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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治强奸的历史

蒙山野逸   苏军的胡作非为:      当年苏军攻进德国后,烧淫抢掠。有学者估计,共200多万德国妇女被苏军强奸,柏林50万。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1945年8月,根据雅尔塔会议决定,苏军经过数月秘密准备,出兵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可是同时,也对东北平民犯下滔天暴行。当时,苏军散兵游勇街上乱窜,喝得醉醺醺,偷东西,肆意杀人,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也被杀死。苏军打死许多抢劫日军仓库的德惠老百姓。八路军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苏军领导则辩称:我们在德国就是这么干的。     苏军占领东北后奉命掠夺日本工业设备和先进机械,对看见的女人就说“阿大咪上高”(音译)不管年龄多大,从7、8岁是女孩到70~80岁的老太太,不管是不是日本人一律轮奸,先杀后奸,先奸后杀比比皆是。     由于国共两党争相讨好苏联,他们只能对此不闻不问。    著名作家萧军曾批评苏军胡作非为。然而,遭到中国官方猛烈批判,“反苏”罪名一背就是数十年。这段历史也被掩盖了几十年,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渐被披露。 “沈崇事件”真相:     与苏军相比较美军在中国犯罪却极少的,比较著名的有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     “1946年12月24日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架到东单广场,遭到皮尔逊强奸。”     事件发生后,由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操弄,爆发了全国性的工人学生游行、罢工等反美运动,国民党一时间被搞得手忙脚乱,政府威信受到重挫,成为震惊全国的著名事件。     然而这是历史的真相吗?     据后来披露资料称,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0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        到这里,我们发现在强权的需要下历史不但可以被歪曲,而且可以被扭曲,它不但可以被丑化,也可以美化、被神化,被以黑做白、将是为非。    附:著名诗人 流沙河 的一篇演讲—— 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1900 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 “ 庚子赔款 ” 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 “ 庚款留学生 ” ,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 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 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 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 “ 山西农学院 ” 和 “ 山西工学院 ” ,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 “ 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 ” ,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 “ 山西基金会 ” 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 27 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 “ 山西工学院 ” 和一个 “ 山西农学院 ” 。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 “ 山西农学院 ” 和 “ 山西工学院 ” 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 “ 美元 ” 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 “ 山西基金会 ” 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 20 万美元就没有断过, 10 万给农学院, 10 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 20 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 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 “ 爱国主义 ” 这几个字。你要知道, “ 爱国 ” 成了 “ 主义 ” ,就是一种 “ 学说 ” ,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 “ 要爱国 ” ,余光中对我说 “ 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 ” 。 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 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 “ 贫下中农协会 ” 的主席,属于 “ 无产阶级 ” ,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 “ 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 ” 我说: “ 咋个喃? ” 他说: “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 ” 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 “ 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 ” (笑声、叹息声) “—— 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 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 “ 主义 ” 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 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 ” 我说 “ 台湾呢? ” 他说 “ 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 ” 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 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 —— 他们那个不能叫 “ 坟 ” ,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 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 “ 八宝山革命公墓 ” 分 14 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 “ 八宝山 ” ;有些家属还要去闹 “ 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 ” ,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 —— 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 “ 相当于副厅级待遇 ” !(笑声、掌声)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笑声、热烈鼓掌) 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长时间掌声)。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 AB CD 的顺序区分的,你叫  Adam 你就排在前面,在 A 区;叫 Zemota 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     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 “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 ——“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上帝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     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 : “ 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 ”—— 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 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 18 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     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 在 10 年前,二战胜利 50 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 13 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 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 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 B-29 ,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 B-29 有关的人员 —— 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 “ 那个 13 岁的年轻人为 B-29 修过跑道,我出钱! ” 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 “ 流沙河 ” 的名字 (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 “ 亲兄弟 ” , “ 鲜血凝成的友谊 ” ;而那个是 “ 帝国主义 ” ,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 13 岁的娃娃,修过 7 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美国至今没有占领我们一寸土地。俄罗斯等强占我大片河山至今不归还 。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胡泳 | 阅读的未来

