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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评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

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 胡 泳   《经济观察报》编者按: 身为一家印刷类媒体,去面对并报道《华盛顿邮报》被贝索斯收购的新闻,难免会尴尬。当然,所谓“尴尬”也只是一种试图保全体面的表述。 实际上,你将很快在本期专题里看到一些更加“直率”的见解:“在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分到来:所有的报刊都停止纸版印刷,只出数字版”(胡泳)、“旧有的机制,已经完全不能再适应。在这种机制上,嫁接点儿互联网表皮式的产品,宛如在贫瘠的地上种庄稼,能有收获才见了鬼”(魏武挥)。两位当下中国最为活跃的新媒体观察者的结论似乎已经很明确,并因为直指痛点而令人难以接受。 问题是,面对那些不断减少的冰冷的数字,现在难道不应该冷静地虚下心来讨论一下报纸的未来吗?我们可以不屑于“新闻已死”这样武断的感叹,但抱守着“内容为王”这样虚妄的自信,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认清现实,是勇气,也是智慧,而绝不是简单争论输赢。真正的改变将从这样的智慧开始。 ——编者 30 岁以下的人不读报? 《纽约客》的作者安迪·波罗维茨报道说,贝索斯自称购买《华盛顿邮报》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想我只是浏览他们的网站,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并没想买任何东西,尤其是《华盛顿邮报》,我根本不读这份报纸。”直到他隔天发现自己的信用卡上出现了 2.5 亿美元的巨额账单,贝索斯才意识到这笔钱被支付给《华盛顿邮报》了,“这是一桩完全的疯狂之举”。从那时起到现在贝索斯一直试图和《华盛顿邮报》的客服电话沟通,想要取消这笔错误的交易,但是那边的客服人员推来推去,“我不断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华盛顿邮报》是怎么进入我的购物车的,但是他们看来不想让我退货。” 波罗维茨是个幽默作家,这篇报道当然只是他的调侃之作。然而 2.5 亿美元收购一家年亏损 5000 万美元的美国地方性报纸(没错,《华盛顿邮报》甚至都不是美国的全国性报纸,当然更构不成全球性报纸),贝索斯的最终开价在某些人看来的确有些发疯。大家也在猜测将来他会不会后悔,要求退货。收购宣布的当天晚上, Twitter 上充满了有关贝索斯的新冒险的俏皮话,大都集中在《华盛顿邮报》会不会耗尽他的盈利耐心上。 的确,现在的报业太需要耐心了。《华盛顿邮报》的明星记者鲍勃·伍德沃德说,在某种意义上,贝索斯的收购或许是该报最后的生存机会。因为贝索斯不仅擅长创新,更重要的是,他还有金钱和耐心。这个要造万年钟的硅谷中年男人以秉持长期战略著称,而这恰恰是作为上市公司一部分、要向华尔街定期发放财报的《华盛顿邮报》无法坚守的。 2.5 亿美元的价格,让人不禁想起两年半以前, 美国在线以 3.15 亿美元收购号称“互联网第一大报”的《赫芬顿邮报》的情景。在目前报业一片哀鸿的形势下,这个价格或许是一家顶尖的传统媒体所能获取的最大溢价。看看最近两年的其他交易就知道了:《波士顿环球报》刚刚被《纽约时报》以 7000 万美元出售给当地一家橄榄球队的老板,这个价格只是 20 年前《纽约时报》购买价的很小一部分;曾经是《华盛顿邮报》子刊的《新闻周刊》更惨, 2010 年被以 1 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愿意承担 5000 万美元债务的音响业富豪西德尼·哈曼。对哈曼来说,这与其是一笔商业交易,不如说是一次慈善行为。 哈曼和另外一位媒体大亨巴里·迪勒定把《新闻周刊》和后者创办的每日野兽新闻网站合并,当时打的是交叉销售广告的如意算盘。 2011 年 4 月,哈曼去世,其家族决定停止投资,把合并的媒体完全甩给了迪勒的 IAC 公司。虽然名编蒂娜·布朗被迪勒挖来做新闻周刊 / 每日野兽公司的主编,依靠大胆的编辑为日趋衰败的《新闻周刊》赢得了不少眼球,然而却也不足以弥补每年 4000 万美元的印刷和发行开销。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人员、场地和其他花费。 终于,在 2012 年 10 月 18 日,蒂娜·布朗同 CEO 巴伯·塞迪一起宣布,在纸质杂志持续出版 80 年后,《新闻周刊》将转向全数字方式。 12 月 31 日是纸版的最后一期。在一封题为《 翻过了这一页》的致读者的信中,两人写道:“根据判断,我们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可以以全数字的方式有效地到达我们的读者。就在两年前还不是这样。”新的产品叫做 Newsweek Global ,它将“被付费订阅所支持,可以通过网上和平板电子阅读器获取,其中一些精选内容会出现在每日野兽网站上”。 2012 年的圣诞节,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打开报箱,都看到一封灰色的“讣告”:在一张俯拍自空中的黑白照片上,一幢 Art Deco 风格的摩天大楼,从纽约曼哈顿的街区耸起,宛如一座墓碑。照片中央一行大字标题: #LAST PRINT ISSUE (最后一期印刷版)。这就是美国第二大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印刷版最后一期的封面。那墓碑般的大楼,是 2010 年和杂志本身一同被收购的前《新闻周刊》大厦。 由此,杂志业多年偶像之一的《新闻周刊》,已经变得不可以被称作杂志了。到 2012 年年底,它已转变成为一家网站,一个移动应用,一家会议公司,但却不再是印在纸上的一个图文集合。塞迪称,走向数字化最终“解放”了杂志,它原有的品牌被印刷版的“形式”和“经济学”所束缚了。这恰恰道出了印刷媒体今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报纸和杂志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 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均下来,管理成本占 14% ,纸张 16% ,印刷 20% ,发行 9% ,广告开销 14% ,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只有 27% 。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当然,报纸步入黄昏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由于人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 NPR 的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甚至极而言之: 30 岁以下的人不读报,即使他们的年龄增长,也不会读。 另外,报纸的商业模式日暮途穷。平面广告不断下滑,虽说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口,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这正是格雷厄姆家族忍痛割弃他们已拥有四代的《华盛顿邮报》的原因。他们面对报业转型的惊涛骇浪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转型要求的不仅仅是止跌补损、保持盈利,还需要投资未来。对未来的投资也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报纸的社会意义问题。所以《华盛顿邮报》的掌门人唐·格雷厄姆坦率承认,即使不出售,这份报纸也能生存一阵子,但是“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 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怎样的?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 80% 。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 / 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具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刚刚去世的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 怀旧者大量存在。在得知《卫报》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的消息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但不管这个呼吁显得多么动人,恐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证《卫报》彻底告别油墨与纸浆。 在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分到来:所有的报刊都停止纸版印刷,只出数字版。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将来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也没人清楚当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有哪些报纸和杂志会存在。当然这也不只是报纸和杂志的故事,在网上到处流传的视频显然也已经极大影响了电视台,不过那是一个需要另外讲述的故事。 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卫报》已经走在关掉印刷机的路上。它提出了“数字化优先”( digital first )战略,它的高管甚至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   《卫报》的经营负责人亚当·弗里曼称,“数字化优先”战略将把传统记者和免费工作的热情公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奔向“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弗里曼说道:“像许多产业一样,报业是偶然开始的,印刷机发明出来,我们用那种方式分发新闻。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到数字化优先。比起关心平台来,我们更关心如何讲述新闻。”《卫报》致力于开拓网络所赋予的机会来传播所谓的 “ 开放 ” 新闻( “open” journalism )。《卫报》长期的主编艾伦·鲁斯布里奇用一连串排比诠释了什么叫做“开放”新闻。“旅游版在寻找对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环境团队试图扩大环境报道的范围、权威性和深度。国际报道组想要收获尽可能多的来自阿拉伯的声音,以帮助报道和解释那场春天的革命。体育编辑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报道竞逐世界杯的 32 个国家球队。评论编辑希望拓宽辩论的光谱,从政治思想家到科学家到神学家到律师 …… 这家报纸正在超越一家报纸的界限。记者发现自己能够呈现更完整的画面。” 我特别关注弗里曼的这个说法:报业是偶然开始的。我们如此习惯于由大型报纸和电视网构成的“大众媒体”世界,以至于将其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大众媒体会不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现象呢?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的李·汉弗莱通过对信件、日记和其他前数字时代的表达手段的研究发现,如果放眼一段更长的历史时期,单向的、广播式的“大众媒体”并不是标准现象,相反,人际的、多方向的沟通才是主流——就像现在的博客、 Twitter 和 Facebook 一样。媒体从来就是个人化的和社会性的。换言之,当我们以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沟通方式时,我们其实是在重返过去。 汤姆·斯丹达奇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数字媒体的本质的文章,认为社交媒体和所谓的“网络化新闻”( networked journalism )的互联性映射了报纸被发明之前的媒体的运作方式,那时,地方的小酒馆和咖啡屋扮演着信息生态系统的中心角色。在他看来,大众媒体只是历史的一个“插入语”。今天,在我们重返媒体未来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利用媒体系统的网络化、社会化和小规模生态圈的特性而发展自身的新实体,比如已经拥有坚实基础的新媒体《赫芬顿邮报》,又如很多人寄望能华丽转身的《纽约时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对于硅谷新贵贝索斯究竟会把《华盛顿邮报》带向何方充满期待。因为只有创新的新实体,而不是旧媒体,才能决定新闻的未来,尽管新闻纸( newspaper )可能注定是没有未来的。在一种非常真切的语境下,新闻人的确既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 不过说到新闻的未来,更有意思的是《卫报》的弗里曼的这样一段话: “它将是在报社大楼内的记者同大楼外的专才之间的一种协作 …… 他们是专才,因为他们和记者一样关心那些话题。他们不必是教授。”而我的朋友、纽约的新闻学教授杰夫·贾维斯在评论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时和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可以预期很多人会欣喜若狂,因为贝索斯懂得如何卖东西。毫无疑问,他当然知道怎样打造付费墙。可我不认为那是他的关键价值。贝索斯的核心能力是打造关系。作为新闻业者,我们必须停止把自己视为一种叫做内容的大众化商品的生产者,而开始认识到,我们身处某种服务业,其产出是知情的个体与社区。”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809/10399316_0.shtml

