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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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学者:中国有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观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周四发表文章说,西方主流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解释,有意忽略于己不利的历史事实。中国学者张维为这篇文章说,要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来龙去脉,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他说:这些观念,是人类共同财富,绝非只属于西方国家,这些源自西方的观念,中国人民也丰富了其内涵。中国另外一位学者俞可平也曾说过: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2014年6月4日,作为中国政治象征的天安门,门前有警车。...

Co-China周刊 | 李成:中共政权交接制度化分析报告

当下,中国正处于两代领导人的过渡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代际之间的权力交接只发生过3次。尤为显着的一次是于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政权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过渡给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实现和平、有序、制度化的权力交接。如果即将到来的这次权力交接,也能如同10年前那般顺利进行而且克服近来重庆出现的政治危机的负面影响,那么,对于中国领导层和整个国家而言,都将是一次巨大进步。 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的重要性,也反映在领导层变化的规模和范围上。在党、政、军三大系统,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三个最重要的领导层中,每个机构都约有70%的成员将实现新老交替,其主要原因是年龄。2012年秋季的十八大和2013年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之后,负责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和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公共安全和国防军事事务的重要人物将会包含大量新面孔。即将到来的最高领导层权力交接很有可能是过去三十年里规模最大的一次。 如同很多发生在中国的其他事件一样,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也是喜忧参半,希望和忧虑并存。有希望,是因为即将上任的新一代领导人,整体上与前几代比,在专业和政治背景上更具多元化,由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所以更具适应性,世界观和政策选择也更具全球视野。他们有可能会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化和民主治理贡献力量。有忧虑,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和政治精英日益多元化,这不仅使得领导层达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会引发人们对领导层团结力和精英凝聚力的担忧。 政治精英招募制度化 近年来,中国当局以及官方媒体在表述中共党内的监督和制衡制度化这一理念时,都频繁地使用到了“党内民主”这一术语。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在党内发扬民主,并且将“党内民主”定位为党的“生命”以及中共在未来能否保持主导地位的主要因素。 中共领导人及其智囊倾向于追求党内民主实验,换句话说,就是用一种渐进、可控的方式实施政治改革,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有400万个基层党组织、8200万名党员,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如果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间发展成为多党制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综合这些因素,以精英竞争为特征、与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相联系的党内民主形式要比在中国推进直接民主选举更加符合国情。 实际上,民主之路在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国领导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版的民主会是,也应该有其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特点。毕竟,英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不同。而且,今天一些相当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曾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一党专制过程,并在执政党内存在动态的派系监督和制衡。 应该强调的是,很多中国政治机构内的学者认为,党内民主仅仅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举例来说,著名理论家俞可平就认为,中国应该而且能够过“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走上民主道路。俞可平称其为“增量民主”(渐进民主),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时间上渐进的、规模上可控的,并且应与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公民社会以及法治发展相结合。他相信,只有这样的道路才能在现有的各种政治力量准备充分之际,最终实现“民主突破”。 中国的党内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修辞。虽然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在选举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包括正式条例和非正式惯例在内的制度化机制也已经投入使用,以降低各种形式的徇私和权力滥用。很多重要制度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领导人的政治行为,也改变了中国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 1. 差额选举 在选择中央委员及其他高层领导时,中共采取了一些选举办法。自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开始,中国当局就在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中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即“候选人数额应多于预定的当选人数额”的选举方式。举例来说,高层领导决定中央委员会由350位委员组成,那么会有370名候选人员参与选举。选举过程中,得票最低的20人将会被淘汰。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经常使用这种“党内民主”的限制机制来限制高层领导偏爱的候选人的数量。 2.

爱思想 | 鄢烈山:平权: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词(上)

   一、从所谓“重庆模式”谈起   所谓“重庆模式”这些年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学界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至今也没有“盖棺论定”。即使薄熙来案审结,只要中国的现实问题依然,为“重庆模式”叫好,为薄熙来叫屈的人,仍旧不会少。   诚然,从地方和单位“一把手”掌握近乎绝对的权力、在他管辖的地盘上为所欲为的角度讲,正如一些人所说,“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最多是“增强版”;作为其鲜明标记的“唱红打黑”,不过是“文革”运动模式的故伎重演。但是,不必讳言,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搞的那一套,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意基础;在薄垮台前后,都有众多重庆市民真心地认同他对建设重庆的“贡献”。今年7月14日我又到了重庆,我们的司机和导游依然坚持原有的看法。   先说“五个重庆”的建设。2008年7月,“作为重庆发展的新目标、新追求”,薄熙来的市委提出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的“战略决策”。重庆市民不管钱从哪里来,既不关心也不可能知道重庆究竟享受了中央对直辖市和两江“新区”的哪些优惠政策,但他们感觉到了重庆市容市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变化越大越好,“只是到机场的路上树可能栽得太密了吧”!同饮一江水,重庆人为什么不可以与上海人攀比?一个地区能争取到中央的特殊政策倾斜,那是主政者的“本事”和市民的“幸运”。   关于“宜居重庆”建设,包括“从工作2010年起三年内在全市主城区和6个区域中心城市、2个卫星城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解决200万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先期建成和分配的样板社区,已有买不起房的市民入住并对外展示。不管这里面有多少寻租的名堂和作秀的把戏,它传递的是主政者对房价居高不下的中国大背景中对住房困难户的关心。   关于“平安重庆”建设,最受瞩目的创新是建设“交巡警平台”,集刑事案件、治安管理、指挥交通、服务群体等功能于一体,24小时执勤、快速及时出警。其中女子交巡警特勤支队,选警花做仪仗队式的表演,只能当旅游新景看待姑且不论;尽管“交巡警平台”设置耗资不菲,它们360度全天候的视频监控说是为了保市民平安,却随时可以作极权高压用途,但市民直观感觉到的首先是,把坐在空调办公室里不知干什么的警察赶上了大街,不能再傲视百姓,也可以威慑街面盗贼与凶暴之徒。   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三个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方面,重庆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至少口号喊得最响。虽说是在薄入主重庆之前,2007年重庆就被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正式启动是在薄临渝之后的2010年8月1日,引起全国高度关注,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户籍改革的破冰之旅”。在这年年底的全市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说,“重庆如果确确实实能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就是在创造历史,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这个说法,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不管他是想为谁“创造历史”。   再看褒贬分歧最大的“唱红打黑”。以“唱红”来讲,它迎合了底层工农市民中那些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比改革开放前降低了是不争的事实;他们认为毛时代贫富差距不像现在这么悬殊,官员没有现在这么傲慢与腐败,这大体也是事实。乃至有些人怀念“文革”,希望再来一场打倒“走资派”的运动,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毛泽东讲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时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转引自《十年一梦——徐景贤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85页)毛泽东像明太祖一样,把自己凌驾于所有官员之上,除他不论,毛反特权反腐败的说法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乏真诚。揆之于今,按权分配,“有权就有一切”,“官本位”愈演愈烈,“权贵资本主义”,官商勾结“闷声发大财”,无本万利岂止比“比资本家还厉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唱红”让一些人怀旧,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并产生虚幻的打倒贪官污吏的希望。   就“打黑”而言,虽说是根本不讲法治程序正义的“黑打”,承续了完全无视基本人权的“三反五反”“打老虎”和“严打”运动模式,罚没的巨额资产只有少量进入国库而大多流入黑洞,但是普通市民却对开放年代发财的大老板被打击被“清算”持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的“仇富”心理同“仇官”一样,尽管偏颇偏激,也不是没来由的。如今的民企大老板,如果所做的生意与土地、矿产等资源有关,如果暴发与企业改制有关,大多有“为富不仁”的原罪,不能服众。这是人们心中不平与嫉恨的根源。   综上所述,地域发展失衡,城乡二元分割,贫富悬殊,官横民弱,为富不仁,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阶层固化”,是有目共睹的现实,人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状况。在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等政治口号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条件下,重庆的一系列做法,应该说是投合民意,让众多心怀怨望的弱势人群拍手称快的。   勿庸讳言,薄熙来主政一方,希望通过展现“政绩”、赢得“政声”,取得竞争优势而上位,这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值得赞扬;他号准了民心的脉息,存心迎合民意,这里面有政治智慧,也符合现代政治运作的逻辑。问题在于,他看准了病症,却存心讳言病根,开错处方,试图利用民意,误导民众,通过“唱红打黑”等文革模式运动群众,不惜祸国殃民来达成个人政治目标。    二、如何抵制民粹主义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无疑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定义甚多而歧异(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之《五、民粹主义》),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民粹主义强调普罗大众的价值与权利,二是作为政治策略时,政客们以之蛊惑人心、操控群众。民粹主义有时与政治威权主义相结合,有时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薄熙来主政地方搞的是“内政”,自是与威权主义相结合为主。   薄熙来搞的迎合民意的这一套,有深厚强大的民族传统和历史传统。先秦影响巨大的墨家兼爱学说认为,“天志”是“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因而应当“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以下层民众造反来说,总是要打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从陈涉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经王小波、黄巢、钟相杨幺,到洪秀全的“入教之人,无论男女贵贱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莫不如此。然而,一、这是一套暴力造反的理论,所谓“杀尽不平方太平”;二、这是革命“翻身”论,所谓“彼可取而代之”;三、结果总是改朝易主而已,阶级压迫依旧,甚至如洪秀全天京政权,等级更加森严。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别主要有;民粹主义者没有权力与权利观念,信奉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而民主主义者则强调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民粹主义者不尊重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重“站队”,只要“大方向正确”,而民主主义者不以众暴寡,尊重和保障少数人的人权;民粹主义不讲程序正义和规则,讲专政;民主主义者重法治,讲共和。   薄熙来搞的民粹主义那一套,更直接的来源当然是上世纪的红色革命传统和毛泽东思想。把干警都赶到大街上办公,把富人先定罪后审判,不要秩序,打破法律“条条框框”,领导一声号令,全部国家机器听命,舆论一律,群众专政,然后从胜利走向胜利,形势大好,一时间确也收到“大快人心”之效。这种运动群众的方式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十分熟悉。可以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就是民粹主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中共的理论和动员纲领,在夺取政权前是“反帝反封建”或曰“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中的“反封建”就是反对阶级和等级压迫,要求权利平等;所谓新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平权。毛泽东说反封建就是要砍断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尽管与夺取政权、反对有神论、瓦解宗族自治等“革命”和专政目标混为一谈,其中也确有平权的内容。要求权利平等符合人的本性,深得人心,也是完全正当的。问题只在于,其崇尚“武器的批判”到了迷信暴力的程度,不仅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认定“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547页),这样毛泽东自诩“无法无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根据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三个代表”(就其自命英明超凡的)精神,领袖和各级领导制定大政方针,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就是天然合理的。   用平等(或“平权”,即“使权利平等”)来动员群众虽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歧途亡羊,问题的是,用通过什么路径来达到这一目标。这就是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史上,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所谓修正主义),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及毛泽东、波尔布特等马列主义者的不同选择。伯恩斯坦等人的所谓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是反对阶级压迫,为劳动群众争取平等权利,但是并不主张消灭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更不赞美暴力革命,他们不挑动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性,希望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在争取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从而达成民主与平等的目标,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用毛泽东时代反修防修时对“修正主义”的概括就是“三和两全”,即“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 全民国家、全民党”)。一百多年来的社会运动实践,已经证明哪条道路是正确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入WTO,确认“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走的是“三和两全”的道路,只是不愿意彻底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以便防止和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挑战中共为惟一的永远的执政党的地位。   如果,在中国能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特权,同时坚持非暴力的和平转型道路,在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民主法治的轨道前进,那么,用民粹主义蛊惑人心的那一套就不可能得售其奸。   借用中医话语来说,扶本强身,培正祛邪,肌体正气盛自然邪气难侵。    三、平权的道义正当性   准确地说,我们讲平等,讲平权,并非为了抵制什么主义、警惕谁的诡计,也不是为了与谁争夺话语权,而是出于人的本能,其正当性乃是基于天赋人权。自启蒙运动以来,此乃不证自明的人类公理。   《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以下几乎每一条都有“人人”或“任何人”的字样。可以说,这是一个用平等精神统率全文,并贯彻始终的平权宣言。   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人大)虽然迄今尚未批准加入中国政府早已签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中国已加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在其序言中确认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并在该序言一开篇就声明,“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在权利方面人人生而平等不移的原则,不论是在自由、正义和博爱等价值观念范畴,还是在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等制度层面,都具有基础性,应是人类社会元规则。   就价值观而言,“自由”偏重于“个人的权利”,法国大革命时代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做出了经典的表述,“自由就是指有权做出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但是“自由”并非从来都是人人可得享有的,奴隶制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自由人(公民)与奴隶从古希腊的城邦到上世纪许多国家都是同时存在的;与之相区别,现代文明人追求的“自由”则是以“人人平等”为逻辑起点的。个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人人平等的原则,民族的自由(自决权,国家独立)也必须承认族群平等的原则。因此,“平等”强调的是“所有人的权利”,它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规则。“博爱”不言自明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不过它所描述和规范的偏重精神情感关系,相信人类有共同的起源或共同的主宰(神或造物主),并把“每个人的权利”(自由)和“所有人的权利”(平等)连接起来。也就是说,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基本价值“三位一体”,而以平等为核心价值。而所谓法国大革命“对平等的追求压倒对自由的追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43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聯合新聞網 | 胡錦濤智囊批:中共菁英沒自信 裸官太多

