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美国之音 | 何清涟:“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之后,还不辞劳苦地亲自担任各种小组长,至3月15日出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为止,他已经出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此外还有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钓鱼岛应变小组” 组长。 三权集于一身,加之现在是多事之秋,这种“小组长”只增加习近平的工作劳烦,并不给他的权势再添荣耀,他为何还要亲任各种小组组长?要了解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小组”在中共政治中的功能,才能解释习为何热衷于成立这种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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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 “中间力量”缘何成了政治夹心层?

最近,公盟许志永被拘押事件引起的社会反应复杂。该事件既标志着执政者对“中间力量”的打压与拒绝,而推特圈对该事件的反应则表明“中间力量”同样受到政治反对派的排斥。 以中产阶级为假想社会基础的“中间力量”成了两头不讨好的“政治夹心层”,其实是支撑“中间力量”的三个政治幻觉先后消失后的必然反应, 政治幻觉之一:中产阶级壮大后必然产生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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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何清涟:中俄口水仗“裤子”典故两现的背后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 最近新华社刊登王小石的奇文“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为了证明中共不政改是英明睿智,作者用了90年代初的数据说明俄罗斯人民生活远比中国人民悲惨,这下惹恼了俄罗斯之声,反唇相讥这篇新华社登载的文章“嘲笑别人裤子拉链开了,竟然忘了自己还光着腚。” *两用“裤子”是偶然也非偶然* “裤子”一词,在中苏(俄)两国的口水仗里,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第一次使用这词是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1958年,毛泽东为了与世界共运领袖苏联争锋,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年5月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同年9月初,毛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 ,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这让苏联老大哥不以为然。1960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三大的同时,也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月22日下午,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嘲笑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 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这番话大大触怒了中共,1963年毛泽东策划制作了“九评苏共”,赫鲁晓夫这番嘲讽中共的“裤子论”实为因由之一。 也许赫氏的“裤子论”在中苏外交史上太有名,不仅中共耿耿于怀,这次俄罗斯之声记者愤慨之余,也立刻想到这一词汇。不同的是,以前赫鲁晓夫指的是事实,嘲讽的是毛泽东与中共不顾中国贫穷的现实想成为世界强国与共运领袖的不现实;而这次却是嘲讽王小石奇文罔顾事实不知羞耻。 *俄罗斯人的经济生活离“悲惨”二字很遥远* 如果说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状况已与美、加等国比肩,政治上已经高度民主化,人权状态追比西方诸国,那肯定不是事实。但如果要与中国相比,优越之处实在太多。 先说中国人最关心的生活水平,决定生活质量的无非是人均收入、收入差距,社会福利与环境质量。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190个国家中,2012年俄罗斯人均收入为14037美元,排名第50位;中国人均收入为6091美元,排名第90位。再看标示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俄罗斯多年来一直保持在0.4。中国的基尼系数按官方公布,已由2008年最高值0.491逐步回落至2012年的0.474。但就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当面对数据提出质疑,称民间调查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是0.61。 社会福利主要是教育、医疗与住房。中国政府将这三项“市场化”的结果,是变成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其沉重让国人怨声载道。俄罗斯至今仍然实行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以教育为例,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学生一顿丰盛的早餐或午餐。住房方面,转轨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实行居民住房不收费,本世纪零年代开始住房改革,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但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在与民生有关的水电公用事业方面,中国人的用水、用电压力越来越沉重,但俄罗斯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实行低收费,这种情况中国媒体基本不介绍,许多访问俄罗斯的中国人一旦了解此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吃惊,有些人专门写了游记介绍这些差别。 至于俄罗斯的环境质量之好,资源之多,不提也罢,巨大的差距摆在那里,地球人都知道。 以上是俄罗斯人民在转型后的“悲惨生活”,可以说,这种“悲惨生活”眼下中国人梦寐以求而不得。也就是说,在苏联崩溃后最初几年,俄罗斯确实曾经悲惨过一段时期,但目前早已走向新生,只有中国官方媒体与写手的“苏共崩溃经验”才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政治自由度方面的比较* 俄罗斯人民被西方世界视为真正“悲惨”的一面,即以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为标志的政治自由,王小石的文章倒是一个字也没提及。 维基百科综合近三年以来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度调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指数”、经济学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数”等,为世界各国做了一个自由度排名,结果是:民主指数,中俄两国均是独裁政权;世界自由度调查,两国都是“不自由”;经济自由度指数,两国都是“比较压制”;新闻自由度指数,俄罗斯是“情况困难”,而中国则是“情况非常严重”。 两国新闻自由度上的差别在于:尽管俄罗斯也管制舆论,但远不如中国严重,也有少数私营媒体(如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存在;尽管俄罗斯也控制网络,但程度却较中国宽松,因此,中国自无国界记者公布“互联网公敌”榜单以来,中国不仅上榜,而且在十几个公敌当中一直名列前茅,有时还成第一,但俄罗斯并未上榜。 