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自由亚洲|余英时:走向独裁的习近平

中共的新的走向就是要习近平做独裁者,实行他的一党专政。因为一党专政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强人在上面支配一切。像毛泽东时代或者邓小平已经倒了,但还是真正的强人,因为他是靠革命起家的,这样才能维持有效的极权统治。习近平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只是红色后代的一人。习近平上台两年后就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他现在是靠打老虎起家,就是打贪污的人。这些贪污的人从最高权力的人周永康、徐才厚各种军队上的人,最近也有十几个将军被他打下来。他靠这个东西,外面有王岐山帮他的忙,所以他的声势很大, 而且得到老百姓的好感。老百姓并不知道他打的贪污并不是贪污本身而是反对他的人。反对他的人要用贪污的方法才能打下去。但是一般人并没有这样的分析能力,所以总觉得他很伟大。他可以不怕天、不怕地,用他们的话说敢打老虎。所以他得到某些一般群众或者老百姓的支持,获得佩服甚至于敬仰。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中共的宣传机器在这近一年多全力以赴地在制造一种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才看见过。邓小平是可以有个人崇拜可是他反对。在这一点上基本上还是值得称赞的,他不要做强人到底,而且安排自己早一点退休。虽然没有完全全退还是掌握军权,可是基本上他不算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了到最后死的时候,不过他的威望在那里。但是习近平不同。习近平跟其他的第二代靠父亲起家的没有什么别的不同, 他并没有特殊的对革命的贡献,他也没有打过任何天下。也不是在才智或者某些方面超过别人,只是因为他接手了这个位置。我想他是主动地觉得会建立起一个一人专制的局面与新的制度不能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他遇到的好像是这样的危机。所以我想是他同意的,甚至于指示宣传机器要做这种大规模的个人崇拜的准备。个人崇拜的几点可以看出习近平怎么样想利用毛泽东当时想利用个人崇拜在中国掌大权的局面。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一年以前北京有一个快餐店是卖包子的,叫庆丰包子店,习近平忽然之间去了,在那里吃了几个包子,然后就做大肆宣传,包子店现在就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加以渲染,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方。你要玩北京,除了看长城、紫荆城或者天安门广场以外,这个地方不能不来。这个包子店你要不来的话你一定会后悔。就是这样的宣传。习近平伟大,就是跟常人一样,跟老百姓接近,这一点是做宣传的重点。这个当然也是仿照毛泽东的。毛泽东早年征服了大陆以后也在发展他的个人崇拜。他在天津的一个馆子吃饭,然后把这个吃饭的事情泄露出来,结果无数人到那个馆子前面,人山人海要看毛主席。这是他制造个人崇拜的一种方式。后来毛泽东在武昌的黄鹤楼也同样表现一次,他要上黄鹤楼然后让千千万万老百姓知道以后就人山人海地去看他,这样他就威风凛凛,变成全国一个神一样的人物。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主意。另外,我们知道毛的照片是无所不在的。现在习近平也走这条路。不但是带着微笑的照片在各种商店、办公室甚至于崇拜他的人家里面挂着,而且还做一些纪念章,上面也印着他微笑的照片。一方面是他一方面是毛,两个人并驾齐驱,所以只有这两个人的照片可以在重行天下,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表现。所以他们强调的就是不怕天、不怕地,打一切老虎,而且跟农民是好朋友,又是个好丈夫,又是一个好家长等等。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接近神的一种人物。因此产生了许多歌颂他的歌。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肉麻的。可是这些歌词在中国已经遍传人口。最要紧的就是把他那个所谓中国梦加以普遍化,就是人人都做他同样的梦。习近平是绝对要跟着毛泽东走。鲍彤也有个说法,他说这个可以造成党内的不合。因为他到底不是毛泽东,他没有办法说他超过任何所有党内的人。这样党内是不是太支持他?原来支持他的是不是想另外想办法?这都是不可知的事情,所以从这种种看来,我们觉得他的真面貌出现以后中国的问题非常大,但是他想做毛泽东,自然很热切,恐怕这个梦也不容易实现。(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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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的高校思想控制新招

我接到在国内教书的朋友给我寄来的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一块印发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题目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报告分七个部分。我只讲一两个特殊之处。比如说它第一条就是讲的“加强和改造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重大而迫切的战略任务”。这是它开头的第一条。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第三条“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同时也要进头脑”。