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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余杰:远看习近平,近看秦始皇

峯村健司《站上十三亿人的顶端:习近平掌权之路》 我很喜欢阅读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着作。或许因为中日两国在地理上同属东亚国家,在文化上同属东方文化,可以互为镜子,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总是比西方学者更加准确与通透。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常常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则像是鑽进铁扇公主肚子裡的孙悟空,把对方的五脏六腑看得清清楚楚。...

民主中国|余杰:谁是习近平的精神导师?

如何定义今天的中国,海内外知识分子莫衷一是:是共产主义,还是威权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裙带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似乎没有哪个概念像一件合体的衣服,可以穿在中国的身体上。夏明以“红太阳帝国”来命名之,虽然这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对中国现状的描述却栩栩如生、绘影传神。仍是人治的中国,领导人的性情与心理特征对政权模式影响甚大。中共建政以来,想当“红太阳”的中国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就是习近平。毛果然成了炽热的红太阳,烤焦了整个中国;而习正在成为红太阳的路上,他的敌人和朋友都在拭目以待。所以,夏明在《红太阳帝国》一书中对中国现状的分析,首先就从对习近平的分析开始。有人万分崇拜地将习近平看作中国和中共的救星,也有人轻蔑地将其当作小丑和笑话。这两种看法都离真实的习近平甚远。若要透视中共官方尚未出台的“习近平主义”,可将问题转化为“习近平的精神导师是谁?”我曾将“习近平主义”概括成马克思加毛泽东,以及孔子加普京。香港评论人卢斯达敏锐地发现了习近平与汉武帝在创制个人专权体制上的相似性,而更多网友干脆用“习特勒”的绰号表明习近平是“中国版的希特勒”。在《红太阳帝国》的序言中,夏明如此分析说:“习近平作为一个没有理论根基、没有意识形态完整体系的机会主义者,关心的是自己和他所代表的党的权力,因此他会杂糅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残暴的权力术。对他来说,不仅毛和邓的三十年可以打通,毛主义、邓学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都可以杂交生良种。这是习近平最大的破坏力所在,值得人们警惕。”夏明发掘习近平帝国的特性,集中在习近平的三个精神导师身上:朱元璋、东条英机和施密特。习近平与朱元璋文革以后至今,中共政权形成了一个新传统,用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后三十年”,比如集体领导、最高领导人两届任期限制、军方不再有常委代表、各大山头尤其是元老家族均分肥缺等。江泽民和胡锦涛谨守邓小平的遗训,习近平却不甘心“萧规曹随”,第一届任期还未过半,以上新传统就被其一一推翻,用夏明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宪法政变”。夏明指出,这场“宪法政变”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全面颠覆中共自己制定的八二宪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基本废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理的权力交给国家主席”。关于“十三五”的经济发展规划,一反此前由总理出面作报告的惯例,改由习近平赤膊上阵,从头讲到尾。据说,就连本应由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习近平也常常突然出现,趾高气扬地发表“最高指示”,让李克强在一旁沉默不语。李克强虽然还在位,但总理的传统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习近平从李克强手上夺权,跟朱元璋借助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制如出一辙。朱元璋留下的遗诏中明确宣布:“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明朝的制度与汉唐宋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君王亲自独裁。然而,宰相没了,并不意味着政治就清明了。朱元璋废寝忘食处理政务,倒还能勉强维持庞大的帝国的运转;而此后他的后代大都是不肖子孙,把权力委托给太监头子,遂酿成大祸,正如明史学者孟森在《明史讲义》中所说:“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其次,习近平以中纪委为铁拳,掀起反贪运动,震慑官僚集团。这跟明朝的皇帝任用宦官主管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控制文武百官非常相似。明朝的皇帝认为太监没有子孙后代,故而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服务。习近平信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是因为王岐山没有子女,故而可以做到铁面无私。但是,明朝的皇帝重用特务机构,践踏法制,扰乱行政系统和军事指挥,带来更大的弊端,孟森评论说:“明以诏狱属锦衣卫镇抚司,遂夺法司之权,以意生杀,而法律为虚设,盖弊在诏狱,尚不在缉事也。至设东厂以宦官领缉事,是即所谓皇家侦探,其势无可抵抗,诬陷栽赃,莫能与辩,其所谓有罪,即交锦衣卫治之。于是诏书狱超法律之外,东厂缉事又绝裁抑之门。成化中以一东厂为未足,更益以西厂,而缇骑倍之,校尉所至,遍南北边腹各地,又绝非都城地方巡徼之事任。此所以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也。”今天习近平掀起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同样无法拯救党国的衰亡。当官僚集团失去理想与方向、深陷于贪腐的泥沼,最高统治者不是启动民主与宪政改革,而是不断设置新的监察和特务机构,于是,公检法、监察部、反贪局之外,还有政法委、中纪委,乃至又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叠床架屋的特务机构之间彼此争斗无休无止,将所有人都当作敌人对待,这就是警察国家的“维稳”特征。最后,法治的根基被破坏无遗,整个政权不可遏止地走向自我毁灭。夏明点出了习近平与朱元璋在施政上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也来自于两人极为类似的早年经历。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论及朱元璋时指出:“朱元璋的所有诏令听起来都好像与他糟糕、贫穷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关。”习近平何尝不是如此?习近平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使他成年后始终沉浸在惊弓之鸟的感觉当中,这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让他每每以攻为守、先下手为强。习近平与东条英机夏明所谓的“红太阳帝国”有两重涵义,一是文革时代的毛泽东帝国,二是军国主义的大日本帝国。习近平打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旗号在北京大阅兵,等于向世界宣布,他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继承者。夏明从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个秘密。