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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 | [时报尘肺病报道系列]四川凉山彝人尘肺病调查

四川凉山彝人尘肺病调查 ■ 本报记者     火兴才 吉则曲铁,42岁,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侯古莫乡巴嘎村村民,上世纪90年代初前往甘洛铅锌矿打工,因采矿采用干式打眼罹患尘肺病,至今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八嘎村前往甘洛铅锌矿的打工者,几乎无一幸免地患上了尘肺病。 曲铁是相对幸运的一个,同村村民吉则衣沙,因尘肺病于今年1月2日病故,年仅28岁。侯古莫乡因尘肺病死亡者不下11人。 美姑县尘肺病患者只是甘洛铅锌矿尘肺病受难群体的冰山一角。据调查,甘洛铅锌矿当年30000名矿工中,主要来自越西县、美姑县、甘洛县,其次是布拖县、金阳县、雷波县。除甘洛县以外,其余5个县97%以上人口为彝族。 矿难人生 去曲铁家的路,是一条曲折的山间小路,一条铺着木板的铁索桥,通向巴嘎村4组,村民散居在山间树林里。 吉则曲铁,5个孩子的父亲。曲铁刚被发现患尘肺病时,还能干农活。2008年病情加重,妻子吉为古子也重病在身,夫妻俩几乎不能劳动。13岁的大儿子吉则古沙便终止学业,跟着乡邻外出打工。 2009年,曲铁的妻子被接到娘家治病。这样,家里家外的活计全部落到曲铁身上。迫不得已,2010年7月,   11岁的大女儿吉则咪儿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帮着父亲干活了,现在,她就是父亲的依靠。 “ 以前妈妈活着的时候她有低保,妈妈去世后,一家人一个都没有享受低保。 ” 曲铁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 反正就是这么过的 …… 现在靠大儿子打工的钱养家。 ” 曲铁说,今年已经16岁的古沙在安徽一家送变电公司打工,工作就是架线。古沙的工资便是这个家庭的全部收入。 海来尔机、海来尔格兄弟,巴嘎村村民,尘肺病患者。 吉则木一、吉则木洛兄弟,巴嘎村村民,尘肺病患者。 海来尔粮、海来木良、吉吉约古、的日拉者、的日石一、阿玉阿吉、阿玉达吉、曲比曲一 …… 侯古莫乡的彝族兄弟,自1988年始,直到2003年甘洛铅锌矿被四川省政府整顿后拍卖,每年都有近10个月时间在这里打工。 无论是打眼放炮的炮工,还是开双肩背筐的背工,或者以后拉车的拉砂工,只要是上班工作,就整天与浓浓的粉尘为伍,每天吸入大量的粉尘。在甘洛铅锌矿打工长达10年之久的吉则木一这样说。 今年43岁的吉则木一,已经离开甘洛铅锌矿整整8年了。从23岁开始,他一直在铅锌矿打工,从来没有到别的任何地方去过。 他说,侯古莫乡出现第一个尘肺病死亡是在2000年,至今至少有12人死亡。 这份死亡名单是:阿者阿机、吉一可朵、吉一九铁、的日拉里、吉古者夫(乃拖村)、阿玉阿前、吉说打曲、吉则衣沙(八嘎村)、的日拉日(四嘎村)、吉者拉铁(阿合村)、的日一落、吉巴拉前(侯古莫村) …… 越西     越西 越西县古二乡洛木村保主组村民吉瓦石古,自1993年去甘洛铅锌矿打工,一干就是三年。 他告诉本报记者,越西去甘洛的挖矿的人很多,到底有多少他也说不清。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凉山州的彝人打工几乎没有别的出路,但凡打工者就都到甘洛铅锌矿挖矿。 “ 我们村子有7个人到甘洛挖过矿。 ” 吉瓦石古说, “ 我是炮工,剩下6个人都是背砂的。 ” 石古是炮工,按说接触粉尘的机会更多,也就是说吸入粉尘的量更多。但石古是比较幸运的,因为石古还活着。同村的背砂工冷则阿吉早在10年前就已经病故。另外5个病情也很重。 石古说:刚去甘洛铅锌矿的时候每个月可以挣到1800元左右,最后一年一个月可以挣到3000元。那时候能挣到这么多钱的地方也只有甘洛铅锌矿了,尽管很脏,但挣钱多还是很高兴的。谁也不知道会得病的,更不知道会得上这个不治之症的。 “ 后来,患病就回来了。 ” 再也没有去甘洛铅锌矿,直到冷则阿吉病重,以至于死亡,石古才明白,这个病治不好,还会要命的。 患病后的石古先后到越西三院,凉山州州府所在地西昌市一院、二院检查,医院最初都诊断是肺炎,一直当肺炎治。 他说,自2009年病重以来,先后卖掉4头牛、2匹马、24只羊、4头猪,甚至卖掉所有的耕地,包括大女儿出嫁时男方拿的38000元彩礼,总共花费12万多元为自己治病,但病情一直没有好转。 2010年7月,石古住进四川大学华西四院,27天总共花费6万多元。尽管病情有所好转,但石古彻底破产了 …… 他再也没有力量为自己花费一分钱治病了。 存款花完了,财产变卖光了,耕地也卖掉了 …… 迫于生计,石古向政府提出低保申请。今年3月开始,石古每月靠领50斤大米的低保活命。 每月将近270元药钱,全靠刚满20岁的大儿子打工寄来的钱。儿子还是一家6口人生活的依靠。 越西县保石乡老杜村保主组37岁的冷则木牛,自1998年始在甘洛铅锌矿打工,直到2003年矿山清理整顿时回家,整整干了8年。今年3月,在越西县人民医院住院52天,花费10170元,4月24日刚刚出院。目前,病情依然危重。 木牛告诉记者:老杜村保主组就有20多人在甘洛铅锌矿挖矿,病情都很严重。 越西县保石乡乐都村村民阿古扎江,今年42岁,上世纪90年代在甘洛铅锌矿干过3年。同村有30多人曾经到甘洛铅锌矿挖矿,现在都患病在身。 越西县谷拉乡卧卜村村委会主任阿合吉娃告诉记者:该村村民阿合未坡和阿合拉都曾在甘洛铅锌矿打工多年,均于2009年死亡。     尘肺病遗孤 昭觉县央摩租乡瓦衣村玩瓦衣社10岁女孩瓦渣阿牛,是一位三年级学生。哥哥瓦扎日落今年六年级。他们的父亲瓦渣吉夫2000年因尘肺病去世,年仅30岁。 5月2日,在布切村村民瓦渣万铁带领下,本报记者来到山洼下的彝家山寨阿牛家。破败的院落外墙边立着十几捆柴禾,邻居说这是日落砍来烧水做饭的燃料。院子里散放着各种杂物,很乱。 跟所有彝族人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屋内唯一的家具就是一个能够装得下700斤左右玉米的两格木柜,柜子上乱七八糟堆放着旧衣服、编织袋等杂物。柜子旁边整齐地码放着7袋玉米,柴禾、水桶杂物都放在这个不大的房间里。 