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智囊、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近日在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為文指出,中共菁英缺乏自信,這不但存在於知識菁英和經濟菁英中,也存在於權力菁英中。他還直指,中共好多把子女送到國外的「裸官」(指配偶和子女在海外的官員),數量還不少。 因「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書而聲名大噪的俞可平,被外界視為中共體制內學者中的改革派人物。俞可平近日在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中刊出「推進改革需要自信」一文,直陳中共菁英缺乏自信。 俞可平指出,在中國現實中,權力菁英是最受社會羨慕的群體,一些權力部門的職位每年都吸引數千人競爭。這群菁英照理應最有自信,但缺乏自信的現象,存在於知識、經濟和權力界的菁英中。 俞可平指出六點缺乏自信的現象:一、許多官員底氣不足,內心相當脆弱;二、怕講真話、怕暴露真相;三、怕別人議論;四、整天只說別人的不好,挑別人的毛病;五、不少官員求神拜佛,樂此不疲;六、好多官員把子女送到國外,成為「裸官」。 如何克服官員的消極情緒,變得更自信?他建議:一、要有好的官員選拔機制和罷免機制;二、要培養和提高官員的實際能力;三、要有一個長治久安的環境;四、要對民族、國家、老百姓有信心;五、要對現實有信心。

信力建 | 信孚电讯(7.30)——“党性保命”

作者: 信力建   1.【某日报:靠王林保财保命终究靠不住,最终要讲党性】王林是官场炮制出的演技不高超的蹩脚演员,是窥探某些官员贪婪无度镜子。王林们被某些官员当作精神鸦片救命稻草。对那些不信马列信鬼神少数官员,有必要大喝一声,该猛醒了,靠王林们保财保命靠不住,最终要讲党性、讲正气。 2.据法新社报道,赛西尔•柯燕戈是第一位进入意大利内阁的黑人女性,担任移民融入事务部长。26日,她在一次公开集会上演讲时遭人投掷香蕉。柯燕戈对此反应镇定,只是说,“请勿浪费”。后来,这位女部长通过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表示,这是一件让人伤心的意外事件。 3.美国“反同性恋”团体“出埃及记”主席阿兰•钱伯斯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宣布反同性恋团体“出埃及记”解散,对这些年被他言论伤害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致歉,“所有同性恋治疗是骗人的,我从没看过有人成功过。”新京报 4.《新快报》调查新闻中心记者刘虎周一(29日)发表在其个人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指其在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及万州区委书记期间有“严重渎职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 5.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对薄熙来案的依法处理,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以及建设廉洁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起诉后,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的有关讲话是中国高层的首次表态。 6.被称为“好人法”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日前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 8月1日起实施。这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保护规定》明确了若被救助人主张其人身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举证责任应由被救助人承担,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湖南日前就官员婚丧宴请规定等征询民意,拟规定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除婚礼、葬礼外,其他事宜严禁邀他人赴宴。有人质疑做寿生子不准办酒是公权干涉私权,湖南纪委人士答复:你接受不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 8.“我还是想感谢……感谢张亚东教练和朱志根指导吧!因为不管怎么样,十年了,能有今天这么快的恢复也是因为我之前有非常好的底子和能力。其实……”孙杨话还没说完,泪已满眼。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以绝对优势夺得世锦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之后,孙杨在接受采访时两度落泪。 9.调查发现,广东人均日摄盐9.1克,超过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标准70%。“重口味”的后果,就是高血压患者群体庞大,“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高血压,50岁以上是1/2。”高血压又导致中风、心脏病、慢性肾病死亡率高,如果人均摄盐减至4~5克,专家推算广东每年因这些病死亡的人数将下降5万。 10.中消协29日对媒体发布的信息表示,无论线上、线下,经营者在销售代售或者代购火车票时强制搭售交通意外保险的行为,都属于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11.今天凌晨4点40分左右,福建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古雷石化(PX项目)厂区发生爆炸,目前人员伤亡情况不详。该石化项目总投资137.8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的古雷PX项目已完成投资133亿元,项目施工进度达78%,已于6月试投产。中新网 12.昨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广州市儿童公园建设工作方案》公布了儿童公园群最新建设时间表。广州计划未来2年内投入5个亿建设13个儿童公园,建成面积达到180公顷,这将是目前广州唯一儿童公园面积的180倍。 13.昨日,歌手吴虹飞的代理律师透露,吴虹飞因发出“炸建委、居委会”的微博后,目前警方已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检方提请逮捕。此前有检察官根据该罪名分析,吴虹飞可能会获刑5年以下。律师称吴已经向警方认错,“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无罪。”(南都) 14.【真正想要的才是最好的】1)最好的公司不是赚钱最多的,而是行业里最专业的;2)最好的工作不是收入最高的,而是能够成就你人生的;3)最好的客户不是贡献最多收入的,而是最懂你的;4)最好的员工不是最聪明的,而是能够始终追随你的;5)最好的朋友不是最常见面的,是你开口他必帮忙的。(@作业本) 15.【教育】美国小学开学上的第一课,整堂课的内容全是小学生跟着老师大声背诵:“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现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做出判断。”这段誓词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生撰写的。(@黄蕴章) [email protected]吴祚来:有网友告诫我,小心美国利用民主分裂中国。不知道他看到了美国什么机密文件了。我作为人民,害怕的是人民被分裂,人民被分裂成不同的阶级,互相你死我斗,人民被分成城里人乡下人,各种不公平,人民被剥夺公民权利,天天面临迫害恐惧。如果担心分裂,最担惊的事情早已发生,人类本是一家却分裂成国家。 17.朱学东:【中国的忧伤】在那些极端的事态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毫无顾忌牺牲他人的利益,牺牲社会的未来,为一己私利背书。面对舆论的质疑,第一时间不是彻底严查,而是掩护背书,不是推诿给敌对势力的阴谋,便是临时工所为,几乎成了类似事件的必然流程。 18.俞可平:好多官员干脆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出现了所谓的“裸官”,数量可能还不少。官员把老婆、孩子送国外,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国家、对党、对民族没有信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他们来说一个都没有,他们什么都不自信。 19.袁伟时:要成为创新国家必须告别自由恐惧症,让青少年自由自在成长。以大学来说,让学生自由转学、自由转专业,只要校长脑袋不僵化,立即能办到。除了中国、朝鲜等少数国家,转学、转专业根本不是问题。计划经济思维害死人,不好好想想怎样为年轻人成长扫清障碍!

