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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偷鸡数百只,两人判无期

广东佛山的几名打工者在养鸡场先后偷得六百余只鸡,结果两人被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招致如此重刑,是因为他们所偷的是种鸡。每只鸡的价格被评估为667.68元,盗窃财物价值总额超过45万元。而偷盗者并不知道这些鸡如此贵重。法官到底应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来定罪,还是“犯罪结果”来定罪,这是一个复杂的权衡。 偷鸡数百只,两人判无期 □《南方周末》2011年5月12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 广东佛山 偷鸡摸狗是小事吗?不一定。有时候,后果很严重。被刑满释放的李明福,在数天前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其偷鸡摸狗被判无期的遭际。 1996年,他和广东佛山的几名打工者深夜潜入养鸡场,先后偷得677只鸡。佛山中院以盗窃罪判处李明福和另一被告无期徒刑,一名从犯有期徒刑六年。 招致如此重刑,是因为他们所偷之鸡不一般——并非普通肉鸡,而是留待育种的种鸡。每只鸡的价格被评估为667.68元,盗窃财物价值总额超过45万。 但盗鸡者称,他们根不知道这是“金鸡”,若知道这鸡如此贵重,根本不敢偷了。 险些被判死刑 在被抓获之前,缺乏法律知识的李明福一直以为自己的偷鸡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真的被发现了,也就被养鸡场主人打一顿而已。” 1996年初,23岁的李明福在佛山一家宾馆打工。他与在同家宾馆打工的郭亮、黄振修、邵伙柱等人,发现附近的墟岗畜牧场存在很大的安全漏洞。当时,佛开高速公路正在建设,横穿这家畜牧场,一些地方仅仅用简易的铁丝网围成屏障,很容易潜入其中。 于是,2月初的一个晚上,他们从畜牧场偷回了三四只鸡,在宾馆的宿舍里面做菜吃了。 李明福并没有吃出什么异样。“就跟普通的鸡一样的味道。”他说,“如果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些鸡每只值六百多块钱,肯定不敢——第一不敢去偷,第二也不舍得去吃。” 之后的一个月里,几个人又多次潜入畜牧场作案,每一次都极为顺利,盗窃行为也随之不断升级,从最初偷来自己吃,逐渐演变为一次偷几十只,拉到市场上贩卖。根据当时的市场价,他们将这些鸡以每斤6元左右的价格出售,共得款不到两万元。当时,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是五百多元。 除黄振修、邵伙柱两人分得少量赃款外,李明福和郭亮两人平分了绝大多数售鸡所得。利用这笔钱,李明福给自己买了BP机,郭亮给女朋友买了首饰。 在第11次作案时,他们被保安发现,随后巡警赶到,将除黄振修外的三人抓获。破案后,BP机、首饰,以及尚未花掉的6200元赃款被起获。 四个月后,佛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并出具物价部门的核价证明:此种“墟岗黄鸡301品系之第五代种鸡”每只价值667.68元。 这样的定价令李明福等人惊惶。他们想不通:一只鸡怎么值一头牛的钱?看守所里的其他嫌犯说:你们偷了几十万,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让李明福更加感到害怕的是,他被从看守所的普通房间转移到了专门关押死刑犯的房间。同时,他们的案子在一审阶段便直接由佛山市中院而非区级法院承担。一切似乎都是凶兆。 根据当时的盗窃罪量刑标准,三万元以上已属“数额特别巨大”,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在庭审时,几名被告均对物价部门的估价提出异议,但法院以“没有事实根据”为由驳回了他们的申辩。 曾经参与该品系种鸡选育和开发研究工作的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张细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种鸡和商品代种鸡不同,是仅留作育种,不对外出售的。“这些鸡甚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是市场上买不到的,我认为六百多元的估价是合理的。” 最终的判决书显示,“鉴于三被告人归案后能坦白交代其犯罪事实,可从宽处罚。”得知自己被判无期徒刑的那一刻,本已做好最坏准备的李明福流下了眼泪:“可算保住了一条命!” 被社会甩开14年 2010年6月25日,在狱中因表现良好、屡获减刑的李明福出狱了。 他又回到了佛山打工,但此时的佛山和他记忆中的那座小城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社会在14年间的飞速发展,已经将他远远甩开。 出狱之后的李明福,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以前他不知地铁为何物,至今没有上过网,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第一次踏进肯德基。 