纽约时报 | 中国情妇们的报复

托马斯·弗里德曼 每隔一段时间,你会读到一篇新闻报道,揭露的问题如此深刻,让人不由地深思:如果我们五年后再回看,会不会说,“我们早该预见到这会发生。那篇文章已经发出了警告。” 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篇报道就刊登在7月25日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它讲的是遭到腐败的中国政府官员抛弃的情妇已成为该国最重要的揭发者,她们借助互联网来揭发高级官员的种种丑行。文中详细描述了纪英男事件:26岁的纪英男之前与国家档案局一位副司长范悦订了婚,到头来却发现,他从头到尾都一直有妻有子。 《华盛顿邮报》写道,为了报复,纪英男“在网上公开了数百张照片,通过这扇罕见的窗口,外界得以一窥一名中央政府官员的生活。这名官员尽管收入不高,但显然有能力慷慨地给他的情妇”提供数不胜数的奢侈品。文中还写道,“纪英男称,他们第一次出去买衣服,在普拉达(Prada)专柜花费近6万元人民币买了一条裙子、一只女包和一件披肩。认识一个月后,范悦为两人租了一套房子,房租每月9000,并购置了十几万元的床品、家电、苹果台式电脑和苹果笔记本。纪英男还表示,后来范悦给她买了一部银色奥迪(Audi)A5。这部车在美国的售价约为4万美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纪英男在写给共产党的举报信中称,‘他每天在我钱包里放现金。’” 还有更妙的部分。《华盛顿邮报》称,“中国的一位知名博主朱瑞峰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纪英男的照片和视频。他表示自己上月曾与范悦交谈过。范悦告诉他,花的钱不及纪英男说的那么多,没有花一千多万,而是花了三百多万。朱瑞峰还说,范悦告诉他,‘她不是好女人,太贪。’” 哦,我明白了,没花一千多万。知道这一点真是太好了!这家伙是国家档案局的高官,他在档案室里从事了什么样的违法活动才能挣这么多钱呢?腐败存在于每个政府,包括我们美国政府,但中国的腐败形成了产业规模。我的同事张大卫(David Barboza)去年曾撰文揭露温家宝总理的母亲、儿子、女儿、弟弟、妻子及妻弟一共聚敛了27亿美元的资产。不过,看到一名档案局副司长能够聚敛这么多钱财,还如此肆无忌惮地挥霍,你会开始产生不解和忧虑。 去年9月在中国期间,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从中国商人那里听到的新口号:“赚到钱就走”。我还听到一种对中国经济模式信心的缺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们应当希望,中国能够从共产党一党专政平稳过渡到更能体现共识的多党制,并从其低工资、高出口的国家主导的指令性经济平稳过渡到多元化经济,也就是走上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道路。中国的巨额储备将有所帮助。 世界很难承受中国出现混乱转型的结果。美国受困于缓慢的增长,欧洲陷入停滞,阿拉伯世界正从内部崩溃,而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如果中国增长乏力、就业率走低,再加上对腐败官员——还能捞的时候他们就会赶紧捞——日益增强的不满,我们将看不到中国的平稳过渡。倘若人类总数的六分之一要开始经受混乱而迷茫的政治与经济转型,世界都将为之震动。 假如中国记者、博客作者、公民团体,当然还有那些被互联网赋予了力量的情妇们,能够揭露腐败行为,继而不仅让转型显得必要,而且使之成为可能,那么这将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这些高尚的公民社会参与者要想成功,就必须在共产党内部找到盟友,必须赋权给那些了解失控的腐败对稳定及党的未来构成威胁的党内同志。 纪英男和范悦的故事娱乐性十足。但是,如果这只是为中国带来动荡局面的腐败行为的冰山一角,就让人笑不起来了。中国官员的所作所为无论好坏,都不仅会对我们有所影响——从美元的币值,到美国的利率水平,再到我们呼吸的空气的质量——它还可能是美国政府之外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因素。 人们有理由担心。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曾任奥巴马总统的中国事务高级顾问,撰有《奥巴马与中国崛起》(Obama and China’s Rise)一书。他说,“中国领导人将其经济从一潭死水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其中展现出一种胆识;但在发展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发展善政和廉政方面,毫无疑问未能体现出与之匹配的胆识。”他还指出,如果中国领导人不处理这一问题,“那么,将涌现更多的腐败,与普通民众更加疏远,冒出更多的稳定问题。那样的话,不仅对中国不利,还会对美国不利,因为两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相关日志 2013/08/02 -- 博讯独家曝光:薄熙来家北京的两处房产,一栋就值3亿 2013/07/31 -- 薄熙来被提控案 大连实德徐明是最大行贿人 2013/07/31 -- 财经杂志披露薄熙来涉及受贿贪污事实 2013/07/31 -- “群众路线”路在何方? 2013/07/30 -- 从葛兰素史克丑闻看习近平改革诚意 2013/07/30 -- 成人奶妈交易:有性行为 接受服务要写心得 2013/07/30 -- 《财经》薄熙来贪污罪揭底:大连实德徐明是最大行贿人 2013/07/30 -- 薄熙來“家奴”徐明的官商勾結路 2013/07/29 -- 记者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渎职 2013/07/29 -- 何清涟:调查葛兰素史克的醉翁之意

维权网 | 成都“链子门”受害者陆大春向最高法院提出刑事申诉(图)

(维权网信息员陈华报道) 2009 年 2 月 23 日 上午 9 点多 ,四川省蓬安县相如镇黎家店村二组的陆大椿路过成都市中级法院门口时,看到有近两百名访民头戴冤帽、手挽铁链,在抗议示威﹙即链子门事件﹚,便电话告诉给了黄晓敏但不知黄晓敏其实早已在现场并现场借用相机,但未拍成照片,离开现场后,又告诉了幸清贤。幸清贤据此口述写了一篇博文。仅此而已,陆大椿即被抓去刑讯逼供,不但被判了二年刑,而且刑满获释时,又被监视居住,直至二审结案时才得以解除。 出狱后,陆大椿向乐山市中级法院、四川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 2013 年 7 月 29 日 ,陆大春签收到四川省高级法院在 6 月 14 日 以( 2013 )川刑监字第 146 号作出的《驳回申诉通知书》。 7 月 31 日 ,陆大春以邮政快递的形式,向最高法院递交了《刑事申诉书》,并随信写了一封《特致最高法院并周强院长一封公开伸冤信》。 全文如下: 特致最高法院并周强院长一封公开伸冤信! 尊敬的最高法院并周强院长:您们好! 我叫陆大春,男, 50 岁,汉族,身份证号码: 51292619630204401X ,小学文化,住四川省蓬安县相如镇黎家店村二社。今含泪向您们反映问题如下: 我于 2009 年 2 月 23 日上午 ,我不幸从成都中级法院路过,不幸看到访民聚集。无聊之中,向一网民打电话,不想该网民早知此事并早在现场,我又借别人相机拍照,不想操作错误,照片未拍成;离开现场后,未再回现场,只是在别处又向另一网民口述了所见情形:我认为这是因司法不独立和监督缺失及司法自身问题导致的矛盾显现,访民们感觉对司法失去信心,才导致当天的群体事件。    事后却被与当天事件的参加者一并定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共犯论处,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我为此不服的是,仅凭以上“通知”、“照相”、“口述” 的事实,证据,不足以对我定罪量刑。因此,我要求必须说出,我到底是如何“聚众”?,怎么“扰乱”?是否“积极参加”?,到底符合“罪名构成要件的哪一条” ?必须给我个说法。    为伸冤,更为坚定的政治信念,我向乐山市中级法院上诉,但由于二审极力阻止我请律师未能如愿,后来律师到庭,开庭未审、直接宣判,被驳回;申诉听证后仍被驳回;向四川高院申诉,仅得到一份来信来访回复函,实际上是不受理;随后用大量电子邮件并于今年 3 月 29 日和 5 月 6 日 又用两封特快专递向您们最高法院反复申诉后,省高院不但又未开庭,而且连问都没问我一句,就于 6 月 14 日 ,以( 2013 )川行监字第 146 号,驳回申诉。我于 2013 年 7 月 29 日 才签收。期间,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政法干部以及众多律师都对我深表同情,有关警方也主动与我反复谈过,在不平反的前提下给予赔偿,因赔偿金额争议较大而未果,但就是无法改变判决。    以上所述:在以法治国和疑罪从无的精神下,我要问的问题如下: 一、具有重大争议的刑事上诉申诉案到底该不该开庭公开审理? 二、温家宝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批评政府,但我因上述言行被判刑,这到底是在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批评政府,还是在创造条件打压人民、钳制人民? 三 、不幸看到访民聚集的场面后,电话通知他人看热闹、借他人相机拍照、向他人口述了现场情况并对法院提出批评的言论行为,到底是不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因公诉机关指控和法院判我犯罪的所有事实就是“通知”、“照相”、“口述” 这三条。 四、司法如此野蛮,将引导中国未来社会走向何方?! 如此野蛮定罪,到底是不是当权者要废除法律对自己的妨碍和约束?法律本是循着理性、秩序、正义的名义来规制非正义,区分纵向比较和价值排序,从而将人与人之间、民与官之间、远古与现在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这些区分排序在人们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规则意识,这种意识在正常与反常、正确与 謬 误、善与恶、好与坏之间作出界定和区分,并对反常、错误、邪恶行为予以谴责、排斥、监视、禁锢。法律很大程度上就是确定、维护权利的手段和形式。民众正是从法律的价值理念中走来,却受到非法的待遇,其心痛之处令人酸楚。 法律的尊严,在于公民的信仰,惟其如此,法律才能在公民心灵中筑起光滑的铁轨,严丝合缝、畅通无阻,否则法律的实施,不仅阻力重重,而且会被公民束之高阁、置若罔闻。如此野蛮定罪,到底是不是在强迫人们只能遵从权力而不能敬畏法律?在以法治国的今天,到底还需不需要普通公民法治意识的萌芽与生长? 到底还要不要更多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更多公民在法律框架内到底要何时才能实现权利的救济?我们何时才能看到法律能够惩奸除恶、护佑正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宪法、法治精神到底要到何时才能实现?回顾本案中很多当事人的诉求,在成都中院,都是被拖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难道这不是因司法不独立和监督缺失及司法本身问题导致的矛盾显现,让访民们感觉对司法失去信心,才导致当天的群体事件吗?如果法律不能给百姓一个说法,又如何让百姓相信法律能够伸张正义?