信力建 | 信孚电讯(7.15)——黄钟: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作者: 信力建   [email protected]炎黄春秋编辑部:黄钟【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假如1949年后厉行宪政的话,刘少奇在一个政党内的身份变化,包括地位下降甚至被开除出党,最多只会削弱其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并不影响其法定职权的拥有和行使。但是在党在法上的环境里就不同了。1969年10月,刘少奇“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 11月12日去世。绝大多数国民不知国家主席的生死。 2.香港成报今日头版【苍蝇虎虎苍蝇中国反腐困境研判】:事实上,老虎与苍蝇不是完全意义上两个不同的「生物圈」,而是「虎蝇共存」的统一体。甚至老虎与苍蝇发生了「基因变异」,老虎装上苍蝇的面孔,成了「苍蝇虎」;苍蝇揣着老虎的野心,成了「虎苍蝇」。大腐败罩着小腐败,小腐败养着大腐败,上下勾连、结党营私的腐败现像已经形成一条「生物链」:老虎处於顶层,苍蝇在底层,中间「苍蝇虎」与「虎苍蝇」起串联作用。 3.日前,有网友爆料称,江西萍乡安源区五陂镇一名80后党委委员邬恋参加工作8个月,还在公务员试用期内就被突击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网友质疑,工作8个月就提拔,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官方表示,邬恋的提拔都是符合正规程序。 4.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将台湾列入“重度贪污地区”,称过去一年有36%的台湾民众曾向政府行政机构人员行贿,远超全球26%的平均水平。该调查结果引发台当局强烈不满,马英九政府高层纷纷出面进行“信心喊话”,强调民调数据“与事实不符”,并呼吁“还台湾公道”。 5.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每年新发胃癌40万例,发病率占全世界42%左右。第七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数据显示,我国胃癌患者约占全球胃癌患者总数的40%。专家分析,中国人胃癌发病率高,和独特的饮食习惯有关,此外与环境污染也有很大关系。 6.党报为城管正名【假如没有城管】10多年前没有城管时城市管理是多么困窘;我们不得不承认,城管的出现,是一个进步,它提高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减少了一事多罚的纷争,消弭了职能部门互相推诿的灰色地带。假如没有城管,不仅是倒退,也为法律法规所不允许。 7.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今天上午九点十五分湖南省高级人民做出终审判决,唐慧胜诉。判决永州劳教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唐慧要求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法院没有支持。 8.【华尔街日报:中国难成世界一流强国】很多分析家开始宣称,美国的相对衰退根本没有定论,有些人还表示,中国在短期内成为全球一流强国的可能性非常小。谭宝信在《蹒跚的巨人:威胁中国未来的因素》一书中指出,可怕的人口数量加上保守、不愿改革的领导层,使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领导或超级大国。 9.【心情不好?吃个香蕉吧!】德国营养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愉快的情绪,与大脑一种叫5—羟色胺的物质有关,而香蕉则含有这种能帮助大脑产生羟色胺的物质,该物质不但能促使人心情变得快活和安宁,甚至可以减轻疼痛,又能使引起人们情绪不佳的激素大大减少。尽量别空腹吃哦。 10.江苏省财政厅安排3.4亿元学前教育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用于全省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建设。据悉,在用于学前教育的3.4亿元专款中,2.8亿元为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用于对新建和改扩建达到规定办园标准的农村公办幼儿园给予以奖代补、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以及帮助各地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园问题。0.6亿元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政府资助补助经费,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11.7月13日,宝鸡文理学院图书馆的自习室,大约300多张椅子被胶带绑在桌面上,椅子上贴着纸,醒目地写着“考研占座”等留言,却没有一个学生在此自学或复习。管理员称有学生一年来不了几次,座位经常空着。 12.英国《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一份研究发现,唱歌跑调也是一种病,这类人多半有方向感不好,整理能力差表现.研究人员指出,唱歌跑调是因为他们分辨不出有细微差别的音符,所以他们可能还存在沟通障碍,比如辨别不出对方语言中传达的生气、害怕或讽刺等情绪。 13.2012年2月,17岁的非洲裔美国男孩特雷万•马丁到便利店买东西,引起了联防队长齐默曼注意。两人争执中齐默曼开枪击中马丁并导致其当场死亡。7月13日,法庭裁定齐默曼无罪。部分民众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走上街头示威。 14.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周日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伟14日表示,今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在7.5%之上。 15.必须要把当前发展速度放得慢一点,别那么快,党中央定的是7%,为什么要搞到百分之十几,谁让你搞的,你把空气污染成这样,中央要求7%,我们搞到7%赶紧停,也不算低,腾出一定空间来,治理环境,调整结构。——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认为一些地方GDP挂帅,环境保护成为口头环保、口号环保。 16.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应吸取日本既往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避免债务泡沫向银行体系蔓延,另一方面,也不应对资本账户开放过于急切。 17.【马云:我在儿子18岁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儿子18岁了,我送你三句话:第一永远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独立判断;第二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世界是有很多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比问题多,世界所有的问题,人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为什么我们就过不去?第三个讲真话,跟老爸讲真话。 [email protected]茅于轼:我忽然发现近一年来网上评论的观点有了巨大的进步。凭臆想作判断,逻辑混乱,只知发泄情绪甚至张口骂人的评论越来越少。相反,分析全面,冷静,讲究逻辑的评论越来越多。中国的最终复兴取决于全民思想素质的提高。五四运动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可是后来走的路是只求民主忘了科学。得到的是反科学的民主。 19.俞可平:我们现在的很多效果很好的改革往往没有持续性,问题就在于人走政息,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大家都担心推进民主会使秩序失控,带来社会动荡;都希望在推进民主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然而,在我看来恰恰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推进民主和法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使民主造福于人民。

聯合新聞網 | 觀察站/胡錦濤文膽出手 陸政改風向球?

「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文膽、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發表的一篇文章。西方許多中國政情觀察家把這篇文章看作中共政改的風向球,顯示北京當局有意突破意識型態,進行政治改革;然而,在黨內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下,胡溫體制最終都未能在推進政治改革方面,有所建樹。 如今,俞可平再度出手,大談民主與法治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同時強調民主是不可阻擋的潮流,而自由和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兩種基本價值,是否意味著中共內部將有新一波「民主大討論」,值得關注。 二○○六年十月,「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在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登載,中共中央媒體連番轉載,隔年一月在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再次轉載,引起國際關注。 這篇文章受到關注,是因為對民主的闡釋,顯示出中共高層的認同。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共產黨權力壟斷地位的大環境中,民主究竟能夠實現多少,難以斷定。 俞可平生於一九五九年,曾在中國大陸多所重點大學任教,並擔任過美國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客座教授,通曉英語、德語、日語。向來被視為胡錦濤文膽的他,去年訪台時還強調:「我不是胡錦濤的文膽、智囊」。

俞可平:影响未来的五大议题

俞可平:影响未来的五大议题 进入专题 : 现代化    ● 俞可平 ( 进入专栏 )        中共十八大再次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共识。如何更快更好地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讨论的主题,其中以下五个重要议题与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关系尤其紧密。      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      邓小平开辟的经济改革道路,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指日可待。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也为自己的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代价有两个。一是由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中国已经超过0.47,成为基尼系数偏高的国家之一。二是由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引发的生态恶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显而易见,这两个代价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是生死攸关的:没有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生态平衡和良好环境,就没有人民的美好生活,也没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便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许多争议开始产生: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经济发展是否还应该继续成为国家的核心任务?发展到底是不是硬道理?效率与公平相比是不是处于优先的地位?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一些极端的观点也由此产生,少数人甚至开始怀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合法性。   中共领导层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十八大政治报告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回应。一是在理论上,正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科学发展观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但它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实践上更加突出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它强调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不难发现,十八大为未来中国设定了一条理想的道路:既要保持经济发展,又要维护公平正义。   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两者都不可或缺。但在现实中,两者经常会形成一种张力,决策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节两者之间的张力,使之保持合适的平衡。过去30多年中我们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天平倒向了经济发展。在接下去的改革中,我们应当把天平适当地倒向公平正义:“既要效率,更要公平”。市场经济产生效率,但不会自发导致公平。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依靠国家的制度性调节。因此,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未来改革的重心应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没有社会政治领域的突破性改革,公平正义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      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继续把发展当做首要任务。尽管发展不等于简单的经济增长,但发展又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又必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张力,引发了人们的一系列疑惑: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值得?这种高速的经济发展可否持续?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的代价能否承受?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如何转变?对未来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采取一条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优先”还是“环保优先”,或者说“边环保,边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对策。一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战略基点,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二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十八大报告还特别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管,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相应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   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几乎像“鱼和熊掌兼得”一样困难。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绝不能再重蹈早期工业化国家的覆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30年中,如果我们还有过“先发展”还是“先环保”,或“边发展、边环保”的争论和彷徨,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先保护、后发展”的基本原则。否则,我们不仅将愧对子孙后代,而且发展本身也将不可持续。      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      社会稳定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它是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如此深刻而重大的历史性转型,仍能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治理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邓小平制定的“稳定压倒一切”原则。稳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又催生了人们对自由、公平、尊严、参与的新需求。要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遏制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法治。否则,经济发展和繁荣不但不会带来公民对政府的更大满意,反而会减少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政治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推进民主和法治:扩大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让人民享有更多的权力和权利;让法律成为最高的权威,依法对官员的权力和特权进行限制。这是对社会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竭力抵制,而且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失控。这样,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之间便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在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这一巨大的张力面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便产生不同的稳定观和民主观。一些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一些人认为权利压倒一切;一些人主张坚定不移推进民主法治,一些人则想方设法抵制民主法治;一些人主张以发展民主来实现国家的安定,一些人则威胁说民主化必将破坏社会的稳定;一些人认为民主与民生不可分离,一些人则将民主与民生截然分开;一些人认为中国既要推进民主又要实现法治,一些人则认为民主与法治是两回事,中国目前只要法治而不要民主。于是,维稳与维权、民主与民生、民主与法治、腐败与特权等问题,成为当代中国争议最热烈的政治话题。   对于迅速转型中的中国来说,社会的稳定依然是发展和进步的前提。然而,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我们需要的不再是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而应该是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动态管理”的概念,表明了动态稳定观逐渐取代长期以来的静态稳定观。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中共十八大更强调民主法治建设。从十八大报告中可以看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国家的核心政治价值;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两个基本内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想道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途径。   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它用制度的形式将人类取得的文明成果固定下来,从制度上来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既要维护社会稳定,又要推进民主政治,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将要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成功应对这个挑战,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风险,但惟有深化改革才能规避重大风险,惟有政治改革的突破,才能避免政治发展的突变。中共是中国惟一的执政党,执掌着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力;中共又是一个拥有82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组织,囊括了广泛的社会精英,党自身的改革是中国所有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尤其如此。中共本身能否成功地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真正实现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具有压倒性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是成本最小而成效最大的政治发展途径。      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      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维持稳定、推进民主、实行法治、倡导公正,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努力达到的价值目标。但所有这些价值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只有与现实的人相结合,这些价值才变得有意义。国家的价值目标最终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人民群众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体。但是,在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中,“人民”或“群众”不仅都是集体的概念,而且还是政治的概念。“人民群众”可以指任何个人,但任何个人都不能等同“人民群众”。哪些人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在具体的个人与集体的人民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深刻地体现着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辩证法。没有共同体的公共利益,集体成员的个人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反之,如果共同体多数成员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集体利益则必定是一种虚假的公共利益。   强调集体利益而淡化个人权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相应地,重集体而轻个人,在中国一直被当做一种美德。为了集体利益,不仅可以牺牲正当的个人利益,而且即使违法犯罪,也会得到人们道德上的宽恕。这种政治伦理观有许多积极因素,它肯定国家、家庭、企业、单位的作用,推崇无私奉献的美德,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防止极端的利己主义。但它也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它容易剥夺个人合法的正当权利,遏制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尤其是,当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时,掌权者会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谋取个人的不正当利益,或者大规模地严重侵犯广大公民的个人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个人合法的权利日益得到更多制度性的保障,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明晰。例如,“人权”正式进入宪法,保护人权成为国家的重要责任;公民概念受到日益重视,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成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为保障个人权利奠定了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然而,任何事情都充满着矛盾。个人权利的张扬往往又容易轻视公共利益,淡化国家、家庭、社区、单位等集体意识。如何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协调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正当关系,维护两者之间合适的张力,又成为一个新的紧迫议题。不少争论也因此而产生:在国家的责任清单上,是集体的公共利益优先,还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优先?是集体至上,还是个体至上?是继续强调群众观念,还是应当更加突出公民意识?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如何界定,谁来界定?在中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各不相同的主张,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潮。   中共十八大报告努力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一方面,它继续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突出群众观点,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倡导公民的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自由、平等和权利,欲“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无论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还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这就要求政府和公民应当更加突出“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树立一种新集体主义利益观,在最大限度保障个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增进集体的公共利益。      中国模式与普遍价值      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条道路被称为“中国道路”,这种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在这30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为了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并未定型,还存在着许多挑战。   不可否认,在“中国模式”和“普遍价值”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矛盾和张力。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把什么东西都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就会排斥人类的普遍价值,阻碍中国向世界学习借鉴先进的文明要素。反之,过分强调人类的普遍价值,否认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则会抹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近年来中国理论界围绕“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的争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所谓“中国模式派”和“普世价值派”,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述偏向。“中国模式派”对中国模式全盘肯定,认为中国模式极大成功,可以推广。对普世价值则完全否定,认为普世价值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相反,“普世价值派”则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认为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那也都是负面的,宁可不要。   中共十八大报告一如继往地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世情、国情、党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但十八大报告并没有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否认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首次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素,提出“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在“中国模式”和“普遍价值”的问题上,我们要学会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一方面,不能认为人类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以普遍性否定特殊性;反之,同样也不能只看到特殊性,就认为根本不存在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以中国的特殊性去否定人类的普遍性。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否定人类文明的共性。人类社会存在着共同的价值,不能简单地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尊严、幸福、和谐等人类的普遍价值,当做“西方的”或“中国的”。我们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俞可平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来源: 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1期 进入 俞可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化   

