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很可能将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习近平在神秘消失之后，于上周末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在消失之后，却还未重返。下月，习近平将接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届时，他的首要任务将是着手解决一个问题：超出人们预期的经济放缓。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并不算太糟。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为7.6%，大大低于近些年来两位数的增长率水平，但还远远称不上是经济危机。不过，有迹象显示，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还将进一步持续。从钢材到运动鞋等各类商品的库存都在增加，说明工业和消费领域的需求都呈降温态势。出口增长目前近乎停滞，对欧洲的发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13%。进口同样出现下滑。2012年的经济形势令人联想起2008年——那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之际降速。当时，北京方面不得不出台措施扭转形势，推出规模达585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并在由信贷驱动的刺激行动中释放了更多的资金。 此次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不完全出人意料。中共试图为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控制通胀已有一段时间。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社会不满情绪。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则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中国的规划者们谈到，要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至7%这一更可控的水平。 但目前，中国仍在准备再次作出更多的刺激性支出。对于这样的举措，它需要十分小心。如今，北京方面的政策调控空间远小于2009年。2009年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副作用，目前正以不良贷款以及工业产能过剩的形式表现出来。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0%这一匪夷所思的水平，而且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依然过度依赖能源消耗并对环境构成污染。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次支出狂潮，因为那可能进一步侵蚀银行资产负债表并加重产能过剩。 习近平有必要遏制新一届地方官员的投资冲动。过去，地方官员在接掌权力后通常都会大举投资。他应当推进现任政府已经谈了很多却很少落实的全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习近平的新班子应当将政府支出引导至医疗保健以及教育等软件基础设施，而不是引导至港口、公路以及铁路等硬件基础设施。如果社会保障能使民众更有安全感，则民众的储蓄意愿将趋于下降，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能更快实现。政府还应进一步放开利率管制。从今以后，中国应减少对于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提供廉价资金的关注，将更多精力放在为储户提供合理的存款利率上。 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仍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但政府支出的优先选项应以不那么光鲜的项目——比如下水道系统——为主。今年7月北京反常的暴雨导致至少77人死亡，暴露出这座城市下水道系统存在的不足。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在发生变化。由此带来的好处之一是民众工资水平上涨。但向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并非易事。中国政府变土地为收入的把戏在现实和社会不满的制约下正逐步走向尽头。如果中国政府想要建立起可行的社会福利体系等机制，则需要提高对民众的征税效率。而那可能导致政府与其所创造出的中产阶级发生冲突。 中国的短期增长问题并非无计可施。中国政府的负债水平较低，并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既然习近平已经回归公众视野，他就应该开始思考一下经济增长新模式的问题。 译者/马拉

