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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

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蔡如鹏 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不断蔓延,不断升级。   近些年,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争吵不断,各方都不甘示弱,展开了一场接一场出言不逊的竞赛。但这些骂战的议题却极其严肃,从对毛泽东的评价到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判断,从对“文革”的看法到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严肃的议题,却被非理性的论战方式遮蔽。   君子何以动了手?   在这些争论中,最激烈的声音出现在 2012 年 3 月前中共高官薄熙来被免职前后。 2007 年,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便大张旗鼓地在这座山城发起“打黑唱红”运动。围绕着重庆的做法,知识分子迅速分裂成两派。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反对者则驳斥,这是在走“文革”的老路,是死路一条。   那段日子,双方在微博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论战。《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几乎天天泡在微博上,每晚都要发几条“午夜政治评论”,“每条都会引来很多评论,攻击的多,赞成的更多。双方剑拔弩张的架势,此前从没有过1   一个月后,随着薄熙来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社交网络上的争吵才开始有所平息。但双方的裂痕却并没因此而平复。   中国知识界的分裂由来已久。“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出现分裂,不再是铁板一块,各类学者从此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思想评论界的活跃人物、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曾在文章中回忆说:“直到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并在这一虚拟空间迅速蔓延、升级。最令人担忧的是,过去一向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书生们也开始诉诸武力,把网上的争吵演绎成现实中的暴力冲突。   去年 7 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吴法天”)与四川籍女记者周燕(网名“此是燕云”)因四川什邡钼铜项目是否会污染环境在微博发生争吵。吵架逐渐升级为人身攻击恶语相骂,最后双方约定在北京朝阳公园当面论战。   见面后,论战很快就变成了拳脚相加,吴丹红被打倒在地。最终,这场闹剧不得不在警方带走双方当事人后才得以草草收常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微博约架”。   辩论的“文革法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名亮,一直在研究微博上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交媒体,如论坛、 SNS 、博客等,微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 2009 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微博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广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   但知识人也可能被微博非理性的交往场域所“绑架”。李名亮发现,为了获得庞大数量的粉丝“关注”和“跟随”,即“加 V ”确立身份和影响力,微博领袖可能会从言语技巧和思想观点两方面,迎合微博感性而欠缺深刻的文化语境,迎合粉丝群的“网络公意”。   大约三年前,媒体人周志兴创办了一个思想性的网站,取名共识网。他希望这个平台能为知识分子的交流提供一个空间。但很多“左派”人士不买他的账,认为这是一个“右派”网站。   周志兴的微博有 5 万多粉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他在网上就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前不久《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调去某个基金会工作,发私信托他在微博上转发下这个消息。但转完后,他的粉丝不干了,骂他“怎么跟左派眉来眼去”。   “我猜想,很多人是因为我的自由主义立场才关注我,成为我的粉丝的。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我和一个左派互动了。”周志兴说,这让“你不得不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分裂的最大问题就是站队。他说:“很多时候,他不是看你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看你是哪个阵营的。只要发现你跟他不是一个阵营,根本就不会听你说什么。”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 5.5 亿人,已经形成网民集结参与公共事务的气氛,网络成为助推中国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网络的言论暴力也开始引起关注和思考。   胡泳对 2012 年初微博上爆发的“方(舟子)韩(寒)之争”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论战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包括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使用类似的语言。”胡泳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甚至还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   胡泳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他解释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批判对象或其言行与“文革”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00%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胡泳分析认为,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事件,“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来说。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文革’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这种贴标签式的讨论,胡泳认为根本不可能在学理层面去交锋,只能使人失去独立和理性的判断,同时加剧群体的非理性行为。   学者秦晖对这一现象也有描述。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什么?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不惜一切的代价消灭。   扭曲的争论   对于今天社交媒体上弥漫的戾气和语言暴力,不少传播研究者认为,活跃在网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名亮研究发现,微博的出现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但是,塑造与指导公共舆论的权力仍在少数的社会精英手中。也就是说,不少知识人已经或正在占据信息高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在微博中生存。   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见领袖,其微博关注度可能不及娱乐明星。李名亮分析称,但他们通过微博内外不同领域的跨界交流,共同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话语权,其实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引发话题、设置议程、引导与改变舆论走向,形象地说,他们是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和“扩音器”。   不过,对于社交媒体上的乱象,胡泳也强调,虽然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只能负“部分责任”,因为“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层面”。   “知识分子群体也是生活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的,他们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胡泳说,相对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但离真正自由表达的公共讨论空间的标准还相差甚远。   在胡泳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太多的问题都需要讨论,而讨论空间却不足够”。   “这势必会使得原本正常的争论扭曲、变味。”他说。   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也认为,社交媒体上的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知识分子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美国之音 | 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促使美厂商回流

 2012年 3月 25日 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促使美厂商回流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重庆长安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在工作 中国劳动力、生产成本和相关费用的不断提高,致使一些美国公司开始纷纷回流。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本土企业自主竞争能力等方面的加强,外资退出可能会是个趋势。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等,让海外的投资者趋之若鹜,纷纷“慷慨解囊”在中国投资建厂。 *昔日优惠今不再 成本上涨苦难言* 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寻求削减成本的美国公司,在中国优惠政策和廉价劳力的吸引下,一度将生产部件的加工外包到中国,或在中国投资建厂。中国政府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包括廉价的土地、固定的汇率、财政刺激、政府出资改善基础设施等,而当时中国工人的工资每小时不足一美元,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曾经的廉价中国劳动力成本由于不断上涨而逐渐失去其吸引力和竞争性。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说,2011年中国南方工业带的工资上涨了10%。2010年工资上涨幅度为11%。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抗议事件不断,上海政府最近宣布,将最低工资提高13%。 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因使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而得到了丰厚的利润。但有迹象显示,低成本、高回报的所谓“中国范例”正在走向终结。 *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是长期问题* 美国著名体育用品公司耐克上星期的盈利报告显示,公司的利润下降2%,相当于额外支出数千万美元,其中中国工人工资上涨,是耐克一部分利润消失的原因之一。 投资公司麦克亚当斯赖特里根分析师萨拉-哈森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工资上涨仅仅是刚开始,这对企业来说是件大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分析师哈森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产阶级不断扩大,这种工资水平上行的压力将会继续。 芝加哥论坛报引述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的作者之一、哈罗德-舍金的话说,中国当年廉价的工资,现在每年增长15-20%,而且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同时,公司还承担运输成本的增加,水电费的调价,以及产品质量等问题。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公司开始注意到,在中国的实际生产成本开始接近美国的成本。 *企业利润减少 退出势在必行* 中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说,虽然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两国在政治上、经贸上也时有矛盾和摩擦,但造成美国企业回流的原因主要在经济层面。 他说:“我认为首先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包括一些经济政策,对外资的优惠减少了。优惠政策一取消,外资在中国的利润减少,甚至成本还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感觉日子不好过了,就退出吧。” *美国公司回流的国内原因* 芝加哥论坛报说,过去10年来,美国公司已找到生产产品更快、质量更高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改善自动化。与此同时,美国的工资下降或仅仅适度增长,使得美国本土公司在全球更具有竞争力。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和全美汽车联合工会谈判,允许公司以大约雇佣熟练工人工资的一半、每小时15.78美元雇佣初级工人。这不仅大幅度节约了公司的人力成本,而且增加很多就业机会。福特公司计划在2015年前新增1万2千个工作。 今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在美国经济仍然处在金融危机过后的恢复阶段,经济、就业是选战的重要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寻求加快鼓励美国公司回流,建议向那些把工作带回美国的公司,提供20%的公司所得税抵免。 不过,在这一波美国公司回流中,一些美国公司仍然认为,在亚洲生产以亚洲市场为主的产品,成本仍然便宜,而且为了扩大在亚洲的市场份额,一些公司不得不在当地建厂生产,或同亚洲厂家合作。 *美国企业回流数量将递增* 芝加哥论坛报援引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比文斯的话说,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的公司数量还不多,不足以被看作是一种趋势。报道说,美国的制造业严重萎缩,因为现存的工厂无法承担生产,而且严重缺乏熟练工人,一些工作无法被回流到美国。报道举例说,现在很难在美国找到能生产拖布、刷子、烤盘的工厂。报道引述德勒咨询公司和美国制造业研究所去年的一份报告说,全美大约有60万个制造业工作无法填补。一些制造业者估计,这种短缺将在今后3-5年内更加严重。 虽然美国公司回流的数字无法统计,制造业者专家说,随着中国工资继续上涨,运输成本飙升,美国公司回流的数量将在今后5年增加。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到2015年,在美国生产那些目前进口给美国消费者的产品,成本更便宜。这些产品包括机械,电子产品和家具等。 *美国企业回流数量取决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学家仲大军说,从整体上来讲,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日益强大,科学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会受到激烈的竞争或排挤,从而可能造成西方企业后退或回流的趋势。 他说:“假如中国企业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并且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企业,迫使一些外资企业被逼走了。中国经济大量的领域都被外资渗透着。所以中国从国家战略发展上也发现了这些问题。所以中国也开始从经济政策上,以前优惠外资的招商政策,都开始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慢慢慢慢地退出,有可能是一个趋势。”

思潮-时局-未来(上)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思潮-时局-未来(上)

    主讲人:李伟东   主持人:秋风   评议人:王占阳、石秀印、孙龙、蔡霞   秋风: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最近两年,不论是政治还是政治思想,变化都是非常大,而且在我看来整个政治思想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重新的组合。而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包括政治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应先恐怕不是1年、2年,而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伟东兄,据我所知,过去一年也是非常活跃,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代表人物,从极左到极右,中左中右,各色人等,伟东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面,还有这种理解力的人,我相信在中国没有了,就只有伟东兄了。   所以我想正好现在是年底,究竟过去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对未来的一年和更长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我就特别请伟东兄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伟东也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以前其实我也听过,但都是比较断断续续的。这是算一次比较完整的报告,我非常期待,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请伟东兄做这个报告,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还请了几位国内重量级的政治学家,有王占阳先生,还有蔡霞女士,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他们会做一个评议,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伟东:   非常感谢天则所,盛洪所长,虽然有过见面,但是很少在一起长时间的讨论。也感谢秋风先生,感谢天则所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天则双周论坛是我多年一直学习的地方,10多年,接近20年以来,天则所茅老师以及盛洪兄,还有秋风兄还有很多人,包括余老师,给中国的思想界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也贡献了很多思想,推出了很多的人物。看天则的网站,看天则的双周论坛,仔细看每个人的讲演,每次都受益匪浅。这次天则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也很荣幸,因为我很少在外面讲。这两年情况也有所变化,好像我是突然出来的。其实我03、04两年曾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社长,当时我的搭档是温铁军,他是一个比较偏左翼的三农问题专家。当年我们也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多观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主要是做行政方面的保障事务。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是吉林大学77级经济系的。20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在参与改革这件事,从80年代以来就和北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留下来的,当了高官的和仍然沉在民间潜心研究的,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受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结合我自己的思想观察,有一些体会。去年以来,有一些特殊的变化。   由于我朋友关系比较广泛,我在左右两个方面都参与讨论。原来的讨论是比较私下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公开了。比方说左翼的杨帆先生(他自己不承认左翼)组织的一些讨论会,包括跟乌有之乡一些人的讨论包括网上的一些公开争论。大家最近都比较激动,跟杨帆先生那边参与了很多左翼的讨论,最近在网上跟一些人也有争论,包括你们都知道的郭松民、苏铁山,都有一些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共识网上也发了我一些东西,最近发了一个标题叫“林彪是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我是说,不存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存在的只是把毛加进去的,毛林江的反人民集团。这算是我对过去历史的一个观察。由于跟左右各派的讨论,发现近两年来思潮非常之多,多到了十几种,二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极左翼的,比如乌有之乡和相关联的一些网站,他们内部也有差别,不停鼓动要发动二次文革。   而且对毛的评价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比方我在网上私下跟仲大军,大军网是很有名的网站,提供了很多思想,但那次吃饭实际上又有郭松民、杨帆、大军,我们几个人,就一直在争论。我说我的问题是,现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这么严重的一个态势,到底是毛的路线的继续,就是他的专制体制的继续,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还是像你们说的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然后走资派又重新上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是后面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毛是英明伟大的,后来在微博上争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发到微博上,仲大军直接回复我说,毛就是耶稣,是全世界的领袖,未来的问题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也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我非常意外,大军兄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盛洪也都知道的,但他非常的激烈。