毛时代的文胆如陈伯达曾跃升龙门,位居五大常委之列;但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只会摇动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一般很难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沪宁是惟一的例外。他先后服侍过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个主人,看成不倒翁。他被习近平重用,不仅因为他是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更因为他是“红太阳帝国论”的始作俑者。夏明发现,王沪宁在其早年的著作《美国反对美国》的最后一章中,论及八十年代日本对美国的新一轮挑战,并断言美国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必然输给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的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体制。然而,十年之后,日本在经济泡沫中倒下,美国依然是惟一的超级强国,王沪宁的判断成为泡影。不过,王的另一个判断,“在下一个世纪里,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则由今天习近平执政的中国来实现。王沪宁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心思意念是,中国将替代日本,以红太阳帝国的态势,“试图把美国,或者说美国赖以立国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箴言,推向危机和失败”。这个想法,与习近平不谋而合。二零一四年五月,习近平宣布了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安全观”,其内容包括“四个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也就是说,要建构和西方主导的安全观相反的“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模式”,并进一步延伸为“亚洲观念”。习近平以“三个归根”总结:“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有分析家说,这有点像当年美国的门罗主义,但实际上它更像日本的“皇国史观”和“大东亚主义”。日本“皇国史观”之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宣扬“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圣战”、“正义之战”。它由持国粹思想主义之学者如大国隆正之流打造,进而演变成类似中国民族主义般、自命为高人一等之天朝观念。而东条英机只是一个被这样的思想观念洗脑的无知军人而已。近年来,许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对大东亚共荣圈背后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作出深切反思。比如,日本学者堀幸雄在《站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一书中指出:“席卷日本的疯狂,其最大的源泉是从近代延伸下来的日本主义思想。”他认为,日本主义的问题在于不能作出逻辑性解释。这种导致日本破灭的国家主义运动,一方面旨在通过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来改造国家;一方面,连绵不断地维持着日本精神的日本主义骄横跋扈之时,所有的人都被疯狂的波涛所吞灭。又如,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致力于破除东亚这个概念的迷思:“东亚绝非不证自明的地域概念。它于一九二零年代的帝国日本作为文化的地域概念被建构起来。从一九三零至一九四零年代,伴随着帝国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展开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有知识上的经营策划,东亚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味和地缘政治学色彩的概念。为了得以重构这个东亚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与帝国日本一起诞生的此概念的谱系,必须看清楚它的消亡过程。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保证新兴的东亚概念,不会成为由帝国日本主导的亚洲广大区域之幻想的死灰复燃,不会再出现帝国亡灵式的话语。”子安宣邦对“东亚”这一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概念的批判和解构,不仅是针对日本,亦是针对中国。可惜,从王沪宁到习近平,都不愿倾听这些逆耳之言,而宁愿重蹈东条英机之覆辙。习近平以东条英机为师,在处理南海问题时,耗费比新建三峡大坝还要多的军费修建人工岛,罔顾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庭,使得南海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引爆场,学者杨鲁军置疑说:“我真的不知道耗资巨量南海工程的真实目的和综合价值究竟何在?为什么不将这笔钱用于七千万中国人的脱贫?”习近平与施密特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成立国家意识形态中心,其目的是“打赢新三十年意识形态的斗争”,特别要压制和打击近年来网络新媒体中占上风的自由派言论。此前,中共官方的宣传机构在习近平的默许之下,推出若干御用学者的充满文革遗风的种种谬论。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夏明称之为“新四论”的荒诞言说: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资本主义)论”、刘亚洲的“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认毛为父的“新国父论”。而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甚至致力于“将西方民主知识从普世降为地方级别”的学术研究。八十年代率先将西方基督教思想引入中国而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刘小枫,突然华丽转身,尤其让人瞩目。当然,这不是刘小枫一个人的问题,同样华丽转身的还有甘阳等人。单单从“被招安”的利益诉求来分析他们的突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细密的学理层面的分析。刘小枫的转变,从他十多年前钟情于纳粹法学家施密特就开始了。这也是夏明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热捧倡导“开放社会”的英国思想家波普尔,而最近十多年来,德国的施密特却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新宠?夏明对施密特的思想体系作出四点简明扼要的概括:其一,施密特认为个人主义和国家利益形成内在矛盾,议会民主议而不决,无法打造强大的国家;其二,宪政需要“主权者”行使决断权,“紧急状态权力”则成为一种超宪政权力;其三,“敌友之分”是政治的核心概念,政治的目标就是阻止“敌人”获得政权;第四,主权者或领袖成为满足上述要求的重要条件。所以,施密特会义无反顾地为希特勒服务,甚至在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后,也从不认罪和忏悔。毛时代之后,中共无法生产出富有活力的意识形态,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猫论”和“摸论”,只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常识,不足以构成激动人心的“精神原子弹”。