地中间放着一个竹篮,竹篮内放满了煮熟的洋芋,洋芋上面叠放着一个不锈钢盆,盘子里面是阿牛吃剩的早餐:水煮的洋芋条。 尽管是三年级的学生,但阿牛不会汉语。 “ 翻译 ” 说:这是阿牛自己炒的菜,是和哥哥的早餐。他们几乎每天都这样吃。 阿牛的背上始终背着一个孩子,不曾放下来。 11日,本报再次来到阿牛家。恰好碰到阿牛的妈妈和哥哥也在家。这才明白阿牛背上的那个小孩是妈妈再婚后的孩子,是阿牛同母异父的弟弟。 六年级的日落,甚至听不懂记者说的话,只是勉强可以用汉语书写自己的名字。 阿牛的妈妈告诉记者:吉夫去世时,阿牛还在她的肚子里,哥哥日落才三岁。 越西县古二乡洛木村保主组尘肺病罹难者冷则阿吉的遗孤,冷则阿依木已经12岁了,不会说汉语。 “ 冷则阿吉已经死了10年了 …… 他是背砂的! ” 邻居说,冷则阿吉去世时,留下了两岁的女儿冷则阿衣木、年近70岁的母亲和妻子。 阿衣木的奶奶安格拉西告诉记者:阿吉火化后的当天,阿衣木的妈妈就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一次,阿衣木一直跟她在一起生活。 77岁高龄的安格拉西是阿衣木唯一的依靠。祖孙俩生活过的一间住房,除了一条装粮食的木柜和一张祖孙俩安睡的床,几乎没有什么。房间里墙壁和屋顶完全被烟熏黑了。 5月3日,本报记者来到阿衣木家的那天,恰好是阿衣木的生日,但阿衣木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从来没有过一次生日,甚至连生日蛋糕是什么都不知道。 从贫穷到赤贫 巴嘎村村委会主任阿玉达吉,是美姑县最早一批到甘洛铅锌矿打工者。 1988年和1989年,达吉在甘洛铅锌矿各干过一个月活。由于时间短,没有技术的达吉的工种是背矿工。就是用一个背篓将铅锌矿石从粉尘弥漫的矿井一步一步背到矿井外边。 就这两个月时间,达吉也没能逃脱命运的重击。尘肺病并没有因为他从业时间的短暂而轻易放过他。 2002年,达吉当选巴嘎村村委会主任,而今达吉已经在村委会位置上连任三届。 发现患尘肺病是在达吉当选村委会主任当年。那一年,达吉到地里干活时,就发现自己气短,胸闷,甚至咳嗽不止。 与已经患病甚至已经死难的村民症状一样,达吉意识到自己要废了。但这位敦厚朴实的村长始终没有向政府要过一次救济,也没有向政府申请低保。而是和其他患病的村民一样选择沉默。 纯朴的乡民们一致认为,是自己打工挣钱生的病,跟政府没有关系,跟企业也没有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调查发现,认为罹患尘肺病跟用工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几乎是凉山州所有彝族尘肺病患者的 “ 共识 ” 。 越西县古二乡吉吾村吉力组村民乃乃政府子,则是唯一一位已经拿到尘肺病诊断证明书,并获得赔偿的尘肺病患者。但这位 “ 80后 ” 不是甘洛铅锌矿的尘肺病受难者,而是凉山州冕宁县稀土矿的尘肺病受难者。 而甘洛铅锌矿尘肺病受难者,包括已经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乐山市沐川和犍为县,以及凉山州甘洛县的尘肺病受难者,至今尚无一人获得赔偿。 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尘肺病患者都是文盲,甚至很多人不会说汉语。大多数人只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本报记者调查采访期间,幸亏包车的司机和车主兼职做翻译,否则,调查采访根本无法进行。 因此,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识,更遑论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 凉山州彝族尘肺病患者选择沉默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贫穷。 在大凉山,无论是越西、美姑,还是昭觉、布拖,甚至甘洛,这些国家级贫困县,本报记者调查采访的家庭,很少有几户人家的全部家产超过3000元,绝大多数家庭的全部家产均在数百元和千元左右。 世世代代与大山为伍,交通的闭塞,让大凉山深处的彝人深深感受到贫穷的可怕。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终于走出大山这一边,来到大山另一边 —— 甘洛铅锌矿。 矿山企业繁重的劳动,以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劳动生产场地,决定了这里的工价比其他地方的偏高,而当月结清工资甚至当日结清工资的便利,让大凉山的彝人们趋之若鹜。 “ 当年我们大凉山的青壮年劳动力没有别的打工的去处,几乎都在甘洛铅锌矿。 ” 无论越西、美姑,还是甘洛、昭觉,记者调查采访所到之处,所有的人都这么回答。 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的矿井,让大凉山彝人们获得暂时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生命的代价。而为了呼吸的顺畅,为了活着,又不得不去花费更多的钱吃药。 像滚雪球一样,贫穷在他们身上越滚越大。生活刚刚有所起色的彝人们再次陷入生活的绝境,完全陷入极度贫困。 几乎所有尘肺病患者家里,本报记者没有看到一件像样的家具,昏暗的白炽灯,就是大凉山尘肺病彝人的家用电器,偶尔看到电视机,则是最值钱也是最大的奢侈品。 没有窗户的房屋内,中间最显眼的地方用石头支起一口大锅,锅的直径在一米左右,燃料除了玉米杆就是山上的木柴。 昏暗的房间内,大白天只有打开灯才能看到两张或者三张床,大人小孩的衣服不是堆放在床上,就是挂在屋内的绳子上。房屋内烟熏得黑黝黝的,只有摆放厨具的木柜收拾得比较整洁。 彝人的客厅、厨房和卧室是联体的,三间或者五间通开,阁楼上则是储备粮食的地方。干菜和玉米都堆放这里,也有房间小的人家直接堆放在房屋的墙角。尽管大米是他们的主食,但很少看见成袋的大米,玉米是他们的最常见食物。 走高的失学率 尘肺病患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丧失势必导致未成年的孩子填补到矿上。