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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香港“遮打革命”中的新闻实验

社会运动中,信息的收集和传播非常重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理念的更新,收集和传播的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正在香港发生的这场“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中,就已经出现了不少新鲜的现象。无人机拍摄视频迄今为止,这场运动中最震撼人心的影像莫过于几段由无人机(drone)从空中拍摄的视频。载着镜头的无人机缓缓上升,从低空掠过,记录下那聚集在道路、广场、天桥上的人海,那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有那璀璨的夜景,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佳作,更让人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领略到了运动的样貌。这组视频的作者是Nero Chan,他并非新闻机构的专业记者,有的报道中甚至称它为“围观者(bystander)”。但是,他发在Facebook上的这几则视频,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图来源于Nero Chan的Facebook)新闻实验室(微信公号:newslab)曾两次介绍无人机在新闻现场的应用,在账号注册后的第一次推送中即有提及。如果没有读过的话,点击这里和这里。过滤谣言,验明真相社会运动中的信息混乱,流言传播不可避免,更有人故意在人群中和社交网络上释放谣言。也因为此,人们对于真相和可信赖信源的需求愈发强烈。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一些大二、大三学生自发建立了一个名为“HK Verified”的Facebook专页,进行独立的消息查证,用双语发布已经得到证实的消息。短短三四天内已经收获超过十万个赞。这个项目还采用了众包的方式,建立了一个Google文档供网友提供“可信赖和可验证”的消息。这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尝试。此前,在西方的不少社会运动中,也有类似的独立媒体出现。不过,信息的查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群新闻专业学生在获得关注后能否不负期待,做到真正独立、客观的信息查证,挑战很大。不过,做这件事情的也不只港大学生,另一群关心这场运动的人,也建立了一个“谣言追追追”的Facebook专页,专门发布已经证伪的谣言,提醒大家不要再相信。除了“HK Verified”之外,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学生对这场运动的报道项目还有很多,可谓真正的在参与中学习,详情可点击这里。利用社交媒体的大数据做报道9月30日,《经济学人》网站的每日图表栏目用一张折线图展示了这场运动给微博带来的影响:小秘书们的工作量陡然增加。在9月28日之前的几个月,每一千条微博中大概只有4条左右会被删除,而9月28日当天,这个数字激增到了15条。这一图表的数据来源于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Weiboscope项目。该项目自2011年1月起就开始运行,它利用新浪微博的API抓取数据,主要关注粉丝在1000以上的用户,以及经常被删帖的用户。仅2012年的一年间,该项目就收集了2.26亿条微博,其中1090万条被和谐。这些数据可以在项目网站上下载。同样,这也不是一个新的项目和新的数据库,但具体到这一运动中,却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视角。利用社交媒体的大数据做报道当然不限于关注审查。随着运动的进行,相信还会有更多作品出现。现场实时传送全世界的支持声音身处香港之外的地方,要想远程参与运动,不光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消息,还可以直接将自己想说的话送到运动现场——通过这个名为“并肩上Stand By You”的网站,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发送信息,这些声音将被投影到运动现场的墙上和街道边的LED走马灯屏幕上。可以想象,在运动现场读到来自世界各地、用各种语言写下的鼓励话语,对于参与者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支持。在街头运动中,“实体”的存在非常重要,它无法被电子化的信息所取代。这一项目很好地打通了线上的虚拟空间和线下的实体空间,制造了一种全世界关心这场运动的人跨越时空共同在场的想象。昨天,在宾大的“媒体与社会运动”课程上,我们也发送了一条信息,告诉街道上的香港人:我们整节课都在关注和讨论你们的行动。Firechat搭建新的通讯网络随着运动的开始,一款名为Firechat的APP在香港的下载量激增,冲至排行榜首位。它的特点是:不需要接入手机或WIFI网络,只要利用手机本身的蓝牙或无线功能,便能与身边的人组成一个网络,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自然,这种网络受物理距离的限制,但也正因此非常适合在人群密集的社会运动中使用。它不仅可以不受手机网络切断的影响,是真正的去中心化网络,而且加入的节点越多越稳定。自然,这是一件技术产品,并非媒体产品。但是,这一技术提出了许多新的关于传播的问题,也为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除了以上几例之外,部分媒体也出品了一些数据新闻作品,例如RTHK的时间表和地图、南华早报关于Twitter上香港相关话题传播速度的信息图。我本人并不在香港,以上消息也是根据各种渠道的阅读获取和总结的。如果你知道其他的新鲜实验,请告诉我一声,我会继续整理,与大家分享。◆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