虚荣浮夸的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谨小慎微的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都只是在邓小平给他们划定的疆界内“守成”而已,他们没有动用巨大的资源营造一套自圆其说、乃至向西方普世价值挑战的“江泽民主义”或“胡锦涛主义”。但习近平跟他们不一样,习有重塑中国官方精神符号和意识形态的雄心壮志。为了成为人民的精神导师,习近平首先需要塑造习近平主义或习近平思想。他不仅向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传统汲取养料,不仅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求帮助,也不排除向施密特这样在西方被唾弃的思想家取经。于是,作为施密特代言人的刘小枫,从在西方漂泊的边缘人成为在北京享受高等华人待遇的“红人”。刘小枫与王沪宁之间是否建立起了一条“思想热线”,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沪宁显然从刘小枫和施密特那里拿来若干思想资源,呈送给习近平,并被习近平转化为中国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原则。当年,蒋介石拼命向希特勒学习,却画虎不成反类犬;如今,习近平从施密特那里拿来纳粹的思想精华,或许能够让枯竭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重新生机勃勃。至于“红太阳帝国”最终能否在习近平手上打造成形,我和夏明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当中共宣传部的内部文件中命令,将“习以为常”这样的成语作为“禁用语”的时候,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不义之徒”,不可能带领中国平安地“出三峡”。夏明通过梳理习近平与朱元璋、东条英机和施密特三个精神导师的传承关系,点中了习近平的死穴。

纵览中国 | 彭丽媛要做江青第二?

作者:余杰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由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的新版大型歌剧《白毛女》在“革命圣地”延安上演,拉开全国巡演的序幕。官媒报道说,该歌剧还将赴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上海、杭州、济南、长春、北京等地巡演,总演出场次达十九场。...

【诗】主仆王怡 |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刘晓波是我的朋友,我不想再说什么。高智晟也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见面次数不多。许志永是我的朋友,他来过我家,又来教会听我讲道。陈云飞是我的朋友,他的女儿放假了,也习惯了爸爸不在家......

余杰 | 中國進入美麗島時代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是中國的“黑色星期五”——我指的不是七月以來中國的股市災難,對此我一點也不關心......我指的是短短兩天之間中國安全部門對數十名人權律師和人權活動人士的綁架和抓捕行動。儘管今天中共用封鎖若干社交媒體的方式讓他們的名字不能廣為人知,但我深深地相信,在歷史的天平上,這幾十個人比兩億股民更重——他們是一群中國最優秀的公民,他們是中國起死回生的希望。

纽约时报 | 余杰《中国教父习近平》出版再受阻

流亡作家余杰不看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等待出版的新书中,余杰把习近平描写成一位受一种危险组合驱动的强盗政客,这个组合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感以及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冲动。 余杰的声讨大作《中国教父习近平》不可能在中国大陆书店上架,这不足为奇。但是,现居维吉尼亚州的余杰说,在香港出版该书的计划也遇到了令人担忧的阻碍,自从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这个自治行政区一直保留着言论自由的健康传统。原计划出版该书的一位香港出版人在访问中国大陆时被捕,现在余杰说,第二位出版人在接到一个威胁电话后,也已经放弃了出版计划。 余杰 在 2012年初离开了中国,那之前的好几年里,他受到愈加严厉的监控,也遭到警察和政府雇用的安全人员的骚扰。他说,他新书的命运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作家和出版人,包括香港 充满活力的独立出版人和书店 在内的群体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余杰过去曾出版过谴责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前任总理温家宝的类似书籍。 余杰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如果这本书不能在香港出版,这至少说明香港的出版和言论自由正在倒退。我认为习近平的整套手段就是对内压制、对外推行扩张主义,所以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法西斯国家。” 最早同意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在一次访问大陆时被捕,罪名是用贴虚假标签走私多瓶工业化学品。但是,他的儿子埃德蒙·姚(Edmond Yiu)说,他认为当局逮捕父亲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父亲的出版工作,其中包括余杰的这本计划出版的书。 香港的另一位小型出版商武宜三后来答应出版该书,余杰说,这位出版商最近接到一个令人恐惧的电话,改变了主意。余杰说,他认为这个电话是北京的安全官员或是在他们授权下打的,但他说没有确凿证据。记者多次给出版人武宜三打电话,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复。据余杰称,武宜三说不会再就此事进行公开评论。 余杰援引武宜三的一封电子邮件说,武宜三“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非常清楚地说,北京(该人没有说他来自政府,也没说是来自那个部门)认为这本书的内容高度敏感,绝对不能出版。” “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他坚持出版,那么他的人身安全以及他家人的人身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余杰说,“他的妻子因此非常担心。他的妻子坚决反对出版这本书。” 余杰说,他仍希望能在香港找到一个出版商,也许那些与中国大陆没有商业往来、或在大陆没有易受伤害的家庭关系的出版商中有人会愿意出版。他说,如果这也行不通的话,也许一位台湾出版人会在台湾出这本书,并准备一个在香港发行的版本。 很多在香港出版的关于共产党政治的书籍被大陆游客购买并偷带回大陆,尽管执政的共产党靠审查和海关检查来维持领导人的绝对正面形象。如果余杰的书得以出版,读者将读到一份对习近平毫不保留的负面报告。这部书的名字受 习近平一句话 的启发,习近平曾说自己年轻时看过电影《教父》,那是一部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执导的描写纽约黑帮老大及其家族的著名影片。 余杰在发来的电子邮件中给了该书的一段节选,他写道: “好莱坞的电影《教父》是习近平的政治学习指南。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黑帮,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是中国的教父。”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德国之声 | 异议作家余杰新书出版再受阻

2月13日,异议作家余杰收到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负责人的 信息,表示不得不放弃余杰新作《中国教父习近平》的出版计划。这是继 晨钟书局负责人姚文田在内地被拘捕后,该书出版计划的又一次受阻。...