我问,毛到底是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差别很大的等级化的社会?本来就很平等,所以才有未来那么剧烈、暴烈的行动。他说毛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公平、平等的社会,毛就相当于当代的耶稣。   当然我也见过另外一拨人,比方说言辞和主张都越来越激烈的原来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最近我看到他们的言论都非常激烈,我不好多点名字,说一两个,比方说像刘菊明,这个已经是基本上是认为大变革、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性的变革不可避免。还有翻译哈耶克的,翻译韦伯的那几位翻译家,都已经变得非常激烈。   所以我要先说说思潮,而且现在出现一个像梦魇一样,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就是2012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沉重。比如说2012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大的换届年,换上来的人和过去的人有什么差别?中国会不会因为换了人,换了领导集团,而又重大变革呢?还是仍然会温吞水的这样走下去。但是不管上面换不换,社会会不会等待它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你换不换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上要有别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说2012对全世界来说也处在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啊、正在探底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啊这种情况。但是官方的思想认为,中国的2012不是一个往下走的问题,不是一个会不会崩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模式将大行其道,在全世界风靡,而且中国的崛起将在2012变成某种现实的问题。这样的学者也很多,比方说北大的潘维全世界去推销中国模式,组团去推销中国模式。还有类似的很多人,左翼的一些人。内部的讲法就更多了,像张木生先生认为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当然中国已经到了89,就民怨气氛而言。他再跟我说,跟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在位的那些人能把羊头挂住,意思是保证现有政权不再未来一年崩盘,新上来的太子党就一定会重整山河,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全世界会把整个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的时候大大发展下去。   所以明年到底会怎么样也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情况,今年也到了年底了,现在已经是12月。未来一年中国将如何走,我先说说各种思潮。各种思潮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走势,所以我第二个问题要说时局,对时局的判断,官方的判断、民间的判断以及我的判断。第三个问题说说我对未来的判断。我就大概说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前一次在两个月前,10月初,在成都的安仁,是樊建川他请我们去。当时秦晖,徐友渔,张木生,肖公秦,杨帆,左翼的像朱苏力、黄纪苏他们都去了。就是左右对话,我在当时讲了当前的思潮,共识网已经发了,当时我讲了6种思潮,共识网就是按这个发的。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有人批评我,说至少忘了秋风兄的儒家宪政,也就是保守主义思潮。这个保守主义和刘菊明说的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菊明说的保守主义是指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非常保守顽固的,或者说非常任性坚持的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但中国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向儒家回归,或者向传统回归,或者向国学回归。也不完完全全是回归,也是超越,是与现在的普世价值相结合。大概我是这样一个理解。这个保守思潮也很厉害,当时说我漏掉了保守主义思潮,也漏掉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近我发现还有两种势头非常明显,成为思潮。一个就是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国粉”,民国粉。这个来势汹汹,而且对自由主义侧翼,对刘菊明他们都形成一种围剿的态势,这个是非常厉害。比较有名的像网上大事将至,书海飘香,这几位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常活跃。如果底下有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本人到了,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顺便插一句,秋风说我是什么杰出的观察家。我一想,观察家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明白了,观察家就像足球的球友,看别人怎么踢,然后我们或许能看出点门道。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比较厉害的一拨,出现的这种国民党粉。按现在我分了10种思潮,这个说起来就比较繁琐。我按了一个特别传统的方式来区分,传统的是左右的方式。左右这个概念就非常不科学,我先认同它不科学,因为前一段时间,高超群就在这也讲过一次流派的分野,我们之间也有讨论。他就是反对用左右的方法去分思潮,连秦晖先生,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左右是不科学的,我也同意,但是左右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左翼的思想思考者,行动者说我要回到毛左,自己宣称自己是毛左,就是毛泽东左派。张宏良在他的演讲当中,公开说中国过去10年最有意义的思想动向,就是出现了毛泽东式的共产党人,就是毛左,原话叫毛派共产党人。他自己宣称自己是左翼,而且乌有之乡前不到一个月,把它的整个页面换成了向薄熙来同志致敬什么的。而且也有人自称自己是右翼的思想家,所以首先是从大家的传统语境上过渡过来的。很多人他们自己就这样自称,然后我们习惯上也这样去划分。   所以我只是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左右之分和国际标准不一样。国际标准,所有的左翼,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等,包括工会的工潮当中的左翼思想家,基本上是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工农呼吁社会平等,呼唤人权,批评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总之国际的左翼思潮是反不平等的,保护人权的,对政府是采取批评态度的。而国际的右翼可能是和资本相关联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和某种权力结构离得更近,这是国际的标准。但在中国反而是倒过来的,因为我观察乌有之乡左翼的讨论,当然他们也有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心,而且以此为依据认为第二次文革是该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观察这些左翼的思想者,对官方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对国际各种各样事情的态度,在国际重大事情当中的对官方的支持。比方说民间认为卡扎菲倒了很好,叙利亚该制裁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民间力量,民间思想者都这样认为,而左翼力量反而是不停地在帮助官方说话。我说的左翼力量不包括,有一些在网络上像城管一样的,我们把他叫“五毛”我这个话不在这儿说,我不想用一个什么概念羞辱别人。总之这些人算不上是左翼思想者,而是官方打手,有若干这样一些人在网上活跃,这我也就不去说了。比方说有这样一些人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3000万人头换来的,你要想拿走你用3000万人头来换。类似说这样一些话的人,我已经不把他看做思想者了,这就是网络打手。   我刚才说的网络思想界的,比方说左翼的黄纪苏、祝东力这样一些,他们的一些思考,是对官方的很多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左翼标准和国际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国内的说,左右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先暂时这么叫。   这10种思潮,最左翼的当然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主张回到文革的,主张用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重新解释今天的。认为毛当年发动文革的时候,资产阶级还并不明显,但他们认为也存在,比方说以刘邓为代表的,当年也存在,所以毛发动文革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人认为当年不明显,今天反倒是对应了毛60年代说的,今天恰恰是毛主席当年说的那个情况。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右翼势力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空前高涨,发动第二次文革的时机已经来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这就是郭松民直接回答我的在网上。我说,你是想发动第二次文革吗?他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我说当年就有武革呀,文革发展到后来就是武革。他说,那不对,那是工人阶级领导权被什么什么篡夺了。他大概就是说文革那个武革不是毛主席的事,只是底下的人捣乱。毛的意思就是文革,所以今天应该发动二次文革,只有二次文革才能避免武装革命。他说我在网上说的,你继续忽悠这种宪政民主,人权这种事情,小心爆发革命!我说你这个文革难道不是要爆发革命吗?他说,文革是文革,只有发动文革才避免爆发二次武革,左翼是明确这样表达的。这是我最近直接接触,亲耳听他们说,而且在我的微博对话当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潮,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左翼的力量发展最为迅速,这也是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我说的发展成运动,你可以看到在郑州,在山西太原等等一些地方,比方说,烧报纸,呼口号,围剿,甚至举毛先生,告状等等这样一些事故,已经是此起彼伏了。而且华尔街发生事情以后,郑州他们还弄一些老太太上街去,支持占领华尔街等等。他已经从思潮变成了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个玩笑,已经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打闹闹,而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准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张宏良先生,我跟他约了对话,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已经在他的演讲当中,网上看到的东西已经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些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是一种思潮性的,甚至社会运动性的。   这是最左翼的这一段,最近他们给我介绍他们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方说张宏良说要保党救国,然后好像是有些网站批评他是投降派。张宏良回过头来开始抨击张木生,抨击他的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叫左翼代入党。什么叫左翼代入党呢?以卡扎菲那个事为例,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早掌握核武器,放弃了核武器的生产研制权,向美国投降。然后把大部队引过来,所以才会有他们后来的下场。这是张宏良最后文章的结论。现在已经出现左翼代入党,然后开始抨击张木生他们的新民主主义。所以他们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这是第一个,最左翼的,那么标准的左派很有意思。我定义的标准的左派,就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扬弃了,从计划到市场,改革开放30年了,当年官方批的那个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至今仍然非常有市场,而且卷土重来。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以那儿的程恩富副院长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他们的总院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副院长,包括几个相关的所,在不停想把中国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试验田,或者自己认为它是试验田,也有某种联络,就是重庆。因为社科院的马研院以及政治学所房宁以及崔之元先生的一批从美国学来的美国左翼,回到中国后的中国左翼,他们也都称自己是左翼。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就是左翼思想家的东西,回来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左翼。他们已经成了重庆主要的智囊团。当然杨帆很不满,不停跟重庆说,你们是上了左翼的当了等等,重庆应该搞民主,这是杨帆最近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是重庆的智囊团,认为重庆就是可以回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文章,包括在《香港传真》上登出来的,以及他们自己发表的历次会议上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他们和当年说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已经跟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维系。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它的经济势力为代表的一个势力。我把它叫做标准的左派。   左翼的第三支我把它叫做中左,中左就是张木生,张木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支也比较有意思,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张木生新书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在场,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为什么要说呢?张木生首先说他这个东西是超越左右翼的,左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右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而且他也能代表,不光是能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你们要的宪政民主,言论开放,司法独立,城乡平等,等等。我就不说他的基本主张了,总之他的政策主张包含着,比方说,要全民共国家的产。就是把全民资产分了,量化到每个个人,但是不许卖,可以继承。量化个人之后所带来的资产收益,纳入社保,然后社保基金再怎样运作。这个办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在权贵资本以及大国有资本某些全民性的重新分配,是含有这样的含义,他自己也是这样去说的。   我说,你如果真能这么干,我完全赞成。但是我只建议,因为60年,中国农民跟社会主义无关,农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社会主义,虽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呆了60年。因为这个全民所有制所谓全民农民是排除在外的。当农民人口占80%以上的时候,我说你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是冒牌的。现在农民人口已经降到了50%-60%的样子,但还是大多数,那这个社会主义我仍然认为是冒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口跟社会主义无关,既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资产收益,资产名义上就跟你没关,也没有资产收益,仍然在二元结构的第二元呆着。所以你这个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城市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居民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应该对农民进行加倍的补偿,如果你分国有资产的话。我跟木生一再强调,说过很多次了,农民要加倍,甚至要加更多的倍。这是一个加倍,因为60年农民做的贡献太多了,被剥夺的太多了,第二个,越是中心城市应该分的越少。比如说北京,前30年是全国人民支持北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全国人民不知道给北京做了多少贡献,现在仍然享受着很多特权,比如说考分,这个是多大的含金量是很难衡量的。北京户口的人的后代就能比其他省份的人享受低200多分的考分进大学。这个你说用什么钱能够衡量呢?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东西,这是含金量第一高的一个资产。那么你真能够量化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个人的话,北京人应该分得最少,然后偏远地区应该分得最多。   这是他第一个政策主张,说要量化全民资产,第二个,他说要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农会,让工人和农民都有对资本家,对资本的集体谈判权,共产党不干预,只是在最后不得了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来裁判,这是第二。   第三个政策主张是说要学习日本自民党,党内可以分派,让共产党内部分派,党内民主从共产党分派开始。   第四司法一定要独立,政法委之类可以撤销,不再干预办案,让司法独立,甚至把司法系统全部从地方干预下独立出来。   反正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就这些,听他的政策主张,我们都同意。但他跟左翼对话的时候,他说出的真实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全世界已经到了29、33的大危机,中国正在崛起,现在中国全世界最有钱,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双百万亿的有钱的政府。然后今年的财政收入,就是政府拿到的钱可以超过25万亿以上。今年的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这个水平,人均4500美元不到。政府在50万亿左右的GDP中拿走了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13亿的税收,3万亿左翼的企业上缴利润,这就16万亿,然后接近3万亿的罚没收入,还有3万亿左右的社保基金,还有2、3万亿的灰色收入,还有其他七零八碎的一些东西,土地出让金也有2、3万亿,实际上财政拿走的25万亿还要多。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这话是他说的,他说,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其实拿出一半的钱就把刚才说的社保、农民那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他说为什么回过头来拿出多一倍的钱去制造社会混乱,制造社会危机呢?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利益链等等很刚性的东西,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了。所以他说,你只要1年把羊头好好挂着,被闹成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状态,明年我们就如何如何了。反正新的一拨人上来决不允许这个样子。   我把他的话可以翻译成,原来这20多年,老太爷走了以后,被一帮秘书、太监把这个国家已经折腾地得不像样,现在正宗传人们要集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出来重整山河。重整山河,第一,共产党的旗帜要永远挂着,至少努力永远执政,至少有10年的时间让他能够长治久安。第二,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问题,不是不解决。张木生原话是说,现在中国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说中左的含义,就是这样我给他定义出来的,这次在重庆他也承认,说伟东说我是中左,那我就是中左吧,我在这个国际反对美帝,坚持我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绝不脸红,我都承认。所以我给他戴这个帽子,是他自己接受的。   这是左边的三种,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这个思潮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是笑蜀先生,最近他的言论很有意思,提出“四不”等等,而且他前段时间一直主张建一个网站叫“公民网”,而且已经建成了。提出这些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不挑战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很恶,没问题。也一时左右不了,看不出来任何松动迹象,所以我主张建立公民社会,从基层的公民社会开始建起,一点一滴改变公民社会的格局。而且如果现在就发生大的变革的话,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可能是第二次文革。不光是左翼有第二次文革,右翼也有第二次文革。现在看到右翼这么疯狂,我刚才提到那几个国粉疯狂在骂他。骂他说,他是投降派。我对他说,虽然我替你发稿子,但是我说我觉得你会左右不待见,而且我的态度是说,如果你阻挡的这个事情或者你不赞成的革命一定要来的话,那就是有历史合理性。