而尘肺病患者一般为青壮年,孩子尚未成年,这就造成学龄儿童失学率的增高。 在不少患者家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三四岁大的孩子光着屁股玩耍。稍大点孩子的衣服,身上到处是破洞,或者打上了补丁。 “ 彝族地方落后,没有文化。我们都没读过书。 ” 本报记者采访过的尘肺病患者几乎都说过这么一句话。 采访中,很少有人说清楚自己具体是什么时候到甘洛铅锌矿打工,什么时候离开了矿山,只记得自己在铅锌矿干了几年活,或者离开了矿山几年时间。 在凉山州,一个家庭3个以上孩子的很普遍,3个以下孩子的家庭则是很少,除非是新组建不久的家庭。40左右的成年人,都有3个以上的孩子。 由于地域环境、教育资源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劣势,成年人受教育程度极低,继而限制了上一代对下一代人受教育的认知度,也限制了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 村民告诉记者,彝人几乎都散居在山上,学校距离彝家山寨道路遥远,孩子太小,不能走路。另外,没文化的习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尘肺病家庭因为巨额医疗费用导致的贫困,则是加剧了学龄儿童失学。 在凉山州半个多月的采访中,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每到一处彝家山寨,都能够看到几个学龄儿童一起玩耍,浑身的泥土,满脸的泥巴。本报记者用刚学来的彝语询问年龄,有些孩子能够用彝语回答自己的年龄,有些则根本不知道在问什么,或者不能回答。即便是同行的 “ 翻译 ” 或者本村村民询问,也问不出一句话。 本报记者甚至经常碰到这样的镜头:一群正在玩耍的小孩,看到记者和村里人走近他们, “ 哇 ” 一声四下散开,沿着坎坎坷坷的山路,跌跌撞撞跑到一个墙角旮旯,或者大树背后,偷偷观望。胆小的孩子甚至哭喊 …… 尘肺病患者普查 在四川两个多月的调查,甘洛铅锌矿尘肺病受难者到底有多少人?官方没有数据,民间没有统计数据,志愿者团队也无法统计这一数据。 四川官方媒体报道,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2003年四川省政府出面清理整顿,甘洛铅锌矿有30000名矿工。 20余年间,30000名矿工,70多个矿井全部采用干式打眼,到底有多少农民工罹患尘肺病?30000名矿工到底身在何处? “ 绝大多数人为凉山州彝族同胞,当年甘洛铅锌矿的背砂工几乎全部都是彝族人。还有很多炮工 ……” 本报记者采访了100多位四川乐山、广元以及凉山籍尘肺病患者,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 “ 当年凉山彝族没得地方打工,几乎都到甘洛铅锌矿挖矿。 ” 当地人说。 越西县古二乡党委副书记田洪忠和副乡长张德荣也证实了这一点。 “ 疾控部门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从技术方面它只是一个诊断机构,做到对各种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 凉山州疾控中心副主任卫大英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 每年都有尘肺病的诊断,都是厂矿企业委托我们做的。 ” 卫大英说,按照当下《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的诊断需要用工企业提供用工合同、劳动者工种、职业史等证明,并委托疾控中心进行职业病鉴定才可以进行。凉山州疾控中心近几年接到一些农民工关于尘肺病鉴定的咨询,但真正到疾控中心进行详细了解,并进行职业病诊断的人数并不多。 卫大英介绍,2010年以来,凉山州曾经在甘洛铅锌矿打工的农民工进行职业病鉴定咨询的人数越来越多。凉山州疾控中心请示卫生局,参照 “ 乐山模式 ” (乐山市政府对甘洛铅锌矿尘肺病疑似患者的诊断模式),并根据现有法律法规,降低门槛为农民工进行职业病鉴定,只要有3个以上工友证明就可以申请鉴定进行职业病诊断。 据了解,截至目前凉山州有110人向州疾控中心提出职业病鉴定申请(其中美姑县13人,甘洛县94人,西昌1人),其中两人因材料不齐全,正在补办材料。第一批复检的82人中,三期尘肺50人,二期20人,一期7人,5人无尘肺,为观察对象。 5月1日,就在本报记者前往布拖县采访时,收到甘洛尘肺病患者短信,称:刚刚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三期尘肺患者杨龙艮于凌晨4时许死亡。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遗憾地离开人世,这位20多天前接受过本报记者采访的尘肺病患者突然离世,让已经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尘肺病患者,以及那些尚未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疑似尘肺病患者深深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命。他们盼望能够早一天接受专业的治疗,但他们的积蓄已经全部花完,很多人都负债累累。他们盼望早一天拿到赔偿金,就算那一天撒手人寰,也可以让妻儿老小过几天安稳日子 …… 自2010年1月首次独家报道甘肃古浪尘肺病受难群体事件以来,本报记者调查发现,中国农民工尘肺病患者人数远远高于当前各疾控中心上报数据,进行全国性的尘肺病普查已有必要。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http://www.cet.com.cn/20110516/f1.htm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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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 | 黄远生:第一个被狙杀的自由主义记者

