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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胡平: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于世文等人

在过去的一年,有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被逮捕,至今仍有不少还被关在狱中,其中好几位曾经来过美国,我和他们见过面,我把他们视为珍贵的朋友,例如浦志强、郭玉闪,另外还有于世文。...

爱思想|信力健 :“习”路何在?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1日至12日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此间,他专程到中共从战争走向建设的起点西柏坡进行视察,视察中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务必保持),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领导人,在习近平的精神谱系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教导应该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探路过程中第一个想到的是毛主席这不奇怪——我们记得,2002年12月5日,刚上任20天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冒雪来到河北省西柏坡进行调研,重温西柏坡精神,也重申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究竟给下一代领导人留下了什么样的“正能量”。   首先,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民主的真诚追求。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还特别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中共当时还崇尚美国的民主——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三大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刘少奇指出:“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这些言论应该是我们今天建立民主政治不可多得的遗产——或者说“正能量”。   其次,则是解放战争期间进行的土地改革。这次在解放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的农民翻身作了主人。使他们获得了主要的生产手段——土地,从而使他们免于将生产的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供给地主作不生产的消耗,而用于扩大再生产。同时,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努力改良耕种技术、改良土壤,进一步组织劳动互助,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变革使解放区农村走向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新社会,同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原料,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创造了中国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最后,就是在进城前夕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是中共建立新中国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总纲领。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曾这样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实际上是对“两个务必”的具体说明。   毋庸置疑,这些“正能量”对于习近平探索新的治国方略开创新时代都有其正面意义,值得好好借鉴。当然,历史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要求新领导人有新的思路,这也是常识。就中国新情况而言,起码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如何处理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集团——尤其是一大批通过权力寻租在政治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家族利益集团。他们在政治诉求、价值观念、思想观念上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这个阶层的要求,以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最大的合法性。同时,因为集团利益的凝固,社会各阶层失去了流动的机会,自我繁殖凝固化。具体说来就是官二代自我繁殖,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这种自我繁殖的后果使穷人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富人和官人阻碍了穷人的上升空间。官人、富人、穷人的价值观诉求强烈,从而他们之间失去了妥协和理性沟通的愿望、要求和能力。从而迫使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选择。左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左转,右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右转,社会底层要公平,社会高层要效率,既得利益集团要原地踏步走,这必然使政治体制改革左摆右晃,撕一片给左,满足左的平等要求,再撕一片给右,满足右的自由要求,再撕一片社会底层,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再撕一片给既得利益集团,满足他们的贪婪。维稳代替了改革,甚至把维稳当成了改革,维稳就是维护碎片化利益诉求。   其次,则是怎样化解各种整风运动造成的社会矛盾。始于1941年5月终于1945年4月20日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一套整风机制,在建立领导人权威的同时,使得党内外积累了大量的怨气乃至仇恨。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靠了严酷打击的手段和康生这样的打手,使得毛泽东思想方成为中共政治指导思想,毛泽东权势空间提高,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中共彻底的摆脱了莫斯科的影响,走上民族主义的轨道。因为这次成功,毛泽东对整风这种形式情有独钟,所以到1957年,当他觉得自己的政权面临危机之际,他又祭起了整风法宝。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对所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固然不满,但他们更为不满的却是领导人本身的大起大落,鸣放的矛头指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此后更是运动不断,即使到了新时期,也还有“三种人”、“三讲”等等整风余波。   要之,习近平要走的应该是一条在吸取第一代领导人在理想主义方面——比如民主比如民生比如平均地权——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同时,立足中国现实,执两用主,稳步改革,开创出一个新时代。就中国现实而言,我们应当看到:构成今天中国社会的两大基石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石将最终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事实上,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制度。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城镇,集体经济基本消失,中小型国有企业以明唽产权为核心的改制也接近尾声,大型国企的改制也是早晚的事儿。产权的独立意味着独立交换主体和独立市场的必然,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82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信力建 | 民企的春天在哪里?

作者: 信力建   广州冬天寒意未浓,已开始略有春天的味道。南国的人们总是早一步感受到季节的变化,提前一步迈出变化的步伐。1月26日,凯迪信孚企业家理事会年会召开,在一个民间思想交流的平台上,包括邓良平、文建明、谢敏、陈诗峰、蔡慎坤、韩世同、黎文江、周虎城、余以为、徐健致、王永江、钱宏、张敞、卢奕琨、张从斌、布尔古德、王晓良、赵郁芊、戴小红、胡胜瑶、杨大伟、金琦岩、刽玥等在内的广州中小企业家,媒体精英、社会贤达,法律人士,就民营经济困境与新年展望,各叙己见,共谋出路。 民企的转型出路 信力健:非常感谢各位捧场,同时来的人应该也得到了很多快乐,因为大家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们的宗旨就是结交新朋友,加深旧朋友的认识,中小企业抱团取暖,交流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我们这个会不仅是交友,我们也是一个学习和读书分享的活动。 我今年参加了北京的一个会,一个朋友搞了一个网络,找了一帮人,做了一个智库,设立了10个所。智库什么意思?是帮“皇上”出谋划策,提供未来转型的一些观点。将来我觉得这个智库不仅仅为“皇上”,也是为公民的。 一个国家在转型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些大的情况,比如说苏联转型以后,我所观察到的很简单,普京在苏联转型之后就失业了,苏联转型之后很多部门失业,当时发生了几件事,一个是通货膨胀,一个是社会有点混乱,我觉得我们要多一点留意这方面的资讯和信息,将来中国如果转型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生意有影响的问题。 王晓良:从2011年以来,广东经济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情况下,特别是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日子不是很好过。