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香港观察:爱恨民建联

邹颂华 香港自由撰稿人 香港民建联 政党卖广告或赞助节目,在世界各地本属政治常态,但在香港,偏偏却惹起风波不断。今次的主角,正是自回归以前已打正旗号亲北京的民主建港联盟(下称民建联)。 一个星期多前,该党以六十多万港元赞助商业电台(下称商台)节目,舆论几乎一面倒冲其而来;与此同时,民主党的刘慧卿议员以三万八千多元,明正言顺地买下报时广告宣传普选大游行,各界人士却轻轻地放过她。不论动用金额多少,其性质确有类同之处,为何各界如此厚此薄彼?到底这个创于1992,荣膺「第一大党」的建制派政党,何解引起那么多人同仇敌忾?是香港人对民建联有偏见?抑或它真的出了甚么问题,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 赞助商台节目风波 民建联近年主力开拓「年轻人市场」。该党副主席张国钧曾说,开拓青年事务的最大困难,是年轻人接触他们的机会不多。他认为,「传媒将我们讲成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往往比较片面、不全面,所以要搞多些活动,让他们亲身接触我们」。 所以,为了接触年轻人,民建联于四月购下商台节目时段,由五月开始在十八周内由五位民建联「新星」与商台节目主持人一起走访香港十八区,探访夜青(喜欢深夜游荡的青少年)。 因这宗交易,商台被人狠批「见钱开眼」,有欠政治中立,广播事务管理局(下称广管局)亦收到逾800宗投诉。根据广管局的《广告守则》第28条,在未得到广管局事先批准,电台是不得播放「有政治色彩的广告」。虽然商台节目策划总监黄永坚称民建联节目以及刘慧卿的报时讯号都不属于政治广告,故此不用向当局申请,但有听过这个以上两者的朋友,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商台的营运方式本来就是一个大题目,有机会可再谈。而其节目赞助者民建联,虽然竭力将节目非政治化,可是,单是「民建联」这个身份──众所周知的中央政府香港代理人,实在无法不令人怀疑其政治动机。再加上由第一、二集播出的节目可见,嘉宾主持和受访者全是民建联的议员(他们是赞助者,站在他们的立场,又岂有理由将宝贵的时段让给别的政党?), 「民建联与你关心社会」的声带共播出四次,推销政绩的广告杂志色彩相当强烈。 是舆论对民建联有欠公道吗? 前亚视本港台主播张慧慈认为,民建联在宣传方面从来都是「弱势社群」,若有足够空间给它发言,它又何需以六十万去买广告时段?但请记着,民建联从不承认这是广告;「弱势」而又有能力动用巨款的组织,本身就够讽刺了。六十万这个数目,用来做党的政绩宣传和培训明日之星,实属不菲,至少连被称为富贵党的自由党也没能力这样做。因此不少人以「有钱大晒」、「见钱开眼」来抨击商台,而事实上就是狠批民建联以本伤人。资深传媒人陈惜姿一语道破香港人的情意结──香港人每天受尽有钱人的气,而民建联花巨款买节目时段,是延续了「有钱大晒」的精神。 以本伤人还引发一个更大的问题──公平。众所周知,香港传媒近年来迅速被「染红」,早前有民间电台被封杀,之后又有建制派人士扬言杯葛「城市论坛」(香港电台一个长寿的论政电视节目),种种事件无不令人觉得言论自由日益收窄。如果连大气电波也成为建制派代表的囊中物时,电台很容易沦为政党的宣传机器,社会上多元的声音就会消失。而弱势的政党呢?对不起,在「有钱大晒」的原则下是没有入场券的。正是这样,商台另一位节目主持潘小涛才会力斥此举「如同引入魔鬼」。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国谦指有关指责对该党「不公道」,而副主席刘江华指部份市民对他们的批评是「非理性」。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市民对这近年流行、把广告装成不是广告的宣传手法,非常反感。 这个用六十万赞助的节目在上周五播出第二集时,引来四方八面的市民以及年青网民自发并无偿地去狙击,试图阻止该节目进行。年轻人常去的网上交流平台Facebook有一个「我相信可以召集十万个厌恶民建联的人」组群,在无故被关掉后重开,迅速有超过十万人加入。民建联若真的想了解年轻人,甚至是在宣传上赢一仗,恐怕不是要再以受害者的姿态去说「不公道」,也不是借「青少年」为题发挥去自我宣传,而且要真正看清楚为什么他们会引人非议。 民建联财来自哪方? 除了大气电波节目的六十万,民建联的蛇宴(每逢过年过节,民建联各区议员也会推出廉价蛇宴,与街坊联谊),一年就有几百桌,还未计其它免费旅游和超低廉的保健及生活各方面的服务,没有庞大的财源,是不可能做这类「地区工作」的。然而,民建联的钱从何来? 据去年底民建联在会员大会上公报的财政报告,这个有一万三千会员的政团的捐款收入已达五百五十多万元,总收入为六千多万元,非流动资产值四千三百多万元,而流动资产则为八千六百多万元。如此财力,是其它政党望尘莫及的。 香港没有政党法和政治献金法,市民无从监察政党的财政来源和运作。香港的三大政党都是根据公司条例注册的「有限公司」,是以商业形式运作,党的财务状况属商业秘密,在法律上政党是不需要向任何人交待其收支,而法律也没有对政党的宣传作出严格规定。 亲北京的民建联的财源引起不少人疑虑,再说直接一点,就是有「阿爷包底」。无论你是羡慕还是眼红,他们的财力和举动,加上中国的「盛世」形象在其背后活脱脱地投射出来,其潜台词仿佛就是:谁叫你没有祖国关照?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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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风尘碌碌的世界