其实,每一个判例,都是公众法治信仰的基石;而每一次失误特别是每一次明显的人为错误,都会是法治信仰崩塌的链条。 在所有的治理方式中,法治无疑是达成善治最廉价的方式。如果每个人的不幸,在一开始就能得到法律的尽心呵护,如果那些泯灭人性的犯罪分子,在一开始就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每年还会发生无数的群体事件吗?还会有无数坚定的上访公民吗?众多没有“赢家” 的各种极端悲剧事件还会一再反复重演吗?中国未来到底是需要一个人人对法律信仰敬畏的良性有序社会,还是需要一个弱肉强食的互斗恶性无序社会? 综上所述:我现在的唯一要求,就是开庭公开审理,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必须说出,我到底是如何“聚众”?,怎么“扰乱”?是否“积极参加”?,到底符合“罪名构成要件的哪一条” ?必须给我个说法。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如果大众特别是法学专 家 教授,都认为我的言行确实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的话,我绝不强词夺理。任何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都会给人一个说理讲话的地方。 同时要求法院责成公诉机关出示成都市看守所接收申诉人入所时的全程原始录音录像资料及该所于次日的验伤记录等,以证明警方刑讯逼供行为。 为此,今特以此信伸冤于最高法院并周强院长,请予以审查为谢!我在含泪期待! 此致 公开伸冤人:陆大春 电话: 15390292672 2013 年 7 月 31 日 于蓬安 刑事申诉书 申诉人:陆大春   男   50 岁   汉族   身份证号码: 51292619630204401X     小学文化系四川省蓬安县农民   住蓬安县相如镇黎家店村二组。     有效联系电话: 15390292672 申诉人因所谓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不服生效判决文书案号: 1 、 2010 年 9 月 28 日 “乐山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0 )乐中刑初字第 7 号刑事判决书”; 2 、 2011 年 5 月 10 日 “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0 )乐刑终字第 202 号刑事裁定”; 3 、 2012 年 4 月 6 日 “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1 )乐刑监字第 8 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4 、 2012 年 10 月 8 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2] 川高法立信 316 号来信来访回复函”; 5 、 2013 年 6 月 24 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3 )川刑监字第 146 号驳回通知书”; 申诉具体请求事项: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申诉人对上述判决、裁定、驳回、回复函、驳回表示不服,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特向最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八项和二审裁定相应部分的裁项;原审判决及二审裁定、驳回通知、回复函件、驳回通知,对事实认定不清,有罪判决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申诉人有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撤销原审判决、二审裁定,改判宣告申诉人无罪。 申诉理由(要点部分): 原审判决、二审裁定、申诉驳回通知、申诉复函、申诉驳回通知,在认定事实上和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申诉人有罪。 申诉依据的法律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三)、(四)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项规定。 申诉理由(具体部分): 一、原审判决、二审裁定、再审驳回、申诉复函、申诉驳回通知,存在“证据不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情形,应予依法纠正。     原审判决和二审裁定结果、再审驳回通知、回复函、申诉驳回通知,不符合修订前《刑法》二百九十条规定的成罪基础,对申诉人的定罪量刑,缺乏主客观要件事实,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申诉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依据刑事司法审判基本原则,审理和裁判时,应当将检方起诉的事实与刑法罪名条款规定的要件进行对照,成罪要件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该法条定罪量刑,反之则不能定罪判刑。遵循这样的基本思路,考察原审判决、二审裁定和申诉驳回通知及回复函再以及申诉驳回通知,对申诉人的定罪裁判,问题出现在将基础法律规范和事实要件混杂适用,使判决陷入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泥潭,以残缺不全的证据制发没有根基的裁判,五份法律文书缺乏严密完整的证据链,审理和判决不合法,裁处结果出现非纠不可的实质错误。 二、认定事实与定案证据上存在的问题: 乐市中检刑诉( 2010 ) 07 号起诉书第 5 页表述:被告人于 2009 年 2 月 23 日 当日到达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即电话通知黄晓敏到场,并借用曾荣康的相机对现场进行拍照,离开现场后,被告人找到幸清贤,向其口述了 2.23 事件现场情况。 从上述仅有的不足一百字的起诉事实查知,反映出的焦点及行为方式用六个字三个关键词概括:“通知”、“照相”、“口述”。这也是公诉方及审判者定罪的全部事实要件;但这三方面的事实认定出现前后矛盾。据两审认定严文汉在 2 月 22 日下午 就通知了黄晓敏的事实排除了申诉人“通知”的情节;“拍照”一节因相机出问题,没有拍成功;只有“口述”一节,但口述与幸清贤形成博文之间缺乏行为关联度,仅有口述事实,不能足以认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 乐中刑初字第 7 号刑事判决及二审裁定确认的事实以“书证、证言、供述”为定案证据链,但在 25 份书证中没有关于申诉人有违法行为的证据材料; 37 份证人证言中没有关于申诉人犯罪事实的陈述;只有陈述人证据第 7 号黄晓敏供述:是严文汉在 2009 年 2 月 22 日下午 6 点 左右给其打电话说有人 2 月 23 日 要到中院去,黄晓敏同时供述,并非因接到申诉人的电话后到现场(明确排除申诉人通知黄晓敏的事实);第 9 号幸清贤供述: 2 月 23 日中午 ,申诉人向其口述了中院门口发生的事。申诉人在原审、二审、再审和先后申诉程序中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事前并不知道 2.23 事件,期间也无积极参加行为,主观上不具有聚众扰序的动机和目的;客观上未实施扰序行为;不构成犯罪。 申诉人同时提出,自 2009 年 3 月 3 日起 申诉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严重超期羁押,对申诉人提请的取保要求未能重视;程序上存在刑拘前遭刑讯逼供,但未引起法院的认真审查,一、二审程序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凭借主观推断,直接将申诉人确定为聚众犯罪的积极参加者。 通过裁判文书可见,二审程序也发现了问题,所以在裁定时稍加改动,去掉了申诉人“参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活动的动机虽有不同,但均有通过扰序给司法机关施压的主观目的”,这样的认定很随意,是强加到无辜者(申诉人)头上的莫须有罪名。 三、适用法律错误的具体表现: 目击者将现场情况转述他人的行为,不能成为《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成罪要件,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法院将申诉人列为“积极参加者”治罪,其实是为打压访民人为拔高不够成罪要件,违背法律关于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基本原则,主观扩大刑法打击面。 申诉人没有聚众扰乱活动,没有制造事端,没有给有关方面施加压力的故意,对其他行为人的动机不明知,不存在与他人之间的共同故意;客观方面虽然有路过现场的情节,但并未介入其中,更不存在造成所谓的任何严重后果,仅以口头转述就认定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显然犯了客观归罪的错误。 1 、《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刑法没有规定无首要分子或与首要分子无关联的聚众犯罪,申诉人的行为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不能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判有罪。 两审裁判明显缺乏两个“故意”要件:即“共同故意”和“主观故意”: 根据“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证据识别原则,全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诉人有预谋实施聚众扰序的行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诉人与其他人对主观后果的一致性,两审适用刑法关于聚众型共犯的事实不能成立。 刑法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罪责认定原则,以“共同犯意”与“共同行为”为统一特征,共同犯意的表现特征是通过意思联络,共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各共犯之间在主观上表现为具有意思联络或语言或文字的沟通,对行为性质、地点、内容、分工进行商议。 本案按“事前无通谋的共犯”处理,但这样的情况也必须具备客观标准,司法通常遵从两个标准,以一般人的“认定标准”和“行为标准”。比如社会实践中经常发生着记者或路人拍照的现象,我们不能因记者或路人的照相或写成文章爆光,就将公布事件的记者或路人打成事前无通谋的共犯。 两审裁判对申诉人的定罪缺乏主观上聚众的故意,认识因素上不具备认识到其行为是与他人并行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意志因素上申诉人并未希望发生社会危害的结果。 2 、《刑法》第二百九十条同时规定“聚众”“扰乱”“情节严重”三个事实要件,聚众行为是手段和方法,扰乱行为是目的和动机,情节严重是判断入罪的根本标准。本案无证据证明申诉人用积极参与聚众的方式来达到扰乱社会的目的,情节严重的标准也无从考查。刑法单独规定十四个“聚众”型犯罪,重在强调聚众是实行犯罪的形式和方法手段,而不是把“聚众”本身作为犯罪的实行行为;将打击对象限制在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考虑到一般参加者对聚众犯罪的参与程度相对较少,其危害性相对较轻,刑法不将此类情形列为刑罚处罚对象,客观上看,申诉人只是过路人,其手段、方法、目的、参与程度并未达到犯罪地步。 四、判决、裁定、通知、回复函、通知,在两个要件方面缺乏根据,导致无罪升格为犯罪: 两项重大错误:一是将申诉人认定为积极参加者,缺乏客观依据;二是将“扩大影响”确定为情节严重或损失严重,脱离法律规定。 从判决裁定要旨可见,积极参加者及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来源于口述扩大了社会影响,这样解释超出法律应有含义的范围,明显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五、审判程序违法,剥夺了申诉人合法权利: 自 2009 年 3 月 3 日起 申诉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严重超期羁押,对申诉人提请的取保要求未能重视;审讯申诉人时采取刑讯逼供措施,申诉人要求法院责成公诉机关出示成都市看守所接收申诉人入所时的全程原始录音录像资料及该所于次日的验伤记录等,以证明警方刑讯逼供行为。 六、将过路者打成罪犯,显现的是人治思维高于法治理念: 本案反映刑事司法存在重打压、重维稳、轻法治、轻人权的工具化现象,将不够入罪条件的情况拔高成犯罪,主观扩大打击面,有悖于法无明文不为罪原则;用司法手段封堵确有正当诉求者的维权管道,让更多当事人蒙受不白之冤,这一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作法正遭受全社会的广泛质疑。 申诉人渴望最高人民法院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当纠则纠,使无罪者不受刑事追究。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陆大春   二 0 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爱思想|白志强:相隔八十多年的两条标语断想