如果没有发生偷鸡案,李明福按自己的人生计划也许已在担任一名宾馆经理助理。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从监狱离开时,身上仅有一百多元。回到家后,他和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女人结婚,不久后便离婚了。 现在,李明福投靠了在佛山打工的哥哥嫂嫂,和他们挤在300元租来的小屋里。他希望找一份工作,但又不敢去正规的工厂,“怕被歧视”。出狱以来,他先后在两家私人服装厂打过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我们这些人出来,他们不嫌弃就满足了”。 十几年前,李明福的高中学历曾经是就业优势,但现在,已经完全失去意义。 出狱之前,他曾经接受了心理辅导,学会了以平常心看待事物。但每当想起当年对一只鸡六百多块钱的估价和无期徒刑的判决,他依然觉得有些不平。 层出不穷的“天价”案 在狱中服刑期间,李明福偶然从报刊中读到一则关于“天价葡萄案”的新闻,案情与他的遭际相近。 “天价葡萄案”发生于2003年,当时,在北京打工的3名民工偷吃了市农科院林果研究所葡萄研究园10年苦心研究并投入40万元科研经费的“天价葡萄”。起初,北京市物价局对葡萄的直接损失做出了11220元的鉴定结论。但海淀区检察院认为葡萄估价证据不足,将案件退补侦查,随后估价被改变为376元,几名民工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事实上,同类的“天价”盗窃案件层出不穷,仅见诸报端的就有:天价豆角案、天价兰花案、天价水稻案,以及装了昂贵正版软件的天价电脑案等等。此类案件的估价和量刑无不引发巨大争议。 有学者认为: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应考虑盗窃人对财产价值的“认识错误”(刑法学上称之为主观恶性),他们的盗窃行为是基于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判断,因此不能单纯以结果论罪。 但在法学界,这一原则仍然存在争论。大多数人都能认可:当一名本想偷钱的小偷偷到了一只装有手枪的包时,不应该以“盗窃枪支”论罪。但当情况变为一名本想偷1000元的小偷窃获一只装有10万元现金的包时,争议就多了起来。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就认为,从法理上说,既然盗窃者有客观上的盗窃行为和主观上的故意,那么以实际盗窃金额,而非预计盗窃金额论罪是说得通的。“偷到手枪的小偷也许很害怕,但偷到10万块钱也许正合小偷之意。” 不过,阮齐林也指出:应同时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即中国刑法盗窃罪完全根据数额进行量刑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照搬法理原则,不能一刀切,应允许判案的灵活性。” 阮齐林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另一则类似的案例:在一桩性交易结束后,性工作者顺手拿走了嫖客的一只手表。她没想到,这是一只价值12.5万的金表,并因此可能面临10年刑期。案件审理中,她的室友证明:她并不了解这只手表的价值,将它随便扔在桌子上,擦桌子时手表掉落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去捡。最终,法院认为:这名性工作者确实不知道手表的价值,若以重刑论处并不恰当,因此改判其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邓子滨也认为,盗窃罪的一大尴尬在于,司法解释里只有量刑的数额标准,没有归责标准,因此容易导致司法结果不统一,量刑理由不一致。“天价葡萄案中,如果偷东西的是惯犯而非农民工,结果又会怎样?我们的法律无法规定得那么细致,所以很难避免不同结果。同一个案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判出来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邓子滨同时提出:在这类案件中,要注意定价时有没有强势集团的影响。此外,还应考虑被盗方的责任。“既然你的东西那么贵重,是不是应该做好保护?”他认为,被盗方的过错可以减轻盗窃者的责任。 邓子滨建议,如果李明福等人对于已经完成执行的判决仍感到不服,可以从种鸡的估价入手,寻找新的证据。“如果能从定价上找到新证据,便可以申请启动再审,寻找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毕竟,单纯对于量刑的理论争议是不可能作为再审理由的。”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博客 Blog 专栏 新浪微博 豆瓣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中国互联网法治之惑(序) 中国互联网法治之惑(四) 中国互联网法治之惑(一) 中国互联网法治之惑(三)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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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论富二代适合当记者

