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被政治强奸的历史

蒙山野逸   苏军的胡作非为:      当年苏军攻进德国后,烧淫抢掠。有学者估计,共200多万德国妇女被苏军强奸,柏林50万。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1945年8月,根据雅尔塔会议决定,苏军经过数月秘密准备,出兵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可是同时,也对东北平民犯下滔天暴行。当时,苏军散兵游勇街上乱窜,喝得醉醺醺,偷东西,肆意杀人,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也被杀死。苏军打死许多抢劫日军仓库的德惠老百姓。八路军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苏军领导则辩称:我们在德国就是这么干的。     苏军占领东北后奉命掠夺日本工业设备和先进机械,对看见的女人就说“阿大咪上高”(音译)不管年龄多大,从7、8岁是女孩到70~80岁的老太太,不管是不是日本人一律轮奸,先杀后奸,先奸后杀比比皆是。     由于国共两党争相讨好苏联,他们只能对此不闻不问。    著名作家萧军曾批评苏军胡作非为。然而,遭到中国官方猛烈批判,“反苏”罪名一背就是数十年。这段历史也被掩盖了几十年,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渐被披露。 “沈崇事件”真相:     与苏军相比较美军在中国犯罪却极少的,比较著名的有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     “1946年12月24日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架到东单广场,遭到皮尔逊强奸。”     事件发生后,由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操弄,爆发了全国性的工人学生游行、罢工等反美运动,国民党一时间被搞得手忙脚乱,政府威信受到重挫,成为震惊全国的著名事件。     然而这是历史的真相吗?     据后来披露资料称,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0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        到这里,我们发现在强权的需要下历史不但可以被歪曲,而且可以被扭曲,它不但可以被丑化,也可以美化、被神化,被以黑做白、将是为非。    附:著名诗人 流沙河 的一篇演讲—— 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1900 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 “ 庚子赔款 ” 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 “ 庚款留学生 ” ,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 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 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 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 “ 山西农学院 ” 和 “ 山西工学院 ” ,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 “ 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 ” ,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 “ 山西基金会 ” 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 27 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 “ 山西工学院 ” 和一个 “ 山西农学院 ” 。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 “ 山西农学院 ” 和 “ 山西工学院 ” 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 “ 美元 ” 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 “ 山西基金会 ” 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 20 万美元就没有断过, 10 万给农学院, 10 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 20 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 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 “ 爱国主义 ” 这几个字。你要知道, “ 爱国 ” 成了 “ 主义 ” ,就是一种 “ 学说 ” ,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 “ 要爱国 ” ,余光中对我说 “ 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 ” 。 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 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 “ 贫下中农协会 ” 的主席,属于 “ 无产阶级 ” ,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 “ 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 ” 我说: “ 咋个喃? ” 他说: “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 ” 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 “ 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 ” (笑声、叹息声) “—— 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 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 “ 主义 ” 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 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 ” 我说 “ 台湾呢? ” 他说 “ 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 ” 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 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 —— 他们那个不能叫 “ 坟 ” ,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 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 “ 八宝山革命公墓 ” 分 14 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 “ 八宝山 ” ;有些家属还要去闹 “ 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 ” ,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 —— 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 “ 相当于副厅级待遇 ” !