自由亚洲 | 中共理论家俞可平谈反腐、维稳以及发展模式问题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接受人民网采访的时候表示,“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特权”。俞可平还谈到发展模式以及维稳问题。美国亚太法学研究所执行长孙远钊教授、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小兵教授都表示,执政党的运作必须透明化。 俞可平所谓“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是一个多数人倾向于赞成的论断,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以及具体步骤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小兵教授表示,从遏制腐败的成效来看,依靠制度要优于依靠清官;而就制度而言,首先要做到执政党运作的透明化: “他(俞可平)是从系统、结构、功能上面讲反腐,这个就有可行性。”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所所长孙远钊教授也重视执政党运作透明化的重要性。孙教授还说,人民对国家司法制度的信心将产生对贪腐的吓阻;这种信心要靠执政党来建立: “捍卫国家体制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也可以说是最后一道防线--是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孙教授说,海外华人社会反腐有成效的例子不一而足: “(在反腐方面)新加坡、台湾基本上做得还算不错,香港尤其做得好。” 俞可平在接受人民网采访的时候,虽然也表示不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但着重强调的是: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很少有人主张“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多数人则是主张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俞可平的言下之意,实际上是说西方政治制度对中国来说很不可取或者不大可取。当然,俞可平不是这个意见的发明人,中共领导层看来已就此达成共识。亚太法学研究所的孙教授说,不要惧怕借鉴外国优秀的政治文明: “中国既然已经展现出一种大国风范,就应该有大国的作风,表示说海纳百川:我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谈,我什么也不怕。” 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的李小兵教授对拒绝借鉴西方选举民主的议论表示不以为然: “如果想突破政改的 关节(即瓶颈),在基层开始选举、推进政党改革还是应该的。” 在谈到维稳的时候,俞可平主张将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导为主的动态稳定。李小兵教授也说,中国政府要建立让不满的老百姓得以抱怨、上诉甚至发泄的机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爱思想 | 俞可平:政务失信的根源及破解之道

俞可平:政务失信的根源及破解之道 进入专题 : 政务失信    ● 俞可平 ( 进入专栏 )        毫无疑问,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众多奸商、刁民、劣医、骗子,他们也无疑应当对上述无良行为负直接的责任。但是,从根本上看,对社会诚信缺失负主要责任的应当是政府,而不是社会;是官员,而不是公民。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和政府?一是为了阶级统治,二是为了公共管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   古人曰:“国无信不立。”这一古训其实是一条普遍规律和一种普遍价值,不仅古代适用,当今世界依然有效;不仅对于我们中国人是如此,对于外国人也同样如此。换一种角度来看,在当今世界,“国无信不立”更意味着“政无信不立”。为什么说“政无信不立”?因为政府垄断着核心政治权力,负责制定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它通过法治和德治两种方式规范和引领社会行为。在社会诚信方面,政府不仅是确立和维护诚信规范的权威机关,而且也是诚信行为的表率和模范。如果国家和政府自身失信于民,势必会导致两种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是公民对政权失去基本信任,官民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国家的长治久安难以实现;二是社会普遍出现道德和信任危机,从而使社会和谐的基础不复存在,社会治理成本不堪重负。因此可以说,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关键,是政通人和的基础。      政务诚信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作用      每当有人喝了三聚氰铵牛奶,我们便责骂不法奶农和奶商;每当有人买物品时发现短斤少两,我们便痛恨无商不奸;每当人们对出租车的无理拒载深恶痛绝时,我们便责备司机素质低劣;每当人们发现到医院动手术需要进献“红包”时,我们便鄙视医生职业道德缺失;每当人们为获取高额的拆迁补偿而刻意造假时,我们便痛感国民“刁滑”。毫无疑问,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众多奸商、刁民、劣医、骗子,他们也无疑应当对上述无良行为负直接的责任。但是,从根本上看,对社会诚信缺失负主要责任的应当是政府,而不是社会;是官员,而不是公民。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和政府?一是为了阶级统治,二是为了公共管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政府应当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负主要的责任,社会诚信的缺失既是社会治理的危机,也是国家治理的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仅体现在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也体现在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重要的进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严重挑战。毋庸讳言,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之一,便是政治公信力遭受质疑的挑战。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务诚信的流失已经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基本信任。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许多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一些部门和一些政策表现出严重的不信任,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与相关党政部门呈现出明显的对立态势。例如,最近出现的天津蓟县大火案,对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仍有大量民众不予置信。又如,四川什邡事件中对钼铜项目的环境危害,政府与民众的态度也几近对立。许多民众对党政官员开始出现严重的不信任情绪。例如,现实生活中无疑存在着不少廉洁奉公的好干部,但在许多民众的心目中,几乎是“无官不贪”。这当然是偏激之言,但却流传甚广。更有甚者,当一些官员因患忧郁症而自杀时,民众对死去的官员也不放过,往往会出现五花八门的“贪官自杀”流言。凡此种种,无非是表明民众对官员的严重不信任。      政务诚信流失的诸种表征      政务诚信的流失还表现在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自己也缺乏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缺乏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信心。例如,一些官员嘴上成天批判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歌颂着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但暗地里却偷偷地将自己的家属子女送到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裸官”现象。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信党和政府,不信人民群众,只信亲信和鬼神,搞“小圈子”政治,求神拜佛往往成为他们的政治信托。   此外,一些同级和上下级党政机关之间也开始出现互不信任的现象。上级不信任下级,因而频频派出各种检查组和督导组;下级不信任上级,因而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说。下属不信任领导,领导不信任下属,直至栽赃陷害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一些下级官员在上级领导面前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但一扭转身便破口大骂,恶言相加。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务诚信的严重流失呢?   首先,制度不合理不完善,迫使或者鼓励党政部门及干部造假。例如,党内廉政法规不可谓不多,但不少条文却无法有效实施。其次,一些政策不合理,鼓励下级党政机关提供虚假信息。例如,俗称的“干部出数字,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就与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的不合理直接相关。其三,政出多门,政府不同部门的相关政策相互冲突,使民众不知该相信谁。如近些年在版权问题上,文化部门与出版部门的冲突;烟草问题上,卫生部门与烟草专卖部门的冲突等等。其四,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使党政机关的公信力急剧下降。其五,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特别是执法不公,严重侵害党和国家的政治公信力。其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贪赃枉法、弄虚作假,严重损害官员的形象。其七,一些党政部门的政策多变,朝令夕改,缺乏政策的连续性,使民众无所适从。其八,一些党政官员官僚主义严重,喜欢听下级的好话,助长下级的报喜不报忧风气。其九,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在一些公众关注的重大事情上,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甚至隐瞒歪曲真相,使公众难以获得真实信息。其十,对失信行为和失信官员缺乏有效的惩罚。一些官员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假话,不仅未影响其升迁,反而被认为“会当官”;一些干部在学历、政绩、财产等问题上屡屡造假欺骗,但往往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      建立并完善相关制度才是根本出路      毫无疑问,上述政务诚信流失的各种现象及其根源与党的执政宗旨是格格不入的,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与诚信政府的建设是格格不入的,与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期望是格格不入的。对党和国家的政务诚信流失以及在政府公信力方面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醒,并且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克服,努力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如何才能建设一个诚信政府,如何有效地提升政务诚信?   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诚信,讲真话,办实事,不浮夸,不虚假。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官场生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态。领导干部的诚信是提高党和政府公信力的关键环节。第二,加强政务诚信的制度建设,清理和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务诚信体系,杜绝制度性的诚信缺失,营造诚实守信的制度环境。第三,加快诚信法治建设步伐,完善诚信政府的制度保障,依照法规加大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让失信者对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第四,树立实事求是、开诚布公的舆论氛围,努力鼓励官员和民众讲真话,揭露批评党政官员的失信行为。让失信者感到耻辱,让诚信者获得荣誉。第五,学习借鉴中国古代和国外政府在诚信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吸取古今中外政务诚信流失的教训。最后,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就是以极大的勇气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特别是在官员的竞争性选拔、权力的分工制约、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国家建设等方面,必须有更多的突破性改革创新举措,在推进民主法治的过程中,让政务信息更加公开透明,让政府政策更加反映民意,让党和政府的行为更加规范,让党政官员更加廉洁诚信,从而使公共权力部门具有更强的公信力。 进入 俞可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务失信   