如果它是绝对不能来的,是很多人凭空鼓动出来的,说思想界和舆论界出现一帮疯子,天生就是革命派。然后中国本来没有革命可能性,跳出一帮人来鼓动,那可能不合理。但是如果历史一定会出现革命的话,那就有合理性,那我们就要分析他为什么要来了,这是我后面要说的话。   这是纯粹的中间派,刚才说漏了一个。刚才我说了乌有之乡、标准左派、中左之一是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中左之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个我建议大家看高超群关于温和的国家主义的评论,说得很多了。我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因为我和王晓东他们也很熟,也讨论过很多次。王晓东跟我私下里说的话,就是他不管主张什么主义不主义,现在中国就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工程师大量产生,中国就是要工业化,只要工业化了,所有的两极分化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解决。现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代价。我就说你的思想可能就是毛的思想,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代价,代价可以忽略不计。他说你不认为这是代价,这没有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方舟子跟他吵起来了,方舟子说他是工业党之类的,不停地骂他。反正总是,王晓东是工业党的国家主义代表,和他走得特别近的是宋晓军这些人。不论主义,不论主张,只要国家强大,只要能够抵抗国际势力,假想敌就是美国,不断地工业增长,军事势力增长,高端科技增长,能上就行。至于民生和其他一些东西,他们很少论及,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反正很少论及。国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事一个集体主义概念,国家主义概念。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滋生,以及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的滋生,都不利于国家主义以及中国抱成一个团,把自己弄崛起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某种程度上忽视,或者将来再说的个人人权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先把国家弄上去,弄好了之后将来一切都会有。这基本上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这是第四,第五刚才已经说过了。第六,中右,我把我自己定义成中右。中右有两种,中右之一就是大家近些年来看到的以炎黄春秋等等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非常之多。杜导正等等老一辈的,李慎之、李锐等等。认为党是要救的,党是一定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但是条件是一定要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党,以党内民主开始实现国家的民主过程。这批人当中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提宪政提得多,就是共产党也能够接受宪政,但是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平稳过渡的一个宪政过程。我不是特指哪个人,有些人可能更右一些,这一拨人当中,有些人更保守一些。而且我内心当中觉得,和他们私下弹起来觉得他们是要把共产党逐渐改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这样一个过程。历史的过程和党的过程要并行不悖,逐渐给党迎来一个新生,给这个社会迎来一个新生。而且目标是沿着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往前走,和平过渡。   我把这叫做中右之一,中右之二,是秋风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我之所以把你定成中右,是我对你的了解,对你这拨人和其他几拨人的了解。你们内心当中是民主自由的,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但是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的东西拿到东方来,确实是有水土不服。我们自己有自己成长出来的历程,5000年或者3000年的文明,这个文明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完全被取代,可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如果能够成长出来,和世界不是抗衡,而是融合,并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同时借助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思想文化精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华人,然后使用的是普世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是我们自己的,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在这个意义上认同这一点,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中右。我也认为西方的所有价值观,文化伦理如果拿到中国来可能是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持续30年,至少30年的一个困扰,至今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逻辑化的深刻的解答。我对秋风一两年以来的论述也都仔细拜读过,我也认为你好像还没有自洽,我也没有自洽。这是一个大家正在研讨的问题,包括高超群。高超群对古典文明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我倒至今都没有听他得出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顺理成章的说明。还正在研究之中,这种思想的探索代表着民族的探索,他的意义就在于,整个民族都在做这样的探索。我们是中国人、中华人,走到今天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原来是革止,把它撵出去,回到我们传统的恶,比方说文革,回到集权主义。但现在集权主义的确被认为不行。我前天在微博上发一句话,就说集权主义正在全世界溃败,溃败得一塌糊涂,找不到一个胜利的例子。唯有中国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在坚持,实际上也在溃败过程当中。那不又回到百年前了吗?中国会彻底完蛋吗?连我们的文化也会一同被革掉吗?可能不会。这中间还会有艰难的争斗。如果能够存在一个文化内核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优秀的而政治制度是普世认同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标准的右派,在我看来,就是以很多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完全认同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数量非常之多,包括30年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一批人都是这样。这个和共产党领导不领导和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关系。只要对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给全国人民带来普世幸福的,公平的,就可以了。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并不是必须要保留社会主义,也不一定要保留党,以谁为核心,为领导,这些东西都可以换。对历史来说 ,可能都是一瞬,几十年过去就过去了。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永恒存在的价值理念。这样一批人非常的执着,有很多人令人敬重。长期做这种努力,从启蒙开始。这是我说的标准的右派,就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通过政改来实现,他们不主张革命。对革命也是有某种避讳,认为社会动荡并不好。   现在出现第九和第十个,两个极右派。一个是主张宪政民主,但是要革命性过渡。革命派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一定要过渡过去,你不管什么样的革命,反正有革命要来,没有关系。公开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微博上有只言片语,我是不能说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思想的,说出来可能对别人也不好,不安全。   这是其中的一派,主张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派,就是说革命的结果,不是革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带有普世价值色彩的一个新中国,而是革回民国,47年宪法。这是有重大差别的和我前面说的一派,这个主张的人也非常多,所以网上有那么多的国粉。他们为什么围攻菊明他们呢?因为你主张的是西方那套东西。据菊明自己说,他对三民主义,对民国是不赞成的,他有很多批评,他比较认同袁伟时先生的那些关于民国的批评。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集权党,都是两个列宁党,是两个集权革命党在中国折腾的这件事情。尽管今天太晚如何如何了,但他们骨子里就是那些东西。这是菊明跟我们讲的,这也是国粉们围攻他的原因。这个问题到这就是给你一个回答。这个彼此之间争斗非常激烈,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大家的目标主要、共同的目标是集权专制主义,你们怎么先自己掐起来了?能不能先同盟之类的,也有人私下做一些劝解的工作。   王占阳:   美国学者90年代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对三民主义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秋风:   哈佛的中国学都是粉红色主义,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们都是恨国民党的。这些人都是给政府打报告,不断地诋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以最后美国放弃了国民党,然后就丢失了。   李伟东:   我的第一部分就说完了,我说第二部分时局分析。官方当然我就不用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中国崛起,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模式。这个信奉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不停地在鼓吹,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全世界在宣传。包括纽约时报广场什么的。在时报广场放大视频,总之就是对西方宣传,都是在宣扬中国模式,认为自己走得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个官方的分析,民间就像我刚刚提到张木生说的,认为国内已经到了89,为什么认为已经到了89呢?因为国内革命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国际到了29、33。然后民间的分析,无论极左翼还是极右翼都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左翼的乌有之乡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右翼的两拨人,我刚刚说的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所有的内部矛盾,比方说基尼系数,基本上已经到了0.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不是0.45、0.46、0.47,而是基本接近0.5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分化过程。然后人均4000多美元,全世界的经验也都代表着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两年来出现这么多恶的事情,民间的第三个意见就是一个弱的中央,地方正在突破。我参加了秋风兄包括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会,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现在中央很弱,他自己又无所作为,所以现在地方上东西南北都在冒出来一些做法。包括重庆突然宣布说明年要全面乡镇直选,不是试点,他要民主化,要进行民主实验。广东居然批准了游行,而且社团组织的某种登记法,而且俞正声也在上海说出一些民主的话。总之地方上,大家把它看成进18大的一种努力,或者一种政治动作。这样解读当然也对,但同时也代表了他正在研究一种跟中央有某种细微差异的,你不细观察可能看不出来的一些东西,但这些差异是本质性的。因为中央是公开宣称了“五不搞”的。   蔡霞:   这个“五不搞”是吴邦国的东西,但是还不能算是常委的东西。   王占阳:   这是传说,说这个“五不搞”哪来的,吴邦国说本来我上报给胡的那里边没有这个,胡给添进去的,然后意思是说给江给批评了,然后说吴回去以后就问他的秘书,他说不是我整的!   秋风:   还有一个版本,说吴邦国的稿子是吴邦国的秘书给加上了。这个“五不搞”,吴邦国念完了,他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这个。   李伟东:   刚才蔡老师说的是对的,至少现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没人出来认账。就像22年前没人承认下令开枪。这事就成了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说国际局势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甚至成为未来的领导力量,我不认同。不认同的原因需要具体说,不能看表面。   经济方面比如说,他们充分地忽略了,没有估计到美国的技术能力以及欧洲的新技术能力,这一块他的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二,全世界都意识到,之所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是整个国际潮流过去20年来向左转的结果,就是福利社会制度。整个西方过去20年都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整个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反倒向右翼靠拢。西方过去20年其实有向左翼靠拢的趋势,欧洲北欧等等,他不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了,说自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从右向左摆的过程。这个想左摆的过程是高度福利化的过程,高度社会主义化的过程,甚至有些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两天不是说卡扎菲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叙利亚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计划经济。左翼思潮对这个影响的结果是高福利无法承受,然后开始向右摆,他只要把高福利降下来,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不是无法解决。而且西方现在正在压低自己的福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开始加强征税啊什么的。包括新技术方面的崛起,包括自己的调整能力。认为现在就衰落了,或者到了29、33,我认为这是过度估计,这个过度估计是为了反衬我们有多伟大的,同时认为我们可以冲出去如何如何,这个逻辑反正我不同意。国内的这个困局反而是解决不了的。国内的困局第一,过去人均4000多美元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存在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民权人权的问题突出出来。20多年前,我们还没到1000美元的时候,咱们80年代讨论的时候,就不停在说到人均4000、5000美元,作为历史经验,都写到报告里,政治局都看了,今天终于到了。真是历史一瞬间都到了,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当年都觉得那不知道是多么遥远的事情,我们活着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都不一定。但是转瞬之间就到了,而且眼下就是这个局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剧烈动荡,国富民穷,这样两极分化,二元矛盾,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具体格局了。这时候必须要做出调整,你不主动调整,就被动调整,总之必须要调整。   第三就是经济权贵化、资本化,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政体僵化,天怨人怒,这个是你怎么吹嘘也吹嘘不过去的。   第四个就是,新兴通讯手段迅速发展,民智大开,愚民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说所有的事情还能糊弄着来,把我们都忽悠了,谁能忽悠谁呀?我们不忽悠他就不错了。   王占阳: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他忽悠出来以后,刚说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然后在网上瞬间就全部破解了。过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解的,现在转眼之间都给破解了。   李伟东:   然后迅速就娱乐化了。用这种维稳的方式,刚才像我说的,你等于是激化社会矛盾。我今天微博上发的,我把它调侃称叫第四次全面内战。第一次是1947-49的全面内战,共产党参与其中,其中的道理就不去说了,是非也不去评,这个历史都已经说了。第二次是文革,1967全面内战了,而且毛自己承认的,全面内战了,因为全面内战才会军管,自己打起来了,损失百万生命以上。第三次就是22年前,坦克都上了街了,对人民开战了。这一次是动用7、8千亿的美元,动用全部的警力,在全国各处的燃烧点,你天天都会看到盾牌、警察、钢盔。这是全面内战,对人民开战。所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你说还能支撑吗?哪天擦枪走火,不知道打死了谁,然后就爆发了某些造反性的行动,然后上面开始说到底谁的责任呢?开始互相指责起来,这个过程是可能一眨眼就会出现的。   再就是我说这叫2000年未有的大变局,王朝周期见底了。什么王朝周期呢?就是中国从秦制以来,秦制到今天终于奠定了。从秦始皇开拓以来到今天,终于走到了他最后的底线,就是皇权专制。中共49年的革命在我看来,不过是完成了一个王朝周期,完成了某种农民革命式的王朝周期,刘禹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陈李(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为了主义而夺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就是为了夺权而主义。整个都倒过来了,到最后终于走上了传统农业革命的道路,当然运用了很多现实的手段,有很多复杂的现实的东西,总之他再造了秦王朝。这个秦王朝为什么可以走到顶点,然后走到今天终于衰落了呢?这个顶点是什么?秦王朝本来是一个皇权独立的,皇权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绝对还没有绝对过毛,毛附加了神权上去,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把皇帝奉为神灵的这样的传统。而到毛的时代,毛已经变成神了,在此之前有复杂的造神运动,直到顶礼膜拜。你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么邪恶的像邪教一样的东西在全中国泛滥,而且人人都在参与,这不是宗教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毛就是神,而且有正神还有副神,就是林。而且公安六条就是宗教裁判。说一句错话,这有个毛的像,我把它坐在屁股下面。立刻就会有几十上百的老百姓,孩子上来石头、砖头打得头破血流,抓到群众专政队去,然后在那一顿棒子就打死了,这个不是宗教裁判吗?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毛的时候体现出来这一点,然后20多年来,从毛去世以后变成贵族共和,贵族政变导致的贵族共和。终于走到今天,一个专制体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而且整个全世界都变了,就剩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因为我们的黄土大陆跟国际信息没有交流,跟国际信息有交流后100年走到今天,终于把皇权专制最后体现出来。而且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看清楚了这件事,就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互联网发展(促成了人们)看清楚这点,终于要揭他的底。不管我愿不愿意,不管我是不是主张,总之他已经气数已尽,再想苟延残喘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王朝周期定理,而且出现了很多预示现象。比如2000年,所有的王朝时期都没有出现这么恶的事情,把一帮傻子抓去到砖窑、煤窑里面当民工。你们学历史的谁给我举出来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过这种事?没有!我不信仰什么宗教,但我总要有一点敬畏感。当一个王朝末期出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意像,是让人震惊的。有哪朝哪代说有一个小伙子把5、6个女孩子关到地窖里边当性奴?有这种事吗?这种特别恶的事情在过去一两年里面频繁产生。我一时想不起来,可不是屈指可数,是数以百计的,说出来让人几位震惊的事情。   这是2000年王朝没有出现过的,现在出现了。出现这么恶的事情,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以前皇上早就派什么八府巡抚下去,说你主动跟我告状,各级政府门口都有击鼓喊冤的地方,实在不行可以告御状,皇宫门前都有鼓。现在告诉所有官员说你不能告状,告状就是犯罪。让所有的官员,防民之口防到要抓人。2000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居然最高统治者说告诉各级官员,谁告状就抓谁,有冤没处申了。证据就是给上访民众办学习班。   蔡霞:   上面直接说了谁上访就抓谁?   李伟东:   是问这句话的证据?他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东西。有上访的就一票否决,这就是上面的做法。   秋风:   对,这是政绩考核的指标么。   蔡霞: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秋风:   但是到了特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赶紧领你自己的人来!”   盛洪:   这其实是一种明示了。   李伟东:   对,如奥运会期间。   秋风:   奥运会,两会,国庆都要看住了,各个地方的领自己的人来。   李伟东:   这就是证据了,你举出来这样的例子了。