原来预测2012年5月份之后会好转,但是后来发现也没有达到要求,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低迷的时期,可能2013年还会持续低迷。 我们发现传统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原来认为小企业创新能力应该很足,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小企业创新能力足主要是指在高科技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的芯片、iPhone,刚开始几个人就可以搞起来,可是对于传统产业来讲,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几个人创业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他的创新能力不足,所以他不得不重复地去做一些别人也在做的东西。 这些企业到底怎么样把它做大做强,怎么样转型升级,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深度信息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信息化,从生产过程信息化到管理信息化到应用信息化到销售信息化到客户管理信息化,全部集中在一起。 第二:资本的概念。大企业、小企业将来一定会出现并购整合,这种并购整合需要资本的纽带,只有资本才有公允价格,公允价格才会出现一个整合的过程,最后才有大集团企业出来。 第三:人才的纽带。因为在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复合型人才,需要既懂资本、既懂得市场又懂行业发展前景,还有法律、财务等等的复合型人才,这也催生了我们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契机。 王永江:西方国家经济比我们复苏得好,为什么?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企业家到国外买房,第二我们稍微有点钱的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去了。国内的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算了一下,据说每一年出国留学出去的花费绝对比甲午战争我们比日本的赔款还要高,希望我们在座的企业家多向信总学校,多办一些好学校,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困难,就是企业家的社会担当还不够。我说的这个担当是和政府叫板。任何民主都是通过博弈产生的,企业家和政府的这种博弈和叫板还是不够,因为我们总是担心政府“秋后算帐”。 我们的困境在哪里?税负太重,我们现在的税收每个环节都要可以重税,据说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如果把我们的税降下来,我想我们经济复苏完全有希望,我们的困境也可以解决。现在我们要呼吁减税。今天这样的会应该多开,我们不是反对政府,我们是帮助政府。 民企与国企 蔡慎坤:讲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我觉得这个话题抛出来了,我谈一下个人的想法。前段时间去了德国,德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德国这个国家的民营企业占到95%以上,国有企业可以说在这个国家微不足道。而且国有企业干的事情是民营企业打死都不会干的事情。而我们可能恰恰相反,好的事情基本上都在国有企业手上,垄断地位的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 韩世同:谈一谈民企和国企,在房地产方面起跑线不一样,现在谁能拿到好的地?国企、央企,谁能拿到国家的银行贷款,连万科都拿不到,要到外国融资,万科融资要比国企融资高几个点,所以消灭国企可能极端了一点,但是我觉得限制国企绝对有必要,不能让国进民退。现在民企解决这么多人的生存、就业、吃饭,他们享有的资源非常少,可是贡献是很多的,而央企反过来,这样反而不太好。 陈诗峰:国企和民企的差别可能在互联网行业是最小的,互联网行业国家想垄断,但是觉醒得慢,在国家想插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民营企业已经做得很大,已经在美国上市了,已经控制了整个渠道、技术,所以现在国家对互联网这个行业的控制不体现在直接派国有企业来参与竞争,而体现在在各个环节设置政策门槛。互联网民营企业在2012年的整个发展环境国家设置了很多门槛障碍,需要各种牌照,这些牌照可能南方网或者一些媒体网站申请非常容易,而一般的互联网企业申请非常难,比如说你要搞网络游戏,要去文化部申请一个文网文的许可牌照,国企申请不用钱,民企申请至少要花10万块钱,可能早期申请相对容易,而现在申请的准入门槛很高。 所谓民企和国企的差别,我觉得没有谁消灭谁,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公平、自由,有法治为基础的行业,哪个行业适合国企、哪个行业适合民企,会由市场直接来决定,政府不管自然就会有小企业变成中企业、中企业变成大企业。 文建明:“消灭国有企业”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赞成的,如果是加入4个字—“中国特色”,加入这几个字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确实存在着问题,特别是在效率方面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没有生产出与之相称的产品出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国有企业确实没有存在的理由。 作为我们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其实我们的痛苦一点都不必民营企业家少,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决策机制的问题,我们看到民营企业一干就干成了。而我们那里就很难,左讨论右讨论,大家同意了以后再上报主管部门,一系列的事情。 谢敏:关于民营企业的困境和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我是深有感触的。我从《家庭》出来之后,先是想自己做文化,但是很多项目论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所有资源都在国有企业里,你最后还是必须去跟国有企业合作,可能大家真的要成为兄弟才能共同发展。 周虎城:我觉得我们在座很多民营企业家在讨论国企和民企,这是一个伪命题,我在其位肯定谋其职,当然要把国企办得越来越好,当然贷款是低利率,这是正常的,板子不应该打在国企身上,板子应该打在政府身上。 广东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后了,我们在这方面出问题了,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应该提高政府效率,给民营企业也好、给小微企业也好,应该释放出空间。 我认为未来五年广东的方向应该在改革政府行政效率上,减少官员的寻租空间,得让各个企业办事更方便,然后还要整体减税。我觉得这个方面要大有文章,否则你说江苏马上超过广东,这个历史责任谁都承担不起。江苏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好?民营经济非常活跃,政府为民营企业提供了相对而言较好的营商环境。“三打两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得把政府过长的手砍掉,社会各界都来想办法,多砍掉政府伸长的手,这也是帮助他们,否则他们都给“三打”了,让他们不至于犯错、不至于腐败。 房地产,民企有所作为 黎文江:可是对于房地产来说,民营企业好象不是什么样的困境。上市公司的年报出来了,万科是1418亿的销售业绩,第2位是绿地,第3位是保利,第4位是中海,这些都是属于国有企业,第5位恒大923亿,第6位万达集团905亿,第7位是绿城,大家说绿城要垮了,可是绿城是560亿,第9位碧桂园465亿,第11位龙湖400亿,排在前11位的房地产公司有6家是民营的,只有5位是国营,所以困境在房地产好象还不怎么明显。 从面积来说,第1位是恒大,万科第2位,第6碧桂园,第7,都是排在前面。 对于2013年房地产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按照我的看法,调控依然是不放松的,但是调控之中,我们从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一直到党的十八大,都没有说要把房价理性回归,没有这一句话,也没有说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这两句话经常在我们温总理口上说的却没有出现,只是说调控不放松。 关于今年的房价,我的观点认为上涨5%到7%,不可能上升到10%,因为上升到10%政府是不高兴的,上涨7%还可以,因为今年广东GDP也就是在9%、10%的水平,所以房价不能够超过GDP,一超过7%我觉得会采取严厉措施。对于开发商来说,要控制房价上涨的幅度。 两个崛起三次打断,重新崛起 钱宏: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发展有三个过程,第一个是鸦片战争之后,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完全官营。由于几次战争失败以后,签了几次不平等条约就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企业,中国人说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办企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能办企业?所以就后来慢慢出现了所谓官公民办。从洋务运动到慈禧新政,这一段时间我把它叫做中国企业从无到有。 第二次崛起主要是从袁世凯民国一直到30年代,30年代一下就发展得很成熟了。第二次崛起本来很顺利地走过来,军政、宪政也好,都已经有这么一个过程了,但是被日本人这么一搞,全部给打乱掉了。 日本人把中国企业的这样一个近代化过程打断以后,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又来一次。随着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出台一条规定,所有没有内迁的日占企业全部划定为汉奸企业,或者把它收归国有,这是一个起因。可能也有打内战的需要,其实国有化不是毛泽东搞起的,首先是蒋介石搞起的。新政权取得天下,一个是许给了农民土地,然后争取了所谓的民族资本家,实际上是被国民党打压的民族资本家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立了汗马功劳,为什么?因为那些被定义的“汉奸”反过来支持共产党推翻政府,把国民党推翻了。 