作者:谢青桐 | 评论(3) | 标签:忙碌, 贪欲, 爱的能力

关于“碌碌无为”这个词。我们从小的教科书上,都这样解释:“碌碌无为就是平庸而没有作为”。但是,我今天理解这句话,却是另一个意思,是指“世人忙忙碌碌所做的全是毫无意义的事”。是啊,你看电视新闻上那些“碌碌”的身影中,是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暴力冲突有意义,还是英国三党党魁的所谓民主竞选有意义?是把丰收的稻田用推土机铲为平地变成命名为“香榭王府”或者“丽人公馆”的房地产楼盘有意义,还是把曾经在炊烟袅袅的村庄平静过生活的农夫赶到珠江三角洲的化工厂里参与“中国制造”的血酬豪赌有意义?是“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经验交流大会上的慷慨陈辞有意义,还是不惜巨额财政代价、举全民之力举办一场极致奢华的“牡丹节”、“郁金香节”、“大白菜节”有意义?

动物的愿望比较简单,就是生存与繁衍。人的愿望原本就应该比动物复杂一些的。人的愿望本该是:一是生存,二是繁衍,三是爱的能力。实际上,人之所以区分于动物,就是因为具有“爱的能力”。为了获得这种能力,人被赋予的智慧造就了源远流长的文明,而文明本来是用来实现“爱的能力”的手段,结果,文明却异化为满足“欲望的能力”的手段,这时候,文明被“悖论”成为罪恶。

一位绿色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说,今春的西南大旱不是天灾,是人祸。新世纪以来,中国南方的一条条河流先后干枯了,西南的许多河床里,只剩下鹅卵石。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是这样,云南的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也是这样。就在20年前,行在河边还可以听到哗哗的水声。一座座的水电站建成了,金沙江的上游已经建了八座,一节一节的水全都闸住了,下流全都干涸了。在西南,利益集团砍掉原森林,种成桉树。桉树两三年要成材,要把周围大量的水都吸来,有些种桉树的地方连庄稼都不长了。

把每一寸坚实而富饶的土地变成房地产项目,把每一条湍急而壮美的河流变成水/电站,有一种改天换地的胆识,有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这种不畏自然的胆识,这种肆意做大的精神,来源于国家文教体系,来源于历史意识形态,来源于人性的贪欲。

那年,对着古老的北京城,伟人毛润之先生挥臂向他的人民描绘中国的现代化图景说:“从天安门城楼望去,要处处是烟囱”。

人世是一场劫,劫难越深重,洪水后的家园才越清新,涅磐后的重生才更纯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个国与国互相“利来利往”的繁忙时代,发展中国家把贪官的子女和贪污的脏款转移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把环境污染和血汗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两情相悦,互利互惠,这是一个共产极权与资本主义彻底肌肤相亲、公然利来利往的时代。道义和人权是打出来的“牌”,贪欲才是实质才是根本。