黄远生:第一个被狙杀的自由主义记者   黄远生( 1885-1915 )     编者案:“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被刺杀致死令人痛心。黄远生先生秉持立场独立、自由表达、勇于担当之精神,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应该学习的。现将人民网《黄远生:第一个被阻杀的自由主义者》贴出,以供参阅。   黄远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死于暗杀的新闻记者,殒命时年仅 30 岁。他从事新闻工作短短 3 年,却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成绩。作为新闻记者,黄远生信仰法治下的自由,但并不反对威权政治;他一生无党无派,却死于党派暗杀。 不想当翰林,故意“考砸” 黄远生,原名黄基,字远庸,远生系笔名。 1885 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不但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 1903 年,黄远生考取秀才,同年秋季又考中江西省第 7 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这是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同榜进士中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黄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还不满 20 周岁。 当年的同榜进士金梁披露,黄远生在“廷试”中故意“考砸”,因为他不愿当庶吉士,而乐意做知县。之后黄远生坚决拒绝了河南知县的官职,选择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 6 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曾经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晚清重臣李盛铎曾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自由主义新闻记者,少了一个技术官僚。 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震,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不但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他先后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 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黄远生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 239 篇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各阶层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黄远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 反对党争,差点被袁世凯揽在旗下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黄远生非常迷恋法制。他万分渴望推翻皇权统治之后的中华民国能效法欧美尽快建立法制秩序,从而逐步实现他心中梦寐以求的自由主义理想。他还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深信袁世凯是可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治和繁荣富强的救星。 黄远生反对“党争”,在内心里极端鄙视“党派之见”,曾发誓要做一个“超越党派”的清洁知识分子。他在《铸党论》中认为:“共和最大的危险在于政党政治,民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党争不息。”但他又相信解决党争的办法是威权统治,这样一来,他竟陷入了悖论式的人生抉择中——即信仰法治下自由,又相信权力下的法治,终至被袁世凯所利用,而背离了自由主义原则。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从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惊人的材料,这份 1913 年 7 月 3 日北洋政府的国务院致其内务总长的秘密公函内称:“奉大总统发下黄远庸条陈一件,内称: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内务部当即回复了黄远生,向他解释说,“查本部阅报,早已派有专员,即警察厅亦有专员司阅报纸”。这无疑对他的建言是一种讽刺,看来黄远生确实低估了北洋政府的舆论控制能力。黄远生的建言在主观上并不是邀宠极权政治,鼓励其加强专制手段,而是为了利用袁世凯“法律控制”的手段来干涉那些“持党见喜党争”而“祸害”国家和民众的政党报纸,特别是希望能限制被他视为“叛党”的国民党的“喉舌”。 不仅如此,黄远生鬼使神差地差点成了袁门豢养的“鸡鸣狗盗之士”。 1915 年秋,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的名记者,要设法将他罗列门下。袁世凯先是邀请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接着又向黄表示,如果能为自己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酬谢 10 万元,并给他一个部长的位置。黄远生开始想延宕不作,面对袁世凯的压力,他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搪塞。但袁氏极不满意,派人逼他重写。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黄远生选择了不合作。 1915 年 9 月 3 日,他偷偷踏上了逃亡之路,到上海避祸。在抵达上海前,黄远生在《申报》头版刊登了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抵上海后,他在好友戈公振和吴贯因的帮助下,逃亡美国躲避。 谁是杀害黄远生的真凶,袁世凯还是孙中山? 1915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6 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多年来众说纷纭。 最初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前身)美洲总支部误认黄远生为袁世凯的死党而误杀的。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说法更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有的则记载:被革命党人误以为是“袁党”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言其“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 1984 年,黄席群在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也未能明白真相。他不无遗憾的写到:“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事实并非如此,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已经是 1986 年。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中华民国的 “国父”孙中山。 黄远生的死,与被“革命党误为袁党”实际上没什么关系,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无法容忍异见的批评。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如揭露和讥讽 “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和清华研究院导师的林志钧先生指出:远生论事论人“不存成见”,即使“论起共和党,也并不因为熟人较多,气味较近,丝毫没有丝毫偏袒哪一党的意思。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孙中山的计划,孙大为不满,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无意中达成一石二鸟的效果:既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消声钳口,还让袁世凯替他背了 70 多年的“黑锅”。 黄远生可谓“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有铁肩担当,无党派意见。正是因为如此, 30 岁的黄远生倒在了枪口之下。但他的思想和实践,却并没有随着他的生命而终结。在后来的自由主义报人眼里,黄远生永远都是一面耀眼的旗帜。无论对错得失,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清晰地掂测出他的分量和高度。   来源:《文史参考》 (责任编辑:肖静) 本文链接: http://www.people.com.cn/GB/198221/198819/198860/12712045.html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You Cannot Kill An Ideology With A G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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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十篇最值得重温的评论(转帖)