中日岛屿主权争议继续成为德语媒体的关注焦点之一。《新苏黎世报》尤其注意到了台湾在相关冲突中的表现，认为，台湾方面参与冲突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被边缘化。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二（9月25日），得到当局支持的台湾船只在有争议岛屿海域同日本海上保安舰船曾进行过一场罕见的“水炮战”。周三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发表一篇记者发自东京的文章指出，台北政府支持保钓行动的一大目标是，避免在北京和东京的岛屿主权冲突中被世界忽视： “日本公众和世界媒体似乎只关注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实体的中日之间的冲突，台湾则几乎全然被忽略不计。 “得到海岸警卫队支持的抗议航行（保钓之行）是台湾试图引起外界注意、确保不被完全排挤到一边去的一项行动。台湾渔民担心，随着（日方）将（争议）岛屿国有化，自己会失去对当地渔业资源的历来的捕捞权。台湾总统马英九周一在渔船队出发前发表的讲话中抱怨说，台湾渔民在相关海域作业时频繁遭到日本海岸警卫队的阻挠。他称，钓鱼台（大陆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周围海域一百多年来都属于台湾传统的渔业资源地。马英九的办公室周二通报说，马总统支持渔民们的‘爱国行动’。 “在海上出现争斗一幕的同时，（日台之间）周二也寻求外交解决途径。当天，日本交流协会驻台机构负责人同台湾外交部长便举行了磋商。磋商结果未对外公布。驻台交流协会是在没有双边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代表东京在台北利益的机构。” 公民社会与劳工权益 《南德意志报》经济版发表一篇文章，分析中国国内劳动条件虽有所改善，但依然远不如人意的根本原因： “原因在于体制本身。······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实行威权统治的共产党尤其试图通过高经济增长率使自己的专权合法化。它把自己感觉到的压力逐层传递到下级。谁要是在国家景气方面提供了帮助，谁在职位的争夺牌戏中就有了好牌。所有其他东西均属次要，因此，为实现增长，可使用一切手段。”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接着指出，中国人目前还无法象德国公民那样以选举方式让不称职的政府下台，但面对世界的压力，中国早晚会发生变化，并且也已经有所变化，而导致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公民社会： “它（公民社会）将成长，并为国内劳工获得更多权利而斗争。至迟到这个时候，党就将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本来，为工人说话的该是共产党。党将不得不同公民社会竞争，以争取民众的好感。现在，共产党还有机会自己决定，是否由国家来改善劳工条件。如果党还未失去争取生存下去的直觉，那么，它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和坚定的态度要求遵守劳工权益，而且，必须予以贯彻。” 摘编：凝炼 责编：叶宣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流亡藏人近日在达兰萨拉举行会议，磋商未来对中国战略。这是达赖喇嘛辞去政治职务以来流亡藏人的最大规模会议。《南德意志报》指出，鉴于同北京的和平对话毫无进展，年轻一代藏人对非暴力抗争的意义越来越持怀疑态度。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写道： “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知道寄托在他身上的、现在还无法满足的那种希望。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毫厘未动。洛桑森格是流亡藏人的噶伦赤巴（Kalon Tripa），相当于政府总理。去年，达赖喇嘛大大增加了这一职务的份量，并以自己未来将只从事宗教事务的表态使追随者大吃一惊。在流亡藏人社区历史上首次民主选举了政治领袖，胜出的是洛桑森格。他在境外出生，还从未去过西藏。……担任了一年的噶伦赤巴后，他尚未极度绝望，虽然在同北京的政治较量中他还拿不出任何可以量度的成绩。……尽管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迄无进展，在达兰萨拉的医院、市场、饭馆里，流亡藏人们依然赞扬这位总理的勤勉、努力和改革意愿。与此同时，噶伦赤巴因其所持的温和立场受到批评。而这一立场正是他从达赖喇嘛那里继承下来的：在中国框架内争取更多西藏自主权，仅此而已。” 《南德意志报》指出，在年轻一代的流亡藏人中间，已出现对这一温和立场越来越多的怀疑，甚至不满： “对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次旺仁增（Tsewang Rigzin）而言，这一立场过于温和。……他的办公室距位于达兰萨拉谷底的噶伦赤巴官邸不过数公里，但在观点上，两人之间则明显不同。这位西藏最大流亡组织的负责人表示，‘如果藏人要在这个星球上存活，独立于中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次旺仁增指出，不断增加的（藏人）自焚数字是绝望的反应，这一绝望情绪在西藏年轻一代中日益普遍。西藏青年大会明确反对自焚，但‘这种为自由西藏而战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最大牺牲对我们是一种激励’。现年41岁的次旺仁增表示，为西藏进行非暴力抗争是达赖喇嘛提出的要求，他的支持者遵从这一要求。但‘未来会是何种路线，现在还无法预计’。” 中国首艘航母本周正式交付海军入役，引起外界对中国大力增强武装力量的强烈关注。 国力大增的后果？ 《明星》周刊就中日岛屿主权之争新近加剧指出，中日争执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中国经济成功、国力增强的后果之一，可以解释中国何以也同其他周边国家发生主权争议： “依靠其经济力量，中国在亚洲也实施起一种帝国主义的战略。他的外汇储备增加到了3.2万亿美元。中国将昔日的强国日本排挤到第三经济大国的位置，并成为地区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不过）北京知道，有些问题是无法用金钱和礼物解决的。为对付这些问题，人民解放军在过去数年里进行了彻底的现代化改造和装备。它未来应能在全球范围内投入战斗，该国军队规模为220万人。” 