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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

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的确,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以言报国”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说时说,“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每册连封面10页,约4500字,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1,随宫门钞免费赠阅,还要给人送酬金。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参与办报,是他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一起随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个多月。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总撰述,他前后主持笔政一年多。《时务报》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页,约3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2《时务报》一纸风行,不胫而走,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务报》共出了69期,据统计,《论说》栏发表政论112篇、《时务报馆文编》栏发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启超一个人就写了60篇,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3这段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澳门《知新报》,遥领撰述之职。1897年10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同时积极支持《湘学报》和《湘报》,为两报写稿。这些报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维新变法思潮,对于推动戊戌变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梁启超报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是他“以言报国”理想的最初尝试。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12月27日),在冯镜如等华侨的支持下,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每期40页,比《时务报》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批评政府,介绍新知。梁启超连续发表《爱国论》、《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及《少年中国说》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并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至今流行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用名词都是他在《清议报》最先创用的。其时百日维新刚刚遭到血腥镇压,梁启超流亡海外,惊魂未定,心中的痛恨可想而知。梁启超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清廷虽然严禁《清议报》入口,但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偷运回国发行,到第十三期,发行量就达到4000多份,还发行到世界各地。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满100期,他发表长文概括《清议报》四大特色: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不料第二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报馆,出版了整三年的《清议报》因而停刊。由于其他活动,梁启超实际主持《清议报》只有一年半(1900年4月,他在檀香山办《新中国报》,任主笔,8月离开),但他在《清议报》发表过30多篇政论、几部专著和大量诗文。郭沫若回忆:“《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梁启超时代”《清议报》停刊不到一个半月,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办起了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六股中他个人居其二。创刊号宣布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4《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新民丛报》最初发行2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谓盛极一时。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提出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关于监督政府,他说:1.政府为什么需要监督?“政府者,受公众委托而办理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予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所以需要监督。2.谁来监督?“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3.报纸为什么能监督政府?“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4.报纸怎样监督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这是监督的态度。“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当监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必摭献替于小节一二事。”这是监督的方法。关于国民向导,他认为国民“最乏普通知识”,“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所以需要普及德育、智育。向导国民无非三个途径:学校、报纸、著书。“学校者,筑知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纸是“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可以“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客观报道“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以主观也。”这是指报刊评论,评论虽然主观,但它是公开的,哪怕偏激,必然有其他人提出相对的看法,又会有人折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一百多年前,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最初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论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个质的飞跃,是梁启超报业思想成熟的标志。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提倡客观报道、注重新闻评论,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光彩夺目的“梁启超时代”。从1899到1907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学说,在梁启超的灵魂深处扎了根。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他在《清议报》批评清廷的腐败、黑暗,在《新民丛报》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新民说》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笔、振聋发聩的言论开一代风气,影响了一个时代,倾倒了无数青年,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同一时期,他还创办了我国最早刊载新体小说的《新小说》月刊,提出了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著名观点,发表了他自己用对话体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后停刊。1903年2月,梁启超到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够共和国公民资格,实行共和“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从此,他不再倡言种族革命,专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围绕这些问题,从1905年开始,他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展开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论战。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为报告:“东京自去年《新民丛报》与《民报》剧战,大获全胜。留学界中言论大变后,《中国新报》(杨度所主持)、《大同报》(满人所主持)、《牖报》(山西人李君主持)、《云南》杂志诸报,皆与《新民丛报》表同情,故革命党之势顿衰,孙文又被逐,《民报》记者又不和,政闻社遂乘时而起。”5但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92期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中则远没有这么乐观6。1907年8月,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的《新民丛报》停刊,但其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黄遵宪评价他的学说政论“所向无前”,“震惊一世”,“力可谓雄,效可谓速”。梁的学生吴其昌将他的文章与同时代的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进行了比较之后说:“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我以为并不过分。他独创的“新民文体”和他的文章本身,无论当时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那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少年,激励他们去建设少年中国。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王芸生、邹韬奋……,20世纪历史上许多绕不过去的人物都曾吮吸过他的乳汁。毛泽东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邹韬奋说在南洋公学时把《新民丛报》“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新民文体”的极大感染力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说:“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王芸生说:“我读《新民丛报》,正在十年以后,也在这份报的合订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识”,“很受他的文章的启迪”。7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两个杂志是梁启超主笔的。从1896年执《时务报》笔政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的十年间,梁启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他引进、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及“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观点,甚至连后来报刊常用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进步”、“义务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词也都是并不精通外语的他一手贡献给本民族的。“文明之母”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8他认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迟缓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所以,他一直致力于争取“三大自由”,并为之耗尽了心血。《新民丛报》之后不过三个月(1907年11月),他即创办《政论》杂志,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奋斗目标,第一期在东京出版,接着随政闻社迁到上海。1908年3月,政闻社被查禁,《政论》停刊,共出了7期。1910年2月20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每期100多页,“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发表了大量介绍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方案。1910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风报》半数以上稿件出自他的手笔(笔名“沧江”),每期稿件都是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办的最后一个刊物,共出版53期,到1911年10月停刊时,武昌起义的风暴已迫在眉睫。1904年,梁启超曾化名潜回上海,与狄楚青等具体筹划创办《时报》,名称、发刊词和体例都是他撰定的,初期一些论说也由他从日本寄回。《时报》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大型日报,大胆革新报纸版式,我国报纸确立每日一大张、分四版的版式就是由《时报》开始的,并逐渐被读者所接受,被各报所仿效,最终在新闻界确立,报纸、杂志才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约占当时保皇会所得捐款1/8,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1910年7月,梁启超的门生、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梁积极帮助制定方针、筹款、撰稿,“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并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国不久,即在天津创办以政论为主的《庸言》半月刊,他自称“对于国内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该刊是“独立发表意见”,既批评袁世凯政府,也批评国民党,以超党派自居,借在野之身“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由于他的声望,《庸言》一创刊就发行万份,风行一时,发行量最高达1.5万份。