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

颜昌海:中国大陆与利比亚国情惊人相似?

对利比亚的国情比较了解的人,说利比亚也是对国民实行保障房制度,也是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同样也是国家资源不分配,全部由占用或占有者享用。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的利比亚也是两极分化严重;达官贵人在国外都有多个帐户,而老百姓却在国内艰难度日。对此,中国大陆网络评论家惊呼:利比亚竟然与我们的国情这么惊人相似,难道是利比亚学习我们的改革成果吗?或者说是中国的改革模仿利比亚的国情吗?这两者相似得使人震惊。 首先利比亚也是权力致富的社会,任何人只要有了权力就能成为富翁;而且同样也是国家资源由权力控制的社会。 任何人只要占用或占有全民资源,那么这资源就成为了自己谋私的资源。与我们国情高度一致的是,任何权力都能谋私;如教育致富,交通致富;石油致富,几乎没有不致富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利比亚与我国一模一样;那就是没有权力的人最遭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致富。所以说权力致富的国情与我们社会一模一样,教育能出百万富翁;国企同样能出百万富翁,就连事业单位也同样能出百万富翁;这就是资源高度集中而由权力控制的好处。 其二就是这样的社会同样都两极分化,所以贫困共存是两国共同的国情。 正因为如此,富翁们住豪华别墅,而贫困的人却连住房都没有;结果两国高度一致的是保障房制度。当然利比亚人没有中国人聪明,所以保障房不审查资格;也不登记排号,盖成之后就立刻用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当然它们还推出了一个政策:“只要你想盖房子,政府马上给八万元无息贷款;什么时候还都可以”。但即使这样的利比亚住房还是与中国一模一样,至今还有因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的人。 其三就是政府项目成为国家的经济主体,所以利比亚也是政府项目为主。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利比亚的国情相同,都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国家。利比亚是因为国际石油价格猛涨,所以政府拿出国家预算的 60% 搞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因为房地产经济使政府有钱,所以同样是贷款搞基本建设投资;两国都是修道路、桥梁、铁路,当然住房也是政府项目的一部分。如利比亚第一期要建五万套保障房,我国是要建 1000 万套保障房。然而跟中国相同的是,社会永远有老百姓没有住房;因为保障房不公平是两国间的共同点。 其四就是国人无所事是的多,而且还是逐步增加。 利比亚在非洲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了,所以很多突尼斯的人都到利比亚来找工作;就像国内农民工去东南沿海打工一样,利比亚老百姓不干粗活;粗活全部是黑非洲的人来干。女人不工作,男性主要做司机和经理;也就是我们当官的概念。现在我们中国也是闲人越来越多,所以中国人到处的打牌赌博;同样也是无所事是的原因。并不是无所事是就有生活保障,很多在中国连收入都没有的人同样也是闲人;因为混日子的人居多。 其五是裙带关系成为国家的主流,到处是靠 “ 关系 ” 当官或者挣钱。 因此利比亚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处是“关系”官和“关系”钱;就连到中国工程这里来干活,竟然雇当地人也是这样的规则。所以利比亚与中国一模一样,某人担任了某项目的领导;那么这个项目里面的大小领导就都是领导的亲戚或“关系户”。我们中国现在也是如此,某税务局长不就安排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10 人进税务局吗?而且还有四人被突击提拔成了领导吗?! 其六是腐败现象相同,全部是腐败就在老百姓身边;而且还是腐败泛滥成灾,几乎没有不腐败的领域。 这就是利比亚与我国的国情一模一样的又一个现象,而且还全部都是权力腐败;在权力腐败中,灯红酒绿竟然与我们一模一样。 其七是利比亚是高失业率,而我们却是低就业率。 所以利比亚的失业率高达 40% ,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呆在家里。中国是低就业率,所以毕业就失业是中国的国情;这两国表现形式不同但体现的国情都一样,那就是依靠家庭成员的收入来保证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但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的这些年轻人高度空虚,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与利比亚人的共同点。 其八就是社会 “ 和谐 ” ,而且两国都是社会 “ 安定团结 ” 。 利比亚多年都安定,所以利比亚是非洲最安定的国家;因为它们两极分化的人民很和谐。中国同样也是这样的国情,两极分化的人民也是高度的和谐;这就是两国的又一个相同的国情。 当然利比亚也有与中国不一样的国情,利比亚的医院就是免费的;但就这不同却带来相同的结果,因为利比亚的医疗条件差而迫使大家出国看病;结果产生与中国老百姓一模一样的结果,那就是医疗成为贫穷老百姓的负担。 人们震惊:为什么我们与利比亚的国情这么一致,难道是我们改革学习它的结果吗?今天的利比亚能给我们什么启迪,它难道不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吗?! 有人说,卡扎菲统治了 42 年才垮塌,是个奇迹;但中国大陆都 60 年了,还好好的,更是奇迹。 1949 年以后一直到 1970 年代末期,中国大陆老百姓生活其实还不如国民党时代,哪怕就是 90 年前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都比现在还好,购买力比现在强多了。那时一个纺织女工一个月有十几块银元,十几块可以买几千斤大米,而今天中国大陆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几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购买力还没有这么强。在 2007 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 8 元人民币左右,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合 1.6 美元。而国际标准,即世界银行在 2005 年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人均生活支出低于 1.25 美元,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的话, 2007 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这只能说是比 50 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能够吃上饭了,但决不是说老百姓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按国际标准来看的贫困线,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困线之下,无论如何不能讲这是讲幸福。