人被贪欲和“无明”推动着去忙碌,巨大的忙碌之中包藏的是无边的空虚和惶恐。人们已经不知道,如果不忙碌,那又该干些什么?忙碌啊!官员忙,在鲍鱼宴和燕窝宴之间穿梭,在文化会议与经济部署两头赶场;学者忙,要在无数的核心期刊上接连不断地发表无数不求甚解的学术论文。学术论坛和课题项目,鱼与熊掌想兼得;学生忙,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自习考不完的试;建设者忙,有多少房子需要拆了建、建了再拆;白领忙,从早晨的公司励志会议到傍晚的业绩汇报,一刻不停地打电话发邮件;新闻工作者忙,报纸电视每两三个月改一次版,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把旧话题重复炒来炒去。全是折腾,全是徒劳,全是虚妄。有人属无可奈何,也有人煞有介事,以为是神圣的事业,以为是崇高的价值。消耗的是纸张、能源、建筑材料、水源、食物。其实,少一些折腾,就可以实现节能和环保。少一些忙碌,就可以停留下匆匆的脚步,抬首眺望远方的水墨青山,低头去关注一只小鸡的破壳,用温存的心去感知生命的质量。

一个和平良善、欲望简单的社会不需要忙忙碌碌,不需要做放弃节日休息无穷无尽加班的“工作超人”,不需要做辗转公路航班疲于奔命赶场的“空中飞人”,不需要让每一个人都为加薪和提拔而焦头烂额,不需要《杜拉拉升职记》里“徐静蕾”在消费主义和升职野心的双重挤压下失去生命力的好莱坞式爱情表白,也不需要《东风雨》里装神弄鬼的“柳云龙”蛊惑所有“革命同志”都为一条代表着信念的过期情报而捐躯就义的“宏大叙事”。一个和平良善、欲望简单的社会不需要移山造海的精神,不需要大干快进的场面。一个和平良善、欲望简单的社会,一定是让人民休养生息,让家人时常团聚,让大地莺飞草长,让山川林壑幽美。一个和平良善、欲望简单的社会的官员,不会去任意动用公权力,不会去随意卖地,不会去透支捉襟见肘的财政去大拆大建、大操大办,而是心怀虔诚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低调务实地为民众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和环境问题。就像苏东坡在杭州为官六年,只做了疏浚西湖的实事,留下了林荫绵绵的千里苏堤,留下的是儒者的梦,是诗者的美,是师法自然的风雅,是真正流芳百世的政绩工程。

地球运转自有神奇的天人力量,是天造地设的。至于社会进步,是仁者见仁的事,究竟什么叫进步,谁也说不好。我们不能说飞机时代就比马车时代进步,楼宇时代就比茅舍时代进步。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并不在于爱的理想,而恰恰在于人对爱的自主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绝对的“知识、真理和信仰”就是“爱的能力”。其它都是相对的“知识、真理和信仰”。

谢谢那些朋友,惋惜我不再撰写时评和政论,批评我不去心忧国家民族而沉缅风雅故旧。有一天,面对超级忙碌的现实世界,我在颤栗中发觉,“制度”其实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人类悲剧之源还是在于“人性”中终究缺乏“爱的能力”。

这几年,我越来越怀疑“制度灵验论”,制度能让人性更美好吗?竞选英国大选的三党党魁没有一个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的技艺在于,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向国人描画一张绚丽的“饼”。美国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想说,“道德的人和经济人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与困境”。尼布尔还坚信,凭借政治力量实现公正,因为他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协调社会纷争和社会的不公正,他怀着深沉的宗教感希望借助人们的理性能力来减轻人类自身的罪孽。既然是一群道德的人,最终怎么就组建成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哲学家没有回答,他们总是貌似学术地用所谓“理性”来阐释。

时至今日,请慎用“理性”这个被学者专家滥用的词,就像慎用“和谐”这个被政客滥用的词,人类历史上,太多的罪恶是在“理性”的名义下,圈地开发和发动战争,从来都是在“历史理性”的合法名义下发生的。曾经奉行“理性至上”的我,终于看懂,人类特别喜欢把“实用主义的本能应急反应”装扮为“理性”。所以,我宁可不用“理性”这个修辞,而换作“仁爱”、“慈悲”这类东方色彩的语汇。

西南大旱,青海地震,新疆冰雹,甘肃沙尘,重庆风灾,华南雨涝。接着,还会有怎样的灾害逼近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似乎不再相信灾难的剧痛可能唤醒人性的良善,警醒人们停止继续制造“恶业”的种种忙碌。

对“碌碌无为”这个词汇的观照,可以被视作为道家的观照,佛禅的观照。正呼应了《红楼梦》里说的:“从前碌碌却因何?回头试想真无趣”,曹公又说:“风尘碌碌,一事无成”。