  查阅民国时期资料。偶尔发现了一条江西某市苏维埃政府1928年发布的标语,如下:   “想有自己的地种吗?想吃得饱吗?想睡地主的小老婆吗?跟着红军走!”   这便是红军初创时期发动群众的理念。当然这也是标语。   而此标语我读了,反复读,四个短句,二十七个字,读了让人联想无端,思绪久久难以平静。   这是红军初创时期的标语,它有些粗犷,但经典。如果从现代营销学去归纳,她应该进入典型教学案例分析。营销学的原理应该是如何以最少的字数,或者叫做广告导语,去赢取最大的受众群体。   如果从政治理念去归纳,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一个阶段的全部内涵。在这里我不想引用走向一九四九,似乎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一九四九来划分的。但实际是一九四九只能算作一个阶段。她成为一个阶段的标志性大事件是:全国性的战争终结了,没完没了的灾难开始了。   而灾难的发生再发生循环往复,比之战争更加残酷。战争中的双方全知道对手是谁,把对手消灭了完事。或者被对手消灭了完事。而灾难的发生不可预测,它是天灾还是人祸?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灾难来自何方来自什么时间来自什么地点等等……这就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毛领袖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战争阶段他紧紧地抓住了争取农民这样的精髓问题,红军此前已经有了几次局部也不算彻底的土改,到了延安,毛领袖也有过论述,为——农民问题是中国的首要问题,谁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谁就是革命的成功者。但是,领袖在农民问题方面的重要论述如果查阅一下,你一定会发现领袖对农民问题的论述从理论上说是自相矛盾的。他如果要利用农民一定把农民的问题提到中国的首要地位,他如果觉得农民太难对付也一定要说——中国的问题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   我在查阅这样的论述时写的笔记也弄不清楚,我记录了不少卡片,用卡片12上的论述来对付卡片122上的论述,毛领袖一个人的说法却截然相反。后来我只能模糊地记录了,为:领袖对农民一生全在“利用”这两个字上。这样的社会科学命题有待学者们去深刻剖析,这不关我的事儿。   从哲学层面上说,对农民的论述可以在一个阶段说她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在另一个阶段说她是中国的麻烦问题;在再一个阶段说她是中国的首要教育问题……当然这样的命题全部成立。   但是从文学层面上说,农民是中国最可爱、最善良、最朴实、最明白、最温顺、最暴力、最具有劣根性、最顽固、最具有创造力、最能让中国进入超稳定结构的基础……等等方面的一个世界最大群体。   农民问题太复杂,实际上中国的历代帝王对农民也全是利用,利用好的,农民山呼万岁;利用不好的,农民把你推翻,如此恶性循环而已。   仍回到红军初创时期的标语上。   这二十七个字,把中国数亿农民可以一网打尽。中国农民真心愿意跟着这样的军队去打仗去革命去干什么全行,包括牺牲生命。   可以说农民的一生理想就是为这二十七个字而活的。   极快这样的发动群众的理念及标语就再提炼也加以改造和凝练,过渡到了六个字,为:“打土豪,分田地!”   而这样的太简单的口号,真是把中国数亿农民的心思琢磨透了。   我也琢磨过,能够想出这样的简单口号的绝对不是农民,是生长在农民中也长期浸泡在农民中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是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是当年的一代革命政治家们的集体创造。他们可能出身就是地主家庭,家境殷实却从小就不满足,他们从小就有理想、有信念、有改变整个中国的大抱负。   于是,他们首先要打倒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他们是立志要改变中国的人。而这些人就是民国时期的一大批国家栋梁人才。   我创作的剧本《雾柳镇》(已经在全国各大卫视播出的33集电视剧)开场就是如此,一个富家子弟让父亲送进省城念书了,突然发生了五四运动,他立即抢了自己家的钱财出去弄事儿了,一个秀才要打倒军阀了。而当年这样的进步青年或者叫做革命政治家们,就是如此把他们的爹娘气得直煽自己的脸也恨不得一头撞死。   当年也真有些革命家的父母或者是祖辈因此而死的。养了个“大逆不道”的子孙啊……   但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   民主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民权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民生是核定全国土地,把土地按人头以地价折算分到农民手上。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国民政府这样的宗旨,她没有红军那样的理念来得彻底来得痛快,红军就是六个字一下就把农民的心灵全体抓了过去。   所以红军和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养精蓄锐,让国军正面抗战,我军只是组织些敌后武工队和游击队,现在已经解密的资料全面显示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参加任何大战役。而林彪参与的平型关大战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斗,后来这样的局部战斗被无限夸大,那只是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编造的假历史伪历史而已。   当然到了……后来……   这些出身于大家庭或者是大家族的政治家们、军事家们成了气候,他们的家庭和家族也因为自己的子女闯荡全中国、解放了全中国名声大了,但是家庭和家族却受到了影响,时尔红火,时尔倒霉,时尔沉寂,时尔被抄家,时尔家破人亡,时尔家族的祖坟竟然也被刨了,先人们的骨殖被抛于荒郊野岭……   这大概也应该是革命的代价之一种了?   当然这样的灾难轮不到领袖身上,但是除了领袖一人之外,共和国的所有开国元勋们全体提心吊胆地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领袖阴影之下。   我们的共和国开国元帅及将军们,稍一翻阅他们的家史,竟然几乎一多半是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出身,否则他们如何能够在上世纪五四运动暴发前后已经纷纷出国留洋?这些知识分子或者叫做职业革命政治家们学成归来,背负着民族的使命,而加入红军之后,一路打将过去或者是一路长征过去或者是一路败将过去,他们的理念始终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要发动群众,他们的生存之本就是中国的农民和乡村。   而中国的亿万农民谁不盼望有自己的土地种粮食呐?谁不盼望着吃饱呐?再别说如果参加了红军竟然可以睡地主的小老婆了?!   于是,这一条标语成了千万农民参加红军的原始动力,也正是这样的红军的理念,改变了中国前进的历史。   暂且不说历史上真实的民国时期的世界格局。   据已经解密的资料显示,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实际是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在中国这块地大物博的国土上的实力博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这次大战的最终胜利重新划分了世界势力范围。而中国在国际棋局中的格局将决定世界格局。在这样的博弈中,极权专制国家前苏联胜出,斯大林反复盘算,决定出兵东北支持我党我军。当前苏联开始全面支持毛泽东当中国领袖的时候,最终是老红军、老八路、当时及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把全中国解放了。   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农民有了土地后的激动及兴奋是哭是吼万岁万万岁,是对着自己家的祖坟向先人们倾诉,终于熬出头了,咱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了!   但是,农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的幸福太为短暂,他们刚刚分到了土地的兴奋感还没消失就被共产了,他们的愿望在接下来的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极快地走向了农村合作化,土地成了集体的了。   新的折腾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开始了。直到目前,现在土地全部是国家的了?   于是,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解放后的大饥慌,而被饿死的灾民人数竟然超过了民国时期的历次战争死亡总人数。但这样的悲惨事件被意识形态所遮掩,也被中国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著书,书中披露的惨烈程度是中国历史几千年中最可怕也最漫长甚至是惨绝人寰的。   于是,中国再次成了人口世界第一,贫穷也是世界倒数的前几位。   数亿农民们跟着党和领袖革命了,怎么还要挨饿?到手的土地怎么又收回去了?当然更没有地主的小老婆可睡了?就是残存了些许极个别的地主的小老婆,也个个许娘半老苟延残喘的,谁敢睡?那是阶级斗争问题,是流氓作风问题,再稍稍上升一点儿,是反革命问题,那还不枪崩了你!   终于改革了,而此次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革没有停顿。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停止不前。   而中国的这次全面改革也被保守派左派和毛派们称为“全面复辟”,这条路实际是中国全面复辟走向资本主义的路,这条路也是中国几千年来走的最为彻底的路,但干是这么干了,就是不这么说。   中国的理论总是迟滞的,或者是没有理论指导下的前行。   中国的理论极为怪异,是捂着干,不讨论;是不管白猫黑猫;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讨论;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再之后才是几个代表几个坚持八荣八耻和谐社会什么的……这样的指导性的理论不是理论,还是口号。   但是中国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仍有太多的社会科研课题是空白没有被研究,没有被理论化或者是意识形态自相矛盾的归纳化条理化,还有太多的羁绊及太多的体制上的难题不能去探讨,我总想找机会就坚持这样的固执观点或者叫做观念,中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大时代是思想启蒙和经济崛起但是总被毛派左派和搅屎棍派搞得矛盾重重的年代,于是,才有了荒诞派和荒诞事情不断发生。   比如另一个网络上风传的口号,这也是改革中的矛盾,却也是荒诞的矛盾。   我近期在回顾新闻事件,发现了某省富裕乡镇,出现了一条标语,如下:   “打书记,要田地!”   这句口号的出现也是知识分子才能想出来的,也可能是长期浸泡在农村的知识分子想出来的,这句口号的发明者也有些当年革命政治家的理念。只不过这样的理念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恰好掉了个方向。   这是富裕后的乡镇村落严峻的现实。农民们没土地了,土地被村官儿卖了,当然也被上面更大的官儿和各级政府换成了巨额钞票。   这条标语出现之后,村民们立即行动,而书记们成了当年的土豪,纷纷外逃。当村民们的行动有些八十年前的迹象时,也有了当年打土豪的架势时,才发现抄了书记的家,里面的现金和珍宝及太多的名贵家具,让当年的地方土豪们相形见绌。