阅读的未来   胡 泳   从“敬惜字纸”谈起   “读写能力”(英文叫做 literacy )是传播史中经常会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个有读写能力( literate )的人,顾名思义,就是她必须能读会写,或者像人们在语言教学中常说的,要做到听说读写“四会”。读书写字这种行为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识字,在现代的语境下,意味着一个人有沟通能力,或是能够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中理解和交流意见和看法,从而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会读书,会写字,就等于有文化修养;正因如此,文盲( illiteracy )这个词,在英文里还有“没有文化,无知”的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读写能力”是这么定义的:“读写能力意味着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使用与不同情形相关的印刷或手写材料的能力。读写能力包含了一个连续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使得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潜力,充分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当中。”由此可见,文盲率在现代社会中是被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解决之道不是别的,正是教育。 因为我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阅读和写作其实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学习和背诵。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 100 %。 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文盲率为 6.72% ,意味着有 8500 多万人是文盲。另 据统计,至少有 2300 万,或者多达 7200 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 即不能阅读招聘启事,不理解汽车时刻表,不能填写工作申请表,或者写出所要寄出信的目的地。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读书写字既然这样难,毫不奇怪,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文字曾经长期是一种特权。有关这种特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悠久的“敬惜字纸”的传统。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写到: “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 ‘ 敬惜字纸 ’ 的篓子。 ” 在这里,鲁迅说的是一个相沿既久,流传甚广的习俗。 著名画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这样描写他的家乡凤凰古城:   我那个小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往。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湾,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提到了沱江边的小白塔。如果你读过《边城》,你会记得,沈从文在《边城》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过一座白塔: 《边城》开头: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边城》结尾: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看见白塔就想起翠翠,想起折一把虎耳草梦中飞上了天,想起什么时候会不会有人在月夜为你唱三年又六个月的歌……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   沈从文还写到白塔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里的坍塌,翠翠于此经历至亲的死亡和心理空间的崩陷:   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   白塔在《边城》这部小说里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味。 塔,原指为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砖石等建造成的建筑物。 沱江边的白塔,却 没有经书、佛陀舍利,没有定光宝珠,没有大和尚降妖服魔的传说,白塔的其中一面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原来白塔是焚烧字纸用的。它叫万名塔,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原为古时的“字纸炉”。 虽然边城的故事发生在离凤凰几里远的茶峒,但谁又能说作者在描写《边城》里的那座白塔时,眼前没有浮现沱江边这座从小就熟悉的万名塔。 “字纸炉”,又有称“惜字亭”、“化字炉”、“圣迹亭”、“敬字亭”、“敬圣亭”、“文笔亭”的,名称各不相同。除出现在街头坊里外,各地的书院、文庙或较重要的庙宇中也可见它的踪迹。它的型式、大小尽各不同,有的高及数丈,有的不及五尺。但不管如何都会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 这些专为焚烧字纸而建的亭子,不少都祀有仓颉的神位(传说中的仓颉,是中国字的创造者,惜字之余自然要敬圣)。“仓圣”创造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仓颉以前,人类记载事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结绳,发生大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大结;发生小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小结,这些结,用来帮助人类的记忆;另一种是画图画,把发生的事,用图画记录下来。但是这两种方式,都非常不方便,而且容易遗忘。 造字是一件太伟大、太奇妙、太崇高的神圣工作,在初民的社会引起巨大震动。《淮南子·本经训》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者也。 张彦远的 《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 中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人们用这种想象的情景,表达自己对仓颉巨大功绩的称颂、感激与崇拜。 汉字,并非仓颉一人创造,在他之前与同时,已有别人创造的零星的简单的图形笔画,他予以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加上自己的创造,集大成为众多的汉字。《荀子·解蔽》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创造整理出大批汉字,这是划时代的创举。它结束了原始人结绳记事的历史,将中国文明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仓圣造字,反映了中华民族进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 华夏民族一直把仓圣造字引为自豪。如 余光中所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听听那冷雨》) 正是为了这种回忆和希望,中华大地到处有字纸炉的踪迹。以台湾为例,台湾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 龙潭圣迹亭创建于清光绪元年( 1875 )。台湾传承古风的敬字亭现存共有二 十多座,但大多数只有简单的一座炉子而已,不像龙潭圣迹亭是台湾现存敬字亭中规模最大的,包括了建筑群和完整的“圣人形”对称空间的庭园,还有中轴线贯穿“三进”庭园的“朝圣之路”,表现出“小中见大,空灵庄严”的中国庭园艺术,是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自古龙潭便是地道的客家庄,看看这座由客家人所创建的圣迹亭上的对联题字,更可见客家人特别重视文字、教育的古风:“鸟喙笔锋光射斗,龙潭墨浪锦成文”;“文章到十分火候,笔墨走百丈银澜”;“文章炳于霄汉,笔墨化为云烟”;“万丈文光冲北斗,百年圣化炳东瀛”(东瀛指的是台湾);“自古能知化丙者,于今便是识字人”(丙为火,化丙指焚烧字纸,识丁指识字);“文运宏开”;“过化存神”(过化存神的意涵颇深:客家人深信,焚烧后的字纸,片片文字升华化蝶,飞至天上向仓颉致意;而精神长存,滋润人间……)。 圣迹亭每年在秋季举行祭典。每年仓颉公、文昌帝君生日,或是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之日(玉皇大帝的诞辰),举行仓颉纪念恩典。当天,秀才以上之人着衣冠,童生着新的衣服,读书人准备牲礼、果品,举行所谓“祭圣人”的仪式,显扬并感谢制字先师仓颉的功绩。之后再将敬字亭内焚烧字纸后留下的灰烬清出,倒入被称为“香亭”的木盒子内 ,随着沿路鼓乐吹奏,由文人抬至溪河边,行恭走纸灰入海仪式,称为“行圣迹”或“恭送圣迹”。由此可看出,古人对于字纸、文化的敬惜观念,是远超过现代人所能想象的。在儒家倡导的教育体制薰陶下,鸿学大儒与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都知敬惜字纸,“敬字亭”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已故的费孝通先生在世时经常提到 “ 敬惜字纸 ” 。他说童年看到过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他说要 “ 敬惜字纸 ” 。虽然自己也曾经笑老祖母迷信,但当自己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才明白 “ 敬惜字纸 ” 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 汪曾祺有篇散文《收字纸的老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 。                                                                                                                             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中,春桃就是个拾字纸的人。电影里春桃不愿总在总布胡同做侍候洋人的差使,便自个儿找了这个以捡拾废纸为生的事儿来做。在北平的胡同中叫喊 “烂字纸换洋取灯儿”的春桃在搁下背着的大纸篓以后,后背心衣服上就赫然露出“敬惜字纸”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很难忘。 民二十四年,印光大师刊行《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内云:   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 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   字纸既如此珍贵,故平时不能亵渎字纸,不可将字纸随地丢弃践踏,不能揩拭污秽,不在经籍书典上随笔涂墨,平时也不能拿来垫坐等,其它如置书于坐椅,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或“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等等行为皆是亵渎之举,皆宜戒之。 在 “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 的社会里,教育不普及,广大人民对那些少如凤毛麟角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衷心敬重,而对文字则更是无限敬仰得近乎神化了。据《燕京旧俗志》载: “ 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 ” 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文本。《惜字征验录》中有许多如乞儿拾字纸转世富贵,穷书生惜字科甲连绵,乃至瞽者转明,愚者转智等等的感应事实,不胜枚举。 清代山东的戏曲家曾衍东曾画一幅 “ 敬惜字纸 ” 的条屏,上方题诗云: “ 惜字当从敬字生,敬心不笃惜难成;可知因敬方成惜,岂是寻常爱惜情。 ” 古人对于文字纸张的爱惜程度,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   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   百岁老人周有光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语言与人类相伴而生——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作为人,除了少数残疾者,没有不会使用和理解语言的。通过语言,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表达出来。 《圣经·约翰福音》开头即说:“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英文是“ word” ,就是“言”, 天主教圣经译为“圣言”。其实,在赞颂圣言的时候,《圣经》也在礼赞书写。这是因为,将语言用象征的写印方式记录下来的能力并不像说话那样出于遗传,写作是一种技术,一种人类的发明物。 周有光说:“语言可能开始于 300 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于 30 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于一万年前‘农业化’(畜牧和耕种)开始之后,世界许多地方遗留下来新石器时期的刻符和岩画。文字成熟于 5500 年前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上升时期,最早的文化摇篮(两河流域和埃及)这时候有了能够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的文字。” 这两种代表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公元初期先后消亡了。在公元前 1500 年的时候,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出现在迦南的闪米特人中。《旧约全书》就是用这种字母表的一个版本书写的。它是世界上所有字母的祖先。腓尼基人把闪米特字母传到希腊,遇到了使用上的困难,因为希腊人说话富于元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元音字母。聪明的希腊人在公元前 9 世纪补充了元音字母。从此,拼音技术就发展成熟了。(公元前 1300 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 距离希腊字母发明没有多久,世界见证了一种新鲜事物:读写能力开始在一些群体当中得到普及。古典学者埃里克· A. 哈夫洛克认为,希腊字母的简易性对希腊书写文化的大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夫洛克的学说首次出现在他发表于 1963 年的《柏拉图导言》中,后来在《古代希腊关于公正的概念》一书和论文专辑《希腊的书写变革及其文化成果》中得到进一步阐扬,最后在《缪斯学会书写》一书中获得简明扼要的总结。哈夫洛克在其有生之年从未转变其基本立场,他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是古代希腊字母书写(而且唯有这种书写)的发明方使读写能力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字母书写能够使思维超越荷马所代表的“口头心智”的局限性,形成逻辑、哲学和科学,柏拉图即是这种转型的第一个伟大的、典型的产物。 哈夫洛克还认为,大概就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个年代,甚或稍早一点,古代希腊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大分野”。这种“大分野”表现为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相隔离,口承社会主要依赖于韵律的、复诵(叙述)的文学来满足其文化知识的需求;而后来的书写社会则依赖于散文,并将散文视为传达严肃反思、研究和记录的载体;柏拉图的散文是开始放弃口头规则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思维方式出现了决定的转折。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对其他社会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 哈夫洛克认为,柏拉图的书,应该放进希腊文化的转折时期去读;那时的希腊正在从一个垂死的口头世界转向新生的书面世界。柏拉图生活在这场书写革命的关键阶段,他在对话录中讲了一个有关埃及神祗 Theuth 的故事,这个神祗也叫 Thoth ( 透特 )。 在埃及神话中,透特是最有智慧的神。 他多才多艺,有时以圣鹮(古埃及人心目中的圣鸟)的面目出现,有时又化作一只狒狒。他也是在天际划过的月亮。 最初,透特是司创造的神,后来变成教化人民的神,他教给埃及人文明与宗教礼仪、书写、医药、音乐以及魔术。他被称作“一个计算天地星辰之神”( One who Made Cal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Heavens, the Stars and the Earth ) ,“时间与季节的计算者” ( Reckoner of Times and of Seasons ) ,“衡量天而筹划地”( Measured out the Heavens and Planned the Earth ),“均衡之神”( God of the Equilibrium ),“所有知识作品的作者”( Author of Every Work o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Both Human and Divine ),懂得“隐藏在天 穹之下的一切事物”。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写道:“透特最先发明了数字和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还有赌博和国际跳棋。但他最特别和最重要的发明是书写。”借助于柏拉图的笔,苏格拉底为我们讲述了神奇的一幕:透特来到埃及国王塔慕斯面前,“展示了他的技艺,并宣称所有的技艺都应该被传予埃及人”。换句话说,透特像电子展会上的一个参展商,试图向国王兜售他的发明……“吾王,书写将使埃及人变得更聪明,并且改善他们的记忆:我的发明既是记忆、也是智慧的良方”——好一个有说服力的卖点营销。 可以说,很少有人像柏拉图那样因书写所致的世人心智的变化而获益。书写将他从对以往神话和谚语的鹦鹉学舌般的记诵和传承中解放出来,得以创造那些充满了新观念的新“对话”——这些观念是高度抽象的,离开了书写根本没有可能形成。正是因为这些对话被写下来了,它们才会流传 2400 年之久。 即便如此,柏拉图对书写并不领情。根据苏格拉底的讲述,对透特的各项发明的裁定权属于国王塔慕斯,日神的代表。当透特大肆宣讲书写的好处时,塔慕斯却不为所动。他对书写提出了两条批评意见:“这样的发明会给那些学会它的人的灵魂造成遗忘,”国王首先说,“他们不再需要锻炼他们的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于书写”。第二种批评是,因为书写的文字“免除了教师的传授”,所以只会带来一种“智慧的表象”,既非“真理”、也非“真正的判断”。 苏格拉底——也就是柏拉图——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讲了国王的批评。柏拉图没有见到我们给书写所赋予的荣光。他同意国王有关书写是一种退步的看法。作为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辩护者,透特失败了。 从此以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作是一种预言,将其寓意泛化,把它视为对新媒介的担忧,包括对新近传播形式变化的担心。比如,翁( Walter J. Wong )就说,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和 21 世纪初人们对网络的担心、 20 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电视的担心、 15 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 有意思的是,当初柏拉图担心书写,而后来的圣贤却觉得书写需要捍卫,他们担心的是另外的新的东西。 摩西有名的 十诫当中,第二诫就是: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埃及记》第 20 章第 4 节)   这一诫的重要性仅次于第一诫: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祗的表现。”(《娱乐致死》页 11 ) 然而,最终柏拉图和摩西都无法想象的是,人们不仅运用图像,而且痴迷于移动的图像;“ 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的新媒介不仅超越了口承传统,更发展成威胁着书写文化的庞然大物,一步步把人变成媒介化社会的产物。   形象崛起,文字陨落   “你将要开始阅读,”小说家卡尔维诺写道。   最好是关上门;隔壁的房间里电视总是开着。立刻告诉别人:“不,我不要看电视!”大声点喊——否则他们根本听不见你在说什么——“我在读书!我不想被打扰!”也许,即使你这么大声嚷嚷,他们也听不见,那么,你就咆哮起来吧:“我要开始念书了……!”   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点上,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象相较文字占了上风。 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卧室和起居室里,我们的孩子擅长操作遥控器和操纵杆,而他们的语言能力在下降。几乎每个夜晚,在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城镇,一个闲逛的人都会看到蓝色的光从大多数人家的房间中透出来,街头不再有聚堆闲聊的人群,就连闲逛者都那么少。 当美国四到六岁的孩子们被问到他们是更喜欢电视还是爸爸时,54%的孩子回答是电视。(Gomery, Douglas. “As the dial turns,”Wilson Quarterly, Autumn 1993)平均起来,一个美国家庭中,开着电视的时间一天高达8小时,它抢夺的时间来自工作、学习还有睡觉。不错,最近电视开始似乎变得像是昨天的发明,数字化传播吸引走了大批的技术迷们。然而,根据一项国际调查,世界上有30亿人平均每天花两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看电视,电视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体(Kubey, Robert,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BBC | 香港观察:狼来了!