昨晚看韩国导演张善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一部哲学电影《华严经》,片中有一句话:“只有完全一无所有,才能拥有整个世界”。影片讲的是一个葬父寻母的男孩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而片中那句话的意思是指“欲望的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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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氏新闻评论周刊(159)

    一:我国已初步建立互联网基础管理制度。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5/02/c_1269514.htm。说这话的国新办主任王晨真是太谦虚了,中国的互联网已成为一个中国局域网,成了一个互联网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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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于东西方文化间的传媒人

    作者:谢青桐 | 评论(2) | 标签:东西方文化, 新闻职业, 新媒体, 自由主义, 中庸

    (这是去年接受“价值中国网”记者刘洋波先生的专访。专访中讲述了从事新闻职业和游历海外的心理体验,表达了对东西文化冲突的看法、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主张、对自由主义和中庸价值观的思考。

    在整个的自我“西化”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割舍不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立身处事上,几乎完全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做,虽然做得不到位,比如家国情怀,比如处理个体和集体的关系,比如什么情况下积极进取,什么情况下独善其身,什么情况下隐退逍遥,中国先哲的智慧和文人仕大夫的人生境界一直帮助自己度过各种艰难困苦,建功立业和审美情趣的二元一体是一种自我缓冲、自我释放、自我提升的人生模式,拯救和逍遥从来就不应该是对立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走于东西方文化间的传媒人

    ——对话资深传媒人谢青桐先生

    作为一个新媒体,价值中国非常关注国内外传媒的发展趋势。为此,我们采访了资深传媒人谢青桐先生。谢先生在国内有十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先后在多个国家的学术、新闻和文化机构访学和采访,他对什么是传媒,东西方传媒的差异,传媒的社会责任有着相当深刻的见解。以下是采访的实录。

    价值中国:刚开始从事媒体,就喜欢上这行了?  

    谢青桐:不是,刚开始,很不习惯很排斥。我从事新闻的时候是1995年,正是城市晚报刚刚发育的时期,各种煽情的社会新闻成为一种受追捧的时尚,小题大做的低俗化炒作在那时候就很风行了。我之前一直是写文学作品的,主要阅读领域也是社科人文,突然介入新闻行业觉得很浮躁。后来自己调整了心态,意识到除了那些社会新闻以外,其实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擅长,沉下心来写一些社会、经济、文化和城市发展方面的深度报道。然后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了,而且效果很好。那是一个受益匪浅的时期,记者和编辑的职业生涯锻炼了自己锐利的思考能力和调查力,写作模式也从过去写纯文学作品的那种体验式写作转为实证型写作,把调查、求证、思辩、纪实、理论、学术和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接着我和同事共同主持一个深度报道栏目,那个栏目很快成了品牌栏目,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那时候的工作量没有现在的新闻工作者那么大,有很多时间读书、调研采访、精耕细作地写稿,报社的合作者中有许多的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志同道合的年轻同事,那是一个难忘的时期。   

    价值中国:十多年从事媒体,过程总是那样愉快吗?  

    谢青桐: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现实,我告诫自己,如果你在一个操守、伦理、价值、文化、知识技能都失灵的体制环境里,一切的专业理想都会是虚幻的。年轻气盛的时候,就和环境争执一番。后来发现自己很幼稚,个体不可能影响系统生态,于是就独善其身地去发开拓专业视野,比如到大学里再深造,或者兼职去主编一本杂志,又或者创造各种机会到欧美国家采访游历。2003年3月,去澳大利亚首都的《堪培拉时报》作短期采访;2003年底,去欧洲一段时间,在法国采访文化遗产的传承,顺路游历了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城市;2004年秋天,去美国调研大选前夕的美国社区民意,顺便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在他们温暖的家里小住。那段时间写了很多国际报道,只到那时候,才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合格完整的新闻工作者了,因为自己能驾驭跨文化的采访报道,一个人在华盛顿郊外的公路上迷路,没有车,也叫不到出租,天色渐晚,得设法赶到约见的采访对象那里。  

    价值中国:后来你去澳大利亚两年,那是一段怎样的时光?  

