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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历史 | 1960年代的亲情:亲儿女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

核心提示: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本文摘自《血与铁》,作者:老鬼,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上午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就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氛,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了,屁股扭来扭去的。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一秒钟都不拖延。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冲向食堂,兴奋地喊:“吃饭喽,吃饭喽!” 班里有位伙食委员,一个月一次专门负责统计每人每天的伙食安排,然后报到食堂管理员那里。值日生打饭时按每班每顿饭的总量打。中午有人吃三两,有人吃四两。值日生将主食分到每人碗里,再把菜分到另外一个碗里。我一般都是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我每顿吃完饭后,都要将碗里的饭粒舔得干干净净,而且刷完碗后,还要把刷碗水喝进肚子,将残剩在碗里的菜汤、油星、肉眼看不见的细微饭粒全吃光。可每逢离开饭厅时,依旧有些失落,因为肚子里还很空,半饱都谈不上。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我就无比羡慕,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可爱的场所。尽管里面总是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异常地亲切诱人。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了。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充填感,胃突然盛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所以,单位时间进食量多,对胃神经的刺激才大,因而吃得越快才越解饿、越有饱感。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最不饿?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经常切磋的问题。我试过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还试过早四两、午三两、晚三两和早三两、午三两、晚四两……甚至还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但这一斤粮食无论怎么吃也还是感觉饿。经过反复比较,我依然采用了大家普遍的吃法——三、四、三。为解决上第三节课就饿的问题,我还尝试过早饭只喝三碗粥(一两一碗),不吃干的。这样当时会觉得挺饱,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个人都被饿得眼冒金星,粮票就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各省市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哎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十块钱还可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还能要到两分五分的;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因为,这等于是从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掏吃的啊! 记得听同学们说过:就有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豆制品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问我在家吃几顿饭?吃两顿饭给半斤粮票,吃三顿饭就给一斤粮票。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父亲在饭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吃饭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人挨饿时最渴望的是吃饭,根本无暇考虑寿命问题。只要能吃饱,活不长我也认了。 因为老挨打,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不敢向他要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离晚饭时间还很长,什么也没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钟点,脑子里总离不开与吃有关的念头。我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营养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如果这个发明成功,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还千古不朽;大饥荒到来,工厂只要多生产一点儿这样的药片即可。 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营养比真黄豆、真猪肉、真蛋白还高……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水沟里绿绿的、毛茸茸的、脏兮兮的污物顿时成了宝贝。我对小球藻也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更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还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把胃的体积勒小。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人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再用水涮涮,将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进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走读同学比我还强些,回到家可以再蹭点吃的,能回旋缓解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一斤粮食为生。早三、午四、晚三,多一口也没有。食堂铁面无情啊,馒头、米饭、窝头二两就是二两,只少不多。熬菜青汤淡水,根本别指望能吃到肉。所以我老是饥肠辘辘,被饿得晕头转向。 一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掉。学校附近的饭馆我全部吃遍了,知道了哪个饭馆二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最经常的话题也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三两好大一碗。我就专门去吃。即使已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一定要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有了饱感才行。 饿了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这样平时挨饿还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一到月底,本月粮票全都花光,就得熬到下月发粮票。