再比如说民众的基本生存的底线有3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法律。教育是管未来的孩子,医疗是管生命最后安全的,法律是最后讲理的地方。这三大民生性的社会基础底线都被洞穿了,一次一次的在网上我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底线了,但发现没底线。包括土地和房子。   蔡霞:   还有一条呢,老百姓现在菜也吃不起了。这个已经是日常生活底线了。   李伟东: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能不变吗?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未来会怎么样呢?我说未来大概是上述10种思潮和官方政策走向的一个碰撞。他们都会发生作用,互相碰撞。官方主张什么呢?官方没有公开宣称说我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官方公开宣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下边官方学者的解释就是,比如说共产党永远领导着我们走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官方的解释,民间把它解释成权贵资本主义。要改变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光是民间学者在说,比如说张木生这样的,刘源这样支持他的人,也说现在面临巨大的矛盾,再不弄就不行了。所以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民间在说。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我列了四种情况。一个就是官方主动改革,官方主动改革在总体上,我现在看出来的支持比较多。这个开始被某种程度上有限接受,已经有某种可预期的地方。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一个三星上将出来公开支持,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没有上将支持吧?连个少将都没有。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具有官方人物色彩,而且是穿着三个星在那儿支持的,他不是口头随便说。他在张木生的书上发了17页的序言,而且把序言报给胡,胡还批了在中宣部的内参上在传阅,而且胡还说,这个张木生我原来也认识啊!他在西藏也待过,现在跑哪去了,弄这个事?   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官方公开支持,我这个预期是合理的,不是瞎忽悠的。胡是批了刘源的17页序言,在张木生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前面,附在前面,而且刘源的说法叫,我要使大力气推荐张木生,这个话是公开说的,直接写到序言上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政策主张,思想主张,被一个很有势力的官方人物推荐,而且推荐到内部,而且这个人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党”,前国家主席的儿子,这个“太子”希望在记录的时候加引号,因为“太子”现在不存在了。而且德春先生在会上说,现在没有太子,大家都是平民,只有公民没有臣民。这是一种,就是主动改革,但是这种主动改革不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政体上形成一个固定的体制。新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固化为一个一段时间内的体制,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过渡状态,甚至是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过一段时间,不是没有实行,就是50到53,政治协商建国,给各个民主党派分干果。后来和民主党派闹翻,就是后来民主党派认为毛心里边想的,这是我瞎说啊,毛想的就是我给你干果,你也没流血牺牲,你还跟我闹说你要不要民主如何。所以干果收回,把你们都干成右派。但是50到53年确确实实是实行了3年新民主主义,而且刘是要把这个道路走下去才最后跟毛闹翻的,这个都是历史,实行过。但是毛从来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渡形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体制。当年能够打完了朝鲜战争,赢得了苏联的157项援建。   我这里插一下,第157项就是关武伟他们的青城监狱,那就是第157项,秘密协议。赢来了援建,这样弄下去的话,他就不会再要新民主主义,能够完全导向斯大林主义,后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所谓回到新民主主义,我就问张木生,你能回到多党制吗?   那天我们开玩笑说,那时候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一夜之间被陈桥路都收了嘛,造反的时候。陈桥路干的事就是把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都搜了抱回大陆,然后问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收都收了。所以一夜之间民主党派就没了。   然后(多党)就没有了,我说那能不能有新的自由呢?新的自由就是司法要独立,它总是模拟新民主主义要回避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要么往宪政民主走,要么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被左翼绑架。因为他们本来这个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这批人,脑子里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多的,他很可能纳粹化。我跟他一再说,你搞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你的政策主张我都同意,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国家社会主义。   咱们上次在成都讨论,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你这里边的基因太多,一旦陷入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对全世界的某个热点开战。这么多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找一个点开展,转移国内矛盾,从此国内就可以进入某种紧急状态,什么都不用说了。搞不好就会搞成这种。而一旦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上升之后,国家未来的前景还会断裂。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左转,转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那就会面临这国内的重大断裂和国内的战争状态,严重的社会撕裂状态。   第三种可能性,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进入宪政社会,那是中国的万幸。   第四种情况是最坏的,你强烈盼望着2012的到来,但是上来的人跟现在一样,说的话都跟机器人说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全是背稿子。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拖。直到拖到这个社会断裂成各种碎片为止。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想象的过程,将面临一个长期的震荡和痛苦。当然,未来的一、两年当中,如果发生局部的、剧烈的冲突,比如造反,动乱,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举措失当,然后再发生一些更大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上层的某种分裂,也未可知。   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因素也未可知,在未来一年中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中国?比如说朝鲜拿原子弹自杀了,因为朝鲜弄的两颗原子弹就是自杀用的,没有发射武器。他为什么要造原子弹呢?他就是我跟汉城就40公里,你美国人要想登陆,要打谁,我直接就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比方说哪天他闹翻了,他一下子引爆了小型核武器,那整个东北都被污染了,这都是未可知的因素。或者哪天越南突然一下子变化很大,对我们造成某种冲击,这样的冲击就会在未来不知不觉之中的某一天突然发生,要有思想准备。   如果这些因素全都去掉,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新民主主义,要么新民主主义加国家主义,要不新民主主义加宪政社会。这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我所期待的。中国有可能完成一个王朝周期,成为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被整个国际潮流所容纳。   我最后说一句话,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么温和的民族和人民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党国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国家制度跟全世界的矛盾。你可以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优秀的,那你就要跟全世界抗着干,最后要把自己变成希特勒,然后战胜全世界。逻辑上你只能这样,因为别人不容你。要不你就认同全世界的制度,大家都是一致的,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然后政治制度的矛盾消除了之后,剩下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像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矛盾一样。这些问题有国际规则,有WTO,不一定非得要打仗解决。俄罗斯也不会被西方吃掉,会处在一个全世界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一个时代。   总之,我们跟别人的矛盾是制度性的矛盾,矛盾是双重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国家主义者,把双重矛盾捏成一个,认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跟全世界有矛盾,是全世界都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也要跟全世界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开打。我们要把他分解开来,是你的制度,你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跟全世界有矛盾,不是你这个民族5000年和平善良的人民和全世界的矛盾。这个问题分开来解决,我们跟世界就没有矛盾了,难道我们不是主张世界大同吗?   谢谢大家,我讲完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李伟东先生的发言,是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秋风:   谢谢李伟东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应该说讲得比较充分,非常清楚。第二部分里面,我怎么觉得两个太子党怎么没有讲?再补充补充。因为这个好像是被你认为能够发动主动改革的主要的推动力,所以这个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李伟东:   这个现在看得很明白,一个是前国家主席的儿子为代表,一个前总书记的儿子作为代表。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他们都公开亮相了。他俩还吃过饭,而且张木生还在场,他们聊完了之后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是张木生说,他说刘源批评胡德平说你现在快成了普世价值的代表,胡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其实有过这样的争论的。   总之,他们会形成这样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中一部分会向新民主主义方面推,刚才我也提到,连刘源本人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我见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这不是诗词,这不是形容词,打仗就得这样子。直接就得喝血吃肉。外交部可以有鸽派,军队绝对不能有鸽派,军队一定要是鹰派。类似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有某些国家主义的色彩。包括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人问军事科学院是干嘛的?刘源就说就是为了打你们日本。这个都没有错,说这个话直截了当都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表达出来的色彩是那样的。   德平所主张的是一种非常仁厚的长者风范,然后家教、家风,从耀邦以来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所主张的宪政民主,主张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对民权、民生的关心,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来,现在是两种政治主张在同时发力,可能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效果。就是我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过渡,这是我刚才说我所期待的原因之一,背后也是有政治背景。   王占阳:   但是我后来听张木生会上的发言,对普世价值他也是同意的。   李伟东:   对,他说他不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他说我不能敌人说我吃饭不吃屎,我就专吃屎不吃饭。猪八戒有八戒,我就一戒都不要,专门要杀生。他说不能这样,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应该比它做得更好。   秋风: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评议,我们首先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   王占阳:   伟东兄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前面10种思潮因为你都有接触,所以非常细致具体,跟别人都有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这样彼此之间细微的、微妙的差距都能看出来。有些变化是最新的、最近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思潮变化是很快很快的,所以你这是新鲜出炉,最新情况。有些变成这样我还真没什么印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但这个里面其实一个办法是细分,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再概括一下。因为细分了以后掌握起来就有点难度。是不是先画一个大框架,大框架里面再分小的。大框架如果用“左中右”这三个词,那么左派是什么?所谓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中”,这个“中”定义为什么,其实这个中你要说项属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中了,他是保守了。然后所谓的“右”,这又是一个事。所以我想,现在能不能进一步看明确?   现在假设是左中右这三大派的话,哪个是主流?   李伟东: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左右”这个形式在走,这个国家是个左的国家,所以他出来的主流思想家和主流话语是以“左”为主的。也因此,像乌有之乡这样的给四人帮一个个平反,给江青祝寿,也没人管,没人封它。右翼网站反倒被频繁地封,在微博上,右翼说得过头的天天被打,然后转世党非常之多。微博上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没了。   王占阳:   那这个国家话语,就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的?   李伟东:   就是整个国家话语的倾向性是一个左翼倾向。话语的主流,主导性的,权重很大的是左翼的,我基本上是这样判断的。右翼的是新出来的,而且是民间顽强生长的,是跟官方打游击战打出来的,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击战每天都在打。有些人都转世八九十次、一百多次了。   王占阳:   另外这个里边,这表标准“左中右”不太准。我觉得中右之二,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他们的共同点还都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包括你后边的极右一、极右二,这都是普世价值。包括秋风兄的这个,其实你的基本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其实就是笑蜀,他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所以这整个划分有一个巨大的底线。现在乌有之乡管我们叫普世价值派,其实这个派有多大!   李伟东:   很大,反正这些年来只要走出国门,开眼界看到的,或者能够稍稍出去走一下的,都赞同“普世价值”。   秋风:   这在主流人群里面应该是主流,包括共产党自己,他里面大多数人也是认同民主、宪政。只不过他是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搞。包括胡锦涛他也是认可的,不是说他不认可。他现在也是这么说,也是要建立民主什么的,只是他这个民主是有步骤的。   王占阳:   反正我觉得伟东兄可以在这方面(再有一个概括),就是细分了之后再概括一下。然后显示出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潮流性。现在就是细分以后有点琐碎。   李伟东:   其实就是民主和专制之争,自由和反自由之争。   王占阳:   应该说民间的“普世价值派”是占上风的。   秋风:   其实你也最好不要用普世价值来判断,就是民主派。这群就是民主的人。什么叫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那也是普世价值啊!   王占阳:   我就建议伟东兄在这方面讲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得跟清楚一点。   时局分析,我很赞同伟东这个讲法。现在认为西方衰落这个事,在有一些人当中被刻画很深。我的看法,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美国不会再有经济繁荣了。当时萨默斯,就是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是因为预测美国将出现经济繁荣的看法来当顾问团的首席的。但是两年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辞职了。他说我的语言失败了,所以他就辞职了。然后我在今年年初的,首都经济学家、经济学界学术论坛上,我说我的语言成功了。   实际上观察西方,有一个经济学上很深的误区,就是总想追求繁荣。其实繁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没有繁荣反而是发展已经饱和以后的自然现象。现在很多判断的失误就在这里,他总是要看,西方没有繁荣了所以他就要衰落了,这是不对的。它不繁荣是因为它成熟了,它已经处在饱和状态。   西方目前的状态,判断是他处在一个调整期。人类已经追逐了几千年的财富,西方向前奔涌了500年,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实现了饱和性的增长。在这之后,欧洲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繁荣了。日本在十几年前也开始没有繁荣了,美国也就这次泡沫破了以后,也就没有繁荣了。但是他们在这段期间,这个历史惯性,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我在09年初的时候,就发表文章说,他是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他解决了马克思和凯恩斯说的经济问题以后,文明还需要升级。从解决物质需要到解决更高的需要,他这个转型还没有实现,这种痛苦反而促使他向这个方向转。   我们国内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说,日本最近这十几年过得很苦。但是研究幸福学的科学家发现,日本人最近十来年的幸福指数在明显上升。不用那么拼命了,有闲暇时间了,劳动的付出少了,休闲多了,但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很大下降。然后这样的话人际交往也多了,可以谈情说爱了,可以交朋友了,幸福指数不断上涨。这就是一个新文明在诞生,我把它叫做“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本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一个新文明诞生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痛苦,过去的惯性是很大的,凯恩斯当年也说,很难想象这个转变会怎么发生,因为人们的惯性太大了。   这里面最近提到的,欧洲最近的债务危机背后的向左向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应该这样讲,其实我认为希腊不是搞社会主义搞多了,希腊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因为希腊是在剥削德国,他把别人的钱借来了,然后不劳而获,这是另外一种剥削。是偷着剥削,这个骗局突然暴露出来了,然后被剥削的德国人很生气。所以希腊人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福利越多越社会主义,越公平。公平意味着我是付出然后得到了相应的福利,你不能光得福利不付出。所以希腊的问题,包括西班牙的问题,都存在着这种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全球化,淘汰优弊的模型,对意大利等处分问题。   西方,就欧洲来说,福利的增长,我认为对这种体制的评价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福利高的国家竞争力就低,像美国福利低了竞争力就高,其实不是这样。拿瑞典和美国来说,瑞典是工资低,福利高,瑞典比美国工资低一大截,比美国福利高一大截。但是现在瑞典的日子可比美国的日子好过多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的高工资把企业都挤跑了,企业在国内没法待了。然后国内企业都跑到外国去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像通用似的,表面上是个汽车公司,实际上玩金融了。那就业就完蛋了,所以说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成正比。而瑞典反而是这个情况,他的低工资使企业能够成立,高福利弥补了低工资,我认为这个搭配倒是很好。而希腊还不是瑞典的这种搭配,希腊是不干活,然后他们还想要高福利。

美国之音 | 美参院将投票促人民币升值 中国成美国经济替罪羊?