梁振英当上特首,人们惊呼:狼来了! 3月25日,在特定的1200人的「小圈子」投票中,唐英年与梁振英的「猪狼之争」有了结果,梁胜出,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梁外形硬朗,口才了得,不疾不徐,藏而不露,被香港某些媒体比喻为狼。港人对狼的认知多为负面,认为狼的本性嗜血凶残, 奸险无比,贪婪成性。反对梁当选特首的人评论,香港不能引狼入室,否则豺狼当道。 是福还是祸 梁振英当上特首,人们惊呼:狼来了!根本没有《伊索寓言》里放羊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喊「狼来了」的时间和空间。 惊恐狼来了,源于以下几个认识: 其一、恐共心理。香港700万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或其前辈是上世纪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建政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时期从中国内地逃难、偷渡或移民来港的。由于中共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福和祸都是巨大的,港人中亲身经历或间接感受其害的占很大一部分;当然,港人中亲身经历或间接感受其福的,也占很大一部分,这是内地改革开放30年的贡献。 祸害造成的恐惧难以从记忆中抹去。梁是建制派,是中共认可的特首人选,选举中梁被安上无法证实的地下党员身份,恨屋及乌,恐共及梁。 其二、恐土共心理。梁振英不仅是中央认可的建制派,还得到香港传统左派力挺。香港的传统左派被戏称为土共,即1997年香港回归前,甚至1949年中共建政前,就在香港安营扎寨,不仅造就了一批像“长毛”那样的街头斗士,还培养了许多如梁振英这样的专业精英,梁在第一任特首期间就「入阁见习」。 香港土共由于回归前与港英当局的对立,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受到「左」的路线的影响,采取过暴力和过激行为,突出表现为文革时期的「反英抗暴」,破坏香港的法制和文明秩序,遭到香港大多数市民的强烈不满。所以,把梁比喻为狼,提醒港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其三、利益均沾的要求。香港回归中国后,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了体现「舞照跳,马照跑」,中央倚重香港的富豪和忽然爱国的港英精英,许多前朝高官又到特区政府「官照当」。传统左派在回归后要充分享受胜利果实的愿望落空,产生极大的怨气。这次梁当上特首,传统左派一扫憋了15年的怨气,扬眉吐气。因此,把梁比喻为狼,提醒传统左派,要利益均沾。 梁振英当特首,是福还是祸?是祸躲不过。 狼性的另一面 说起狼,想起姜戎的《狼图腾》,这是2006年香港的畅销书。书中描绘狼在满布强敌的草原上,运用计谋得以存活,借此反思人生、经济、生态及种族等话题。 换一种思维:英国人如果没有狼性,就没有香港昔日的辉煌。美国人如果没有狼性,就没有今日世界霸主的地位。中国人如果多点狼性,就不至于置家门口的钓鱼岛、南海被人侵占,打完口水战,派舰队去遥远的亚丁湾打几个毛贼和海盗。 再换一种思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在香港已实行15年了,关键是:怎样的港人,在怎样治港。 富豪董建华治港,最能体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董被生意场磨练成好好先生。富豪治港,温文尔雅,企图摆平各方利益,但事与愿违,焦头烂额,第二任期未满,称病下岗。 做了40多年公务员的曾荫权治港,最能体现行政主导。曾被英国人教化成彬彬有礼的爵士,又被上帝牧养成虔诚的信徒。公务员治港,按部就班,只想「打好呢份工」,难有创意,更无建树。如今曾又被曝出与富豪过从甚密,正在接受廉署调查,几乎晚节不保。 前任特首和现任特首在治港中都缺少狼性,在当今弱肉强食的世界经济丛林中,在香港你争我夺的利益集团的博弈中,举步维艰,难有作为。 倒是希望出身寒门靠个人奋斗成为专业精英又当上特首的梁振英治港,多点狼性,多点拼劲。在为港人谋利益时,有狼一样的狠劲和谋略;在公共事务管治上,用狼性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和霸权。梁要比富豪更少享受,要比公务员更高效率,要有更多创意、创新和改革,解决高楼价、贫富悬殊等香港深层次的矛盾。 也是一个选择 诗人余光中曾说: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 然而,在香港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里,叫不叫「狼来了」,更多是出于利益考量。 不管如何,狼还是来了!梁自喻属马,他究竟是披着狼皮的马,或是披着马皮的狼,谁是被吃的羊,港人拭目以待! 为了香港政治生态的平衡,选择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要从莽莽草原上的清道夫,蜕变成治理香港的狠角色,或许能改变香港的颓势;若仍不济,五年后的直选特首,又多一个理由。 最后,让我们带着忐忑的心,琢磨着香港今后五年的情景,同时静静地品味杨千嬅唱给港人的歌: 狼来了将一颗痴心吃掉了我没法预料这一个后果 明明仍在欢笑不消一秒尽碎掉留下你的容颜在思忆中捉弄我 狼来了天空的星星退避了我没法入睡伤心痛楚 缓缓地泪干了昨日的爱亦弃掉如让我可重头是否可不必再错 ……

民国教授的高薪生活

大学教授是民国期间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当然,说这个职业体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原因,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制定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教授月薪最低400元。那个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当时的政府哪怕财政捉襟见肘,也不曾亏欠 这些学者们的薪水,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令后人感叹不已。 辅仁大学有个名教授英千里,他在辅仁任教的同时还兼着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课程,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先生最多的时候一月能拿 1000多块大洋,多年以后,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识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英千里其人如今知 之者甚少,但大家都知道著名演员英达。英达曾在电视剧《围城》中扮演了赵辛楣一角,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民国大学教授的形象,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他就是英千里的孙子。 英千里英千里是位世家子,其父英敛之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他本人十几岁便被父亲送到国外读书,直到成年方才回国。英千里熟谙多国语言,尤其是 英语,被认为是讲得最好的中国人。英千里1949年后任教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台湾名校,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英千里曾长期在北平城里居住,后来厌烦城中尘嚣,便在京郊买了地皮,建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从城里到郊外度假,后来为了出行方便,又买了一辆福特轿车代步,这种排场在那时可不是一 般人能摆得起的。 此间还有一位教授的收入可与英千里比肩,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梁实秋。1981年年初,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梁实秋先生今庆八十华诞》的文章,文 中说:“(梁实秋)席间欣然道故,谈到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 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江青后来忆及这段岁月时说:“我每 月拿30块钱薪水,10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高,余下的20元不够我开支。”20元大洋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大概可供一个三、五口之家一月的吃 穿用度,这还不够江青一月的开支,可见她平常生活还是比较铺张的。 梁氏晚年曾对夫人韩菁清谈及他与江青之间的一段趣事,也从另一个角度旁证了江青的这段话:“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 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1930年代初期在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从上面这份资料可知,当时他的工资是 400元,是在青大图书馆半工半读的江青的十几倍,难怪江青向他借钱买巧克力吃呢。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邀请梁去北大做研究教授。“研究教授”这个职位是胡适创立的,待遇比一般教授高,授课时间却少得多,条件很 是优厚,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如周作人、徐志摩、陈受颐等都在北大文学院担任此职。胡适给梁实秋开出的薪酬是500元每月,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天价了吧?大学 教授们不仅薪水高,其他方面的待遇也令人艳羡。1932年暑假后,闻一多重返母校清华任教,此间他的薪酬是340块大洋。两年后,清华新南院西式住宅建 成,其中就有闻一多的一套。“福利分房”后的闻一多迁入新南院72号,这是新南院最大的三套寓所之一,“有卧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 生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书房宽敞明亮,四壁 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许多研究在这里进行,疲劳时到门前大阳台上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一下金鱼。冬 季里,也曾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谢泳:《清华三才子》) 在这段安定的日子里,闻一多做了很多学术工作,这是闻一多一生中最出成果的一段时光。据谢泳的《清华三才子》记述,闻一多此间的成果共有:1.毛诗字 典;2.楚辞校议;3.全唐诗校勘记;4.全唐诗补编;5.全唐诗人小传补订;6.全唐诗人生卒年考附考证;7.杜诗新传;8.杜甫(传记)。人们常说, 民国虽是政治上的乱世,却是文化上的盛世。我想,厚待知识分子特别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可能是成就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2734/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民国教授的高薪生活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3/31, 08:02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李彦宏马化腾抱怨房价,任志强反驳称IT高薪导致 穷屌丝的快乐生活 英国女画家笔下彩色民国 蚂蚁的幸福生活 我的日本生活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全棉生活新公式-凡客诚品 (@ipc) 郑强教授-中国第一愤青教授语录 (@hexieshe) 迷你的塑料生活世界 (@uuhy) 现实生活中的8-Bit游戏机人物 (@uuhy) 日常生活实用技巧宝典 Ⅱ-值得收藏~! (@ipc) 无觅

潘采夫 | 台湾也是我的乡愁

2012年03月18日 21:10:06   (凤凰网专栏) 两会闭幕了,温家宝总理对自己心境的描述,让今年的记者会有了告别演出的悲剧味道,而他关于重庆和政治改革的言论,更是震撼了所有关心中国政治的人。 我也是心潮起伏的听众里的一个,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听他对台湾问题的回答,每年都会谈,这次又谈了,退休后愿意去台湾自由行,但是还得看条件。他这次引用了台湾诗人林朝崧的诗:“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还说了很动情的一句话:“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 我相信温家宝一再坦陈心情,并非全为所谓统战,也体现了他的个人情感。我之所以关注他说这些,在于我也想去台湾,我甚至感觉到,也许他和我一样,也有一种文化上的乡愁? 中学时代,我最爱的课是语文课,每学期结束语文课本都翻得稀烂。那时我有一个爱好,统计哪个作家在课文里出现次数最多, 鲁迅 高居第一,好像有十六七篇, 毛泽东 排名第二,其次就是秦牧、吴伯萧、杨朔这几位散文家,其他印象深的还有《长江三日》、《白杨礼赞》、《松树的风格》这些课文。当时读鲁迅并不觉得好,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写“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当时就觉得这很像一种革命文体。学生们也偷懒,写作文动辄就“他的背影高大了起来”。毛泽东的文章自不必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只让人学会了霸气。吴伯萧、杨朔他们的散文,更是真情不见,趣味全无。学这样的文章,跟古代秀才读八股没区别,让人乏味得不行。 所以就读各种杂书,金庸的小说九岁就喜欢上,初中偶然看到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里面的“男人”、“女人”笑得我肚子疼,原来还有这样幽默又不逼人学道理的文章,高中读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更是惊为天人,原来少年人可以这么特立独行,直接向老权威们叫阵,里面《妈妈的梦幻》尤其让我爱不释手。课文里也有最喜欢的,虽然不多,林觉民的《与妻书》、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是能想得起来的几篇。李乐薇这篇文章不在考试范围,但恰好高中语文老师超喜欢,挺长一篇文章,要求我们午饭时间背会,下午上课就挨个背诵,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背诵全文的,可知对这篇文章的喜爱。 这种乏味与有味的比较,直接左右了我一生的趣味走向,从梁实秋、李乐薇、李敖他们出发,我开始对台湾大感兴趣,钟理和的《原乡人》,龙应台的《野火集》, 胡适 殷海光雷震他们的掌故,《自由中国》杂志,蒋经国的治台历史,直至台湾民主进程。到现在,竟然反认他乡是故乡,把台湾当成了自己的文化故土。越读台湾人写的书,就越发现自己学养浅陋,文字粗糙,越看赖声川王伟忠的长相,就觉得自己实在面目可憎,俗不可耐,长恨此身非我有,自卑情绪蔓延。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他们曾骑马穿越中国》,梳理了倪匡、金庸、黄沾他们历尽艰辛到香港,从此北望神州,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余英时、唐德刚等一大批文化人,经历与黄沾他们相似,只不过走了另一条路,到了台湾。还有的到了美国。这些人离开故土,成为海外游魂,他们的踪迹,可绘成一幅文化流民图。 当内地的文化革命造成了文化大荒芜,是那一批逃难的人,为中国文化存续了香火,使故国文脉不致最终断绝。所以,港台,尤其是台湾,成了我多年来思念的“文化故土”。学者王晓渔说过一句话:“台湾是我的美丽乡愁。”我常拿这句话向台湾朋友表白。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观点,内地和台湾的政治差别确实很大,但两岸同根同种,文化传统是一样的,文化认同必将反推政治进程。我觉得他们太乐观了。对于温家宝记者会上那句反问式真情告白:“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我想我的回答是:总理有所不知,虽然只几十年的政治恩怨,却已经让我们的文化大不一样了。文化固然可产生认同感,但如果缺少政治智慧和胸怀,文化就不可能推动政治,政治反倒会改造文化。 记得高中时,课文里有流沙河的一首诗,好像是与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唱和,“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 • 七月》里唱过,在《唐风 • 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既能读出高山流水,也能读出浓浓乡愁,但是谁的乡愁呢?余光中的?流沙河的?温家宝的?抑或是我的?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也许我们都有吧。

