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

辽宁，中国——4月19日晚，辽宁发布对马三家劳教所相关报道的调查结果，称文中报道不实，表示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多年来始终坚持党的劳教工作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将LENS的报道定性为法轮功的“抹黑”。 LENS杂志刊登了2万字的长文以及大量照片，展现了数位女性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遭遇的残酷对待，包括大量劳动，遭受酷刑、殴打，违规劳教、关禁闭等等令人震惊的情况，事件引起了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辽宁表示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调查。不过另一方面，转载文章的网站纷纷被删帖，讨论此事的微博遭到删除，文章作者袁凌称，文中提到的劳教人员表示，受到了自称调查组男子的威胁，事发后数日内也没有调查组前来了解情况。还有消息称，辽宁省此次实为调查马三家劳教所的内部情况如何泄露。 19日晚辽宁省公布调查结果称，文中所谓体罚、虐待劳教人员问题，均为不实之词。文中提及的原被劳教人员陆某、梅某、盖某和赵某等4人被“上大挂”和赵某被“坐老虎凳”系恶意捏造和无中生有。真实情况是，上述人员入所后，拒不服从管理教育，扰闹场所秩序，屡次违反劳教场所规定，干警对其采取了完全正常的管束措施，却被诬蔑为“上大挂、坐老虎凳”。调查组实地查看了所谓的“死人床”并进行了拍照。据调查，该所现有两张医用护理床，属医护必备设施。原被劳教人员朱某、盖某、赵某在教期间，曾以绝食方式抗拒教育改造，在干警和医护人员耐心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为确保其生命安全，不得已在强制进食时使用了医用护理床，根本不存在“绑死人床”的问题。 文中所谓“刘某怀孕仍被收容”问题系凭空捏造。经调查，刘某现年49岁，入所后自认为怀孕，并称预产期为今年5月4日，但无怀孕迹象。经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彩超检查、尿检化验，检查结果是并未怀孕。所谓被关“小号”问题系恶意中伤。经调查，对文中所涉违纪劳教人员采取禁闭措施，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现有禁闭室符合部颁标准。对王某、盖某、高某、李某和朱某等5名劳教人员被“违规”收教问题的调查表明，上述5人入所时法律文书齐全，体检结果符合《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中规定的收教条件。此外，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在保障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包括伙食标准、医疗标准、劳动时间和适当付予劳动报酬等多方面，均达到司法部规定，不存在违规问题。 辽宁省表示，上述调查结果通过实地现场勘查，查阅有关档案卷宗73本，调查干警116人、207人次，劳教人员55人、146人次和14名解教人员，提取证言证词、图片及声像资料663份得出。辽宁省表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多年来教育转化了一大批法轮功人员，认为此事是法轮功的“抹黑”，同时批评《走出马三家》一文严重失实，包括“大量使用境外法轮功媒体恶意攻击的用语；采访中未能坚持全面客观、公正和真实性原则，仅片面采用某些当事人的不实陈述，不顾事实真相，不讲社会责任”。 由于辽宁方面对文章做出了上述定性，对比《经济观察报》、南都周刊等媒体报道敏感话题后的类似情况，上级主管部门可能会对发表此文的财讯传媒集团、LENS杂志和文章作者做出一定处理。FMN

该报道刊发后，因《大公报》香港党媒的特殊身份，很快在网上被迅速传播、讨论，许多评论员开始撰文大赞习的亲民形象，官方新华社也跟进证实，下午2点左右，新华社的一个官方微博帐号发布记者李志勇的采访，称已向北京市交通局求证，并获证实此事为真。 正当网友们还在议论，为何北京市交通局能掌握习近平一个多月前打车的行踪，并迅速回应，此事忽然峰回路转，围观者“大跌眼镜”。 下午五点左右，新华社忽然宣布，《大公报》这一消息是“假新闻”，很快，《大公报》此后也发出道歉声明，自承有误，该声明说，“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出现如此重大虚假消息，是极不应该的。将以此为鉴，用准确严谨的新闻报道回馈公众。” 与此同时，议论此事的微博、网络文章纷纷被删除，事件的奇诡走向，令民间舆论议论纷纷。本台记者试图联系《大公报》驻京记者，被告知多人被约谈，压力极大，目前无法对外界回应此事。 