1949年6月28日共产党中央开会就决定了向苏联一边倒,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新政权建立以后,不知道政府怎么建,苏联说我告诉你政府弄几个部门,这样以后就必然地要把农民拿的土地拿回来,要搞集体化,保护下来的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搞公私合营。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被消灭掉了。 一直到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不具有一个基本的做事的权利,就是说你连做企业的权利都没有了,更不用说其他社会组织了。为什么78年会改革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官生”出了问题,中国的改革从来都不是解决民生,都是解决“官生”问题。这个“官生”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从商鞅改革到王安石改革一直到78年的改革,当时大量转业干部充斥到三级政权发不出工资来,所以必须改革,官不聊生事大,民不聊生事小,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特点。于是中央就要考虑是不是还要给国民一点事权,一步一步地到物价改革,到开始搞个体化,到90年代历史又转了一圈,国企又慢慢私营化。 今天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商营环境不公平,国企是大儿子,所有好东西都给他,他不要钱也给他,而民营企业贷款却贷不到。回过头来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只是一个极端错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渐进式改革带来的。现在是要重建社会,市场经济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文化产业需考虑 余以为:汪洋书记在的时候考虑到很多产业升级的方法,纯粹是考虑技术方面的东西,考虑企业规模等等,而忽略了一点,就是文化。我们的产业升级其实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和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韩国的产业升级为什么很顺利?就是因为它的文化产业提升同时在发展。你说中国的旅游景点可以到哪里,我们还在吃几千年的老本,而韩国的历史没有那么悠久,他们的历史景点就是电影场景,文化产业才是带动整个产业升级的排头兵。 胡春华来到广东第一天就提出来就是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岭南文化的复兴,我觉得这个是高瞻远瞩的。 (以上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爱思想 | 李钟琴:勘破韩寒“代笔”门

李钟琴:勘破韩寒“代笔”门 进入专题 : 方韩之争    ● 李钟琴       作者按:今天是正月最后一天,如不出意外,这将是我关于韩寒代笔门的最后一个总结性的帖子。不管将来发生什么,至少在我的心目中,这出春节大戏该落幕了。本文并非新作,实乃以《“公知”们为何纷纷跳进韩寒挖的大坑?》一文为主,以我的另外两三个帖子为辅,加以补充修改而成。不当之处,尚请网友批评指正。     利用春节长假,我看了韩寒早年的文章,看了媒体以前采访韩寒的五六个视频,翻看了大量质疑和反质疑帖子,我不得不相信,《三重门》、《求医》、《书店》、《杯中窥人》等韩寒出道时的作品不可能是少年韩寒写的。良知也告诉我,不管什么借口,都不是阻止网友们追求真相的理由。     随着方舟子和网友们质疑的深入,我认为,只要认真看过那些质疑文章,只要不是抱有成见、预设立场,只要有起码的判断能力,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令我不解的是,在韩寒已经被扒得体无完肤之时,竟然还有些“公知”飞蛾投火般地出来挺韩,比如易中天先生、张鸣先生、信力健先生,以及还算不上“公知”的鲍鹏山先生等等。     我怀疑,“公知”们可能忙于思考着怎么解决国际、国内大事,对所谓“方韩之争”这类“没有意思”(张鸣先生语)的小事并没有作深入了解,懒得看网友们的质疑文章,仅是凭着印象,凭着成见,凭着立场,就对质疑者作了否定。如果是这样,那么,请“公知”和读者耐心看看下面关于《三重门》的几个疑点,判断一下大家的质疑是否有道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方舟子和网友们围绕《求医》、《书店》、《杯中窥人》等作品找出的疑点太多了,不胜枚举,以下例证都是方舟子及网友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只是略作整理,不敢掠美!          韩寒高一时到底“彻夜”干了什么?          韩寒父亲韩仁均在《儿子韩寒》一书中说:“韩寒从进入松江二中读高一不久,也就是1998年的下半年起,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的写作。”     而韩寒在2009回忆高一生活时却说,他在高一“干的坏事非常多”,忙着交女友、泡学姐、追学妹、恋老师,甚至花一星期时间研究如何在半夜里爬管子进入女生宿舍。(注1)     那么,他还有时间写《三重门》吗?韩寒赶紧在2012年1月25日的博文《光明和磊落》中解释道:“17岁的我为了这本书,花费了整整一年多,也荒废了学业,白天到深夜,课内到课外,周一到周日,甚至连体育课都逃了,和一帮来例假的女生一起窝在教室里不停的写。”     韩寒曾多次说自己不读中外文学名著,甚至连中国“四大名著”也没看过。而有网友通过阅读《三重门》,发现书中引用中外名著五十余种,涉及中外名人近百人(注2),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知识面。才华可以“天赋”,但知识必须通过学习得来,一个不读书、包括语文在内七门课不及格的中学生,如何具备如此丰富的知识?     面对质疑,韩寒一改此前宣称“不读书”的浪子形象,忽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小书虫。他在《正常文章一篇》中说:“到了初中高中,我拼命的读各种书,这点我的同桌和老师都可以证明,到了高中更加病态,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     韩寒高一这一年既要交女友、泡学姐、追学妹、恋老师,半夜爬管子进女生宿舍,又要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还要彻夜创作长篇小说《三重门》,还荣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可真够忙的!     可惜,韩寒想通过扬言自己酷爱读书,来解释为什么《三重门》等作品能够吸古纳典、旁征博引,一不小心把牛皮吹破了——如果他知道“二十四史”是套什么样的书,肯定不敢这样吹牛。一个曾承认“读不懂”《围城》的人,居然能彻夜阅读《管锥编》!一下子又露出了不读书的底色。          作者会对自己作品不熟悉吗?          试问,古今中外哪个作家对自己的成名作一问三不知?     韩寒对《三重门》书名的含义说不上来,这个就不用提了。在2000年CCTV“对话韩寒”节目中,主持人问韩寒,台上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像《三重门》中的女主角Susan?韩寒的反应,明显不知道Susan为何许人也。当主持人追问时,韩寒只用了一句“这个我们私下交流”敷衍过去。     方舟子在《谁是“答春绿”——假话连篇的韩寒》中还举了一个韩寒没读过《三重门》证据。因为张放没有理解《三重门》里的一首蹩脚的谐音诗“卧梅又闻花,卧知绘中天,鱼吻卧石水,卧石答春绿”,遭到了韩寒的冷嘲热讽。韩寒在1月28日的博文《答春绿》中得意地说:“我当年写《三重门》的时候挖了这个坑,不料十三年后,这个团伙的某位成员居然扑通掉了下去。没有想到2012年刚刚开始,年度笑话已经诞生了。”方舟子在看了《三重门》后发现,《三重门》在引用了这首诗后,紧接着就指出了这首诗的真实含义:“我没有文化,我只会种田,欲问我是谁,我是大蠢驴。”读过《三重门》人,不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坑”,因为这个“坑”在小说中就已经被填上了。张放不理解,说明张放没有完整读过《三重门》;韩寒吹嘘这是自己挖的一个“坑”,恰恰说明他对《三重门》的内容很不熟悉。     网友道前子发现,2005年11月,韩寒新书《就这么漂来漂去》出版不久,在韩寒接受网易采访的视频中,网易主持人念了《就这么漂来漂去》封底的一段话,韩寒否认说:“啊,这不是我写的。”主持人吃惊地问:“不是你写的?”韩寒说:“这……我不知道出版社哪加的,放在后面,我自己都觉得很别扭,我看了,很肉麻啊。”主持人:“我也觉得很肉麻。”韩寒:“因为这完全不是我写的。”     韩寒认为这段话是出版社的编辑写在封底的,岂不知这段话正是其书里写的,是从该书正文第一章最后一段(第5页)摘录下来的。     韩寒承认这段话不是自己写的,那么这就说明,这段话肯定是有人代笔。韩寒在悬赏时曾说谁若是找出“哪怕代笔一行字”的证据,他将奖励2000万,范冰冰随即附和说她也愿出2000万“共襄盛举”。他们的信誓旦旦还算数吗?     对此,韩寒通过《成都商报》解释说:“韩寒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段话是他所写,只是他并不赞成这段话的观点,当时采访时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才矢口否认。”     对于其悬赏之事,韩寒在接受湖南卫视“新闻当事人”栏目采访时说:“但我又没有办法证明我没有团队,所以才开玩笑的,拿出了这个悬赏。”     高调悬赏,到头来被他解释成一个“玩笑”!     易中天先生在《我看方韩之争》中赞扬韩寒“是汉子”。韩寒对自己说过的话百般抵赖,言而无信,这也居然能成为易先生心目中的“汉子”?看来易先生对“汉子”的要求也太低了。          《三重门》写的是中学生活还是大学生活?          有网友通读《三重门》,发现这本小说写的并非初中、高一生活,而更像是大学生活。高一就退学、并没有大学生活体验的韩寒,能写得出来吗?这可不是发挥文学想象能够办得到的。再说,如果韩寒是凭天才般的想象来写大学生活,可又为什么在小说中明确说明写的是中学生活?     《三重门》的原稿可能本来写的就是大学生活,后来因为要冒中学生之名,硬改成初中、高一生活。因为改得不细致,所以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比如,初中、高一学生整天忙着参加“文学社”等社团活动、忙着谈恋爱吗?更奇特的是,中学老师讲的课居然出现了文学理论、文艺美学、西方文学、中国文学史等大学中文系才有的课程,而且初中生、高一学生还要考“学分”。     且看《三重门》里师生的对话:     胡教导果然教西方文学出身,张口说:“你很喜欢读书吗?”     雨翔忙称是。胡教导问下去:“批判现实主义的书读得很多吗?”只等雨翔点头。雨翔忙说不是。     胡教导沉思一会儿说:“那么自然主义的——比如左拉的书呢?莫泊桑老师的书喜欢吗?”     