北斗 | <天玑>萧萧落木(二):中国人的素质

民主,就是希望公平,民主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做主,因此,民主是一件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保证民主成为一种体制的机构却不容易建立,但这与老百姓的素质没关系,与机构的设定有关系。要知道美国制定民主制度的时候,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不识字,大多都是农民,觉悟更低了。美国现在虽然是民主制,但是机构的设定也有很多弊病,与什么素质有关?     中国人的素质 文/沈睿老师(美国海军学院教授)     今年夏天在北京呆了两三个星期,我居然听了四次人们谈起或大声说中国人的素质。第一次是在一个卖包的商店里,刘家窑地铁站旁边卖包的店里。刘家窑以及南三环的那个地区,虽然高楼万丈,但是街道上垃圾遍地,破瓶子烂纸片野火烧不尽的毒草,哪里都是。 我从地铁上来,就听见卖包的吆喝:大减价!大减价!拆迁甩卖,拆迁甩卖!声音之高,让我不得不被吸引。奇怪,我想,我每年回中国一次,都听到这个店拆迁甩卖,怎么四五年过去了,还不拆迁呢?与那些反对和抗拒拆迁的人不一样,我对拆迁,特别是拆迁这个大声叫卖的店,十分赞成。我一直赞成拆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没有怀旧,旧的真的那么好? 我于是登上了尘土飞扬的台阶,进去问问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拆迁。再说,假包也实在好看,我正想买一个假包呢。卖包的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南方姑娘。她看到我进来,热情地站起来,给我看各种包。我一边看包,一边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拆迁?”她愣了:“不知道。”我说:“你不是说要拆迁甩卖吗?”她笑,“老师,这是商业宣传。”我假装恍然大悟地说:“我每年都在你这里买一个假包,年年都听你们的大喇叭说要拆迁,我听着你们的喇叭,有种紧迫感,马上来这里买包了。”她更高兴了:“看来我们的宣传很有用啊。”我点头:“真有用。” 正说着,几个人进来了,她丢掉我,立刻迎那几个人去了。那几个人走了,她又回来。我拣中了一个小包,粉色的,二十五块钱。我一边付钱,一边继续说:“你这里看来生意不错,人进进出出的,挺多的。”她答:“您可不能看人进人出,很多人进来拿起包就走,我看都看不住。最怕一进来三四个的,准是偷包的。中国人的素质,低极了,尽是想偷包的。”我大笑起来:“偷包的跟中国人的素质有什么关系?”她不屑地摇头:“中国人,素质低!”我抬头看看她,是的,她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是一个普通的年轻的南方女性,当她说中国人素质低的时候,我猜她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人。     从包店里走出来,我在大街上走,想这个年轻女性的话。从什么时候起,老百姓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了呢?什么是素质呢?我想想我自己,五十多岁的人了,我的素质是什么呢?这个卖包的姑娘看到我的一刹那,先把我设定是偷包的也说不定。我在她的眼里素质高还是低呢? 北京南城沿着三环路,有各种小店。在大街上走,我总感到街道上有一种过节般的狂喜,总有一种比学赶帮的热情洋溢。走了几步之后,我就忘掉了自己的素质,享受在北京大街感受到的生活的红火狂乱。我喜欢这种狂乱,在美国我的日子实在太安静了。回到中国,我为这种热气腾腾而高兴。仿佛想到张爱玲的诗歌:大片的叶子飘了下来,飘得实实在在。 过了没几天,我又听到人们在说中国人的素质。这次我是在餐馆跟人吃饭。我忘了有几个人,无论怎样,大家说起中国民主的未来。席间我听有人说,中国不可能实现民主,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了。听到“素质”这个词,我忍不住问,“什么是素质?”“素质就是中国老百姓做不到民主。他们没有觉悟。”听了这样的回答,我觉得这简直是逻辑不通。中国老百姓,跟美国老百姓觉悟差不多,我说:“民主,就是希望公平,民主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做主,因此,民主是一件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保证民主成为一种体制的机构却不容易建立,但这与老百姓的素质没关系,与机构的设定有关系。要知道美国制定民主制度的时候,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不识字,大多都是农民,觉悟更低了。美国现在虽然是民主制,但是机构的设定也有很多弊病,与什么素质有关?” 认为中国人素质低的人觉得我说得不对,说我不了解中国人。我还是忍不住:怎么会不了解中国人?我就是中国人啊!我突然想,那些认为中国人素质低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吧?我不说话了。 回到家跟我母亲聊天。我因为对楼道里的脏乱差感到愤怒,我说:“怎么人就会把自己的大脏脚往刚刚粉刷的墙上踩?弄得楼道里就是新刷的墙也脏兮兮的。”我母亲回答:“这些人就是素质差!”母亲的回答让我一愣,接着大笑:“妈,什么是素质啊?”我母亲说:“咱们这个楼,住着一大堆外地人,外地打工的,根本没有素质。”我继续问:“北京人就有素质了吗?”我的七十五岁的老母亲说:“北京人的素质比外地人强。”我笑着跟母亲争辩:“妈您这是地域歧视。”我妈瞪了我一眼:“什么地狱歧视?我还天堂歧视呢!”我一听,大笑出声,差点把茶全喷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从我母亲家看到的北京:高楼林立,灰蒙蒙的天空,楼下活跃的小商店,小市场,汽车在三环路上一路连过去。我好像听得见楼下热闹的声音和大街上的嘈杂。这就是我热爱的脏乱差的中国。我想,连我都不怎么关心时事的母亲都在用“素质”这个词表明自己的素质比别人,特别是比外地打工的人高一等,可见素质这个词深入人心了。素质到底是什么呢?教育程度?自觉的程度?关心他人的程度?     第二天上午去看一个住在郊外的朋友。我搭地铁在五号线的最后一站上来,从电梯上往外走,就听见为出租车招徕生意的女人大声地叫:出租车!出租车!要不要出租车?我从铁栏杆围成的出口往外走,看看朋友是不是来接我,从眼睛的余光中看到招徕顾客的两个女人,我看到是两个乡下的女人,当然,她们的穿着打扮也并不是乡村的,但是红扑扑的脸,晒黑的皮肤,衣服的搭配给我的感觉是乡村的,但我并没注意她们。我东张西望地找来接我的朋友。 就在我走出车站口这个过程中,我听见那个女人继续在大声地叫喊:要不要出租车?!要不要出租车?!我身后的一个男声,显然是不耐烦,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说:“嚷什么嚷?要是要出租车,还用得着你喊?真该回家呆着去!”听到这么不耐烦的声音,我回身看看,这个男人的声音还没有落,那个女人已经骂起来了:“你他妈的不坐车还说闲话,你吃饱了撑的?”我看见这个女的,个子不高,声音很高,显然是要吵架了。 那个男人一边走,一边还在说:“大老娘们,在这现眼。不如回家呆着去!”我心里立刻反应:这个男人性别歧视。可是这个女的也不示弱:“我现眼?我没偷人没卖B,我现什么眼了?”这个男人说着已经走出去了,听见没听见我不知道。这个女人还站在那里,骂个不停。我站在那里,目睹这生活的喜剧,听着这个女的继续骂下去:“穿得人模狗样的,这种中国人的素质!”“素质!”这个词如此让我震惊,我愣在那里,看这个骂骂咧咧的女人,她在骂那个男人的素质。我忍不住简直要去小声地问问她:素质,什么是素质?我看到她的朋友过来了,问怎么了,她还在那里续骂:“这个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我恍然大悟:素质是一个很神秘的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具体形状的什么。在中国,人人都可以用素质来定义或批评或指责别人。通过说别人没有素质,人就获得了素质。素质可以有高有低,有强有弱,或者一点也没有! 正在那里想着,我的朋友来了。我对素质的探究,也就蜻蜓点水地结束了。前天看韩寒的《谈革命》和今天的《说民主》,韩寒也谈到了国民的素质,他说:“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我是喜欢韩寒的,可是他凭什么说中国国民素质低呢?他是跟哪个国家的国民做比较?我不明白。     原文链接: http://www.douban.com/note/191820279/     (采编:宋晓慧   责编:黄理罡)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中国人歧视河南人,和欧洲人歧视犹太人是一回事吗? <天璇>中国新闻人的面包与梦想 <天璇>东海岸的贵气,中西部的野性,中国人的焦虑 <摇光>高素质高品质右派青年养成方法 <清华百年校庆特稿>中国知识人解不开的羁绊——献给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无觅

OhMyMedia | 南都周刊: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

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摄影_严路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流沙河在成都街头,1993年。摄影_王学成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算出繁体版。 南都周刊: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