联络我们 | 繁體 | 简体 2011年 10月 11日 中国民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打错人”现象在中国引起众怒 面对北非革命 普京访华协调立场 香港: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萎缩 美参院将投票促人民币升值 中国成美国经济替罪羊? 选择语言 Afan Oromo Albanian Amharic Armenian Azerbaijani Azeri Bangla Bosnian Burmese Cantonese Chinese Creole Croatian Dari English Worldwide French Georgian Greek Hausa Indonesian Khmer Khmer (English) Kinyarwanda Kirundi Korean Kurdi Kurdish Lao Learning English Macedonian Mandarin Ndebele Pashto Pashto - Deewa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erbian Shona Somali Spanish Swahili Thai Tibetan Tibetan (English) Tigrigna Turkish Ukrainian Urdu Uzbek Vietnamese Zimbabwe - English 中文主页 节目介绍 视频点播 英语教学 粤语 藏语 关于我们 现场广播 点击收听 中文主页 新闻快讯 美国 中国 台湾 政治 经济与金融 人权 法律 更多主题 亚太 中东 欧洲 美洲 非洲 社会问题 教育 宗教 科学技术 劳工 军事与战争 灾害和事故 环境 健康 体育 生活方式 文化艺术娱乐 港澳 专题栏目 国会报道 对比新闻 媒体看中国 信息往来 政府声明 专题报道 图片汇集 互动空间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读者评论区 网上服务 订阅新闻 掌上快讯 播客 聚合新闻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10月 11日 星期二 03:05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10月 11日 美参院将投票促人民币升值 中国成美国经济替罪羊? 记者: 萧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photos.com 美国国会参议院10月11日将就一项涉及人民币汇率的议案进行表决。这项法案拟对中国商品加税,目的在于惩罚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虽然这项法案在最终成为法律之前仍然面临很多障碍,不过中国政府和经济分析人士说,美国经济低迷应从自身方面找原因,不该打“汇率牌”拿中国当“替罪羊”。 10月11日是参议院就“2011年汇率监督改革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的最后期限。一个星期前,参院以79比19的投票结果,程序性地通过了这个法案的立项预案。如果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并最终签署成法律,美国将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更多报复性关税,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 *东莞玩具厂职工:人民币升值 企业的日子不好过* 美国国会正在酝酿什么样的法案,远在万里之外中国广东东莞市的刘先生并不知情。不过,在东莞哈一代玩具公司国际业务部工作的刘先生说,这几年人民币一直在升值,给公司带来不小的冲击。 刘先生说,因为签订单和交货付款中间有个时间差,这期间如果汇率浮动过于频繁,就会给公司利润造成影响。 他对美国之音说:“九月份有一单去美国的,当时的汇率还是6.4几,6.5几,但货到现在还没有出完。这样的话,到最后结款时肯定就会有影响。 人民币几万块钱是肯定没有了。”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导,自2005年中国实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幅度超过了30%。 在东莞这家玩具厂工作的刘先生说,从08年美国经济衰退以来,东莞一带出口企业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人民币不断升值让今年的情势更为严峻。他说,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的利润率就比较低,一般在10%左右。如果汇率调整使利润下降到5%到6%,那工人的活儿基本上就白做了。 *美国: 中国货币政策导致美国就业机会流失* 近年来,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直不断,原因是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国本土就业机会的流失。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邓恩是个人口只有一万的小城。前市长、家具店老板埃尔莫尔日前对华尔街日报说,上世纪60年代,他曾让五、六家大企业迁入这个小城,不过现在这些工厂都搬走了,因为“大家都说应该去中国,那里可以降低成本。” 制造业岗位迁移到低工资的亚洲使得不少像邓恩这样的美国城镇受到冲击。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国的GDP每年降低1.4%到1.5%, 损失的工作机会达140万到150万个。 *仲大军: 美国经济制度造成本国经济衰退* 不过,中国方面却有不同的看法。中国政府强调,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美国应该从自身经济政策找原因。 中国知名经济学者仲大军赞同这样的观点。 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经济制度造成本国的经济衰退。 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说:“说到底它是由于一种严重的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停滞。国民财富闲置在富人手里了,穷人也没办法,想创业也不行,想消费也不行。这样一个体制内,你怪中国的出口有什么用啊?美国的问题根本是在国内。 ” *法案通过面临诸多障碍* “2011年汇率监督改革议案”距离最终成为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法案必须首先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才可能由总统签署立法。 不过法案在众议院可能面临很大障碍,因为美国的很多大公司都有在华业务,代表这些大公司利益的共和党领导层可能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触怒中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并没有明确提出是否会推动这项法案。奥巴马说,虽然中国操控汇率促进出口给美国造成伤害,但以此来惩罚中国可能会违反国际协议。 * 人民币对兑美元汇率创11个来最大跌幅*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1日的数字,人民币对兑美元汇率星期二下跌,跌幅为11个月来最大,原因是投资者担忧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升级,对美元的需求增加。截至收盘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0.4%,一美元兑换6.3750元。早些时候,一美元曾兑换6.3375元。 相关文章 11日人民币汇率创11个月来最大跌幅 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星期二晚间再度下跌,跌幅为11个月来最大,原因是投资者担忧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升级,对美元的需求增加。 奥巴马: 中国操纵汇率损害美国 美参议院将讨论针对中国汇率的法案 美国会参议院将就人民币汇率制裁案投票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收听: 美参院将投票促人民币升值 中国成美国经济替罪羊? MP3 最新视频 To view this site, you need to have Flash Player 9.0.115 or later installed. Click here to get the latest Flash player

美国之音 | 温州老板“跑路”,温家宝赶场救火?

联络我们 | 繁體 | 简体 2011年 10月 05日 温州老板“跑路”,温家宝赶场救火? 刘晓波获诺奖周年 妻子刘霞仍无音信 探望陈光诚众网友失联 陈光诚生死成谜 中国间谍待审,莫斯科对北京不满公开化 韩国海军:新基地不停放美国军舰 选择语言 Afan Oromo Albanian Amharic Armenian Azerbaijani Azeri Bangla Bosnian Burmese Cantonese Chinese Creole Croatian Dari English Worldwide French Georgian Greek Hausa Indonesian Khmer Khmer (English) Kinyarwanda Kirundi Korean Kurdi Kurdish Lao Learning English Macedonian Mandarin Ndebele Pashto Pashto - Deewa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erbian Shona Somali Spanish Swahili Thai Tibetan Tibetan (English) Tigrigna Turkish Ukrainian Urdu Uzbek Vietnamese Zimbabwe - English 中文主页 节目介绍 视频点播 英语教学 粤语 藏语 关于我们 现场广播 点击收听 中文主页 新闻快讯 美国 中国 台湾 政治 经济与金融 人权 法律 更多主题 亚太 中东 欧洲 美洲 非洲 社会问题 教育 宗教 科学技术 劳工 军事与战争 灾害和事故 环境 健康 体育 生活方式 文化艺术娱乐 港澳 专题栏目 国会报道 对比新闻 媒体看中国 信息往来 政府声明 专题报道 图片汇集 互动空间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读者评论区 网上服务 订阅新闻 掌上快讯 播客 聚合新闻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10月 05日 星期三 03:53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10月 05日 温州老板“跑路”,温家宝赶场救火? 记者: 陆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中国总理温家宝(资料照片) 中国浙江省温州地区私企老板最近的卷款出逃事件日益引起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4日赴温州考察,促当地官员遏阻事态蔓延。 *老板不堪重压 负债‘跑路’* 近期温州频频传出当地企业老板因为不堪高利贷债务重负,或是雇人行凶,或是携款逃跑。中国官方新华网刊文说,目前可证实的温州老板“跑路”至少发生20起。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温州私企老板负债“跑路”的事态,可能会引发对国内民间金融动荡的担忧。 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4日率北京财政金融高官到浙江省温州地区考察。 *银行资金介入民间借贷* 有经济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市场应运而生,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几近“疯狂”。甚至有银行资金也流入民间借贷市场。世华财讯网近日刊文引用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的话说,“9月份前半个月,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比8月末大幅度减少。”叶檀说,“从他们掌握的数据和案例看,确实有相当资金流向了民间金融市场,以及从民间市场流向了高利贷企业,流向了投融资公司。” *引发中国式‘次贷危机’?* 有分析认为,银行资金流向民间参与借贷,资金链条逐渐越拉越长,而一旦负债的企业经营出现状况而无法按期偿还债务,最终受到冲击的是银行业,从而可能爆发“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认为,从现在的事态看,温州私企表现出的高利贷负债问题还不会引发中国的“次贷危机”。他说:“我想,引起中国的次贷危机,可能还有点危言耸听。中国现在的金融层面,经济层面的确有一定的脆弱性,但抗风险的抵抗能力也具备。中国经济这些年还是做了一些准备。” 浙江的经济评论人士温克坚认为,温州私企老板“跑路”现象,表面看是他们不堪高利贷重负而违约。其实是中国金融管理体制对民企的压制,民企无法以正常利率拿到资金,而不得不从另外的渠道冒险借入高利贷。 仲大军相信政府会视情况采取应对措施。他形容,目前温州的事态就好比是人身体上的一处小伤口,只要及时医治,就不会危及生命。 仲大军说:“现在小老板跑,仅仅是身上出的一个小疮,一个小脓肿而已。用点消炎药,注上点资金,就解决问题了。别让小疮蔓延成大疮,影响到整个身体。” *温家宝促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温州考察时说,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高利贷化倾向,打击非法集资,防止风险扩散蔓延。 *温克坚:症结在于金融体制* 浙江独立经济评论人士温克坚认为,温家宝的指示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有效解决中国民间资金短缺的困难。他认为,中国金融制度对民企的过渡控制如果得不到改变,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会继续存在。 相关文章 温州融资危机恐波及香港楼市 最近几年,温州购房团大举进军香港高端地产市场,出手豪阔令很多港人瞠目。不过,眼下有迹象显示,随着温州地方民营企业深陷清偿危机,温州团到香港买楼的热情正在降温,并可能对香港楼市产生影响。“十一黄金周”通常也是温州炒房团...... 老板集体跑路—中国式金融危机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最新视频 To view this site, you need to have Flash Player 9.0.115 or later installed. Click here to get the latest Flash player. 新闻快讯 更多»   网上问卷 被中国政府判处11年徒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年来首次获家人探监。与此同时,全球各界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应该立即释放刘晓波?  应该释放  不应该释放  不知道 投票 检视结果 » 美国之音《OMG! 美语》让您边看边学地道美语! 想了解更多日常用语,请在微博上关注”OMG美语“ 星期一以来最受关注文章 天宫一号发射为何伴随美国爱国歌曲? “五毛蛋”见中国 清皇陵及其守墓人(一) 对比新闻:华尔街抗议,美国媒体真的禁声了吗? 清皇陵及其守墓人(二) 消息:刘晓波一年来首次获家人探监 美参院领袖:望人民币汇率法案向中国传递强烈信息 今年第五名西藏喇嘛自焚 中文博客 加载...