    谢青桐:最初去澳洲,是因为在一个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基金支持的媒体研究项目中受邀做访问学者,先后在堪培拉和墨尔本,主要任务就是在学术机构里研究世界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感觉那些工作很轻松,当时我基本不想回中国了。  

    最初在澳的几个月,是充实而快乐的,在堪培拉那段时间很少接触华人,因为那座首都城市的功能纯粹就是政府管理职能,华人不多,基本是跟当地的西方人打交道,共同工作,交流思想,参加社交,结伴出游,似乎一切很融入,但很快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伴随着“自由”的降临,同时也“失重”了。那是一种文化的失重,当时我已经34岁,我发现我生活在一个恍若隔世的地方,前半生的人和事好像全都突然消逝了,那是一种特别可怕的感觉。多每天给远在中国的妻子和父亲打电话,用一根电话网络线维系着与中国的情感。我不能用母语说话,在思维和观念上要迎合别人。我能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他们不能理解我的文化。我越来越觉得孤独、边缘、异化。举个典型的例子,澳大利亚如果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报纸每天头版头条刊出报道,而我觉得那些政策出台、议会争辩、鲨鱼伤人、森林大火、网球赛事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不关心那些事件和问题,我更关注中文门户网站上置顶的那些中国医改、山西矿难、重庆大旱那样的新闻。澳洲电视上热播的电影电视我也觉得很隔膜,我还是更关注朋友从中国带过来的影视剧碟片。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从事人文社科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对母语语境的留恋将会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因为对那种话语系统的思考、观察、评价、批判才更符合自己的职责。我当时在一篇叫《最后的理想主义者》的文中写道:“绝大多数人事实上是无法选择、无可选择的。你一生必须在自由价值、职业理想、尊严、祖国、故土、亲情、家庭、现实、生计中取舍,最后发现真的无可选择。逃是逃不掉的,就算逃到南半球或者西半球,也逃不出青少年时代的回忆,逃不出家庭的责任,逃不出乡愁与思念。”  

    在墨尔本生活的那段时间,我主动走近接触了许多华人移民,我发现他们多半其实是不快乐的。受益者都是第二代移民,那些在中国没有太多生活记忆的孩子们。第一代移民们大多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人生的断层、文化的割裂、时空的疏离和心理的孤寂,他们的社交圈和文化链在中国时都已形成,往日的记忆难以抹去。那段时间里,我在澳大利亚的华文报纸刊发了写文化心理冲突的文章《六只咸鸭蛋和命运的玩笑》、《生活在别处》,刊登在发行量有限的华文报纸上居然引起不小的反响,许多华人读者看了后非常动情,有位老华人专门托编辑联系我。我感同身受着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的观点:“移民是很奇怪的,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是变形的,不快乐的人群,因为他们爱着自己的祖国,却又气恼于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爱着新国家,但却无法融入到新国家中去。所以移民永远都是处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而我们的希伯来文学差不多也是一宗移民文学,里面的人们对自己的祖国总是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感。”  

    价值中国:你在两种文化之间看媒体,抛开政治制度等本质问题不谈,你觉得中国和西方媒体在现象上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谢青桐:现象上最大的差异是西方的媒体呈现出一种稳定的表现格局,这是因为背后有稳定的心理格局支撑。比如现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隔几个月就要大改版,隔一段时间就折腾一次,而西方的报纸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版面风格、报道风格不轻举妄动,有的报纸版式十几年不动,连字号、字体动一动都要董事会开会反复商定。 这说明中国的社会心理结构非常不稳定、不成熟,脆弱而浮躁,这跟城市建设是一个道理,没有理性的发展规划,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主张,大拆大建,全靠长官意志和拍脑袋。

    价值中国:中国的媒体低俗化和娱乐化倾向太明显,这和西方国家的媒体是不是区别很大?  

    谢青桐:市场导向在鼓励低俗化和娱乐化。我还是以报纸媒体为例吧,黄色新闻,美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有词汇,出现于工业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大众化廉价报纸时代的产物。今天的中国报纸具备黄色新闻的一切典型特征,比如:使用粗黑字号煽动性标题;对不甚重要的新闻加以渲染、夸张;捏造访谈记录和新闻报道,采用易于引起歧义的标题和版式;大量采用未经授权或真实性可疑的图片;报道内容流于肤浅;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标榜对“弱者”的虚伪同情,煽情催泪;专挑耸人听闻的事件进行报道,甚至假造骇人的新闻。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报摊上买报纸,郑重摆放在台面上的“座上客”永远是严肃大报,严谨的政经报道、国际分析、时事评论,矜持的版式布局,优雅的标题字号,体现的是公信力、权威性和职业化,让读者一看就肃然起敬,产生对这类报纸的信任感和尊重感。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报通常只能堆在地上,而且很多是免费派送。但是在中国,成千上百种城市报纸,几乎全降格为那种在西方国家只配用来免费派送的小报或者DM广告印刷品。 