(笑声、掌声)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笑声、热烈鼓掌) 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长时间掌声)。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 AB CD 的顺序区分的,你叫  Adam 你就排在前面,在 A 区;叫 Zemota 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     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 “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 ——“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上帝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     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 : “ 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 ”—— 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 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 18 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     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 在 10 年前,二战胜利 50 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 13 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 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 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 B-29 ,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 B-29 有关的人员 —— 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 “ 那个 13 岁的年轻人为 B-29 修过跑道,我出钱! ” 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 “ 流沙河 ” 的名字 (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 “ 亲兄弟 ” , “ 鲜血凝成的友谊 ” ;而那个是 “ 帝国主义 ” ,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 13 岁的娃娃,修过 7 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美国至今没有占领我们一寸土地。俄罗斯等强占我大片河山至今不归还 。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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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阅读的未来

阅读的未来   胡 泳   从“敬惜字纸”谈起   “读写能力”(英文叫做 literacy )是传播史中经常会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个有读写能力( literate )的人,顾名思义,就是她必须能读会写,或者像人们在语言教学中常说的,要做到听说读写“四会”。读书写字这种行为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识字,在现代的语境下,意味着一个人有沟通能力,或是能够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中理解和交流意见和看法,从而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会读书,会写字,就等于有文化修养;正因如此,文盲( illiteracy )这个词,在英文里还有“没有文化,无知”的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读写能力”是这么定义的:“读写能力意味着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使用与不同情形相关的印刷或手写材料的能力。读写能力包含了一个连续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使得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潜力,充分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当中。”由此可见,文盲率在现代社会中是被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解决之道不是别的,正是教育。 因为我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阅读和写作其实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学习和背诵。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 100 %。 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文盲率为 6.72% ,意味着有 8500 多万人是文盲。另 据统计,至少有 2300 万,或者多达 7200 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 即不能阅读招聘启事,不理解汽车时刻表,不能填写工作申请表,或者写出所要寄出信的目的地。