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最早提出“言论独立”的主张:“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这些对以后的报纸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梁启超为总撰述。袁世凯称帝前夕,袁克定说:“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9不料,8月20日,梁启超在《大中华》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申报》等大报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全国。事先,袁世凯以20万元为条件,要他不发表这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绝。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都与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关系密切,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晨报》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是当时享誉全国的著名副刊。1919年9月1日创刊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目的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参与主编,并改名《改造》。他执笔写了发刊词,还发表过15篇有关政治、历史、文化的论文,直到1922年9月停刊。在这之后,梁启超再也没有办过报刊,他晚年的学术文章和其他诗文主要发表在《京报》、《晨报》、《申报》和《东方杂志》。从1895年涉足报界,到1922年,梁启超的报业生涯长达27年,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就有11种,积极支持和暗中指挥的有6种,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罕见的。他对报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造了独特的报刊“新文体”——被誉为“新民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观》一书中自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他开辟短评和时评,打破冗长、空洞的论说独占报刊评论版面的局面,创造出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开门见山的短评这一新型的报刊体裁。《新民丛报》专门设立了《国闻短评》专栏,各报纷纷仿效。他规划的《时报》也以时评见长。他首创报刊杂文体,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过不少犀利的杂文;他最早在《新民丛报》刊用铜版新闻照片;他将小说引进报刊,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设立小说栏目,而且创办《新小说》,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身体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他为推动“文明之母”做出的这些努力将永远记在中国新闻史上。1925年,这位当年的“舆论权威”为戈公振译的《新闻学撮要》作序,称新闻事业是高尚的事业,报纸的目的是服务公众,“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人进入报界之后,“勿因现状之未善而灰心于此界”。为新闻界“立法”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篇新闻学论文,首揭衡量报刊“良否”的四条著名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他的四条办报准则:“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对以牟利、媚权贵、悦市人为宗旨,主张“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导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气、新国民。同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1903年,他去美国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适合中国的结论;1919年,他去欧洲考察,又得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结论。“三曰材料富而当”。强调报刊内容要丰富,编辑要得当,使读者能“阅一字得一字之益”。“四曰报事确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闻要准确真实,报道要迅速及时,对报纸的真实性、时效性原则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他同时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10坦言《清议报》还够不上“一国之报”。1904年6月12日,他在《时报》发刊词中指出:“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11在《〈时报〉发刊例》中,他制定了报刊评论和新闻的写作准则。论说的准则有四条:以公为主(“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而是因为挟党见论国事,就会有失公允)、以要为主(必一国一群大问题)、以周为主(凡关于一国一群大问题,为国民所关注的),以适为主(适合“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12记事分别是以“博、速、确、直、正”为主,提出了新闻要广泛、及时,在社论外另设“简短隽利”的短评,以“忠实报闻,无所隐讳”、不登“风闻影响之事”、摒绝“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等为准则。13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报界还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说他的这些观点“无异于在替当时的新闻界立法”14。他很早就留意研究舆论问题,认为报刊对健全舆论的形成负有很大责任。“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1901年,他曾发表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1910年,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两文中指出:舆论必须是多数人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它的形成必须是“至当之事理而适合于时势者”,否则无论怎样鼓吹也形不成舆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势力,一旦形成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梁启超称之为“社会制裁之力”。健全的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具有统一性、继续性,报纸是造成健全舆论最有力的机关。要造成一国健全的舆论,他认为要靠多数报纸都能守“五本”、修“八德”:“五本”是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缺一不可。持论要从常识理性出发,不计私人利害,真诚为国家利益考虑,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不讳,不能在强暴面前噤若寒蝉,更不能“依草附木,变其主张以迎合之”。本着公心,不以自己的好恶判断是非,不“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也不能“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不是“拨之以感情”,而要“导之以真理”。也就是强调言论的独立性、客观性。“八德”是他一贯提倡的“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的体现,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坚持不懈)、见大、主一(始终一贯)、旁通、下逮(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报人要恪守“五本”、“八德”,自爱自重,导人先导己,“新民”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启蒙者的自我启蒙。1921年12月10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中说:“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他还说:“吾侪又确信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15这些话是对他大半生“以言报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对中国独立报纸的期待,是为新闻界“立法”。他提出立言的宗旨是启迪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最后养成共和法治国民的资格。1912年,他在结束流亡回国的欢迎会上说:“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这不仅是梁启超献身报业27年的初衷,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不断地呼唤“新民”,他的报业生涯始终贯穿着“新民”理想,所以他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写下了传世的《新民说》,直到五四运动后,他还大力倡导国民运动,热切期盼着古老民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他通过报刊、言论影响社会,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无法回避的“梁启超时代”,他的名字见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注释】14《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24、2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2《创办〈时务报〉原委》,1898年8月11日《知新报》66册,转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810111213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20、37~38、45、132、132、132~133、169、170页。5《康有为与保皇会》,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6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3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7王芸生:《梁启超的时评》,原载《新闻战线》,1960(1)。9陶菊隐:《政海轶闻》,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4孙文铄:《梁启超》,原载《新闻界人物·六》,13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2009-06-19

爱思想|傅国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回望戊戌变法110年

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这张照片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的。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卤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的一夫一妻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研究的思想罢了。我曾说,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会发芽的。在百日维新之后,他实际上已成了个拉倒车的。相比之下,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的贡献要在他之上。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天花乱坠,比如所谓衣带诏是他伪造的,比如所谓一千三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也与事实多有出入,当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一1888年,康有为30岁,一介书生,没有官爵,连举人的身份都还没有,按照清王朝的制度,他根本没有给皇帝上书的资格,也没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他却写下了一生中第一份上光绪帝书,当然他的上书根本就到不了光绪的手中,这一年光绪帝虚岁只有十八,还没有亲政(一年后大婚才亲政)。此后在1895年,康有为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光绪上书,从1888年到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的那年6月,他已经给皇帝四次上书。这些上书无一能上达天听(康有为本人的说法,第三封上书皇帝看到了,而且很感动。)要是一般人肯定放弃了,坚持8年不容易,8年中他完成了科举的几个台阶,先是成了举人,再是甲午战争那年中了进士。到1898年1月,他又连续三次上书,年轻的光绪帝终于看到了他的变法主张,并大为感动,要见他。从1895年到1898年之间,民族危机的压力日甚一日,和他一样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还有大量青年读书人,包括谭嗣同、陈三立等“翩翩浊世佳公子”,甚至一些体制内功成名就的官僚也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挽救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鼎立支持他走上这条风云之路的是他在广州万木草堂的门生弟子,才华卓越、少年中举的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从1895年四次上书不成以后,康有为有将近三年没有上书。这几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他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发展到上海等地,参加或支持这个强学会的人有不少还是朝廷命官,比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刑部郎中沈曾植、内阁中书(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等人,还有一个当时赋闲的温处道袁世凯。也是1895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办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每期发行3000份,随朝廷的邸报免费赠送给各级官员,开启管制。1896年,他令弟子梁启超等人和汪康年等人合作在上海创办了非常有影响的刊物《时务报》。1897年,又在澳门办了一张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知新报》,以他弟弟、后来被杀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是总理,主笔的都是康门弟子。