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莫之许 | 高超群: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

来源:《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号 作者:高超群 被查看: 385次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历程。 [①]在1989年之前,中国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是要不要改革。保守还是改革,这种争执非常尖锐,导致了两届总书记的非正常离职。1992年之后问题变为:要什么样的改革,学者们纠结争论的问题是“左的还是右的?”。正是在个时候,发生了体制内外的断裂。在体制内保守派和激进改革派,特别是主张政治改革的力量都被清洗、或者边缘化了。体制内实现了短暂统一:团结一致向前看,先搞市场化。这个时期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体制内的市场改革派,是主流。他们基本退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埋头政绩,很少关注体制外的争论。体制外则分裂为要求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和反对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新左派,他们基本只是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主流的市场改革派的行为和实践作出评价。   主流的市场改革派的共识并不稳定,当时这些改革派大多在内心中相信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路线。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沿着这样的逻辑前进,而是发生了逆转。于是产生了今天的分化:一部分人依然坚信政治改革的前景,只是认为应该更稳妥些;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正在创造新的政治模式,没有必要实行政治改革。产生这种变化的一个背景是,从2008年以来改革本身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就体制内而言,其改革共识开始破裂,精英们开始争夺改革的主导权。或者更坦率一点说,他们是要争夺改革的胜利果实了。就体制外而言,许多人认为,如果把改革看作朝向某一个方向的有意识地、不断地变动的话,改革已经死亡,已经被维稳取代,维稳就是要维持现有秩序的稳定,承认既有的利益和秩序格局是合理的。   但在现实的政治分析中,人们还在延用旧的分类方法谈论中国的政治派别,“保守、改革”、“左右”。这些分类方法已经不能反映今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它常常会带来混乱。比如:通常被认为是左派的人,既包括支持经济垄断和政治强权的人,也包括同情底层、呐喊革命的人,而右派既包括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也包括支持劳工运动,维护弱势群体的人。也有人用XX党和X派这样似是而非的分类方法来认识中国的政治。这种分类的错误在于将短期的权力联盟,看成长期的政治分歧。事实上,即使在XX党内,也有不同的主张,而X派的主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显然,这样的派别只是权力派别,不是政治派别。他们的争斗只与权力的份额有关,并不会对政治的发展走向产生真正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用新的分类方法来重新描绘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本文主要谈论的是精英之间的政治分歧,这也是当下中国真正重要的政治分歧。在本文中,民众只是作为一种被动的政治力量而加以考虑。   笔者将中国当下的政治思想派别分为四种,主流社会分为两个派别:温和国家主义派 [②]和自由市场派,此外,还有两种比较边缘的思想派别:政治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 关于本文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如何看待利益与观念的关系。利益如同一把冰冷的剃刀,它斩断了束缚着我们的种种意识形态、道德枷锁,释放出了人的欲望,从而创造了30年的经济繁荣。但它也斩断了人和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并通过重新塑造精英和大众的心灵、气质以及政治态度,逐渐开始改变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的形态及其分布。因此,离开利益谈论政治和思想,在当下的中国无疑是幼稚天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运用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法来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是恰当的,事实恰恰相反: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城乡差别、贫富分化而加剧,在中国阶级意识仍然非常淡漠。这是因为,利益成为个人价值的核心,每个人通过捍卫自己的利益来表达和捍卫个人权利。利益使个体更加独立,而不是使他们更为凝结。因此,单单依靠利益本身,社会并不能自发整合,也不可能产生政治派别。必须借助观念的塑造,这一过程才能展开。因此,我们在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时,应当注意到利益与观念之间的相互塑造,并且逐渐整合的过程,而不应简单地以为它们中的一个决定了另一个。   可以观察到的是,利益与主张的结合,在今天日益成熟。因而政治的分歧也从纯粹的思想分歧,落实为非常具体、切实的利益斗争。这将会使思想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真实,而不再只是知识人茶杯里的风暴,或者私下的牢骚。换句话说,利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外衣,思想找到了自己的肉身。在本文中我们只是呈现两者初步结合以后的结果。   随着利益越来越凝固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化进程也会逐渐加快。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思想自由或许会面临更为严酷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被迫要在这种思想格局中选定自己的角色,甚至不得不选择你并不完全信服的某种立场。   一、温和国家主义者   这种思想的倡导者,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与一部分官僚集团、特殊的高层政治集团的结合。从1992年以来,这个联盟在利益上逐渐坐大,并开始形成稳定的主张。但他们始终遭到整个社会的普遍抵制。虽然他们握有巨大的资源,是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拥护者,只要在公共领域稍一露头就会遭到严厉的抨击。不过,他们成功利用了人们对改革过程中不公正的不满,对整个社会依照金钱的力量来重新等级化的不适应,以及市场、利益关系对中国人熟悉并倍感亲切的人伦关系的伤害,成功扭转了自己在公共舆论中的颓势,并进而在权力格局中挤占了自由市场派的地位,开始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虽然他们自己也是那些他们批判的现实的制造者之一。在今天他们开始尝试阐述和传播自己的主张,并对其进行有意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诡异的是,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竟然是来自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受到最严重剥夺的阶层,以及一些曾经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与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结盟,使他们大大改善了自己在公共舆论中的被动局面,而这些左派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最激进的底层利益维护者变为最保守的垄断阶层利益维护者。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他们最有可能收获改革成果。这种政治主张与也官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契合程度最高。   他们的政治主张,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内容:想往伟大国家,从内心中憎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认为中国将成就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文明类型。这种文明类型将汲取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地从传统中国2000年的文明中寻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们鼓吹民族优越论,程度不同地肯定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价值、温良恭俭让的人伦关系,乃至认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将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以自然和谐为核心的天人关系将为人类提供新的人和自然关系。他们强调国家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并以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荣,批判市场和个人价值,鄙视个人利益、金钱关系。反对冷冰冰的法治,强调在统治者与群众之间建立血肉联系。   在经济上,他们强调国有经济的作用,认为国有企业保证了强大国家的经济基础,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应该加以保护和支持。并经常以此为由反对外资企业与民营经济,认为前者危害民族利益,后者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黑心资本家的温床。同样,他们支持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集权式中央政府。与经济政策上的右倾相比,他们的社会政策则相对左倾。他们认为应该给下层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及强有力的保护。在收入分配中更为倾向底层,但反对弱势群体的自我壮大和成长。同时,他们正在尝试建立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关系,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手段动员民众,并以此来削弱法律和市场对整个社会的重构。这种动员主要表现在宣传手段和文化主张上,强调对劳动大众生活的反映和对他们的价值观的重视,并试图用提供保护,来换取他们在舆论上的支持,以压制其他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中间阶级和民族资本。他们也呼吁在利益分配上向底层的倾斜。   温和国家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富矛盾,试图将民众愤怒的祸水西引,指向精英群体的另一部分,以便自己取得主导者的地位。   支持他们的民众有两种心理动机。一种是在整个市场化、法制化进程中遭受到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受这种心理动机支配的人往往是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民众,只是希望获得复仇的快感,看到昔日高高在上者倒霉。这些民众对于政治并没有太明确的目标,他们也并不真正的支持某种特定的政治主张,他们很有可能是最不怀好意的看客和围观起哄者。   另一种心理动机则更为深厚:相信一个至善的统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大多数民众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受到这种心理动机的影响,他们对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深怀希望,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他们对于获得“特权”比对于“普遍权利”更有兴趣,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可以明辨是非、洞悉民生疾苦的超然领袖、党派可以给“好人”以“好报”。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那些抽象的法律条文、精密的政治制度,对他们而言是过分遥远的,无法祈求的。而强人和政府的保护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   这个派别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政治“台上派”中的主流派。