试问,这是中学师生交流的问题,还是大学师生交流的问题?          到底谁有可能写出《三重门》?          2007年6月18日,韩寒在接受凤凰网《凤凰非常道》栏目主持人何东的访谈中,坦言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儒学”、“我是真没看过《红楼梦》。”但《三重门》中却有对《红楼梦》情节的描述。     韩寒曾对湖南卫视记者表示他“看不懂”钱钟书的《围城》,说钱钟书“文笔太难”、“太学贯中西,有太多的英语”。方舟子和网友们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三重门》、《书店》等作品深受钱钟书的影响,甚至有些句子也是在刻意模仿钱钟书,并列举了《书店》中一些和《围城》里的句子相似的例句。     韩仁均忙在《说说我自己》中替韩寒解释道:“家里的一本《围城》不知被他翻过多少遍,第一本翻烂后我又买了一本。因为喜欢,所以他后来在第一本书《三重门》里刻意的模仿他的偶像钱钟书《围城》的风格一点也不奇怪。”     儿子明明说只是翻了翻,看不懂,老子偏偏说儿子在小说中刻意模仿《围城》的风格,该让读者相信谁呢?到底谁喜欢《围城》?     幸好又有网友又扒出了韩仁均1991年获上海《故事会》第一届“最佳故事”奖的作品《难成眷属》,韩仁均在此文中写道:“俗话说:好过的时候两个月像两天,难过的时候两个月胜两年。钱钟书在《围城》里说老头子恋爱起来如同老房子着火,一烧着就没救了。想不到方根龙这‘小老头子’恋爱也如老房子着火一般没救。”对《围城》里的细节描写信手拈来,说明韩仁均对《围城》相当熟悉。     那么,深受《围城》影响的《三重门》的作者是谁,还不清楚吗?          手稿是写作者最有力的证据吗?          如果说,《三重门》、《求医》、《书店》、《杯中窥人》是已届中年的曾考入华中师大中文系的韩仁均所写,所有疑点都荡然无存,一切将变得顺理成章,没有任何人会提出质疑。     而若说这些是十七岁的少年韩寒所写,疑点会越扒越多,以致于韩家父子根本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韩寒干脆不解释了,表示“不再回应”。为了压制质疑之声,还虚张声势地到法院上告,恐吓无效,先是悄悄地从普陀区法院撤诉,继而悄悄地从金山区法院取回上诉材料。韩家父子的所谓证据,估计就是韩寒在博客上晒的那些抄写得整整齐齐、连页码都没标的“手稿”吧?这些东西能经得起法庭的检验吗?     信力健先生在《方韩论战的冷思考》一文中却说:“在麦田、方舟子开始质疑的时候,韩寒出示了手稿就足以应对质疑。因为手稿是一个写作者能够拿出的最有力的证明,特别是在电脑化时代,作者手稿更显珍稀。”     仅仅有手稿,就是写作者能够拿出的最有力的证明吗?我看未必!如果我把《红楼梦》抄一遍,难道就可以证明我是《红楼梦》的作者吗?基于文本的分析、论证、推理,加上对写作时间、出版时间、当事人的回忆等等的分析、佐证,这些要比仅有手稿等所谓“实证”更靠谱。     再说,在电脑化时代,难道写作者们因为没有手稿,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作品不是自己写的吗?我看这是杞人忧天。易中天先生在貌似公允的《我看方韩之争》一文中有个表态,我就非常赞赏。易中天先生说:“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如果哪天他要质疑我,我也表示竭诚欢迎。”有真水平的人,根本就不用担心被人质疑代笔。因为你的作品你最熟悉,你的创作能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证明。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不敢参加一切文学活动(如在博客上声明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讲座,原则上不接受当面采访等),才在面对质疑时赌誓悬赏,辱骂恐吓,惊恐万状,进退失据。          鲍鹏山先生的诡辩          鲍鹏山先生为了替韩寒说话,先是步网文《人造鲁迅》的后尘抛出“苏轼代笔代考”论,又在《新民周刊》发表《方舟子“倒韩”的事实和价值》一文,再次拿苏轼为例,意在驳斥方舟子和网友们质疑韩寒的荒谬。他写道:     甚至,我们还能质疑苏轼的进士考试是有人代考。理由如下:苏轼《凤鸣驿记》云:“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是年(1056年),苏轼21岁。但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嘉?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又《范文正公文集叙》:“嘉?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又《东坡先生本传(《宋史》)》:“ 嘉?二年,试礼部,……殿试中乙科。”显然,苏轼举进士当为1057(丁酉)年,年22岁。结论是:苏轼进士考试是请人代考。不然,怎么会连自己哪一年考中进士都记错了?     如果说,鲍先生在文章中宣扬的“天才论”说明他脑筋的不清晰,那么,瞎扯“苏轼代笔”论,则说明其学问功底的不扎实。     鲍先生认为苏轼“代笔代考”的理由,主要是苏轼对自己考中进士的时间与苏辙等人的说法不一致,苏轼说自己“丙申岁(1056年)举进士”,而据苏辙等人的记载,苏轼考中进士是在丁酉年(1057年)。于是鲍先生就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宣布:“苏轼进士考试是请人代考。不然,怎么会连自己哪一年考中进士都记错了?”     鲍先生错就错在,他没有正确理解“举进士”这个词的含义。举进士,意思是参加进士考试,并不是考中进士的意思。考中进士,那叫“进士及第”、“登第”。     唐宋时期,京城会试(进士考试)均在春季(正月或二月)举行,故称春闱。苏轼参加会试的时间是在丁酉年正月,远在四川的苏轼必须在上一年(丙申岁)的秋冬季节出发,才能不耽误考试。苏轼于丙申年离开家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举进士),第二年(丁酉年)春天进士及第。苏轼的说法与苏辙等人的记载并不矛盾。     “举进士”这个词,对研究历史和古典文学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史籍中常有某某“举进士不第”的记载。若按鲍先生的理解,岂不成了“中了进士没考上”了?鲍鹏山不理解“举进士”的含义,与余秋雨把“致仕”理解成“求官”有一拼!     李贺因为其父名讳的原因,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韩愈特意写了篇著名的《讳辩》为李贺辩解,文章开头就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如果把文中的“举进士”解释为“考中进士”,请问鲍先生,这篇文章该如何理解?     鲍鹏山先生质疑苏轼的前提并不成立,却想用来说明质疑韩寒之荒谬,此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乎?          关于发挥“文学想象”的狡辩          网上流传贺卫方先生的一段“微博”,挺韩者以此来为韩寒的“穿越”作品作解释。贺卫方先生说:“有人把艺术文学的创造当做一种经验活,必须有经历,才能出作品。其实,没经历,未必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知识。况且文艺创作离不开想象力,甚至虚构出那种比真实世界还典型的文学天地。贝多芬晚年感叹他的境界只当得八岁的莫扎特;吴承恩无需与妖魔鬼怪同吃同住才写《西游记》。”     单看贺卫方先生的这些话,一点都不错!但是,如果拿这些话来与署名“韩寒”的作品作类比,则大谬矣!     比如韩寒的《求医》写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医院的情景,《书店》中写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情景(如闭架售书),《三重门》里面出现对大学生活的描写,有人遂替韩寒解释说,这是韩寒发挥文学想象的结果。难道吴承恩必须与妖魔鬼怪同吃同住才写《西游记》吗?难道二月河必须在清朝雍正年间生活过才能写《雍正皇帝》吗?     我惊讶于这些人的奇特的思维和逻辑!     吴承恩明确告诉读者,他写的就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二月河明确告诉读者,他写的就是清朝的故事。他们所想象的,都是他们想告诉读者的情境。     而韩寒明确告诉读者,《求医》、《书店》是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就医、买书经历,那他就没有理由在作品中靠想象描写成七十年代的场景;《三重门》写的是中学生活,那他就没有理由发挥想象把中学生活写成大学生活。     举个例子说吧,某人写了篇小说,讲的是中国21世纪的故事,但在小说中,却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城市马路上跑的是马车,家家户户点着油灯,官员坐着八人大轿,女人都缠着小脚……请问,这难道不是非常荒谬的描写吗?这可以用一句发挥文学想象来解释吗?          所有疑点集中到一起,就能形成证据链          尽管韩寒亲口承认《就这么漂来漂去》中有一段话不是他写的,但仍有些挺韩的人咬紧牙关说:质疑韩寒没有确凿证据!     他们所说的确凿证据,可能是指“人证”,即有人站出来承认他是韩寒的代笔。     而我认为,如果狡辩的话,所谓人证物证,仍不是确凿证据。因为人证、物证也有可能伪造、栽赃。如日本电影《追捕》里杜丘被诬陷为小偷,就有“人证”和“物证”。     在事实基础上,根据当事人的自白,所做的分析、论证、推理。比单纯的所谓“人证”和“物证”更靠谱,更有说服力。     仅有一个或几个疑点,或许可以解释过去;每一个疑点,或许都可以一一狡辩;但数十、上百的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即使能够一一解释,也足以形成法律意义上的证据链!     下面是我在“猫眼看人”论坛一个网友的回帖中看到的案例:     1979年夏天,美国康乃狄克州伯灵敦镇的一个12岁的小女孩失踪,后经警局和全镇居民两昼夜寻找,在树木里发现她被烧焦的尸体。时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昌钰博士受邀参与案件侦破。     李昌钰连夜赶到现场,凭借丰富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在现场已经被部分破坏的情况下,判断女孩是被奸杀后用汽油焚尸。生前有被捆绑的痕迹,被强暴时被人用她的衣服蒙住脸。他提取了已经被烧焦的用来捆绑小女孩的鞋带,并在警察的帮助下在现场不远处找到了一枚用过的火柴和凶手的毛发,后来又找到凶手作案用的小刀。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化验推理和排查。住在小女孩家附近的同学罗纳被锁定了:罗纳有这种稀有的火柴;有这样一把单刃小刀,恰恰小刀又不见了;他家里有长捆鞋带,恰恰他前几天又给人帮忙刷过红油漆;恰恰他又是B型血(那时还不能查DNA);经搜查他汽车后备箱,有遗落红黄蓝三色油漆,而这恰恰又与小女孩脚踏车的颜色相同;更巧的是,他家里也有一个汽油桶。     