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读书写字既然这样难,毫不奇怪,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文字曾经长期是一种特权。有关这种特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悠久的“敬惜字纸”的传统。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写到: “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 ‘ 敬惜字纸 ’ 的篓子。 ” 在这里,鲁迅说的是一个相沿既久,流传甚广的习俗。 著名画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这样描写他的家乡凤凰古城:   我那个小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往。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湾,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提到了沱江边的小白塔。如果你读过《边城》,你会记得,沈从文在《边城》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过一座白塔: 《边城》开头: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边城》结尾: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看见白塔就想起翠翠,想起折一把虎耳草梦中飞上了天,想起什么时候会不会有人在月夜为你唱三年又六个月的歌……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   沈从文还写到白塔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里的坍塌,翠翠于此经历至亲的死亡和心理空间的崩陷:   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   白塔在《边城》这部小说里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味。 塔,原指为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砖石等建造成的建筑物。 沱江边的白塔,却 没有经书、佛陀舍利,没有定光宝珠,没有大和尚降妖服魔的传说,白塔的其中一面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原来白塔是焚烧字纸用的。它叫万名塔,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原为古时的“字纸炉”。 虽然边城的故事发生在离凤凰几里远的茶峒,但谁又能说作者在描写《边城》里的那座白塔时,眼前没有浮现沱江边这座从小就熟悉的万名塔。 “字纸炉”,又有称“惜字亭”、“化字炉”、“圣迹亭”、“敬字亭”、“敬圣亭”、“文笔亭”的,名称各不相同。除出现在街头坊里外,各地的书院、文庙或较重要的庙宇中也可见它的踪迹。它的型式、大小尽各不同,有的高及数丈,有的不及五尺。但不管如何都会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 这些专为焚烧字纸而建的亭子,不少都祀有仓颉的神位(传说中的仓颉,是中国字的创造者,惜字之余自然要敬圣)。“仓圣”创造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仓颉以前,人类记载事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结绳,发生大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大结;发生小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小结,这些结,用来帮助人类的记忆;另一种是画图画,把发生的事,用图画记录下来。但是这两种方式,都非常不方便,而且容易遗忘。 造字是一件太伟大、太奇妙、太崇高的神圣工作,在初民的社会引起巨大震动。《淮南子·本经训》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者也。 张彦远的 《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 中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人们用这种想象的情景,表达自己对仓颉巨大功绩的称颂、感激与崇拜。 汉字,并非仓颉一人创造,在他之前与同时,已有别人创造的零星的简单的图形笔画,他予以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加上自己的创造,集大成为众多的汉字。《荀子·解蔽》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创造整理出大批汉字,这是划时代的创举。它结束了原始人结绳记事的历史,将中国文明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仓圣造字,反映了中华民族进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 华夏民族一直把仓圣造字引为自豪。如 余光中所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听听那冷雨》) 正是为了这种回忆和希望,中华大地到处有字纸炉的踪迹。以台湾为例,台湾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 龙潭圣迹亭创建于清光绪元年( 1875 )。台湾传承古风的敬字亭现存共有二 十多座,但大多数只有简单的一座炉子而已,不像龙潭圣迹亭是台湾现存敬字亭中规模最大的,包括了建筑群和完整的“圣人形”对称空间的庭园,还有中轴线贯穿“三进”庭园的“朝圣之路”,表现出“小中见大,空灵庄严”的中国庭园艺术,是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自古龙潭便是地道的客家庄,看看这座由客家人所创建的圣迹亭上的对联题字,更可见客家人特别重视文字、教育的古风:“鸟喙笔锋光射斗,龙潭墨浪锦成文”;“文章到十分火候,笔墨走百丈银澜”;“文章炳于霄汉,笔墨化为云烟”;“万丈文光冲北斗,百年圣化炳东瀛”(东瀛指的是台湾);“自古能知化丙者,于今便是识字人”(丙为火,化丙指焚烧字纸,识丁指识字);“文运宏开”;“过化存神”(过化存神的意涵颇深:客家人深信,焚烧后的字纸,片片文字升华化蝶,飞至天上向仓颉致意;而精神长存,滋润人间……)。 圣迹亭每年在秋季举行祭典。每年仓颉公、文昌帝君生日,或是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之日(玉皇大帝的诞辰),举行仓颉纪念恩典。当天,秀才以上之人着衣冠,童生着新的衣服,读书人准备牲礼、果品,举行所谓“祭圣人”的仪式,显扬并感谢制字先师仓颉的功绩。之后再将敬字亭内焚烧字纸后留下的灰烬清出,倒入被称为“香亭”的木盒子内 ,随着沿路鼓乐吹奏,由文人抬至溪河边,行恭走纸灰入海仪式,称为“行圣迹”或“恭送圣迹”。由此可看出,古人对于字纸、文化的敬惜观念,是远超过现代人所能想象的。