方可成 | 做记者和读博士

读博一年,越来越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和之前当记者时做的事情,其实根本都是一回事:把问题弄明白。当记者时,带着选题出发,去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搜寻各类资料,为了让读者“在这里读懂中国”,自己不得不倾尽心力在种种事实和观点中寻找蛛丝马迹,尽可能把问题搞懂。读博士时,最重要的也是“问题意识”——提出问题,看看前人研究到了哪一步,然后设计自己的研究,去解答这些问题。于个人而言,记者和学者的工作背后都是好奇心在驱动——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驱动力当然还包括社会责任等,但单论个人层面,好奇心确实是一切的中心和起点。这个世界上的人大概可以分成几个类型。有人着迷于创造(不管是物品、财富、艺术还是其他),有人看重分享和服务(不管是向个人还是向社会),有人喜欢管理(不管是人还是物),有人是关系的联结者和维护者,有人则觉得探索未知最具吸引力,探索的过程中所能获取的智识上的愉悦无与伦比。几种人都能做好记者和学者。但如果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可能会做得比较痛苦。当然,同为探索未知,当记者和读博士之间还是有不少差异。在记者的道路上,起点和终点都是事实,它是记者的词典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学者的探索起点可能是社会现实,也可能是理论,终点则往往更看重对人类整个知识体系、理论体系的贡献,而非一时一事的答案。此外,记者会将“快速”赋予极高的优先值,学者则更在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所以,从记者转为研究者,常常要提醒自己慢下来。在着手研究之前,先再三打量自己的计划,看是否充满了导向错误结论的风险;在激扬文字之前,先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仔细寻找和阅读前人都发现了什么。文献中每每有惊人的发现:原来前人已经把这些问题研究得这样透彻了,原来之前我所知道的是这样的局限和狭隘。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在国内的舆论中,一提到群体行动,往往就会有很多论者搬出勒庞的《乌合之众》,并尊为真理,以证明群体中的个人是多么疯狂无理性。在各类推荐书单中,也常常能见到这本书的名字。我也曾是这本书的拥趸,上大学时还爬到教学楼顶的天台上捧着这本书拍了张装腔作势的照片。但后来读硕士时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课堂上得知,《乌合之众》只是一家之言,并未得到学界公认。到了美国之后进一步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与其说《乌合之众》未得到学界公认,毋宁说学界已经公认勒庞的解读有着严重的局限性。用圣母大学社会学教授Daniel J.

方可成 | #讲座笔记# 政府资助不会降低媒体批判性?

前两天,纽约大学副教授Rodney Benson来宾大讲座。他去年出版的《Shaping Immigration News》中比较了美国和法国媒体对移民新闻的报道,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1)虽然法国很多报纸的资金来源中都有一部分属于政府资助,但他们对政策的批评却比美国的纯商业报纸更多。而在美国,提供最深度、多元、最具批评性信息的恰恰是那些商业化程度较低的媒体:PBS、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他认为,这挑战了“政府干预会降低媒体批判性”的经典自由主义观点。(2)美国媒体的报道更关注个人故事,尤其是移民者的个人奋斗故事,而法国媒体则强调围绕这一议题的理念辩论,这也许与法国人的哲学传统有关,但跟具体的媒体制度也紧密相关。(3)美国媒体的报道体裁更加单一,法国媒体则更多样,往往是包含了深度报道、访谈、评论、来论、漫画等多种类型内容的组合报道。(4)法国媒体比美国媒体更多地报道公民社会的声音,将个体的问题与集体的抗争联系起来。一个细节是:在电视采访中,法国媒体会在字幕中详细标明被采访者属于哪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哪怕这个组织刚刚成立,小到只有几个人,而美国媒体的字幕则往往是“移民政策改革倡导者”这样的称呼。他认为,联想到两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赞赏,当下的状况是一种讽刺的逆转。(4)在电视新闻中,美国的记者总是出现在镜头里,而法国的记者则隐身镜头后……他还说,放眼全球,美国的媒体制度不是主流,而是例外(outlier)——美国对媒体的人均公共支出(per capita public spending)只有不到4美元,而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在30到130美元之间。关于公共媒体与政治独立性的问题,可以参见他撰写的一则报告。