爱思想 | 俞可平:中美两国“政府创新”之比较——基于中国与美国“政府创新奖”的分析

  政府创新是公共部门为提高效率、改善服务质量而进行的创造性改良。它不同于政治体制改革,其工具性意义大于其价值性意义。无论何种政治体制,都希望自己的政府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因此,政府创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这也是为什么中美两国虽然政治体制不同,但政府创新却有不少共同之处,可以相互比较和相互借鉴的主要原因。本文试图对2000年以来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创新的趋势、动因、特征、意义和困难等做一比较,主要依据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美国政府创新奖”两个重大项目过去十年来所积累的数据材料。   一、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创新奖”   (一)总体情况   “美国政府创新奖”(Innovations in AmericanGovernment Award,以下简称“美国奖”)创立于1986年,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最初称“州及地方政府创新奖”(Innovations in State andLocal Government),评选和申报范围只限于州以下的地方政府;1995年,改成“美国政府创新奖”,并且将联邦政府正式纳入申报与评选的范围。“美国奖”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有25年,总共有27000个申报项目。每届评选产生不到20个的“入围项目”(finalists),再从这些入围项目选拔产生10个以下的“优胜奖项目”(winners),迄今总共已有逾500个项目获得优胜奖和入围奖。该奖项是美国在政府评价和奖励方面最著名的项目,从联邦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争相申报,无不为获得此奖而感到自豪。竞争也相当激烈,年均申报数量在1500个左右,获优胜奖的比例在1%左右。该奖项在引导美国政府改革、鼓励政府创新、推广创新经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绝大多数获奖项目受到媒体的关注,78%以上的获奖项目在不同程度上被复制和效仿。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里兹维(Gowher Rizvi)说:“通过创新使政府变得更加有效,正在迅速变成一个趋向善治的世界性运动。‘美国奖’在实现公众目标和推广治理经验方面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而且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学习和效仿。”不仅如此,围绕“美国奖”的获奖案例,一批杰出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一批优秀的案例进入哈佛大学等课堂,形成了一支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为核心的美国政府创新研究团队。这支团队被称为“肯尼迪学院派”(The Kenne-dy School School)。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以下简称“中国奖”)创立于2000年,最初由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从第五届开始由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单独举办。该奖项是“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第一个由专业机构举办、以科学的标准和程序对政府创新进行评估的民间奖项。该奖项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充分学习和借鉴了“美国政府创新奖”等经验和做法。“中国奖”每两年举办一次,主要评选对象是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从2011年第六届开始,对中央政府部门也评选特别奖,但评选主体依然是各级地方政府。在过去的12年中,总共举办了6届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有1750多个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申报,每届产生25个以下的入围奖项目,10个优胜奖项目,共产生了138个入围奖和60个优胜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的重要媒体几乎都对获奖项目或该奖项本身做过大量的报道。多数获奖的创新项目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和扩散,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的制度,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和社会的政治进步。围绕“中国奖”的获奖案例,主办单位的学者对政府创新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众多的研究报告、学术论著和政策简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政府创新的研究。   无论是“美国奖”还是“中国奖”,都是由权威学术机构举办的对政府行为进行综合评估的专业奖。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美国现实政治的研究、教学与培训方面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相关机构在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和培训方面,无疑也有着同样的权威性。这两个奖项都打通了学界和政界的联系,在本国的政界、学界、媒体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推动本国的政府创新和学术研究起着重要作用。哈佛的“美国奖”是一个学术奖和民间奖。在美国,这样的学术奖非常普遍,而官方奖则十分罕见。最有名的奖项如奥斯卡、普利策等都是学术奖和民间奖。中国则相反,官方奖很普遍,民间奖绝无仅有。“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民间的形式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估的学术奖。与官方奖相比,民间的学术奖更有专业性、公正性和持久性,学术奖变得日益重要,应当也是中国社会的必然趋势。“中国奖”和“美国奖”还都是国际政府创新网络的重要成员,中美两国的“政治创新”在当今世界又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因而,两个奖项的评选及相关研究也有着某种国际意义。   (二)项目宗旨   “美国政府创新奖”是一个集奖励、研究和教学为一体的重大项目。其中,选拔优秀的创新项目,对这些优秀项目进行奖励,使之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和复制,是该项目的主体内容。但除此外,围绕这些获奖项目的研究和教学也是重要内容。肯尼迪学院与哈佛大学的政治系不同,它的重要任务是对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官员进行培训,案例教学是官员培训的基础课程,许多“美国奖”新奖的案例成为课堂教学的素材。首任负责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阿尔舒勒(Alan Altshuler)说,他们之所以发起这样一个项目,主要的宗旨是:发现那些成功地用新的策略解决重要公共问题的领导人,以此鼓励其他官员也向他们学习;通过宣传推广政府创新的成就,使那些在公共部门中业已存在的先进做法能够更加受到重视;通过宣传获奖项目,帮助其他政府部门采纳获奖者的先进理念和做法,从而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丰富人们关于政府治理的知识,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此外,哈佛大学还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将获奖案例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以获奖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来培训政府官员。阿尔舒勒还说,他们希望这个项目能够传递这样一个思想:公共部门的卓越表现,既意味着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也意味着诚信、效率和责任。由于媒体和学术界对美国政府多半有着负面的评价,该奖项的设立也希望有助于改善政府形象,在有关美国政府的“好消息”与“坏消息”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的一部分,是这个计划的主体。评选和奖励优秀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围绕政府创新的案例进行系统的研究,是该计划的基本内容。“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也包含了案例教学的内容,但这方面的任务显然不是重点。与“美国奖”相比,“中国奖”的目标更加广泛和具体,也明显具有“中国特色”。发起“中国奖”主要有以下六个目的:其一,通过“中国奖”评选活动,发现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先进事例,宣传、交流和推广地方政府创新的先进经验。其二,通过对政府创新项目的评奖,鼓励地方党政机关积极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改善民生,推进善政和善治。其三,通过对政府创新实践的深入研究,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创新理论。其四,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为确立科学的政绩观提供智力支持。其五,加入世界政府创新网络,推介中国的政府创新经验,分享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优秀成果。第六,树立公平、清正、科学、规范的良好评奖风气,为净化国内的评奖氛围做出努力。   无论是“美国奖”还是“中国奖”,都是一个集奖励、研究和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而且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研究群体。在美国是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为主体的美国政府创新团队;在中国是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为主体的中国政府创新研究团队。比较两个奖项的宗旨可以发现,“中国奖”和“美国奖”的根本宗旨,都是发现、宣传、推广优秀的政府创新经验,推动本国的政府创新,改善本国公共服务的质量。然而,相比之下,“中国奖”更有雄心,它所要达到的目标要更多,其中有些目标放在美国的背景下是不可思议的。例如,“中国奖”还试图推动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困难,净化国内买卖各种奖项的污浊空气。在中国,各种权威奖项通常由政府举办,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民间奖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反而往往成为获取私利的工具。② “中国奖”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而且给优胜奖获得者以大额现金奖励,所有相关的调研费用也由课题组自己支付。这不仅树立了“中国奖”极好的社会信誉,而且对改善中国的评奖氛围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申报资格   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限制,对于发现高质量的创新项目,减少评审的风险,极其重要。在申报资格方面,“美国奖”设定了四个准入条件,分别对申报主体和申报项目进行限定。在申报主体方面,严格把它限定为实施创新项目的政府部门;在申报项目方面,强调它的有效性,只有有效实施并被证明已经产生了实际效益的项目才具备申报资格。具体地说,这四个门槛性条件分别是:项目申报者必须是正式的政府机构;在申报日期之前,项目必须已经实际运行至少一年以上;申报项目必须在有效运行之中;申报者必须是实施该项创新项目的政府部门,如果其他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要申报,那么,该申报项目必须有政府部门的直接参与或监督。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奖”对申报项目的时效性进行了明确的限定。一个项目即使具有极其重要的创新价值,有非常好的创新理念,但如果还未实施或刚实施还未取得实际效果,就不应当具备评选资格。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设计,也可能会在实践中遭遇失败。   “中国奖”在申报资格方面,吸取了“美国奖”的经验,特别是对申报项目的时效性设定了限制条件。相对而言,“中国奖”的申报资格比“美国奖”更加严格。除了申报主体的权威性和申报项目的有效性外,“中国奖”还增加了自愿性、公益性和创新性的限制,它设定了六个准入条件:(1)组织性。申请项目必须是地方党政机关或其他合法的群众组织、社会团体有组织地从事的创新活动。(2)自愿性。申请项目必须是自愿发起的,而不是上级机关强迫的。(3)公益性。申请项目必须是旨在促进社会公益的非营利性活动,所有带有营利倾向的活动都不在选拔范围内。(4)创新性。申请项目必须具有创新性,而不是刻板地执行上级机关统一规定或安排的活动,也不是简单模仿社会上其他机关或组织已经或正在从事的公共活动。(5)效益性。申请项目必须被事实证明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并且得到了活动对象和社会的充分认可。(6)时效性。申请项目必须在申请期限之前已执行一年以上,并产生效果。   对申报资格进行限制,不仅可以将大量不合乎要求的申报挡在门外,从而提高效率,节省工作量;而且借此可以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的创新行为,使它们更加注意科学性、时效性和组织性。在申报主体的资格上,“美国奖”除了政府公共部门外,也允许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申报,但必须有公共部门参与。“中国奖”则完全排除非公共部门的申请资格,为了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创新行为,它另设了专门针对民间组织的“中国社会创新奖”。然而,“中国奖”却认可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组织的申请资格,鼓励这些部门的创新行为。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工、青、妇组织的成员都被中国政府正式列入“国家公务员”系列,这些组织因而从制度规定上便是国家公共机构,这与西方的同类机构有实质性的区别。   (四)评选标准   任何评选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政府创新奖”也不例外。确定什么样的评选标准,直接关系到什么样的政府项目可以获奖,从而关系到评奖者对政府改革的价值导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创新奖最重要的标准当然是创新。“创新性”(novelty)是“美国奖”的首要标准。它包括项目活动的内容以及实施这项活动的手段的创造性。此外,“美国奖”评选的其他三个标准是:“有效性”(effectiveness)、“重要性”(significance)和“可复制性”(transferability)。(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傅国涌 |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   傅国涌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有很多。从经济上来说,已进入商业化社会,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一个商业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反映在经济层面上,就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全面进入商业社会,尤其温州这个市场经济走在比较前面的城市,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从日常生活消费方式来说,已进入泛娱乐化时代,而不是什么娱乐化时代。“娱乐”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传统的娱乐方式也受到全面冲击,也开始变化。现在社会各个方面都被娱乐导向所牵引,报纸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产生的新兴报纸,它的整个导向实际是娱乐化的导向,很多版面是娱乐版面,非娱乐方面的社会新闻也往娱乐方向靠,按娱乐新闻思路来制作,泛娱乐化的时代,给原来的休闲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整个社会的心态日益浮躁,很难安静、冷静、平静下来。       