    小报在欧美国家被称为Gossip News,被主流社会视为一种不体面的报纸,通常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阅读的。在西方国家,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衡量标准,除了有车有房、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拥有两张以上的银行信用卡,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家中订阅了一份主流严肃报纸,并且严肃程度越高,证明社会身份和地位越是居于精英阶层。以中产阶级为主要人群的西方读者,是不屑于也羞于去买小报的,哪怕是附庸风雅,也要订一份高端报纸。我曾经专门留意过,在美国的报摊上购买小报的人,大多是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老人,靠政府救济金维生的失业者,还有发展中国家的非法移民。但是偏偏这种Gossip News在中国变成了多数人群阅读的主流报纸。  

    严肃报纸的最大特点是理性,并由理性派生出立场的客观和价值的公正。《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卫报》、《世界报》等众多的西方主流报纸用百年的奋斗历程探索出一条严肃办报、专业办报、独立办报的道路,确立了新闻报道、评论、经营的“三权分立”的业务格局。只有独立办报,报纸才可能相对摆脱政党和财团的控制,呈现客观立场,表达社会正义。只有独立编辑,新闻报道才有可能接近客观真相,与主观的社论和专栏评论相区别,也只有独立编辑,新闻正义才有可能不被广告经营的利益所左右。严肃报纸,必然是担当着传播文化理想、监督政治社会、捍卫个体自由的“社会公器”,这种严肃媒体时代离我们好像还很远很远。落后两个世纪,我们所处的,只是类似十九世纪西方大众化廉价报纸时代即黄色新闻时代。其实不仅是在报纸领域,在互联网和电视媒体中,情况也近似。  

    价值中国:这是不是跟中国的媒体缺乏职业精神有关?  

    谢青桐:缺乏职业精神是一方面。为什么小题大做的垃圾策划越来越多,不负责任的泡沫版面不断泛滥,除了职业精神丧失,人文理想或缺,拜物拜金主义弥漫,功利主义盛行,最核心的原因还是中国新闻体制所设置的管制和检查导致新闻活动中面临重重的禁忌和阻力,报纸的报道内容受到严厉限制,记者编辑只能挖空心思,把精力投向注重形式、炮制垃圾策划和打造泡沫版面、泡沫节目。媒体正完全被政客、官僚、商人和投机者控制。中外新闻史上“报人办报、文人办报”的传统已经被损坏。  

    价值中国:西方国家的传媒环境就很乐观吗?  

    谢青桐:当然不是。其实在报纸传媒的王国里,全世界的新闻事业环境都普遍江河日下。就在前两年,西方传媒巨头默多克从道琼斯手中买下了举世闻名的《华尔街日报》。这场并购行动引发了《华尔街日报》采编人员的一致抵制,他们集体罢工来向默多克示威,迫使他承诺保证华尔街日报采编业务的独立公正性。可是,我们真能信得过默多克这样的商人吗?毕竟这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为了逃税而背叛他的澳大利亚祖国的惟利是图的商人。记得1981年默多克重金买下英国《泰晤士报》后,也作出过不干涉采编事务的承诺,可没过多久,他就把总编辑给炒了,把对开大报改为四开小报,八卦新闻也登上一向严肃的《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最终被改造得越来越趋向小报化。

    价值中国:你对中国出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那样的独立大报有信心吗?  

    谢青桐:这个取决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我一直觉得,这个使命可能来不及由传统媒体实现,而是由新媒体来完成。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革命进程几乎是以加速度在进行。互联网媒体大规模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年左右,从今天相当一部分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途径来看,传统报纸媒体迅速衰减,传统报纸发行量、广告销售额和直接影响力的同时下降已经显而易见。在国内,类似《新京报》、《东方早报》那样的报纸的影响力完全是通过网络转载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新闻产品的轰动效应已很难通过传统纸媒来实现,更多地是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力。互联网新媒体具有一种无限的不确定的蔓延力和复制力,这就意味着,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产品依然会符合原有的传播规律,新闻产品本身越具有价值,其蔓延力、复制力就越强大。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菲利普·迈耶2007年时预测:“2043年春季的某一天,美国一位读者把最后一张报纸扔进了垃圾桶,从此,报纸就消失了。”《纽约客》杂志同样发出慨叹:“也许一些报纸依靠网络收入可以支撑下去,但未来,在美国的大城市里找不到当地报纸将不再令人震惊。”但是,菲利普教授没有料想到,就在一年之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快了行业衰退,他所预言的报纸末日将会提前。2008年年底以来,美国报业急剧萎缩,《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今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等一系列名报陷入亏损倒闭,美国百年老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正式停办印刷版改为网络报。受金融危机和来自互联网的竞争压力剧增的影响,美国报业颓落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金融危机中广告收入也大幅下降,报业集团内部结构纷纷重组和调整,美国报业展开了新一轮裁员行动。另一以报业大国著称的日本,也面临着空前的“报纸生存危机”。世界第二大报《朝日新闻》正经受创办130年来的首次财政赤字,《每日新闻》则面临事实上的破产局面。欧洲报业同样如履薄冰。世界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法国每1000人平均只买154份日报。  