方可成 | 美国大学怎样教“传播学入门”

作者:方可成欢迎分享,转载须联系本人授权能到美国读本科的话,就尽量来吧——这是我在美国大学担任本科生课程助教之后的最大感受。当然,我的认识仅仅基于自己担任过助教的课程,也许不能推广到其他学科、其他课程。仅就新闻与传播学院最基础的入门课而言,我可以确定的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助教的“传播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iton),可以将我曾经在北京大学上过的“新闻传播入门”甩出好几条街。我并不是说北大的这门课程不好,但威大(相信美国其他排名前50的学校类似课程也差不多)的这门课程无论是结构设计、师资力量,还是具体的教学过程,都确实要胜出许多。以下我将详细介绍“传播学入门”在一所美国大学是如何教授的,或许能为国内大学的老师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也为国内同学的自我学习提供一些帮助。课程定位:关注变革,面向全校学生编号为Journalism 201的这门传播学入门,规模颇为惊人——近400名学生,11名助教。↑能容纳400人的教室。图为期末考试时,学生被分散到了不同的教室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生?首先当然是因为这是新闻与传播学院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程——或者更准确说,是申请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敲门砖。美国大学本科入学时一般不分专业,等到大二才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是双向的,学生向感兴趣的院系提出申请,院系则会提出一系列要求,进行遴选。所有申请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上过传播学人门——当然,成绩不能太差。除此之外,这门课也是全校学生的选修课,可以用来满足某一类学分要求。为了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各所大学一般都不会给学生100%的选课自由——你必须学点自然科学,学点人文艺术,再学点社会科学。在威大,传播学入门属于“Communiation B”类课程,这类课程的特点是有大量写作、演讲、讨论的内容,训练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实际上,对于非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的意义远不限于练习写作和演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门面向全校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课程:教你怎么读新闻,怎么最有效地获取和使用信息,不被误导和欺骗。用授课老师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社会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受各类媒体的影响:我们如何选择政治领袖,如何获知产品信息、做出购买决定,如何看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对新闻和广告的批评分析,对媒体制度的知晓,对媒介效果的了解,这些对你今后的工作生活都非常有用,不管你会成为记者、广告从业者,还是商人、科学家、医生——更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和公民,这些技能的意义不言而喻。”这门课尤为强调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媒体革命及其影响。和“数学入门”、“物理学入门”、“文学入门”不同,传播学入门需要应对的是不断变化的媒介图景,内容需要不断更新调整,同一门课在前后一二十年间的内容可能有天壤之别。不到一百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仅仅二十年前,互联网才刚刚在美国开始普及。十年前,Twitter的意思还仅仅是鸟叫。但现在,一切都已改变,而这些都需要被纳入这门课程当中。课程内容:斯诺登、大数据、新闻业的死与生作为一门入门性质的课程,内容上自然是广而不深、杂而不精。但是,广和杂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明确的中心线索展开的。如上文所言,这样的线索就是在媒体变革的年代中如何批判性地理解媒体,如何掌握那些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生活都至关重要的技能。第一节课上,老师请大家参与一个调查:新闻业死了吗?为什么?学生在课堂上即时打开网页投票(几乎所有人都会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上课),结果显示:94%的学生认为新闻业没死。不过,大家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最搞笑的一个回答是“Cuz yolo”——“YOLO”是美国90后的流行语,“you only live once”的缩写,意思大概相当于“及时行乐”。这当然是个无意义的恶搞答案。不过,等到学期末的时候再问大家这个问题时,大部分人都能头头是道地分析一番了。除了新闻业的死与生之外,课程中最切中热点又极其重要的内容莫过于对斯诺登爆料的NSA“棱镜”项目和对“大数据”概念的讨论了。这两个章节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那就是新媒体、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问题。关于NSA的讨论着重于网络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关系、网络监控的边界;关于大数据的讨论则在充分展现了大数据带来的新鲜可能性之外,也着重强调了今天我们的个人信息是如何被大量收集的,而这会带来怎样的隐忧。在谈到NSA时,老师又在课上出了一道调查题:既然我没什么好隐藏的,那么我对网络监控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一开始,挺多人投票给了同意,但当两周的讨论结束后再回到这个问题时,投反对票的学生已经明显多了不少。以我个人的观察,这种转变跟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一项作业直接相关——这项作业要求大家到Facebook或Google上下载一个隐私文档,里面记录的是这两个网站对你个人信息的所有记录,比如Facebook上可能有你初中时上传的愚蠢照片,有几百上千的朋友联系方式,而Google上则有根据你搜索过的所有内容分析出的个人喜好。看到这些自己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内容,大部分人都在作业里写道:实在可怕!