2009 年十篇最值得重温的评论(转帖) 由《时代周报》选出,刊登于该报 2009 年 12 月 24 日   在一个速朽的时代,写作已然是一种行动。    这些学者或传媒人以其桀骜的坚韧保持了面对公众写作的激情,不厌其烦地传播着常识,与流行的种种谬误作战。他们是一大批的公共知识分子,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这里有限篇幅列举的十个。如果你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没有来得及好好地获得知识与真理的浸润,那么,至少可以从这里的一次小小总结提示的路径,去重温那些值得记取的声音和它们背后的那个孤独的写作者。    1 、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 《南方都市报》社论 2009-04-15    摘要:就在即将迎来大地震周年祭祀之际,仍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尽数将罹难同胞和失踪者收录在内。震恸尚且不绝,无名伤逝尤其悲哀。以国家人权计划为衡量标准,任何将遇难者和失踪者名单作为秘密的举动都是不可理喻的,更违背这一人权行动计划所象征的民众要求。    入选理由:从响应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完美延伸到对公布震亡名单的呼吁。舆论监督和政府的契合点或在于:在理性思维和建设性监督之下,政府如果宣告了某种规划或理想,我们有让他履行并达成的权利和义务。 ( 特邀点评人:冒安林 )    2 、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徐贲 《南方周末》   2009-04-29    摘要:在美国学校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有一个不断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 9 年,可见培养说理的习惯不容易。尤其重要的是初中 3 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说理的民主秩序与理性公民的高素质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重视说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入选理由:旅美学者徐贲以其海外观察的视野,写作了一批对中国颇有启发意义的文章,这只是其中一篇。文章视角从细微处入手,却事关公民素质、公民理性培育。中国的教育问题一直被多方诟病,根源在于我们缺乏有效的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到底该怎么搞,这篇文章给出了参考答案。 ( 特邀点评人:彭伟步 )    3 、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 笑蜀 《东方早报》 2009-06-29    摘要:天价维稳成本已经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对经济危机阴影包围下的中国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危害人人皆知,但天价维稳成本为什么就是降不下来呢?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国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灵。    处于转型期即新旧社会问题交汇期,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已是不可遏制。既然正常渠道不正常,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旦发展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就往往只能法外解决,特殊处理。法外解决、特殊处理就这样成了处置群体事件的惯例,国家基本制度被冷落,而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入选理由:这是一篇探究当下社会治理问题的力作。作者从地方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出发,揭示了转型中国目前的尴尬局面:伴随市场经济成长,我们的社会治理基本制度却在各地频频失灵,地方政府往往只得诉诸非正常渠道即法外解决或曰特殊处理来试图缓解社会矛盾,以至于维稳成本高昂得成了天价,而且还在飙升。作者对社会治理者的告诫极具现实意义:要降低天价维稳成本,就要建立国家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完善法律制度、媒体制度和代议制度构成的国家基本制度。 ( 特邀点评人:展江 )    4 、天使的倾斜 崔卫平 《经济观察报》 2009-07-29    摘要:“美德”所拥有的是一种千锤百炼的光芒,与美德这种“人工打造”的东西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法律等。它们不如“人类天性”听上去那么有魅力,那么吸引人,但却是一些恒常的、稳固的、触手可及和可以期待的东西。    入选理由:面对引起大众同情的血色事件,思考者崔卫平在这个寓言般的故事中,坚持聚焦秩序而非伦理。她指出,将自己置于一切规则之上的“善”,与不加节制的恶其实处于同等层次,具有同样暴力和破坏性。当下的中国,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引刀成一快的对决和冤冤相报,而崔卫平提醒,无论善与恶,不讲规则,则致暴政;终结暴力的,只能是良好法治。 ( 特邀点评人:李军 )    5 、抱怨是一大成就 长平 《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9-09-25    摘要: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抱怨是因为有通过抱怨获得好处的期待。这也可以反过来解释政治的沉默,人们不抱怨是因为看不到抱怨的希望。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抱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人们通过抱怨可以改变社会。如今中国社会的抱怨多了,至少可以看作是还没有窒息至死。    入选理由:长平这篇文章好在他一贯的不抽离,不高高在上,却能以自我反省的角度犀利地点出政府与人民之关系的健康递变。在为人民的“抱怨权”辩护的同时,也善意地慰藉政府不用对人民出于自身权益的怨言感到过度不快。然而,正因为他写得这么好,我才不能不感到一丝悲凉;原来我们抱怨的权利也是要一步步来的。 ( 特邀点评人:梁文道 )    6 、思想解放的下一个突破口 徐友渔 《时代周报》 2009-09-30    摘要:今后思想解放的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最起码的要求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它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如果说, 30 年前的思想解放是自上而下进行,那么以后的思想解放能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入选理由:“我们需要回到和考察思想解放的原点。”这是非常正确的命题。原点在宪法规定的保障言论自由或者是十七大文件宣称的尊重“表达权”。什么时候不用再提倡思想解放?不会言者有罪的时候。至于表达权不以说的话正确不正确为前提,更是常识。 ( 特邀点评人:袁伟时 )    7 、意见充分表达是成熟社会的标志 梁文道 《时代周报》 2009-11-05    摘要:政府不怕人民,人民也不怕政府,大不了街头推撞一下,回头还得坐下来好好将对方当成伙伴般交谈。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我大概都会同意现代的政治生活应该更文明一些,政府不靠恐惧来统治人民,人民也不靠恐惧来威胁政府。    入选理由:首先要向文道报喜,如他所期待的,广州成了“下一个厦门”,甚至比厦门更令人欣慰——番禺居民反对的垃圾焚烧项目已经停止,番禺区及广州市领导把民众的对话要求看作是公民社会的成长。集会游行示威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但是很多政府官员一直在害怕这项权利妨碍社会稳定。这篇文章以香港的历史为镜鉴,从事实和逻辑上为这项权利正名,具有重要的价值。 ( 特邀点评人:长平 )    8 、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 秦晖 《经济观察报》 2009-11-09    摘要: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 ( 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 ) 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入选理由:秦晖的这篇大作言简意赅。柏林墙的兴建和倒塌是二战后人类命运大搏斗的侧影。祸根是苏联栽下的。与西方占领西德的政策截然不同,苏联把计划经济、专制统治强加给东德。于是,统治者用高墙与机枪对付芸芸众生。在历史洪流冲击下。柏林墙坍塌了。马克思地下有知,必然喟叹:我为之奋斗终生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不料播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 特邀点评人:袁伟时 )    9 、屋顶上的悲剧 熊培云 《东方早报》 2009-12-03    摘要:自杀式的维权表达,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甚至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入选理由:没有什么比“屋顶上的矿难”更能用来形容 2009 年年底发生在成都的那起因暴力拆迁而起的不幸事件了。“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看见物权的天空塌了,我们什么都看见了。我们经常这样看见,我们又经常看不见。“矿难”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是时代的新伤痕。谁来治理心灵的“矿难”呢?培云说,有生命就有希望。但愿如此。 ( 特邀点评人:周虎城 )    10 、一桩难题 一个机遇 贺卫方 《财经》 2009-12-07    摘要:民主是让国民决定自己的事务,包括让国民作出错误的选择;民主是人民之治,而非真理之治。不能容忍异议,缺乏合理的决策程序,压制和平的反抗,最终只能导致国民在两个极端中选择:或者极端地忍受;或者极其暴力性地反抗。    入选理由:贺卫方以法理为基础,敏锐地捕捉到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背后的程序缺陷,又不失时宜地指出了这次事件背后所蕴藏的能够践行审议民主的契机。文章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对民主这一命题进行了阐释,指出人民之治与替民做主思维的根本差别。 ( 特邀点评人:杨锦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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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猛博之十一: 长平——被围殴后,举起双刃剑