摘编：凝炼 责编：叶宣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陕西“微笑局长”杨达才被撤职案 又有新进展，湖北大学生刘艳峰致信陕西财政厅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遭拒后，刘艳峰近日已聘请律师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刘艳峰代理律师对荷兰在线记者表示，近年来中国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进步明显，但相关立法规定尚有待细化。 大学生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遭拒 2012年8月26日，陕西延安境内发生重大车祸致36死2伤，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视察事故现场开心嬉笑照片被曝光后，中国大批网友对其进行人肉搜索，发现杨达才拥有天价名表总数达11块，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发布消息称，调查表明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并作出撤销其公职的决定。 陕西纪委方面的表态并没有平息舆论质疑，湖北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于9月1日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9月20日刘艳峰在个人微博上“晒”出财政厅的回复信，称杨达才工资不属于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9月25日，刘艳峰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已聘请律师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意识崛起倒逼政府信息公开 荷兰在线记者联系到了刘艳峰的代理律师——陕西臻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麦昌，张麦昌首先对刘艳峰欲起诉一事进行了确认，他对记者透露，目前尚未收到刘艳峰寄送的起诉状等材料，在收到材料后将依法向西安市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张麦昌告诉记者，目前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主要依据的是国务院于2007年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尽管这一条例对于官员个人工资事项是否公开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依照该条例的立法目的和立法逻辑来分析，官员财政工资是政府财政预算的一部分，作为纳税人的普通民众应享受知情权，因此，杨达才的财政工资理应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 张麦昌指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从无到有，中央和地方政府近年来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逐步增多，这些进步令人可喜。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立法角度讲还太原则、太笼统，该条例的一些内容还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其次，从实施效果上讲，“不公开”或“选择性公开”现象在有些部门有些地区依然普遍。“中国正以举国之力建设法治国家，公民的法治意识在不断进步，在很多情况下，是公民意识的崛起在倒逼政府信息公开，杨达才事件就恰恰体现了公民对于一个透明的、公正的政府的良好愿望，也是公民对于政府事务进行监督、表达知情权的一种正当诉求。”张麦昌对记者表示。 杨达才落马彰显中国网络反腐威力 作为最近一个经网友曝光、人肉搜索进而被反腐机关惩治落马的贪官，杨达才事件的持续发酵也引发了中国媒体和网友对于网络反腐这一反腐形式利弊得失的大讨论。 时事评论员周东飞认为，懂得反思的舆论显现出理性的光芒，从“偶然反腐”转向“制度反腐”也是民心所向，但是网络监督扳倒“表哥”的实践，其意义不能低估。网络监督与权力反腐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制度化反腐的一种范式。这样一个范式，也正是周久耕、杨达才们无从逃遁的秘密所在。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第十一届芜湖市政协常委、知名网友周蓬安对持表示赞同，他表示，杨达才这样一位厅级官员的“落马”会引起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响，和该案曝光过程的过于戏剧性密切相关。因一个微笑而让厅长“落马”、一个巴掌而致某“大人物”被查的偶发事件，证明了当今官员已经弱不禁风的现实。杨达才案最大的亮点，则是充分凸显出网络反腐的巨大能量，同时也证明了“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极其重要性。 评论员汤嘉琛对此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杨达才落马不是反腐制度化 常态化的必然结果，而是网友们歪打正着的一次意外收获。如果杨达才没有微笑，如果那张照片没在微博流传，如果戴名表的照片没被搜罗出来，这个问题官员很可 能至今都还安全地“潜伏”在官场。网友在杨达才事件中的“胜利”，恰恰反衬了当前制度反腐的缺陷。 在之前接受荷兰在线采访时，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李春光则认为，网络反腐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很多网民的举报和传言接连被证实，大批贪腐官员落马，充分展示了网络反腐的“正能量”，网络监督的力量非常强大；但另一方面，网络谣言已经盛行，网民集体无意识状态极易产生盲目的网络暴力，侵犯公民隐私权、恶意诽谤诬陷等问题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