仲大军:中国应超越左右找共识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希望思想不要太偏激,不要太出格,为了我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做下去,要理性一点。胡星斗说我是中国最典型的中派,我的观点是:左右的分歧都出现在对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想从总的方面解决问题,实际上左右在很多问题上是一致的,内涵虽不同但外延有相交之处。我觉得可学邓小平对根本问题不争论,我认为尽量避开那种总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事论事,即技术型的推动。   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包括瑞典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过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的制度更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马、毛讲的弊病,其游戏规则可以被利用、可以寻租,欺凌弱势大大存在。既然没包治百病的制度,就只有三交和三公原则,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正、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左和右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渐进改革或者渐进革命,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模式设计的,我是没有理想模式设计和终极目标的,我认为是走到哪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最佳方案。我认为我这思想理论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我说的具体问题也不是指个案维权,我赞成维权,但我不喜欢纠缠到一些具体事务里,况且这么多要维权的具体案例怎么搞得完?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的意思是热点、政策性的讨论。最近发起了几起群体事件,比如新塘,汕头,内蒙,还有一些问题,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高铁事故,赖昌星事情,还有美欧债务危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能用或严重缩水乃至泡汤的问题,还经济结构,分配格局的调整,高价房和保障房以及相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进民退,高额地方和高铁债务,高物价,高通胀,高税收等问题,我们是否能通过这些热点,通过具体问题,通过民间的推动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的影响政府,一步一步做大民间。   民间的错误在于老是有人奢望登高一呼,天下巨变,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有的老师吹自己的主张、制度设计是怎样的完美,现在的制度怎么不好,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听,动不动就讲最根本问题,根本解决,总的解决办法,总的设计,这样搞下去容易与官方发生冲突,遭来打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的共识问题可以找,比如说邓玉娇案就做得比较好,暂时没有可等待。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我就讲这么多。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科技发展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BBC | 中国新税法对低薪人群“杯水车薪”

中国9月1日起正式实行新的个税法(新华图片) 中国今天(9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把个人税收门槛从月工资(收入)2000元提高到3500元。 据中国官方初步统计,新个税法实施后,全国约有6000万的工薪所得纳税人成为最主要的受益群体,个税纳税人数由现在的约8400万锐减到约2400万。 但是有批评者指出,众所周知,中国有许多人,包括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别的公务员,他们的名义工资不高,但其它收入非常高,而且无法准确统计。 猫捉老鼠 所以简单的按照工资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将会使这部分人也随之得益,产生不公平的社会效应。 在北京的经济问题评论家仲大军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对于非法收入,税法无法规定也无法对付。 仲大军说,税法无法解决腐败问题,应该用不同于税法的另一把刀去解决。根治的办法是使用法律严惩,杜绝贪腐,不能让他们把钱收到腰包里之后,再去征他们的税。 至于隐形收入,主要表现在企业,尤其在大型国有企业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普遍认为,这是企业对抗税收的一种方式。这样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玩了许多年,所以只有寄希望于“税法仍然在不断修改之中”了。 杯水车薪 中国媒体称,此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纳税负担,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 但是有观察人士怀疑,中国目前的通胀率近年来持续居高不下,对于本来就纳税不多的中低收入人群来说,现在减少或免交个税,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仲大军认为,尽管只是几十元或上百元的免减税收,对低收入人群来说,总会有一些轻微的改善,可以相应的弥补一点高通胀造成的损失。 批评者认为,作为调整社会收入、增加社会福利的手段,新的个税法对于许多收益者只是杯水车薪,甚至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而已。

中国模式的皇帝新装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哭泣去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1   1492年常常被视为人类近代史的起点。这一年,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收复了最后一座城市格林纳达。在此之前,西班牙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近800年。格林纳达的光复使欧洲成为基督教的欧洲。这场血腥的胜利拉开了一个血海中的“西方崛起”。   就在穆斯林和犹太人被赶出西班牙的同时,哥伦布带着一本破旧的《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驶去,他要到达那个铺满黄金的东方。他用4个月看不见陆地的航行,成功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认为自己脚下的陆地是日本。这一天是1492年10月12日。   当时的美洲人口与欧洲相仿,分别属于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3个文明帝国。印加帝国包括如今的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拥有350万人口。1532年,皮萨罗和他的200名西班牙流氓,竟然征服了偌大的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的火药、战马、钢刀、铁甲和轮子,这些东西对印加人来说闻所未闻。印加人没有火药、没有马、没有轮子,更没有钢铁,但他们有黄金。正因为黄金,印加人遭到了灭顶之灾。私生子皮萨罗堪称一个最为职业的侩子手。他意志坚毅、手段残忍、富于领袖气质。他对自己来到美洲的目的毫不掩饰:“我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黄金!”   皮萨罗极其卑鄙地绑架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达瓦尔帕,要求印加人用一屋子(阿达瓦尔帕囚室)的黄金来赎取他们的皇帝。在此之前,这些西班牙人已经从印加人那里洗劫走了他们所见到的所有黄金。1533年8月29日,皮萨罗在得到近5吨黄金的赎金后,将阿达瓦尔帕作为一个异教徒活活烧死。阿达瓦尔帕临死前质问这些文明人:“我有何罪?”在童话里,狼对羊说:“不管你有没有罪,我都要吃你!”   西班牙人无耻地要求阿达瓦尔帕,他如果愿意皈依基督教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基督徒的幸福绞刑,但阿达瓦尔帕拒绝了。征服者总是将自己的故事改编成为一个传播上帝福音的道德神话。但亚当?斯密谴责道:探险者征服新大陆的唯一动机就是这种“宗教化的黄金渴望”。对他们来说,黄金才是真正的上帝。一个美洲原住民说:白人来的时候,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手里拿着黄金;白人走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手里拿着黄金。   整个16世纪,新大陆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跨越大西洋,运抵西班牙。到16世纪末,欧洲储存的黄金白银达到1492年新大陆发现之前的整整5倍。人们或许以为,西班牙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黄金和白银,那一定是变得极其富有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用印第安人血汗铸成的滚滚财富并没有留在西班牙征服者手中,左手进右手出,这些横财很快就流进了西欧人和中国人的腰包。西谚有云“easy come,easy go”(来得容易,去得快),这些财宝很快就被权贵们挥霍殆尽。滚滚而来的黄金使西班牙沉醉于奢侈品消费而不是生产,西班牙人如同一个成功抢劫了银行或者中了头彩的暴发户,四处炫耀,沉醉于宴会和奢侈品。在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之后,西班牙几乎成为一个文盲的国度,知识遭到普遍的鄙视,人们眼里只剩下金钱。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班牙无疑是第一个崛起的大国。西班牙崛起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对美洲人和非洲人的掠夺和奴役。美洲数以千百万计的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苦役之中。新航路发现之后一个世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口就减少了90%。在圣多明各岛,土著居民几乎被殖民者屠杀殆尽。抢劫和掠夺是欧洲殖民者惯用的手段。抢劫是赤裸裸的,掠夺却更为深入而形式多样,包括掠夺财富、资源和劳动力。在秘鲁,西班牙征服者仅一次就运走130万盎斯的黄金。他们用抢劫到的黄金铸成四个美洲驼雕塑,和12个像真人一样大的妇女塑像。   2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饕餮美洲金银大餐时,英法荷也在寻求分一杯羹。历史学家肯尼斯安德鲁斯认为,大西洋海盗的猖獗背后是英法荷的国家支持。贼吃贼,两头肥。英国以海盗国家著称,为了对西班牙实行海盗掠夺,英国成立了由国家特许的股份制海盗公司。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海盗每年使西班牙殖民者损失达300万杜卡特。著名的海盗德雷克甚至绕道麦哲伦海峡洗劫了美洲西海岸,一次就掠获了50万英镑的金银,相当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总收入。德雷克返回普利思茅时,女王亲自来到港口迎接,并授予他骑士勋章。而伊丽莎白本人就是海盗集团的大股东。   在16世纪,西班牙因为海盗问题常常与英法荷等国家兵戎相见。1588年,养尊处优骄横跋扈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竟被英国海盗船队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时代就这样倏忽间结束了。英国成为一个新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的殖民掠夺是就近从爱尔兰开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爱尔兰进行了涸泽而渔的大劫掠,据说当时的爱尔兰人“四肢着地从森林的各个角落爬出来,如同幽灵一般;他们骨瘦如柴的的四肢几乎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他们依靠野生动物的尸体维生,甚至抢食墓穴里挖出的死尸。”英国对爱尔兰的劫掠一直持续了几百年。19世纪中期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但粮食依然源源不断地从爱尔兰运向英国。而英国正忙着举办第一届世博会,向世界炫耀自己的富足。   毛纺工业吹响了工业革命的第一声号角,圈地运动将英国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占到英国农民的1/3以上。大多数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状态,他们没有什么财产,吃的是黑面包,穿着麻布衣服。当时的一首民谣中唱道:   除了地面,别无住所   无凳可坐,门上无锁   夜晚无草可寝   更无烛台照明   马尔萨斯们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而懒惰是一种罪恶,因此贫穷就是犯罪。英国政府颁布《济贫法》,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任何流浪者都将被警察逮捕后送往工场进行强制劳动。马克思说得不错:“国民财富与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早期,英国工厂中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长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劳作使大多数人很快的衰弱。   继荷兰国有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肆无忌惮地搜刮。从1757年到1766年,公司和它的职员从孟加拉掠夺了600万英镑。殖民头子克莱武白手起家,回国时拥有25万英镑的财产。   非洲是欧洲殖民者最早入侵的第一块大陆,血腥的奴隶贸易也是从非洲开始的。16世纪中期,英国奴隶贩子霍金斯运送300个奴隶到美洲,这是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开始。17世纪,英国和法国都已经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贩卖奴隶的主要国家。西班牙国王曾经颁发贩奴执照,允许商人把黑人运往美洲西属殖民地贩卖。英国许多城市因奴隶贸易而兴盛起来,例如利物浦原是一个渔村,因奴隶贸易而发展为英国第三大港。   人贩子国家的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据估计,400年间非洲丧失的精壮人口不下1亿。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不下1500万人,死于猎奴战争和贩运途中的黑奴约为此数的5倍,整个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的人口中,多一半人在运往美洲的途中受尽折磨而死亡。   1840年,英国以国际贸易的名义发动对华战争,以国家的名义对大清帝国贩运毒品鸦片。这场国家贩毒贸易使英国从这个富庶的东方帝国获取了数亿美元的财富。这种不正义的敛聚行为在以后的100多年中,使很多中国人认为英国是中国贫穷的原因。毛万岁就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英国文学家奥威尔曾经抨击道:“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鲁德亚德·吉卜林》)   十九世纪被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十九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英国以300年的辉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薄西山,但“英国的孩子”长大了——美利坚合众国接替联合王国成为世界的主宰,英语成为人类第一语言。200多年前,一群愤世嫉俗的英国人来到寒冷的北美洲,他们带着圣经和枪炮,对数百万美洲人宣布,这块土地属于高贵的白种人。在以后的200年里,美洲人在枪弹和贫穷中消失,非洲黑奴和中国猪仔成为最廉价的劳力。当黑奴变成一根根铁轨,猪仔变成铁轨下的枕木时,美利坚的列车启动了,并且越来越快,成为钢铁时代的火车头。直到40多年前,取消奴役取消剥夺取消暴力还是美国的“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为了争取几千万黑人的公民权惨遭杀害。   3   100年前,大清帝国在哀鸿遍野饿殍盈城中破产崩溃。中国进入一个原始丛林的土匪山寨时代,直到40年后,一支最强大的“土匪”胜出。中国恢复了秩序,但并没有恢复富足。超英赶美在一片自闭和狂热中成为一场民族自虐。在第一个30年,中国以令人咋舌的极高比例进行原始积累,甚至不惜采取公社式集中营模式进行杀鸡取卵。当中国人付出30年如一日的石器时代生活和亿万条“非正常死亡”的生命之后,中国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诅咒。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个30年里,中国终于崛起了,沿着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当年走过的道路——这就是殖民主义。唯一的不同是,后者的殖民主义是对异族野蛮人进行掠夺和奴役,前者的殖民主义却是对同族弱势群体进行掠夺和奴役。从掠夺奴役对象的不同,殖民主义可以分为外殖民主义和内殖民主义。但任何殖民主义都是一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的短期性的不可持续的暴力攫取模式。早期的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持续很久,而当下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早就被断言是“不可持续的”(温家宝语)。   任何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政治经济学反复批判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不二法门,任何一个大国都概莫能外。进入现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逐步摆脱了原始资本主义,从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通过的自由贸易的形式,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现代以来,殖民主义阴魂逐渐散去,暴力性的掠夺与奴役被非暴力的知识经济优势所取代。从未有过殖民罪恶历史的芬兰瑞士正是这种新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比尔?盖茨更是完全不同于皮萨罗德雷克的新富翁模式,他的富裕并没有使他人贫穷。   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野蛮资本主义,它的本质是暴力掠夺,而不是生产力创新。它处于资本主义发轫的原始积累时期,充满野蛮血腥而不择手段。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正在普遍地从饿死鬼式的穷一代向挥霍炫富的富二代转化,有奶就是娘,发财是硬道理,正像1511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所说:“占有黄金!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都必须占有黄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资本主义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烈批判重商主义的不正义。因为重商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富人的财富全部来自对穷人的掠夺上。在这一点上,亚当?斯密的态度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曾愤慨地说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巴尔扎克更是一针见血:“每一笔巨额财富背后都充满罪恶。”   人类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虽然自诩社会主义国家,但毫无疑问,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而中国这30年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进行野蛮血腥积累的黑暗阶段。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这些西方黑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良心,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鹅毛笔记录了资本主义巨兽初次来到人间的可怕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将鹅毛笔变成了一把匕首,他们试图以暴力的革命与专制来代替暴力的掠夺与奴役。   