中间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一碗萝卜汤喝,暖暖身体,让嘴巴能往肚子里咽下一点儿东西。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地吃米饭、嚼花卷,我无比地垂涎和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而我这时候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五斤的粮票。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我激动之余,还是忘不了饿,空肚皮没法蒙,它吃不着东西就闹,让你心慌气短。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还,我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承认怎么办?认真考虑怎么抢他一个值钱东西作为逼他还我半斤粮票的办法。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学校就能多退我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儿,留着自己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两天零一顿只交两斤粮票。但那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粮票,她会唠唠叨叨很长时间。每逢我跟保姆发生矛盾,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教育我要尊重劳动人民。 这保姆五十多岁,我们管她叫施阿姨,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爱抽烟,一身烟味,面色蜡黄。她嘴巴能说,特会当面奉承人。对着母亲赞叹:“杨同志心眼儿真好。”对着父亲夸奖:“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极宠信她,所以就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当面称赞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却为我少给了一点儿粮票,就指责我“自私自利,总剥削家里粮食”。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吃。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就做几碗米饭,一碗也不会多。菜有时还能剩下一点儿,饭则永远别指望谁能剩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父母是她的监护人)。她若不给粮票,这保姆就真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碗柜等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我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饼干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十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她解释说:因为她和父亲定量很低,家里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饭不交粮票,所以粮食老亏。 事实上,父母也确实吃不饱。多年后,我从母亲的日记中获悉,当时父亲被饿得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目眩,根本就写不了东西。因此他们指示施阿姨,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母亲有时候会指示施阿姨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瓶子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一两。 本文来源《凤凰网历史》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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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廖亦武:“中国对于我是一个恶梦”

流亡作家廖亦武以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著称。在柏林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的新书,中国社会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德国之声:你的新书《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是一本对中国社会边缘人物的访谈录,很象你在德国第一次出版的”坐台小姐”这本书(《中国底层访谈录》,德文译名: 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 。你为什么觉得要您继续这样的故事? 廖亦武:这个工作我其实持续了许多年。只能说第一本在西方让我成名的那本书,大部分是历史当中的人物,有很多的老人。但是这一本书当代性非常强,是现在发生的事情。第一本也写的妓女,但是是90年代的妓女。那个时候好像改革开放,离89年比较近,还是很原始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妓女-我写的流动的暗娼,她最开始是从东北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四川,采取了这么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 德国之声: 很多异见人士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因为腐败,但是看你的书,觉得全社会都是腐败的。 廖亦武:我觉得上上下下都比较向往腐败,证实了我以前的一个说法:当代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这种垃圾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是人的人生,人的思想。显得非常垃圾。而且这种垃圾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整个社会都是在往下沉。 德国之声:有的故事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比如说吃胎儿的汤。 廖亦武:其实媒体上国内就有报道,而且是台湾的商人过来吃胎儿,而且有那种胎儿的照片,把胎儿当作一种饮食,曾经人们趋之若鹜。这已经不是因为饥饿。我曾经在第一本书里写了三年大饥荒,那时候吃掉女婴是因为饥饿,大家是没有办法。现在是为了享受而去吃胎儿。 德国之声:你刚才说这些事是报纸报道的,你当时是直接去找他(采访对象),还是碰到的? 廖亦武:这是我直接去找的。虽然说当时不公开,比较隐蔽,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这个故事应该还是发生在10多年前了。当时相继报纸上又报道了另外一个和我这个相似的,就是台商吃胎儿,为了养颜壮阳,为了增加自己的性能力什么的,延年益寿,觉得那个是最补的。 德国之声:去年得到德国的书业和平奖,您讲了一个话,说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廖亦武:你 看了我更多的书,看了第一本”坐台小姐”, 监狱的自传,子弹鸦片,再看了这一本,你会觉得这么庞大,这么堕落的一个国家,如果它不分裂,这些人这么生存下去的话,它将影响这个世界。我觉得分裂是最好的办法。 廖亦武的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的很多异见分子很喜欢表示爱国主义。您难道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对大部分的中国人会非常挑衅。 廖亦武:我觉得放在历史上来看,中国很多时候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很多思想家也不是全部都赞成统一,赞成分裂的仍然还是很多。