从技术层面来说,进入到一个全面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以往的世界是从上到下垂直的世界,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世界,以往信息的传递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最高层次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核心部门所掌握信息的是最大的,随着权力往下,信息流通呈递减状态,向下不断地递减,老百姓接受的信息主要靠小道消息。三十年前的中国完全是一个封闭社会,现在互联网的出现在技术上打破了任何信息的垄断,互联网提供的平台,在这根线上,每个人是平等的,美国总统和一个中国农民在互联网上处于相同的地位,因为世界是一个平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鼠标,在网络平台上,人与人之间获得了一种平等。       在商业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互联网时代里,传统的阅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尊重读书的国家,有敬惜纸张的传统,长期以来我们都把读书看成非常神圣的事情,这种神圣感在最近的十几年,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已被解构,已经没有神圣感,传统的阅读趋势也在走下滑线。根据最近这几年调查数据,《中国青年报》、新浪网都做过一些调查,国民的阅读率持续在走低,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的图书销售也在走下坡路,虽然每年出来的图书产量越来越多,每年至少在几十万种以上,但是真正的有效阅读变得越来越稀罕,很多人多少年已经没有摸过书,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传统阅读开始出现危机。       阅读危机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追问世界的进步,其背后一定有推动力,它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有人说推动世界发展、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是技术,比如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就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造成全世界经济飞跃,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进步。计算机的出现使世界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整个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都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进一步把世界带入了后工业文明社会,也可以说是信息化社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的阅读到底还能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但是每一个新技术产生的背后是什么?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互联网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互联网为什么产生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而不是产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是一个信息高度垄断、高度封闭的国家,苏联可以生产原子弹,氢弹,但它绝对不可能出现互联网,它缺的是自由。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它的思想、它的创造力就会受到大大的约束,要产生一种非常开放的思路,要把世界变成平的,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互联网不可能出现在苏联,只能在欧美这样的国家才会有这样的技术发明。       技术发明背后最核心的还是“思想”,过去人们往往把“思想”狭窄化,以为思想是高深莫测的东西,以为“思想”是非常神圣的,跟某一些政治领袖、某一种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想法、一个念头,只不过思想五花八门,产生不同的层次,有深的,有浅的,有杂乱零散的,有系统整齐的,思想的创造力实际上是技术背后体现的力量,时代越往后推,越接近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思想的生命力就会越来越显示、发挥出它的力量。       不要说跟我们距离比较远的西方发达国家,就说我们很近的邻邦,南韩这样的国家,它的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过去的,南韩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出口产业,它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大陆占有很大量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国家,它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并不一定是它的电视剧比我们的好看,是因为支撑它的思想更加自由、更加开放,那种思想带来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       我最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好多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叫工业白皮书,对中国二十年以来的工业化成长做了非常全面系统的调查,得出了基本性结论。其中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现在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东部跟西方的差距在不断地缩小,中部地区大概跟我们相差十年,西部大概相差二十年,东部地区工业化成长空间大概有五到十年,五到十年我们将面临着工业化没有大的成长空间,基本上就停顿在这个水平上,能够消耗的资源,能够用到的土地基本上都饱和了。五到十年以后,人们将不再思考传统工业的问题,那些低层次、粗放型的工业化产品已经基本可以满足社会市场的需要。       以后的人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关注两大问题:第一是环境问题,这可能是今天的中国面临最复杂、最尖锐的问题。我们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事实上,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之上的,我们没有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我们的产业大部分都是粗放型产业,没有高技术产量,在这一点上,温州也非常突出,温州产业主要是服装、皮鞋、低压电器等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这些都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创造性,实际上没有长久的竞争力。这个时代越到后面,就越会清晰地发现真正核心竞争力是思想。思想或者换一个词来说,是核心价值,一个社会能否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能否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就是是否拥有世界竞争力的一个根本,我们就可以把话题回到今天的阅读主题上面来。在一个工业化高速增长的时代,一个商业化的社会里,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就是关注未来,应对未来的变化。       第二是文化问题,跟环境保护同样重要。几千年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清朝末年以后,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解体,经过“五四”的冲击,特别是1949年以后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立国理念和儒家理念实际上是对立的,传统文化价值早已所剩无几,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基本上还是泡沫阶段,还未进入实质新阶段,真正的国学是要讲根基的,不是说你读了一本于丹的书,就懂了国学,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国学要有童子功,从小学习经典,对经典非常熟悉。而我们现在走的是快餐化道路,经过现代包装的快餐化的解读,实际上是远离了经典,而不是接近了经典,经典本身来不得一点点虚假,必须下死工夫,你不理解,你也得诵读过,古人读书在私塾里就是要摇着脑袋晃来晃去,跟唱歌一样,那个很有道理,阅读就是要读出声音来,不光是用眼睛看,还要读,中国的古老文化已经中断。       西方的文化我们还没有很好接收,现在在经济上讲市场经济,讲市场化,跟西方全面接轨,我们加入WTO,还签署了两个公约,但是人大还没有批准,要融入国际主流文明,要跟国际社会接轨,这个路径、方向是明确的,是要往西边靠。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在技术层面接收了,但是在观念层面、价值层面还是由内在的排斥,有很多制度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是中西都不靠,环境危机之外的第二个深刻危机就是文化危机,既没有很好传承世世代代东方文化最优秀的成果,又没有把西方文化最核心价值接收下来,只接受了西方的高科技,接受了西方的声、光、电、色,西方一个新技术出来,手机我们换得很快,在通讯方面、电视、互联网技术层面接收得很快,但是我们跟它的制度文明、核心价值有非常遥远的距离。我们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中西不靠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我们子孙后代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从中国所走过一百年和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来看,中国要走向主流文明,要融入国际社会这个大方向是毫无问题的,无论有什么力量的阻挡,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是阻挡不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尤其在温州这个地方,温州人看得非常清楚,三十年前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后来,办一个企业雇工还不得超过,今天私营企业已经占了中国半壁以上的江山,在温州已经是完全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些都是全民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光是在经济层面,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等其他各个不同的领域,也可以看到未来社会往哪另一方向不断地渐进,这个变化很可能比较缓慢,不是一夜之间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我们去享受果实,很可能需要时间,需要全体中国人做很多努力。       传统的阅读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古今中外,最优质的、最好的文明成果、最有创造性的思想都是靠书籍这种形式记录下来、传承下来。如果不读书,这些东西不可能接收,一个人不可能任何事情是直接去体验,必须接收间接的经验,必须通过书本、通过其他人的成果,站到别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往前推一小步,文化上每一个进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孔夫子写《春秋》,他是总结前面,孔子的思想不是一个人想出来,孔子也是在他之前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想出来一些自己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        阅读是人类要往前走不可回避的一个起点。我把当代的中国阅读趋向做了一个简单划分,现在中国阅读的趋向大概是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功利性阅读或者叫实用性阅读。功利性无可厚非,一个人要安身立命,必须有一技之长,用过去的话说要有手艺,会弹棉花,会修皮鞋。实用性阅读在古代就是只读科举考试需要的那些书,可能读一辈子也未必成功。现在的学生从小到大至少要用十二年的时间,耗费在跟他直接兴趣不一定有太大关系的功课上,这些阅读就是实用性阅读,或者功利性阅读,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包括为了职业需要去读书,比如考某一个资格证书、考英语的某个级,这些也可以归入功利性阅读,这一类阅读在中国是最多的,可能大部分人在这种阅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中国人是最善于考试的民族,中国人都是考场上久经考验考出来的。       第二种类型,是泡沫性阅读。人家读什么,我读什么,我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就是好的,凡是流行的就是好的,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管这个东西有无文化含量,对自己是否有益,都可以不管。       第三种类型,是超越性阅读。它跟自己的功课无关、考试无关、考资格证书无关、跟职业无关,就是自己有兴趣,我要拿来翻一翻,就是一种精神需要。       下面就这三种不同类型阅读做一些阐述:       一、功利性阅读       中国有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从隋朝科举考试到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在这六个朝代中,中国人读书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种道路,学得的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独木桥。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给每个人提供的可能性非常小,空间很狭窄,生下来就被这个社会规定只能走某一条道路,能选择的路不是很多,要读书只有走科举之路,考上可以去做官。       我们得承认科举制度有好处,它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它提供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一个底层的农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他读书读得好,可以通过科举走举人、进士的道路改变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到上的流动,一个平民可以成为一个贵族。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这种流动空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空间,这个社会是高风险的。无论有怎么样强大的国家机器自下而上的约束,如果社会底层平民一生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怎么努力、怎么奋斗都不可能进入上层社会,生下来就注定永远是底层社会的人,这个社会也是在高度风险中。社会制度安排里必须有一条,要让底层的人有机会翻身,有机会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要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相对而言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有很多平民是通过科举之路往上走出去。       科举考试是一个制度安排,可以让人通过读书实现改变命运的这种机会。全社会对书本、对读书、对字词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这种敬畏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对文化失去敬畏,这个社会很可能退回到原来时代,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社会文明的演化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最初并没有文字,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才产生了文字,对文化的敬畏很可能是社会往更好方向变化的基本动力,科举制度不能一棍子子打死说它不好,它也有很多的好处。