当年的土豪们要是和今天的小小的村书记们相比,那才是小巫见了大神。因为改革给一些富裕乡镇的小书记们带来的实惠及暴富太不可想象,这些村支书绝对“不睡地主的小老婆”,是包养了年龄更小也时髦的二奶三奶,包养了大学生,日子过得像个冠冕堂皇的“山大王”了?   我党在变质,从最高层的抓捕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前几天进入公审程序,到最基层的村支书,全面腐败。我党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领域在变质。理论界应当对这样的变质论述一番,把变质的因果关系上升到文史哲层面去解剖分析,这才是当前要紧的事情。救救党吧!   八十多年前的红军初创时期的标语,改变了中国的前进历史。   今天出现的标语,也在改变中国的历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   村官儿们要是不领着村民们或者是群众们集体致富,那便是危险的冲突发端,是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的发源地。当村民们全体改变了农业户籍,成了城镇市民,但还是底层群众之后,这些群众实际还是生活在一个行政村落,只是他们没地种了,他们的土地全让卖了,他们一无所有了,他们成了都市边缘地带的无根的落叶,他们成了一座大都市边上的游魂,他们需要一个领头人,需要一种生活的安全感,一旦他们没有了生存的起码保障,他们就得起来“打书记,要田地”了。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但是中国目前的问题太多太繁复,如果在许多的根本问题上找不到解决方案,改革或者是别的提法说法新词汇,会反复会流血会付出代价会让底层社会一次次失望甚至绝望。   这两条标语相隔了八十多年,形式和内容却惊人相似。只是方向截然相反。   而上述两条标语全是暴力解决问题,但是——凡是暴力解决后的问题,全是把中国的历史往回拉,往回拖,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结果是新一轮暴力仍在酝酿之中,这才是最为可怕的恶行循环。   中国再不需要暴力了!   2010、9、20、凌晨,匆匆写于北京、没发!   2013、7、改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笔会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194.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Co-China周刊 | 吴飞:从“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规则 看美国的言论自由

要为镇压言论提供理由,就必须存在畏惧的合理基础:一旦实行言论自由,严重危害就将发生;所忧虑的危险必须迫在眉睫,并且所要防止的危害必须是十分严重的( relatively serious )……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是美国人最为熟悉的司法标准之一,在宪政学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该规则出台以后,围绕它的论争就没有停止过,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原则明显有违于第1修正案,因而是违宪的,但也有一些人对此持赞同的态度。 一、“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规则产生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左派势力对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且号召人们反对美国政府的备战政策。为此美国国会于1917年制订了《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该法确认了3项新的犯罪活动:“在合众国参战时,(1)任何人不得企图以故意制造或传达虚假报道或错误陈述来干涉合众国军事行动的成功或促使敌人成功;(2)任何人不得故意引起合众国军队的违抗、不忠、兵变或拒绝履行使命;(3)任何人不得故意阻碍合众国的征兵计划,以损害合众国或其服役。违者可被判罚不超过10,000美元罚款或不超过20年的监禁。”1 此后,美国政府根据该法精神,指控左翼势力阻碍政府征兵的言行。 1919年出现了有名的“抵制征兵第一案”(Schenck V. U.S.),该案的被告查里斯·申克(Schenck)是美国社会党总书记。在该党散发的传单中,呼吁人们“不要向恐吓投降”,号召美国公民索求自己的权利,指责美国政府无权把美国公民送往国外去枪杀其他国家的人民。联邦政府认为申克在鼓动抵制征兵,因此据《反间谍法》对他加以指控。在地区法院审讯后,大陪审团裁决被告有罪。申克认为《反间谍法》违背了第1条宪法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认定申克构成犯罪。霍姆斯法官(J. Holmes)为最高法院首次确定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司法原则。他在解释高等法院作出这一判决的理由时指出: “我们承认,被告传单所说的一切,若在平时的许多场合,都属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但一切行为的性质应由行为时的环境来确定。即使对自由言论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一人在剧院谎报火灾而造成一场恐怖。它甚至不保护一人被禁止言论,以避免可能具有暴力效果。每一个案件中,问题都是,在这类环境中所使用的那些言论和具有这种本性的言论是否造成了一种明显和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以致这些语言会产生国家立法机关有权禁止的那些实质性罪恶。它是一个准确性和程度的问题。” 2 霍姆斯认为,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许多在和平场合可以说的话就会对它的努力构成如此的障碍,以致于只要人们还在战斗,他们的意见就不会受到容忍,而且任何法庭都不会把它们看作是受宪法权利保护的。人们似乎承认,如果这些言论被证明会对征兵产生一种实际妨碍效果,那么,对于导致这种效果的言论可以追究法律责任。 此案的裁决是美国高等法院关于言论出版自由作出的第一个重要裁决 3,“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设定言论自由之司法标准的先河。在此之前,国会曾制定了一个管制言论自由的法律——1798年的危害治安法,也引起了一些讼案,但都没有上诉到最高法院,也就不可能产生对它的合宪性进行司法审查的问题。但公众舆论对该法的抨击却自始就非常激烈,肯塔基州甚至还通过了一个谴责该法的决议。1798年的危害治安法至1801年3月3日效期届满。自此以后一个多世纪国会未制定管制言论自由的立法。1917年《反间谍法》的出台始为联邦最高法院设定言论自由的司法标准提供了契机。 从申克诉合众国案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表述的上下文分析,联邦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的立场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一是第1条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权利,国会得制定关于言论自由的法律;二是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可作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之分,而不是不分背景、场合、时间概无差别;三是对言论自由以保护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四是确定一项绝对的标准是困难的,在涉及到言论自由的讼案时,言论是否要承担责任得视发表言论的性质和当时的环境而定。如果认定霍姆斯在该案中已经很有目的地重新阐述第一条修正案的原则,这是值得怀疑的。4 实际上,他似乎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不良倾向”原则,因为他说:“如果一项行为(发表言论或传播文件),它的倾向和意图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只有根据效果才可给这项行动定罪。”可以看出霍姆斯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也不是非常清晰的,另一位自由主义的大法官布兰代斯(J.

美国之音 | 千余人联署呼吁释放许志永等公民运动参与者

香港 — 在新公民运动发起人、法学家许志永博士7月16日被北京警方刑拘后,由中国公民发起的呼吁释放许志永及其他公民运动参与者的联署信,得到海内外的呼应。截止7月27日,已有超过1207人签名。而同时,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近日也发起紧急救援行动,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许志永及李焕君、李刚、宋泽等4位公盟成员。 由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企业家王功权、作家笑蜀等5人发起的公民社会呼吁书,强烈抗议刑拘或逮捕以温和理性方式、在合法范围内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的许志永等人,并紧急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呼吁信表示,将以公民的身份持续关注、持续追问、持续施压,直到许志永和所有因参与新公民运动的公民重获自由。 参与联署的包括程巢父、何方、许医农、冉云飞、廖亦武、程益中、艾晓明、郝建、李大同、刘军宁、王力雄、徐友渔、夏业良、刘苏里和郑渊洁等各界知名人士。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当局已刑拘或逮捕了至少15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 fullrss.net

爱思想 | 李景治:反腐之道:民主、制度与执行力

  摘要: 民主利于清廉,专断易生腐败。完善民主制度,民主选举、选拔清廉的干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贪官;监督制约权力,可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以权谋私。反腐败制度的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因此,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使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明确界定和限制权力,规定权力的边界,推进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公开化,建立决策追查制度,积极试行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反腐工作需要全面加强执行力,为此,要狠抓制度与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统一领导、协调八方,强化监督检查;坚决反对和克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依法加强执行力。   关键词: 反腐倡廉; 扩大民主; 完善制度; 强化执行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1](P54)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部署反腐倡廉工作。中纪委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和工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中纪委监察部于2013年年初,发布了2012年查办大案的情况,宣布薄熙来、刘志军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已移交司法部门审理,原广东省委常委周镇宏、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等案件已立案调查。由此可见,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此举深受民众欢迎,世人关注。但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有效防治腐败,做到标本兼治,还需要进一步围绕反腐倡廉扩大民主、规范制度、加强执行力。   