那是世界上各国、发达国家要去援助、救助的对象,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 2005 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国家,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那些打内战的国家,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此时中国大陆并没有国内战争,而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个国家,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高速发展了 30 年,农村的 7 、 8 亿人民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说明中国大陆的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 最新的例子是, 2011 年 7 月 1 日,大陆政府宣布城市居民、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 2000 元提升到 3500 元,中国大陆财政部把提升以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根据他们的测算,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 3500 元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测算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大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 8000 万减少至 2400 万。但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谈不上生活好。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中国大陆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近 8 亿,居然只有 2400 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剩下的 98 %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购买力,能够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恰恰相反,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所以,从中国大陆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 1980 年代的 50 %左右缩减到现在的 35 %。换句话讲,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对来讲,是处于大幅萎缩中的。 旅德著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指出,卡扎菲政权和中国大陆一样,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其利用的工具,都是以暴力维护其权力。卡扎菲倒台的过程就像是一部经典教科书,展现给世人的道理就是,任何一个专制它都一定会走向灭亡。 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再次看诉人们,在最近半个多世纪出现的这种专制形式,都带有一种极权主义的特色,就是暴力只和权力相连系,赤裸裸的和权力相连系。暴力和权力相结合,在卡扎菲现在身上再次显现出来的。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大陆早已显示出来了,比如 20 年前以及直至今天,大陆政权对于任何一个微小的反对行动,都无所不用其极的采取镇压行动,而且不顾法律、不顾道义、不顾环境,不顾一切地采取暴力行动。 2011 年 8 月 28 日 ,在反对派控制了首都黎波里到突尼斯的重镇后,卡扎菲一反常态,表示愿意就权力移交和组建过渡政府和反对派武装谈判,但遭到反对派明确拒绝。反对派称,在他投降之前不会谈判。卡扎菲倒台的这个过程,人们看到像一部经典教科书,它对民众的残害、以及它对自己部下的那种残忍、以及卡扎菲自己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向绝路的行动,都像一部教科书一样。人们从这个过程里就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专制它都一定会走向灭亡,因为它没有存在的道理。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专制政权,不仅是失道的问题,而且简直就是残暴、反人性、反人类的问题。所以,一个残暴的政权,绝对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而迄今为止,在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也只是再次证明了一个千古皆然的政治命题:不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就堵死了和平协商的变革路径,也会堵死包括掌权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退路。 对利比亚局势,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表态是:“我们注意到了近日利比亚形势发生的变化,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这个表态的意义,首先是承认利比亚半年多来变局的主体是“人民”,其次是承认这半年来利比亚人民充满折腾意味的行动,只是为了行使“选择的权利”,正当,应予尊重。 此轮政治变革先后波及多个中东国家,何以利比亚受到格外关注?显然,是因为前述几国变革急骤而利落,惟有利比亚的变革,是通过内战这种大规模流血的方式,前后迁延半年之久,才终于得以实现。利比亚人民为实现选择权利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受到重创的是整个利比亚社会,包括卡扎菲家族及其支持者。代价还将在未来体现,内战造成的社会裂痕、家国仇恨会怎样影响利比亚政局走势,尚属难言。血与火固然能表明利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勇气,为他们带来荣誉,却不能抹平既成的伤口,消解未来的隐忧。 从这一点上说,突尼斯、埃及等国统治者的“脆弱”在特定情况下,却避免了兵火之灾,不啻是这些国家国民与社会的福分。不必为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政治团体的私利,让全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这是利比亚人民求之未得的。反观卡扎菲,曾经有妥协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但是他没有珍惜。他只迷信暴力,他要用反对派的血,来让所有的子民战栗。等到他想起了妥协的好,时机早已远去。当然,卡扎菲的不妥协,一直是以 “ 利比亚人民 ” 的名义而行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人民”一词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被挟持、滥用的不良记录,多少罪恶以“人民”之名行之。 卡扎菲一面呼喊着“人民的统治”,一面又通过教育和宣传来灌输“民主和选举如何不好”。在利比亚人人一本的《绿皮书》中写道:“公民投票是对民主的一种欺骗。那些说是或者否的人,都是被现代民主封住了嘴巴,只许说一个是或者否,这是一种最残酷、最粗暴的专制制度。”他把现代民主说成是只准说一个“是”或者“否”,而他自己的统治不仅连这两个字都不准说,而且对互联网进行封锁,人民连看看别人说这两个字的机会都没有。 在利比亚的普通民众中几乎没人会说英语或法语,因为卡扎菲只想让他们“保持无知和文盲的状态”。卡扎菲还通过音乐等艺术形式制造个人崇拜,比如卡扎菲之歌,歌词写道:“卡扎菲是我们的领袖 / 他给我们带来胜利 / 班加西的人民是受害者 / 利比亚人民爱自由 / 我们将用鲜血捍卫卡扎菲 / 我们以卡扎菲为傲 / 没有了卡扎菲 / 我们将迷失方向。” 今天,人们知道卡扎菲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事实上,他和他代表的力量站在了利比亚人民的对立面。但这一点不是在他大势已去时才能判断,而是在他威胁屠杀自己的国民那一天,甚至更早 —— 从他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起,就与“人民”分道扬镳了。而正是“谁坚持到最后,谁就代表人民”,或者“成王败寇”的心理,使卡扎菲执意不放弃暴力。