理论上、组织上、舆论上,这一切都为他在戊戌年的出场提供了前提。二1897年,因为德国要强占山东半岛胶州湾,各国列强纷纷提出新的要求,英国要强租威海卫为军港、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强租广州湾为军港,还要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屿、大鹏、深圳二湾,租期99年,美国也要了粤汉铁路的路权。由此引发新一波的民族危机。呼吁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1898年1月写的,其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他说这三策,能做到上策,国家可以走上富强之路,能做到中策,则还可以勉强维持,能做到下策,则国家不至于全完蛋。请皇帝选择。至于他自己会不会因言获罪,已经顾不得了。这封上书中有一番很沉痛的话:“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最后还有一句话,康有为说自己不忍心看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上吊的一幕重演。这次上书也没能及时到达皇帝手中,但后来终于转达上去,那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据说很是打动了年轻的光绪帝。光绪提出要召见康有为,因为康只是六品,按大清惯例4品以上才能召见,所以被王公大臣劝阻了。皇帝只好派大臣王公1月24日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又命他们转呈康有为写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等文章或书,前一本是讲日本明治维新的,后一本是讲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变革的。康有为继续写他的折子,第六次上书是1月29日写的,这个折子全名是《应诏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变法纲领,其中最急的是三条: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第二、一定舆论,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则下情咸通……。第三,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皇上每日亲临……第一条的意思是,宣布变法,第二条很具体了,就是在午门设立专门的上书处,每天轮流派两个御史去值班,允许天下读书人、老百姓上书言事,下情可以迅速上达。第三条制度局是制度创新,他说可以仿造清廷早年几个皇帝设南书房、军机处的先例,但是他设想的制度局明显是近代的产物,他自己有具体的构思,要在制度局下面设立12个局,包括: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等。这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行政机构的规模设置,其中度支局就是财政局的意思,游历局是管理全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学等团体的,类似民政的部分功能。其中制度局是要害,如果设立起来,实际上就架空了原有的军机处和六部,这在当时是个极为大胆的建议。这个上书到光绪帝手里,据说皇帝“非常满意”。三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著名的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此前几天,康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起草的两份折子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人已付出长期的努力,1895年准备参与他起草的那份“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1895年5月2日这一天就有十五起呼吁变法的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的人们,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自身的决断非常重要,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我们更不能忽略下达这道关键的《定国是诏》前,光绪帝到颐和园请示过慈禧太后,得到许可。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了一道有名的折子《密保维新人才折》,保举五个人:康有为(工部主事)、张元济(刑部主事)、黄遵宪(时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的儿子、江苏候补知府)、梁启超(广东举人)。折子希望皇帝能重用他们。有人考证这个折子是康有为自己代拟的,不过这一点并不太重要。光绪帝当天就朱批:“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这次他再也不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了,毕竟变法已启动。四月二十八日是农历,就是公历6月16日,也就是要在三天后召见康、张,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谭进京,安排梁在各国总理衙门查看。6月15日,他们俩还和开缺回原籍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一起吃晚饭。根据翁同龢日记,早在5月26日光绪帝就向他索要康有为的“所进书”,翁的回答是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说“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孔子改制考》才知道。其实康有为和翁不仅认识,有交往,而且康为了取悦翁,获得他的支持,专门在一本书法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肉麻地吹捧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翁身为清朝重臣、帝王之师,不贪财,但好名,康有为的马屁拍得到位,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帮助康有为,而且说了康有为的坏话,耐人寻味。6月16日,康有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也是唯一的一次。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足足十年。为了这一天,他将付出全部的后半生,还有一个亲弟弟的生命。这一场君臣际会、百年佳话终于进入了正戏。康有为就这样从遥远的南海边走来,一步步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这一年康有为正好40出头,离他第一次上书正好是10年。光绪帝28岁,亲政进入第十年,一个正想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一拍即合。四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张元济两人。当事人之一张元济记得很清楚。光绪帝和康有为谈的时间不长,也不能深谈,因为隔窗有耳,什么话都会被汇报到颐和园的慈禧太后那里去。所以,光绪帝说话时声音很低,语气极为温和,龙椅后面的窗外隐约似有人影。康有为谈的主要一点,是希望皇上能以现有之权,做可变之事,虽然不能放开手脚大变,只要能抓住扼要的进行变革,也足以救中国了。光绪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今天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在这次会见之后,光绪帝面谕军机大臣:“康有为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品级没有提升。皇帝之所以未能给他高的职位,据说是荣禄、刚毅这些大臣反对。康有为自称皇帝准予他“专折奏事”,有台湾史学家考证,这个说法并不可靠。6月19日,也就是三天后,康有为上了一道折子《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我猜想这是系统回答皇帝三天前面谈时的提问。这个折子强调的还是在内廷开制度局,选天下通才,由皇帝亲临商决国家大事。但这个提议阻力太大、难度太大。光绪亲政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但名为皇帝,实际上慈禧太后对他授权有限,重要事情都得到颐和园请示。此次变革也是得到慈禧同意才得以展开的,慈禧在准许他尝试变法后,先是决定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仍兼步军统领,刚毅协办大学士调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崇礼调刑部尚书仍兼总理衙门大臣。6月15日,帝师翁同龢开缺的同时,慈禧以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掌握京师安全,下令凡是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都要具折到她那里谢恩。所以光绪帝的权限内只能提拔四个四品的军机章京,康有为也只是从工部主事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实际上慈禧太后已经为这场变革一开始就设置了许多根本性的禁区,只是康有为不知道,或知道了也想冲一冲。毫无疑问,康有为是那个时候最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传播维新变法思想;他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报刊;他在戊戌变法前七上皇帝书,写的也确实颇有见地,而且慷慨动人,文采飞扬。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也还能体会到他当年激扬的神采和满腔的爱国、救国之情,比他后来写的那些保皇、卫道的文字要有文采得多,因为其中也确乎包含了他的真情。特别是1895年当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的消息传来,他慷慨激昂,痛哭陈辞,连夜命笔作万言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满纸爱国热情,是个真正的血性男儿。但也不能因此就将他估计得太高。整个戊戌变法之所以一百零三天就失败告终,与他心大急、筹划太浮躁也不无关系。当然,罪魁祸首是慈禧太后和她代表的守旧的既得利益势力,这一点要明确。但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对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人物也进行必要的反思,看看他们身上是否也有缺点,有不足,有毛病,有失误。《时务报》总理是汪康年,主笔是梁启超。汪本是康、梁变法的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但他并不听命于康。康为了争夺这家报纸,借别人之手上折子。结果,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去督办。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进入第三十七天,在许多官员的建议下,光绪帝下令把康有为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册。作为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作为政治家,他当时的职位只是六品的总理衙门章京,得力弟子梁启超只是六品,办译书局事务,重要的“军机四卿”中只有林旭、谭嗣同与他比较接近,杨锐、刘光第与他有些疏远。他实际上还是不得志,不能尽施抱负,所以才一次次提出开制度局,重用通达之才,他自己当然是不二人选。康有为最重要的开制度局的提议一直没有得到光绪帝的积极回应,确实是阻力太大、难度太大。康有为有点着急,等不住了。和他同一天受到召见的张元济回忆,他在百日维新后期,曾劝说康有为乘皇帝诏令各省广设学堂之机,出京南下回广东去,韬光养晦,避开攻击锋芒,专心办学堂,搜罗才智之士,讲求种种学术。等到风气大开,再图出山。等到那时变法之事也就不难迎刃而解。只争朝夕的康有为没有接受。既然皇帝无权,制度局开不成,康有为有很急,怎么办?变法第九十二天(9月12日),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来到北京找好朋友谭嗣同,无意中成了那幕大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试图借助在小站练兵、手里有7000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还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的关键细节。拉拢袁世凯,先是通过徐致靖上折子让皇帝给袁加官进爵,后来谭嗣同亲到法华寺挑明,这些都已众所周知。有争议的是进颐和园抓慈禧太后的事,因为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一直都不承认。五9月13日,经谭嗣同介绍,毕永年住到康有为他们落脚的南海会馆。不过当14日,康有为正式与他密议利用袁世凯进行兵变,毕永年觉得没有可行性。15日,康有为、梁启超和康广仁又和他密谋兵变事。具体计划是,先说服袁世凯以兵围颐和园,由毕永年带一百人“奉诏”去抓慈禧太后,然后废掉她。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他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湖南的唐才常,也是谭嗣同的朋友),说他“沉毅”,说唐“深骘”。毕永年没有答应,只是提议把唐才常叫来,电报当天发出。17日,他和康广仁谈话,表示担忧,康骂他书呆子、书生气、拖泥带水。当天晚上圣旨下达,催促康有为出京。他感到大事不妙。北京已在风雨飘摇之中。19日,康等都没有露面,他从谭嗣同那里得知袁世凯没有承诺,当天搬出了是非中心南海会馆。不到两天,9月21日,政变发生的那天一早,他就匆忙离开了北京。后来他参加过孙中山的革命,削发做了和尚,1901年底,在一寺院病故,年仅32岁。在他仓皇离京的前一天,9月20日康有为已离开北京。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围颐和园、抓慈禧太后,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这本叫做《诡谋直记》的日记逐日记载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大历史。这本日记中透露,谭嗣同其实并不赞同康有为的密谋,但他毅然夜访法华寺,主动承担这个重任。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9月21日政变发生后,他也完全有机会出走,但他选择了留下。当时他和梁启超、徐仁录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他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谭嗣同被捕前对徐致靖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即使在面临生命危险时,他仍谈笑自如,真正是豪杰之士。他担心的是康有为能否逃出。六康有为南下是在天津取道海路,两次遇险。先是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康有为乘坐的重庆轮,飞鹰号回报,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是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到了上海吴淞口康有为又差一点被抓,因为英国领事馆及时救援而幸免,乘英国船到达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帮助下化装离京到天津,乘船去日本。康有为也随后去了日本。从此开始16年的流亡岁月,他自称身上带有光绪帝给他的衣带诏,内容曾在上海的《新闻报》、《字林西报》及《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上发表过:“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他在日本拒绝见孙中山,理由就是自己负有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接触。