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要放到教室里面去,不但要进教材进课堂而且还要进人的头脑,要灌输到每个学生的脑子里面去。第四条是讲要“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改造的素质”这更可以想到它的政治性之重。所以现在共产党的基本工作就是把高等教育当成一个思想斗争的武器。它认为现在进行高等教育就是进行思想斗争。这个所谓的思想斗争就是要把一党专政这个观念贯彻下去。所谓一党专政的观念就是共产党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而已而是党控制,党怎么解释就怎么接受。要把这套观念变成人人脑子里都能接受的东西,尤其在大学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展。最近共产党的教育部长叫做袁贵仁的。他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政策是值得注意的。他召集各大学的头面人物在北京开会。开会的时候他正式宣布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是集中在所谓外文教材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现在,自从所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对外文教材是非常重视的。英文教材不但是自然科学用的英文原本,而且在经济、法律、新闻报道学还有一切社会科学几乎都用的是原来的西方的教科书,因为自从80年代以后中国学生想对自己前途有点帮助的话必须留学,而留学要先打好基础。打好基础要先在国内念大学的时候就读英文原文教科书。通过这些教科书然后再进到美国各大学就没有什么隔阂了。所以在这个整个的风气之下。几十年都没有断过。所以要想断绝西方的教科书、外文教材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不但不可能,就是现在的几所中国的大学也是翻译美国的教科书,比如说清华大学,北京的人民大学,都有许多关于法律、关于经济、关于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原文。不但有原文还有翻译。到底有多少价值进入中国人的头脑我们现在不敢判断也不必判断。可是中国确实有一批我们叫做自由思想派,就是自由派的人,是接受西方的价值。不是所有的价值,是西方价值中大家认为是有普遍意义的普世价值。比如说民主、比如说法治,比如说人权、比如说公民社会。这些都不仅仅是西方的,中国从前也有过类似的观念,慢慢发展出来就是要对人要尊重,统治阶级并不是一个特权阶级,而是要听老百姓的话,老百姓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中国人所讲的民心。要怎么样获得民心,就是人民需要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人民把心里的话,不满意的现状都投诉出来,这样的政治才有改进的可能,所以就是在中国的旧的原则之下,所谓政通人和,政要通,人要接受,老百姓不接受的一个政权是迟早要亡的。这是中国历代所相信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到现在就发展得就是所谓民主、自由、人权这套东西,而这套东西就在西方的教科书中间,在中国已经传了几十年。到今天如何把它从教材里完全消灭掉?这是极大的困难,但是教育部长已经下了决心要这样做。他提出的做法当然相当可笑。第一个是说你可以用外国的教科书,但不能把西方价值联系到中国来,所以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要控制思想,这是共产党现在要做的工作。从北京大学来讲,最近贺卫方教授是法学教授,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最早的一代对西方法律观念有所知的这个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就是现在的总理李克强。李克强曾经翻译过一本重要的英文书是关于法律的,叫做《Due process of law》,就是《法律的正当程序》。我们讲法治一定要讲法律的正当程序。这个正当程序是西方法治的一个核心的东西。这是一本有名的书,是当时80年代的李克强翻译的。而且今天还存在。所以如果说是对党的统治不利,那李克强看来就要负很大的责任。现在通过李克强跟其他人的努力,中国许多关于西方所谓有关基本价值的,尤其关于法律法治方面的基本价值传到了中国。所以贺卫方提出一个有趣的建议,要开一个会议,当然开不成了。这个会议就是检讨李克强对于传播西方法律价值方面的贡献跟影响。所以这可以说是将了一军了,在位的总理就是当时传播西方价值的人之一,而且是处于领导地位。那么现在怎么样能够在高校里面消灭所有的这些观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所以关于思想控制所引起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在实践方面,比如说广州的中山大学已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在课堂上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就有人在底下照像录音下来,如果你发了牢骚,说了对党不利的话,说了任何对一党专政有抵触的话或者对领导人,像习近平之类的有所批评的话就都照下来了,照下来以后当然就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课堂上先生们就不敢发牢骚了。这就是它的强制方法之一。袁贵仁的政策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执行不严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文字游戏而已。事实上是不发生作用的。而且在课堂上讲话谁也不能完全控制住自己。所以说在课堂上完全不出现西方价值观念,因为西方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想法,到底什么是西方价值?