但他们要面对的现实或许会使他们的主张大打折扣。因为:1、这种主张需要的动员力量,特别是中等阶层和官僚系统的支持,是当下这个温和、唯利是图的社会所不能提供的。特别是经过30年理性化、技术化转型的官僚集团,对于过份理想化诉求有着天然的排斥心态,或许不久的将来,官僚集团对这种主张的抵制和疑虑就会显现。温和国家主义者怀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雄心,却很可能要面对意大利式的社会状况。2、虽然支持这种主张的政治精英曾经深入底层,但与第一代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并不真正打算动员民众、服从民众,和民众站在一起。他们怀着一种统治者的心态,自以为深悉民众的各种弱点,也懂得如何毫不手软的利用这些弱点。底层民众仅仅只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不是历史的方向,他们不会用自己巨大的力量为底层民众的未来开道。他们这一次很可能只是对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失败模仿,就像拿破仑三世模仿自己的叔叔,不太可能开创出拿破仑一世那样的政治新局。3、好大喜功,过分自信,会造成他们的轻率盲动,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天然弱点。长期以来他们对在内政和外交上无所作为的执政者心存蔑视,早想一展雄图。更何况他们天生的热衷大战略、崇拜英雄和强者。4、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经济主张之间有着巨大分歧,国营经济体系显然不能作为伟大国家的基础;更为致命的是,在他们的上层精英和群众基础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何满足嗜利的群众分享国有经济体系好处的愿望?这不仅需要巨大的利益调整,更需要复杂的制度变迁。5、统治阶层虽然因为既得利益或者自满心态,会满足于现有体制。但因为利益的分割,即使在统治阶层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不同的行政和党务部门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都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念诉求。试图用建设伟大国家的理想,来重新塑造这些利益主体,抹平他们的利益差异,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浪漫。   但是,这个派别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有效地回应了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1、从内部讲,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整个社会有一种濒临崩溃的危机感,官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这种主张成为除了民主化之外,最鲜明、也最建设性的一种克服官民矛盾的可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2、从外部讲,中国国力的增强、再加上百年来的历史恩怨所激发的民族情绪,使得中国人寻求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的需求急剧上升。此外,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深入,两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频繁、日常,如何在这些矛盾中捍卫国家利益、提升中国的国家地位。这种主张的回答最为清晰、最富吸引力。   二、自由市场派   这个派别大约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为持久的一个了。他们的基本主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太大变化。虽然这种主张从未得到官方认可,但它始终承担着为改革提供方向和评价标准的功能,甚至在政治领域。这种主张从20世纪80年代的全民信仰,现在基本演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旗帜。近年来,它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他们的思想主张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简单地说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通常非常重视选举民主,特别重视法制,主张社会自主发育,反对政府过度介入社会本身。在经济上主张市场化,非常激烈地反对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在文化上他们重视个人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他们主张对每个个体的尊重,特别是对每个人的利益的尊重。在对外关系上,通常比较亲西方。   但对于以上这些主张,他们通常都不能决绝地贯彻。虽然不满专制,对于专制的现实,却有很高的容忍度。因为他们却从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能力改变现实,还经常出卖他们当中的激进者,划清自己和他们的界限,从而导致了那些激进者从他们当中溢出,成为政治民主派。虽然主张法制,但每当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的时候,往往会动员各种资源,寻求特殊保护。虽然主张保护产权,但对于别人的利益保护,却并不那么在意,有时甚至还加以蓄意侵犯。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主张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它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反思形成了良好互动,并为改革派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助长其成为中共的主流派。在90年代以后,这种主张深入大众,尤其是在媒体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体制内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大部分官员在私下都会高度肯定这种主张的正当性。在他们处理具体的行政、司法事务时,都会尽可能地效仿西方的成例,并以此作为改良他们工作的方向。   虽然媒体与体制内官员都受到这种主张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未成为同盟,他们在思想上一致,在政治立场上却尖锐对立。这种情况从90年代后期开始,并逐渐加剧。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对立,媒体对体制的批判日益犀利,1989年以来知识精英的对立情绪也无法消除,只能部分缓解,而政治精英逐渐地对知识精英与媒体也丧失了政治信任。经过长期对峙,二者渐行渐远,结果是:前者丧失了影响政治的能力,后者丧失了舆论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僚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官僚接受了温和国家主义派主张的官员,开始反思自己先前对于自由市场的过份信任,并努力寻求新的合法性依据,探索新的出路。主张市场改革方向的官员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指责与反对的对象,有时甚至会腹背受敌。他们无力开拓新的改革领域,却要为改革的所有问题买单。这一派别从改革伊始,就始终遭到来自体制内的质疑,因此,体制内的质疑并不能削弱他们,反倒会激发他们的斗志。对他们最大的打击,或许来自于民众的不信任,媒体的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主张本来就是与自己的集团利益相悖的,是为了百姓、未来中国的。而且,长期以来来自民众的道义支持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今天却遭到唾弃,所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或许正是因为民众支持的弱化,使得他们极为现实地寻找新的支持点——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其主张与利益之间的重合度反而大大提高。   总体来说,这种主张由于其在行动上的软弱、主张上的僵化,在主流精英中,成为被攻击、诘难、乃至嘲笑的对象,逐渐处于守势。他们往往口头上非常激进,在行动上却非常克制。这一方面使得反对者觉得他们色厉内荏,另一方面,拥护者则觉得他们虚伪、自私。他们也许很快就会从改革的主导者,成为旁观者。这种主张的支持者,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仍然广泛存在,甚至在权贵阶层中也不乏支持者,但已经过了自己的上升期,其动员力开始下降。在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它未能实现组织上的整合, [③]使得今日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呈现出一幅无可奈何、任人宰割的悲惨模样。   它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转而支持政治民主派。这种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在他们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他们本有机会成为民族命运的担纲者,把他们的利益诉求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要求,使自己成为民众的领袖。但他们错过了历史的机遇。或许在内心里,他们也在期盼一个拿破仑式的强人,为他们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吧。他们从没有想过成为自己的主人。   由于温和国家主义派的逐渐得势,这种主张从一种隐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成为一个单独的派别。它的作用在于凸显精英集团内部的矛盾。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主张的内部整合程度并不如温和国家主义派,或许因为后者是以反对派、挑战者的面目出现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边界。而自由市场派似乎还没有在这个挑战者面前清醒过来,它还在用老的办法,比如指责对方反对改革,来打击对手,而没有实现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针对如何实现强大国家,如何让民众生活幸福等等问题)、组织收缩(在政治上,与温和国家主义者鲜明决裂,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对改革有怨气的民众)。因此,这一派别下落的态势似乎还没有终结。   三、政治民主派   这个派别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主流是从文革后期西单民主墙以来,始终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的反对派力量。1989年是这一派别影响力的最高峰。此后因为受到巨大的打击和迫害,他们逐渐从主流社会的视野中消失潜隐。另一个源泉是从1992年以来,不断被体制挤出的激进人群,他们或者因为生活遭际,或者因为个性原因,被迫脱离了生活的常规,并敏锐地将个人的遭遇与整个体制的弊端联系起来,从生活经验出发对现行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驱追溯至反右、民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进派和偏向改良的温和派两种。他们毫不掩饰对于一党专政的厌恶,对于多党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说这是他们最为核心的追求。与自由市场派相比,他们更为接近底层,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遭受损害与侮辱的群体,甚至和访民、宗教徒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接触,来动员和组织他们。这个派别通常认为底层苦难不幸的来源是政治上的专制、缺乏自由、没有法治。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际上与这些底层人有类似经历。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们获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时,他们也会用底层的革命来吓唬和威胁统治者,促使他们开始政治改革。不过,从根本上讲,他们基本上不太认同与执政者合作的渐进改良道路。由于真诚的理想主义,敢于向强权挑战,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他们常常得到媒体的高度认同和道德褒奖。