李昌钰以鉴定专家的身份接受了陪审团的询问,尽管罗纳咬紧牙关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也找不到现场目击者,但最终大陪审团认可罗纳犯案的证据,宣布正式以强奸谋杀罪起诉罗纳。不久,辩方也认为证据无懈可击而认罪。罗纳因为强奸并杀害乔安娜而被判30年的徒刑。     以罗纳案来说,如果逐条辩解的话,每一条都可以解释。     依靠一盒火柴能定罪吗?有火柴的人多的是!     就因罗纳认识小女孩能定罪吗?认识小女孩的人也不少!     仅因罗纳有相同的小刀能认定人就是他杀的吗?有这种小刀的人多的是!     因为是B型血就能确认凶手吗?B型血的人多的是!     仅有长捆鞋带就能确认凶手吗?有长捆鞋带的家庭也不少!     刷过红油漆就是凶手吗?油漆匠经常帮人刷红油漆!     家里有一个汽油桶就是证据吗?家里有个汽油桶并不犯法!     汽车后备箱遗落红黄蓝三色油漆是证据吗?也许这只是巧合!     ……     单凭某一两条,不仅不能成为证据,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的指控。但所有的疑点加起来,就能够形成一条证据链,其可信度并不亚于一个“人证”。     参用数学上的“概率论”来解释,孤城异客网友指出:这么多的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对世人来说,绝对是小概率事件。在侦破刑事案件中广泛采用的指纹、DNA验证法,其准确率也并非百分之百,但其误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韩寒”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以及他一个多月来的博文、他亲口说出的话,就是无法抵赖的证据。方舟子和网友们通过文本分析和推理、论证,发现了大量的破绽和疑点,如此多的疑点集中到韩家父子身上,展现了质疑者不可辨驳的逻辑。所有疑点都集中起来,还不足以形成一条证据链吗?          为挺韩“公知”们说句话          我在猫眼看人论坛看到了好几个帖子,列举了挺韩的“公知”名单及其言论,跟帖则是一片骂声。韩寒说他在《三重门》中挖了一个坑,以看人掉下去为乐。我看,那些不明就里便纷纷出来挺韩的公知们,又何尝不是在主动跳入韩寒挖下的大坑?     人们把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有学术背景、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而在韩寒代笔门中,“公知”仿佛成了贬义词,经常看到网友们在相关帖子的回复中说:看还有哪个“公知母知”来为骗子背书!     在此我想为“公知”们说句话:“公知”们经常就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不可能所有意见都正确,不可能每句话都无可挑剔。偶尔看走了眼,说错了话,并不代表他们所有的文章都错误,更不代表他们的人品有问题。有的“公知”一开始出来挺寒,是想替韩寒打抱不平,但在逐步了解详情之后,便会改变态度。勇于接受批评,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看法,我想这是真正的学者和“公知”应该具备的素质。     记得2009年3月,我曾在一个帖子里批评贺卫方先生的一首小诗不讲格律,贺卫方先生不久就通过我的新浪博客给我发来了纸条,承认自己对格律不太精通,语言诚恳地感谢我的批评,这使我对贺卫方先生肃然起敬。按说贺先生完全可以不予理睬,我也没指望贺先生能够回应,但贺先生的回应,体现的是一种能够接受批评的气度和胸怀,这才是大家风度。     如果韩寒父子当初没有对麦田、方舟子进行污辱和谩骂,而是诚恳地接受批评,如实解释事情原委,我想也不至于激起网民的“倒韩运动”。          质疑韩寒事关社会诚信          代笔之事古已有之,赵翼《廿二史札记》里就有篇谈及东汉时人代笔的《倩代文字》。只要当事人不说谎,读者也不计较。在当代,多人共用一个笔名也很常见,如余秋雨极力否认曾经加盟的文革批判组“石一歌”,就是十一个人共用的笔名。“林达”据说是一对旅美夫妻的共同笔名,署名“林达”的文章,大家都知道这是他们夫妇二人的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如果“韩寒”是父子共用的一个笔名,我看也无可厚非,起码可填补中国文坛的一项空白嘛!     为什么网友们不质疑“林达”等等而偏偏质疑“韩寒”呢?我想,这是事关诚信的问题。梁效也好,石一歌也好,皇甫平也好,林达也好……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事人也没有说谎欺骗读者,只要合作者没有署名权纠纷,勿庸别人说三道四。而“韩寒”就不同了,之所以闹到今天,就在于韩家父子的说辞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给人一种不诚信的强烈信号,进而激发网友们继续质疑的热情。     记得当年打周老虎,网友们的打假热情也是经久不衰。按照鲍鹏山先生在《方舟子“倒韩”:事实和价值》一文中的逻辑,周正龙等人编造发现华南虎,是个善意的谎言,有助于当地的环境保护。让大家有个美好的希望多好啊,为什么要把这个神话打破呢?打破这个神话的价值何在啊?如今大家当然都明白了,揭穿周老虎,就是为了得到真相;就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已经极为稀缺的诚信;就是要告诉骗子:他们眼中的人民“素质”再低,也不会低得所有人会永远被骗子欺骗!如果周老虎这类骗子胜利了,那岂不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哀?     如果仔细阅读署名韩寒的作品,就会发现其前、中、后期的风格迥然不同。其前期《杯中窥人》、《求医》、《书店》、《三重门》等,喜欢掉书袋,文字较古雅简练,显系出自一人手笔;而2005、2006年韩寒博客上的博文,则文理不通,病句连篇,显系一毫无文字功底的“差生”所作,这些博文现已全部删除,但镜像仍在,网友均有复制;后来针砭时弊的博文,则时有机警风趣之言,文字也通顺可读,从不旁征博引掉书袋,与其前期文笔又有不同……看来这里面水很深,写作者靠写作常识已经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了。     大家质疑韩寒,窃以为并没有什么“阴谋论”,不必想得太复杂,大家也只是弄清真相而已。     真善美,必须以真为基础。没有真,善是伪善,美是假美。任何造假行为,哪怕是虚假的“正面典型”,也是对社会诚信的损害。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绝不会放弃对真相的追求!     易中天先生在《我看方韩之争》一文中正告方舟子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道歉只会加分。死硬到底,则可能‘反误了卿卿性命’。”我看用来忠告韩寒及其背后的那些人更合适!用来提醒挺韩的“公知”们,亦无不妥!     (2012年2月21日)          =======================================          注1:     见韩寒2009年10月《纪念母校——致青春预备役》一文:“当年进松江二中非常不容易,好在现在不怕老师了也不怕被开除了,我就可以全部交代,当年是因为我初中的女朋友直接免试被这里录取,我才锁定了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干的坏事非常多,不好好上课(但是我一直在好好学习),假装抽烟喝酒(出了学校以后反而十年没有沾过),半夜爬水管子去三楼的女生寝室——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去,我也是研究了一个星期,这个工程就像《越狱》一样,需要图纸,我这里还有一份当年设计的路线图,可以顺利安全的进入女生寝室,当然,这个计划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要有人给你开房间门的,要不你爬上去干吗干谁?和女朋友分手后,还泡过学姐,追过学妹,中意过老师,后来留级了以后,又认识了同班的女朋友,相处多年。如今可以全部说出,好痛快啊。”          注2:     据网友的检索,《三重门》引用的名著名篇如下:     《三字经》、《走出魔镜的钱钟书》、《李敖快意恩仇录》、《舌华录》、《尚书》、《论语》、《左传》、《红楼梦》、《水浒传》、《四世同堂》、《史记》、《战国策》、《江南的水》、《贺拉斯》、《流浪的人生》、《铁轨边的风》、《教学园地》、《镜花缘》、《佳人》、《美女赋》、《西厢记》、《中国文学史》、《万历野获编》、《永州八记》、《小石潭记》、《孙子兵法》、《说文解字》、《变形记》、《中国作家传》、《广阳杂记》、《康河里的诗灵》、《数字化生存》、《闲情偶寄》、《孟子》、《会通派如是说》、《本·琼森与德拉蒙德的谈话录》、《心理结构及其心灵状态》、《论大卫·休谟的死》、《包法利夫人》、《西游记》、《聊斋志异》、《西学与晚清思想的裂变》、《管锥编》、《出师表》、《从混浊到有序》、《形式逻辑学》、《搜神记》、《长恨歌》、《肉蒲团》、《淮南子》、《羊脂球》……          《三重门》涉及到的名人如下:     鲁迅、列子、曹植、杜甫、老子、钱钟书、吴宓、叶公超、李敖、胡适、韩非子、荀子、庄子、朱光潜、狄德罗、徐志摩、竺道生、柳永、毛泽东、宋玉、韩愈、柳宗元、刘墉、海德格尔、叔本华、孔德、墨子、林徽因、雅典娜、唐寅、曹聚仁、陈寅格、魏尔伦、李煜、尼采、郭沫若、卡夫卡、格里高尔、萨姆沙、墨索里尼、马里内蒂、拿破仑、希特勒、居里夫人、瓦特、爱迪生、张海迪、奥特加、范德萨、苏格拉底、孔子、彭祖、伯玉、柏原崇、江口洋介、董桥、梁实秋、戴望舒、柳亚子、孟德斯鸠、曾国藩、李百川、孔祥熙、慈禧、肖复兴、赫鲁晓夫、栗良平、左拉、莫泊桑、福楼拜、李渔、杜牧、张俊欧、亨利、托尔勒、普里戈金、莎士比亚、江青、罗曼·罗兰、王尔德、苏东坡、杨万里、邵稼轩……    进入专题: 方韩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482.html    

信力健 | 信孚电讯(6.7)——围观的结果

1. 民政部长李立国 4 日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无需挂靠。 2. 温家宝 3 日到 4 日先后来到辽宁本溪、沈阳等地调研,在市场了解物价,称最近几个月猪肉价格较贵,再过几个月就下来了。还考察老工业区,称产业园区非越多越好,而是研发能力越强越好。 3. 日本众议院 4 日宣布,一度被推迟的第 6 次中日议会交流委员会会议将于 6 日在东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将出席交流会议,与日本众院运营委员长川端达夫等议会代表,就福岛核事故的处理以及防灾合作等展开对话。 4. 世界贸易组织( WTO ) 5 日宣布,中国对原材料实施的出口限制违规。《华尔街日报》曾评论说,如果 WTO 裁定中国的出口限制违规,将为美国和欧盟投诉中国稀土材料的出口配额开创先例。 5. 昨日,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相关负责人对个别地方出现的“膨大剂西瓜炸裂事件”作出正式回应,称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毒性和残留量非常低,只要按照批准使用方法使用,不会出现安全事故。 6.