中国猛博之十一

 

长平:被围殴后,举起双刃剑

网络语言的日常反抗与集群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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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1971年出生,时评家,现居广州。

博客名:“谁是谁非”

资深媒体新闻人长平因写出西藏问题的短评《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而引起愤青们与北京晚报的围攻。从此转战网络。遭遇此事让他思考网络的力量与致命缺点。他在本书中说出受到围攻后的真实想法。第一次公开“南都长平事件”全过程,说真话的代价。

本博主卷入的事件

南都长平事件

风波的起点源于2007年4月3日,长平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反对民族主义情绪与新闻封锁。4月4日,中华网论坛出现了一篇名为《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的帖子。文中逐一批驳长平的观点,称它是中国的CNN。该帖一出即在中华网引起强烈的讨论,在该网发出的投票数据显示,超过了总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支持《警报》作者的观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内,批判不断升级。4月11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的文章。作者文峰不光批评了长平“‘言论自由’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并批评南方报系。长平于次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作出回应。在事件期间,长平接到大量辱骂与恐吓电话。

中国,没有人比长平更有资格谈论网络语言暴力。

他是一个鲜血淋漓的受害者。

“我被围殴了。”长平第一次讲出真实感受,之前,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他沉默。

        2007年拉萨骚乱。长平写下《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质疑政府新闻封锁与民族主义情绪。文中提及“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

        那时,此文点击量两天内迅速达到40万,在一两天中,有两万人在文后跟贴骂长平。“有一种被围殴的感觉。一种直接骂到我身上的感觉,很难受。”在二三天内,长平接到无数辱骂来电,许多电话拿起来,只有一句话:“操你妈。”

随后,疯狂人肉搜索开始,长平不得不尽力自卫,通过朋友关系,他删除了网易等网站上的个人信息,保护了老家的父母。然而还有一些长平与女性朋友的合影被公开在网上,并标注如:“长平的糜烂生活”等标题。最后全裸的AV女郎与长平的乱搞合成图片也出现了……

        网民纷纷要求长平表明对达赖的看法,长平以《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一文回应,拒绝表态文化,同时阐明对民族问题的立场……

        情况持续恶化,救了长平却是一个女人——此时王千源事件突然出现,吸引了公众眼球,对长平的网上攻击迅速减少。“不是英雄救美女,而是美女救英雄。”我大笑,长平苦笑。

        回过头来,长平道出写作惹祸文章之动机。    

        在西藏骚乱事件中,完全是政府与民族主义一边倒的声音,因此, “ 那篇文章本意是想理性地告诉公众如何与少数民族平等共处,未来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将在选举的那天放大出来。我们对少数民族政策不是胡萝卜就是大棍,缺少理解。”“当然反对藏独,但我更想说的是我们对少数民族应有的正确态度。”

        网民反应完全超出长平预想:“我并不恨网民,并试图理解他们。”“他们不看文章就骂你。——长期政治压抑,性压抑,精神贫困。许多人只是在发泄,有一些年轻人相约去家乐福示威,并称这很HIGH。”

       “中国的文化中有施舍无心之说,但是长期以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党化教育,破坏了我们传统文化。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落后就要挨打的丛林法则让网民们更加暴戾。”

        长平所受伤害可不止围殴这么简单,由于在FT中文网上写明南都周刊副总编职务,结果他不仅无奈离职,也因此文等一系列原因,南方集团受到整肃。一方面长平感到委曲与不公:一段时间报社不准他离开广州,甚至不许他出现在公共会议等场合,不能面对媒体;一方面长平深感歉意:连累了报社。

        更没想到——

       “网易如果推荐我一篇博客文章就要被网监部门罚款15000元。而天涯这样做则要数万元。”长平无奈而愤慨。

       “网络语言暴力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不可怕,可怕和让人愤怒的是新闻管制对他们的征用!”

       “特别是这种舆论管制的征用用来打击媒体工作者。这是真正要警惕的。”

         令人不解的是——经历此事件后,长平更乐观了。

        为什么?

        鲜为人知——长平曾是《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2001年,他曾写作并刊发《张君案检讨》一文,指出大劫匪张君成长的社会原因,而得罪了张君从小生长的湖南省政府。被撤职。同时被撤职与调离的有《南方周末》的正副主编。“那是我最沮丧的时期,原来想在南方周末干一辈子,过度理想化,过度投入,从没想过离开。我很灰暗。所有的都闷在里面,也没有人知道。我绝望地认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为新闻理想而失业,长平可谓真正爱国者,这次却被网民骂为卖国者。世界诡异如此。

       但通过这次事件,长平看到了网络的反应,也看到有支持他的人,慰问他的人,许多人甚至公开称长平是朋友。有一位女性朋友写公开信支持他,报社记者联名为他呼吁。

只要没有政府的网络管制,长平自信赞成与反对声音是一样强大的。

   “如果没有控制,网络民意会是理性的,这是我乐观的原因。”

        尽管受到语言暴力伤害,长平却看好博客力量。

     “这是‘自媒体’的时代,博客是弱者的武器,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现在的社会反抗不同于以往精英发动的诸如造反起义的抗争,更多的是日常反抗。诸如东南亚农民起义少见,农民更多的是风险较小的行动,如破坏工具,偷懒,调侃,不合作,偷东西。博客也是中国人对专制的日常反抗。面对强势者,诸如草泥马、俯卧撑、躲猫猫都是弱者的武器。”

      “弱者不可能象君子与绅士一样,面对强大管制者,博客们会有语言暴力性,会流里流气。这正是网络语言特性。但这种日常反抗不容忽视,能起到瓦解专制的作用。”

       “现在中国最大问题是强者失去了体会弱者的基本能力,而我这种能力并不差。”出生贫苦,长平对弱者天生同情。

        另一方面,长平认为:我们也不能因为网络有对专制的日常反抗性质而美化网络民意,忽视网络大众的“乌合之众”性质:渺小的个人躲藏在大众中失去自我意识而集体施暴。多数人的暴力仍然存在。权力对网络的征用会加大这种成份。

        乌合之众与日常反抗是网络博客的双刃性。对民意的收割,会让中国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也是“受伤”后长平更加重视博客的原因。