上回已论官二代何以适合从事新闻行当 ,此篇将论富二代。 其实在这个官商沆瀣一气的年代,官二代和富二代经常难分彼此,至少是具备许多相近的特质。比如,在上篇中,笔者给出的第一条理由“新闻记者需要见多识广,否则难以招架每天扑面而来的各类新鲜线索”即同样适用于富二代。他们吃过的高级巧克力和你吃过的馒头一样多,开过的汽车和你被偷过的自行车一样多,认识的权力精英比你的QQ好友还多。 富二代当记者的第二大理由是:容易接近普通记者根本无法采访到的核心人物。《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曾讲述他采访玖龙纸业创始人、女首富张茵的故事。他说,张茵愿意与他搭话的关键是,他那天穿了一身昂贵的高级西装。“自我介绍之后,张茵完全可以把我踢出去的,但如果这样,不仅对我很尴尬,对她也很尴尬。一个老外穿那么昂贵的西装站那儿,你把他撵出去也不太像话。” 在中国媒体不可能为记者配备高级西装的现实下,富二代便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与之类似,他们还可随意出入顶级酒店,乘坐头等舱,有大把的机会接近掌控和影响时代走向的人。 另外,富二代的优势还在于,他们根本不在乎工作薪酬的多寡。中国媒体的薪酬体系仍然以计件制为主,迫于生活压力的记者不得不选择多出稿,自然,稿件质量不会有多高,且几无心力从事长线、深度题材的开掘。而于富二代而言,花上半年时间做一篇精品并不算什么奢侈。 综上,富二代当记者,来去自由,举重若轻,易成大业。 行文至此,补充一点:此篇及上篇都不过是游戏文章,惟愿借此切中今日中国新闻行业的一些现象尔。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博客 Blog 专栏 新浪微博 豆瓣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论官二代适合当记者 蔚县“封口费”案:九记者全被判刑 记者不是孤胆英雄 战地记者为什么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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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地理“密探”拉响安全警报

新疆为何成为非法测绘的重灾区?专家分析,新疆拥有核试验基地,具备与八国接壤的区位战略优势外,又是国家能源输入大动脉,拥有“一剑封喉”的战略意义。 2006年12月22日,美日两国签署了《地理空间情报合作官方文件》,“巧合”的是,该合作甫一出现,日本人在中国非法搜集地理信息的情况接连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被发现和查处的涉外非法测绘案件在数量上并不算多。即便是查处,也面临着处罚过轻、难以形成威慑的尴尬。 地理“密探”拉响安全警报 □《南方周末》2011年5月19日 记者 方可成 特约撰稿 严岳 实习生 刘星 间谍卫星每天都掠过我们头顶,但这些太空中的眼睛并非万能,需要“地面部队”的实地配合,方能获取准确的地理信息。在中国各地,一群特殊的外国“地面部队”不时被发现,这些游荡的“技术大盗”,手持小巧精密的测绘设备非法采集着各种重要地理坐标。 上周二,国家测绘局通报了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日本国某公民在新疆塔城地区非法测绘案”位居首位。据通报,2010年1月31日至2月18日,某日本公民以旅游、环境考察为名,使用手持测量型GPS接收机采集我国境内地理信息坐标598个,其中588个位于新疆,85个塔城地区的军事管理区被定位。 经举报,此案顺利告破,然而,国外非法测绘行为及国家安全隐患,依然如魅影飘荡在中国大地。 新疆,又是新疆 新疆早已不是第一次成为非法测绘者的目标。 2005年、2007年和2008年,先后有三拨外国人瞄准了西北边陲地区。他们均依托科研机构的背景,或自称持有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等中国机构的邀请函,但其测绘行为都没有按规定事先提交审批,测绘的内容及数据精度也超过了合法测绘的许可范围,可以直接用于军事目的。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统计,在近几年官方公开的11起涉外非法测绘事件中,有4件都发生在新疆,其余7件分布各省。即便考虑到新疆国土面积占全国1/6的事实,这也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此前,驻疆某部参谋李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一支巡逻部队在禁区边缘例行检查一辆越野车时,发现车上日本“游客”使用的地图极其精确,几处在中国民用地图中根本不存在的禁区内的无名小道、便桥都有清晰标注,甚至编号都与解放军自用地图一致。在随后与地方安全部门的协同检查中,他们发现车中的笔记本电脑、照相器材中存储有大量军事禁区内的地理信息。 新疆为何成为非法测绘的重灾区?