    传统纸媒的生存之路,一是报社转型为内容供应商,二是将纸媒转型为互联网新媒体,三是兼走内容供应商和新媒体路线。 但是说实话,新媒体对技术和知识创新的依赖极强,这恰恰不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我们看到,在媒体领域的人才流动中,通常只有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却很少有从新媒体跳槽到传统媒体的。  

    新媒体集媒介、社交、科技、智力、知识创新、电子商务为一体,正越来越受到精英受众的广泛关注。这些网络媒体能形成聚落效应,是大众或分众群体阅读、参与、发布思想和社交的网络社区。在这些网络媒体中,一定会有佼佼者凭着理性、公信力和权威性成长为中国的精英门户网站,它将是网络时代的中国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价值中国:你认为推动中国新媒体壮大的核心力量是精英群体吗?

    谢青桐:推动中国新媒体壮大的领导力量应该是那种融传统媒体的文化内容和新科技、新组织形式为一炉的文化商人、知识商人。  

    我非常同意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的观点,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灭了,于是群体的行为无异议、情绪化、低智商。这就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或多数人的暴政,是群氓崇拜与大众民主神话。现在许多发布低端资讯的门户网站和公共参与的论坛就是这样的情况。低端门户网站并不一定像有些学者乐观认为的那样,会促进言论自由和民主进程,相反,大量低俗化和娱乐化的资讯会误导民众,那些BBS论坛中也充斥着谩骂、嬉戏和自以为是的极端言论。  

    一个成功的社会必然是由精英引导的社会,无论是古希腊的混合政体和古罗马的共和制,还是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或者今天美国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中,精英都扮演着思想者和管理者的角度。美国至下而上的民主结构就是典型的精英政治结构。精英引导的社会并不意味着精英享有某种话语特权,而是因为这个人群具有专业、文化、知识的素养,他们的任务就在于组织思想和技能,管理社会资源,制止社会风险。精英是理性经济人的代表,是民众的化身。但精英只是一种思想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绝对不具备道德上、智商上、社会地位的优势,他们只是理性精神的集成,不可以凌架于世俗社会和民众之上。这才是民主的精英社会的真谛。  

    价值中国:看你的许多时事评论、学术文章和随笔,觉得你的很多观点是极其审慎的,有的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你对西方制度民主的态度,对中国儒家德治文化的立场,都显得非常微妙,很多地方特别中庸。

    谢青桐:是的,现在我越来越不敢下结论,越来越不敢形成某种理论体系。结论很容易是武断的,体系往往不堪一击。我更倾向于学习胡适先生那样,就问题谈问题。当然我并不反对构建理论体系,而是觉得在中国的学者们著书立作时,一定要持有开放的思维,而不是为了立著而立著,为了形成一个封闭的结论,偏执地动用一切手段来论证观点,这样做是不诚实的,也是危险的。

    我特别不同意把一种理念、主义、观念当作救世良方。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对不会标榜“主义”,他更多的是动用人类文明中的一切先进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文化的具体问题。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个中庸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永远是独立的思考者,不加入任何的群体派别。我想说一说“中庸”,这是我用很多年悟出来的。我所出生的家庭和祖辈父辈们从小用儒家思维方式熏陶我,背诵着论语庄子、唐诗宋词长大,这种东西潜移默化到血液中。等到我接受教育的上世纪80年代,欧美文化和西方思潮大量涌入冲击着我们的心灵和思想,那是一个怀疑和否定的时代,那时候每天下午放学到父亲工作的大学里借阅西方译著。启蒙主义、自由价值和基督教救赎精神如此富有诱惑力,于是自己绝诀而偏激地颠覆了童年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思想,当时提到中庸我是很反感的,认为中庸就是搞调和,就是没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后来大量阅读了西方的哲学和思想史、政治学,90年代中期以后又迷恋“美国梦”,研究基督教文化。在整个的自我“西化”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割舍不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立身处事上,几乎完全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做,虽然做得不到位,比如家国情怀,比如处理个体和集体的关系,比如什么情况下积极进取,什么情况下独善其身,什么情况下隐退逍遥,中国先哲的智慧和文人仕大夫的人生境界一直帮助自己度过各种艰难困苦,建功立业和审美情趣的二元一体是一种自我缓冲、自我释放、自我提升的人生模式,拯救和逍遥从来就不应该是对立的。