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他们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是从正常的生活常态中溢出的,因此虽然脱离了和其他阶层的联系,但在个人交往上,他们却可以深入到每个阶层,并因其敢于牺牲的理想主义,受到较之其他派别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并据此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在这些网络内部,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认同程度较高。可以说虽然很少有人有勇气追随他们,但对他们的同情遍布四方。这种主张对于民众,特别是城市中的中低阶层,有极大的潜在号召力。   由于几乎没有回头过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们非常坚决和勇敢,行动能力非常强。因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们的行动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积极主动。虽然89年的悲剧依旧是他们的心结,但其救国救民的悲情意识在不断退,对于普通民众的冷淡抱有较强的宽容性减,更多的参与者愿意把反抗定义为个人的意愿。在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上,他们和自由市场派有着高度一致性。但总体来说,对于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他们没有太多明确的主张。   他们对于现实的批判往往从个人经验出发,非常有穿透力;对于种种掩盖真相,打压反抗者、侮辱受害者总能感同身受,常常自发援助围观,有时甚至能对事件产生较大影响。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得到了媒体的有力支援。同时,他们往往和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形成友好同盟,从业主委员会、环保组织各种民间NGO到中小企业的自发组织都会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同情者,也都可以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实质性帮助。   在现实的政治格局中,他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派的激进形态。与自由市场派强调利益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权利。权利与利益密切相关,但二者也有着鲜明差别:利益是具体的、特殊的,而权利是抽象的、普遍的。从总体上来说,两者在思想主张上有很多接近之处,但各自依赖的阶级基础则有很大差别。他们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动力要远远高于自由市场派,在网络上和媒体上与温和国家主义展开有效论争和争夺群众的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采取种种抗议行为捍卫产权、公民自由的也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他们很少得到来自自由市场派的资源和道义支持。   他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与缺乏基本人权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其他的种种矛盾则是这种矛盾的衍生和变化。在他们看来,官民冲突的前景必然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总之,与20年前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也更为坚韧。他们不再对上层给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众的认同,在精神上较为自足和独立。   他们或许是在民情上最为接近中国现实的政治派别,因为他们不鄙视民众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励民众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场。随着政治分歧的加剧和演化,这个派别和自由市场派的结合会非常容易。而这两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将使两者形成巨大的互补,其政治能量将大大增加。   四、社会革命派   这个派别就是通常所说的毛派,其活跃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之后。虽然他们有时把自己的政治谱系追溯到晚期的毛泽东、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帮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组织和思想联系。这个派别因其激进和偏狭,基本上完全为主流社会所排斥。他们激烈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这个过程造成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形成了对工农群众的新的压迫和剥削。并认为暴力革命,或者阶级斗争将是改变现实的有效手段。其活跃分子多为老特权阶层及其后代、国营工厂的老工人,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虽然表面看起来,他们希望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但那只是一部分人的向往,对其拥护者而言,仅仅是一种情绪表达。是否重回毛泽东体制,是否要展开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否要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们并没有太多认真的思考。民众只是不满当下的腐败、贫富分化,以美化过去的方式来凸显当下的邪恶。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系统地理论努力,这种努力很难得到民众的有效呼应。   在网络上和舆论上,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对于贫富分化、特权腐败的厌恶情绪的一种宣泄。而且这种影响力,很可能会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收割。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主张都能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所覆盖,而后者又有他们根本无法比拟的强大行动能力和资源分配能力。在对自由市场派的斗争中,他们和温和国家主义派走在了一起。其可悲之处也在于,随着温和国家主义派逐渐成为主流,他们将与五毛党越来越难以区分。也越来越难以真正站到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来说话。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很多人依然同时主张温和国家主义和社会革命,而不自觉两者之间的天堑鸿沟。但当社会冲突更为激烈尖锐的时候,尤其是当温和国家主义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个派别会出现分化,一部分会追随温和国家主义,另一部分会和政治民主派结合在一起,成为底层的代表。   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在言辞上极为激烈,行动能力却很难低下。甚至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抗议行动,尤其是与真正的底层抗议者很少结合。因此,虽然他们的面目让整个主流社会震惊,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政治能量。这个政治派别完全依赖民众的兴起,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思想上,他们都不具有掌握民众的能力。   五、打开政治的大门   请允许我再强调一次,现在精英之间的分歧是实质,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矛盾。但这种分歧只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如果精英之间不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的话,民众将涌入政治的场域,其前景将是民众和精英的矛盾。   在此前的改革进程中,精英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但他们始终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张力保证了中国政治的活力,使得改革能兼顾、平衡多种利益诉求,而且一定程度上能使执政者超越自身利益束缚。最为经典的政治组合就是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政治合作。但随着利益集团逐渐成形,各个集团之间逐渐丧失了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旧有的处理利益冲突的机制、政治威望、意识形态渐次失效。精英们开始尝试动员民众。而民众正在由犹疑的围观走向试探性的呼应,正在从克制上访、有限泄愤,走向有意识的报复和破坏。   如果精英们不能再依照旧有的游戏规则决定中国的未来:在华丽会议桌下拳打脚踢,在桌上冠冕堂皇地一致通过协议,一旦动员民众的大门打开,政治的未来就不完全取决精英集团。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的、金钱的、思想的资源,也就必须经受民众的考验。谁都知道,精英集团的公开分裂是政治变革的开始。一旦这扇大门打开,中国政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其结局并不一定就是惨不忍睹的。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所有这些政治思想,都有着伟大的传统,他们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对错高低,正如所有的利益之间没有高尚低贱一样。或许我们需要的智慧和力量是,勇敢面对这些不同的利益和激情的冲突,并在冲突中学会理性的解决冲突。不过罗马人说过: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从这点上讲,我是乐观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很多人认为改革是在不争论、政治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实现的。但事实上,自改革以来,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的政治,始终充满分歧和斗争,极具张力,有时冲突还非常激烈。这种政治争斗,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许也是改革得以实现和推进的前提。这也是中国与东欧国家、以及一般威权国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政治斗争的性质、模式和意义,现有研究还非常薄弱,我们尚无法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  [②] “温和国家主义”这个概念,最初笔者使用的概念是“温和法西斯主义”,其灵感来源于2004年余世存先生“次法西斯时代”的提法。很多师友对这一概念提出了颇多质疑,并认为应该用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提法。对应于现实,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威权主义都不是那么准确,很难做到名实相符。尤其有研究德国史的学友指出,法西斯本身比国家社会主义更为复杂,其所指非常明确。经过权衡,笔者放弃了“温和法西斯主义”这一提法。当然,对于未来中国而言,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③]虽然受自由市场派影响的人群数量和范围都非常广大,但因为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未来而不是利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而且始终未能得到公开表达的空间,只能用影射、私下传话等扭曲的方式传播、沟通,因此这些主张者很难产生集体行动,缺乏有效的整合,甚至连有效整合的努力都很少看到。这是我们和台湾以及其他东亚民主国家的重要差别之一。     (责编:Y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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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慧瑜:“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 次 更新时间: 2011-08-14 16:18:05 张慧瑜:“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 标签: 钱理群 ● 张慧瑜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钱理群自称为“幸存者”,一位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和历史劫难而有幸“活着”的人。