[转载]水深火热台湾行——被大陆人误读的台湾

原文地址: 水深火热台湾行——被大陆人误读的台湾 作者: 祝春亭                                    作者: 衔橄榄枝的飞鸽   转自老马博客   祝春亭配图           文明基础课结束,我不禁木然更感郁闷, 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来自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如今世界第二强国的炎黄子孙在登上这座昔日的“水深火热”小岛之前,却还得先从幼儿园的基础课程学起。     二.城市建设与市容市貌,乡村环境与卫生     轮船停泊金门港后,走下甲板后的第一印象是那座显得寒碜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均远逊色于厦门港的出入境大楼;此后到过的金门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和台中港也显得普普通通,毫无财大气粗富豪之貌。台北市虽有世界顶级高度的 101 大楼,但摩天大楼的数量与豪华程度绝对比不上大陆地区任何一个省会城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笔者随旅游团游览了台湾省包括金门岛在内的十个县市,得以零距离全方位观察认识这个童年印象中的“水深火热之地”。为便于充分地了解分析,特分门别类整理出了其中印象最深的内容篇如下:   一.抵台前的文明基础课     在去厦门的途中,大陆导游严肃地为全体游客上了一堂“文明基础课”,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 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讲话、喧哗、喊叫和嬉笑打闹。   · 不得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和垃圾。   · 在一切公共场所禁止抽烟,导游的通俗说明是:有三个人的地方或者看不到天空的地方你都不能抽烟。   · 在旅店房间内抽烟更是绝对禁止的,罚款相当严苛(抵台后发现旅店门上和许多公共场所都贴有“吸烟最高罚款一万元”的警示标志)。   · 过街必须走斑马线,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否则出了交通事故你可能还得依法赔偿没有违章的驾车人。   · 不得采摘花草、捡拾捕捉海洋贝壳藻类动物及鸟类动物。       二.城市建设与市容市貌,乡村环境与卫生     轮船停泊金门港后,走下甲板后的第一印象是那座显得寒碜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均远逊色于厦门港的出入境大楼;此后到过的金门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和台中港也显得普普通通,毫无财大气粗富豪之貌。台北市虽有世界顶级高度的 101 大楼,但摩天大楼的数量与豪华程度绝对比不上大陆地区任何一个省会城 市,“总统府”竟然还在使用日据时代的“总督府”旧建筑。                      “总统府”没有围墙     在台北和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仍保留着大量“高龄建筑”和狭窄街道的商业区,路边商店鳞次栉比,人行道上行人比肩接踵,店招橱窗广告五彩缤纷,往来车辆循序而行,显得热闹非凡,酷似旧时代的上海老马路。     宜兰县火车站还是日据时代的火车站旧建筑,已近百年高寿,作为东海岸沟通台湾南北的主要铁路枢纽站,它仍在兢兢业业地为主人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夜幕下的宜兰火车站     在新北、花莲、台东、嘉义和南投等中小城市中,老房老街老树就更多了。     城乡结合地区也有新建的高层商品住宅楼,但数量有限,绝对看不到大陆那种“规模相当小城市的住宅小区”。台湾导游解释,他们不能大拆大建的原因其实简单非常,房屋及土地均属业主私有产权,一幢旧楼里只要有一户业主拒绝拆除重建,新项目就没法启动,开发商再贪婪也不愿意找这种麻烦;而与正常商业交易毫不相干的政府更不会淌入“私人房地产买卖”这潭大浑水。           大陆报纸向大陆人民的宣传     这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你懂得:发生在什么地方,是谁干的,拆迁户心情如何?           金门乃至台湾本岛的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不宽阔,多为双车道且多弯道,显然是受“土地私有拆迁困难”的限制(市区中更没有如今大陆盛行的六线八线宽阔大道,估计也同样受制于“拆迁征地”困难)。但城乡道路均平坦整洁,指示标线标牌清晰,连人少车少僻静无比的乡村公路上也画有清楚的白色斑马线,并在路两侧用白线画出约一米宽的自行车专用道。     农民住宅、乡镇小街巷和城市大小街道两侧的建筑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商店招牌也是五颜六色个性十足,政府显然没有统一规定(更不可能代为制作)。门前乱堆物品和占道经营现象绝对没有(南部高雄市有商店会占用街道骑廊的部分位置,但绝不过分),因此看不到什么“城管或市容执法队员”。     路边的垃圾箱极少,街头也看不到辛苦忙碌的保洁员。据导游介绍,台湾为了减少垃圾转运污染,近年来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封闭式垃圾车一天早晚两次定时来到,接收居民的分类袋装垃圾(有专门的厨房废物垃圾车)。抽烟的台湾导游先生口袋里则自备着金属烟盒,用以存放烟蒂,找不到垃圾箱扔烟蒂的我们有时也只能借他的“贴身烟灰缸”一用,或掐灭后带回旅游车上的垃圾桶。   农村的环境卫生与城市毫无差别,我沿村中水泥小路去金沙镇途中,发现道路两侧的排水沟里也和城市路边一样,没有一星点垃圾或废弃物。农家院中不时传来雄鸡鸣叫声,但村中小路上却没见到一粒鸡粪,因为家禽不允许放养。惊叹之余,大陆许多村庄中堆满垃圾的水沟河塘,还有飞驰豪华轿车中人向外吐痰扔垃圾之类的恐怖景象不禁跃入脑海。     与当地人聊天,没有人把讲卫生与爱国大道理相提并论,只是淡淡地说:讲卫生爱清洁是每个人应该的事。问台湾导游他们的城市政府搞不搞“全省全国卫生或文明城市创建评选活动”,曾经带团去过多次大陆的他显得一头雾水,几经翻译说明他好像也没有完全明白“创建”是什么,城市卫生文明和政府评选有什么关系。     金门金沙湖畔假日旅店坐落在标准的乡村原野上,四周皆是静谧安详的农田、葱郁的树木、清澈的小溪、翠绿的山峦、宁静的小牧场和风格迥异的独立民宅,黄牛在草地上静静吃草休憩,一派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台湾本岛除城市附近有范围不大的新建商品房住宅区外,公路两边漫山遍野尽是繁茂的树林灌木和花草,“没有天天被人斗”的天空和大地显得一副轻松惬意状。     三.民德、民风与民俗     台湾民众行善捐赠助人蔚然成风。在大巴车上,台湾导游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所购的物品离台湾时可以凭发票领取退税,但他提出建议,为了帮助救济帮助贫困人员,可以把购物发票交给他代转或自己投入商店门前的捐赠箱,因为税务部门每月都会按发票兑奖,贫困人员则会凭慈善机构转赠的发票去邮局领款,搞点生活补贴绝对不成问题。台湾各级政府除按法律规定给贫困人群提供救济外,一般不直接参与慈善救济活动,更不会发动并领导什么“送温暖、献爱心、扶贫和文明道德学习教育运动”。      “礼义廉耻仁智信和忠孝仁爱”之类的道德信条准则至今依然是台湾孩子跨进学校起就必须接受的思想精神教育内容。 国民政府退居台湾之初,卸去军职的高级将领何应钦在领衔重整了因战乱而停顿的“童子军”组织及其活动后,又于 1955 年借“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之风,邀请海外大型代表团访台,组织岛内青少年出访海外,实现持续的国际互动,积极宣传孔孟儒家道德理论,积极倡导一切从自己做起的“诚实、纯洁、无私和仁爱”四项道德标准。     六十余年来,道德伦理、人性仁爱、礼义廉耻乃至孔孟思想体系在台湾社会中始终没有以任何理由任何动机被轻视被批判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也不必应对“拨乱反正或重新弘扬”之类的超级社会难题。                    台北孔庙举行祭祀表演   去新北市野柳地质公园游览,导游于停车前就严肃告知严禁触摸、依靠和踏踩海边的珍贵岩石。但公园中一些大陆同胞的恣意妄为却让人吃惊,他(她)们摄影时不但手扶礁岩石,甚至还会乐不可支地躺坐在岩石上,或在礁石上兴奋奔跳。在最热门的“女王头”岩石前,面对为得到摄影席位不按序排队而乱拥挤甚至乱插队的大陆游客,可怜的台湾老义工不断大声喊着:“请排队,请排队!再这样会罚我三千元的!”目睹眼前的乱象,我真为这些学习了几十年“精神文明”而一无所获的同胞而羞愧难堪。     抵金门次日清晨,我独自去太武山北面蓉湖畔的金沙镇探访。途经镇外村庄边一关帝庙隔壁的社区办公室。有六位老者在内饮茶聊天,老人发现我,有人立即出门热情邀我进去喝茶吃点心,推辞不得只好加入其中一起聊起两地家常。老人热情而谦恭地为我这个陌生人斟茶,推荐食品。这些作为义工的老人们每天早晨来此锻炼身体,聚谈品茶,接着在办公室里处理社区的日常事务。聊天中发现,几位老者和金门大多数居民一样,都是坚定的“蓝营”支持者,他们都对民进党的政策与做法谨慎表达了不屑的态度。     鉴于近年来大量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因此你遇到的许多导游、司机、旅店职员、店主商贩各色人等都会真诚地表示感恩大陆同胞。在花莲市问路时,一位老年市民认真告知行进路线后,还虔诚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花莲”。市民出自内心的感恩之意和爱乡之情让自己惊叹不已。     在镇公所前的汽车站外,有四个身背书包的初中男女学生自觉排成单人纵队在晨曦下静候校车,前后自觉间隔一人;十多分钟后,候车学生队伍增加到十余人,秩序依旧井然。      破“四旧”,拆庙砸佛像,你懂得,这是什么地方?     在所去的十个县市,你询问求助的任何人(包括卖给你商品的老板店员)都会热情相待不厌其烦,“你好、谢谢”之类的话语几乎不绝于耳;甚至与路人的眼光偶然相遇时,对方也会向你报以友善的微笑。     也许因为没有发生过“把一切旧传统旧文化扫进垃圾堆的大革命”,台湾民众之间明显保持着温馨的信任,完全看不到任何“呼唤诚信”之类的标语或广告。下午抵台北后,因为要到次日才有机会兑换台币,导游先生主动提出先借给每位游客 1000 元台币,说完就挨个发起钱来,导游不记录更不需要借者签字,发完两万多元钞票后只轻松地说了句“明天换了钱别忘了还我啊”。眼前的情景不由令自己回忆起了大陆“文革”前小商店主对周边邻居和熟客的“赊账消费”历史,还有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欠债欠薪”恶风及庞大的“老赖军团”。      大陆的宣传画     导游建议我们可以买些“名人访谈”视频碟片带回欣赏,但他很快话锋一转提醒大家:碟片要二百元(新台币)一张,不可能买到几元的盗版产品,因为台湾对知识产权是非常尊重的。     回到大陆第二天,与旅英老友通电话,老友在听了我的旅台感受后告诉我一件事:他的同事某次去台湾出差,深夜抵达后在机场要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帮忙代寻酒店。也许因为他提供的目的地不准确和司机不熟悉等原因,找了近两小时才找到旅店。一脸愧疚的司机表示耽误了客人的时间,执意免收全部车费;老友同事则坚持付款,最后司机勉强收了机场至旅店的车费后连连道谢而去。本人四年前在马来西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漆黑深夜、城外车站,独自一人,出租车司机一口报价,沿途积极寻路,多次下车看路牌,第二天向当地人核对,收取车资准确无误。     看来,诚信淳朴的民德与民风绝非一日之功,更非什么“大跃进和群众运动”所能一举造就。     四.警察、政府与公权力     七天旅行中,除在机场码头外,在街头路边极少见到警察(其间只在花莲太鲁阁大峡谷景区看到两个在路边休息的摩托巡警,在高雄市某路口看到一个巡逻警察),甚至没有看到一辆高声鸣笛呼啸而过的警车。旅客熙熙攘攘的宜兰火车站竟然没见到一个执勤警察,甚至没有安检程序和设备。     警察局的建筑也普通无比。