哪怕从科举考试产生文官这个制度本身来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考试制度,后来英国人学取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参照中国科举制度。       现在科举制度没了,文官选拔制度也改变了,但在这一千三百年当中,人才的选拔、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比较健全的,每个人都是通过一条路考上去,作弊当然有,一千三百年当中不可能没有人作弊,但大部分是公正的,它具有相对的公正性,在考试上还是要凭真本事,考试时关在里面好几天,吃喝拉撒都在里头。       我举个例子,浙江海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代出版大家,缔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早年他在杭州第一次考举人时,年纪也比较轻,考试时自己要烧饭,连烧菜的锅、柴、米、油、盐都是拎进去,所以有两个篮子,一个篮子装吃用,一个是篮子装写字用的笔墨纸砚。他从来没有做过面条,他把冷水倒下去以后,面条就下去,煮出来的面条都是糊的。回家以后把这些事儿讲给家里的人,就变成笑话,这个笑话流传了一百多年,那一场下来,他考上了举人,跟蔡元培同一期。这样的笑话在科举制度是一代一代都有。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中国读书人影响力实在太深太大,这种功利性、实用性阅读目的非常明确、非常单一,在上千年的中国,给我们中国人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非常强大的惯性,读书就是要有实用,如果不实用,人们就会放弃。       1905年慈禧太后下决心要把科举废除,当时面临外国列强不断入侵的危机,清政府根本无能力抵抗人家,一开始觉得最先进的中国人、最有智慧、最有头脑的第一批中国人魏源认为是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人家会造船、造大炮,就是坚船利炮,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被中国人接受。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840年以前,接受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开始有一批人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去,学习西方的技术,造船、造武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       但是船造出来,武器造出来,舰队建立起来,甲午一战,一打就输给了日本,日本当时的军舰总吨位不如中国人,整个实力应该中国略居上风,但还是失败了,这个比鸦片战争还要更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睡了六十年,中国人没有被鸦片战争打破,1840年至1842的鸦片战争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们还是天朝大国,只不过技术不如人家,学一点就可以了。       甲午战争终于把中国士大夫彻底打醒,读书人发现光靠技术不行,人家技术背后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还得进一步去看清人家什么,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迅速崛起为亚洲的大国靠的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学习了西方的制度。在一部分读书人中间,就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所以就出现了1898年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我们道路先是学技术,觉得学技术不行,我们要学人家的制度,我们也要变革制度,百日维新不就是103天,在这103天当中,真正执行光绪帝变更命令的只有一个湖南省,湖南省巡抚陈宝箴和他的儿子陈三立在湖南搞新政,把湖南省搞得轰轰烈烈。但是103天以后,慈禧太后发现自己的大权削弱,所以发动宫廷政变,改良的道路没有走通,所以才会导致后面清朝的垮台。       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仅仅两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出,一路上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个长期处于深宫的养尊处优的老人,哪里吃得起这样的苦头,从这以后她要下决心要有所改变。1901年她就开始着手做一些新的变化,历史上叫“晚清新政”,我们以往把这个忽略过去,事实上“晚清新政”在清朝后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它做了大量的事情,做的很多事情跟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很相似,而且我们的步伐迈得更远,不光有经济改革,鼓励民间办企业,如果投资总额达到两千万两银子,可以享受头衔待遇,给你一等顶戴花翎,在商业部给你挂一个头等顾问官,如果投资到几百万以上,就可以有七品的顶戴,用这个作为鼓励措施,让中国人去投资商业、去投资工业,这是经济上的措施。在政治上,对政权也有所改革,中国自秦以来,统治结构没有变化,都是六部,但是“晚清新政”产生了一些新的部,像教育部、农工商部、邮电部、包括外交部都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变化非常大,迈的步子比光绪皇帝还要大,实际上执行了百日维新的遗嘱,是一场没有光绪帝的变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慈禧也看到教育的重要性,传统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西方比东方强大的时代,四书五经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应对能力不行,根本无法面对这样一个近代社会,所以开始办新学堂,按西方模式办出了京师大学堂,许多新式的小学、中学都是那个阶段出现的。浙江大学前身求是大学堂也是在那个时代办的。科举制废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学校办出来,学生不来读,有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新学堂,新学堂读出来没有出路,最终社会要承认的还是科举功名,还是要从秀才、举人、进士一路往上考,新学堂走出来的学数学、学外语,但是没有科举功名做不了官,解决不了出路问题,因此招不到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进一步讨论,大家觉得不如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科举考试废除,逼你把孩子送到新学堂去读书,只有这么一条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1905年9月慈禧终于下诏书,把连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给废除了,中国人读书做官的道路中断了,但是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已扎根民族内心深处的读书做官情结,不可能随着科举制的消亡马上改变过来。当时,进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多数人都是贵族子弟,那里仍被看作一个培养官员的官僚养成所,不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意义上跟西方接轨的大学,不是讨论专业知识、精神修养的地方。直到1917年蔡元培到了北大以后,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北大的价值观整个扭了过来。       就整个社会趋势来说,上千年的东西不是一百年就变得过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是把读书跟实用、功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情结不可能一时化解,中国教育最辉煌的时期是1949年以前短暂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产生的大学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国立大学,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第二种是私立大学,以天津南开大学为代表;第三种是教会大学,比较典型的是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大现所处的位置,名义上说北大和燕京是合并了,实际上燕京已消亡,不存在,燕京很多老校友希望恢复燕京大学,但是政府还未同意。燕京大学1919年才创立,到三十年代时就成为一流大学,课堂上不传播宗教信仰,是完全开放的。经济系有一门课专门讲社会主义,教授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三足鼎立、齐头并进,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受到各国尊重的,这可能是高等教育的黄金岁月,所培养出来的人,我们今天都无法超越。       最近纪念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我给《新京报》写了一个评论《遥望西南联大的传统》,重温西南联大的传统时,我就想到那个时候的大学,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实验室就在那些破庙里、破茅草房里,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包括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跟他一期的李政道是浙大的学生。他们在偏僻的贵州、云南这些地方读书,谈不上教学条件,靠的就是师生之间的传授。       有一个笑话说,现在的学生是机械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跟服装一样的生产。以前学生是手工作坊生产出来,一个师傅只能带一个徒弟或者两个徒弟,带出来的徒弟能够祖传师业。现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一个上午多时是九个人,甚至是十几个人,结果是所有人都通过,因为不会不通过,时间来不及,论文看都没看就通过了。       成批量生产跟手工作坊的时代确实差异特别大,每个大学最核心的东西是大师和图书馆。现在大学的图书馆不再像过去大学的图书馆变得那么重要,人们不再把这个看作是神圣的圣地,以往我们知识传承,渠道比较单一,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靠大学,要不靠图书馆,而现在百度一下、搜狗一下就可以。互联网时代这种工具快捷方便,对一般性资料整理来说确实有点用,但是网络知识有一个最大的弊病,网络知识都是复印机,只要网络上有的东西,都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知识,借助这个东西来学习、来提升、来一般了解是不够的。所以一个民族最终要有创造性,还需要读书,离不开传统的纸质读书。       二、泡沫性阅读       泡沫性阅读和娱乐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密切相关。我们都很忙,所有人都很忙,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上了高速公路,所有人都飞在空中,我们的时间特别宝贵,每个人都很忙,为忙而忙,几乎所有人都陷入这么一个状况。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氛围,这个时代氛围让人觉得非常躁动不安,我们要急于成功、发财,我们要追求财富的梦想,追究成功的梦想,这些东西本来是合理的,追求财富的梦想、追求快乐的梦想、追求各种各样的梦想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但当所有的人都渴望着天上给自己下一个最大的馅饼,渴望这个馅饼以最快的速度下到自己的手里,甚至不需要去花一点力气到门口去拣时,这个世界就开始发疯。事实上,经济化社会有好的一面,但是所带来的负面东西也很多,比如环境破坏,还有对人的精神摧毁也很大。       所谓高级知识创造、第一流的文明成果很可能都不是忙出来,而是闲出来的。昨天我跟我的老师在讨论问题,哲学家不是忙出来,是闲出来,他要有很多有闲时间坐在那里做无用功,在那里喝茶,在那里看天空,温家宝总理讲要“仰望星空”,不能光是脚下地,还得头看天。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离星星、月亮、天空越来越远,很难停下脚步好好看头上的天空,其实看天空也是一种思考,是一种思想的过程,很多创造需要你不要太忙,但是为了谋生,人不能不忙,这就是一个矛盾,是经济化社会必然会带来的,西方社会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十九世纪工业高速发展时,经济不停往前奔,西方社会也曾经面临这样困惑,人们远离阅读,远离星空。但西方比我们好,它有宗教的平衡,它有上帝,我们没有上帝,当然现在寻找宗教、寻找信仰,家庭教会据说在中国发展很快,据说有七千万人已经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比较功利性、实用性的民族,自古以来我们就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超越性的东西,缺乏完全离开日常伦理的信仰。中国文化原创是诸子百家时,即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诸子百家主要的家有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各个家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思考现实人生,孔孟都是思考日常生活中看得到、摸得着、客观存在的东西。孔子不思考鬼神的问题,不思考无法把握的问题。老子看上去跟他是对立的,老子讲无为,老子所提供的是另一套政治哲学,《道德经》讲的也是人生,也是政治,跟孔子一样,孔子讲伦理给最有权势的人做施政的参考,就是要实行仁政。老子提供另一套说法,要每个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这样才能治得好,不要有为而治,背后还是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其他墨家、兵家、韩非子、法家更不用说了,都是围绕着现实生活来说的。       中国在原创性的文化轴心时代,没有产生各个分支学科来,而西方从古希腊到亚里士多德手里就发展出政治学、逻辑学、动物学、植物学,各种学科都发展出来,人家开始往多学科方向发展,而我们在春秋战国,在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诸子百家时代,还只是思考眼前的问题,没有思考无用的问题,只思考有用的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诸子百家的时代离我们很远了,对诸子百家时代讨论的问题已经很陌生。现在的人变得更加急迫,恨不得立竿见影,传授快速发财法之类的东西,这是当下最急用的,那些东西都过时了,放在今天变得无用,社会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快。       在这样的节奏下,泡沫性阅读迅速占领阅读空间,到新华书店一看,摆在最醒目位置、最好的地位大部分粗制烂造,最多几个月内炮制出来,用剪刀、糨糊剪辑出来的题目很醒目,很吸引你,这种阅读让你看一眼就过去,就像报纸是一天的生命,过了几天就成废纸,这种书籍提供也是这样,翻一遍就过去了,但是它的杀伤力非常强,它捕捉人的心理,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卖点是什么,哪方面的泡沫书能吸引眼球。现在的经济便是眼球经济,阅读便是眼球阅读。我称之为泡沫性阅读,就像肥皂泡一样,过去就过去了,没有精神含量,就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它的力量很强大,这种泡沫性阅读的扩张就给传统阅读带来第二个巨大冲击,比功利性商业大得多。 我举一个民国时期非读书人的例子。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人的休闲方式可能听听比较高雅的艺术,如昆曲、京剧,电影还是比较稀罕东西。看看晚清民国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业余生活让我非常吃惊,这些整天跟机器、跟商业打交道的商人们,如荣毅仁的父辈,特别是他的父亲业余生活都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看书、写毛笔字,有时候画点梅花,他最喜欢梅花,很早就在无锡太湖边买下了一块地,种了几千棵梅花,就是现在我们到无锡看到的梅园,那个时代读书人、企业家跟今天人很不一样,荣氏家族建立了梅园以后,任何人可以随便进出,不要门票,小商小贩可以随意吆喝卖东西,有人跟荣德生说,梅园毕竟是私家花园,是个人掏钱修起来的大园子,怎么可以这样?他说随他们,本来就是为了社会。在那个时代,企业家的业余生活,包括荣家在无锡一共办了四所男子小学、四所女子小学、一所工商中学、一所江南大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全是由个人的捐款办的,贫寒子弟可以申请免费。荣氏兄弟在那个时代企业家当中,绝对不是孤立的,比如重庆的卢作孚,他的船队鼎盛时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企业,他非常喜欢看京剧,喜欢看四川编的川剧,看戏对他来说比较奢侈,主要是读书,不管出门还是在企业管理空闲时,拿点书看。