军事专家分析,新疆具备与八国接壤的区位战略优势,又是国家能源输入大动脉,拥有“一剑封喉”的战略意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日本等国缺少新疆地理信息最新情报。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全面抗战开始之前,日本就曾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从事测绘。由于当时日本可以在中国随意测绘并校正地图,日本侵华时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国军队自己的地图还要精确得多,连地表的一棵树、一间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在地图上还能找到当地人都不知道的一些小路。 不过,日本的侵略之手,在二战中未深入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西北的发展变化及战略价值的凸显,令美日地理情报部门对该地区最新勘测和校验资料渴求强烈。 2006年12月22日,美日两国签署了《地理空间情报合作官方文件》。在该文件的框架下,双方相互提供各自掌握的世界各国详细地理信息,包括地名、地形、航路、地磁气、东海深度等广泛领域的最新测量数据。在对外发布消息时,美日宣称这一合作是针对朝鲜,但实际上,这份文件并没有限制侦察对象和情报交换范围,来自中国的地理情报显然在美日联合搜集和共享之列。“巧合”的是,就在美日为这一合作进行接触和酝酿时期,日本人在中国非法搜集地理信息的情况开始接连出现。 地理也是战略机密 技术的发展和国防理念的演进,正不断刷新“秘密”的内涵。但在国家的秘密中,地理信息是一个始终不变的重要类别。自古以来,地理就决定着战争走势与国家命运,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曾专辟两章来讲“地”(地形篇、九地篇)。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地理情报,军事强国尤其如此。 北约对卡扎菲在利比亚首都住所阿齐齐亚兵营等多处目标的精确轰炸,无不得益于西方之前对利军事设施的空中及地面精确定位。 有消息称,在最近击毙本·拉丹的作战中,美军特种部队也是根据地理情报事先构筑了拉丹住所附近的地貌,反复进行实景攻击演练。 在今天,数字化的地理数据比沉重的纸质地图更加重要。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美国陆军装备司令部出资10亿美元构建了逼真的阿富汗虚拟战场,模拟了从沙漠到丛林,再到拥挤的街道等各种地形,并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设计塔利班“士兵”,供参战人员模拟设计使用。 其实,不是只有本·拉丹的住所和卡扎菲的府邸才能成为军方关注的地理情报,一些常见的地理标志也可以成为价值巨大的信息。 例如,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的石油塔架,如果系统盘点起来,就是战略情报。去年,美籍地质学者薛峰因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获刑8年。据报道,薛峰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搜集了中国陆上油井的地形文件,以及中石油下属3万余口油气井坐标值的数据库,他因这笔交易从美国IHS能源咨询公司获利22.85万美元。 属于经济领域的石油生产信息,为何也如军事信息一样涉密?其奥妙在于,这些石油战略信息被窃取后,中国石油业在对外工程、油品进出口、设备采购等谈判中,更容易被人分析出实际开采能力、货物供求量及价格浮动空间等,从而令中方陷于不利境地。这对石油进口依赖度很大的中国来说,等于被操控战略命脉。 在战时,精确的油井坐标信息可以给巡航导弹和灵巧炸弹提供打击导航。如果中国的油井大量被打击,国家的石油供应将陷入困境,飞机、军舰、坦克将因缺少燃料而行动受限,民间能源供应停顿,油田区严重破坏污染…… 偷窥中国地面隐私 卫星造就了一个“没有秘密”的年代——数以百计的各类商用卫星和间谍卫星每天都在拍摄地球的画面。倘若卫星照片的分辨率在30米以下,就可以发现港口、基地、桥梁、公路或舰船;倘若卫星照片的分辨率在3-7米,就可以发现雷达、小股部队、导弹基地、指挥所等较小目标。而现在很多商业卫星的分辨率都可以达到1米甚至0.5米。 时下,通过“谷歌地球”等软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松看到你家阳台上晾了什么衣服,你手握的报纸上有哪些大标题,白宫外的停车场里有些什么颜色、什么型号的汽车。 卫星能将地面情况观察得一清二楚,何以还有非法测绘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游荡? 简单而言,当下的卫星技术尚不足以测绘出可供精确制导武器使用的精确数据,派出各种人员进行现场勘测和比对验证,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情报搜集手段。 “虽然卫星拍摄的影像分辨率已经很高,但测绘还是需要相关人员携带设备通过地面测量完成卫星影像的定向,完成定向后才能在影像上测量地物。”