所以说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我觉得我这个想法简直不算什么。至于今天,只能说这些人没多少文化, 不太熟悉中国本身的历史而已。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很喜欢找一个(攻击批评者不爱国的)说辞。 廖亦武:最近五毛党攻击我的言论就是关于中国分裂的问题。对于我个人的攻击当然是特别的多。我看关于这个话题,有三个星期都很热闹,发表了很多文章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关于分裂和不分裂,当时中国网络上讨论很多。可能有100多篇长篇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通过这个讨论,我就被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因为以前没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就会找我的作品来看,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人思维还是正常的。还有去年官方批判我批判得比较厉害,那么这也是一种宣传。《环球日报》先后发表两三篇文章批判我,包括我的哥哥,我的妈妈都是通过官方的批判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廖亦武2012年10月14日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总统高克参加颁奖典礼。 德国之声:最近西方关注的有几个事,比如你得到(德国书业)和平奖,出版了你的书,莫言荣获诺贝尔奖。你虽然批评他,但是你难道不觉得西方对中国更感兴趣? 廖亦武:我觉得我得这个奖基本上还是德国的书业协会几方通过民主投票选出来的,所以我非常自豪。它奖给了我的文学,奖给了我的勇气。它的程序基本上是透明的。所以那天一名年轻的女士台上说,廖亦武,向你的勇气致敬,那我当然感到自豪。但是,诺奖是个什么机构呢,它完全不透明。这当中它和共产党的勾结至少要保密50年。这当然不是一个民主的机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肯定不愿和莫言并列。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官员,每一次发言他都和这个国家,这个独裁国家高度一致的。从这一点讲,我对他的批判是自然而然的。 德国之声:但是有几个作家虽然在作协,也有一些书被警告的。比如余华。他也是作协成员,但他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活着》都是被警告的,但他还是作协成员。您觉得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 廖亦武:当然有中间的路,有些作家写了批判现实的作品,他在政治方面至少是没什么表态,没有直接说和独裁站在一起。那么莫言在这点上做得非常过分。他是直接和独裁站在一起,甚至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等于就是独裁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从这点看,其他那些作家,哪怕是走中间道路,还没有像莫言这样。瑞典把这个奖给了他,我不知道这当中是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一种利益吧,利益交换。 德国之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你写的那些东西有关系吗? 廖亦武:有些关系。比如你刚才说的余华,阎连科,他们写了一些,但是没有我做得那么彻底。从另一个方面,我也非常赞赏那些彻底的人。比如说艾未未最近出了一个歌,唱摇滚,我看了歌词也很赞赏,比如我的朋友孟煌,他作为一个画家能够去抗议去裸奔,我也满赞赏的。做人如果老是在中间走,其实也是满痛苦的。我能够理解他们,但我不愿意那么去做。 德国之声:你有没有希望有一天回到中国? 廖亦武:我希望有一天回到四川。中国对于我是一个恶梦。 采访记者:Mathias Bölinger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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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习近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8日晚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开始对该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旨在进一步促进双边关系和合作。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乌兹别克总统举行会谈,双方还将签署一系列协议。 自从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在1992年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媒体报道说,中乌关系在2012年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前访问了哈萨克斯坦。他在结束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后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合组织峰会。 (编写/责编:横路)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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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法治論之四: 法治所需的法治文化

支撐著公民抗命行動的法律文化,是一種能對現行法律及法律權力持批判思維的能力,這可與「以法限權」相配應。公民抗命是基於法律需符合具體公義訴求的渴求,那可與「以法達義」相配應。 法律體制 (legal institutions) 與法律文化 (legal culture) 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的體制架構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與體制文化 (institution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一樣,有著三個向度。 一、承托:體制架構需要相配應的體制文化去承托才能令這體制架構發揮出其應有功能。 二、培育:設立一個體制架構是有助在體制內培育起相配應的體制文化。 三、促成:若體制內已形成了某種體制文化,那會產生內在的力量去推動體制改革去促成建立起其配應的體制架構。 因此要有可以承托實踐某一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就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有了這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會有助在社會內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而當社會已有了某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那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產生。 如之前談法治的文章說,香港的法律體制所要實踐的法治,已超越了「有法必依」的層次,而達到「以法限權」的層次,並逐步邁向「以法達義」的層次。與「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守法。在這點,香港大體是達到的,雖仍有很多進步空間。 與「以法限權」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對公權力持批判的能力,不只是盲目遵行法律,因這才能令限權的法律體制發揮限權的功能。