这与其说是一份自谦,不如说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对过往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中的罹难者的责任。正如那座“永远压在心上的坟”,连受害者也觉得是时代的罪人。一位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鸣冤叫屈”的女同学投湖自杀了,“我突然感到了恐怖!分明看见:一具在水里泡白泡大的尸体在湖里浮起,向我飘来,终于高悬于我的心上,一点一点地压下来,压下来”。这具年轻人的尸体让青年教师钱理群固执地认定,“那孩子的死与我有关,我有罪”。带着这份“有罪”的证词,离开贵州、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钱理群始终关注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的关系、关注青年人的命运。作为幸存者,钱理群认为自己有两个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是书写那些被历史毁灭、遗忘、遮蔽的生命、记忆和伤痕;第二是阐释那些在当下的权力结构中处在弱势地位的民间思考者的思想,让这些在历史和当下叙述中失踪的、沉默的、无声的主体发出声音来。“他们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鼓励我,又要求我、监督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这是幸存者的言说职责,也是幸存者的伦理行动。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正常”退休 2002年6月27日,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上完名为《我的回顾与反思》的最后一堂课,自此离开了他执教二十一年的北大讲台。当天在“未名BBS”上,学生发了六百多条帖子,最让钱理群动心的是这样一句留言“一位最像老师的朋友,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师”。此时距离钱理群第一次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已经过去了四十六年,那年(1956年)只有十七岁的钱理群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四年后,他被分配(也许是“发配”、“驱赶”)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此刻距离钱理群再次与北大结缘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那年(1978年)已然三十九岁的钱理群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一的成绩回归燕园,这次他没有离开,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1999年被北大学生选作“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教师”之首。钱理群在北大执教的时间只比他在贵州安顺当中专教师多三年,经历过历史和人生的风风雨雨,“老师”成为他最在意的称呼,“青年学生”成为他最在意的人。 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贵州,再从贵州回到北京,这成为六十三岁退休的钱理群最为重要的空间轨迹。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出生于“30后”、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钱理群与新中国的命运同步。作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既不像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污点,也不像出生在红旗下的“祖国的花朵”那样“天生”就是新社会的主人。在从北京(文化/革命中心)到贵州(边缘/底层)教书的日子里,钱理群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意志并没有消沉,而是把从事语文教学的工作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密切结合起来,甚至逆境中更加废寝忘食地读书、学习和思考。这种知识分子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成为钱理群的生命基调,也是50-70年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的主体状态。 1978年,钱理群带着近百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瑶先生读研究生,鲁迅成为他理解毛泽东时代、理解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的中介。1985年钱理群开始在北京大学第一次独立开课,连续为1981、1982、1983、1984级学生开设《我之鲁迅观》的选修课,后来讲稿整理为《心灵的探寻》(1988年)。这既是钱理群学术工作的起点,也是80年代鲁迅研究的经典之作。而钱理群与鲁迅的“相遇”,发生在60年代初期。1962年第一个早晨,钱理群空着肚子,在贵州小城一间又冷又小的屋子里写下了他的第一篇鲁迅研究札记《鲁迅与毛泽东》,开始了对他青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两位精神之父——鲁迅和毛泽东——的第一次思索。此后的几十年,钱理群不断地与自己的精神之父展开对话,不断地清理自己身上的鲁迅与毛泽东的精神遗产(或债务)。80年代的钱理群借助鲁迅或者说通过重新阐释鲁迅的复杂的心灵来摆脱毛泽东时代的阴影,使得鲁迅从50-70年代的革命者、导师的形象转变为一个有着“丰富的痛苦”的启蒙者、理想主义者的形象。 80年代中后期,钱理群又对周作人、曹禺进行了研究,最终提炼出两种知识分子的精神类型:“堂吉诃德气”和“哈姆雷特气”。“堂吉诃德气”是一种纯洁、善良、真诚、热情的执迷于乌托邦色彩的主体气质(毛泽东式的、永远作战的主体),而“哈姆雷特气”则是充满怀疑的、反思精神的主体气质(鲁迅式的充满自我怀疑、批判意识的主体)。这样两种气质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特定时代氛围中彼此纠缠着钱理群,使他对80年代的理想主义进行反思,“启蒙主义的知识者企望靠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也正是这个时候(1994年),钱理群开始对另一个精神之父毛泽东进行知识上的清理(毛泽东在钱理群学术/人生中的沉潜与浮现本身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专制主义又互为表里,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特别是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社会与历史的基本特征。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双重气质,使得他们身处这样的历史情景,常常不能保持独立的清醒的批判态度,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澜者。” 对于钱理群来说,学术探讨与自我生命是无法分开的,“学术的探讨,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同时是对自我的发现;对研究对象的审视和解剖,更是对自我的质疑和反省;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的升华”。而这种学术思考与自我生命的双重奏又与时代精神、现实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钱理群自诩为“时代书记员”,不仅要留下个人的生命印记,而且也写下自己对时代、民族、国家的观察和记录。这份“见证”既是个人的,又是知识分子独立的、有批判性的思考。正是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急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而出现的阶级分化,以及严重的社会矛盾,使得钱理群再次陷入深刻的困惑、矛盾和自责之中。“我不无尴尬和愧疚地发现,自己和中国的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导致两极分化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改革路线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十数年来,我们事实上是处在自恋与自怜状态,已经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的社会职责,甚至日见失去了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欲求和能力”。在这种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中,曾经努力摆脱的革命意识形态(“诸如消灭一切人压迫、奴役、剥削人的现象的彼岸理想,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被压迫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注,自觉的社会责任和承担意识,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强烈的社会实践欲求”),又得到“激活与释放”。钱理群在1997年做出了80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突围决定。 如果说90年代中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标识着80年代知识分子所形成启蒙共识的破裂,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钱理群再次通过鲁迅找到了一个新的言说立场和位置。这就是“真的知识阶级”,“首先是坚持反抗来自一切方面、一切形态的奴役、压迫现象,因而永远不满足现状,作永远的批判者,并永远处在边缘位置。其二是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与90年代学者们纷纷从广场退回书斋不同,钱理群决定走出宁静的教师和学者生活,去做鲁迅笔下的“精神界战士”,只因为“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这种对于知识、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警惕,恐怕既有鲁迅对伪士、正人君子的批判,又有毛泽东对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决定“出走”的钱理群再次复活了身体里的那份“堂吉诃德气”,与此同时时刻保持着对一切权力规训和压迫机制的批判的“哈姆雷特气”。 钱理群介入现实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借北大百年校庆之际,重新阐释、命名北京大学的批判、独立精神,“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思路,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者”,这与官方的校庆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和错位(钱理群说自己在北大扮演乌鸦的角色)。钱理群找到的第二战场就是参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亲自主编《新语文读本》,但是这次介入却给他带来了持续一年多的“大批判”。面对各方面的质疑,钱理群以高强度的工作——夜以继日地审读《新语文读本》——来对抗外在的高压,“这是我‘文革’时养成的‘习惯’:每次批斗会后,我都是读书或抄书到深夜的”。也正是这一年(2000年),他在《读书》上发表的《想起了七十六年的纪念——读 有感》获得了长江“读书”文章奖。年末,经历苦苦挣扎的“老钱”再一次病倒了(上一次遭遇病魔袭击也是他经历精神阵痛的1991年)。 可以说,正是90年代中后期的这次思想突围,使得退休后的钱理群有一种解脱和解放的感觉,没有了体制的羁绊,“老钱”用更多的时间去书写幸存者的言说,用更大的精力去参与民间、乡村教育实践。 从“永远压在心中的坟”到“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新世纪十年又是中国、世界变化最为迅速的一段时间,如果说冷战之后的90年代全世界多多少少笼罩在一种“乐观主义”的氛围里,那么新世纪以来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开始到2007年在华尔街爆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世界政治社会的版图处在迅速变动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也呈现一种更加矛盾、对立的状态,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80年代以来、甚至近代以来最好的经济实力,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中国资本开始逐鹿全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处在急速分化之中,包括都市白领在内的底层、弱势群体被迅速抛出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淤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中国思想界不但没能弥合90年代中后期的裂隙,反而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走向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分裂状态。