事实上,确有一份密诏,但并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也不是写给他的。1898年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9月18日,光绪帝已感到岌岌可危,命杨锐带出衣带密诏。当天,康有为就看到了抄件,不是原件。在海外多年,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就是他修改过的伪诏。杨锐将密诏原本交给了他儿子,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的抄本。光绪帝给杨锐等人的密诏原文很长,不像康有为公布的那份简练。其主要内容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两个不同版本的衣带密诏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版密诏是说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是给他本人的;二是康版密诏是要康等“设法相救”,而后面的这份密诏虽然着急,却是要他们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所以要他们把办法交军机大臣。一个是呼救,一个是问计。康有为还伪造了光绪帝要去办报的另一道密诏。事有其事,诏有其诏,不过是9月17日的明发上谕,不是密诏,而且措辞内容都被康有为改了。康版衣带诏是假,当时在日本有一个知情人就是王照,他是那个导致形势恶化的那个人之一。他本来是礼部主事,曾上书请光绪帝出洋游历,奏折被堂官拦下,最终导致六堂官被光绪帝罢免,成为戊戌政变的一个导火线之一。平时康有为都让梁铁君(精于技击)看住王照,在东京,他的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就是软禁。王照在犬养毅家亲笔写下出京一切经过以及康有为所称衣带诏是伪造的等,洋洋数千言,与康有为后来所记多有出入,康有为作伪的真相因此为部分日本人所知。不过,当然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而且康有为以为杨锐已死,死无对证,有恃无恐。他不知杨锐死后,其儿子扶棺出京时,将衣带诏原本缝在同乡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了四川老家。1909年光绪和慈禧太后死后,杨锐儿子将这份密诏交给了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从此真密诏的真相大白。但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以为康有为手里拿的是真的衣带密诏。七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光绪帝下的新政诏书就有一百多件,几乎每天至少都有一件,真的是像雪片一样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了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已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帝王之师、前户部尚书翁同龢还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当时全国的18行省,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才真正推行了新政,尽管不断遭到守旧势力的反抗、抵触。而且,湖南新政的起步要比百日维新更早一些,到戊戌年已有一定基础。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陈宝箴父子当时在湖南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的一定高度。南学会、保卫局、武备学堂、算学堂、时务学堂、《湘报》、《湘学新报》……,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在这个时候出现,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推动政治参与,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和民众接触最深的就是空前的“南学会”,特别是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一代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学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40人,参加者章士钊、杨树达等回忆,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在挽陈宝箴诗中还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于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他在附片中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其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在据说是康代拟请求褒扬陈的奏折中,实际上隐含着康对陈在应付保守派时不够强硬的婉转批评或不满。百日维新转瞬即逝,“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噪冒进,最终导致局面的不可收拾确实不无异议。和康有为的路线相比,他们的步子要走得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他们当时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被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而夭折,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黄遵宪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是个异数,可惜只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湖南,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他们赢得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配角。其实,历史从来都是合力构成的。回望戊戌变法,康有为固然不可回避,光绪帝和陈宝箴、陈三立夫子等人同样值得关注。2008-09-15

信力建 | 教育简讯:中国大学教育泛政治化的恶果

作者: 信力建   1,唐志军:中国大学泛政治化是中国没有一流大学的根源。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其原因不是人们常说的大学行政化,而是大学教育泛政治化。行政化是表,泛政治化才是根源。大学管理的泛政治化,大学沦为政治的附庸,大学教师尊严沦丧;人才标准泛政治化,学生和高校教师从属于政治,他们学会了拍马屁、作假和寻租,却没有时间把精力放在创造性的工作上面;学术科研的泛政治化,学术成果成为一些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 2,张千帆:教育乱象源头在计划式管制。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教育行政部门管得太多,而且管得不合理。从办学准入到招生次序到财政投入,都实行严格的管理,不仅严重限制和歧视民间办学,还把公立学校分为三六九等。如果放开办学、取消歧视,你会发现北大、清华头上的固有光环消失了,它们不得不放下身段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非著名高校竞争,这样它们才有压力和动力不断提升自己的质量,而原来那些“没戏”的大学一下子看到了成为“一流大学”的希望,它们会憋足劲和北大、清华竞争。真正的品牌是在自由竞争中建立的,企业是如此,大学岂能例外? 3,王志浩:解决贫富差距必须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如果提高不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水平,这些孩子10年、20年后,受教育的水平非常低,他们找不到好的工作,贫富差距的问题会延续下去。 4,张鸣:中国教育过程极度稀缺的尊重。整个教育的过程,没有人在意孩子的自尊心,没有人把孩子当人来尊重,所谓的人格,在这里似乎一钱不值。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基本上就是三类人:一类老实的近乎呆滞,家长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做;一类没脸没皮,张嘴就检讨,就道歉,然后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类是自暴自弃地反抗,最后变成问题少年。 5,傅国涌:陈寅恪不是做学问的标准,是做人的标准。陈寅恪现象将是中国长久的话题,他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但人们关注他主要是在人格、道德层面。在国家大变革、王朝更迭的时期,他坚守良知底线,始终如一地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中国今天最缺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做人的标准,而不是做学问的标准。 6,教育部投2000万培养高校思政老师。7日4日,教育部官网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2013-2017年)》,《规划》显示,教育部拟在未来五年培养出250名思想政治理论素质高、教学效果好、受学生欢迎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项目资助总额达2000万元。 7,当前中国幼儿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和发生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有心理问题的幼儿数量有随年龄增长而增多的趋势。据全国22个城市的调查发现,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达13%。另据某地区对当地5000名4—6岁幼儿心理健康调查,9.7%的幼儿有不良行为,14%的幼儿情绪抑郁、自卑,8.9%的幼儿忧虑、紧张。 8,统计显示虐童多发生在流动家庭,孩子成家长“泄压口”。广东省妇联权益部对近5年媒体公开报道并发生在广东的家庭领域虐待儿童恶性案件进行了分析和统计,发现这些案件一共有18宗,其中有14宗发生在流动儿童家庭,比例接近80%。深圳市妇联和南海妇联也均反映,其所在地区的虐待儿童案也有八成以上发生在外来务工人员家庭。 9,中国留守儿童逾6000万,对情感需求远大于物质。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一份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近半数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在这些孩子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0%左右。虽然留守儿童的生活很成问题,但调查表明,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与父母团聚,大多数孩子对情感呵护的需求远远大于对物质的渴望。 10,专家称辽宁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发生率超7%。有消息说,“北京部分中小学体检数据统计显示,脊柱侧弯占7%左右。实际上,辽宁中小学生中脊柱侧弯比例远不止7%”。沈阳军区总医院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王刚分析,造成这么多“小罗锅”的原因与后天脊柱超重脱不了干系。 11,广州八成学生每天运动少于1小时,专家说影响发育。现在的孩子若再不动起来,未来的平均寿命将比父母辈少5年。相关专家表示,广州青少年不运动的情况比较普遍,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加上课业压力,只有19%的学生每天能达到1个小时的运动量。 12,伊顿公学为何不装空调?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建在一座古堡里,学生生活条件相当“差”,宿舍里既无空调也无电话,甚至没有自来水,用水还要自己到井里去打,一切生活设施都尽量因陋就简。诸如洗衣服、打扫卫生、收拾桌椅等力所能及的劳动,必须由学生自己完成。伊顿公学每年培养250名左右毕业生,其中有70余名会进入牛津、剑桥,70%进入世界著名高校,到目前为止,该校已经诞生20余名英国首相,雪莱、凯恩斯也都出自该校。为何这样一所学校不装空调? 13,大专生市场需求量压倒本科生。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企业要求应聘者最低学历为本科的占比明显下降:2012年企业对应聘者最低学历需求为,大专生占比46.5%,本科生占比48.2%,而2013年企业对大学生最低学历的需求发生急剧变化,大专生占比达到51.3%,本科生则下降到46.5%。 14,南科大被指师资不足、学业负担重。目前,南科大又陷入师资力量不足、学生学业负担重的争议之中。在2013年上半学期的考试中,南科大220多名学生中有30多名学生单科不及格。对此,南科大表示已经对学生进行补课和辅导,补考后基本及格通过。 15,专家:鼓励孩子阅读有诀窍。“给孩子花钱买书仅仅是阅读的开始”。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认为,除了引导孩子选择好书籍之外,家长要和孩子共读一本书,不是单纯念给孩子听就完事,而是要和孩子讨论共同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交流阅读,不要只从记住多少成语、分析描写语句多么美丽等实用主义知识性入手,而应侧重和孩子从善恶、美丑、亲情、友情等情感层面做交流。 16,英国一项研究称,吃母乳长大成为社会高层的概率高24%。一个英国研究小组对1958年英国出生的17419人,以及1970年出生的16771人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并比较了他们在10岁(11岁)时和33岁(34岁)时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是否接受母乳喂养。研究结果显示,母乳喂养的婴儿在成年后,从社会阶级滑落的概率会减少20%。研究人员指出,智力和压力表现占母乳总影响约36%,母乳能提升脑部的发育,也就是提升智力,而母乳喂养的婴儿也展现较少压力的迹象。 17,工信部:婴幼儿奶粉将按药品标准管理。在6月举办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工信部主题日上,工信部提出,今后将要求对婴幼儿乳粉参照药品管理,并鼓励乳粉企业兼并重组,力争提升婴幼儿乳粉质量、提振消费者信心。 18,教育部:小学一至二年级学生不留书面家庭作业。7月6日,教育部发布暑期工作通知,要求小学一至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禁止组织学生集体补课。同时,老师将全面开展一次家访,提醒每位家长承担起暑期对孩子的安全监管职责。 19,广东支持高校设立董事会,新增专业可自授学位。2013年7月广东省正式出台《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加快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高校办学活力,推动广东省高校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该《意见》明确探索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办法,下放普通高校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权,符合条件高校还可获副教授评审权,并鼓励高校成立行业性组织。 20,7月8日,淘宝透露将推出“淘宝同学” 在线教育服务,该服务将聚合线下教育O2O及在线教育视频直播等功能,正式进军网络教育培训领域,吹响教育电商化的号角。曾有人预言,在线教育2012年在美国蹿红后,必定在2013年火遍中国。而随着互联网巨头的不断布局,在线教育燎原之势已经初见端倪。

共识网 | 傅国涌:“公开信时代”如何到“对话时代”?