在宜兰县等火车时,曾路过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宜兰警察分局,外观普通的四层楼,消防队也在其中。警用车辆停放在路边,大门像商店一样对街敞开,没有森严的卫兵和警戒线,只有一个值班警官迎门坐在接待台里。看到大厅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公文受理时限表”,好奇的我与二哥想走近前留个影。对值班警官说明要求后,警官爽快地同意了,没有任何警惕防范之意。行车路过台东县某小镇时,还看到路边的一个四边仅有三扇窗户宽的二层小楼警察派出所。                   台湾女警察   警察,对中国人而言绝对算个森严的话题。在童年的印象中,台湾这个水深火热之地应该是一个“反动派资本家专制独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国家”。后来随着信息的多源化,发现情况有变,也获悉那位在“威权时期”与政府作对的“英勇民主斗士”、如今深爱大陆体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总”等情治单位昼夜监视居住的情况下,自由读书写作、交友出游、品洋酒、玩美女;还能借自家门口“监视警察”之威恫害撞坏他私家车的邻居;后来他还能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届“总统选举”(去年厌恶台湾教育制度的李作家还自由地把爱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学培养深造)。     看来,强势警察和社会稳定未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台湾看不到到政府任何居高临下的指示说教形象,除安全健康卫生提醒之类的政府公益广告外,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关于发展经济和教育民众的宣传标语、横幅和广告牌。政府办公楼(院)既不招人显眼,更谈不上森严豪华了,绝对无法与财大气粗的私企办公大楼和私营大饭店一争高下。乘车即将抵达 101 大厦时看到的台北特别市市政府,发现它竟然就是一座紧挨路边的普通五六层楼房,门前就是人行道而非奇大无比的景观广场,看不到威严肃穆的卫兵,底层是大门洞开的政务大厅,乍一看就像大陆某个不景气银行或证券公司的营业大厅。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曾经的执政党市委)竟然就设在一条普通大街十字路口转角处的普通五层楼房里,酷似普通写字楼的门前好像连停车也颇困难,气派威严就更谈不上了。最早参观的金门县金沙镇公所(实际意义应该是政务办公场所)只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七层赭红色楼房,其中有市民代表会办公室、镇政府办公室及各下属机构;底层则是汽车站、候车室、邮政局和书店。      澎湖县政府。台湾的政府机构,可以随便出入,没有警卫,不需要登记   宜兰县政府。在多雨易涝的台湾,政府楼全部没有高高的台阶,这是有意识的亲民设计。              台湾“中华民国立法院”(议会)     台湾导游介绍,因为政府掌握的经济(国企)力量非常有限,它的开支主要来自于税收,所以政府只能量入为出了。记得高雄市女市长陈菊在特奥会开幕前就告知媒体:“我们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绝不充胖子”。没想到几年后女市长因为“跟风建地铁遭遇营运亏损”受到市民骂声一片,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失掉不少选票(高雄因市区面积不大,摩托车是大量市民喜爱的交通工具,地铁客流量严重不足)。     政府官员的身影在民间却反而频频出现,包括马英九、王金平、苏贞昌、游锡堃等在内的政府高官在野政客大佬经常出席包括民间企业、宗祠、神庙周年纪念庆典在内的各类民间活动,还会与企业老板亲密合影留念;马英九萧万长当选那年还为一些企业如金门酒厂、阿里山烟厂和一高山茶厂做产品代言人,当然他们是绝不敢收取“代言费”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及官员们经常四处奔波,穿梭于闾巷,拱手拜票虔诚鞠躬;民意代表呼吁选民支持的自费广告彩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马英九“总统”在花莲参加街头辅选拜票活动后,饥肠辘辘上夜市吃小吃。   各级政府因为人力财力有限,大量事务性工作都会委托民间专业中介机构或聘请志愿者(义工)操作。     在议会的严厉监控下,政府的支出预算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监督( 2002 年台北市文化局拟建一座美术馆,局长兼作家龙应台女士必须多次亲自到场接受市议员们近乎苛刻的事前质询、审查核准和事后审核)。政府的公务性开支审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目前拥有 2300 万人口的全台湾公务用车仅有 3.7 万辆,占年度财政预算的 0.48% ,远远少于北京市不久前自报的 6.2 万辆和全大陆的 200 万辆以上(不含医院、学校、国企和军队用车)及 2.5% 的年度财政预算占比。     台湾居民对法律和制度的敬畏显然远远超过了对政府及公权力的惧怕。      安徽省埠阳市颖泉区人民政府(别称白宫) 湖北省维稳办副主任夫人陈玉莲被误认为普遍访民,遭到一伙看守省委大门的警察的殴打,打得昏死,送进医院抢救。事后,警方声明“打错了,不知道她是黄主任夫人”。   五.人与人、人与动物及环境的真正和谐     八天旅游期间,利用晚间和清晨,逛了不少台湾城乡的街巷、大小商店包括夜市,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和谐无间,始终没有看到居民大声争吵或恶言相向,微笑和柔声细语几乎无处不在。 1950 年代初成功的“土地改革”基本消除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消除了本地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后来对“戒严和查肃匪谍”过程中冤假错案的公开平反及巨额赔偿则基本消除了政治与族群矛盾,靠税收杠杆调节的财富分配和基本完善的福利和救济制度则让不同阶层的民众颇难“恨从心来”。     我们下榻的南投“平云山都饭店”(台湾人不称旅店为酒店)是当地一位拥有数千亩土地大地主用自己土地与人合资开办的四星级饭店,周围皆是连片的果园与森林。离饭店不远处也有小地主(农民)的一幢幢漂亮别墅住宅。在一座花圃边矗立着一排犹如机修车间的高大而陈旧的平房,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妻。见我们到来,八十二岁、眉慈目善的老妪热情端出水果,请我们享用。她告诉我们,因为自己的土地少,年事高孩子也不在身边,就种些珍奇花草,度日兼休憩,和大地主邻居相处也甚洽(大地主的土地也是土改后逐年向邻居购置的)。我们告辞时,健谈的老妪偕八十七岁身患中风后遗症的老伴向我们虔诚叩首,行礼如仪。     人们对高山族之类的少数民族完全不称什么“族”而一概称为“原住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堪称无微不至,如日月潭附近只有 243 人的邵族原住民,生了孩子政府立马给予 6 万元新台币生育补贴,孩子直到 18 岁的医疗教育费用全免。对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及遗产也竭力保护,因此台湾至今还保留着多种民俗节日,如塔山部落节、宝岛邹鱼节、茶山凉亭节、丰年节、花莲葱蒜节、南投灯节和高雄黑米节。     在金门下榻旅店一层走廊的天花与墙角处,六个燕子窝足实让人叹为观止。每一个燕窝里都安居着一对和善可爱的燕子夫妻,两双绝无担忧惊恐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下面的看客。受如此真正和谐情景的感召,我主动为它们关掉了两个楼梯口的吸顶路灯,以免影响燕子们的睡眠。     为保护水质安全,台湾法律严格规定所有作为自来水源的湖泊河流绝对禁止捕鱼游泳;大名鼎鼎的高原湖日月潭每年仅中秋节一天允许游泳,在湖上行驶的大量漂亮游艇也都要求必须具有高效油污过滤能力,清澈碧绿湖面上确实看不到一丝油污痕迹。                   台中县新社庄园即景   在台北至花莲和高雄至嘉义途中,看到了路边的两座大型水泥厂,其中的一座建在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岸边,其产品大量出口海外。两座水泥厂的全部厂房建筑、厂区内外道路和附近树木几乎纤尘不染,见过多座以粉尘弥漫为特征的大陆水泥厂的我们对此深感疑惑不解。火车上的台湾中年旅客肯定地告诉我们,水泥厂必须对污水和粉尘排放实行严格控制,一旦排放超标企业肯定会有巨大的麻烦。熟悉大陆情况的台湾导游则告诉我们,水泥厂的生产工艺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只看你老板愿意为环保处理花多少钞票而已。     完全属农民所有的农田多实行轮流休耕制,以保护地力。休耕期间,农民自己的服务型组织农业协会免费发放绿肥种籽供农民栽种田间,来年播种前耕入土中以为有机绿肥。农民愿意种植什么作物也纯属自己的权利,完全与政府无关。农业协会则负责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技术和营销支持。     台湾大型石化企业国光石化公司拟在某县收购土地建炼化厂,最近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多位议员和多家媒体为抗议农民助威呐喊,尽管国光老总公开向当地农民做出多项优惠承诺,已经通过环境评价的新项目基本已是胎死腹中之运了,政府此时也不敢为这个富豪朋友“两肋插刀”了。                           阿里山                        受到严重污染的滇池   因为长期严格禁止乱砍滥伐乱捕滥杀,台湾的森林植被及水域环境良好,鸟类鱼类品种众多。在濒临太平洋的花莲和台东,能见到的渔船及渔船码头极少,询问后得知,当地人的理念很简单:我们吃多少鱼就捕多少鱼,过度捕捞一定会破坏生态,断自己的后路(城市里海鲜馆供应的海鲜绝大多数都是在海边基围中饲养的)。     所行之处,极少看到土壤裸露的农田,也没有看到一座因采石、建设或砍伐而导致伤痕累累的山峦,更难看到遮天盖日的飞沙走石和滚滚黄烟,林木茂密苍翠,天空蔚蓝可爱。     知己知彼、以“慢”闻名的台湾居民显然是用实际行动而不是标语口号,在谱写着真正的和谐之曲。若他们坚持急功近利地“大挖大建、大干快上、与天斗、与地斗”,小小宝岛很可能早就变成“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核武器试验场了。        六.宗教与信仰     台湾信仰宗教的居民数量众多,浏览遍布城乡的各色庙宇教堂即可略知一二了。从原住民信奉的拜物神教到十五世纪荷兰人引入的天主教,再到大陆闽粤地区移民带来的佛教、道教、关帝教和妈祖教,多元的宗教文化因未遭遇包括日寇殖民政权在内的历任统治者的摧残荼毒从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演化成了台湾社会中影响广泛、成员众多的重要社会力量,甚至在几十年的“戒严”威权管制期间政府也没有对其实行“关停并转或改造合营或收归国有”政策,教会成了足以和公权力分享天下、对社会成员影响巨大、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超级非政府组织(旅游车途经某城市时就在路边看到过高矗在楼顶的某基督教地区领导机构“长老会··教区”大招牌)。     目前全台湾登记注册的佛教道教(包括妈祖关帝)及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庙宇 2.6 万座,不计其数注册和未注册的庙宇祠堂神殿在各地城乡均随处可见(社区外的居民群落几乎均拥有一座);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建筑或美轮美奂,或庄严肃穆,一些教堂还办有幼儿园和小学。所有的庙宇均严格遵循佛祖“普度众生”的宏旨与“俗”严格划清界限:绝对不售门票,庙内庙外绝对不出售任何香烛祭品;庙内有专门香烛台,进香客可免费请取后在殿外香坛里供奉,香客是否捐款施舍、捐赠数目多寡则悉听尊便。                   日月潭文武庙   各类大小庙宇寺院及教会组织均实行高度的自治,其行为与政府毫无关联。庙宇日常运作管理、方丈主持聘选、建设资金筹措、建设土地来源和建筑模式规模等大小事务均由德高望重的信徒和信徒捐资人商讨决定。