在儒家倡导的教育体制薰陶下,鸿学大儒与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都知敬惜字纸,“敬字亭”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已故的费孝通先生在世时经常提到 “ 敬惜字纸 ” 。他说童年看到过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他说要 “ 敬惜字纸 ” 。虽然自己也曾经笑老祖母迷信,但当自己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才明白 “ 敬惜字纸 ” 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 汪曾祺有篇散文《收字纸的老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 。                                                                                                                             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中,春桃就是个拾字纸的人。电影里春桃不愿总在总布胡同做侍候洋人的差使,便自个儿找了这个以捡拾废纸为生的事儿来做。在北平的胡同中叫喊 “烂字纸换洋取灯儿”的春桃在搁下背着的大纸篓以后,后背心衣服上就赫然露出“敬惜字纸”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很难忘。 民二十四年,印光大师刊行《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内云:   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 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   字纸既如此珍贵,故平时不能亵渎字纸,不可将字纸随地丢弃践踏,不能揩拭污秽,不在经籍书典上随笔涂墨,平时也不能拿来垫坐等,其它如置书于坐椅,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或“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等等行为皆是亵渎之举,皆宜戒之。 在 “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 的社会里,教育不普及,广大人民对那些少如凤毛麟角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衷心敬重,而对文字则更是无限敬仰得近乎神化了。据《燕京旧俗志》载: “ 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 ” 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文本。《惜字征验录》中有许多如乞儿拾字纸转世富贵,穷书生惜字科甲连绵,乃至瞽者转明,愚者转智等等的感应事实,不胜枚举。 清代山东的戏曲家曾衍东曾画一幅 “ 敬惜字纸 ” 的条屏,上方题诗云: “ 惜字当从敬字生,敬心不笃惜难成;可知因敬方成惜,岂是寻常爱惜情。 ” 古人对于文字纸张的爱惜程度,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   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   百岁老人周有光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语言与人类相伴而生——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作为人,除了少数残疾者,没有不会使用和理解语言的。通过语言,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表达出来。 《圣经·约翰福音》开头即说:“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英文是“ word” ,就是“言”, 天主教圣经译为“圣言”。其实,在赞颂圣言的时候,《圣经》也在礼赞书写。这是因为,将语言用象征的写印方式记录下来的能力并不像说话那样出于遗传,写作是一种技术,一种人类的发明物。 周有光说:“语言可能开始于 300 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于 30 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于一万年前‘农业化’(畜牧和耕种)开始之后,世界许多地方遗留下来新石器时期的刻符和岩画。文字成熟于 5500 年前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上升时期,最早的文化摇篮(两河流域和埃及)这时候有了能够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的文字。” 这两种代表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公元初期先后消亡了。在公元前 1500 年的时候,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出现在迦南的闪米特人中。《旧约全书》就是用这种字母表的一个版本书写的。它是世界上所有字母的祖先。腓尼基人把闪米特字母传到希腊,遇到了使用上的困难,因为希腊人说话富于元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元音字母。聪明的希腊人在公元前 9 世纪补充了元音字母。从此,拼音技术就发展成熟了。(公元前 1300 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 距离希腊字母发明没有多久,世界见证了一种新鲜事物:读写能力开始在一些群体当中得到普及。古典学者埃里克· A. 哈夫洛克认为,希腊字母的简易性对希腊书写文化的大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夫洛克的学说首次出现在他发表于 1963 年的《柏拉图导言》中,后来在《古代希腊关于公正的概念》一书和论文专辑《希腊的书写变革及其文化成果》中得到进一步阐扬,最后在《缪斯学会书写》一书中获得简明扼要的总结。哈夫洛克在其有生之年从未转变其基本立场,他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是古代希腊字母书写(而且唯有这种书写)的发明方使读写能力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字母书写能够使思维超越荷马所代表的“口头心智”的局限性,形成逻辑、哲学和科学,柏拉图即是这种转型的第一个伟大的、典型的产物。 哈夫洛克还认为,大概就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个年代,甚或稍早一点,古代希腊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大分野”。