信力健 | 信孚要闻(7.6)——一棵“独苗”连京沪

1. 京沪高铁开通后,旅客最难买到的不是高铁车票,而是 T110 次列车车票。目前上海和北京间运行的 5 对“夕发朝至”的卧铺动车组已全部取消, 2 对 T 车只保留 T110/T109 一对。 T110 就成了上海至北京的“独苗”,车厢拥挤的感觉像春运。 2.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称,近期在某些影院无论看什么电影统一出《建党伟业》的票,然后再通过手改成想看的电影,这样电脑里记录的都是《建党伟业》的票房,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偷票房”! 3. 四川岳池响水小学副校长周全无意中看到一个电视绝技,心中一动从此发奋苦练,长期以来他的脸部经常被拍得红肿、疼痛,牙齿也痛得厉害。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能通过击打脸部奏出《社会主义好》《北京的金山上》《歌唱祖国》等大伙儿耳熟能详的歌曲。 4.4 日上午,驻马店驿城区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内,一名男子在办理业务时,因不满国税局工作人员认识的熟人加塞插队,与国税局工作人员理论时发生争执,被国税局工作人员用剪刀连刺 4 刀,抢救无效死亡。 5. 突尼斯一审法庭 7 月 4 日再次对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进行缺席审判,以非法拥有和吸食毒品罪、非法拥有武器罪和私藏文物罪三项罪名判处本•阿里 15 年零 6 个月有期徒刑,同时对其处以 10.8 万第纳尔( 1 美元约合 1.35 第纳尔)罚款,此前他已因挪用公款罪被判 35 年。 6. 港媒报道,内地富商曾伟涉嫌贿赂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两名高层,于 7 月 3 日被香港法院下令通缉。曾伟专营高档房地产业务,为延展拖欠工行的 22 亿港元及 6,500 万美元贷款 , 向两名工行高层提供葡萄酒、名表、电话及数百万港元贿款。 7.

信力健 | (转载) 毛泽东决定打倒高岗背后

陈云来到毛泽东的会客室向主席反映高岗的问题。毛泽东略感惊异:“高岗?他怎么啦?” “我看他有点不正常。”陈云说,“他主动找到我门上,同我谈对党和国家体制调整的看法。散布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有些话很出格。” 毛泽东一扬眉:“他都说些什么?”“他说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会议,周恩来搞部长会议,由他来搞政治局。谈到究竟是增设总书记好,还是增设副主席好,他说他不赞成设总书记,赞成设副主席。”“对人选他说了什么吗?”“他谈得最多的是人选。对部长会议人选,他主张林彪,说了一大堆推崇林彪的话。他对少奇同志意见特别大,坚决反对少奇当总书记,也反对少奇当党的副主席。他对恩来也不满意。他说主席已经不满意、不信任少奇和恩来了。他说如果实在要设副主席的话,就多设几个,他一个,我一个。”毛泽东惊问:“这是原话?”“一点不错。”陈云说得很肯定,“我当即表示了反对。正是他这个话,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我认为应当向党报告,向主席报告。我怀疑高岗同志不光向我,还向其他同志散布过什么。       至于背后封官许愿,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性质就更严重了。”陈云严肃地建议:“主席,高岗这个情况,我认为得想点办法赶快解决了。”陈云走后,毛泽东吩咐卫士,“告诉叶子龙,让他通知少奇、恩来,请他们马上到我这里来开会。”三人一起落座后,毛泽东神情严肃:“请你们二位来,是想通个气,关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毛泽东接着说:“陈云同志先后向我反映,近来高岗、饶漱石活动厉害。     他俩主要是针对你俩,反对你俩,要把你俩拉下来。”刘少奇闷声闷气地说:“不怕。”毛泽东说:“你不怕,我怕。我胆子小,怕天塌下来,怕党内出现分裂。”周恩来说:“我也怕。”毛泽东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高岗、饶漱石在背后散布你俩的议论,不知传到你们耳朵里没有?”刘少奇说:“多多少少听到那么一点。 像安子文私拟的那个名单,高岗说是我授意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说我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这都是挑拨,没有的事。还说我有 ' 摊摊 ' 。”周恩来插话:“说我有个 ' 圈圈 ' 。”       刘少奇接着说:“财经会议抓住薄一波不放,矛头是对着我的。组织会议大整安子文,矛头更明显,甚至点了我的名。”毛泽东幽默地说:“高无高风,饶不饶人。”周恩来说:“高岗是反对我当总理的,他主张林彪。”毛泽东纠正:“他名义上主张林彪,实际上主张他自己。打倒了你们,到时候林彪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 周恩来忧心忡忡:“主席呀,我们党刚刚胜利,刚刚建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党内团结,带领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果这个时候内部纷争,对我们的事业很不利呀。”“恩来说得对。”毛泽东说,“但解决高岗的问题,正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高岗是在搞非法组织活动,是在搞分裂活动。他的手法,是打着拥护我的幌子,编造我的讲话,说我不满意你们,不信任你们。少奇,恩来呀,我对你们有批评,但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是左膀右臂呀。”       毛泽东想了想:“对高、饶的问题,要解决。办法是先搞点调查研究。我搞,你们也搞。看看他究竟搞了哪些活动,究竟意欲何为。然后再处理。处理的办法,不外乎那么几种。一种,个别谈,认识到了,做个自我批评,写个检讨,重打锣鼓另开张。这样最好。一种,开会批,整风,让他威信扫地,羞于见人,失去市场,促使他痛改前非。再不行,对你不起,老子就只好采取断然措施了。”毛泽东仿佛自言自语:“高岗、饶漱石,两个人重要,还是中央的团结重要?是两个人重要,还是国家的长治久安重要?”刘少奇和周恩来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但谁都没有吭声。 1954 年 2 月 20 日闭幕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高、饶虽未被点名,但问题已公开。 摘自《死亡联盟》   (文章转载自凯迪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信力健 | 华人华侨与黄人黄侨

大型晚会上,主持人长长的开场白的最后,总是要加上海外的华人华侨怎样怎样。却从没听到英人英侨、美人美侨之类的称呼,呜呼哀哉,此称呼乃天朝又一独创矣。 根据通行的定义原则,华人、华侨在法律上有着严格的界限和区分。未加入外籍的移民,包括拿到居住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人,称之为“华侨”,仍保留本国公民身份,仍然受到本国法律及领事管辖和保护;加入外国国籍的移民被称之为“华人”,法律身份已变为外国人,受居住国法律和政府的管辖。 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的面孔,统统都可以用“华”字来称呼,至于是“侨”还是“人”,就另外细分了。于是,当中国人的面孔在世界上有些成就的时候,国内铺天盖地的报道就来了,把这个华裔后代刨根问底地人肉了一番,最后可能得出其曾祖父曾经出生于中国某地,然后偶然一个机遇到了国外落叶生根发芽,一直希望为国争光,直至这个曾孙子在外国出生、学习、成长、拿到成就,壮了国威。云云。 比如近段炙手可热的骆家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被奥巴马正式提名为新一任的驻华大使,这本是美国的家事,只不过,因为骆家辉的祖父是在一百多年前从广东移民过去的,于是,对他的当选,中国的舆论就显得相当激动,甚至说他是“归国游子”。可是诚如骆家辉所言:“我以我的中国血统为自豪,我以我的祖先自豪,以华裔为美国的贡献而自豪。但我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是的,骆家辉是“百分百的美国人”,他代表美国国家利益,随时随地捍卫美国国家利益,是其职责所在、义务所在。他虽然在种族和血缘上是华人,准确说是华裔,但绝对不是中华民族、中国大家庭的成员。中国可以希望他为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贡献,但绝不能指望他“帮中国说话”。 又如历年的诺贝尔奖评选,从来没有中国人拿过这个奖,哦,有过一个,但是领导们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这里我也跳过不谈了。每逢有华人(注意,是华人)拿奖的时候,中国的舆论又会热炒一番,说我们的华人又为国争光了,可是人家的国是中国吗?早就不是了,所以为国争光这样的意淫也就只能在体制内存活一段时期,出去根本就没人买你帐。 当然,对于这些八竿子也打不着边的“中国人”,一时的意淫也是可以被宽容的,因为毕竟无伤大雅,无关生死,我们也就一笑而过。我们只希望在他们取得荣誉的时候收获我们的掌声,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得到我们的援手。并且,当真正与我们骨肉相连的同胞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会得到很好的关心。可是,这一点,却让太多人失望。 最悲痛的例子要数印尼 98 年的屠华事件了吧。那个事件,国人知道的有多少? 98 年国内是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个的消息的,他们强有力的手腕不是用来帮助同胞,而是用来封锁一切消息。当时中国政府只是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一个无关太痒的声明:“中国已注意到印尼局部地区近日出现了一些骚乱,对此表示关注,做为印尼的近邻,中国希望印尼能继续保持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以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别人正在拿刀锯我们同胞的脖子,我们却还要奉劝它要注意和谐! 我们既然口口声声华人、华侨的成绩与荣誉与我们分不开,但是我们自身又对华人和华侨做了些什么呢?当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华侨遭受不公之时,我们是否像共享他们的荣誉那样去分担他们的危机呢?且不提在他们在外国的遭遇,即使我们的华人、华侨回到我们的中华之后,他们遇到的又是什么呢?我有一位好友,全家移民在美国,是位标准的“华人”,因为一些原因,需要在回国期间生孩子,本想着回家生孩子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却被告知需要先开具一系列的证明和签证后才能生,而这些东西的办理无疑费力又耗时,可是大人能等,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不能等啊。无奈致电我希望我能帮上些忙。近日也为此事奔波一番,尚无定论,不免唏嘘。       所以问题就来了,当香港人在大陆遭受困难时,我们看到香港人派专机解围,而同为中国人的我们呢?我们看到华人的成绩,就一个劲儿的往自己身上靠。看到需要帮助的华人,就用一堆的手续来阻挠。究竟我们认同的是成绩,还是所谓的华人? 其实如果是认同成绩的话,不妨这样,我们把华人华侨改成黄人黄侨,只要看到有成绩的黄人,不用考虑他的国籍,不管他是华人也好,韩国人也好,东南亚人也好,日本人也好,统统称为我们的黄人黄侨同胞。这样覆盖面更大,也就会有更多的成绩让我们去靠。如果有人质疑说,那明明是日本人,哪里是什么黄侨,那么我们就告诉它:你 Y 翻开历史看看,他爷爷的爷爷的 N 次方的爷爷是不是被秦始皇派出去找仙丹妙药的?如果又有人说,权利大了,责任也大,如果那个日本人有难,需要我们帮助了,怎么办?这个更好办,告诉他:秦始皇派你出去的,你有困难先找秦始皇盖个章再来吧。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信力健 | (转载)残忍的斯大林时代

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 " 回赠 " 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 帽子 " 。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列宁从来不批评斯大林有什么世界观问题。列宁晚年与斯大林冲突几次(格鲁吉亚事件、外贸垄断权、工农检察院提案等等),一次也没有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批判。为什么列宁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观存在问题?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许不会接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的命运就要改写。答案是列宁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斯大林的世界观不会有问题。最好的例证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 " 政治遗嘱 " 中,五个政治局委员的世界观都被评为 " 非布尔什维克主义 " 、 " 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 " 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这种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惟一批评是 " 太粗暴 " 。我们不妨这样说,斯大林的世界观是受到列宁信任的。       斯大林十六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十八岁开始读《资本论》,二十二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在学马克思主义。 1953 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 " 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 " 〔 1 〕。苏联科学院院士E.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 2 〕。       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的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 " 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 " 〔 3 〕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 1936 ~ 1939 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 " 中年 " 〔 4 〕。但是安度 " 中年 " 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 1952 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 " 克里姆林宫医生案 " 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 1953 年 3 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音乐肖斯塔科维奇说: " 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 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病态多疑要消灭这些盲人的?盲人难道会威胁他什么?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 " 富农 " 庭在极 " 左 " 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 " 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 〔 5 〕       斯大林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 " 政治鉴别 " 工作,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多大的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次代表苏联政府因卡廷森林惨案向波兰人民表示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1990 年 1 月 30 日,前苏联国安全部副主席皮罗日夫在部务会议上称,根据现存档案材料统计: " 从 1930 年到 1953 年,苏联全国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被处以极刑(遭枪杀)。 " 〔 6 〕       斯大林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数字并不高。