我们在南投下榻的宾馆附近那座建筑规模巨大、中西甚至与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合璧的中台禅寺,政府只负责注册登记、建筑规划和环境评估之类的审查备案,以及附近公路、电力和市政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     在宗教精神与神灵力量多年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绝大多数民众精神有依托,内心有敬畏,行为有准绳,做人有榜样,良心良知人性道德绝无另类的权威解释,恶行恶人始终属于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绝无登堂入殿的任何机会。自身工作已经千头万绪的政府自然也就不必在百忙中再承担“教化民众或领导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千钧重担了。好在台湾的执政党还“贵有自知之明”,好像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教会组织及僧尼道士和牧师们接受它的“正确领导”。   你懂得,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七.基本无忧无虑的私权利     因为从来没有否定过财产私有制,台湾居民的私权利多年来非但没有遭遇到任意的侵蚀和剥夺,反而借民主制度的成长而日益巩固健全。 1950 年代初的土改,政府用实惠的“赎买政策”把大地主的土地购回,再贱价卖给“以自耕为目的农民”;而“戒严时期”的查肃匪谍活动又与对个人的经济及其他权利剥夺毫不相干(其间获刑者的子女亲属不受株连,读书、高考、出国留学和就业经商等个人权利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几十年来,公权力和私权利基本还是泾渭分明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有需要就按规则交易。     老友的已故二哥是去台老兵,退役后教书,娶了出生农民家庭的原住民妻子,二十年间经历了两次拆迁征地,他二哥后来曾经面带喜悦地告诉自己的大陆亲属,他们家是拆迁一次发达一次,小果园异地变成了大果园,小房子异地变成了豪华的大房子,补偿款还小有结余。原因很简单,你买我的土地希望做生意发大财,自然应当让一杯羹给我分享了。     土改后,不愿意种地的地主怀揣“国营大企业股票”乐呵呵地城市化了;少地和无地农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块土地,同样乐呵呵地开始辛勤耕耘,发家致富。公权力在特定时期理性引导私权利的合理交易与置换,让政府、地主和农民都能真正无忧无虑地享受工作与生活的乐趣,你仇我恨的时代渐渐变成了遥远的历史,社会稳定自然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马祖县政府大楼前的菜地。此大楼因台风严重受损已停用,但菜地却是老的,地主(菜农)不肯卖地,故而建不成府前广场。     南投县埔里镇大地主投资建设的平云山都饭店、大地主自己的私宅果园和农民(小地主)的果园花圃及别墅般的住宅,比邻而处,相安无事。     在高雄市我们见到一户占地足有一千余平方米的开阔民居,左右是两座纯私营的大庙宇,大门前是繁华街道及街对面的巨大私营水上公园,后部则是密集的私人住宅楼。宽度足有 30 米的临街低矮围墙左右两侧均设有红漆大门,二层白色洋楼前面是绿茵茵的开阔草坪和葱茏娇美的花草树木。一位同行的旅客惊羡之余还激动地说:在咱们那里,拆迁办和开发商肯定是不会放过这户人家的。     高雄市古色古香、占地宽广的龙虎塔—清风阁水上公园,还有街对面金碧辉煌蔚为壮观的道教寺院“启明堂”和“龙虎堂”,均系当地信徒居民自筹资金建成,所用的土地和水面也完全属于信徒们的私人捐赠物。     当地人的私权利近年来又增加了更神奇的分量:手中的选票。政府官员,议员(民意代表)都非常明白,自己如果只说不做,或者乱说乱做,选举之日就会是你卸官帽卷铺盖走人之时。     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台湾居民不那么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原因也许就在其中了。                         飞机上拍摄台湾郊区农村     八.教育、文化及其果实     台湾的“三高”(高楼、高铁和高速公路)绝对望尘莫及于如今的大陆,绝对看不到连片成群的公寓大楼小区和摩天大厦,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当地最气派的建筑物应该就是国民学校(公立中小学)。抵金门次日清晨,在金沙镇就看到了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及豪华程度比相邻镇公所优越数十倍的“金沙国民小学”,南北相距近五百米的两座威严大门、校园内“有顶无墙”的宽阔运动场及花草树木绿地,足以让学校对面镇公所里的官员们日日自叹弗如。当然,小学门口没有高度警惕的门卫保安,男女老少镇民在校园里自由晨炼,为我指路的镇民甚至告诉我可以穿过学校抄近路返回旅店。在此后的旅行途中,又看到了多所蔚为壮观的城乡“国民小学、中学和教会学校教会幼儿园”,看来台湾同胞对教育的重视也成了习惯。     台湾学校至今还把“礼义廉耻仁智信”为核心的孔孟儒家学说理论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当然还包括坚持了几十年的“公民教育课”了;各级学校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漫长的“停课闹革命或师道尊严批判”,学生读书求知学习做人,教师传道授业解人之惑,至今仍是天经地义之事,因此好像全社会还没有出现大幅度甚至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需求。                南投县为六名山区学生专门盖的小学     途中目睹的三件小事让人惊叹,更让自己见识了台湾初期教育的魅力。在宜兰至台东的火车上,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五六岁的女幼童坐在对面。火车即将在一小站停靠前,母亲(或者祖母)立即让小姑娘自己背起书包,小姑娘乐呵呵地遵命。火车停稳,妇女牵着背包小姑娘的手,迈着健步欢欢喜喜下车了。     在高雄下榻的旅店旁,有一所教会幼儿园,清晨六点多,停在门前的校车正准备出发。有三个可能家住附近的幼童竟然背着小书包自己信步来到了学校,此时校园内只有正在忙碌的清洁工,三幼童坐在长椅上只顾自由玩耍嬉闹,门外没有护送他们来校并在密切观察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更看不到首尾相接的私家车和紧张忙碌维持交通秩序的交警。     第三件小事就是在金门岛金沙镇看到的学生自觉排队候车之景(参见第三篇)。     没有经历过“一波三折”的教育自然会收获到自己“不伟大却很实在更惠及后人”的文化果实。几十年来,仅有两千余万人的小岛却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让全世界时时都在瞩目着这个太平洋上原本的蛮夷贫瘠之地。特将信手寻来的台湾部分知名人士名录记述如下:     科学技术界:朱经武、李远哲、何大一、陈景虹、蔡义本、江博明、李昌钰、钱熙、邹哲、李镇源、田长霖等;文学艺术界:余英时、苏雪林、罗大佑、李宗盛、柏杨、高希钧、龙应台、余光中、李敖、朱德庸、白先勇、三毛、陈锦芳、赖声川、许绰云、琼瑶、朱天文等;演艺界:苏有朋、苏芮、邓丽君、蔡琴、秦汉、林青霞、林怀民、侯德健、周华健、周杰伦、孟庭苇、张惠妹、费翔、童安格等。     当然,还有工商界大名鼎鼎的王永庆及其台塑、现代理念的医疗机构、大陆家喻户晓的宏碁电脑华硕电脑、发达的电脑软件芯片与显示器产业,还有更家喻户晓的统一食品和捷安特自行车。     这些杰出人物在现代物理、材料、地质、医学、生物遗传、信息产业和工商业等多个领域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炎黄同胞奉献了大量诸如“朗朗校园歌曲、崭新文学及影视作品”之类的文化艺术财富,无疑都是根深蒂固“教育之树”结出的丰硕果实。     九.极难察觉的贫富差距     童年少年时代,台湾在自己印象中应该就是一个“官僚资本家因巧取豪夺而脑满肠肥、穷苦百姓受尽压榨只能苟延残喘”的畸形社会。近年来通过各类资料阅读,发现情况有变。走过台湾东南西北数十个县市乡镇,却没有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乞丐、蓬头垢面的流浪者和躺卧街头乞讨或自生自灭的残障者。二十八日抵厦门后,在著名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大门外,立即被路边烈日下大量的残疾或老年乞讨者震惊得无言无语。   家长来看自己的孩子在小学午餐,贫困家庭午餐免费   营养搭配,每天的午餐都要换                       这是小学食堂的厨房   一边是学生宿舍,一边是厨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足食,食什么啊?   两兄妹的午餐,清水面条——天然减肥食品,不必担心胆固醇增高。哥哥被烟熏了,擦眼泪。当然,也许他感谢政府,让我们吃上饭,感动得流泪。   “可怜的乞讨者都去了哪里”这样的问题实在无颜求教台湾同胞,只能自己来求解了。原来台湾政府多年来充分利用合理的“累进制”税收杠杆,用富人的大笔税款和平民的小额税款实现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并建立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财政长期对义务教育、农村居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的绝对倾斜,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劫富济贫”;政府税款的使用长期被“如狼似虎”的民意代表(议员)紧盯不放,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透明合理”,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贫富差悲剧只能停留在古文古诗中。     “贫富差距极难察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很小,因此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远远超过了可能被通货膨胀一夜间击垮的“工资性收入”。拥有可靠私人企业、房产或股票的城镇居民和拥有可靠私人土地资产的农村居民都能心安理得地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 GDP )大蛋糕中的一份;而真正的无能为力者在政府庇护和社会的额外救济(如民间慈善救济和教会救济)下自然也可以过上“衣食居教医基本无忧”的日子。     政府官员(公务员)在台湾是极难一举跨入“富人”队伍的,尤其是“因选举胜利而任职、天天被无数双眼睛监督”的委任政务官。官员(包括依靠专业技能持续任职的常务官,台湾俗称“当差的”)虽职业相对稳定,但薪酬收入有限且必须于法有据公开透明,还永远处在媒体及民意代表的监督之中(机要费招待费家庭财产审查和出席高档私人酒宴近年来已让多位高官麻烦缠身有口难辩),因此官员阶层基本不存在短期暴富的可能,除非他(她)愿意以身试法。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下,贫与富虽实际存在,但“贫困”有法律及全社会规定认可的明确底线,“离乡背井打工糊口、因贫辍学弃医、卖子买妻、垃圾箱中觅食、卖血液售器官、餐风露宿沿街乞讨、下跪乞讨、自残乞讨、租残乞讨和仇富恨富”之类的辛酸离奇怪事自然也失去了存在发生的可能和意义(其实没有人不希望享受体面或基本衣食无忧的生活);贫富差距已经不是用“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入学就医”来衡量判定,而只能用“个人或家庭消费多少国际品牌奢侈品、能不能出国旅游度假、有没有游艇飞机和休闲海景别墅”去判别了。     贫富差距的有效消除对民众而言,应该比 GDP 和国家(政府)财富的增幅腾飞要可贵许多;对国家而言,则是实现真正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亞洲週刊 | 張曼娟再續香港文化情緣 .江迅