习近平“打车”假新闻在该报道昨天上午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论者质疑其可靠性，原因是报道发生的事情发生在50多天前，当时正值“两会”前夕，习近平还未正式接任国家主席，是否有时间上街“微服私访”很成问题。 更重要的是，该报道虽然有的士司机郭立新的照片，车辆，甚至神秘人士的“一帆风顺”的题词的照片，但全文唯一的信源是郭立新，显然过于单薄。而郭对自称是习的神秘人士在的士的议论记忆犹新，似乎也有些不合常理，从报道文本上看，《大公报》记者并未尝试联系中共中央办公厅等部门求证此事。 但至少在昨天上午，绝大多数公众仍然相信这一报道的准确性，原因当然是大公报的“香港党媒”的属性，以大公报这类海外党媒“出口转内销”，也相当符合以中共过往的外宣常规。 上午9点多，《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就说，“希望有笔迹专家鉴定一下，那一帆风顺是习的手笔吗？大公报这篇报道是单一信源，大家却都相信，其中值得玩味的东西很多。” 此外，这篇报道的两名作者王文韬、马浩亮,也是《大公报》的资深人士，王文韬是大公报北京分社社长，此前曾是新华社北京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马浩亮则是大公报副主笔兼北京分社副总编辑、《北京观察》专栏主要撰稿人。 而新华社下午的跟进证实，更增加了这组报道的可信度。发稿的新华社李志勇，本是新华社负责北京交通口报道的资深记者。 当昨天下午5点，新华社发稿，不但否定了自己此前对该报道的求证，并且斩钉截铁地说“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而当时，北京市交通局的微博也发布声明，声从未对外证实习的打车行程。 或者是中国网络舆论特有的质疑官方的习性作祟，许多媒体人纷纷猜疑，背后故事并不简单，可能已被遮蔽。 本台记者从某位熟悉这次报道的内部人士处得知，大公报该报报道的确获得了高层的授意与首肯，但该采访因为是间接采访，其实并不能证明3月1日，在鼓楼西大街打车的的确是习进平本人。 该报道存在的瑕疵，本可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求证，《大公报》其实也并非不存在这一渠道。或者如有媒体人建议的，可邀请独立专家，对“一帆风顺”题词与习此前在公开场合的题词做笔迹鉴定，甚至向钓鱼台大酒店的服务员等求证等手段来补强，或者是在行文中有所谦抑，不要下斩钉截铁式的定论。 但所以两名《大公报》的资深记者并未如此操作，原因可能是，此稿获得了高层的首肯和授意，属于“放风”，因此，他们并未按常规新闻操作以降低风险。 从昨天上午该稿件在网络上的迅速转载传播，以及下午新华社的迅速跟进“证实”看，《大公报》此稿正按照宣传系统原本拟定的“剧本”正在演出，传播“正能量”，但随之而来的最高层否定声音，则使《大公报》处于尴尬的失语状态。 有《大公报》内部人士对本台透露，昨天下午，该报驻京多位高层被约谈，并且严令该报员工不得接受外界采访，不得透露上述稿件的操作过程。对《大公报》该稿件的出台流程，目前可以确认的是，的确有这一采访，的确有这一授意，这一授意更大的可能是来自宣传系统。 但从技术分析上看，有两种可能，首先是，习并未有此行程，采访系宣传系统安排，习得知后叫停。另一种可能是，习的确有打车的这次安排，但文章出来后，各种负面反响下，高层下令紧急叫停。 从新闻操作来看，3月1日，习是不是真从鼓楼打车去了钓鱼台酒店，除非习亲身说明，或者其发言人有所表态，否则在目前的环境下，已经无法查证了。 就一般政治得失分析，虽然政治家并不以说谎作为完全的禁忌，但习大可不必为此小事蒙上不道德的谎言阴影，因此，他实际上没有这次行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资深媒体人杨海鹏回忆起了5年前，胡锦涛收到据称是“235名美国中学生”来信的典故，在杨海鹏看来，文宣系统习惯制造“典型模范”，操纵甚至捏造新闻事件，以此邀得高层欢心，而高层往往习焉不察，半推半就。 因此，这次假新闻事件，很大可能，是习与中共文宣体制的一次碰撞与裂痕。而《大公报》作为此次操作的执行者，虽然被指为“假新闻”，他们也被严令不得做任何的辩解，但实际上最大的责任者并不在他们，因此，相信他们不会受到太严厉的处分。 如罗昌平在微博上评论所指，近观习李新向，“文宣双轨制”似乎渐行渐明，即“受分工限制不动既有文宣系统，改以新媒体平台传递亲民形象”。他认为，这类似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增量促存量，体制外突破。 就最近的宣传导向看，习在多个场合谈“中国梦”，就框架来看，中国梦虽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轴，但并不排斥个人自由，宪政转型等，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但宣传系统随后的解读，则将其局限在民族主义，政府主导，并说要写入教科书，入脑入心，引起民间舆论的失望和反弹。 因此，在罗昌平看来，“文宣双轨制”行不通，不仅民意负重和新媒难驭，僵化呆板的传统文宣如同八方潜伏的冰山，任何改良向善的举措均有触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