我国一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清洗,所谓斯大林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内务部留下的档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34 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期间 " 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 " 。他说: " 在 1937 和 1938 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 '' 法庭 '' 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 " 〔 7 〕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 " 牵衣顿足拦道哭 " ?       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在集中营既哭儿子,又哭媳妇。老人还不知道,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被枪决了。斯大林对每一个 " 政敌 " 的家庭都是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 8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 9 〕。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 10 〕。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 11 〕,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 1955 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 " 人民公敌 " 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个〔 12 〕……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每一个 " 前战友 " 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因基洛夫一案列宁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三十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 " 祥林嫂 " ,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么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 " 我在集中营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我到卡拉干达去过两次,仔细查过卷宗,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女儿叫卡金卡,儿子叫谢瓦…… " 〔 13 〕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奸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晓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二十大代表。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 " 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 '' 交代 '' 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 " 〔 14 〕       为了使 " 犯人们 " 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 1935 年想出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气昏过去。苏联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条新法律。该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含十二岁)儿童犯偷窃等罪按成年人条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后来果然有许多起儿童枪毙案)。斯大林的这条法律是为即将开始的大清洗做准备的。他早预计到大逮捕浪潮之后必是儿童乞讨流浪潮,早颁布有关法律,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主要还是想利用小孩胁迫大人。斯大林正确预见到在即将开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 " 犯人 " 决不会轻易就范,有了这条法律(对儿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们对儿孙的疼爱、牵挂之心,对其进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让他们愿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要诬陷谁就诬陷谁。       1936 年至 1938 年,苏联 " 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 " 〔 15 〕。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 " 格伯乌 " (国家政治保卫局)收容了。这些孩子不断向苏共中央写申诉信已经让 " 上面 " 感到很头疼。 " 上面 " 经研究,最后决定将他们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 " 托管 " 。该精神病院隶属 " 格伯乌 " , " 人民公敌 " 的孩子们在这里继续受到各种虐待。这些孩子经常因 " 违反院规 " 而遭到毒打,不少儿童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 " 治疗 " 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 " 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 " 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       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 " 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里上了吊。这孩子已经预见到了他的早亡。 " 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 " 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甚么是苏维埃政权…… " 〔 16 〕拉狄克的侄儿鲍利斯·索贝尔松的个人悲剧仅次于安德列·布哈林。鲍利斯·索贝尔松是个非常纯真的孩子,他在卡申科反复说要相信党和斯大林最终会了解我们的冤情的, " 他提议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详细的 '' 公开信 '' ,另抄一份寄给《少年真理报》编辑部…… " 鲍利斯·索贝尔松在 1957 年获得平反,他收到平反通知书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17 〕。       如果悲剧只限于高级党政干部的家庭,那还不能证明斯大林人性已经变异。沃尔科戈诺夫说: " 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 '' 中间的 '' 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 1929 年到 1933 年间进行的农村 '' 革命 '' (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从 1929 年到 1953 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 " 〔 18 〕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 1932 年至 1933 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斯大林是典型的 " 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 " 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童年时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儿童可塑性最大时期的斯大林生活在无爱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亲 " 不得不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活,勉强养家糊口 " 。斯大林从小尝够社会的势利眼,除了母爱,这个社会没有给过他其他爱。如果他的童年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他的幼小的心也许会多些温暖,冷酷的种子也许在他的心灵扎不下根。可是母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抹去了这种可能性。为了让心爱的 " 索索 " (斯大林小时的爱称) " 能够出人头地 " ,母亲将九岁的他送进了儿童教会学校(寄宿制)。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正教学校是非常愚昧落后的,这种学校与其说是培养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培养对宗教的仇视。死记硬背、体罚、禁止读课外书(包括所有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动不动关禁闭……东正教没有经历 *** 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是俄国的不幸(东正教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 " 精神更新 " )。因此, " 索索 " 在教会学校没有学到对世人的悲悯,却学到了更多对世界的恨……一颗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长。       投身革命运动本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与他们耳濡目染,心灵自会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 " 俄国革命的圣经 " 。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中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据俄苏问题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极力主张重印《革命者教义问答》。不知为何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使得苏联自建立至解体始终没有重版过《革命者教义问答》。大概现在除了克里姆林宫档案库外,全世界没留下几本《革命者教义问答》。不过它有一些零星观点或片断语言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中(笔者早年见到,惜乎没有做笔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各有摘录,我们试用概括的方式将这些内容综述如下:〔 19 〕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与马、恩后来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动家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涅恰耶夫也获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 " 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 " 。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 20 〕。伯林甚至认为涅恰耶夫与另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 " 都成为列宁的先驱 " 〔 21 〕。       涅恰耶夫的名声最早是在青年中传播开来。 1871 年,涅恰耶夫因凶杀案(指挥杀害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受审。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 " 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 " 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们与他一起高呼口号。中学生查苏利奇(即十多年后马克思写信给她的那个查苏利奇)为了寻找自己的 " 一盏明灯 " 关在何处,曾与涅恰耶夫的妹妹(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个要塞的窗口。这个近乎天方夜潭的举动居然获得了结果,一天涅恰耶夫将一张写有 " 我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 的字条从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苏利奇拾到。涅恰耶夫关在何处的消息传开后,使得青年学生们纷纷来到要塞前瞻仰 " 涅恰耶夫之窗 " ,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要塞去。因为涅恰耶夫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坐牢的十年间,狱卒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传递密信,仿佛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换了多少批都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边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学涅恰耶夫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组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是 " 黑暗旗帜 " , " 涅恰耶夫世纪 " 俄罗斯将笼罩 " 无边的苦难 " 。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是 " 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 " 。列宁认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不公平,以致 " 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 " 〔 22 〕。       三个人都在评述涅恰耶夫,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革命家。他们之中谁的思想更深刻?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学家的思想最深刻!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 " 革命 " 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对后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文章转载自凯迪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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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转载)吴敏: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桎梏