从传统的视角来看,斯诺登和大数据都并不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核心内容。但这两个案例实际上正代表了媒体变革的方向和由此带来的重大挑战。花两周时间进行探讨是非常值得的。以下是2014年春季学期的课程大纲,从中可以一瞥大致的内容结构(之后的学期肯定还会不断发生变化)——导言媒体社会中的媒体变革美国新闻业的规范和伦理新闻与政治新闻业的变革NSA、斯诺登和网络监控大数据:前景与隐忧期中考试媒介效果广告和危机公关公共领域媒体与社会电影与游戏性别与种族每周有三篇左右的阅读材料,有的是书籍选摘,有的是深度报道,有的是经典学术论文,例如第一周的阅读之一是乔治·奥威尔的《我为何写作》,第二周的阅读之一是关于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的分析,第三周的阅读之一是甘斯的经典著作《什么在决定新闻》中的一章,第五周的一篇是关于波士顿爆炸案后社交媒体用户如何通过众包(crowdsource)寻找凶手,第十三周的阅读之一是我的最爱——《纽约客》上的一篇关于政客如何通过改变语言表述方式来影响民意的有趣文章(“The Word Lab: The mad Science Behind What the Candidates Say”);第十四周的阅读则包括一篇关于女性在互联网上所遭受的骚扰的文章。除了装订起来非常吓人的一大本阅读材料外,这门课有一本教材:《Blur: How to know what’s tru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这本书的质量非常高,两位作者是相当资深的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曾经出版好几本经典著作,这本《Blur》是他们的新作,集中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素养: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怎样获知真相?前不久,这本书出了中文版本,书名被改为《真相》,译者包括密苏里大学的孙志刚和人大的刘海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不过,英文原书的语言很浅显,如果想顺便练习一下英文,直接读原著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谈到社交媒体和数字营销时,老师播放了PBS的一部纪录片《Generation Like》。片子讲述了年轻人如何使用社交媒体,以及精明的商家如何利用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营销,颇值得一看。课程组织:繁多的作业和看重分数的美国人授课老师方面,这门课的老师每年一换,基本是由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轮流担任。除了主讲老师外,还有很多嘉宾,既包括学院内的其他老师,也包括来自业界的重要人物。上学期的嘉宾之一是麦迪逊的前市长,他阐述了数字媒体在政府公共服务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每个主讲老师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因此授课内容也会有针对性的微调。今年的主讲老师曾经在互联网业界从业多年,她本人就是威大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开发了威大的第一个网站。因此,课程内容中也就更加强调数字媒体的影响了。老师每周上课3次,每次50分钟。400人的大课,效果自然不会非常好,因此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分成18个人的小班,参加由助教负责的讨论课,每周75分钟。每个助教负责2个小班,每周还要给出至少2小时的办公室答疑时间。讨论课的主要内容是学生轮流针对当周的阅读材料进行4分钟的演讲,每周两人,分别对应两篇阅读材料。讲完之后,随机抽取另一名学生对其演讲内容进行2分钟的概括和点评。每名学生的演讲都会被录下来,学生课后需要观看并作出点评和反思。讨论课上的演讲结束后,再由另两门学生带领大家讨论阅读材料,每一轮讨论至少10分钟。助教的作用则是协助讨论,并对阅读材料针对性地进行一些重点讲解。除此之外,讨论课上还会进行小测验,内容取自当周的阅读材料和时事新闻——既然是一门关于媒体的课程,当然需要保持对媒体的关注和使用了。不过,遗憾的是,不看新闻已经是全世界年轻人的共同特征了,即便是选了这门课的学生,能够准确回答时事问题的人平均下来也不到一半。或许回答填空、选择这样的客观题从来就是美国学生的弱项,而在主观题上他们则往往应对自如——不管是书面的小文章,还是口头的演讲和讨论。这也与他们从小接受的训练有关。这门传播学入门的一大特征是作业繁多。除了课上需要完成的演讲、讨论、小测验之外,课后作业还包括七篇500个单词的小文章和两篇1000个单词的分析文章。这两篇长文章分别需要提交初稿和终稿两个版本,中间还要进行peer review(同学之间的互相评议)。当然,还有期中和期末考试,以及平时的考勤。除此之外,学生们还有一些获得少量附加分的机会,其中一些是参加由学院老师或研究生组织的调查和实验,另一些则是发Twitter——每发一条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推文并且附上相应的标签,可以获得0.1分,最多可以获得1分。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以为美国学生都是相当“素质教育”的,不看重分数,只看重个人能力的提升。但到了美国当助教才知道,原来美国学生对分数的重视程度比中国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助教都会遇到来讨要分数的学生,因此还专门出现了一个短语来形容这种行为:grade grubbing。的确,无论是申请校内的热门专业(比如商学院),是日后申请研究生,还是找工作,GPA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美国人怎么会不在意呢?这门课的所有分数都是由助教给出。也正因为此,怎样设计合理的分数体系,并且在不同的助教之间保持相对的均衡,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个星期的课程开始前,助教和老师都会开一次会,讨论课程内容、作业给分等具体事宜。总的来看,即便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学了6年新闻、做了3年记者,并一直在新媒体平台上活跃的人,担任过这门课的助教后依然觉得从课程内容中获益匪浅。其培养目标的明确性、关注话题的前沿性、课程组织的严密性,都能给国内的同类课程带来启发。后记: 我刚刚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转学至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读博。从中西部的公立大学到东海岸的私立大学,个中异同来日详谈。