从各种社会现实来看,当下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中国版巴尔扎克时代和马克思时代:血腥暴富、法律失范、暴力化、权力失控、道德沦丧、去政治化、拜金主义、贫富悬殊、不择手段……   回首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始终都是步西方崛起的后尘,在资本主义覆辙中滑行,不过实行的是马克思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二位,可是离工业化的目标依然遥远,在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作为低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中国只能依靠奴隶一般的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换取一点血汗外汇供权贵阶层挥霍。中国依靠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低福利形成的“比较优势”,如同周星驰电影中的那个“还有谁比我惨”一样,实在难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欧盟与美国始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模式”在西方政治家眼里不过是个真实的谎言。在中国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其脆弱的经济结构和低劣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   4   60年前,中国政府就以公私合营的手段掠夺一切民间资本,以“斗地主”掠夺富裕农民的财产,之后打开通往对全体国民的奴役之路。无论单位职工还是公社社员,都只是一个专事生产的奴隶,而不是一个有生活的人。30年间,中国政府以低买高卖的“剪刀差”从那些黎黑枯槁的农民身上掠走7800亿之巨。进入最近30年后,中国政府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联手,继续推进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提供市场、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西方提供资本和技术,然后西方国家拿走大部分利润,中国政府分一杯羹。在这种模式下,西方资本与中国权力都是受益者,而中国民众却是被掠夺和被奴役者。   在西方资本难以到达的地区,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成为中国原始资本主义进行血腥积累和残酷掠夺的唯一模式。政府以暴力方式夺取原住民的土地,然后以高昂的房价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市民群体进行掠夺。2011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宣布,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夺取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仅仅过去的2010年,通过毫不留情的土地抢劫和拍卖,中国政府就获取暴利达27000亿元。通过无数唐福珍钱云会这样的惨案,这些来自土地的巨额黄金最后都进入官僚们的金库。中国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将所有的土地以及地下矿藏都纳为己有。中国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实际是70年的土地租金。也就是说,每过70年,中国政府就可以再收一次。   2010年“涨”声一片,中国政府新增货币10.38万亿元,增幅高达19.46%。同期,美国M2年增长3.3%。日本则控制在2.5%左右。通货膨胀的阴险之处在于以降低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来对全体国民进行掠夺。   20年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建立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提出减少政府监管和干预,市场自由化和透明化,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华盛顿共识催生了互联网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反,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反动。从某种意义上,美国《时代》周刊编辑乔舒亚·库珀将中国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就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北京共识”中的高储蓄率和巨额外汇储备都具有重商主义色彩,与权力退场的“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如果说后者是国家社会主义,前者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马克思坚信:“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中国当下这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国家资本主义使政府公司化、官员老板化、权力资本化、社会暴力化。政府已经抛弃其政治伦理和正义性,政府和官员完全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同时,权力至上金钱至上使法治精神被完全抛弃,人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失去依托和安全感。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未来预期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非暴力的赎买手段,还是暴力性革命,这都将给当前的资本所有者和权力所有者带来一种危险的预期。   中国官方最资深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模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批评道,中国在暴力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成为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政府通过暴力夺取土地,农民的损失恰恰就是政府的获利,中国政府仅此一项就获得30多万亿巨额积累。权贵资本主义也常常被称作“裙带资本主义”。与吴敬琏的看法类似,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是官僚资本主义。杨继绳则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在中国这种去公民化的政治利益体制下,国家(权力)、官僚与权贵,三者之间本身就具有极大重合,或者说是三位一体。   黄亚生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退出了真正的经济自由化。他写道,在80年代,中国发展出一种创业型资本主义,农村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们扮演了领导角色。但到了90年代,中国开始转向有利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城市企业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黄亚生质疑这种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理由是愈演愈烈的腐败、反复发作的资产泡沫和整体生产要素增长的减缓。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博士岳健勇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在坚持集权制度不容挑战的前提下,建立在对外依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的一种畸形经济增长。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真实基础,“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这虽然带来了当下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   日益猖獗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殖民主义联手绞杀着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发展方式不得不走向低智疯狂的房地产赌局,就如同天朝崩溃之前,人们疯狂地扑向鸦片。全球化成为中国的鸦片,中国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依靠殖民主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已经令中国四处树敌,中国建立在压制劳工权利基础上的廉价出口不但被广泛指责为不公平竞争,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根源。   达尔富尔问题曾经一度使中国在世界上声名狼藉,很多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对非洲实行殖民主义。事实上,比起150年前欧洲人用暴力对非洲的杀戮掠夺和奴役来,中国几乎就是那位郑和公公一般的散财童子。与其说中国人在殖民非洲,不如说中国人在殖民自己。对一个后发性的国家来说,还有什么资格去殖民他人,除非殖民自己。   中国政府曾于2006年宣布要跨越式发展,在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推动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把中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从70%降至30%。5年多过去了,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   中国并不具有芬兰(通讯信息)或者瑞士(手表银行)那样的软实力,中国可以依靠的只有广袤的土地、充足廉价听话的奴隶(老百姓)和环境资源,而这三项恰恰是殖民地的经济特征。因此一场后现代的殖民运动就在中国席卷而来,大量的土地被暴力和鲜血浸透、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塞满中国的列车、空气和水和土壤全部遭到严重污染。土地灾难、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这一切就是这场殖民运动的并发症,而贪婪残忍的殖民者就是所谓的国家、权贵或者官僚。   5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大分工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权低谷”,资本和权力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从经济层面分析,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公式,廉价劳动力+投资+加工制造+出口+外汇储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抢占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中国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   秦晖教授曾经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低人权优势。殖民主义本身就低人权或去人权化的经济模式。低人权之所以成为一种优势,在于政治的邪恶与反动。发展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提高人权,而不是降低人权和剥夺人权。中国模式已经持续了30年,所谓的优势正在转化为劣势。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这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人权深渊,为此被世界各国诟病。隐隐作痛的人权灾难正成为勃起的中国无法弥补的痔疮。从中国当下社会的各种乱象来说,所谓中国崛起的模式仍是200年前西方崛起的传统道路,从形式上即重商主义,从行为上即殖民主义。与军费并驾齐驱的维稳主义本身就对殖民主义的支撑。因为殖民依靠的就是暴力和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有反抗。   殖民政治的特点是将民众变成被掠夺和被奴役的对象,他们只是干活的牲畜、奴隶或者老百姓,无论如何称呼,意思都一样。殖民政权属于殖民者的禁脔,决不容许奴隶们置喙染指。每一任总督都是从天而降,来刮地皮的,与奴隶们没有任何关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狼与羊的关系,羊只是狼的食物,而不是一种与狼同等的生命,所以奴隶不属于人类,或者是劣等人。羊常常跪求狼的开恩,然后再温顺悲切地被狼吃掉。当年圣雄甘地以不合作而不是乞求,最后使英国殖民者崩溃。对殖民者来说,乞求永远是一件赏心悦目增加食欲的美景。   中国特色的殖民主义与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略有不同,西方崛起依靠对外掠夺和奴役,中国崛起依靠对内掠夺和奴役。对中国这场内殖民运动来说,唯一的方便之处是不需要贩卖奴隶,因为在中国,自古就有无数的人等着被贩卖。当年的中国猪仔与非洲黑奴之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迫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勤劳而不勇敢的,能流汗流泪得到的从来不愿意去流血得到。这与构成欧洲主体的日耳曼人截然相反。   在每年高达1万亿的“三公消费”的奢靡中,中国30年的崛起道路一直弥漫着泡沫色彩,中国政府最为热衷的事情就是将这些泡沫打扮更加绚烂迷人,如同水立方曼妙的夜景。这个泡沫是如此美丽,这个美梦是如此完美,以至于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使一个清醒的人难以置信。中国人的财富在哪里?或许在房子里!    几十年胼手砥足奋发图强,中国在科技教育文化政治方面并没有丝毫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空气、水还有房子。在一场永不落幕的推土机暴政下,每一栋漂亮的房子下面都埋着无数冤魂。   当中国的官商富豪以私人飞机个人游艇和收藏品奢侈品展开疯狂炫富竞赛时,常常让人想起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加勒比海盗和西班牙征服者。无论2009年燃烧在屋顶的唐福珍,还是2010年惨死在车轮下的钱云会,当他们都成为一个血色中国的历史符号时,常常使人想起200年前的印第安人和毛利人。当富士康上演跳楼比赛时,常常让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美国总统奥巴马随便说了一句“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中国政府做贼心虚地急忙狡辩:“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少年》中有这样的议论:“如今,人们把俄罗斯砍伐精光,耗损她的土壤,把她变成一片荒地……如果有人怀着希望栽植树木——大家就会笑起来:‘难道你等得到那一天吗?’……把人巩固起来的概念完全消逝了,大家都象住在旅馆里,明天就要离开俄罗斯,只要东西够用就算了。”   在2010年,天灾人祸中的海地让全人类提前看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怎会相信它曾经是地球最为繁荣富裕的殖民地,而且它第一个取得独立。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说:“中国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在殖民体系中,从来都是强者抢劫弱者,弱者抢劫未来,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最后大家都没有未来。因此,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衣锦还乡,当下的中国殖民者携款移民。他们留下来的或许将不再是殖民地,但却是地狱。从五月花号上下来的那群清教徒创建了美利坚,因为他们是英国的“叛徒”。作家刘亚洲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他说: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在一些流氓国家,有很多无耻的政客一边骂美国,一边却把子女送到美国。   6   与西方早期的殖民者一样,中国殖民者同样也是一群无恶不作嗜金如血的流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仅仅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吏就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平均每个恶棍都从中国殖民地成功掠夺了将近1亿元。去年11月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给移民美国的一对儿女留下的家产就达3亿多。不久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中国,完成了他的殖民地之旅。年底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孤寂中一命呜呼,他在美国的儿子程慕阳依靠中国殖民地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中国官员与商人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除了不时曝光的“裸官”现象外,一种途经海外移民,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更加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手持外国护照的“裸商”更像一个来中国掘金的殖民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移民到国外定居。眼前我们国内还有118万“裸官”在这里潜伏着。平均每个省都有将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中国高铁的张曙光算是最知名的“裸官”了,他为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达28亿,与金正日不差上下。   据一份《关于高级干部家属子女工作及经济情况》的“内部文件”披露:15000多名地厅级以上高干家族拥有财产达2500亿元,这仅是国内存量;他们在海外平均每人拥有财产超过1600万元,这只是不完全的保守统计。此外每年还有多达数百亿美元的黑钱从中国非法流入美国、瑞士和加拿大等地。数十年来,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个多亿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就是这些从中国劳动者身上掠夺来的血淋淋财富从名义上的“国有”转移为实际上的“私有”。    阻止官商将中国掠夺盗为己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为立法项目算起,16年来这个“阳光法案”一直遭到全体中国官吏们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由此想见这些吸血鬼敛聚手段之无耻。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给自己设定的殖民目标是“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   赖昌星回来了,那只是中国宫廷政治的一个花絮。相比之下,无数像高严、李卫民、蒋基芳和李新明这样的“成功人士”,继续用共产主义中国的钱享受着资本主义美国的生活。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流失的精英和财富数量居世界首位,这是一个从谎言到神话的天路历程。最为讥讽的是,在一个人人撒谎做戏的中国,《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官方主旋律大片竟然是由一群“外国人”表演的,更可笑的是这些人说自己如何“爱国”。在社团90周年红歌会上,很早就移民加拿大的蒋大为仍然在高歌“祖国呵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这几乎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羞辱。经济分析学家仲大军说:“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于发展经济,现在这些社会精英们却想要带着大笔财富离开。这笔损失的财富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所吸引的外国投资。这好比在丰收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水果都到了别人的篮子里。”   “90%的富豪已经移民或正在办理移民及计划移民”;体制内黑领群体的所谓移民基本接近于外逃。无论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几乎每一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逃离这个和谐国,如同逃离一场瘟疫或一个地狱。这不是神话,也不是谎言,而是不幸的现实。很多人之所以还没有离开中国,或者是还“没有捞够”,或者是没有经济能力。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以离开自己的祖国为荣时,这个国家不知有多么可悲和可怜。