在这些背景下,2002年退休之后的钱理群,逐渐淡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参加专业内部的学术活动),这种谈出从90年代中后期选择突围之时就已经开始。在北大的最后一次课堂上,钱理群提到了退休后的计划,“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与1978年从贵州到北京的北上之旅相反,2003年“老钱”开始了从北京回到贵州、回到南京的南下之旅;与1960年从“文化中心北京发放到文化沙漠贵州”不同,这次回归之旅更是“追寻生存之根”、建构精神家园的旅程。 生活了十八载的贵州偏远小城是钱理群最牵挂的地方,退休后的第一次远行就是回到贵州。贵州——曾经的落难之地——在钱理群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从小就在大城市长大的钱理群从来没有到过边远的底层,那段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的人生岁月正是经历大饥荒、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时期。虽然年轻的钱理群没有处在历史风暴眼的中心地带,但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迹依然清晰地留在他的身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在反帝、反修的“中间地带”,面对苏联和美国的双重封锁,钱理群既接受了鲁迅“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也接受了毛泽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理论。尽管处在个人生活的逆境,他却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不仅成为当地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在生活中发现了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回忆起这段日子,钱理群说“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 当然,在这段“诗意而神圣”的回忆下面,那段日子也给钱理群/知识分子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在《心灵的探寻》后记(1986年)中,钱理群提到了他们这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对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中,迷失了自我,逐渐变成了盲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正是这种对权力驯服的反思和恐惧,使得钱理群坚信“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格,也是五四/鲁迅留给当代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遗产。那段贵州岁月,对于钱理群来说,还是“永远压在心上的坟”(1993年),“那更是我心上的‘坟’,连接着那个可怕而荒谬的年月,我那时正是夜郎国里的‘罪人’”,正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女大学生的死让钱理群感觉自己也是那个时代的“罪人”,“这年轻人的尸体,这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我”,“我与贵州这方土地的万般情缘都源于这死尸,这有形无形的坟;那生命的沉重感与恐惧感,正是贵州——我的真正故乡给他的儿子的最丰厚的赐予!” 钱理群把贵州亲切地称呼为“故乡”、“第二故乡”,这里的“故乡”有着两种不同的面孔,一种是充满梦魇和恐惧感的“恶乡”,一种就是“诗意而神圣”的精神原乡。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留给钱理群的最为重要的债务和遗产。有趣的是,在鲁迅笔下尤其是早期作品中,也有双重故乡的论述,一个是狂人眼中的“吃人”的故乡(也是祥林嫂的故乡,父亲的故乡),一个是充满了社戏欢乐的故乡(少年闰土的故乡,母亲的故乡)。这两种故乡出现在那篇著名的小说《故乡》里,故乡的两个面孔被具象化为活泼可爱的少年闰土和木讷如木偶般的老年闰土。鲁迅的位置也被80年代的钱理群所分享,这与80年代把五四作为理想镜像的想象是一致的,其效果在于毛泽东时代也等同于了前现代中国。这样两种故乡/中国的想象看似与西方浪漫主义以来对于大自然/前现代社会的双重想象相似,用“诗意的家园”的丧失来批判现代性/工业化所带来的对“传统家园”的破坏,但是鲁迅、钱理群却不同,因为无论是“诗意而神圣”的故乡,还是“压在心中的坟”,都指向同一个时代(恰如少年闰土和老年闰土也都生活在同一个“铁屋子”之中)。这也就造成鲁迅、钱理群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前现代/传统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矛盾而复杂的态度。 这种矛盾态度体现在钱理群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断地阐述贵州岁月/毛泽东时代中出现的“民间思想村落”。这种“文革”后期(林彪逝世之后)的出现的全民性的民间独立思考对七八十年代的历史转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或者说80年代的开启孕育于50-70年代)。对于自己(五六十年代大学生)参与的以红卫兵、红小兵为主体的读书小组,钱理群给予很高的评价,“从根柢上说,这是一群非知识分子,或谓‘明天的知识分子’,在肩负时代已经提出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为社会大变动熔铸理论武器’的人物。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任,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对于这些淹没在历史记忆中的民间思想者的重新认识,与钱理群对体制外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的思考者的重视有关。退休后的钱理群不仅继续“1957年学”的研究——那是“不容抹煞的思想”——对北京大学“右派”分子言论的重读(《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200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用很大地精力去阐述一线中小教师的教育思想,从他们身上寻找教育资源和理念(《做教师真难,真好》2009年出版)。从历史和现实的雾障中寻找被“遗忘”的思想资源,这正是幸存者的职责。 如果说文革后期的贵州生活,给返回北大的、成为专业研究者的钱理群以知识和思想上的储备,那么退休之后再次回归贵州,则给钱理群带来另外的精神启发。2003年,他和贵州的友人一起编写了第一本地方文化读本《贵州读本》(2003年),并带着这本书到贵阳、黔南、黔东南、遵义、安顺等地,给当地的大学生做讲座和交流。此后老钱每年都要回到贵州,与文革期间一起学习、读书的“老战友”会面,与新老朋友一起参与地方文化的研究。对于他来说,这一方面可以给这些地方知识分子以精神的援助,另一方面更是不断地从中吸取新的精神资源。在编写《贵州读本》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我对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其实很陌生”。这种自我反思,既呈现了80年代在西方/现代/启蒙的普世话语中对地方文化、区域文化的遮蔽,也呈现了身居文化中心的“北大教授”知识上的某种盲视。不仅仅如此,钱理群还发现,即使生活在贵州的年轻人也对贵州缺乏认识和文化上的认同,“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对生养、培养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坚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了疏离感、陌生感”。这种疏离感让钱理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性文化视而不见呢?或者说在现代化/全球化的知识体制中为什么会压抑这些在地的知识呢? 这显然不仅与中学、大学教育有关,而且与支撑这些教育理念的现代知识体制有关。在这种普适性的现代知识体制下,不仅仅贵州等地方知识,连乡土文化也处在被遮蔽的状态。“学校教育变成了单一的普同性知识教育,即使有一点所谓乡土教育也只是爱国、爱家乡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部分,而不能成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因此,钱理群提出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以免成为“悬空的”、“无根”的现代人。如果说“漂泊”是现代人的宿命,那么这种回归本土就是一种文化寻根的努力。2010年,钱理群与特级教师王栋生一起主编了包括《北京读本》、《上海读本》在内的“地域文化读本”,鼓励人们去认识、理解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土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毕竟不是所有人或者说只有少数人才能生活繁华大都市(即使身在大都市也只有少数人能享受汽车洋房的“优质”/高消费的生活),承认地方知识、乡村文化的正面价值实际上是为生活在乡土、小城市的人们找到一种文化的归属感,这本身是对以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欲望的反思。其实,“认识脚下的土地”已经涉及什么才是幸福生活这样一种根本性的伦理议题,“‘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或者说,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追求、创造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并建立怎样的价值理想和理念?这其实是我们讨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它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建)所内在的根本问题”。因此,近几年,钱理群对乡村文化、乡村教育格外关注,认为乡村教育的基本功能应该是服务于本乡本土,“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 可以说,通过回归贵州,给钱理群提供了反思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知识的不同视角。恰如钱理群退休后出版的三本“退思录”,《追寻生存之根》(2005年)、《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2008年)和《活着的理由》(2010年),从“认识脚下的土地”到“脚踏大地”再到“活着”,都是最基本的与人的生命、生存有关的思考。 “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者 钱理群把1998年—2002年作为自己生命和学术突围的时期,在决定走出书斋做“精神界战士”和“真的知识阶级”的同时,也给自己确定了行为原则“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在一封给中学小朋友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所提倡与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是我经常说的‘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我的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鲁迅,因此,我所坚守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带有怀疑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是有很强的自我质疑精神的理想主义,是同时坚持又质疑理想主义,坚持又质疑怀疑质疑,形成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就是一方面保持对大问题的思考(“仰望天空”),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或力所能及地从事社会实践(“脚踏大地”)。钱理群经常鼓励年轻人“目光永远向前——要听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种“脚踏大地,仰望天空”的实践者。 退休后的钱理群除了投入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中,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参与中学教学和总结教育思想上。