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五粮液是产自宜宾的名酒 5月23日，四川省宜宾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市长谢杰称，2012年5月14日，四川省政府关于《四川宜宾五粮液机场建设工程项目》立项请示经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复立项，宜宾机场将从宜宾市翠屏区菜坝镇迁至宜宾市西北11公里处的翠屏区宗场乡进行重新修建，并命名为“宜宾五粮液机场”。（据5月24日《华西都市报》） 众所周知，“五粮液”是享誉中外的名酒，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四川省宜宾市北面的岷江之滨。就此而言，虽然新闻报道和四川省宜宾市对为什么要把机场命名为“五粮液”语焉不详，但我们也不难从中揣度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五粮液集团赞助机场建设，以此获得冠名权；而政府部分则意在推广企业，做大地方品牌。 可以看出来，宜宾将新机场命名为“五粮液机场”，确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有网友质疑此举有些短视，认为将地方公共建设项目，冠以企业名字，有失恰当。叫“宜宾机场”或者有一日扩大强大了之后，叫“宜宾国际机场”足也，何必再画蛇添足地加上“五粮液”三个字？ 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出于对公共建设项目与政府信誉的一种爱护，比如中国与世界范围内来说，机场的名字绝大多数都是以地名直接命名，何以宜宾就例外？ 但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现实是，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也是企业和地方发展所必然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在机场命名的事情上，地方政府推陈出新也并无不可。 就法律层面而言，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虽然此前一些地方也曾出台相关规定，严格限制酒类广告，但毕竟我们尚没有哪一项全国性、总领性的法律规定酒企不可以做广告。再者说，“五粮液”命名机场似乎也无法直接归到广告的类型中去。 而就实践层面而言，做为宜宾的企业，“五粮液”以宜宾为依托，宜宾又以“五粮液”而扬名。把机场命名为“宜宾五粮液机场”也并无不妥。 况且类似的命名也不是没有先例，比如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比如今年3月，英国伦敦方面的消息称：今年奥运会期间，伦敦地铁将原有的361个地铁站名称进行重新编排，用奥运明星的名字命名地铁站名称，其中有“刘翔站”等13个以中国运动员名字命名的站点。(编辑注解： 为迎接奥运，伦敦地铁推出“奥运地铁地图”，地图上用著名运动员命名地铁站，但是实际地铁站的名称并没有改变。） 在一个迫切需要我们解放思想，谋求发展的年代，有一句流行语叫做“不换思想就换人”。 做为地方政府，宜宾打破思想禁锢，以“五粮液”为飞机场命名，其间虽然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但只要做到公开透明，兼顾社会公平与公正，总体上来说，并无不可，甚至是一次有利于发展与进步的思想解放。 本文并不代表BBC立场。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邓小平通过经济改革来挽救一个被极左的毛泽东政权重创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说是受了“经济决定论”的影响。 中国和西方的精英里有很多人都迷恋所谓的“经济决定论”— 即经济发展能为改变政治体制创造有利条件。当然，这一理论的来源很多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一种左翼的“经济决定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自由化的“经济决定论。”由于文革后中国的特色，中国版的“经济决定论”又被掺入了一些新的内容。 邓小平通过经济改革来挽救一个被极左的毛泽东政权重创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说是受了“经济决定论”的影响。经济发展能为执政党提供一个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合法性来源。共产党的江山由经济发展决定。所以，邓小平会在20年前说出他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的许多自由派人士对“经济决定论”也颇有钟情。在天安门事件后，即使在政治改革无望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派亦没有对通过经济改革而“曲线救国”这一途径丧失信心。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南巡打开了经济改革的大门，中国的市场化已走上不归之路，之要这一趋势进行下去，政治民主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西方，“政治决定论”在精英圈内的影响也很大。主张对华接触的政治领袖和商界人士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政治变革。 在邓的南巡20年后，当中国面临共产党又一次权力移交时，“经济决定论”看来已彻底破产。 这一结论并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包括许多官员）中，“经济改革已死”已成共识。最有意思的是，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没有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体会到“经济决定论”的局限。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社会矛盾由于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精英特权世袭性固化等因素日益激化。经济发展并没有为共产党提供可靠的合法性基础。为了维持政权，现政府不得不更加依赖高压手段，“维稳”成本越来越高。 在西方，政治精英和商界领袖们对“经济决定论”也开始失望。中国在现有专制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没有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政治红利。