  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公开信时代”。远的不说,1895年,泱泱大中华在甲午海战中被蕞尔小国邻邦日本轻易击败,举国震惊远非半个多世纪前败于远隔万里的英国可比,读书人、士大夫上书风起云涌,一浪又一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在北京发起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最后上书未成,康有为执笔的万言书在上海印刷出版,风靡一时,奠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言论代表地位。进入民国,从胡适、蔡元培等16个著名知识分子1922年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一次次的联署声明、宣言,就是那个时代的公开信。1980年代末,这一公开信传统复活,包括施雅风、许良英、刘辽等先生代表的科学界,包括吴祖光等先生代表的文艺界都曾发表表达政见和良心的公开信,这一形式在89和平抵抗运动中达到高潮,大量的公开信令人应接不暇,包括钱钟书、巴金等人都参与过此类签名。1989年以来将近19年的时光中,中国社会自主表达内心意见的行为几乎只能以公开信的方式,或单独一人,或多人联名,产生较大影响的如1995年许良英先生发起的宽容呼吁,如2004年蒋彦永医生给“两会”要求重评89的公开信,如“冰点”整顿风波中的那些公开信,如天安门难属群体年复一年给“两会”的公开信,如最近半年以来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几封公开信……这些公开信昭示着,在一个没有言论新闻自由、选举自由、缺乏法治保障和监督程序的国度,生活其间的人们说出真实心声的艰难,也显示了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民族,依然只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所有写进宪法的堂皇说辞依然只是遥遥无期的一张张期票。公开信的大量存在,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和活力,一个古老民族并没有死去,死火山之下仍有异样的声音,公开信的存在同时证明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仍然离我们很远,我们还生活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里,我们的权利受到剥夺,我们的身体、精神和生活受到伤害时,缺少保护我们的有效的合法渠道,而需要通过程序安排以外的公开信来发出我们的呼声,表达我们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公开信说得简单点,就是单向的,一方面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多数时候都是置之不理,当作没有听见,强势总是不习惯于倾听弱势的和平声音,往往只有等到雷霆万钧、势如破竹时才会醒悟。从康梁变法以来,甚至从更早的洋务运动以来,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追求现代化,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之梦已做了上百年,乃至150年,仍是步履蹒跚地在现代的门槛之外犹豫、踯躅。从“公开信时代”进入“对话时代”,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已经不容忽视,不容耽搁。现在,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博弈”这个说法,今日之国中,如果有所谓的“博弈”,也不过是暗中的“博弈”,而不是公开、直接、有程序、渠道可循,有公平空间可依的博弈。真正的博弈就是可以对话的博弈。   在我看来,“博弈”一词和讨价还价、相对公开、公平的规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下一步,我下一步,有对峙,也有妥协,有得寸进寸,也有让步后退,如果一方独大,处于绝对强势的利益群体和完全弱势的利益群体之间不大可能有公平的博弈,有之,也只是强势单方面的恩赐。尤其是在强势利益群体几乎彻底主导了规则制定权,没有制定也没有迹象表明愿意制定出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公平博弈的规则时,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谈论“博弈”。在引入有序的、有规则可依的对话机制,“博弈”充其量只能是无序的“博弈”。特别是“博弈”的政治化,那更是要等到有了这样的对话机制或者出现了这种契机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否则,连真正的博弈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博弈的政治化?   “对话”一词,20年前曾写进了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一度是个热门新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词毕竟缺席已久。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以“对话”方式解决重大问题,尤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确曾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带来过几次新的机会。从1911年冬天到1912年春天,以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实力派代表和孙中山代表的南方革命派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以“南北和谈”为名的对话,最后双方联手达成了把满清朝廷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决议。1919年前后,在一片纷乱的军阀扰攘声中,南北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也曾在上海的会议室里坐下来,试图以对话方式解决中国的南北分裂、军阀割据问题,尽管没有成功。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本民族再次带来一次空前的契机,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毛、蒋会谈,就是一次政治对话,为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对话铺平了道路。1946年初拉开帷幕的重庆政协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坐下来对话的代表不仅仅来自对峙的双方,还有第三方,而且第三方之间的观点、取向也是多元的,民盟代表与青年党代表就有不同,无党派社会贤达之间也各有自己的立场,38个代表在山城的对话、博弈曾经牵动着全国千千万万人的心。要说博弈政治化,我想,那一次就是成功的政治博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各自都代表各自的利益、价值,桌子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谁也没有想一口把对方吃下去,最后不能不达成妥协、平衡。对话的魅力、妥协的魅力、博弈的魅力,在1946年春天到来之前,尽展无遗。有着不同政治背景,口才便捷、学养深厚的罗隆基、王若飞、王世杰等人,在那一刻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他们的才情,他们的风度,他们的言论都进入了历史。   对话一次被暴力打断、被暴力取代是20世纪中国的伤痛,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纪里,中国人曾选择对话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解决利益纷争,而且不止一次。21年前,“对话”这个说法在官方文献出现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协商对话”。将近19年前,我们这一代人怀抱的全部梦想,就是希望以“对话”方式,以公民身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话”的观念,当时已深入许多关心民族命运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心中。最终没能进入实质性的对话,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方当然负有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责任。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处于弱势的民间一方就没有任何可圈可议、可以反思的地方,在对话的大门没有完全关死之后,在非实质性的对话机会还存在的情况下,弱势一方在对话现场的表现,今天看来就有许多值得反省、需要检讨之处。当时,民间某些代表的激愤、夸张情绪,显示出来的幼稚、天真和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恰好预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离通往一个“对话的时代”还有相当距离,中国注定还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一晃19年,“对话”这个词早已退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国仍处在一个“公开信时代”,无论需要多少时间,我相信,“公开信时代”终将被“对话时代”取代。因此,讨论“对话”这个概念以及对话的规则,极为必要而且极为迫切。   将近19年前的那个冬天,哈维尔等捷克知识分子在布拉格成立“公民论坛”,制定了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居住区、大学校园到处张贴,希望广为人知,以便监督。 “公民论坛”提出的对话守则:   一、对话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   二、不要作人身攻击;   三、保持主题;   四、辩论时要用证据;   五、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六、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   七、对话要有记录;   八、尽量理解对方。   大约10来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8条守则,真的是耳目一新,内心极为震撼。8条守则简单明了,而且实用,它不仅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一方,同时也希望对话的另一方遵守。只有成为双方共同信守的规则,这样的守则才是有效的。这个对话守则实在太好了,值得人人学习,大力推广,特别是有些守则恰好是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中所缺乏的。无论是强势利益群体,还是弱势利益群体,归根到底都要学会对话,学会在对话中生活,而不是在仇恨和暴力中生活,对话是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出路。学会对话,就是要告别自说自话,告别赢家通吃,告别以强凌弱、强词夺理的思维,当然也要告别仇恨意识、敌人意识,告别绝对化的道德优越感,处于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如何在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共有一片大陆,我们共有一个时代这些基本观念上达成共识,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在包容和克制中化解矛盾,我们共有的中国才不至于陷入再次的悲剧之中。可怕的不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丛生,而是我们面对矛盾时的姿态,也许矛盾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对我们不同的人而言重要的是要学会对话,学会在和平的对话中博弈,从而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这个对话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没有这种观念的更新,没有思维方式上的突破,以及对话守则的认同,我们将永远走不出空荡荡没有回应的“公开信时代”。哈维尔他们制定的这8条对话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的范例。对于至今仍生活在“对话时代”前夜的我们,这样的守则当然是弥足珍贵。   2008年2月16日