法广|《中国教父习近平》香港付印前书商因遭恐吓放弃出版

由流亡美国的大陆作家余杰撰写的新作《中国教父习近平》在香港付印前,出版社九江文化的负责人收到来自北京的电话恐吓,不准出版,否则会有人身安全问题。余杰告诉此间传媒,恐吓电话明确表明这是北京的意思,但没有披露是那一个单位。 香港书商姚文田疑因计划出版余杰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而于2013年11月在深圳被捕。官方指控罪名为走私。 (图片来源:参与网) Standard

余杰: 爱与黑暗的故事--刘晓波的文学与人生

爱与黑暗的故事—刘晓波的文学与人生 作者:余杰       《爱和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带有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也是我这几年来读到的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我很少用伟大这个形容词来定位一本小说——而《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当之无愧的,它既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民族史与国家史。那里面,有爱,也有仇恨;有黑暗,也有光明;有绝望,更有救赎。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小说从这个句子开始了长达五百多页的讲述。这不是一个绚丽而惊艳的开头,但绝对是顺畅而清澈的,如同大河的源头,而且必然具有一种平静的气质。一部作品能称为伟大,绝不会因为它的控诉、愤怒与无助,就像作者的祖母曾经对他说的:“当你哭到眼泪都干了,这就是你应该开始笑的时候了。”   阿摩司·奥兹说过:“你可以回避历史,历史不会回避你。你可以逃离,或者转过身来回顾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们……我们不可以成为历史的奴隶,但是在欧洲这片土地,人们必须跪下,将历史扛上肩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在承受苦难、珍惜记忆、捍卫历史的维度上,华人跟犹太人非常相似。有时,历史需要像闸门一样扛在肩头。刘晓波就那样谦卑地跪下来,将当代中国苦难的历史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扛在肩头上。我在写作《刘晓波传》的时候,恍然觉得自己也是在写一个关于爱与黑暗的故事,描述刘晓波的文学与人生,没有比这更为妥帖的说法了。       二零零五年,法国具有领袖地位的知识分子索尔孟访问中国,走遍大江南北,访问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写出了《谎言帝国》一书。索尔孟为西方读者描述了一个被谎言重重包裹的中国,也表彰了若干与谎言战斗的、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其中就有刘晓波夫妇。有意思的是,这位目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在采访刘晓波夫妇之后,并没有将刘晓波作为“传主”,偏偏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选为“传主”。   刘霞在作为犹太人的索尔孟面前,将自己形容为“中国的犹太人”。索尔孟认同这一严重而真诚的比喻,并以此作为书中这个章节的题目。经过两千年的颠沛流离和二十世纪纳粹屠犹的惨剧,“犹太人”的身份不再是作为上帝选民的荣耀,而隐喻着必然经历无边苦难与羞辱的“贱民”。“犹太人”不再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概念,它涵盖了所有被压迫、被凌辱的人群。刘霞“中国的犹太人”的概念,言下之意就是将中共政权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索尔孟引述刘霞的话说:“对她而言,作为犹太人,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位犹太人如何在纳粹德国压迫者统治下存活。她明确指出,共产党体制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并无什么不同。谁是所谓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异议分子、自由心灵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会分子、带头反抗的农夫,以及独立自主的神职人员。上述均是共产党随时随地处心积虑,想自社会中铲除的‘毒草’,他们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先被锁定,贴上标签,密集监视,最后斩草除根。”   刘晓波和刘霞的命运被索尔孟不幸而言中。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因发布零八宪章而被中共当局秘密抓捕。警察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刘晓波本来示意刘霞用手机通知朋友,谁知刘霞不会用手机,平时她打手机都是晓波帮她拨好对方的号码。这个电话未能打出去,他们的告别是心照不宣的无言的苦笑。二零零九年圣诞节,中共故意选择这个西方国家欢乐休假的日子,将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一年的重刑。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同日,刘霞被非法软禁在家,与世隔绝,一直至今。中共当局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妻子实施如此残酷的迫害,连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独裁者都望尘莫及。   在刘晓波被捕以后,我就有了为刘晓波传写作一本传记的想法。不过,那时我并没有预料到,因为这本书,我也成为中共当局必须拔去的一颗眼中钉。就在诺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用黑头套绑架到北京郊外,酷刑折磨至昏死。最终,我携妻子和孩子从中国出走,而且“君问归期未有期”。           铁磨铁:我与刘晓波十年的友谊           我的一本文集的名字叫《铁磨铁》,来自圣经中的话:“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回顾我与刘晓波十年的友谊,“铁磨铁”是一个最好的比喻。   我与刘晓波的结识,有一些颇为戏剧化的细节。       一九九八年,在北大中文系刚上硕士班的我出版了处女作《火与冰》。一夜之间,洛阳纸贵,这本书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差不多每个大学生宿舍都有一本。那时,刘晓波还在狱中,那是他的第三次入狱。