邓小平在 1941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中共党内“以党治国”的遗毒,尖锐地批评说: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1] 非常遗憾的是, 70 年后的今天,邓小平当年批评的“党权高于一切”的“蠢笨”现象,不仅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很严重地存在着,而且还被执政者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并一再宣示要坚持和加强。这种观念和体制,是束缚中国现代化脚步的最主要的桎梏。   “党权高于一切”的理论渊源是列宁的“以党治国”思想,体制基础是斯大林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模式。对这种思想和体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曾进行过尖锐地批评。她指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都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只是由党的领导人对社会进行着指挥和统治,不时将一些被挑选出来的臣服者召集来开会,聆听领导人的讲话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式的统治,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和体制在战争年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严重弊端就日益显著地暴露出来了。首先,它不仅使党国家化了,还以党的名义使国家机器愈益扩张和强化,致使国家机器脱离社会的本质很难控制,大大增加了“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其次,它虚化了宪法和国家政权体系,使得宪法和法律难以遵行,国家政权体系难以正常、有效地运行。再次,它以大量繁重琐碎的日常行政事务冲淡了党组织的应有职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造成了普遍的“党不管党”现象,致使越来越多党员的政治信念日益被私利追求所取代,越来越多党的干部日益堕入腐败深渊,致使党在人民群众心目的威信和形象越来越遭到严重损害。 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要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桎梏,比较可行的切入点是:对各级党委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现行方式进行根本改革。 长期以来,各级党委对人大一直是一种直接性、行政性的领导方式,即党委在人大常委会设置派出机构 ( 党组 ) 作为其领导核心,实际掌握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权、决定权。人大及其常委会凡有重大活动和重要事项,都要通过其党组向党委请示汇报,由党委作出相关指示,然后再由党组贯彻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活动和工作中去。也就是说,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切活动和工作,都要遵照党委的决定和指示来进行。这种领导方式,实际上是将人大及其常委会当成了党委的下级执行机关,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典型表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0 年,刘少奇就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 [2] 现在,距离刘少奇说这段话的时间已经过去 70 多年了,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 60 多年了,从根本上改革党委对人大“包办”式的领导方式,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怎样改革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方式呢 ?   ( 一 ) 还选举权于选民,使人大代表真正按照法律的规定和选民的意愿由选民选举产生。要根本改革现行的实际上是由党委确定人大代表,所谓选民的直接和间接选举很大程度上是“走过场”的做法,真正按照人大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规定,由选民独立自主地直接和间接地选举人大代表,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同选民和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完全平等,不能享受特殊待遇,都要由选民和代表以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他们是否当选。为了使选民和代表对各主体推荐的候选人都能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实行竞选制,把通过选举决定人大代表的权力交给选民。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党委不能仅仅致力于争取自己所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还要支持选民和代表依法联名推荐候选人,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地依法进行。县、市人大代表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必须遵从自己所代表选民的意愿和意志,否则选民可以随时将其罢免和撤换。要完善法律法规,确保选民对人大代表的有效监督。   ( 二 ) 还选举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按照宪法的规定成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组成人员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重大事项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和决定,政府、法院、检察院组成人员的全部活动和工作都要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不称职者随时撤换和罢免。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权力实际上是由党委掌握着,人大及其常委会徒有其名,只不过是在党委已经作出决定之后履行一下“法律程序”而已。为了根本改革这个状况,全国各级行政区域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心”,必须从党委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转移,将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权、决定权和监督权,像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人大及其常委会,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本行政区域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党委所推荐的人选、所提出的建议,仅仅是一种意向、参考和备选方案,它同其他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所推荐的人选、所提出的建议完全平等,没有什么优越地位和特殊待遇,都要由人大依照法律程序来选择。党委如果采用某种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大,那就是违法的,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机制提出诉讼,予以制止、纠正和必要的惩处。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当然还要坚持,不过,这种领导的根本目的只能是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宪法、组织法的规定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开展活动 ; 这种领导的本质内容,只能是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工作中去 ; 这种领导的实现方式,只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中的党组织和党员,通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积极工作。这表明,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决不意味着党委具有高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和权威,决不意味着党委可以强制人大服从自己的意志。   ( 三 ) 改变党委派驻党组作为人大常委会“领导核心”、“权力中心”的做法,使人大常委会真正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独立自主地行使法定职权。现在,党委派驻人大常委会的党组,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和“权力中心”,是党委直接性、行政性地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具体执行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切重要活动和重大事项,都需要由党组作出决定并向党委请示汇报获得批准。党组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使得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仅仅成了按照法律程序通过党委及其派驻党组所作决定的一种工具和形式。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根本改变党委派驻党组作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核心”、“权力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一种违法现象。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独立自主地行使法定职权时,一是要遵照选民的意愿,二是要遵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是达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就是体现了人民性和党性的有机统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代表和委员大都是中共党员,不是中共党员的委员和代表也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活动中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党委及其派驻党组只要起到支持、保证和监督作用就行了,不需要越俎代庖。而且,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是由党委及其党组“垄断”的“专利”,他们所作的决定有时也会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在实践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党委及其党组所作的决定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时候,还强行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执行这个决定,这岂不是反而违背了党的领导这项基本原则吗 ?   ( 四 ) 缩减党委向人大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重要干部人选,缩减党委向人大提交的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将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领导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监督和保证其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现在,凡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的国家政权机关组成人员,都要由党委来推荐,而这种“推荐”实际上就是“任命决定”,这不仅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和决定成了一种徒有其名的形式和过场,也使得法律赋予行政首长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其他组成人员的提名权成了一纸空文,导致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严重弊端。因此,根本改革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方式,还必须大力缩减党委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重要干部人选。这就是说,党委只向人大推荐政府行政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 ( 而且,这种推荐或者是差额推荐,或者是同其他主体推荐的人选形成差额选举,不能变成实际上的“任命决定” ) 。至于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其他组成人员,应该名副其实地由政府行政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来“提名”,让他们“组阁”。在这方面,党委的任务只是负责监督,保证他们的“提名”和“组阁”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就行了。另外,关于制定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规划和安排其他重要事项,也应该由法定主体即有关国家政权机关真正承担起责任来,由他们组织起草和制定预选方案,不需要什么事情都由党委提出“建议”,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要求党委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党委只要监督和保障最终确定的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规划和重要事项安排,能够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有效地坚持和体现了党的领导。 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 ( 邓小平语 ) ,共产党领导的“本质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 胡耀邦语 ) 。而“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和体制,无疑是对党的性质、对党的领导本质内容的严重侵害和反动,其实践结果只能是孳生和孵化出一个打着共产党旗号、埋葬共产党事业的特权集团。能否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沉重桎梏,不仅直接关系到共产党能否摆脱蜕化变质的危险性,也将直接决定 21 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11 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2]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6-177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信力健 | 信孚电讯(7.5)——执政党不该有“救星思维”

1. 叶铭葆《执政党不该有“救星思维”》:执政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工作做好了,是应尽的职责,人民不必感恩戴德。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有权批评,党和政府应当认真听取并加以改正,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作为执政党,收了人民的信任,又收了人民的税款,理当为人民办事,没有资格以“救星”自居。 2. 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昨日低调访问了蒲甘,在蒲甘她受到热烈欢迎,这是自 2003 年以来她首次离开仰光。缅甸当局现允许 66 岁的昂山素季到访缅甸的任何地方,但警告如果她在外出时号召民众的政治支持,可能会引发“混乱和骚动”。 3. 重庆陈女士爆料称,她无意中保存的两个月饼竟然三年不霉变。两月饼塑封完好,其中一个的生产日期写着 2008 年 9 月 2 日,保质期 50 天。厂家回应称月饼使用了防腐剂但没超标,不腐烂的原因他们也不清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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