些人这么生存下去的话,它将影响这个世界。我觉得分裂是最好的办法。 廖亦武的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的很多异见分子很喜欢表示爱国主义。您难道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对大部分的中国人会非常挑衅。 廖亦武:我觉得放在历史上来看,中国很多时候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很多思想家也不是全部都赞成统一,赞成分裂的仍然还是很多。所以说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我觉得我这个想法简直不算什么。至于今天,只能说这些人没多少文化, 不太熟悉中国本身的历史而已。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很喜欢找一个(攻击批评者不爱国的)说辞。 廖亦武:最近五毛党攻击我的言论就是关于中国分裂的问题。对于我个人的攻击当然是特别的多。我看关于这个话题,有三个星期都很热闹,发表了很多文章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关于分裂和不分裂,当时中国网络上讨论很多。可能有100多篇长篇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通过这个讨论,我就被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因为以前没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就会找我的作品来看,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人思维还是正常的。还有去年官方批判我批判得比较厉害,那么这也是一种宣传。《环球日报》先后发表两三篇文章批判我,包括我的哥哥,我的妈妈都是通过官方的批判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廖亦武2012年10月14日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总统高克参加颁奖典礼。 德国之声:最近西方关注的有几个事,比如你得到(德国书业)和平奖,出版了你的书,莫言荣获诺贝尔奖。你虽然批评他,但是你难道不觉得西方对中国更感兴趣? 廖亦武:我觉得我得这个奖基本上还是德国的书业协会几方通过民主投票选出来的,所以我非常自豪。它奖给了我的文学,奖给了我的勇气。它的程序基本上是透明的。所以那天一名年轻的女士台上说,廖亦武,向你的勇气致敬,那我当然感到自豪。但是,诺奖是个什么机构呢,它完全不透明。这当中它和共产党的勾结至少要保密50年。这当然不是一个民主的机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肯定不愿和莫言并列。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官员,每一次发言他都和这个国家,这个独裁国家高度一致的。从这一点讲,我对他的批判是自然而然的。 德国之声:但是有几个作家虽然在作协,也有一些书被警告的。比如余华。他也是作协成员,但他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活着》都是被警告的,但他还是作协成员。您觉得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 廖亦武:当然有中间的路,有些作家写了批判现实的作品,他在政治方面至少是没什么表态,没有直接说和独裁站在一起。那么莫言在这点上做得非常过分。他是直接和独裁站在一起,甚至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等于就是独裁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从这点看,其他那些作家,哪怕是走中间道路,还没有像莫言这样。瑞典把这个奖给了他,我不知道这当中是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一种利益吧,利益交换。 德国之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你写的那些东西有关系吗? 廖亦武:有些关系。比如你刚才说的余华,阎连科,他们写了一些,但是没有我做得那么彻底。从另一个方面,我也非常赞赏那些彻底的人。比如说艾未未最近出了一个歌,唱摇滚,我看了歌词也很赞赏,比如我的朋友孟煌,他作为一个画家能够去抗议去裸奔,我也满赞赏的。做人如果老是在中间走,其实也是满痛苦的。我能够理解他们,但我不愿意那么去做。 德国之声:你有没有希望有一天回到中国? 廖亦武:我希望有一天回到四川。中国对于我是一个恶梦。 采访记者:Mathias Bölinger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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