这种“大分野”表现为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相隔离,口承社会主要依赖于韵律的、复诵(叙述)的文学来满足其文化知识的需求;而后来的书写社会则依赖于散文,并将散文视为传达严肃反思、研究和记录的载体;柏拉图的散文是开始放弃口头规则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思维方式出现了决定的转折。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对其他社会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 哈夫洛克认为,柏拉图的书,应该放进希腊文化的转折时期去读;那时的希腊正在从一个垂死的口头世界转向新生的书面世界。柏拉图生活在这场书写革命的关键阶段,他在对话录中讲了一个有关埃及神祗 Theuth 的故事,这个神祗也叫 Thoth ( 透特 )。 在埃及神话中,透特是最有智慧的神。 他多才多艺,有时以圣鹮(古埃及人心目中的圣鸟)的面目出现,有时又化作一只狒狒。他也是在天际划过的月亮。 最初,透特是司创造的神,后来变成教化人民的神,他教给埃及人文明与宗教礼仪、书写、医药、音乐以及魔术。他被称作“一个计算天地星辰之神”( One who Made Cal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Heavens, the Stars and the Earth ) ,“时间与季节的计算者” ( Reckoner of Times and of Seasons ) ,“衡量天而筹划地”( Measured out the Heavens and Planned the Earth ),“均衡之神”( God of the Equilibrium ),“所有知识作品的作者”( Author of Every Work o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Both Human and Divine ),懂得“隐藏在天 穹之下的一切事物”。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写道:“透特最先发明了数字和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还有赌博和国际跳棋。但他最特别和最重要的发明是书写。”借助于柏拉图的笔,苏格拉底为我们讲述了神奇的一幕:透特来到埃及国王塔慕斯面前,“展示了他的技艺,并宣称所有的技艺都应该被传予埃及人”。换句话说,透特像电子展会上的一个参展商,试图向国王兜售他的发明……“吾王,书写将使埃及人变得更聪明,并且改善他们的记忆:我的发明既是记忆、也是智慧的良方”——好一个有说服力的卖点营销。 可以说,很少有人像柏拉图那样因书写所致的世人心智的变化而获益。书写将他从对以往神话和谚语的鹦鹉学舌般的记诵和传承中解放出来,得以创造那些充满了新观念的新“对话”——这些观念是高度抽象的,离开了书写根本没有可能形成。正是因为这些对话被写下来了,它们才会流传 2400 年之久。 即便如此,柏拉图对书写并不领情。根据苏格拉底的讲述,对透特的各项发明的裁定权属于国王塔慕斯,日神的代表。当透特大肆宣讲书写的好处时,塔慕斯却不为所动。他对书写提出了两条批评意见:“这样的发明会给那些学会它的人的灵魂造成遗忘,”国王首先说,“他们不再需要锻炼他们的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于书写”。第二种批评是,因为书写的文字“免除了教师的传授”,所以只会带来一种“智慧的表象”,既非“真理”、也非“真正的判断”。 苏格拉底——也就是柏拉图——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讲了国王的批评。柏拉图没有见到我们给书写所赋予的荣光。他同意国王有关书写是一种退步的看法。作为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辩护者,透特失败了。 从此以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作是一种预言,将其寓意泛化,把它视为对新媒介的担忧,包括对新近传播形式变化的担心。比如,翁( Walter J. Wong )就说,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和 21 世纪初人们对网络的担心、 20 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电视的担心、 15 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 有意思的是,当初柏拉图担心书写,而后来的圣贤却觉得书写需要捍卫,他们担心的是另外的新的东西。 摩西有名的 十诫当中,第二诫就是: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埃及记》第 20 章第 4 节)   这一诫的重要性仅次于第一诫: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祗的表现。”(《娱乐致死》页 11 ) 然而,最终柏拉图和摩西都无法想象的是,人们不仅运用图像,而且痴迷于移动的图像;“ 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的新媒介不仅超越了口承传统,更发展成威胁着书写文化的庞然大物,一步步把人变成媒介化社会的产物。   形象崛起,文字陨落   “你将要开始阅读,”小说家卡尔维诺写道。   最好是关上门;隔壁的房间里电视总是开着。立刻告诉别人:“不,我不要看电视!”大声点喊——否则他们根本听不见你在说什么——“我在读书!我不想被打扰!”也许,即使你这么大声嚷嚷,他们也听不见,那么,你就咆哮起来吧:“我要开始念书了……!”   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点上,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象相较文字占了上风。 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卧室和起居室里,我们的孩子擅长操作遥控器和操纵杆,而他们的语言能力在下降。几乎每个夜晚,在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城镇,一个闲逛的人都会看到蓝色的光从大多数人家的房间中透出来,街头不再有聚堆闲聊的人群,就连闲逛者都那么少。 当美国四到六岁的孩子们被问到他们是更喜欢电视还是爸爸时,54%的孩子回答是电视。(Gomery, Douglas. “As the dial turns,”Wilson Quarterly, Autumn 1993)平均起来,一个美国家庭中,开着电视的时间一天高达8小时,它抢夺的时间来自工作、学习还有睡觉。不错,最近电视开始似乎变得像是昨天的发明,数字化传播吸引走了大批的技术迷们。然而,根据一项国际调查,世界上有30亿人平均每天花两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看电视,电视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体(Kubey, Robert,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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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香港观察:狼来了!