Co-China周刊 | 傅国涌: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

“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 ” 一 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 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罗马共和时代,到16世纪,公民教育在欧洲随国家思想而勃兴。1“由国家大规模的担承近代意义的公民训练的学校之设施”则始于19世纪。2从那时起,公民教育不仅成为普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目标。 何谓公民教育?公民教育要达成什么目标?1924年,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 概括言之,在养成明达之公民;演绎言之,则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关系,启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营现代生活之习惯。3 1927年,陈筑山概括了公民教育的三个目的: 一、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就文化程度而言,失学的成人与青年在三万万以上,在民智竞争的世界,面对教育普及的文明国家将何以立国?“故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实应今日国家的根本要求而立。” 二、中国人讲私情、谋私利、逞私见、好私斗,重私德,轻公德,“处今日公共生活很发达很复杂的社会,表现这样的社会性的弱点,非从根本上训练国民的公共精神、团体道德不可。故公民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实为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病症而立。” 三、 “中国人民向来对于国事极为冷淡,缺乏政治的常识,国自国,民自民,两者似乎全不相关,今日已入于共和政治的途径,非培养民众的政治道德知识和技能,则民国何以能保持存在图谋发达?故公民教育的第三个目的,特为巩固中华民国的根本而立。”4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无论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还是留在国内的张元济、严复、蔡元培这些人,无论是办刊、办学,还是翻译、出版,他们的基本共识,都是要开启民智。开民智乃是为了造就一代新民,正是借助梁启超、严复的笔,“国民”、“权利”、“义务”、“平等”、“自由”、“自治”等词汇相继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通过普及最广的教科书将这些思想播洒在幼小者的心中,这是百年中国转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是公民教育在中国的萌芽期。   到民国早年,公民课成为一门功课,进入中小学课堂。创办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终刊于1948年,三十年间先后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就有80来篇,或是翻译,或是学理研讨,或是操作设计。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 然而,在以往的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搅动时代风云的思潮,那些一言而为天下法、享有大名的思想家、知识分子身上,对涓涓细流、润物无声的公民教育,尤其那些没有什么高深见解、旨在普及常识的教科书,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长期的断裂和遮蔽造成的。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晚清以来的修身到民国的公民教科书为例,结合《教育杂志》的讨论文章,观察20世纪前半叶公民教育在这块古老大陆走过的路程。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里占据着主要的市场份额,《教育杂志》也曾是影响巨大的教育期刊,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大致上看清公民教育思想在中国在萌芽、兴起、衰微的演变轨迹。 二 确切地说,公民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拥有一席之地,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1912年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但此时“公民”还是与“道德”捆绑在一起,没有取得自身独立的地位。严格地说,“公民道德教育”还不是普遍意义上“公民教育”,而只是新的“修身教育”,蔡元培、张元济这些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翰林、进士,同时又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编撰者,他们是那个过渡时代兼顾新旧的人物,也是为公民教育在中国开路的人。 晚清新学初兴之时,承接长期传统儒家教育,因修身的需要而设立修身课,商务印书馆1904年编辑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就是一个典范,初小10册为张元济所编,高小4册为高梦旦所编,中学5册为蔡元培所编,都署名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三人校订。 1896年出生在贵州盘县的张道藩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读过蔡元培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这一本书和我以前所读旧书,以及我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譬如忠孝等)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我一生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5 其实,蔡元培编的修身教科书已经依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提出了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在“国家”一章大谈“人之权利,本无差等”,“国家者,非一人之国家”,还专门有“职业”一章,强调职业无高低,官员、医生、教师都要有职业道德。鼓励学生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务公益、廉洁等等。这已经超出单纯的私德层面,更多的立足于公德,或者说开始强调公民修养,这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所没有的。 初小的修身教科书共10册,每册20课,200课中没涉及一个“君”字,300个故事没有涉及一个“忠”字,大体上提倡宽容、公平、进取、尚武、信实这些价值,其中有三课“守法”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第八册19、20课讲“国民”。高小的4册,都是采用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的事实,并附了现代的伦理。可以说,这些修身课本已具有某些公民教育雏形,虽然还拖着一缕道德教育的影子。有些研究者简单断定那时的修身课只是臣民教育,也许是因为没有看到过这些教科书。 民国的创立不仅是革命党人多年奔走、发难的结果,也与长期以来开启民智的努力分不开,可以说多方合力,最终水到渠成。商务印书馆推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明确表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诸义”,这与过去的“修身”课已有了很大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已呼之欲出。由沈颐、包公毅等编、高凤谦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共6册,书前印有编辑大意: 自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今日之首宜注重者尤汲汲于民德之增进。盖国者,集人民而成,人人品行正、风俗美、道德知识日益进步,则国之强盛又奚待言。本编所述务取国民教育之本旨,为养成伟大国民之基。修身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故所取教材,不尚高远,期于道德上之普通常识,完全养成即为教育家应尽之责。 第一册有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等课,其中“自助”一课说:“西谚云:‘天助自助者’。……英国人民,最富自助之精神,人人具勤勉奋励之心,而国家亦食其福。专制国之所以腐败者,以人民受其压制,失自助之精神耳。今日国体共和,无复有恶政府之压制,凡吾国民,尤当知自助之必要也。” 第二册有自由、平和、人道等课。这是《自由》一课: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第六册有宽容、博爱、人权、人格、国际道德、中华国民等课,《人权》一课说: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 《中华国民》: 国民为国家之分子,国势隆替,系于政治。政治良楛,系于风俗。风俗美恶,系于人民之德性。故人民对于国家,必修德淑性,以自尽其国民之分。 所谓修德淑性者,恭俭持躬,朴勤处事,入则孝弟,出则忠信,重人道,谋公益,遵奉国宪,惠爱群伦,平时则振起工商,促进文化,战时则踊跃赴难,发扬国威。 格言: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至于“尚武”在晚清就已提出,盛行于1906年日俄战争前后的军国民思想,即包含了 某些公民教育的因素,并不是民国才开始出现的新概念,《新修身》第二册有“义勇果敢”,第五册有“尚勇”,第六册有“义勇”、“武勇”。 1912年6月初版,1917年6月已出到218版的国民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八册有“守法律”、“服兵役”、“纳税”、“教育”、“选举”、“平等”、“自由”、“好国民”、“尊重名誉”等课文,其中第十一课是《选举》: 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施行。 国会之外,有地方议会,由其地居民选出议员,以议一地方之事。 议员代议政治,关系甚巨,故选举议员者,及被选举为议员者,皆宜慎重从事也。 第十六课是《平等》: 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 ……故一国之民,或为官吏,或为议员,或为军人,或为农工商贾,各就其性质所宜,任择一业,以自尽其天职。初无贵贱之分也。 第十七课《自由》解释,“所谓自由者,即天赋之人权是耳。凡人之身体财产名誉信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营业家宅书信等,苟非依法律,皆不得干涉其自由。此人民固有之权利也。”并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原则。 第十八课《好国民》: 集众民而成国,一国之兴衰治乱,视其国民之品行能力。故修身善行为爱国之本务。 对己则修德、力学……对社会,则敬老慈幼、救贫济困……对国则纳税守法,卫国爱众。如此诚为好国民也。 这些内容已不是停留在公民道德层面,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自由、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包括选举等等,都涵盖于其中了。 在“新修身教科书”之外,那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承担着某些公民教育的责任。1912年4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在《编辑大意》第一条就提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第五条,“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国耻等,俱择要编入。”