与他从北京回归贵州的“向下之旅”相似,钱理群的教育之旅,也是从北京大学回归中学、小学、乡村小学等边缘地带。90年代中期,钱理群对北大精神的丧失和中国大学精神的堕落是非常痛心的,直到2002年退休之时,依然告诫北大学子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从90年代末,他就参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针对应试教育所造成的中学生的畸形发展,再次发出鲁迅式的呐喊“救救孩子”。之所以如此关注教育问题,除了教育关乎中国的未来、关乎青年人能否成长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之外,教育显然与启蒙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核心部门,与医院、监狱、法院等现代机构一样,是构筑现代社会/体制/制度的基本原型。当下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恢复高考的背景之下逐渐完善的,这种选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与改革开放以来以现代化/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是彼此呼应的。因此,教育改革是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通过教育可以窥探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如果说90年代钱理群还只是参与语文教育理念的讨论和课外语文教材的修订,那么2002年以后他则“赤膊上阵”深入中学教育的第一线,尝试让自己的教育理想迎接实践的考验。 2004年三四月间,钱理群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与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一起,给高中生开设“鲁迅作品选修课”。2005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继续同样的实验。在钱理群看来,“真正影响我们一生的发展,或者为一生发展垫底、打基础的,无疑是中学阶段”,因此,中学阶段的人文教育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之所以选择鲁迅,是因为钱理群认为鲁迅是国民教育的基本教材。退休之后,他也用了极大精力,编写了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鲁迅读本》(如《小学鲁迅读本》、《中学鲁迅读本》、《鲁迅作品十五讲》等)。这种把鲁迅精神与不同的人生阶段结合的尝试,改变了人们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学到的相对滞后的鲁迅形象。为了实施“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经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理想,他为中学生的选修课做了精心的准备。尽管从孩子们的反馈中看到可喜的成果,但毕竟凭一己之力很难与以高考为中心的中学教育做对抗,“中国的中学校园已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力图有自己思想的教师已无立足之地,于是,我知难而退,宣布最终结束自己的教学生涯。尽管也还是给自己描绘一个浪漫的尾巴,说我为自己的教学生涯结束在中学,感到骄傲;但心里却明白:我是在临阵逃脱。”“败下阵来”的钱理群并没有“偃旗息鼓”,因为在他实验之初就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他用“屡战屡挫,屡挫屡战”来形容退休五年生活。于是,钱理群从中学回到小学、从重点中学回到农村中学,把关注的重心放在民间教育和西部乡村教育上,在这些应试教育相对薄弱的地方寻找可能性。 近几年来,钱理群对中学教育的思考开始由学生转移到教师身上,确立教师在学校教育和教育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他一方面参与编写了适合老师阅读的《现代教师读本》(《教育卷》、《人文卷》、《科学卷》、《艺术卷》、《生活卷》),另一方面则从一线教师的教学思考中提炼、总结“鲜活”的教育思想。果然,钱理群从中找到了许多知音。在《做教师真难,真好》(2009年)和《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201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他给这些中学教师、农村教师所写的序言或感想。从中可以看到“不跪着教书”、“不做自己憎恶的人”的中学教师精神;可以看到这些理想主义者直面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狼性规则与应试教育的选拔机制相结合所带来的恶果;看到中学教师对世界公民意识、全球公民的思考……虽然钱理群自知无法给这些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击的中学教师以具体的帮助,但是他不惜笔墨来鼓励、声援这些民间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改变中学教育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之中,钱理群还以演讲的方式积极扶持大学生志愿者的下乡活动,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层面阐述当下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什么需要到农村去以及怎么去、做什么的问题。在钱理群看来,这种志愿者活动既是新世纪以来民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来缩小城乡差距、进行乡村建设的有益尝试。另外,退休后的钱理群除了写书、做讲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出版策划人,他先后与友人一起主编了《新语文读本》(2000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地域文化读本》(2010年)、《诗歌读本》(2010年)、《名家文学读本》(2011年)等适合不同年龄段阅读的文化读本。这些基础性的文化普及工作,老钱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从中可以看出一位文化启蒙者的良苦用心。 人们或许很容易从钱理群身上看到鲁迅的影子,看到在每一次人生/历史/学术转折的关键时刻,鲁迅所充当的中介/榜样的角色,以至于推广、普及鲁迅的思想贯穿于钱理群从大学到中学的教学实践中。借用一句时髦的学术表述,钱理群是“以鲁迅为方法”来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挑战。不过,与鲁迅作为显在/在场的父亲相比,另一位精神之父毛泽东则往往处在隐秘/缺席的状态。按照钱理群的自述,早在1985年就有心清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但是毛泽东研究却被一次次打断,而更为有趣的是,两次集中研究毛泽东的时期,恰好都是他在大陆之外的访学时期。第一次是1994年在韩国任教一年开始把毛泽东作为研究课题,并制定了写作计划,但1995年回国后即被中断,第二次则是2009年在台湾讲学期间给研究生开设《我和毛泽东、共和国六十年》选修课,最终在讲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毛泽东研究,这也被老钱看作是退休之后的一项重要收获。似乎90年代中期、尤其是退休之后,毛泽东成为钱理群格外在意的研究对象,从他的选择中也能更多感受到毛时代的影子。或许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地自我反思和批判,使得钱理群把自己的生命与共和国的历史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钱理群曾经用“给自己的七个命名”来总结80年代以来的生命历程:80年代是“历史的中间物”;90年代是“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世纪之交是“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真的知识阶级”、“幸存者”和“思想者与实践者”;退休之后则是“漂泊者和坚守者”。其实,这样七个命名与其说对应于不同的生命/学术阶段,不如说他们都代表着钱理群的某个精神侧面。这种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注、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度思考以及对于自身的无情拷问,都使其成为“健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最后,引用鲁迅先生的那句经典的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个重要的意向,就是在一条没有方向和目标的“路”上有一个永远走下去的“过客”,钱理群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永不停歇的“过客”。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11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传记文学》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张慧瑜:“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 张慧瑜:“第六代”电影人的城市书写与主体身份 张慧瑜:危机时代的乡愁与拯救之旅 张慧瑜:危机时代的乡愁与拯救之旅 张慧瑜:社会“主体”的想象与“体制化”规训 张慧瑜:弥合断裂与暴露伤口 张慧瑜: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 相同主题阅读 张慧瑜:“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 摩罗:写序专家钱理群 钱理群是校园一道风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邓文初:钱理群的北大 余世存:幸存者的精神突围——读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 钱理群:他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心声 钱理群:20年来思想界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认真清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潮 钱理群:走近北大 钱理群: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钱理群:《故事新编》漫谈 钱理群:批判萧军——1948年8月 钱理群:谭天荣:右派学生的另一个代表与象征 钱理群:鲁迅和共产主义文化、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 钱理群:我的忧虑、困惑和挣扎 钱理群:重新认识纯文学 钱理群:能写与不能写的 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钱理群:失败者的不归路 钱理群:我感到生命的窒息 钱理群:我的教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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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反思“暴力”特稿>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文/丰钊(华中科大) 关于革命派 急功近利在当今的中国似乎是一种传染病,无论是毛左还是自由主义者,一锤子买卖式的暴力革命论都颇有市场。毛左嗜血,是由于他们骨子里阶级斗争敌我二分的观念在作祟,他们的逻辑虽然愚蠢却也简单,理解起来并不难。而一些人既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又对暴力手段充满了迷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 这些所谓“自由主义的革命派”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他们揭露当局的种种恶行,控诉这个政权对普通公民的压榨和迫害,嬉笑怒骂间颇有正义感。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往往就搬出了以暴制暴这一余世存所言的“类人孩”式的思维方式予以解答。这种不需要深入思考,只需要诉诸本能的回答,则再次赢得了乌合之众们的拥护。 他们说:“这个民族无可救药。” 他们说:“暴力与混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结局。” 他们说:“理想主义青年们的非暴力改革只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他们痛骂暴政时,让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们充满了热爱和怜悯;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唱空,对国内改革者们的嘲讽,对暴力的噬好,则很让人怀疑他们此前的正义有几分是真心,有几分只是故作姿态。 更有意思的是,口号叫得最响的革命派往往都在海外。