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孙海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没有地面辅助手段进行定位校准,就会由于卫星自身的轨道原因对图片的定位产生较大的误差。” 影响卫星轨道的因素很多,目前的技术手段还很难克服。即便轨道不成问题,卫星影像的精度也难以保证。比如,地球表面并非如一张平铺的白纸,而是带有一定的曲率,加之大气对光线的折射亦会导致图像变形,测绘效果势必被打折扣。 此外,卫星影像的致命弱点还在于,它可以轻松获得目标的几何信息,但无法获得目标的属性信息,“比如桥梁的载重量、高度,以及建筑物的用途、地名等。”测绘专家李广云说,“只有详细了解目标的形状、结构性质、组成、位置及与周围目标的相互关系,在军事上才有更大的价值。” 准确偷窥中国地面隐私,已成为西方情报部门重要任务。 在被公开披露的十余起涉外非法测绘案件中,当事人基本都持有精准的GPS设备。“利用GPS是一种方便高效的地面测量手段,其测量方式一般是在卫星拍摄的照片上选取几个特征点,比如一些明显的标志物,然后通过地面辅助手段测得这些特征点的位置信息,完成整个定位校准。”孙海燕说。 如果说卫星拍摄了一幅如足球场般巨大的图像,那么这些非法测绘者就是奔波在图像上的蚂蚁,他们依靠先进的设备对每一个像素的位置进行校准。一旦被校准的像素成为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目标,或成为某种战略的利用目标,地理信息大盗们的努力便发挥了作用。 无孔不入 许多窃取地理信息的行为都被包裹了伪装的外衣,旅游和科考是常见的托辞,他们随身携带的小巧测绘设备极易隐藏,这对防盗措施的完善提出了不少挑战。 “还有一些外国的组织和人员,在对掌握了地理信息的单位和个人施以利益诱惑后,轻松得手。”驻疆某部参谋李强说,当年他们抓获有嫌疑的日本游客后,地方有关部门曾向部队通报调查结果:嫌疑人是通过某旅行社办理的相关手续,旅行社在收取费用后不查实游客“来疆旅游并寻找某古迹遗址”的说辞是否可信,既不派翻译、向导,也不向有关部门通报,就代租车辆任由日本人随意到军事禁区附近活动。 上海市测绘学会秘书长姜正芳还曾透露:某省一家单位为了尽快获得世界银行贷款建设一座风力发电站,竟然满足了一家外国公司借机提出的要求,提供了相关地区的密级地形图11张。 类似的案例还包括:一家外国公司掌握了我国某地地质研究院院长是其一雇员同学的信息后,多次利用其雇员的私人关系,从该院长手中获取我国有密级的地图和地图制品。 与此同时,一些普通人意想不到的更为隐蔽的信息盗取方式也悄悄出现。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秘书长陈正利就透露:某日资企业每年生产和销售挖掘机数千台至上万台,累计分散在中国土地上正在施工的挖掘机有数万台之多,大部分的挖掘机上都安装了GPS智能服务系统。由于支持该系统的服务器安置在国外,所有采集到的数据全部传送到日本,经过处理或过滤后的一小部分数据再传回中国。“这是违反中国法律的严重事件,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陈正利说。 国家测绘局公布的资料统计表明,2006年全国各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共查处测绘违法案件571件,此后连年攀升,至2009年已多达1058件,比2006年翻了一番。但这一数字在2010年下降至413件。这些违法案件包含各种类别,如地图未送审、毁坏测量标志等,值得注意的是,真正被发现和查处的涉外非法测绘案件在数量上并不算多。 即便是查处,也面临着处罚过轻、难以形成威慑的尴尬。在公开的十余起案例中,当事人获得的处罚一般以没收测绘成果和测绘工具,并处数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了事。 用法律阻断窥视军事重地的目光,一直是对军地立法和执法部门的严峻考验。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为对地理信息大盗的查处提供了更坚实的法律依据。国家测绘局等相关执法部门表示,期待该法的普及能够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保密意识,促使民众及时举报非法测绘行为。而总参测绘局和国家测绘局的合作与联手整治,亦能为遏制非法测绘提供有力支持。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努力发展技术才是硬道理。随着技术的发展,卫星测绘的精度势必不断提高,实地测绘的工具也会更加隐蔽,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反侦察技术,“防盗”必定越来越难。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博客 Blog 专栏 新浪微博 豆瓣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中国互联网法治之惑(四) 什么样的报刊会取名“国家” 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第10期:翻国家的账本 未完成的民族国家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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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南方工作手记(10)意识形态问题