什么是人类基本价值?这些共产党都没有严格地一一说出来。如果这样没有一一说出来的话在课堂上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同时说思想控制相并而行的我们最近看到就是虚拟网络各大消息,各种方面,科技的发展。做生意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甚至于你向外国申请大学都可以通过虚拟的互联网专用网络向外国直接申请,那是很快的,现在不行了。1月31号还有一篇专门的社论,讨论中国是自我毁灭的一种技术打压,防止任何对共产党的政治上的批评,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就是你对西方的科技的吸收会受影响、你做的生意会受影响、很快通过网络申请入学也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影响非常之大。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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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共识网|黄涌:余英时,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人

在《论天人之际》一书里,余英时重新捡回了中国传统哲学里的“道”的概念。他觉得,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回到它的文化本源。而“道”的概念提出,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思想的“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的融合,既为国学“招魂”,更是从文化层面上搭建中西文明的桥梁。对此,他解释说:“一旦中国文化回归主流的‘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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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回顾中国大陆的学术趋向(余英时)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我现在要回顾一下最近中国大陆方面的学术趋向,这个题目当然很大,主要是讲人文方面。人文方面最重要的我所看到的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文学各方面的研究。只是中国人文学跟中国有关的部分的趋向,我所能见到的。我的看法不一定周全,可是我是有一点感想的。 比如说上海的《中华文史论丛》这类的东西,还有些专门的学报,那上面有具体研究的文章,研究具体的问题。等于中国过去清朝以来的考证学,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考证,从头到尾常常看到很有原创性的创作,所以我很高兴。但是这是具体方面。问题是我们研究人文学有宏观与微观之别,宏观是指整个大体看法。因为宏观的建立是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一流的学仁提出整体的看法,对整个时代甚至于整个历史或者一部分的历史提出整体的看法,那宏观方面不能空话,从前就是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是讲论根本不讲史,是以论代替史,所以那是很荒唐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那套教条拿来反复宣传,与实际上的具体研究配合不上。具体研究也是在大的框架之下勉强提出一些问题。所以宏观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在过去最早的毛泽东时代的30年是没有进展的。 只有到8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邓小平指导下好像有一种开放的趋向。这个时候学术也趁机而起,好像也开放了,有一度开放还很多,当然到了1989年的六四以后又整个封起来了。但是在封起来中间,学者就转向一个东西就是研究中国,比如说国学的研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我所说的学术其实大概就是从20世纪初,就是六四以后不能再讲很大的文化问题的时候提出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间就恢复到许多清朝以来的,民国以来的考证之学。这些研究很有进步,可是大的问题上,宏观方面就不必要谈了,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许多学报上的成就,专属的成就从具体上讲都是很有用的,在教学研究方面都是可以参考的。可是对于建立整个中国历史是不是有提出一个马克思以外的新的看法?这个还没有任何进展。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共产党还是以马列主义为号召,马列主义为号召之下,它的框架是不能动的。所以大家只能在小的具体事情上做深入的研究,做比较仔细的考察,可是不能讲一个很大的历史的趋向。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这个学报上所能看到的,各个大学在进行的。许多大学我所知道的像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还有南京大学文史各方面都进行很深入的研究,也有好多学者在里面,可是都是不能正面讲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还是受了马列主义框架的限制。