一   民主有利于清廉,专断易生腐败。完善的民主制度,民主选举、选拔清廉的干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贪官; 可以监督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以权谋私;可以形成民主决策、集体决策的机制,防止个人专断,以及由此产生的腐败。   第一,坚持通过民主选举选拔清廉干部,排除贪官,严禁选举中的腐败行为。群众的眼光是最明亮的,哪些干部清廉、人品端正,哪些干部贪图享受、道德败坏,群众心里都有一本账。只有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干部的制度,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为此,需要扩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直接选举范围。要减少不必要的选举层级,使党员和群众有机会直接选举产生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领导班子的成员。原来的由党员和群众选举产生基层党代会代表和基层人代会代表,由他们代表党员和群众选举产生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的领导班子成员,再由基层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委全委会,由全委会选举产生常委会委员、书记、副书记,这种选举方式层级过多,不利于党员和群众直接参与基层领导干部的选举和把真正清廉的干部选举出来,也使一些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容易蒙混过关,得以升迁。同时,坚持扩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贪腐行为。   要保障民主选举富有成效,就要“规范差额提名、差额选举,形成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程序和环境”[1](P52)。候选人的提名和正式候选人的确立,在选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要使党员和群众有权利、有机会提名候选人。要采取上级领导机关提名和党员群众提名相结合的办法,产生正式候选人。必要的话,可以采取“预选”的办法选举产生候选人。候选人提名的人数要多于正式候选人的人数,使候选人的确立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实行差额提名、差额选举,才能充分体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志。   与此同时,要坚决反对、严厉查处选举中的腐败行为,确保选举公开、公正、公平进行。党的十八大后,人大、政府、政协开始换届选举。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针对此前存在的问题,突出强调换届纪律,专门提出“5个严禁、17 个不准、5个一律”[2]的严格规定。“规定”严禁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违规用人和以任何方式干扰换届。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对换届纪律最全面、最严格而又最明确、最具体的规定,如能坚决贯彻落实,必将对预防和惩治腐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加强对权力行使的民主监督。腐败的核心是权力的滥用和以权谋私,因此,反腐斗争的重点应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其一,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权选举国家和政府各级领导人,也有权利对他们进行监督。从理论和法律上来说,这种监督都不存在任何障碍。但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实行这种监督,还需要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操作程序的设计,否则,人民的民主监督就是一句空话。各级人代会和人大代表是人民行使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平台,应当进一步完善其具体的制度,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功能。除此以外,还应当开辟更多的渠道,搭建更多的平台,让人民群众可以有效行使监督权。   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后,还应进一步发挥其民主监督功能和在反腐倡廉方面的独特优势。   其二,加强党内监督。党员是党的主体,加强党内监督就必须全面加强其直接或间接监督的功能。党员可以通过党代会、各级党代表发挥监督功能。除此之外,还要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广大党员了解情况,便于监督。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完善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制度,推行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党代会代表列席同级党委有关会议等做法,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透明度”[1](P52)。同时,要强化全委会对常委会,尤其对党委“一把手”的监督功能,坚持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接受全委会的监督、检查和质询。   其三,强化舆论监督。要进一步发挥媒体、特别是网络的监督功能。媒体和网络的监督有其优势和特点,其在民主监督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媒体和网络眼光敏锐、视角独特、信息渠道畅通,能在反腐斗争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所谓的“表哥”、“房叔”、“房妹”案件,都是网友们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媒体和网络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功能,并将其作为反腐的新生力量加以倚重。党政领导机关尤其是纪检监察部门,应主动加强同媒体和网络的相互沟通,善于利用媒体和网络推进反腐斗争。同时,对媒体和网络的民主监督也要加以引导和规范,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促使其依法行使监督权。   第三,坚持民主决策。腐败往往与专断密切联系在一起。民主决策、集体决策不仅可以有效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领导班子内部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防止少数人以权谋私,有效防治腐败。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一贯组织原则和工作制度,但一些领导干部却置若罔闻。在其主持工作的地方和部门,民主往往是走过场,而集中则是少数人说了算;民主是“虚”,集中是“实”。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完善地方党委谈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1](P52)。所谓票决制,就是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这无疑有利于领导班子成员独立自主地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也会对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发挥制约功能,使其很难独断专行、以权谋私。   二   完善的制度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进行反腐斗争的可靠保障。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决定着行为者的选择范围、行为偏好及其行动能力。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制度一旦产生,就为相关行为者提供了约束和激励机制,为特定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角色提供了某种内在化的“行为规范”和认知模版,即指明行为者在特定情景下把自己想象和建构成何种角色。[3](P168)没有完善的制度和具体的实现形式,人民的民主权利就难以落到实处,反腐败斗争就难以取得实效。邓小平历来重视制度建设,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P333)。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强调,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1](P28)。衡量制度好坏的关键是看其是否管用,是否有成效。凡是管用、有成效的制度就应当坚持下去,不断发展完善。   反腐败制度的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就要求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有合理分工,相互制约,并通过权力的相互制约限制权力、管住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以权谋私。权力失去监督制约,就容易产生腐败,而管住权力、监督制约权力,就可以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如今,我国反腐倡廉的相关制度和方针政策已基本确立,但其具体制度和操作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制度和操作程序是贯彻落实基本制度和方针政策所不可缺少的。具体制度和操作程序不完善,基本制度和方针政策就变成了空中楼阁,难以贯彻落实。根据反腐斗争的需要,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明确界定和限制权力。要明确规定权力的边界,领导班子内部要有明确的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权责一致。不存在没有权力的责任,也不存在没有责任的权力,掌握一定的权力,就要负起相应的责任。当然,这种权力的分工和限制要与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相结合,既要实行分工负责制,又要坚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另外,也要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明确的界定和限制。“一把手”负责掌握全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权力没有边界。例如北京等地的党政领导班子都公布了书记、市长、区长的具体职责范围。这一方面有利于规范和限制其权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广大党员、群众和干部监督、检查他们的工作。反腐的实践经验证明,仅仅规定干部的职权范围、具体职责是不够的,还应规定哪些工作、哪些领域不允许其直接介入,也就是要明确标出“禁区”、“雷区”,防止干部涉险触雷。例如深圳等地方就明确规定党委“一把手”不直接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和资金的使用。   第二,推进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公开化。任何决策都要有一个过程。决策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不一定公开,但决策的结果和程序则要公开,决策的过程要实现制度化、程序化。任何决策都应当依照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例如决策的初始阶段要有充分的酝酿,接下来要有广泛的民主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采取民主集中的办法归纳总结出几种方案,由与会者通过票决从中选出最优的方案。   