刘霞听说了《火与冰》,就买一本送到狱中给晓波阅读,希望他看到年轻一代人对八十年代自由思想的承接并由此得到感到欣慰。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以对前辈学者和作家的激烈批评而一举成名,被称为“文坛黑马”;而我在《火与冰》中也直言不讳地评点了不少名流先贤,也被称为新一代的“文坛黑马”。       然而,让刘霞没有想到的是,刘晓波在狱中读了《火与冰》之后,给予的评价不是赞赏,而是否定。主要原因是我在书中对北大的一批中年教授有颇多赞誉,而这些人大都是刘晓波在八十年代就很熟悉的同学和同侪,很多人他并不放在眼中。他看他们的视角,当然与我这个有几分仰望的年轻学子不同。他据此认为我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少年人。当时,刘晓波对我的批评固然有失严苛,但后来事实证明,当我选择在真理的道路上奋然前行之后,我确实与很多北大的师长渐行渐远,而与我一起“出道”的孔庆东和摩罗更是堕落为权力的帮忙和帮凶。若不是我后来成了基督徒,若不是我后来与刘晓波成为挚友,我是不是也会堕落如斯呢?想起来也有些后怕。       刘晓波行事为人的原则,向来是“对事不对人”。一九九九年,他第三次出狱后不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时,我还是一个韩寒式的、少年成名的文化名人,围绕着我已经有了不少的争议,但我还可以在媒体上露面、在大学里演讲,我的“敏感度”还没有亮起红灯。那一天,恰好是中国警官大学请我去他们学校演讲,校方专门派车来接我。为表示对我的尊重,还有两名穿警服的老师随行。那时,我根本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参与对我和刘晓波的迫害的警察,有不少就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正在路上,我的手机响起来,对方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我是刘晓波!”这个电话不是向我示好,而是直率地批评我不久前在一个电视台的访问中的一段谈话。第一次通话,就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对方,这就是刘晓波直言不讳的风格。在车上,左右都是警官,我不便与刘晓波深谈,哼哼哈哈几句就说再见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共同的朋友、作家廖亦武来到北京,他认为刘晓波跟我该见一面,便安排我与刘晓波在一个朋友家会面。刚见面,我还心存芥蒂,话不多,刘晓波似乎也没有多少兴致与我交谈,场面一时间显得很冷清。一刻钟之后,我妻子下班赶来,她才打开了冷淡的局面,我跟刘晓波慢慢找到了一些共同的话题。之后大家一起吃饭,朋友家的阿姨来自四川,做得一手好川菜。刘晓波比我这个真正的四川人更能吃辣,我记得那天他大口吃泡椒鸡杂、水煮鱼,满头大汗,风卷残云。大家都吃完了,他还用汤泡了一大碗米饭接着战斗。我们边吃边谈,逐渐发现彼此对许多人和事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看法。告辞之后,我们刚上出租车,手机就接到了刘晓波发来的一个短信:“今天很高兴认识你们。”一句话,言简意赅。冥冥之中,一切就已经注定。       在此之后将近十年时,我们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碰面,通常是在餐馆里一起吃饭,偶尔也到对方家中享受自己做的“私房菜”。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以食为天,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出来的。我们一起起草各种有关人权问题的签名信,一起为入狱的良心犯家属筹措救援金,一起推动独立中文笔会在国内的公开活动,最后一起修订零八宪章的文本和联络签名人。可以说,最近十年以来刘晓波从事的所有人权活动,我都是亲身参与者。当然,除了人权活动之外,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最多的话题还是文学。刘晓波在骨子里不是政治中人,而是文学中人。他最关切的是人性,而不是政治。           传世与觉世:文学的“野心家”与人权的捍卫者           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改变了刘晓波的一生,也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一年,刘晓波三十四岁,是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到最后的绝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我十六岁,在四川偏远的小镇上,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沉闷的枪声,一夜之间我就完成了我的成年礼。然后,刘晓波入狱。三年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我们偏远的县城,每年一千名高中毕业生中,差不多只有一个人能考入北京大学。       在八十年代,刘晓波是一位文学的“野心家”。张爱玲说过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青年刘晓波是一名怀着出名的渴望来到京城的外省青年。他野心勃勃,野性难驯,他不把前辈和权威放在眼中,打倒他们并取而代之是他梦想。他首先说出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所有的真相,然后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奴性,接着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说出了一个人人心知肚明却又相顾无言的事实“毛泽东就是混世魔王”。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作家是万人迷,诗人比后来的歌星影星更受追捧,刘晓波果然成了中国最出名的文学博士。那时,他研究的题目是美学,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显学,而刘晓波本人也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他爱看电影,听古典和摇滚音乐,流连于北京的美术馆和画廊。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一直写写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他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教授和一言九鼎的文学评论家。       但是,没有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即便强悍如刘晓波也不能。“六四”的枪声终结了刘晓波的文学梦,他的人生更换轨道,驶入惊涛骇浪的出三峡之旅。