一 换做以前,如果我以读者的身份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地理“密探”拉响安全警报》这样的文章,一定会嗤之以鼻,并且感到疑惑:为什么这样的文章也能在《南方周末》上发表? 这倒不是说文章的质量不行——问题在于:这篇文章流露的价值观是与传统意义上《南方周末》的价值观有冲突的。 那么,什么是“传统意义上《南方周末》的价值观”?自然,你很容易联想起那一连串耳熟能详的词语:民主、自由、正义、爱心、良知…… 勿庸讳言,《南方周末》的价值观是右倾的—— 维基百科 援引《纽约时报》的说法,将之描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我觉得这个描述挺恰当的。 这样一张自由主义的报纸,一直在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中重申这样一些原则:个体权利至上,秉承法治精神,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不少读者将《南方周末》定义为“为民伸冤的报纸”,这样的概括非常粗糙而不准确,但亦有可取之处——的确,这份报纸总是选择站在个体权利的一边,对政府保持极大的警惕,包括警惕以“国家安全”为名剥夺个体权利、侵犯个人自由。 极端时,这种自由主义甚至有滑向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有什么“国家利益”“国家机密”可言吗?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作为纳税人,作为国民,我们理应知道这个国家的信息,为什么不能最大程度地公开? 但《地理“密探”拉响安全警报》一文显然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国家安全相当重要,国家利益需要维护,对他国的间谍行为应保持足够的警觉,对国家秘密要好好保护。 这更像是《环球时报》的腔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汉奸卖国贼出卖国家信息该千刀万剐;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机密岂容他人窥探? 二 其实,这样的冲突在“防务”版面开办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从价值观上来说,这一版面在《南方周末》的32个版面中天然地不合群。 我还记得这个版面的开版辞里面写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当时还是学生的我读到之后甚为不屑。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认为所有的军队都应裁掉,所有的武器都应销毁——如果没有军队和武器上的浪费,人类文明早已飞跃发展。 所以,在和老师同学聊天时,我对这个版面的评价颇低——这纯粹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评判。不过,左派老师靖姐姐对我说,她觉得《南方周末》开这个版面说不定是一件好事,“因为意识形态多样化了”。 彼时,我并不认同靖姐姐所言。我觉得,在一群非洲象中放上一头北极熊,也许算不得多样化,反而显得滑稽。 三 不过,当我从防务版编辑手中接过关于非法测绘的选题时,我开始渐渐理解“多样化”的意义。 我清楚地看到自己曾经的幼稚:反战很好,但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军队就该立马消失,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缺乏对现实情况的了解和理解。 我也看到,将北极熊放到非洲象中,的确显得滑稽,在报社内部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是不是应该想点什么办法,让北极熊长得更像非洲象?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种呈现在版面上的“拧巴”状况,但我相信:对于编辑记者个人而言,这种“拧巴”绝非坏事。 有时候,我们的确活在自己的意识形态里面太久了,连出来散散步都不愿意。我们甚至真的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非洲象,没有北极熊;或者,这世界上所有的北极熊,要么应该变成非洲象,要么是无可救药的怪胎。 所以,我很乐意操作这样一个与自己的价值观有冲突的防务版选题。过程也不痛苦,除了联系军方专家和国家测绘局的过程并不顺畅之外。当然,我尽我所能地减少了文章挑起民族情绪的可能性,尽量回归技术、案例等事实的探讨。 比起从前,我越来越愿意离自己曾经非常排斥的东西近一些,去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也许我还是会对它报以反感和不认同,但最起码,我不会走入意识形态的死胡同。 ■ 采写时间:2011年5月11日-17日 稿件名:《 地理“密探”拉响安全警报 》 刊发版面:2011年5月19日B12防务版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博客 Blog 专栏 新浪微博 豆瓣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南方工作手记(1)魔幻@现实 南方工作手记(2)歧视为何 被 南方工作手记(9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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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 路桥收费站是一部邪恶的“提款机”