即使同是独裁国家,俄罗斯至少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集会结社等权利,只是越来越受到普京政府的严重操控与管制;而中国人目前连选举乡镇长与居委会的权利都没有,集会结社更是被视为非法活动。即使在反腐败上,中俄两国政府也持不同的态度。今年以来,俄罗斯内务部正在建立一个专门数据库,将存在腐败行为的内务部官员、联邦移民局官员、普通居民和公司法人列入黑名单,并于4月立法禁止国家公职人员拥有海外资产。而中国政府的反腐至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民众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要求还施加严厉打压。4月中旬以来,北京先后刑拘了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人。最近许志永被刑拘,其罪由之一就是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借丑化他国或者政治对手来抬高自身或者证明自身正确,是中共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宣传惯技。以前毛时代中国闭关锁国,信息封闭,传播技术也落后,国人读取信息的管道单一,所以那些“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后,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之类的宣传有不少人相信,但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同步性已非当年可比,中共还袭用这套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不能愚民,反而自曝其顽愚。今年5月《人民日报》开了一个“无德无信美国人”栏目,美国朝野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却遭到国内网友痛批,不到一个月就悄悄改成“你不了解的美国人”。这次王小石奇文甫出,不仅遭到国内网上舆论痛批,还遭受俄罗斯之声记者强烈的反击,颜面尽失。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 何清涟博客 。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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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情妇们的报复

托马斯·弗里德曼 每隔一段时间,你会读到一篇新闻报道,揭露的问题如此深刻,让人不由地深思:如果我们五年后再回看,会不会说,“我们早该预见到这会发生。那篇文章已经发出了警告。” 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篇报道就刊登在7月25日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它讲的是遭到腐败的中国政府官员抛弃的情妇已成为该国最重要的揭发者,她们借助互联网来揭发高级官员的种种丑行。文中详细描述了纪英男事件:26岁的纪英男之前与国家档案局一位副司长范悦订了婚,到头来却发现,他从头到尾都一直有妻有子。 《华盛顿邮报》写道,为了报复,纪英男“在网上公开了数百张照片,通过这扇罕见的窗口,外界得以一窥一名中央政府官员的生活。这名官员尽管收入不高,但显然有能力慷慨地给他的情妇”提供数不胜数的奢侈品。文中还写道,“纪英男称,他们第一次出去买衣服,在普拉达(Prada)专柜花费近6万元人民币买了一条裙子、一只女包和一件披肩。认识一个月后,范悦为两人租了一套房子,房租每月9000,并购置了十几万元的床品、家电、苹果台式电脑和苹果笔记本。纪英男还表示,后来范悦给她买了一部银色奥迪(Audi)A5。这部车在美国的售价约为4万美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纪英男在写给共产党的举报信中称,‘他每天在我钱包里放现金。’” 还有更妙的部分。《华盛顿邮报》称,“中国的一位知名博主朱瑞峰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纪英男的照片和视频。他表示自己上月曾与范悦交谈过。范悦告诉他,花的钱不及纪英男说的那么多,没有花一千多万,而是花了三百多万。朱瑞峰还说,范悦告诉他,‘她不是好女人,太贪。’” 哦,我明白了,没花一千多万。知道这一点真是太好了!这家伙是国家档案局的高官,他在档案室里从事了什么样的违法活动才能挣这么多钱呢?腐败存在于每个政府,包括我们美国政府,但中国的腐败形成了产业规模。我的同事张大卫(David Barboza)去年曾撰文揭露温家宝总理的母亲、儿子、女儿、弟弟、妻子及妻弟一共聚敛了27亿美元的资产。不过,看到一名档案局副司长能够聚敛这么多钱财,还如此肆无忌惮地挥霍,你会开始产生不解和忧虑。 去年9月在中国期间,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从中国商人那里听到的新口号:“赚到钱就走”。我还听到一种对中国经济模式信心的缺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们应当希望,中国能够从共产党一党专政平稳过渡到更能体现共识的多党制,并从其低工资、高出口的国家主导的指令性经济平稳过渡到多元化经济,也就是走上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道路。中国的巨额储备将有所帮助。 世界很难承受中国出现混乱转型的结果。美国受困于缓慢的增长,欧洲陷入停滞,阿拉伯世界正从内部崩溃,而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如果中国增长乏力、就业率走低,再加上对腐败官员——还能捞的时候他们就会赶紧捞——日益增强的不满,我们将看不到中国的平稳过渡。倘若人类总数的六分之一要开始经受混乱而迷茫的政治与经济转型,世界都将为之震动。 假如中国记者、博客作者、公民团体,当然还有那些被互联网赋予了力量的情妇们,能够揭露腐败行为,继而不仅让转型显得必要,而且使之成为可能,那么这将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这些高尚的公民社会参与者要想成功,就必须在共产党内部找到盟友,必须赋权给那些了解失控的腐败对稳定及党的未来构成威胁的党内同志。 纪英男和范悦的故事娱乐性十足。但是,如果这只是为中国带来动荡局面的腐败行为的冰山一角,就让人笑不起来了。中国官员的所作所为无论好坏,都不仅会对我们有所影响——从美元的币值,到美国的利率水平,再到我们呼吸的空气的质量——它还可能是美国政府之外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因素。 人们有理由担心。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曾任奥巴马总统的中国事务高级顾问,撰有《奥巴马与中国崛起》(Obama and China’s Rise)一书。他说,“中国领导人将其经济从一潭死水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其中展现出一种胆识;但在发展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发展善政和廉政方面,毫无疑问未能体现出与之匹配的胆识。”他还指出,如果中国领导人不处理这一问题,“那么,将涌现更多的腐败,与普通民众更加疏远,冒出更多的稳定问题。那样的话,不仅对中国不利,还会对美国不利,因为两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相关日志 2013/08/02 — 博讯独家曝光:薄熙来家北京的两处房产,一栋就值3亿 2013/07/31 — 薄熙来被提控案 大连实德徐明是最大行贿人 2013/07/31 — 财经杂志披露薄熙来涉及受贿贪污事实 2013/07/31 — “群众路线”路在何方? 2013/07/30 — 从葛兰素史克丑闻看习近平改革诚意 2013/07/30 — 成人奶妈交易:有性行为 接受服务要写心得 2013/07/30 — 《财经》薄熙来贪污罪揭底:大连实德徐明是最大行贿人 2013/07/30 — 薄熙來“家奴”徐明的官商勾結路 2013/07/29 — 记者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渎职 2013/07/29 — 何清涟:调查葛兰素史克的醉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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