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也标揭编辑这套书的用意是:“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第四册有一篇课文《民主国》: “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民国成立,由人民公举贤能,治理国家大事,谓之民主国。” 第八册53课是《法律》,“共和国之法律,由国会制定之。国会议员,为人民之代表。故国民之所定,无异人民之自定。吾人民对于自定之法律,不可不谨守之也。” 另有《司法》、《行政》、《选举权》等课,第56课《待外国人之道》说,“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国民意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编辑大意》比初小更为具体: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智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 连国民的参政能力都纳入编辑目标之中,这比“新修身”还要进了一步。难怪1912年6月初版的这个版本第一册第一课就是《国体与政体》: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以如此简明的方式将国体、政体问题告诉初入高小的学生,使他们明了专制与立宪的区别,这是政治常识的启蒙,一种典型的公民教育。 第二十三课是《共和政体》: 法儒孟德斯鸠曰:“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盖人民各以己意投票选举,以议一国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选定议员若官吏,则委以治理之权,而服从其下,故曰人人皆治于人。 昔者各国政体,多为君主专制。一国政权,恒握于少数人之手。又无法律裁制之。故及其弊也,万机丛脞而不能理,刑戮残酷而不能止。此尊重自由之民族,所不甘久蛰伏者也。反其道以行之,而共和政体成立矣。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第二课《民国成立始末》叙述民国诞生的历史,另有介绍华盛顿、卢梭等异国领袖和思想家的课文。 这套“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海内外,印刷版次就超过2560次,包括新修身在内的教科书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有各种原因,恐怕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尽管到1915年下半年,袁氏称帝前夕,共和国教科书已不能使用,11月26日张元济写给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信中说:“敝处先将‘共和’书更名‘普通’,以为过渡时代之用,已送部复核照审查图书规程令”。 虽然做为过渡用的“普通”教科书删去了共和国教科书中“平等”、“自由”等内容,但此前四、五年间,共和观念、公民常识已抵达全国学龄儿童的心中,影响之深远,超过了那些议论高深的道德文章。 三 孙中山痛感国人如一盘散沙,连开会、动议、附议、表决都不会,亲手编写了《会议通则》(以后改名《民权初步》),191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在自序中说,“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 也就是要教人学习做公民。如果论影响,孙中山的《民权初步》还抵不上那些公民教科书。就在这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一册,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教育部于1916年10月颁布的《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有《修身要旨》,提出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公民须知》分五章、十五节,对公民、公民之资格、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地方自治、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1919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有人提出编订公民教材案,“凡属国民,自应具有公民知识;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于国家实非浅鲜。”办法分两种:(一)宜编订公民教本,专为中小学校教授公民科之资料;(二)宜编订公民常识表解,专为通俗演讲之资料。议案获得通过,联合会函请各省区教育会,搜集公民常识资料,分门编订。6 1921年出版的新法教科书专为改制后的小学高年级使用,杨贤江编、王云五、朱经农校的《新法公民教科书》2册与计志中编的《新法修身教科书》并行。1922年12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也就是这次学制改革,正式取消了“修身”,初小改为“社会”,高小起改为“公民”。1924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1926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波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可称为公民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教科书也不例外。 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标准起草委员会编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于公民科规定很细致: (1)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包括家庭及其组织、学校生活、同业组合、地方自治团体、国家、个人的习惯、维持社会组织的原则。 (2)宪政原则,包括国家的性质、政治组织、代议制度、政府组织、人民权利义务、法律、公共治安。 (3)中华民国的组织,包括中华民国的起源、民国政府的组织、地方政府的组织、国宪与省宪。 (4)经济问题,包括生产原则、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消费和财政。 (5)社会问题,包括教育、职业、卫生、劳动问题、禁烟禁酒问题。 (6)国际关系,包括对外关系、国防、外交、国际关系的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国际组织。7 “新学制教科书”由1924年5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从内容到名称,修身课完成了到公民课的全面转型,公民教育的地位正式确立,“修身”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修身科所强调的“德性”培养,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有加强的趋势。8 公民课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培育公民的核心,原先国文教科书承担的公民教育职能从此弱化。在公民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明确,“对于良好公民应具有的知识,习惯,和精神,予以同等的注意,以期养成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书)每册16课,第一册从家庭、互助到学校、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也就是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以造成“好儿童”为目标。第二册从职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尊重别人的权利到市自治、县自治、公共心、选举适当的人、社会领袖,再到国家、法律、法治精神。第三册从省议会、国会、选举权、选举票和选举手续、代议制度的精神到人民的资格、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义务、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主权、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审计院、政党、好政府。第四册则涵盖国际生活。后三册就是从本市、本省生活到国家生活、国际生活,步步扩大,以造就一个“好国民”为目标。 在一个长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第二册第一课《职业》却这样告诉小学生:“我们从前的观念,以做官为荣,因此,一般人都以为官吏是最尊贵的职业。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旧观念,要晓得,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尊贵。”第十一课《社会领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对社会的事情漠不关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会领袖之缺乏,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原因。……做社会领袖的,应当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要有热烈的感情,第二个要件是要有精明的思想,第三个要件是要有普通的知识。无感情的人,办事就没有热忱和毅力;无知识、无思想的人,办事就动辄出轨。”第十六课《法治精神》在列举了人治的恶例之后如此解释:“民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国会,国会里的议员,都是人民举出来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应当由他们议决,再请政府公布施行。照这样规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变更或废止的。无论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备法治的精神。” 第三册第五课这样解释“代议制度的精神”: 就国会方面来说,议员要明白他们是人民的代表,无论议决的什么案件,都要以人民全体的福利为前提。就政府方面来说,第一,行政首领须将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一切事务详细报告于国会;第二,所有法律须交国会议决,然后公布。就人民方面来说,人民虽则选出代表组织国会来执行政权,却不可因此卸责;一方面应当监督议员的言论,一方面应当做议员的后盾。这都是代议制度的精神。 第七课将人民的权利分为公权和私权,公权又叫政治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人民得投票选举和担任公职。私权是个人以私人资格而享有的权利,所以又叫做个人的权利,分为基本的自由权和补充的自由权两大类,前者包括人身自由、家宅的不可侵犯、营业工作的自由、保有财产的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如果这些自由有缺损的地方,个人的生活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补充的自由权包含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如果出版不能自由,人民的思想就受政府的束缚;如果集会结社不能自由,人民就不能团结许多人来做事体,所以这一类的权利也是很紧要的。此外,人民还有法律上平等权,书信秘密之保有权,请愿权等。同时也指出,人民虽有自由权,但是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或危害公安为限;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有权干涉了。 第十一课《大总统》,“至于大总统的责任,可以分为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来说,民国大总统经由内阁行使职权,政治的责任有国务员代负,他用不着去负的。民国法律是平等的,大总统犯法,法庭一样的可以拘拿治罪。故法律方面,大总统是要负责任的。” 第十六课《好政府》,“好官吏、好法律、都是好政府的原动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动力还是好人民。