有了这个马列框架的限制还可以看出来现在还在流行之中,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最近就提出要重新集体地写一部中国思想史,因为中国思想史大概从是80年代开放以后,大概主要是受了外面的影响,受了港澳、西方研究的影响。所以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的一种研究方式。把马列主义并不当回事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今天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就要提议由一两百人好像要合作来写一部新的思想通史,我们先不管他的构想将来的成就如何?可是他提出的这个第一个原则就值得注意,就是他们是要回到马列主义,回到从马克思回到历史的五阶段论,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五阶段论,这是斯大林钦定的。从马克思那里面找出线索来钦定的五阶段论。这五阶段论还是现在社会科学院院长所提倡的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架构。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基本架构之下能写出什么样的中国思想通史?很大的集体创作?这是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表示现在党对于80年代以来的,比较自由的人文研究有很多不满,想提出新的方式,然后可以用国家的意识形态来起主要作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这个趋势是一个相当坏的趋势。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过去80年代开创以后大陆学者做的80年代以来把民国时代的大的学者一个一个地做了重新的全集,重印了。包括像王国维、梁启超再加上民国以后胡适的全集,钱穆的全集,汤用彤、陈寅恪这些民国学者受到极端的重视,甚至于把他们捧到超过于神话的程度。可是民国的成就因此在80年代以后的学者中间认为是不可超过的,是学习的目标。但是现在因为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发展,在党的方面好像要领导全世界了。所以现在就不甘心对于民国学术这样尊重了。所以现在就有人提出对民国学术加以贬斥。也不是完全消灭但是觉得也不过如此。认为民国学术甚至赶不上清朝等等。实际上清朝的考证跟民国以来的人文学术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民国以后不但新的资料、新的社会科学观念、西方的观念都到中国来了,这是清朝所没有的。所以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来讲这是第一步,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超过清朝,在整个整体方面是超过清朝的。但是在考证方面又延续了清朝。所以说民国之学术不及清朝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甚至于认为共产党几十年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民国时代了。那换句话说1949以后的学术成就应该在民国之上,这是现在一个很明显的新的趋势。这个趋势我觉得也是很危险。 有一种夸大狂慢慢进入中国学术,实际上1949以后的学术我们已经说过了从毛泽东时代讲起,从1949年到毛泽东死1976这是整个的教条主义的时代,当时发表人文研究今天没一个人看,没一个人参考。80以后的几十年当然有进步,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很多的具体的进步是不少,可是是不是一定超过了民国?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了。80年代以后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传世的?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到整个世界学术研究的?这是可以具体考察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拿西方几十年所谓汉学研究来讲,他们所根据的研究都是民国时代王国维以来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等的研究。在西方、在日本受到发挥也受到质疑,但他们是学术的中心,影响到全世界。 可是80年代以后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学术界有指出哪些人的东西是他们必须注意的,可以说没有。我想民国学术还是不能被轻易地贬斥,这是我们注意中国当前学术趋向的时候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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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州|余英时:一涉及到批评,共产党就不要儒家了

我的书最近被禁,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包括美国高等教育杂志,都已经报道这件事情,网上报道的也很多。所以我知道许多中外记者电话讨论这件事情。我最早知道他们要禁我的书是国内网上通过出版社传来的条文。这五条中间有两条都是以我的名字开头的:第一条就是讲余英时、梁文道、许知远、茅于轼、野夫、张千帆、陈子明、徐晓等人作品不予出版。我在中国出版了很多书,现在大概不能再出版我的书了,大概也不可能再在杂志报刊上出现我的名字,写的文章。中间有三条都是关于宗教,我就免去不谈;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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