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名言是: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他还有一句名言: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李部长的女儿早就不光荣的加入了美国国籍。在“非洲的儿子”成为美国总统后,一个“中国的儿子”终于成为美国大使。当无数“爱国贼”们为骆家辉而欢呼骄傲时,这个新任驻中国大使直言不讳:“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我代表的是美国及其作为自由、平等和充满机会的国度的许诺。”他极其常识地强调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作为法国总统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曾被评为世界100位最顶尖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其新书《国家的破产》中说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不仅包括李肇星的女儿们,也包括骆家辉的儿子们。这个残酷的世界告诉我们,这句话是真的。   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在暴力之上的社团从一开始就缺乏传统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它不是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被迫通过制造业绩来寻求合法性。这条路只是苟且之道。中国的各级政府更像是特殊利益集团入股的“东印度公司”,根本不顾普通民众的福利,为了获取暴利不择手段。这些“公司政府”或者“政府公司”为了GDP往往不惜以侵犯人们的经济、政治权利为代价。但民众面对这些侵犯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其不满最终会变成间歇性的抗争。这是中国的未来,也是欧洲的过去。   在国外一片“华盛顿共识”被“北京共识”终结的惊呼声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他认为该终结的恰恰是所谓的“北京共识”,并指出,经济去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世界大趋势,中国也不能例外。   殖民经济属于一种黑色经济,黑吃黑是其基本规则,“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已成惯例。当年皮萨罗席卷印加人的黄金回到西班牙,马上被以“怀璧之罪”投入监狱,那些黄金遂被他人瓜分。深圳市长许宗衡从这个中国最大的殖民地敛聚20多亿,足以使新黑领“吃饱”。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河南省交通厅连续4任厅长最后都被投入监狱,这与皮萨罗并没有什么不同。皮萨罗前半生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他的后半生在西班牙的监狱中度过。   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一路在暴力和鲜血中狂奔,以暴力手段对社会底层,特别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掠夺,以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对新兴市民进行掠夺,以东莞模式和富士康模式对劳工阶层进行奴役,以中国高铁模式挥霍浪费,对三鹿模式血铅模式残害下一代,以环境污染断送子孙未来的生存发展……在金钱的蛊惑与良心的煎熬下,中国模式总让世人欲言又止,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没有模式: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有奶就是娘,这种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秘密。   在官场与民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挟金移民浪潮下,“国进民退”的吸金步骤更加紧密,私营企业在政治上越来越受遭到打压,以防民间力量成长,从而挑战社团统治。反而是外企成为权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天朝传统使中国权力与西方资本结为非神圣利益同盟,社团组织试图以此来获得国际对其统治的合法性认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中国想要通过全球化来实现工业化是极其渺茫的。朝不保夕的社团为了暂时维持权力合法性,不得不以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办法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自主发展长期目标。教育成为教愚,学术成为权术,中国已经从根本上放弃了未来。   人类从暴力社会开始,进入到权力社会,最后进入到文明的法治社会,中国自古一直在暴力和权力之间反复轮回,从未真正实现权力得到理性制约的法治状态。权力具有拒绝制约的本能,在法治社会到来之前,暴力是唯一制约和消灭权力的原始手段,其结果不过是以新权力取代旧权力,而且代价昂贵。   在人类步入文明的现代,中国依然活在一个权力-暴力社会,精英的出走无疑是对文明的拥抱,只有法治社会才有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各个人群的最大共识。殖民主义早已为人所不齿,暧昧不清得过且过的中国模式无疑成为一种说不出口的话题。中国迄今依然有多达1.5亿人处于赤贫状态。当钱云会已经成为不可饶恕的罪恶,权力完全丧失底线,暴力正在中国蔓延。法律永远只是西方人的《圣经》,上帝只会拯救西方。   在这个缺乏共识和认同的中国,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一场风声鹤唳鸡飞蛋打的国家危机。面对钱云会脖子上的资本主义车轮,“国进民退”的饕餮盛宴足让每个微不足道的屁民们感到脊梁沟阵阵发凉。真正明智的“富二代”和“腐二代”都如同轮船上的仓鼠,早就已经在轮船倾覆之前携巨资“乘桴浮于海”。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序言中说:“那种‘以统治阶级代替市场经济’的极权主义官僚统治从不相信自己的定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并且总会重复出现。在暴力和权力肆意横行的资本主义中国,殖民者还在进行移民前的最后掠夺,被殖民者已经觉醒并发起抗争。在暴力主义的殖民地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生产力。人们出卖自己的汗水,也出卖自己的鲜血,甚至出卖自己的良知,只有出卖才可以获得金钱。在这里,既没有灵魂的罪恶感,也没有现实的疼痛感。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人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人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人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一次次自我折断的膝盖下,启蒙与行尸走肉的中国渐行渐远;在一个红歌泛起的蒙昧年代,马克思的幽灵又一次在中国这块魑魅魍魉横行的坟地里游荡……

美国之音 | 中国农地大量征用失地农民已达五千万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8月 09日 星期二 01:07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8月 09日 中国农地大量征用失地农民已达五千万 记者: 大卫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VOA - J. Soh 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目前失地农民达到4千万至5千万人左右,并且以每年大约3百万人的速度递增。估计到2030年时,中国失地农民的人数将增加到一亿一千万人。 这份由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大陆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加快,农村土地也被大量征用。 报告指出,按照2008年10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画纲要”,2000年至2030年间,中国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因此造成的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左右。 *城市土地严重浪费* 该报告并且指出,在大规模征地的同时,城市土地浪费与低效能利用现象十分严重。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画纲要”,中国大陆全境有26.67万公顷的土地被闲置。因此,征地规模确实大于实际的土地需求。 针对这种大规模民失地的现象,北京独立的经济学家仲大军表示:“失地农民也分几种情况。有的失地农民一下子就有钱了,阔得不得了。有的失地农民就陷入困境。各地方是不一样的。你说像北京周边有些农民,都在盼望失地。一旦土地或者房舍重建,他们马上就变成百万、千万富翁。可是在下边一些省或县地区,很多农民一旦失地就陷入非常贫困的窘境。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的问题,已经是个一、二十年来的老问题了。” *中国社会转型关键** 中国社科院的这份报告统计,农民上访中有60%与土地有关,其中30%又跟征地有关。在失地农民中,有60%表示生活困难,有81%担心未来生活。因此,如何处理大量农民失地的问题,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 仲大军表示:“那就要看中国的工业发展能不能吸收适当的农业人口,把这些失地农民转换成工业或服务业的就业人口,从原来的第一产业--农业产业进入工业或服务业这个领域。如果中国能够比较好地进行这样一个产业转换,那么失地农民可能过上城市生活,摆脱过去那种艰苦的农业劳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仲大军强调,就目前来说,大部分失地农民是依靠征地的补偿金和其他救济金来或者打零工来过活,因此,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各方更多的努力。 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失地农户的抽样调查,征地后安置就业的仅占百分之2点7;外出务工的占百分之24点8;经营二三产业的占百分之27点3;空闲在家的约占20%。 相关文章 政府强行征地,台湾农民拟再上街头 就在强拆问题在中国引发许多社会冲突的同时,台湾农民也对政府的土地征收制度表达不满。他们批评政府强制征地,不顾农民的生存,并表示将在下周末走上街头,到总统府前抗议。 胡锦涛担心中共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新闻快讯 更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让您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繁体版新闻报道...... 网上问卷 标准普尔公司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受到美方批评。其它两大信用评级机构仍维持对美国的AAA评级。您对美国债务信用仍然有信心吗?  有  没有  半信半疑  不知道 投票 检视结果 » 最受关注文章 世界媒体看中国:“五毛党”面面观 和平、性爱、救中国(上) 和平、性爱、救中国(下) 日本对中国抵制开拓团立碑反响不一 美国信用遭降级 北京指民主制失调 哈萨克高官论中国扩张 学者解读 控告思科遭骚扰 美组织吁勿助中为虐 越南再传反华抗议活动,茉莉花革命前兆? 中文博客 加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来函。 来函请寄: [email protected]。   节目表与点播 » 节目预告 » 现场广播 » 现场电视 » 下载广播电视节目 » 档案资料 温故知新,检索历史,欢迎您光临VOA文库查看美国之音自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中文稿...

中国农地大量征用失地农民已达五千万

中国农地大量征用失地农民已达五千万 记者: 大卫 | 华盛顿 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目前失地农民达到4千万至5千万人左右,并且以每年大约3百万人的速度递增。估计到2030年时,中国失地农民的人数将增加到一亿一千万人。 这份由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大陆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加快,农村土地也被大量征用。 报告指出,按照2008年10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画纲要”,2000年至2030年间,中国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因此造成的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左右。 *城市土地严重浪费* 该报告并且指出,在大规模征地的同时,城市土地浪费与低效能利用现象十分严重。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画纲要”,中国大陆全境有26.67万公顷的土地被闲置。因此,征地规模确实大于实际的土地需求。 针对这种大规模民失地的现象,北京独立的经济学家仲大军表示:“失地农民也分几种情况。有的失地农民一下子就有钱了,阔得不得了。有的失地农民就陷入困境。各地方是不一样的。你说像北京周边有些农民,都在盼望失地。一旦土地或者房舍重建,他们马上就变成百万、千万富翁。可是在下边一些省或县地区,很多农民一旦失地就陷入非常贫困的窘境。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的问题,已经是个一、二十年来的老问题了。” *中国社会转型关键** 中国社科院的这份报告统计,农民上访中有60%与土地有关,其中30%又跟征地有关。在失地农民中,有60%表示生活困难,有81%担心未来生活。因此,如何处理大量农民失地的问题,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 仲大军表示:“那就要看中国的工业发展能不能吸收适当的农业人口,把这些失地农民转换成工业或服务业的就业人口,从原来的第一产业--农业产业进入工业或服务业这个领域。如果中国能够比较好地进行这样一个产业转换,那么失地农民可能过上城市生活,摆脱过去那种艰苦的农业劳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仲大军强调,就目前来说,大部分失地农民是依靠征地的补偿金和其他救济金来或者打零工来过活,因此,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各方更多的努力。 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失地农户的抽样调查,征地后安置就业的仅占百分之2点7;外出务工的占百分之24点8;经营二三产业的占百分之27点3;空闲在家的约占20%。 相关文章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美国之音 | 中国房地产涨速趋缓 市场或止烧回稳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7月 20日 星期三 06:35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7月 20日 中国房地产涨速趋缓 市场或止烧回稳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电视截频 中国房地产价格被推至高不可攀 中国6月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速度趋缓,显示中国政府试图抑制房价上涨的各项措施正在发挥作用。有分析人士认为,控制房价的关键是减少货币的流动性。 *6月份房价上涨 幅度低于 CPI *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6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环比仅微幅上扬了0.1%,为今年的最小月度涨幅。5月份的环比上涨幅度为0.2%。其中,价格下降城市12个,持平城市14个。在价格上涨的城市中,环比涨幅均未超过0.5%,有24个城市涨幅比5月份缩小。 英国金融时报说,6月份中国房价上涨4.2%,远低于同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6.4%的涨幅,显示中国房市已经开始从沸点降温。 中国从2010年上半年开始调控迅速攀升的房价,推出了包括提高首付比例,上调抵押贷款利率等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力图遏制正在泡沫化的房价。 *房市的泡沫 来自货币的泡沫*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货币紧缩的政策,开始发生作用,房价疯狂上涨的势头,基本上得到遏制,但房价并没有出现多大降幅,仅仅停止了房价上涨的脚步。下一步是否会继续上涨,取决于货币政策是否会再度宽松。 他说:“重要的问题是观察中国当局的货币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不是能继续下去,还能持续多久。如果持续不下去,资金如果再宽松的话,房价可能又会再回弹。” 仲大军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是由货币的泡沫化造成的。他说,这些年来, 中国的货币发行量激增,从2000年的广义货币发行量13万亿,增加到2010年的75万亿。他说,大量的流动性,以及房市的炒作和投机,推高了房价的坚挺。 *赚钱效应 推动中国房市的“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房地产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虽然早几年一线城市快速飙升的房价开始不再快速上涨,但全国的房价上涨趋势并没有改变,房地产泡沫在向整个中国延伸。他说,中国房地产泡沫之大,不仅表现为房价过高,绝大多数人买不起,更在于住房空置率高得惊人。 易宪容研究员指出,中国近10年来房价快速上涨的根本动力是住房市场的工具性和赚钱效应。他说,如果不对住房赚钱效应采取真正“伤筋动骨”的措施来遏制,就无法落实房地产政策。 易宪容说,从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不少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尤其是2010年来更加大了调控的力度,但政策出台的越多,房价飙升的越厉害。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住房的基本功能已经不是居住,而是赚钱的工具。他说,房地产市场要得到根本的调整,挤出房地产泡沫,仅限购、限价、市场管理等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利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坚决去除住房市场赚钱效应,严厉打击住房投机炒作。 上个星期,针对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压力不断加大的问题,中国总理温家宝责令地方政府从严把握和执行房价控制目标,在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采取限购措施。预计,即将执行房价控制的二三线城市名单会很快出笼。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紧建设保障性住房,今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以此作为避免房市泡沫化,化解公众愤怒努力的一部分。 相关文章 尽管政府压制,中国房价仍上升 中国官方星期三(5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更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前一个月更贵。从涨幅看,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势更快...... 通胀与地产滑坡是中国经济运行两大风险 国内投资受阻,中国购房者转战海外 银行测试房贷压力 北京绸缪地产崩盘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新闻快讯 更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让您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繁体版新闻报道...... 网上问卷 您如何看待过去6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治理:  利大于弊  弊大于利  利弊相等  不知道 投票 检视结果 » 针对上述问题,欢迎您发表评论: 最受关注文章 世界媒体看中国:太子党与中国前途 世界媒体看中国:欣喜与悲愤 流产、上访、自杀 上海女子以血抗强拆 世界媒体看中国:逆世界潮流而动 新疆再传骚乱事件 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真心关切西藏人权 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国与朝鲜·世袭与太子党 中国回应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 中文博客 加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来函。 来函请寄: [email protected]。   节目表与点播 » 节目预告 » 现场广播 » 现场电视 » 下载广播电视节目 » 档案资料 温故知新,检索历史,欢迎您光临VOA文库查看美国之音自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中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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