【舒立观察】伏虎的根本是建立法治国家

周永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个重大事件在7月29日同时公之于众,这绝不是偶然。两事深度关联,交互作用,同步昭告之后,历史当翻开新一页。如果说周永康事件,公布是情理之中,时间则出乎意外;那么,依法治国则属中共早有主张,民间久已研讨,各方各界均对其“全面推进”具有极高期待。在此次周永康立案消息公布后,新媒体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最有效率的平台。关于周永康案幕前幕后的故事,新鲜,也不新鲜,真相还会继续披露。不过,仅就已知的真相,结合中国发展的现实与矛盾,已可看到,在这位曾雄踞中共政法高位长达十年的人被严肃查处之后,“依法治国”不能也无法停留于口号。现实的警示,比理论更具说服力;现实的行动,比宣言更能证明诚意。 阅读全文

方可成 | 记者“在现场”的真与假

时隔四个多月,马航再次发生空难,中国媒体的国际报道能力也再次引发大众的关注和质疑。腾讯文化“反思媒体”栏目曾在MH370失联事件后反思中国媒体的表现,其中提到:西方媒体胜在人脉和采访资源。那么,在国际新闻的激烈竞争中,中国媒体有没有可能逐步建立起人脉和资源?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须知西方媒体的资源也是从无到有、一步步积累下来的。而且,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媒体有能力特派驻外记者,或特约身在国外的记者、撰稿人长期供稿,这样的积累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驻外记者或特约记者,需要真正在现场调查采访,而非躲在房间里翻译外电。拼贴外媒新闻是“伪现场报道”MH17空难发生后,专注于国际新闻的《环球时报》连续多日在头版关注此次事件。从记者的署名栏来看,报道阵容颇为强大。例如,7月21日头版报道《西方逼俄罗斯“给个交代”》的记者是“环球时报驻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德国特约记者 巴斯 萧雅文 萧达 青木 陈一 玉鹏 伊文”。在这么多地方有特约记者,想必这篇稿件一定有不少来自现场的一手信息吧?但是很遗憾,真正的一手信息为零。让我们来拆解这篇报道,仔细研究其信息来源——第1段为导语和概述。第2段的信息引自德国《图片报》。第3段的信息引自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第4段的信息引自英国《独立报》和《一周》杂志。第5段的信息引自美国彭博电视台、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路透社。第6段的信息引自美国《纪事》杂志、《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和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第7段的信息引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观点报》和“俄罗斯之声”。第8段的信息引自德国《焦点》杂志和法国BFM电视台。第9段的信息引自美国博客网站“Inquisitr”、德国《南德意志报》和《今日美国报》。第10段的信息引自德国《日报》。第11段的信息引自香港《南华早报》和日本共同社.第12段的信息引自CNN。第13段的信息引自CNN和俄新社。第14段的信息引自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德国全球新闻网。整篇报道就是这样依靠从多家外媒报道中摘取的片段整合而成,全部是经过挑选和剪裁的二手、三手消息。不过,剪裁方式很讲究——例如,第一个小标题下,先是大量引用了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的指责,最后回到俄罗斯媒体的辩白:“俄罗斯无疑很委屈,拒绝各方泼‘脏水’。”这样的顺序如果进行调换,表达出的意思将会完全不同。阅读更多报道就会发现,这是这份报纸的操作常态——徒有在现场之名,但并没有体现任何在现场的优势,既没有“特约记者”亲身的体验和观感,也没有一手的采访和调查,有的只有在信息剪裁和编排上的心思。如果说这种做法在二十年前还有优势——那时外媒的报道并不容易读到,那么在今天这个随处可以阅读世界媒体的年代,生产这样的内容大可不必费这样的周章,在国内请几个会外语的大学生就可以完成素材的收集,再由一名编辑来进行拼贴和整合即可。作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国际新闻报纸,《环球时报》的新闻操作方式依然是相对落后的,其新闻内容依然是对二三手信息的剪裁和拼贴。