梁振英当上特首,人们惊呼:狼来了! 3月25日,在特定的1200人的「小圈子」投票中,唐英年与梁振英的「猪狼之争」有了结果,梁胜出,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梁外形硬朗,口才了得,不疾不徐,藏而不露,被香港某些媒体比喻为狼。港人对狼的认知多为负面,认为狼的本性嗜血凶残, 奸险无比,贪婪成性。反对梁当选特首的人评论,香港不能引狼入室,否则豺狼当道。 是福还是祸 梁振英当上特首,人们惊呼:狼来了!根本没有《伊索寓言》里放羊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喊「狼来了」的时间和空间。 惊恐狼来了,源于以下几个认识: 其一、恐共心理。香港700万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或其前辈是上世纪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建政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时期从中国内地逃难、偷渡或移民来港的。由于中共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福和祸都是巨大的,港人中亲身经历或间接感受其害的占很大一部分;当然,港人中亲身经历或间接感受其福的,也占很大一部分,这是内地改革开放30年的贡献。 祸害造成的恐惧难以从记忆中抹去。梁是建制派,是中共认可的特首人选,选举中梁被安上无法证实的地下党员身份,恨屋及乌,恐共及梁。 其二、恐土共心理。梁振英不仅是中央认可的建制派,还得到香港传统左派力挺。香港的传统左派被戏称为土共,即1997年香港回归前,甚至1949年中共建政前,就在香港安营扎寨,不仅造就了一批像“长毛”那样的街头斗士,还培养了许多如梁振英这样的专业精英,梁在第一任特首期间就「入阁见习」。 香港土共由于回归前与港英当局的对立,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受到「左」的路线的影响,采取过暴力和过激行为,突出表现为文革时期的「反英抗暴」,破坏香港的法制和文明秩序,遭到香港大多数市民的强烈不满。所以,把梁比喻为狼,提醒港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其三、利益均沾的要求。香港回归中国后,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了体现「舞照跳,马照跑」,中央倚重香港的富豪和忽然爱国的港英精英,许多前朝高官又到特区政府「官照当」。传统左派在回归后要充分享受胜利果实的愿望落空,产生极大的怨气。这次梁当上特首,传统左派一扫憋了15年的怨气,扬眉吐气。因此,把梁比喻为狼,提醒传统左派,要利益均沾。 梁振英当特首,是福还是祸?是祸躲不过。 狼性的另一面 说起狼,想起姜戎的《狼图腾》,这是2006年香港的畅销书。书中描绘狼在满布强敌的草原上,运用计谋得以存活,借此反思人生、经济、生态及种族等话题。 换一种思维:英国人如果没有狼性,就没有香港昔日的辉煌。美国人如果没有狼性,就没有今日世界霸主的地位。中国人如果多点狼性,就不至于置家门口的钓鱼岛、南海被人侵占,打完口水战,派舰队去遥远的亚丁湾打几个毛贼和海盗。 再换一种思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在香港已实行15年了,关键是:怎样的港人,在怎样治港。 富豪董建华治港,最能体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董被生意场磨练成好好先生。富豪治港,温文尔雅,企图摆平各方利益,但事与愿违,焦头烂额,第二任期未满,称病下岗。 做了40多年公务员的曾荫权治港,最能体现行政主导。曾被英国人教化成彬彬有礼的爵士,又被上帝牧养成虔诚的信徒。公务员治港,按部就班,只想「打好呢份工」,难有创意,更无建树。如今曾又被曝出与富豪过从甚密,正在接受廉署调查,几乎晚节不保。 前任特首和现任特首在治港中都缺少狼性,在当今弱肉强食的世界经济丛林中,在香港你争我夺的利益集团的博弈中,举步维艰,难有作为。 倒是希望出身寒门靠个人奋斗成为专业精英又当上特首的梁振英治港,多点狼性,多点拼劲。在为港人谋利益时,有狼一样的狠劲和谋略;在公共事务管治上,用狼性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和霸权。梁要比富豪更少享受,要比公务员更高效率,要有更多创意、创新和改革,解决高楼价、贫富悬殊等香港深层次的矛盾。 也是一个选择 诗人余光中曾说: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 然而,在香港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里,叫不叫「狼来了」,更多是出于利益考量。 不管如何,狼还是来了!梁自喻属马,他究竟是披着狼皮的马,或是披着马皮的狼,谁是被吃的羊,港人拭目以待! 为了香港政治生态的平衡,选择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要从莽莽草原上的清道夫,蜕变成治理香港的狠角色,或许能改变香港的颓势;若仍不济,五年后的直选特首,又多一个理由。 最后,让我们带着忐忑的心,琢磨着香港今后五年的情景,同时静静地品味杨千嬅唱给港人的歌: 狼来了将一颗痴心吃掉了我没法预料这一个后果 明明仍在欢笑不消一秒尽碎掉留下你的容颜在思忆中捉弄我 狼来了天空的星星退避了我没法入睡伤心痛楚 缓缓地泪干了昨日的爱亦弃掉如让我可重头是否可不必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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