一九八九年之后,他出入于监狱内外,很多时候他的家也变成临时的监狱。中国日新月异,物欲横流,人们以忘却作为升官发财的前提,而刘晓波将自己定格在那个恐怖的夜晚,跟“新时代”和“大国梦”格格不入。他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安慰那些良心犯的家人,而他们大都是在压力、迫害和困窘之下的忧郁症患者,中国人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于是刘晓波便兼任起心理医生的职业来,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来抚慰和鼓励他们。他为一桩桩的人权事件拍案而起,尽管由于严密的监控,他很多时候无法身临现场,但笔下的文字却如泉水般汩汩地流淌。他几乎是一人敌一国,单枪匹马地对抗党国强大的宣传机器。一个“文学”的刘晓波,转换成了“政治”的刘晓波。       我在北大念硕士的时候,论文是关于梁启超的。我的导师夏晓虹教授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她写过一本名为《传世与觉世》的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的一生都在“传世”与“觉世”之间挣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使命却是多重的。是写曹雪芹的《红楼梦》或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样的巨著,还是写如鲁迅形容的“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和时政评论?前者是传世之作,后者是觉世之作。对于既有天才也有野心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梁启超看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王纲解纽,百废待兴,民智未开,歧路亡羊,他放弃了写作那种可以“藏之于深山,传之于后世”的巨著,而写作那种开启明智、启蒙大众、传播常识、警戒危机的报刊文章。       刘晓波也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二十年,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没有写过结构严谨、规制宏大的学术论著,他结集出版的几本书都是有评论汇编而成。他以写作传世之作的才情来写觉世之作。这是不是大材小用呢?“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曾经问刘晓波,为什么不写理论专著,而专写那种会惹麻烦的文章?刘晓波回答说,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开口说话的人太少了。看到身边的朋友以及那些无辜的百姓,遭到强权的迫害、凌辱、剥夺,我能保持沉默吗?在这样一个基本人权和自由不得保障的境遇下,追求文学梦和学术梦过于奢侈了。那时,刘晓波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失去了实现文学梦的机会,却成为尊崇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其实,这也是我近十年来的选择。二零零一年出版的《香草山》是我最后一本所谓“纯文学”的作品,那是一本长篇自传体的爱情小说,在一个人们普遍不再相信爱情的时代,我重申了爱情的可能与爱情的伟大。但在此之后,我也像刘晓波那样,集中精力写作那种“速朽”的政治评论。由此,我的书、文章乃至名字在中国全面被禁,我与刘晓波一样成了在祖国“隐形的人”。           因为爱,所以痛:刘晓波的爱情以及对世界的大爱       刘晓波的尖锐和坚韧,是因为爱和不忍。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国际笔会第七十六届代表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纪念会,特別纪念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中国作为监禁作家数量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开幕式上播放了刘霞的一段视频讲话,那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出之前的一个星期,日渐消瘦的刘霞平静地讲述说:       这是刘晓波一九九七年一月给我的信,也是几百封信中仅存的之一。   “亲爱的,我们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就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彼此的信任和决不放弃未来的希望。或者说,我们生活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意义来自我们的爱。……爱会使我们在充盈的感情的温暖中过饱满的心灵生活,爱使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秉持人类正义,向极权挑战,保持人的尊严、诚实、自由。   你的信,你遥远的思念,使我努力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从另一种维度走向终极的存在,我会在充分的内省之中,批判地面对世界和自我,谨慎而又坚定地做出选择,对生命始终保持善意的基本信任。   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拒绝,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我们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我们以永远的爱来拒绝。”   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到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晓波被劳教三年期间,我给他写了三百多封信,他给我写了两、三百万字,几经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谢谢大家给我时间,与我一起分担刘晓波不自由的日子。       我想,听过这段讲话的朋友,一定就能理解刘晓波为何要为人权和自由奋斗。为了自由,他付出了不自由的代价;为了爱,这个宣称“我没有敌人”的人,成了专制政府最大的敌人。   《刘晓波传》是我写的第一本传记。在刘晓波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失去自由之后,为刘晓波写一本传记成了我的心愿和我的使命。在写作传记之前,我在香港出版了评论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收入几十篇探讨刘晓波的思想和呼吁关切刘晓波案件的文章。写评论我是轻车熟路,写传记对我则颇有挑战。