谁笑到最后谁就代表民心所向的逻辑,实质上鼓吹的是一种暴力思维、“枪杆子至上”思维,由此逻辑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即便一个政权的统治力量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其让人民通过法定的程序行使选择的权利,除非用暴力推翻它。妥协、谈判、“改革”,这些词语或承诺即使有,也常常只是一种欺骗策略。从不再尊重乃至剥夺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卡扎菲就没有为人民留下退路,也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全不管“死后洪水滔滔”。 卡扎菲由暴力上台,也由暴力下台。不同的是,他下台时流了更多的血,给利比亚这个国家留下了更加难以痊愈的伤口。不愿正视人民的存在,不让人民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准人民行使选择的权利,最后收获的却是最激烈、最极端、最血腥的变革形式。 此时,这当年的革命者,还能谈什么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广而言之,每一种社会形态改变、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都是变革。但由于对待人民选择权态度不同,结局会有天壤之别:可能是和风细雨的渐进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成功,千万人头落地”的恐怖图景。从另一面讲,“革命未能成功”,同样会有“千万人头落地”的可能。这种恶例更多。 文明社会的核心指标,不是掌权者如何上台,而是掌权者如何下台。面临保住个人、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诱惑,面临将权力把持千秋万代的诱惑,不惜以谎言和伪造的民意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最终却往往使人民不得不选择玉石俱焚的极端手段。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有民众不懂得、不善于通过和平手段表达诉求的因素,但在威权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首先必定归咎于缺乏政治智慧也缺乏历史担当的掌权者。 几乎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掌权者离开权力中心。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民选择的权利并确实臣服于它。“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说这句话的人叫戈尔巴乔夫。 20 年前,他放弃了权力。他的千秋功罪,尚待后人评说,但我们至少需要承认一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那些转型国家,尽管经历了巨变与折腾,但几乎没有流血;而长期“稳定”的利比亚,如今却面临着可怕的社会裂痕。 卡扎菲的错误,是一种古老的痼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除非逐步但坚决地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否则,全社会退无可退的可怕图景,终会是每个转型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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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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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全球蒙古人声援内蒙西乌旗抗议活动

问:请你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答:现在我是在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广场采访全球蒙古人游行活动的一个分会场。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今天各地响应内蒙学生和牧民的呼吁,于5月30日在全球所有有蒙古人的地方举行集会,声援在内蒙古的牧民和学生。阿姆斯特丹的游行活动是由内蒙保卫人权同盟发起的。参加今天活动的人数不是很多,因为今天是周一,许多人表示支援,但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没有前来。人数有20人左右。虽然人数不多,但组成很有意思。参加集会活动的不仅有来自内蒙古的流亡人士,还有维吾尔的流亡人士,汉族的民运人士。他们都不是在阿姆斯特丹本地的。比如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总指挥张健先生是专程从巴黎赶来的。旅居德国的学者仲维光是从埃森赶来的。大家都是千里迢迢赶到阿姆斯特丹的示威现场,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内蒙古牧民和学生的这场维权运动提供支持,提供声援。 问: 他们的具体诉求是什么? 答:比如内蒙保卫人权同盟的席海明先生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呼吁中国政府重新审视自己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表示,近些年来不管是在西藏,还是新疆,都发生过比较严重的民族间的对立和抗议活动,内蒙这几年相对比较平静。大家一直以为,包括中国政府的宣传也是把内蒙作为一个模范的自治区来宣传。但席海明说,这一次有这么多学生和牧民走上街头恰恰反映了在当地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中国政府制定有民族区自治法,有草原保护法,但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席海明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政府能够切实履行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样一来,民族地区的矛盾就会得到化解。 问:就你刚才提到的情况,示威者是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团体,他们有没有达成一致,发表一个共同性的声明? 答:他们还没有发文字上的声明,但在集会过程中也在激烈讨论。我听到的,他们的基本共识就是,现在内蒙古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联系到近两年西藏和新疆也在发生民族不满情绪的爆发,中国的内地也有很多维权事件。因此他们达成的共识是,中国必须走向民主化。只有实现了民主,只有让不同民族、不同诉求的人都能把自己的观点在和平的气氛中表达出来,这样的混乱的事件才有可能避免。   采访:任琛 责编:乐然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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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千百之十的汉语思想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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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完整版

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向中央、四川省级、县市级以及基金会等100多家不同政府机构申请公开512完整的信息,包括灾情核查、捐款使用明细、坍塌校舍调查报告、遇难师生具体情况等近万条信息,但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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