張曼娟再續香港文化情緣 .江迅 台灣名作家張曼娟出任駐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她說自己毫無政治警覺性,近年在台灣推動中國文化,成立私塾「張曼娟小學堂」。她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一年,指出香港是她創作的泉源。 在台北約見張曼娟,這位候任駐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下稱光華)主任九月一日在台北上任,問她何時去香港上班,她甜美地笑了笑:「我都不知道。」張曼娟上一任的上一任主任、作家平路在台北候任一年多,才等到香港特區政府簽發的赴港簽證;上一任主任、作家羅智成等了四個月簽證,才獲准赴港上任。有圈中人說,這兩年港台關係走得這麼近了,張曼娟應該不用等候那麼長的時間了,估計不會超過一個月,但願她能在香港主持十月十日雙十節相關的系列活動,辛亥百年也好,建國百年也好。翌日,張曼娟要去中國大陸,先去上海見好友,而後陪同父親去湖南張家界旅遊,據悉,這期間她不會取道香港。八月十六日,她在台北一家酒店咖啡廳接受亞洲週刊訪問。 張曼娟要去香港出任光華主任的消息傳出後,她許多好友都似信非信:以她從來不喜與政治沾邊的性格,會出任這一公職?與她交友近二十年的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總編輯蕭依釗,辦公室櫥架上放著多本張曼娟的書,每本書上作者都用心題了詞。蕭依釗聞悉張曼娟要赴港履新,旋即給她電郵,張曼娟回應寫道:「為什麼接公職呢?兩個原因,一是我喜歡香港,那是我創作的泉源;二是我真的想幫國家做點事,這是一個完全沒有營求而自己找來的差事。過去我從未做過公職,又與政治保持相當遙遠的距離。但我將它視為上天的安排,也視為人生一次大挑戰。以你對我的理解必然明白,這位子我是不會戀棧的。」談論起赴港任職這一挑戰,朋友們都說,別看她外形嬌小纖弱,她創辦紫石作坊,成立小學堂,是勇於嘗試新事物的強女子。 張曼娟與馬來西亞頗有情緣。早在九五年她應《星洲日報》之邀去馬來西亞巡迴演講,參加人數打破當地紀錄,文學講座聽眾人數至今無人超越,媒體以「張曼娟旋風」形容。二零一零年,張曼娟獲《星洲日報》讀者票選二零一零年十大最受歡迎國外作家。零六年,是「星洲日報讀者愛心助學計劃」擴大至中國大陸的翌年,當時張曼娟在《星洲日報》有專欄,她將稿酬全數捐助學生,每年助學四位小學生及一位大學生,她要求其中至少一半是女孩,因為她覺得農村女孩讀書、工作的機會比較少。當時,張曼娟在助學感言中寫道:「我常想,如果我有一個孩子,我什麼都可以不給他,卻一定要讓他受教育。我相信教育的力量。在越貧苦的地方,越需要教育,唯有教育能改善他們的生活。教育不只是變化一個人,更可以救贖一個家庭。幫助孩子,讓他們擁有美好的人生,我們也就能擁有美好的未來。」 曾是香港的旅遊大使 張曼娟說,她喜歡香港,那是她「創作的泉源」。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她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一年。張曼娟說:「香港與台灣,兩地文化有一部分彼此吸引,有一部分尚有隔閡。我在香港的那一年,像海綿一樣吸取很多東西,每天都很好奇,到處看,四處聽,我當時寫了很多文章,介紹香港。在我離開香港前夕,台灣的學校同事還要我組一個團,跟著我去看香港,去感受香港。我覺得自己最大本事就是說故事,把自己看到的變成故事,包含了許多情感和細節,這是最吸引人的。後來我受香港旅遊局駐台灣機構邀請,還做了旅遊大使,向台灣人推介香港遊。就這樣,我一直與香港有著情感上的聯繫。」 這之前,她在台灣扶攜年輕寫作者,成立了寫作社團,她去了香港,內心很難放下他們。她說:「在香港教書不可能在香港與台北之間飛來飛去,因此最終辭了香港中文大學教職,回到台灣東吳大學任教。在台灣創作文學,不容易擁有出版空間,我當時在台灣出版書是最暢銷的階段,因此,我想把這樣的資源分給那些年輕寫作者,利用我與出版社的人脈,帶著他們去找出版社商,讓他們有出書機會。」十年來,十多名年輕寫作者成功走上文學之路,他們中間有自由副刊主編孫梓評、旅日作家張維中等。 出任光華主任,最初找她談的是離任光華主任、現任台灣中央社社長羅智成。羅問她,是否願意接替他赴港任職,張曼娟回憶說:「當時我很詫異。不過,我心想,這想法倒還有點創意。我就問他,你們不擔心我是否能勝任嗎?我是一個對政治毫無警覺性的人。」羅智成說,他早就關注她在台灣做過的那些事,包括帶著一群年輕人創作,規劃他們未來的事,六年來,為推動中國文化和小朋友的寫作,她成立了私塾「張曼娟小學堂」,出版有聲讀物,二零零五年至今已有超過三千名八歲至十四歲學童,跟著張曼娟讀中國古典經典作品,這與任何官方機構和基金會無關,在沒有刊登任何廣告下,報名年年爆滿,出版的有聲讀物也都高居暢銷書榜。羅智成說,從她走過的路看,雖然沒做過這類公職,但對她卻有信心。 推動台港文化平台 張曼娟說:「他們挑選我出任這一職務,就清晰表明,台灣當局還是把光華界定為推展文化的一個文化平台,如果光華偏重推廣政治活動,那在台灣適合這一條件的人選就太多了,不會選擇我的,一個人沒這方面的素養,沒這方面專業的話,僅靠幾個月的訓練是不可能的。當然台港關係離不開兩地政治,光華的工作也不可能避開政治。就說台灣選舉,是值得香港人觀察的,特別是香港傳媒朋友。坦誠說,我現在只是從媒體、從網路上了解光華的歷史,做過些什麼事。直到今天,我都沒去過光華,辦公室是圓的還是方的,我都不清楚。至今也沒有人告訴我,去了香港上任,應該做什麼。」 說起香港與台灣文化,張曼娟說,台港兩地文化有異有同,互相影響。香港是高度城市化的一種生活狀態,台灣雖然也有高建築物和繁華商業區,但還是保有一些農業社會緩慢的生活。這兩年,台灣人特別喜歡那種回到泥土的感覺,上班族平日西裝革履,戴著領帶,工作很忙,休息日會組成一個團去鄉間,租一塊地耕種,這是很特別的生活方式,想回到以前的生活狀態,其實,人們已經回不去了,不過,還能感覺骨子裏還有這樣的生活情調在。 喜歡旅行,愛好美食的張曼娟說:「我常想,台灣人去香港旅遊,不是去旅遊,是去過日子,香港人來台灣旅遊,也不是旅遊,而是過生活。台灣人去香港,參加藝術節、電影展,去哪幾家餐廳,去哪兒喝奶茶吃蛋撻。香港人來台灣,去哪個夜市,找哪個民宿,騎腳踏車四處走。這都是體會當地人的生活,感受雙城不同的城市氛圍,這是一種彼此理解和融合的管道。我去光華上任後,會看看在這方面還能有什麼著力點。」 她說,光華幾位前任做的很多事都特別棒,從江素惠到平路到羅智成,從無到有,做得很辛苦,就是每年台灣月,是平路任上開始的。羅智成自己也沒想到這麼快調回台灣,他早就將今年光華的活動都安排好了,構思「築夢世紀」主題系列活動,將台灣熱力四射的海洋音樂祭移植香港,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夢想,但今秋在香港維多利亞港灣,這夢想有望成為現實。此外,在台灣頗獲好評的紀錄片六集《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描述了林海音、周夢蝶、鄭愁予、余光中、王文興、楊牧的生活與創作,也將在香港放映。 她說:「光華這些年凝聚了在香港的台灣人的向心力。我在香港教書那一年,在香港的台商和台灣朋友請我去講課演講,我常常受到他們的照顧,這是光華在香港最大的資產。我上任後,會繼續為他們服務。我在想,以前光華做的是台菜,吸引了很多喜歡台菜口味的朋友,那能不能再做點川菜或其他口味的菜,羅智成策劃海洋音樂祭,很明顯是要吸引年輕香港人,讓他們更深層面的認識台灣。」■

老马:水深火热台湾行 —— 一海之隔的文明世界

警察,对中国人而言绝对算个森严的话题。在童年的印象中,台湾这个水深火热之地应该是一个“反动派资本家专制独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国家”。后来随着信息的多源化,发现情况有变,也获悉那位在“威权时期”与政府作对的“英勇民主斗士”、如今深爱大陆体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总”等情治单位昼夜监视居住的情况下,自由读书写作、交友出游、品洋酒、玩美女;还能借自家门口“监视警察”之威恫害撞坏他私家车的邻居;后来他还能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届“总统选举”(去年厌恶台湾教育制度的李作家还自由地把爱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学培养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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