2011年04月20日 15:05:23 路桥收费站是一部邪恶的“提款机”     文/魏英杰     畸高路桥收费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运行。有报道称,一辆大货车单程从成都到北京,高速收费就近5000元,一趟下来不包括人员费用净亏1425元。难怪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直呼,从广州到北京运输成本,高于从广州到美国。你看这车还怎么开,物流成本怎么减下来?     在取消不合理路桥收费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也在积极作出回应。日前,陕西咸阳决定回购两座总投资逾2亿元的大桥,让市民免费通行。与此相关的背景是,当地机动车拥有量从2000年的4.5万辆增至目前的42.8万辆,导致交通拥堵现象严重,市民苦不堪言。应该说,当地此举值得认可。这对推进市区一体化、缓解城区交通拥堵,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但从具体来看,当地撤销两座大桥收费站,其实已经算晚了。两座大桥应属咸阳市区辖内,2号大桥投资1.08亿元,收费期限从1995年至2018年。以每次收费5元计,这座桥至今收费16年,投资肯定早就回收了。3号桥于2004年通车,收费期限为25年,投资经营者大概也不会亏到哪里去。当地政府回购两座大桥经营权,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不能光看应不应该回收,还得看花的钱是否合理。例如,有些收费站原本就已超期服役,政府回购又花一大笔钱,那么还是老百姓在充当冤大头。     当然,逐步取消市区收费站,减少高速收费的大方向是没错的。特别是这种还路于民的理念值得推广。虽说有些城市从前几年开始就逐步在撤销市区内路桥收费点,但也要看到,有的地方仍然抱着能“收多久就收多久”的思维,死扛着不放弃既得利益。例如,有的地方收费站经营年限竟然达到50年。还有的地方,具备经营权的公司离奇破产,而由行政部门下辖路桥收费所代为征收。原来就是一摊烂账,如今政府却称将回购股权,却不知这钱究竟落入谁口袋?     更何况,这种“添堵”的事情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就拿治理城市拥堵来说吧,有些地方动辄祭出收费大旗,这边拍卖车牌,那边提高停车费,还美其名曰“抬高出行成本”,结果车辆出行状况未见缓和,政府部门腰包倒是更加鼓起来了。相形之下,咸阳回购路桥经营权怎么说也是在做“减法”,这比那些至今还在做“加法”的城市更值得赞赏——只要其回购过程透明,程序合法公正。     路桥收费成为某些地方政府的提款机,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问题是,政府部门斤斤计较于这笔小账的时候,似乎并不去算社会经济正常运转这笔大帐。一辆大货车单程进京净亏千余元的具体事例,形象表明路桥收费让社会经济很受伤。许多人也都知道,全世界已建成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中国。这是几年前的数据。而如今,我国高速公路的95%,一级公路的65%都是收费公路。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披露,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高速公路成为“高价公路”。(据近期《南风窗》)     在这情况下,市民出行、城市交通、物流成本乃至于物价水平,都将受制于路桥收费站这部“邪恶的提款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提到今年重点要做好的工作,首当其冲就是“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减少物流环节,降低运输费用,这无疑是稳定物价的一大抓手。试问,层层收费所造成的“行路难”问题不解决,怎么可能有效降低运输费用?不妨再问,倘若市区出行都要排着长队交过路费,道路拥堵现象如何缓解?这笔大帐,真的不能不好好地算一算。     2011年4月18日   《广州日报》,标题内容有改动 上一篇: 个税调整:中产阶层也伤不起 下一篇: 高价消费单:慈善垄断下的臭蛋 阅读数(1087) 评论数( 3 ) 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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