他们在鼓动国内人民起义时,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起义失败,他们可以继续义正言辞地痛斥当局的残暴;起义成功,他们名利双收,踩着万千底层民众的尸骨垒起的高台,享受着人们对其先知先觉的崇拜。 跑路党与革命派在校内上往往指的是同一类人,这是一个很有值得玩味的现象。 这让我想起了张千帆教授前不久演讲时,解释“中国的宪法为什么比一些民主国家的还好看”时说过的话:“既然一开始就不打算实行,那为什么不制定得漂亮些呢?” 既然这些网上的革命派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自己亲身发动革命,那么他们何不干脆就把口号叫得更响呢? 张口闭口“支那猪”、“劣等民族”、“满洲独立”,听起来多么惊世骇俗! 一言不合则斥之为SB,为了不给对方反唇相讥的机会,还会把对方立刻拉黑,这看起来多么率性! 然而你让他自己回来发动革命试试!     我想起了鲁迅。鲁迅文章锦绣,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时毫不手软,可面对革命党布置的暗杀任务,却轻轻松松地用一句“家有老母,恕难从命”就推脱得一干二净。 他在国外鼓吹暴力是今后中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国内附和叫好,这才让人觉得悲凉。   所谓民族的劣根性 强调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暴自弃,所谓“中国人素质太低,需要管一管”,“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合搞民主”,无一不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 另一种则更加可怕,它就是思想改造。文革“破四旧”,就是在“铲除封建余毒”的口号下大兴思想审查,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深入脑海的极权控制。“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的是自私吗?不是,斗的是人思考的自由。那么,我很难不去想,当年高呼中国人有“劣根性”的所谓“激进派自由主义者”上台后,对待每个人思考的自由,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劣根性”的提法与思想改造、暴力革命在逻辑上相依相生,在历史上,则是一脉相承。回顾20世纪不难发现,满口“中国人的劣根性”,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所有革命派的典型特征。 孙中山以暴力起家,对个人权利毫无尊重,在政治上,主张将党员划分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其治国方略则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对国民的“思想改造”意味相当浓厚。而TG则是变本加厉,向传统文化宣战,向自由主义宣战,思想改造手段的可怕更不用多说。 现在客居台湾的国民党,都知道用暗杀和暴力缔造中华民国国父的孙文,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曾为议会制和现代政党政治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宋教仁。一如今日的大陆,都知道那个把法家之术玩得炉火纯青的太祖,却鲜有人怀念晚年对共产党暴力革命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的陈独秀。 历史的玩笑,只会为那些仍然无法跳脱珍珑棋局的人而开。   关于这个国家的现在 如果在十几年前,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也许习惯接收过滤后的信息的中国人,不会有那么多人像今天一样悲哀。十几年后的今天,信息管制变得越来越难,民众在接受了有关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大量负面新闻后,面对的却是和十几年前没有太大区别的政府。 这种局面很容易让人生出一种绝望感,尤其是对于非暴力主义者而言,他们向当局发出的善意,往往被当局解读为一种懦弱和无力;而此起彼伏的暴力对抗事件,则让很多人坚信,只有暴力,才是这个政府能够读懂的语言。 对改良主义者来说,法律的路径似乎难以看到希望,早年学者和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试图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努力,在“齐玉苓案”之后戛然而止;强拆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血案,可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仍旧在第二章第八条所规定的第六种情形中,为当局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个人财产权的侵夺开了一扇后门。姜瑜的那句“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似乎是为今日大陆法律界人士的努力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基层选举的路径一再受挫。刘萍在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后,人身自由多次受到威胁;李承鹏因为独立参选,被当局无耻地用儿子进行胁迫;曹天在宣布用一亿元竞选郑州市市长后,所在公司立刻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照,而曹天本人则不知所终。尽管我和很多人说,把自己的视线从群体性事件中移开,更多地关注这些在法律框架内的正当尝试,然而,我还是很担心这场来自基层的努力会和70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无声之中。 体制内改革的路径基本被堵死。当局从80年代的政治改革大步后退,政治改革蜕变为行政改革,而简简单单的公车消费改革和政务公开改革,推行起来却举步维艰。早年的大部委改革,在一番轰轰烈烈的宣传后搞笑落幕。冉建新的死,似乎是在警告着体制内还活着的残留着良心的人。而我们总是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倾听总理“推进政治改革至死不渝”的表态,这又显得多么悲哀! 新闻自由上的抗争,不是失败,也至少是惨胜。媒体近些年来,似乎都是用一个或几个人的牺牲,来换得在一次报道上的胜利。南方系、潇湘晨报等媒体每在一次突发性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报道的记者往往会被宣传主管部门勒令离职。最近卫生部在一次座谈会上,宣称“要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经历了这么多,在当局的眼里,中国的媒体仍旧是一个谁都能蹂躏的妓女。     而来自底层的维权运动之路,则更是充满了辛酸与血泪。谭作人,赵连海,仅仅为了衣食住行层面的基本权利而抗争,就身陷囹圄。从开胸验肺开始,当局似乎在使劲地把普通民众推往两败俱伤的“自残式维权”的道路上,而公众面对日复一日维权者惨遭横死的新闻,耐受阈值愈发地提升,情感愈发的麻木。“唐福珍案”时,人们还能群情激奋,现在呢? 秋月照层岭,高木多悲风。 有人问,你们改良派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还能拿出什么方案?我苦笑,的确,至少在我眼里,我也看不到直通宪政的希望。局面已然如此悲观,林柏墙最近的每一条状态似乎都在暗示,改良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所有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尝试都是在自欺欺人。 身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我所目睹的困境,都列举在了前文中。我所感受到的无助,并不比那些所谓的跑路党和革命派少。选择改良作为我的信仰,并非由于我是一个韦伯所言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07年起我开始在校内潜水,那时的校内上还没有徐宪,黄陀和林柏墙;那时的所谓“意领”是张晓东,一个现在估计没多少人知道的人;那时基地老狼建立了“星空书院”,尝试在网络上开展公民教育,直至他在某一年的清明节组织若干同仁集体祭拜林昭,丢掉了毕业证,从此不再过问校内。我还记得当时校内上活跃的那一批人,施宇、王星游、邱靖、季列夫、刘静知,他们今天有的依然在校内上,能偶尔看到他们冒泡,他们是校内草圈的先驱,是当年我曾与之一起奋斗过的同仁。 在4年的时间里,我经历过数次封号,自问文章写得很少,看得负面新闻很多。每每心情沉痛一番之后,我都会重拾信心,因为我仍然看到了进步,仍然看到了这个国家可以改进的空间。尽管我看不到脚下的路何时才能通达宪政的殿堂,但路毕竟还在脚下,即使荆棘丛生,我却依然得鼓起勇气走下去。 我从来不认同林柏墙“非暴力只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说法,非暴力怎么能和暴力等量齐观?对于正常国家而言,非暴力只是一种底线;而在今日的中国,非暴力则很可悲地成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即使是在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群体里,似乎也成了一种稀缺的价值。 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已身无一物,即使我眼前已经一片漆黑,即使当局已经在每一条通向宪政文明的道路边立起了“此路不通”的标识,即使身边充满了跑路党和暴民们挖苦和讽刺的声音,我依旧会谨守“非暴力”的信仰。因为在这片国土上,放弃了“非暴力”的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后一个身为人的证明。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这就是我心路的真实写照。   与其他立志于改革的人共勉 改良派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非常欣赏黄陀的一个观点:“中国也是一样,它越是缺的,就越是需要花时间、花代价去构建,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拥有他们的中国梦。”企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改造,只会将原有社会中业已存在的一丁点道德毁灭殆尽,而革命者们当初的理想,则会被他们早早地抛到九霄云外。 改良派对披着正义外衣的暴力有着极大的警惕,因为他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中成立的制宪会议既可以处死路易十六,也能处死拉瓦锡。     改良派是一群真正的实干家。他们没有激情澎湃的革命家那样拉风,他们只会机敏地在利用每一次机遇,一点点地撼动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大家都知道2003年死于收容制度的孙志刚,却少有人知道贺卫方等人废除该条例的努力;大家都知道死于车轮下的钱云会,却少有人赞扬于建嵘等人组织公民调查团去乐清实地考察的勇气;大家在负面新闻曝光后都会群情激奋,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幕的记者。但他们都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成为所谓的意领,他们行事,凭的只是自己的良心。 虽然看不到直通宪政的道路,但值得庆幸的是,相比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至少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初步把握了通往现代文明国家的大方向。更多的人开始着眼于具体的法制建设、言论自由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等问题,而对大而空的“文化”、“民族性”等概念则不再那么热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殇》的作者,在80年代“文化热”中名噪一时的谢选骏,如今已鲜有人提及。 然而,“非暴力”又是当代中国最为吃力不讨好的主张。宣扬非暴力的人,如同一个特技演员,望着对岸飘渺的现代宪政文明的目标,颤颤巍巍地走在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钢丝上。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滑向脚下混乱与暴力的万丈深渊。 至于改革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和林柏墙的观点还是颇为类似: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最后,你对这个时代的绝望,不应该成为你行凶和鼓励他人行凶的借口。 (采编:佛冉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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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野夫:六零后和八零后的对话