    在国外的那两年里,我终于懂得“自由主义”和“中庸”其实是同一个词,它们共同的内涵就是“理性、适度、调和”,就是“鼓励多元文化,倡导主流价值”,就是“接近理想,承认欠缺”,对任何一种文化和信仰都是“理性而适度”地吸纳,不盲从,不极致,取其中点,比如表现在现实政治和社会价值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应该颠覆摧毁的,但西方现代制度文明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个体修身来说,传统伦理文化是灵丹妙药,而对于社会群体的管理、对人性的节制来说,西方制度文明、作为程序正义的民主是必要的通途。所以,一方面,“制度万能论者”们提倡的技术化民主只能营造一个功利主义、缺乏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的机械社会,但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推崇的“德治民主”是属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是不切实际的。作为程序正义的民主只有和这个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并用,才是实现真正的“中庸”,才能更加追求和接近完美,包容和改善缺陷。

    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价值、传统与现代、信仰与人本、乐观与悲观、自然与社会,减少二元对立,更多的是求其理性,求其适中。其实“中庸”在方法论上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在实践中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它能避免激进,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调配得恰如其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优劣强弱,信仰和人本各有侧重。行走于东西文化之间,我们能做的是减少纷争,尽量从中取其精髓,选择其中先进的文化立意,有效能的操作技术,人性化的主张,和人道主义的价值。简单一句话,头顶有一片信仰的真理星空,身后是一片中国的山水田园,那样的人生境界将是无所畏惧也无比美好的。

    「价值中国网记者:刘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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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媒体: 香港高官忧记者低薪致青黄不接

    香港政府署理行政长官唐英年2010年4月14日在香港的一次记者会上。
    图片来源:路透社/Bobby Yip

    香港号称亚洲信息中心,但记者薪酬之低已引起问责高官关注,署理行政长官唐英年罕有地呼吁各界尊重新闻从业员的言论自由,并指新闻从业员的工资水平,虽然未至于达至最低工资的临界点,但并不吸引。令资深员工和有潜质的新人流失,可能出现青黄不接,呼吁业界正视有否影响新闻质素。
     

    唐英年周一出席最佳新闻奖颁奖礼时指出,相信绝大部分投身传媒工作的年轻人都是对工作甚有热诚,待遇不一定是重要的考虑;但现实是,人生到了某个阶段,总有成家立室、生儿育女的需要,因此,资深的传媒人会流失,有资质的年轻人不一定留得住。他续称,新闻信息对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吃重,「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有多严重,对新闻质素有多大的影响,恐怕是业界需要认真探讨和正视的问题。」

    本台了解,香港新进记者入职月薪由六千五百元(折合约六百二十五欧元)至一万二千元(折合约一千一百五十欧元)不等,以记者每天工时长于十小时计算,时薪只有2.5欧元至4.6欧元不等,最低的时薪,与清洁工人相去不远,香港记者协会最近已连续两期在其刊物《记者之声》内呼吁传媒管理层关注,并发表调查指,逾二十间传媒机构中,十间表明今年会加薪、八间冻薪、余下三间未知,绝大部分加薪不超过百分之三,低于港府的预期通胀率,即实质工资出现负增长。

    过去一年,香港主流传媒记者在采访高速铁路拨款时受阻、采访记者抒发感想时遭网民围攻、不满传媒自律而针对前线采访记者等事件均引起关注,唐英年肝有地不点名指出,就有记者在采访时或事后发表感想,遭受干扰及不友善对待,此风实不可长,他强调,言论自由应建基于尊重,若新闻报道的角度不中听便向记者谩骂及人身攻击,等同滥用及践踏言论自由。

    香港高官近十年已甚少公开谈论新闻和言论自由,记协曾就此认为,这反映高层官员对言论自由不够重视,而在唐英年罕有地发表谈论后,亲北京的《大公报》的社评亦以此为题材,指新闻自由是香港不可多得的重要财富,须要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才华的新闻工作者,才能保持新闻质素。要做到这点,需要港府从根本上对新闻业界的操守和人才培养作出更多的关注,业界需要更好地团结和自省。

     

    关键词 : 媒体 - 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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