这种“伪现场报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向读者构建了本不存在的权威形象,很难说是在尽力尝试理解这个世界。在真正的现场是记者的最大美德其实,在现场,既是记者工作的常态,也是这一职业的最大美德。“在风中,在雨中,在火中,在一切故事发生的时刻。在城市,在原野,在旅途,在任何苦难欢乐的现场。”这是《新京报》社歌的片段,或许也是整首歌中最能令所有新闻人产生共鸣的两句话。出现在新闻现场,发动全身感观记录一手信息,竭尽所能寻找知情人追问真相,是到达优质报道的路径。简言之,好新闻是跑出来的。正因为现场对记者而言极端重要,注重新闻品质的媒体一般都会在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不吝惜成本地将记者派往现场。而在最终发表的报道中,各媒体也会特别强调自己的记者在现场:“本报记者XX发自汶川”,“本刊特派马来西亚记者XXX”,等等。这些出现在记者署名旁边的地名,很大程度上是为报道的权威性提供佐证。《环球时报》的做法即带有这样的意味。在大多数情况下,记者在或不在现场,写出的稿件的确有着巨大的差距。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错误会因为记者编辑不在现场而流传甚广,同时也会终结于在现场的记者。例如,MH17空难发生后,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称“第20次全球艾滋病大会上为那些在马航遇难的艾滋病专家预留了位置”,而在现场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徐俨俨很快就指出了这是假新闻:“我在大会现场了解到,这些一开始空着的位子,是为多个相关抗艾机构代表预留的,当时他们在主席台上默哀,完毕后便回到座位,该区域基本坐满。”但是,来自“伪现场”的报道则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真正的在现场需要持之以恒的探索、沟通和理解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国媒体有没有可能逐步积累起国际报道竞争中所需要的人脉和采访资源?有,但这样的资源不可能依靠摘译外媒报道获得,只能在真正的现场采访中跑出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设想:假如《纽约时报》派了几个记者到中国,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刷微博,我们是否对他们所写报道的客观性抱有信心?而他们又能否在中国建立起人脉和资源,能否真正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实际上,大多数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活跃于国内各类新闻现场,他们甚至时常比中国记者更早到达。而在没有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出没于人群中,在另一种现场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和各种类型的中国人交朋友。这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地探索、沟通和理解的过程,何伟、欧逸文等著名的驻华记者大都在中国待了十年乃至更久,而他们只不过是西方媒体众多驻外记者中的一小部分。可以想见,这种真正跑现场、泡现场的驻外记者在国际新闻竞争中的优势,是中国记者难以企及的。结语在国际报道方面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媒体不必过度自卑。现在,越来越多中国记者走向了全球新闻现场。只要不忘记“真现场”的意义,有意避免“伪现场报道”,以开放的心态持续地探索、沟通和理解这个世界,中国媒体就可能不断生产出有质量的作品,同时也逐步积累宝贵的人脉和采访资源。(首发于腾讯“反思媒体”栏目)

胡泳 | 今日头条和它的“敌人们”

2014年07月07日 06:0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余玥   张一鸣“自白”   ●我们的商业模式不需要版权 ●不做传统媒体的敌人 ●我们是平台,不产生内容,只分发内容 ●我们不是新闻客户端,是信息分发渠道 ●我们是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 ●我们的盈利方式是精准需求广告   今日头条从未像过去一个月这么高调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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