任何腐败都见不得阳光,而与非程序化的暗箱操作联系在一起。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腐败无法生存。要保障权力运行的公开化和程序化,就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公开化、程序化不能走过场,要防止暗箱操作。   第三,建立决策追查制度。在现行的制度建设中,明显缺少决策追查制度,致使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班子的决策随意性很大,甚至不负责任。有人贪污受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其余的人则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致使相关的决策顺利通过,这样决策必然产生严重后果。一旦问题发生,往往只直接惩办相关的人员,很少追查决策者的责任,致使决策失误屡禁不止,决策腐败难以遏制。建立决策追查制度,就是力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其一,建立健全干部任用的追查制度。凡是干部在一定任期内出现重大贪腐问题,就要追查对其选拔、任用、乃至提名者的责任,调查这中间有没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问题。用人不当者应当受到批评,而以权谋私者应受到相应的处罚。这一追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将对干部用人问题上的腐败行为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当然,人是会变的,一些不能严格自律的干部难免腐化变质,尤其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因此,责任追查制度不能简单从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些干部从清廉到腐败,也许是一个突变的过程,但多数人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要大家出于公心,从严把关,就会选出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排斥贪腐者和有问题的人。建立用人上的决策追查制度,既能遏制用人上的腐败行为,也能促使各级领导班子选拔任用干部时更加谨慎。   其二,建立健全重大问题决策,尤其是对重大工程项目决策的追查制度。此类项目涉及资金多、利润丰厚,往往成为众多投资者争夺的对象和众多利益群体的聚焦点,因此,也就成为不法商人行贿和干部贪腐的重灾区。项目的招投标以及最后确定中标人,都需要严格依法办事。一旦项目出现偷工减料和重大质量问题,造成“豆腐渣工程”,不仅要依法处理开发商,而且要追查决策者的责任,调查其中是否存在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贪腐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177.html

香港獨立媒體 | 習近平的政治路線 子秋

自習李主政以來,內地民間寄望政改的呼聲日益強烈。而習近平日前在中紀委全會的講話,似有明確中央政改決心的意味。從前一階段的反腐風暴可以看出,中共高層如胡錦濤、習近平等,已經對『不改革既亡黨』危機有清醒的認識。他們多番「亡黨亡國」的表述,顯示出中共作為執政黨已意識到失去政權的威脅。但改革意味著制約權力,也是意味著拿自己開刀,面對強大的紅二代所形成的政治經濟合力,習近平的主觀願望是傾向于何方呢? 7月21日至23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到湖北視察。習近平特意對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交代:『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20周年,一定要把毛主席故居辦成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習近平在第一日即連夜參觀了位於武漢東湖的毛澤東故居。此前習近平還參觀了西柏坡,他更表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 中國的政治生態,尤其是理論上,都在向左轉。雖然很難準確描述中國最高層到底是怎麼想的,但從習近平言行的蛛絲馬跡來判斷,他現在最優先考慮的是紅二代挺身而出執掌共產黨大旗,讓父輩們打下的江山固若金湯,而所謂的改革也只是為了整固政權。 習近平試圖接過薄熙來沒有實現的思想和沒有完成的事業。雖然他沒有像薄熙來那樣『唱紅打黑』,但他的反腐敗舉措和那些左的見解,跟薄熙來所鼓吹的一脈相承的。他們的相似點就是要讓『紅二代』接掌革命政權,他們這一共同的背景可能就是薄熙來案久拖不決的原因。在體制內薰陶長大的習近平和薄熙來,與其他太子党一樣,都是毛澤東堅定的擁躉者。他們天生有一種『和毛主席連在一起』的情結,這種具有家族特徵的情結成了紐帶,把具有不同利益派別的紅二代緊緊編織在一起。當他們既得利益和這種類宗教信仰交織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會用毛澤東思想獲得一種自我麻痹的道德支點。 習近平和薄熙來其實是一樣的,他們的路線都是毛澤東路線。研究一下薄熙來過去在內部對一些人所講的話,跟習近平的內部談話比較一下幾乎同出一轍,他們的看法相同——毛澤東雖然犯過錯誤,我們也受過毛澤東的苦,但是為了中國的穩定安寧和共產黨的執政,不能否定毛澤東。如果否定毛澤東,共產黨將會失去凝聚信仰的偶像而迷失方向,最後導致共產黨這條巨輪翻船。 薄熙來審判在即,人們試圖從這個判決結果解讀中國政治的走向。薄熙來的生死已成了全球的焦點,人們普遍認為,他們之間的傾軋只是出於畏懼薄熙來的梟雄氣勢,薄熙來讓他們聯想起毛澤東時代的殘酷政治鬥爭,若薄熙來得道無疑會打破紅二代內部權力及利益結構平衡,更會讓右派遭到滅頂之災。在此背景下,如果判薄熙死刑甚至要了他的命並不矛盾。對紅二代來說,雖然解決薄熙來有些『揮淚斬馬謖』的悲壯,但發生『煮豆燃豆萁』的結局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這是各派為了相安無事而妥協的結果。 習近平自身的思想來源,也主要來自於這個體制,他很少去接觸體制以外的右翼方面的資訊,右翼思想很難進入他的眼中和耳中。他能得到的右翼資訊,往往都是來自情報系統,這個系統對右翼往往是用敵對的眼光來描述它。作為一個總書記,長期關在『紅二代』思維的紫禁城裏,雖然可以有時走出來,但他接觸一些右派的人,都是都是站在『共產黨權力必須掌握在紅二代手中』為前提之上的。而這個先入為主的觀點,就使得習近平很難做出全面和精確度判斷。他之所以能見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是他們之間有一種私人淵源,也是因為他比較同情胡耀邦晚年遭遇,但這只是僅僅對黨內個別人物的同情而已。 對於當今中國最高層的政治人物,根據他們的公開言論來判斷他的真實想法並不可靠。尤其是在政治局勢處在這麼艱難的轉型階段,給他的政治言行下一個結論更難。就目前中國政局的演繹,全世界的人都在『聽其言觀其行』。如同胡溫政府的開端的蜜月期,人們對他們抱有的無限期望一樣,對剛上臺時的習近平也寄予了太大的希望,今天自然感到了很大的落差。但不能因為失望,就把習近平看死了而給他下一個僵硬的定論。在古今中外的政治鏡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人在臺上完全有可能有新的突破和新的選擇,這種變化當然也有可能在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習近平身上發生。

许小年 | 许小年: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许小年(本文为弗里德曼《自由选择》最新中译本序言,由出版方授权中国经济学人网刊发)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2008年,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曾经是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卷入海啸漩涡中的人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尽管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中央银行确实做出了努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投放,避免了流动性短缺,从而避免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正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我们岂可因其救火之功,而宽恕它的纵火之罪?如同《自由选择》第3章所分析的,美联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负有主要责任,弗里德曼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进入21世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再次出现重大失误,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却竭力掩饰,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他们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根据这一学派的说法,斯密所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如果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起码也可减少灾难的损失,这个理性力量就是政府,当然,必须是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这一学派主张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任何拯救都是有代价的,政府干预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皈依凯恩斯主义意味着用自由换取秩序和正义。这交易合算吗?事实证明,这不是等价交换,而更像不平等条约,公众交出部分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麻烦。姑且不论“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看似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实践中与设计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治世良药给憧憬理想国的人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伤害,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以救世主身份行事的政府。 凯恩斯主义在逻辑原点上就错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利益”,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社会”,就像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人民”或者“民族”。社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等具体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当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加息时,存款利率上升,储蓄者支持,企业则因贷款成本上升而反对,而且高利率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民因此遭受损失。又如政府管制产品价格,消费者欢迎,但公司利润下降,损害包括股民在内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任何一项政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什么是“社会利益”?