與「以法達義」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更複雜,要能尊重每一個人享有作為人的尊嚴所應有的基本權利、關愛社會內的弱勢社群讓他們能享有基本生活的需要、並信任社會內信奉不同價值的群體和公民能透過商討達成共識。 從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去承托法律體制這向度看,只是強調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只能承托「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卻不足以承托更高的法治層次如「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若我們認同香港的法治要達到「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層次,那麼就要確保香港的法治文化也能達到可與這些層次相配應的法治文化水平。只是滿足於維持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就不能保証香港的法治可繼續維持在「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些高層次的法治。若法律文化不能相配應,法律體制向下滑落至較低層次的法治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從建立起某一法律體制能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的向度看,香港的法律體制在限權方面已基本上符合要求,唯獨民主普選的制度還未能真正建立起來。因為民主普選的權利也是達義所要達到的基本權利之一,香港法律體制在達義方面,也因未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故亦有缺欠。因此,能儘快在香港建立起民主普選的制度,那會有助培育起能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兩個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 還有,從已形成了的法律文化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建立起來這向度看,就會明白公民抗命對法治發展的積極作用。支撐著公民抗命行動的法律文化,是一種能對現行法律及法律權力持批判思維的能力,這可與「以法限權」相配應。公民抗命是基於法律需符合具體公義訴求的渴求,那可與「以法達義」相配應。 或許香港市民過去對公民抗命認知有限,但自今年年頭「佔中」提了出來到現在,越來越多市民知道公民抗命,並越來越多市民由明白到接受,甚至決定會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佔中」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正把香港原有的法律文化推向更高的層次。一旦公民抗命所包含並可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法律文化能形成,那就必能推動香港法律體制向更高層次的法治演進,最終必會令民主普選的制度在香港建立起來。 現在香港社會出現了阻止公民抗命所包含的法律文化形成的行動,他們能否成功,現在還是未知之素,但卻必與香港的法律體制能否維持及發展至更高階法治有著緊密的關係。對香港人來說,若大家是重視香港的法治水平和發展,不只是滿足於低階法治或接受香港法治向下滑落,那麼大家對公民抗命和「佔中」的最終取態若何,就會是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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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冯正虎的Twitter》中国首部推文集出版

三年多前,因”回国难”而声名大噪的知名维权人士冯正虎,近日推出了中国第一本记载中文推文的书籍《冯正虎的Twitter》。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3年9月4日,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冯正虎以网络电子书的形式,在台湾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记载中文推文的书籍。 4200条推文,41万余字,囊括了推特上从2010年2月到2013年7月间,中文推友关注的国内主要事件及民间主要人物的言论。 谁是”冯正虎”? 大多数人知道”冯正虎”这个名字,是从2009年底开始。那时,冯正虎在八次回国先后被拒绝后,被迫滞留东京成田机场92天—-上海浦东机场拒绝他入中国境,冯正虎本人则拒绝在成田机场入日本境。也就是从那时起,冯正虎开始使用推特,讲述和记录这段特殊的维权史。 不过,”冯正虎”这三个字,也曾出现在现今早已被查封的”护宪维权网”创办人一栏,出现在《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名单中,出现在”德国之声博客大赛最佳中文博客提名”中。 冯正虎曾获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提名 “把中国’推’向法制化国家方向” 曾经的数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在日本留学期间攻读的是经济和计算机,现在却成了一名维权斗士。冯正虎的人生选择,或许有些与众不同,但他的盼望,却也是许多中国人的盼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朝法制化国家的方向走,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国家。通过我们艰难的努力,中国能一点点地改变”。 让冯正虎充满盼望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在两方面看到了改变:其一,从制度上来说,中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其二,中国人民的法制观念在扩大,争取维权的斗争、争取维权的努力都在不断展开,不像过去,老百姓现在会自觉维护自身的权利了。 此外,冯正虎还认为,互联网的力量也使政府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迫使他们做出改变。因此,虽然现在是法制最不好的时期,自己仍然会选择继续非常努力地进行维权工作。 “让更多人知道墙外的’小蓝鸟'” 在《冯正虎的Twitter》这本书里,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冯正虎本人的维权路,也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和事件,如:刘晓波、艾未未、胡佳、许志永、2010年上海”11·15″大火、2013年南方周末事件、雅安地震……可是,把曾经的推文变成书,期待的又是什么呢? “国内有微博,国外有推特,两者实际上是在互相影响。微博的用户虽然多,但是它毕竟是非常不自由的。而推特,则是一个很自由的微博客,因此国内用推特的人虽然少,但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上推特需要翻墙,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推特来了解真实的信息。” 冯正虎说,出版这本书,也是记载推特在中国的历史,希望藉着这本书,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推特这个”自由世界”,知道大家在推特中谈论些什么,藉此影响国人。也希望藉着推特,能够推进微博的发展,因为微博经常遭到整肃。 2009年,冯正虎八次回国被拒 “我不屈不挠” 除了几年前在东京成田机场的经历,在生活中,冯正虎前前后后被抄走了16台电脑,打印机等就更不好统计了,目前生活也是靠太太的退休金,在推特上,他写道”八个银行账号被冻结,继续借款还罚金。只是开账号的时间和金钱损失了”。新书出版的这两天,家门口还有人看守,但他还是在采访的结尾说: “我不屈不挠,希望能够做一些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作者:简如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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