首先,是资料搜集的困难,比如我想采访刘晓波历次坐牢期间的狱友和狱卒,以及与他的案件有关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但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情势下根本不可能,刘晓波的狱中文稿仍被官方封存在档案馆中。其次,是我与传主之间有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我如何能在倾注情感的同时又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不至于将传主神圣化,而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缺点、有局限、有冲突的“人”来?   那就必须全面呈现刘晓波对待爱情和真理的态度。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考察知识分子对待真理的态度,他们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法。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尤其是对待家人的方式。”有些知识分子宣称他们爱人类,但他们爱的是一个抽象的、群体的概念,他们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不爱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这样的人是虚伪的。刘晓波有过一段不懂得爱、不珍惜爱的放荡不羁的时期,像五四时代的小说家郁达夫那样“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终于导致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他的前妻携他们唯一的儿子远走美国。他对前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致使此后他们基本断绝了联系,甚至当刘晓波第四次入狱和荣获诺奖之后,他的前妻和儿子都不曾对媒体说一句话。   正是因为曾经失去,经历过那刻骨铭心的痛,刘晓波后来才倍加珍惜与刘霞的爱情和婚姻。他对刘霞体贴入微,每次过马路的时候都牵着胆小的刘霞走,每当在外面的餐厅吃到好吃的菜都会给刘霞打包回去。刘晓波对我说,一个不爱自己的妻子的人,是不能做朋友的。这是他选择朋友的首要标准。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刘晓波,他对世界的爱是从对妻子的爱开始的。           出黑暗,入光明:刘晓波与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           多年以来,刘晓波屡败屡战地与外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黑暗战斗,他不仅批判共产党的独裁制度,而且否定中国两千年来儒法互补的专制主义传统。他热烈拥抱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和商业文化带来的“单向度的人”不无忧虑。他从时代的脉动中捕捉到“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息,但又对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充满警惕。所以,刘晓波的思想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反共人士”,他看到了许多“反共者”与共产党之间不自觉的“精神同构性”。所以,我将刘晓波看作是“异议人士中的异议人士”。   与外在的社会结构性的黑暗相比,人内心深处的黑暗更加可怕。思想史家张灏提出“幽暗意识”的观点,认为正是儒家性善论中“幽暗意识”的缺乏,使得中国未形成强大的民主传统。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对人性的乐观看法,导致暴君肆无忌惮地施行暴政。作为传记的写作者,我当然不回避刘晓波生命里真实存在的黑暗。刘晓波本人也从未否认自己内心的黑暗与虚无,除了应对警察以及异议人士阵营中的批评者之外,他更多的是在“天人交战”。他有过虚荣、傲慢,有过软弱、退却,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那些黑暗,在他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在第一次入狱的时候,刘晓波在父亲的劝说之下写过悔过书,客观上配合了当局的宣传——他说自己没有看见广场上死过人,虽然他确实没有亲眼看到死难者,他并不是在说谎,但这句话却被共产党当局大肆利用,成为对死者和家属的第二次伤害。由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拷问。大屠杀之后,刘晓波活了下来,出了监狱,但把十字架永远背在背上。别人试着背一下,背不动,就轻轻地放下了。可是他偏不,一直背着。   刘晓波不是生而成为圣贤,而是不断地忏悔与反省、修补与超越,向着圣贤的方向迈进。我也深信,第四次入狱的刘晓波,会做到他自我期许的那样“爱狱如家”,正如刘晓波的好朋友、政论家胡平所说:“二十年来,晓波通过更坚定的抗争,更从容的面对苦难,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坐牢,为自己赢回了尊严,从而也使得自己的精神境界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亲眼目睹了刘晓波如凤凰涅槃一样的升华,他也带动着我向前走。有一句英国谚语说:“跟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能够与刘晓波同行,是我一生的幸运。尽管因为与他的友谊,因为写作《刘晓波传》,我的生命的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差点失去生命,被迫离开中国,但我并不为此感到后悔。   今天,在大国崛起的肥皂泡之下,中共的独裁统治已呈现出严重的危机。不管中共当局是否承认和接受,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不可避免。作为一名从天安门屠杀以来持续二十多年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奋斗不止的知识分子,作为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和“我没有敌人”精神的倡导者,作为惟一一名身处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必将在这一变革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民主化,不仅将使得十三亿中国人告别共产党暴政、基本人权受到法治保障,而且将带动新一轮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北韩、伊朗、古巴等独裁国家的变化必将加速。