无法定义“社会利益”,如何制定“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即使当人们的利益一致时,也是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诉求相同,例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符合某个绝对的和客观的“社会”标准。 在臆造了抽象的整体利益和抽象的利益主体后,要使悬在空中的抽象整体利益落地,变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就必须找到“社会利益”的代表,社会没有思考和决策能力,社会的代表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宣布唯有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唯有他们可充分理解“社会利益”,唯有他们能够设计理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计划,执行他们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就是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经过如此的概念转换,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精英主导的社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消融在“社会利益”中,变为多余的累赘。在更多的场合中,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障碍,遭到大众的唾弃和极权的压制。哈耶克尖锐地指出,强调集体利益的危险就在于它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行使者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假设了一个全能和仁慈的政府,“全能”的含义是无限的认知和执行能力,“仁慈”意味着以救民水火为己任。凯恩斯主义者将“市场失灵”归咎于人的“动物精神”,归咎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性、市场上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的“非完美”因素;当他们建议政府干预时,却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政府官员的完全理性,政府干预没有外部性,政府不可能垄断,政府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的政策成本等于零,一句话,政府是完美的。在这短短的序言里,我们无法一一解释这些经济学名词,读者只要对照关于市场和政府的不对等假设,就知道“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结论来自哪里了。完美的政府当然是我们这个不完美世界的拯救者,不需要什么理论,不需要数学推导,让我们在全能的人间上帝面前跪下祷告,让我们虔诚地假设…… 然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和凡夫俗子一样,既有理性计算的能力,也不乏“动物精神”。在计划经济的1959~1961年,政府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极高的投资率导致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的极度匮乏,以至于在和平年代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人类理性还是“动物精神”?2001~2007年,美联储大量投放货币,制造了二战之后美国最大的资产泡沫,泡沫的破灭引发2008年的金融海啸,这又是人类理性还是“动物精神”?电信业被称为“自然垄断”,于是在中国内地只有政府经营的企业才能进入这个行业,电信服务的价格也由政府决定,结果是中国内地的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比其他国家或地区高得多的费率,远远高于私人公司提供电信服务的香港。市场上的“自然垄断”厂商唯利是图,政府垄断就可以保护公众免受垄断之害了吗? 凯恩斯经济学假定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却假设他们最大化“社会利益”。对于这个明显的逻辑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讳莫如深。为什么人和人就不一样呢?莫非官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莫非他们从小接受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莫非政府的办公室有着神奇的魔力,进去的是饮食男女,出来的是智者圣贤?如果官员也和贩夫走卒一样,最大化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那么凯恩斯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的理论大厦立即倾覆崩塌。 《自由选择》一书考察了现实世界中的政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设想的全能仁慈政府。在现实世界中,官员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他们必然会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开或隐蔽地为自己谋求好处,例如不顾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福利开支,合法地收买选民。另一类常见的交易是议员通过有利于某些工商集团的立法,以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在法治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高官的家族直接经营商业和企业,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这些家族获得了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权,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落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手中。中国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利用职权,批给商人丁书苗铁路建设和设备采购合同,丁则用金钱为刘维护政治和商业关系网。至于官员借审批、监管、检查、收税之机,索贿、受贿的腐败比比皆是,几乎每天都可见诸于报端。 在政府官员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分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采用由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洛克、奥尔森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也是《自由选择》一书的基本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并不因政客的利欲熏心而否定政府,而是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在公众和媒体的强有力监督下,只有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政府官员才可能按照公众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 即使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员与公众目标的一致性,政府的效率仍有可能低于市场上的自发交易,这是因为官员既无激励,亦无信息办好公众委托的事务。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决定了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低下,基于同样的道理,官僚体系管理下的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有很高的经营效率。除了激励,信息是另一问题,官员没有足够的信息以完成公众赋予他们的任务。环境污染是经典的“外部效应”,企业排放污染,公众健康恶化,但企业不必为此支付成本,于是就过度生产和过度污染,市场不能引导企业实现“最优产出”,市场失灵了。对此,凯恩斯主义者为美国政府开出药方:为减排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显而易见,补贴额应该等于减排成本,但政府并没有企业的成本信息,只能要求企业自报。结果可想而知,企业普遍虚假高报。后来美国环境总署采取另一方式,让企业在市场上交易“污染配额”,交易价格表明,实际减排成本仅为企业上报数的十分之一!读者也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能查处虚报减排成本的企业呢?政府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监督检查也是有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高到不值得甚至无法负担的地步,而市场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自由选择》一书描述了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张大千、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弗里德曼夫妇引用生动的案例,说明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易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福利,从而印证了亚当·斯密的深刻见解: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比刻意为社会着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用我们不很严格的话讲,利己是比刻意利他更有效的利他,这是《自由选择》的一个中心思想。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仅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那就误解了两位作者的本意。在本书的引言中,作者摘录美国《独立宣言》,给出了本书的另一中心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一个人追求自由和幸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方式禁止他这样做,自由就是他的人生目的。 确立自由作为目的有着重要的意义,所有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手段都不具备正当性,特别是那些以抽象集体的利益为名压制和牺牲个人自由的手段。现代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论证,就连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个人自由当然不是绝对的,当然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人们也许会问,自残进宫的奴才难道不是让渡了他的自由吗?自由人和宫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为了维持和平秩序,自由人需要并服从政府的权威,这与匍匐在主子脚下的奴才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华章经典•经济 自由选择(珍藏版) 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 [美]弗里德曼(Friedman, M.) [美]弗里德曼(Friedman, R. D.) 著 张琦 译 ISBN:978-7-111-42278-5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 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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