不仅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没有被经济发展改变成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体制。相反，在这一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创造的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怪物，它虽受益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但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国际义务等问题上不遵守规则。更令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担忧的是，和西方紧密的经济关系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统治精英对西方民主世界的敌视态度。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其军事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有能力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经济决定论”在邓南巡后的20年中的兴衰史反映的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局限性。虽然，这一理论并不完全错误（因为它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决定改变政治体制的根本因素不仅是对历史（主要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错误的解读，而且是忽略了专制政权的核心特征：即这类政权的掠夺本能。 在解读西方政治发展史时， “经济决定论”把民主体制在西方的出现看成是经济现代化成功的产物。其实，这一对历史的解读从事实上来说是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西方在经济现代化之前就有了一套保护产权和基本人权及限制政治权力的宪政体系。没有这样一个体系，西方的经济现代化不可能成功。如果用一个理论来总结西方的经验，“政治决定论”比“经济决定论”更有事实根据和说服力。 “经济决定论”的根本弱点是它忽略了专制政权的掠夺性。在权力没有限制，产权和基本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体制中，统治精英可以没有顾忌地掠夺社会创造的财富。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成本超高的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如高储蓄，自由贸易，和人口红利）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发展不仅不能够带来政治体制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因为政治体制的改变会取消统治精英的特权，使之无法掠夺社会财富，所以经济越繁荣，统治精英越反对民主化）。相反，经济发展会造成更恶劣的社会不公正，权贵资本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政治特权成为敛财的工具。由于这类体制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在这种体制下必死无疑。 “经济决定论”的破产对中国的发展绝对是一件好事。现在人们的焦点将会重新聚集到中国的最核心的问题上，即如何变革其专制政体。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四川地震灾区援建学校建成不到两年遭遇被拆命运 据报道，由港府拨款和教育界募捐共400万元港币，重建在四川绵阳的一所中学，遭到地方当局拆毁，以便腾出地方建造一个豪华式商住综合工程。香港政府得知此事后，决定收回援建学校的200万港元，并将其回拨到特区政府设立的四川重建基金。5月21日，绵阳回应称，愿投资7千万异地重建该校。(5月25日，人民网) 新学校建得再好，也无法弥合已然对公众造成的创伤。用爱心捐款修建的学校，居然在使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即被夷为平地，建起高楼大厦！压抑住心中的悲哀和愤懑，不禁叹息：这是怎样一笔让教育受伤的援建款！ 邓小平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啥都能够穷，教育不能穷，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搞好教育，首先得有设施，有资源。增加教育投入，一直以来被党和国家再三强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各项收入，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 400万不是一小笔数目，况且学校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究竟是什么东西让当地政府作出如此“豪壮”的决定呢？原来是开发商。在GDP政绩冲动的鼓舞下，在土地财政的威逼利诱下，相关部门（包括教育部门）动了恻隐之心。是啊，开发商带来的税收是要比教育几个孩子划算得多，可能后者还要赔本儿。 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早就见怪不怪了。比如清华大学为真维斯楼冠名，中学校服印有开发商集团商标，就连小学课本和奖状上都满是各类企业广告。商业气息已然大张旗鼓在校园里肆意侵袭。各类广告打到校园里，打到学生身上，这本就让人恶心。但这一次似乎做得太过分了。无论是政府还是开发商，都没有给这所中学的学生家长打广告的意思，而是直接“鸠占鹊巢”，让你走人！ 这一次，学生很受伤，家长很受伤，香港政府很受伤。自己捐的钱出力建的学校，竟然都没打声招呼就拆掉了。这难道不是赤裸裸地挥霍吗？他们要求追回捐款，完全符合情理。然而，受伤的又不仅仅只是教育，还有政府公信。如果监管部门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如果教育部门能够足够重视，如果社会公器（媒体）能够早日报道，损失的，可能也值不了这买不回一句原谅的7千万。 本文并不代表BBC立场。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