野夫:六零后和八零后的对话 ● 野夫 ( 进入专栏 ) 问=程明霞 谭旭峰 罗坪 答=野夫 问:你开始写作《尘世·挽歌》的时候已经44岁,是因为突然有话想说,还是之前很多年都在积累和酝酿? 野:其实这些东西一直都是存在心中的,但是之前,命运一直没有给我一个可以安静下来写作的条件。 此前自己做图书出版——当年的民营书商都不算合法的,我也没有办法写我想写的这些题材,否则公司很容易被借故查偷税漏税。当公权流氓化的时候,人民是惹不起的。 问:好像那时的民营书商为了赚钱,都是胡编乱造的书。 答:不是我自我标榜,我从进入出版这一行开始,就不做那些乱攒的书,绝对不做烂书。别说胡乱攒的书我不做,即便是学者作家写的书,达不到水平我也是不做的。 我是做了大量好书的。中国最早把网络知识引进国内,就是从我们开始的。互联网在中国的起步有两本书功不可没,一本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本是胡泳的《网络为王》,这两本书一个是我们引进版权的,一个是我责编的。 比如你们《经济观察报》当年的主笔许知远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给他出的。那时还没有人知道他,我是他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出版人。我算是许知远的发现者吧。 问:看你出版的这些东西,范围够广泛的。你是追着当年的热点在做,还是自己的兴趣使然? 答:我不是找热点,纯属个人兴趣。每个人都有求知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心中的很多疑问,是需要自己去探索的。比如我对当下社会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所谓“盛世”的秘密和软肋究竟在哪里?我要回答自己的疑问。 问:既然图书公司做的这么好,为什么后来突然不做了,开始动笔写作? 答: 厌倦经商了,也觉得我们这一代该发言了。我觉得我和其他的知识分子略有区别,我谋生的能力较强,我一生中多次一贫如洗,但是很快就能翻身,我能在任何地方找到饭吃,这是江湖人平地抠饼的本事。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问:读《尘世·挽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想,拥有如此沉痛和惨烈记忆的人,心里一定装着很多的恨和不甘,他该怎么面对眼下的这个社会,该怎么面对日常生活?但是现在见到你,看起来挺平和、温文尔雅的。你是怎么处理痛苦过往和眼下生活的关系的? 答:人呐,都是经过历练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能做到波澜不惊,宠辱皆忘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是一种境界,我觉得我算是在努力接近这样一个境界。 其实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在朋友圈里我从来都是笑声的源泉之一。内心深处是一张很顽皮的笑脸,嘻嘻哈哈的时候更多,并不像今天这样正襟危坐。 问:但是你书里的故事,都不是开心的。你说你从小就仇恨社会…… 野:你想象一下,当你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每天看到你的爸爸被捆绑着游街,你的家里随时有人来抄家,甚至深更半夜突然来,机关枪就架在你家门口,你的母亲被侮辱,你对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喜欢?你怎么会爱这么一个时代? 我是一个极端固执于记忆的人。我在书里也写了:我和这个时代永远无法握手言和。忘记宠辱并不等于颠覆记忆,真实的记忆将构成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我们的文字是需要首先还原历史的。 问:你永远都和社会处于这种紧张关系的话,怎么面对日常生活呢?毕竟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野:很简单,你要努力推进它的改变。我一直在这么做,我要帮这个国家改进。骂人很容易,改造是很难的。光坐在家里骂,你于社会何功呢?有些极端的朋友说我在基层做的很多事情是在跟政党合作,其实我是在帮老百姓、帮这个国家。章诒和说我是践行者,我觉得自己担得起这个话。 问:你跟这个社会不和解,但是也并不极端、不激烈? 答:我同意鲁迅先生的说法,他提倡“韧性的战斗”。你在这个时代能够一直战斗,要比割了你的喉咙让你发不出声来要好。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可能更多的使命是启蒙,就是告诉更多的人真相和常识。所以我很欣赏韩寒。 问:韩寒的小说你看吗? 答:他的小说我没看,他描写的生活可能是我这个年纪不太感兴趣的,所以没有花时间去看他的小说,没法评价。但是作为80后,他能有这样清晰的是非观,我觉得非常难得。中国的很多读书人读到我这个年纪,都还不明是非正邪。 我欣赏韩寒的勇敢、正直、奔放,不怕冒着被封杀的危险,一直在发言。这个国家扼杀的天才太多了,它完全可以让你赚不到钱,没有活路。但是他敢于一直发言,敢于一直站在正确的一方,站在善的立场,而不是邪恶的立场。其次是他的才华,他能够把价值观、善恶观,用他很俏皮很精致的语言传递出来,老少咸宜,我有很多年纪很大的朋友,都很喜欢他。他的作用已经超过了我们很多人在这段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 问:韩寒这样一位言说基本常识的人,在这个社会如此罕见、受到追捧,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呢? 答:许知远的《庸众的时代》这篇文章我也看了,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争论,其实他是在批评那些为韩寒喝彩的大众,“你们为什么只为韩寒喝彩,而不去做韩寒那样的人呢?” 但是我觉得这种要求没有太多必要。因为那些为韩寒喝彩的人,总比那些还在诅咒韩寒的人要好得多。而我们目前这个社会,还有大量在诅咒韩寒的人。许知远应该做的不是去批评和讽刺那些为韩寒喝彩的人,而是应该去批评那些诅咒韩寒的人。 坦率地说,许知远作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同时也是有是非观的人,我觉得不必去苛求大众,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苛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看自己是否也能去勇敢地言说。 问:人的这种是非观、善恶观,怎么会差异这么大,这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社会后天造成的,还是先天的?你生在文革,韩寒生在80年代,但是你们却可能有着相似的立场。 答:我倾向于相信人性中一些天生的东西,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其次我觉得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影响很大,我们说有的人教养好,有的人教养差,就是儿童时期的教育决定的。 如果一个人童年的时候,父母教你同情心,你长大就会懂得悲悯,但如果你童年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很暴力的,那长大就很可能对别人不好。然后,我始终相信读书明理。我们现在经常说某些人“脑残”,我觉得很多“脑残”的人,基本上是不读书造成的。 问:那么是古典文学和家庭的教育,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野夫?你写作的语言风格是非常纯净、端正的汉语,你身上的儒家气质、传统士大夫的气质也比较重。 答:除了小时候的阅读和外婆的教育,也与后来的人生经历有关。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好人多,他就会变得更好,遭遇的坏人多,就会变得坏一点,这是一个成长环境问题,越是活到一定年龄你会越相信命运。 我的命运虽然很苦,但是我遭遇了很多好人,一路走来,按算命的话说,就是总有贵人相助。即便当年我坐牢,在劳改队,都有干警特别关照我,他从内心深处同情我的遭遇,就悄悄地帮助我,让我少吃一些苦。他那么一丝一毫的善,会让你觉得做人应该这样做。 问:余世存说,20世纪汉语散文史上,很少有人像你这样集中地、执着的书写死亡。我不知道你对我们当下社会这种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是否有过思考? 答:温总也承认我们的社会需要解决不公正的问题,执政党也声称要开始为这个社会的公正做出努力。这意味着政府也知道社会是不公正的。 一个严重不公正的社会我们可以这么形容,它就像一个房间,环境非常糟糕,卫生条件很不好,空气很不好,充满了各种病菌。那么我们坐在这样房间里,非正常死亡率自然就会高。 社会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正义得不到伸张,那精神上的病变疾病就会高于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准,就会变成我们心里的隐伤。这个隐伤未好,只是藏在我们心里,在平时我们可能是很快乐的人,但是一旦因为某件事情、在某种情境中,潜意识被唤醒,内心的隐伤发作,就会很绝望,想要结束生命。在座我们每个人是否清楚自己的内心究竟是不是健康的呢? 发生大量的自杀、非正常死亡,这首先肯定是社会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推动这个社会的改良。 问:你觉得中国当代汉语写作的成就如何? 答: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坛,其实从手艺上来说并不缺乏好手艺的作家。就文学技巧来说,我们拿诗歌来举例,我认为中国现当代的新诗,达到的高度不比国外的新诗落后。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现代诗有很好的语言、很好的技巧、很好的感觉、很好的想象,但是在整个国际诗坛没有什么地位呢?我觉得是因为,它没有解决“写什么”的问题。 一个诗人,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年代,你的诗歌没有挑战时代的黑暗,你就在那儿玩语言、玩技巧、玩想象、玩意象,你跟身边的黑暗、民间的苦难完全没有关系,我很质疑这种纯抒情式写作的价值。 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写什么”是第一位的,无论诗歌、小说或者散文。如果一个作家连独立完整的人格和基本的悲悯勇气都不具备,你还谈什么伟大的文学呢?即便你把文学技巧玩到极致。 余秋雨,你不能否认他也是个文章好手,他那种华丽的文风有弊端,但你要是完全否认他的文字我不敢苟同。但是,一个没有人格的文学,就像一台电脑仅有硬件没有软件,那有什么意义? 作家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但我们的作家不是这样定位的,在我们国家,作协内的人才算作家。那等于是拿着朝廷的俸禄,参加一些运动式的写作。 问: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成就不是很高。你是否同意这种判断? 答:中国民间实际上有很多优秀的写作者。现在民间的作家被体制所压制,但是一旦体制变动,我相信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一定会出现一个井喷式的大爆发!中国民间的写作者现在都在准备着,等待着,等待有一天枷锁被打开。 体制内、官方的写作者,他们并不是对这个社会没有认识,只是他们没有勇气,他更愿意寄生于这个体制,因为这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和幸福生活。 但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选择我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真正的战斗是自己的事情。他觉得他的这种方式很好、很舒服,你有什么权利去苛求他呢?你愿意选择去揭露、去批判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要承担其后果和代价。 但是,我认为有一条基本底线就是作家要真话,要诚实。这和文学技巧上的虚构是两回事,你不能厚颜无耻地说这个社会的一些弊病是根本不存在的,说创作和言论是自由的。 问:《尘世·挽歌》在语言风格上也非常醒目。你的文字像是承接了传统汉语的非常纯净、内敛、含蓄而有节制,又很有力量的语言。你是针对这部作品的题材选择了这种语言风格吗? 答:我的语言风格和我个人的爱好和修为有关系,我内心深处更愿接近中国传统士大夫。我不过是继承了传统的那些好的文风而已,就像武功,有人学少林,有人学太极,有人学南拳。只要你继承好了,那都是好文风。并不需要全国人民都去学太极,或者都去学王五那套刀法。我认为文学的贡献在于一个人有好作品,同时能够写出自己的语言风格,能够拓展和丰富汉语的空间。 问:所以你对王朔那种口语化的写作也是非常赞赏的。 答:是的,王朔的那种语言天分、想象力的天分,太多作家都不具备。中国的很多作家,我就不点名了,我只能说他们是“劳模”型的,没有天分。但王朔是对汉语有发展的,他的作品的语言,影响了中国人口语的表达。 问:你自己在写作时,是更多心思花在“写什么”上,还是“怎么写”上?张承志最近说他不想写小说了,要写非虚构的散文,因为“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远远比作家的虚构更精彩”。那么你以后的作品还会继续这种非虚构散文的形式吗? 答:我最想写的是散文和小说,我有几个小说构思。因为一个作家,哪怕是民间的作家,光写诗歌、散文也是不够的。我心中已经构思了很久,我认为我能写出好作品。但需要时间和机会,写作也是需要一种特别强烈地放下一切去干这事的精神。但是我的散文也会继续写,因为我的散文是带有还债性质的写作。你一生中结识的那些人,经历的那些事,我不写它会觉得压在心间。小说如果最后没写,我死了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如果我的散文没有写完,我真的会死不瞑目,因为还有几件事没有办。 进入 野夫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9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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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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