        因深受其害而重新认识网络力量,长平用博客来传播理性与启蒙思想。

        作为传统传媒人,长平今年思想上有一大变化——“网络必将成为未来的新闻主流,而报纸将只是补充。传统新闻单位必须放弃将网络视为报纸与电视内容简单上网的做法,利用手中强大的新闻资源为网络量身定做内容,金融时报中文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被围殴后,长平举起博客双刃剑,为改变民意与公民意识而战。

长平之片语

      *尝试更多的东西

       和许多传统报纸记者一样,长期以来我在网络上更多的是看贴获得信息,很少发贴。即使建立博客,也是只是把纸媒发表的文章帖上去。经过这个事件,我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开始专门为博客写文章,用不一样的语感。博客的语言与纸媒是不一样的,纸媒的评论更庄重,好象打定主意要告诉你些什么,专业人员的味道重。博客互动性好,与读者关系更平等。博客文章可以更情绪化一些,更简短。

        博客可能要警惕的是比传统媒体更易受读者或某些人暗示而受其影响。我甚至愿意做更多的尝试,如设想组建多人合写一个博客,象组乐队一样。

    *博客中传统记者的优势

我们可能注意到一些著名的博客往往是在传媒工作的人员。并不奇怪。

        “自媒体”时代,每个人在网上都有发言的渠道,但有些人发言可能更受重视。在博客兴起的初期,一些传统媒体从业者因为有更多的信息而受到网民重视,形成新的舆论中心,但未来必定有人来消解这种中心。

统 计        

2005年夏,最早在网易应朋友邀请开设博客。

      “谁是谁非”博客在天涯站点每天有8000点击量,累积点击量3482999。凤凰博报累积点击量2831198(截止2009年6月11日上午10点52分)。 

       独立博客站点,每天点击量10万。牛博也设有分博客。

       长平博客网址   www.changp.com

http://blog.ifeng.com/1258991.html

http://blog.sina.com.cn/changping

长平博文选

这便是长平著名的惹大麻烦的文章。

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长平

2008年4月3日 星期四拉萨事件发生以后,小道消息迅速传开,但是国内媒体照例噤声。连续几天,各家媒体上都只有西藏自治区负责人的简短通报和谈话。通报中,对于事件的描述只有一句:“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相当于一个标题新闻。民众从谈话对dl集团的严厉谴责中,已经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自然愿闻其详。依循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来获取更多消息。此时,几个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帖子和视频却在网上流传开来,很快就酿成了一场中国民众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网络事件,出现了一些命名为“反CNN”、“反BBC”、“反美国之音”的网站。

根据网民搜集的材料,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从新闻职业规范来看,有些错误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嫌疑。尽管有几家媒体进行了道歉和更正,但是失实新闻造成的伤害既成事实,难以得到中国民众的谅解。跟任何虚假新闻一样,这个伤害首先指向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

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看到拉萨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事实上,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国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随后政府组织外国记者赴藏采访,他们的报道大多也没有翻译过来。由于声讨西方媒体热浪当头,即便翻译过来也没多少人相信。

愤怒仍在扩散。尽管“反CNN”网站声明,“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很多网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甚至一开始就站在相反的方向: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一些中国民众已经看到,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这次网民对于境外媒体的成功反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反应的,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制作的揭发图像在BBS上自由流传,也在Youtube这样的著名网站上火热播放。假如这些网络媒体都受到限制,那么揭发进程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些虚假报道对新闻价值的最大伤害,在于让很多人进一步放弃了对客观公正的信赖,而选择了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他们甚至以此为依据说,撒谎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从而对自己身边或者历史上的谎言予以谅解。当然,一些人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这次媒体事件让他们又找到一个证据,从而去对别人宣讲而已。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借此机会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他们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dl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不能不读一下这一篇同样出了名的打手文章。

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

文 峰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8-04-11 15:50    网络编辑: 毛京

近日遭到网友们群起批判喊打的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可能又要为自己的言论自由辩护了,认为网民们要剥夺他说话的权力。本人对网上的论坛一般不够关注,但这次由于网民们炮火猛烈,对所谓南都长平的言论做了一下了解。一看才知,此人的“言论自由”恐怕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此人遭到批判的言论核心是说:“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而且还公然标榜这是普世价值。按照这个逻辑:“言论自由”就可以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就可以肆意歪曲历史、可以信口雌黄、可以“自由”地造谣、“自由”地抹黑、“自由”地扣帽子。就如同最近西方媒体在中国西藏问题上歇斯底里的表现一样,这难道就是言论自由吗?这是言论暴力。我从未看到任何一个西方媒体在它的国家里享有这种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侵犯了他人的权力,践踏了社会公义、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如果这就是南都长平要维护的“普世价值”,那只能是失去廉耻的价值。

原来并不知道南都长平是何许人,稍做调查,原来此人是南方报系的“当红炸子鸡”:这就不足为奇了,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南都长平的这种言论自然毫不奇怪。而这次所以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由于当下正是西方媒体公然造谣、公然抹黑、公然歪曲西藏事件的时候,这令人不能仅认为他或他们只是想要求“言论自由”,恐怕连自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

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这就不禁使人要问,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这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吗?南都长平这种人和这种言论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日下高喊和标榜“普世价值”和“自由”的人,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给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在事实和真相面前,谎言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对虚伪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长平们宣扬的“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的唾弃。

本文首发《中国猛博》一书,版权隶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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