在此意义上,刘晓波对人类历史的推动,将不亚于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韩国的金大中和缅甸的昂山素姬等人。他应当像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和昂山素姬那样获得其同胞和全世界的支持。   我很喜欢的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写过一首题为《向着明亮的地方》的童谣,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向着明亮的地方   向着明亮的地方。       哪怕一片叶子   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       灌木丛中的小草啊。       向着明亮的地方   向着明亮的地方。       哪怕烧焦了翅膀   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地方。       夜里的飞虫啊。           是啊,我们都是灌木丛中的小草,我们都是夜里的飞虫。我把这首童谣送给在冰天雪地的锦州监狱的晓波,也送给每一位热爱真理、正义、和平与光明的朋友。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August 15, 2013 关键词: 刘晓波 特别专辑: 百年华人杰 趙紫陽的遺產——祝贺趙回忆录出版 胡适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2001年) 谢韬追思会在打压中进行 文明交融的奇葩——悼华叔 民主自由 人心所向 四川作家冉云飞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刑事拘留 忍看朋​辈成新囚 存亡继绝 自我救赎 冉云飞成为首名因茉莉花集会被拘捕人士 为民发声一天一拱的作家冉云飞 今天,人人都​可以成为艾未未 长平为冉云飞鸣不平 超越时空的对话——「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随笔 艾未未入选时代周刊百名人物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综述 迟了半个世纪的臧家祭奠 中国刮起“独立参选”风 《北京之春》创办人之一刘迪病逝(附:刘迪简历及悼诗) 村 “四五英雄”刘迪先生“追思会”在北京召开 王佩英之魂兮归来 “若有人兮山之阿” 金婚年感恩节致友人 《王若望傳》22日在香港面世 “獨一無二的反叛者”典範長存 汤飞凡 ——因遭整肃至死而与诺贝尔科学奖擦肩的中国科学家 歷史長河 百年一瞬——《百年不風流》編後 北大北大(阿平漫画) 我们受过太多苦难(组图) 陈光诚或将被送往美国就医 妻儿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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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香港七一游行临近 有关书籍相继出版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香港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前夕,有回顾香港民众争取民主化运动的书籍出版。包括解读香港七一游行十周年的《七月围城》,以及另一本书《解毒国民教育》。 今年是香港回归十六周年,同时也是“七一”大游行十周年,2003年七月一号当天香港爆发了五十万人上街抗议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并导致一年多后特首董建华的下台。十年来每年的这天,都有团体上街抗议,表达对港府以及北京当局的不满。 《七月围城》回顾“七一”十年 在“七一”大游行十周年之际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陈日君枢机主教作序,蔡咏梅、刘怀昭编撰的《七月围城》本周六下午在香港1908书社举行新书发布会。此书主要介绍了香港十年“七一”大游行的历程,其中还包括2003年七一游行十周年亲历者的访谈录。 蔡咏梅周五向本台表示:“03年的七一游行是香港本土化的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自从这之后每年的七一香港的本土化运动就形成一个传统。人们都会出来游行。而这种传统并没有随着时间弱化,反而更加强势,并且形成了一个高潮。我们认为,民主化运动就是从03年那一次的七一开始的。我们访问的很多人都这样说,年的这一天都要走出来表达我们香港多元化的声音,包括本地化的多种诉求,包括民生的,民主的,人权的诉求。在03年七一之前很多中产阶级是不出来游行的,认为游行时搞事,而现在这一天出来已经变成了一个传统。” 此书的受访者罗沃启在书中说“七一一天存在,就一天在提醒当局人民力量的可能性。当政府无法有效保护人权时,公民社会就会对执政者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政府处理不好,七一游行可以变成一个直接跟政府对抗的力量,(这样一来)就跟占领中环区别不大。当然占领中环一开始好像“不合法”,七一游行一开始合法,但到那一天来了,后来结果就相似,而且最后对政府产生压力的还是群众力量。” 此书编著者之一刘怀昭表示逢十进一。但求十年后,香港公民行动加速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余杰《解毒“国民教育”》 香港回归十六年,各界都感受到北京当局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多,在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也在“七一”前夕出版了他的新书《解毒国民教育:通往心灵自由的五十本书》。 余杰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最近这两三年以来我也非常的关心香港的情况,我也注意到中共当局对于香港这一整套的政策除了我们能在台面上看得见的那些,比如他们利用地下党扶植梁振英这样的人做特首,背后却用中联办治港。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更加让我们应该关切并感到危险的应该是,最近几年他们开始用国民教育企图对香港的年青一代进行洗脑教育的宣传。” 去年港府在香港中小学推行被称作是洗脑教育的国民教育课程,教材之一《中国模式》更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其中称赞共产党是无私进步的党,批评西方政党恶斗民主当灾,之后在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的抗争下引发12万人彻夜抗议最终港府搁置了国民教育课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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