卢作孚喜欢看美国人的书,美国著名的《读者文摘》,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是他非常喜欢的读物。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他都非常喜欢看,也看一些欧洲工业史、欧洲经济史这方面书,跟企业没有直接关系。他的民生公司经常请外面学者、各方面专家过来演讲,他还办一个刊物,起名叫《新世界》,我想今天的企业绝对起不出这样的名字。那个时候企业家追究的境界完全不一样,他们看得很远,站得很高,他们赚钱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他的全部,这些分得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大企业家叫穆藕初,当年是棉纱大王,他从美国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以后办企业。他儿子到杭州找我聊天。他说小时候在家里,记得最清楚一样东西就是捉迷藏时,在书柜的后面看窜来窜去,他们家书柜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很多,有很多洋文书、英文书,他父亲除了爱好昆曲,也写书法,读书,业余生活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些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的影响力对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对阅读都保持了终身的兴趣,一辈子,无论是贫穷还是发达,都不忘这种阅读的习惯,都保持着良好的阅读状态。这种读书做人的境界在民国能够做到,以后的人难道永远都失落,不可能找回来吗?还可能有一个回归,现在只是一种设想,将来的中国,等到工业化成长到一定程度时,脚步放下来时,许多人可能从大量的功利性阅读和泡沫性阅读走出来,回到真正的超越性阅读。       三、超越性阅读       超越性阅读就是“读无用之书,做有用之事,遣有涯之生”。       读无用之书,读这些书未必给我们带来直接的用处,不会带来实际的利益,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好处,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无用之书。但是做事要做有用的事,对自己有利,对社会有利,对他人有利,利己利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变成了利己不利人,出现了一个道德的危机,这个民族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血。利己又利人的社会,才是长期可持续、温暖的社会。我们现在讲和谐,就是因为社会出现了大量不和谐的因子,因为不和谐,我们提议要建和谐社会。这个社会缺什么就会提什么,现在提学习型社会,就是阅读出了问题,我们在阅读上有危机,我们的社会文化层面出现了一些危机,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点,这种强调是有针对性的。       人有三个基本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除了生物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并不是吃得很好就很满意了,如果这个人一直在饿肚子,第一追求、第一需要就是吃饱饭,他要追求面包,但是你把面包、水给他以后,吃饱了坐下以后,第一需要之后会产生第二、第三个需要来,人的需要绝对不可能满足于生物属性的需要,人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有社会交往的需求、精神追求的需求、自我实现的追求,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不能只把人变成生物属性的人,人不能变成一种蔬菜化的生存,像一棵蔬菜一样,人不能只拥有选择不同品牌的电脑、彩电、洗衣机、空调的权利,人还拥有其他选择精神文化思想的权利,还有其他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权利,如果光强调人的某个侧面是不完整的。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东西。俞可平说,民主是好东西。光市场经济不够,还有别的东西,如什么什么是好东西,人的需要是都多种层次、多种需求,超越性的阅读,读无用之书满足的不是人类的第一属性,不是满足作为生物属性的需要,甚至也不是满足作为社会属性的需要,而是满足人类精神属性的需要,我们就是要读无用的东西,整天都去读有用的书,哪儿有那么多有用的东西可读,无用的意思要给自己一点空间,给内心的空间、精神的空间,给自己一些放松,给自己一种滋润,在这个当中,会得到新的体验、新的东西。       读无用之书,不做无用之事,还是要做有用之事,这是明确的。做有用之事是满足人的社会属性,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人孤立地生活在荒岛上,你是生活在世界当中,不可能光是为你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还是做有用之事,利己又利人。       遣有涯之生,知识无涯,生有涯。生命是有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非常短暂,活得长寿也不过是一百多岁,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更长寿的人,所以人生是非常有限的时间存在,有涯之生如何过,完全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什么叫成功?现在往往把成功理解为物质化的成功,叫豪宅、豪车、二奶三者合一,三位一体就是成功,似乎满足人的生物属性的最大需要就是成功,这个社会流行的价值观是这样,也受到很多的批判,但社会按这样的步子在往前走,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强调超越性的东西,强调读一点无用之书,可能有点奢侈,但是奢侈的东西是好东西,如果说不奢侈的东西,随手可以拣的东西来得太容易,未必是好东西。       人跟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是有精神家园的,不是无根的飘萍,不是天上的断了线的风筝,他是有根的,这个根在古往今来的一条线下来的文化命脉当中,历代的传承,从春秋战国、古希腊、古印度这样下来的,这些文化都记录在历朝历代以来书籍当中,经典读物跟普及读物是不矛盾、不冲突的,是因为这个时代把自己的文化水准有意降低。       朱自清先生早年写过一本书,很薄的小册子《经典常谈》,今天已经成为经典,其实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通俗读物,但他写得很精到、很准确,表达也很流畅,在当时是一个通俗读物,有小学文化的人都可以去看,今天一般大学生也不会去看朱自清这本书,我们不断地矮化自己,把自己不断往下降,只配去读特别浅显的书,稍微有一点深度的东西我们就觉得高不可及,说到底最好的书往往是并不深的书,所谓雅俗共赏才是真正的好书。孔夫子的《论语》是实际上一个对话录,苏格拉底留下来的著作也是他跟学生的对话,本来都是口语,本身很浅显,根本没有必要把它给扭曲了、矮化了、重新阐释了,变成另外的东西,这样的书直接可以去接触原著,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因为职业的区别,可能接收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读的书不一样,但是有相同的东西。一个人一生中总要读几本经典,真正的文化在那里面,那里才有含金量,大部分泡沫性的书里是没有含金量的,它是速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去读很多书,就算一年365天有300天在读书,一天读一本,一年也只能读300本书,读十年也就3000本,一生读一万本书就了不起了。人生有限,生有涯,书无涯。读不了这么多书,在这种情况下,读一点跟自己的职业、专业毫无关系的书,这个时候尤其要选择,一个人品位的高下、精神格调的高下就取决于你的选择,你怎么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跟学生讲“读第一流的书,做第一流的人”。只有读第一流的书,才做得了第一流的人,第一流的不一定在某个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有建树,不一定钱最多、官最大,所谓第一流的人,就是具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世界,看得到星空,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有相对清楚的判断,对世界有理性的认识,这样的人都是一流的人,不一定要求你按世俗标准取得某方面的功成名就,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基于这样的考虑,读第一流的书就非常重要,那些第一流的书长期以来都被放在一边忽略了,总觉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我年轻时,在温州图书馆读过很多书,它给我一生提供的支撑是非常强大的,我经常跟人家讲,如果没有那个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在温州时读过一些第一流的书,我是站不起来的。我当时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等一批书,比较集中的读了两年这方面的书,一辈子可能享用不完,就觉得我背后有一种东西推着我,我看到人类曾经的文化创造,在我的眼前,就不会有别的障碍阻止我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一个人一旦有机会去看过一流的书,就会给自己一片内心的空间,眼前就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让自己看到星空上面有那么多灿烂的星辰,超越性阅读就是读第一流的书,读无用之书,读跟自己职业并无直接关系的书,读这些书的过程就是跟第一流人物对话的机会,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因为职业、地域、时间的关系,你不可能亲身接触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一流人物,不可能去请教苏格拉底、孔子、李白,你只能通过读书,读书的过程实际上是跟有史以来的最有创造性的人物直接对话,在这些对话当中,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滋养,自己的品格得到了提升,这个过程特别是对年轻一代具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幸在二十岁之前接触到一本哪怕是非常好的书,可能这本书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能改变一个人,我觉得有三样东西,遇到就可能改变,某一个人、某一本书,甚至某一篇文章,你遇到了或许就改变了,从这里打开了你的世界。       经济学上经常讲“看不见的手”,我是做历史的,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发现历史背后也有一只“看见的手”,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走向,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对于一个个人来说,特别是在关键的阶段,很可能背后有一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这个时候可以是任何东西,它是无形的,也可能是有形的,但它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过程当中,读无用之书就是给你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人不是在追求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过程中找到这些机会,而是在无意当中找到这些东西,很可能是这样,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是这样。翻一些无用之书,很可能给你的人生奠定了新的基础,找到新方向。       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浮躁的、负面的东西,让人不知所措,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特别是精神上的巨大失落。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至少可以把中国分成三个中国:上流社会,有社会学家说中国的富人是世界上最富的,可以过世界上最好的日子,可以闭着眼睛不想任何事儿,可以消费最奢侈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富人阶层,这样的人数据说以15%的速度递增,当然只能是极少数。最广大的底层中国可能温饱还成问题,为谋生而四处奔跑,劳碌一年挣得少,要有所改善,没有机会,儿女要受教育非常困难。《南方周末》几次报道相似的案例,为一千元医药费,夫妻双双投水自杀的案例好几个,数字都不大,就一千多元医药费。       在庞大的底层社会,在教育收费非常昂贵的情况下,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跟科举时代相比,不是在加大而是在缩小,底层的农民孩子要流动到上层社会,可能性越来越小,现在社会越来越血缘化、世袭化,这种血缘化社会结构会进一步加大,因为他有钱,可以让他孩子送到国外受最好的教育,竞争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在中国,一个人生下来,要么生得好,生在富人之家,要么嫁得好。这几年统计数据显示,能够进入北大清华一流学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不断下降,带来的危机是很深刻的,农村已经凋敝,在工业化推动下面,农村在不断被削弱,农村过去跟城市差距不大,尤其是在民国以前的中国,农村里有乡绅、地主,这种人代表一种文明,那些人大部分是靠勤劳和聪明,农民在农村能够致富一般是有道理的,而且农村里的富人一般都有文化教养的人,是拥有秀才举人之类的科举功名的人,这样形成的绅士长期以来是农村支柱力量,这些力量在五十年代以来彻底洗牌、摧毁,农村从文明上有一个断裂,稍微有点能耐的人都往城市流,农村剩下的就是老弱残、小孩。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也许是有史以来变化节奏最快的,很多的山水都不认识我们,田园牧歌的生活再也找不到,中国的读书人过去还有一条出路,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退隐江湖,现在没有地方可以退,杭州附近有个严子陵钓台,是严光隐居钓鱼的地方,现在是著名的风景点,要门票才能进去。今天,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给你隐居?好山好水要么是被圈地做别墅、富人区,要么就成为景区,得有门票,剩下的地方,生态毁坏,千疮百孔,留给我们子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确实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应该说最近这几十年的建设速度最快,生态破坏严重。 没有工业化,也不行,中国还可以关起门来搞农业社会,种点粮食自己吃,过那种传统的农业生活吗?处在整个工业化潮流的包围之中,想单独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是无法存在的,人家会把你吞掉,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的路不能不走,但是工业化的路走到今天,又有很多的问题,给人带来的隐忧非常具体和巨大,读书这个话题在今天也变得有点沉重和奢侈,不读书的时代,似乎读书是不合时宜的,今天在这里看到现场这么多朋友,老中青三代朋友,我觉得还不能这么悲观。 我们的民族,在很多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在媒体上看不到的地方,在每一个角落还有读书的种子,还有思想的星星点点。面对同一本经典,每个人都是对等的,皇帝没有比我们更有优先的权利,我跟世界上最优秀的、具有创造力的人直接对话,同时我获得了平等,在这本书的面前,所有的权势都不存在了,无论怎么样显赫的权贵跟你也是平等的,世界是平的,就像互联网时代,我们打开Internet可以获得跟所有人的地位一样。读书也一样,能够在读书中找到这种平等,众生平等,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高,以往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某些人高于某些人,扭曲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是荒谬的论点,我们读书,特别是读无用之书,就是要获得看待世界的基本价值,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共同建立起一种新的核心价值,在找到核心价值后,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必将产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一天什么时候到底,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到来。 时间有限,话题无限,思想无限,我就讲到这里。                                                                       【  2007年10月28日在“温州学人讲坛”讲,根据录音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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