好人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好人民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对于政治事务要时时关心,时时监督。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固然要认真选举;选举以后,也要随时监督国会和政府。国会和政府一举一动都有人民监督着,国会就不敢议决违背民意的法律,政府也不敢做出违背民意的事情。这样一来,自然会产生好官吏和好法律。所以人民要想有好政府,不必希望别人,只要自己对于政治事务,肯时时关心和监督就是了。” 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小学校之公民教育》,为小学的公民教学设计了一张简明图表:9 这个图表是根据教科书循序渐进的内容安排概括出来的。1924年6月初版的还有一套四册高小用“新撰公民教科书”,万良浚、魏屏三编,王云五、李泽彰校,用浅显的文体文编写,与白话的新学制教科书系列并行,《新撰公民教科书》的《编辑大要》与“新学制”几乎完全一样,内容也大致一样,第一册的许多篇目相同,比如“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只是“新学制”纯用白话文编写。新学制的初中公民教科书是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内容要比高小四册更深入。 四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思潮兴起,1928年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教育部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没有公民科的地位,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义科”仅仅三年后即无奈地取消。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公民训练与国语、算术等一起被列为十科之一。次年2月,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训练小学校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为目标。 公民教育再度回归,但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渗入教科书的编辑当中,商务版的公民教科书也不能幸免,这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规定的。在“一二八”事变之后,1933年到1934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在“编辑主旨”中既有“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同时也将“灌输党义”写了进来。与此前的“新学制教科书”不同,许多属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家之言在“复兴教科书”中得到强化。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公民教科书”高小共4册,每学期一册,胡宗瑞、赵琼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二册包括公正、尊重别人的意见、公平竞胜、对于不幸者的同情、诚实、互助、宽恕、集会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怎样对付和我争论的人,还有孙中山提出“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对于集会和会议的方法都写得很详细。 《尊重别人的意见》提出:“要知道无论我的思想学识是否胜过别人,我的见解未必一定高出于人,别人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对于别人和我不同的意见也要尊重。即使别人的意见,我认为确有谬误的地方,也只能就事论事”。《公平竞胜》提出:“第一要严守各项规则,二要态度公正,举动光明,尽自己本领努力竞争。三要服从评判员的裁判,不可妄加指摘。四要和竞争对方始终维持友好态度。五要谦和快乐,胜不骄傲,败不懊丧。”这样的观念一旦在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中扎根,一个健全公民的基础就有了。 赵景源、魏志澄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四册有很多意识形态内容,包括“以党治国”、“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在观念上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争团体的自由等。但在讲法治精神时,明确“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受法律的拘束,都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公民课程标准》,高中授以社会问题、法律、经济、伦理等,初中授以公民道德、政治生活、地方自治、法律大意、和经济生活等知识。复兴《公民课本》高中四册,第一册是社会问题政治概要,第二册是经济概要,第三册是法律大意,第四册是伦理大意,内容比较深,也有点儿抽象。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共三册,一年一册,第一册道德,第二册政法,第三册经济。这一版的公民课本虽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少相对独立的公民教育内容。第一册由孙伯謇编写,1933年7月出版,11月已印70次。对于什么是公民?教科书解释首先是拥有国籍的国民,但国民不见得就是公民,国民之有公民权的,才是公民。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团体,多数人相结合为一体,以完成共同生活,就是国家。组织国家的多数人,就是国民。”什么是自治制度?自治制度,是训练行使民权的机会,是民权政治的基础。自治的实行是否圆满,不独和地方有关,有时且可影响全国。所以公民应当了解自治的本质,养成自治的精神,并充分行使应有的政权,以尽做公民的义务。 在“国家道德”这一章有一节“尊重舆论”: 民主政治是舆论政治。国民既将政权委托于政府,政府的设施是否正当,还要取决于国民。国民对于政治的意见,叫做舆论。国民真正的舆论,政府应当采取,作成法律,期其实行。 舆论是一般国民的公共意见。一个政党的意见,不是舆论。一个报纸的主张,也不是舆论。真正的舆论是由国民几经讨论而后成立。国民关于舆论,应当有尊重少数和服从多数的精神。 社会国家的事情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发生,不止一个原因。一个问题解决,也不止一个结果。社会国家的问题都有关于国计民生,解决问题,又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先事试验。所以一个公共意见须经有见识的专家发表言论,并须容纳反对的主张,而后为最终的决定。如果多数人的意见偶合,便压迫少数人的议论批评,却不是真正的舆论了。 初一年级的公民教科书能对舆论作出如此清晰笃定的解释,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是有价值的。1923年生在无锡的李慎之先生回忆: 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年的教师又是一个口才极好,极善于启发学生对公民权利的觉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10 他高中毕业于1940年,1937年之前读初中,读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的公民教科书。他说由于时代的风浪起伏不定,受过商务公民课本陶冶的一代学子,多少人还能在未来的人生中忆及公民课给予他的训练?今天已无法知道,但是,可以确定,包括李慎之在内,那个时代上过公民课、接触这些课本的少年,他们还是有幸的。学者谢泳说,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次在上海,曾亲口对他谈起早年公民教育的影响,“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感到他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都来源于早年公民教育,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变化,公民教育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不再提了,但那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是保留在了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中国50年代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过公民教育的人来支撑的……”11 五 1937年3月,依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新的一版公民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第一册,李之鸥编著,韦悫校订,增加了公民道德与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内容,当时战争迫在眉睫,特别增加“童子军训练”一节。 从课本来说,比以前的更贴近学生,更为成熟了。先从“群己”关系入手,再澄清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提出一个良好公民须具备的条件,“不但须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并须有优美的道德,有浓厚的爱国心,有努力从公的精神;对于为国家服务方面,应谨慎的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应竭力的实践政治上的责任。一个国家的盛衰,全靠公民的良好与否;国家有良好的公民,便日趋强盛,否则便日趋衰弱。” 在“学校生活与公民道德之培养”一章说,学校设置的各种科目“都是使学生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养成健全公民的要素。例如语文课的国文,不独可使我们能明白清楚地叙述事理,表达情意,而且可从中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外国文,使我们得由外国的语言文字中了解外国的事物情况。又如历史地理,不但使我们明白本国与外国的历史事实与地理情况,且可激发我们的爱护国家、爱护民族的观念。这些知识,可说没有一种不是一个健全公民所需要的。不但如此,我们做课业的活动,直接是学习功课,间接乃是培养公民道德。”比如养成对公民服务的责任心,守规律的习惯,虚心谨慎无形中养成做公民的根本条件。“体育活动的成效,还不只是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并且是与几种重要的公民道德有关系。例如在运动场比赛时,有裁判员作公正人,成绩的好坏丝毫不容作伪,这便是公正的精神;运动比赛时,各人都勇往直前,竭全力来奋斗,这便是勇敢的精神;在团体运动时,彼此团结一起,彼此合作,彼此服从团体的纪律,这便是团结、合作及服从纪律的精神。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健全的公民所应有之德性,而在体育活动中,都可以培养成功的。”至于课外活动,无论读书会、演讲会,运动会、远足等,更不要说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不仅可补课堂的不足,而且也是公民生活的实习。 1939年,罗廷光在《教育杂志》发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即带有浓厚的党化教育意味,与商务版代表的公民教科书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已有很大差异: 确认三民主义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最高理想,也便是中学实施公民训练的无上准则。……本此以实施训练,则:第一,中学生须认清“中国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为建国及解决社会问题唯一之途径”;第二,彼等在公民科及其他有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问题等)上对他种主义尽可多方面研究,但以不离乎三民主义的立场为是。……12 从修身课到公民课,重视公民教育是商务印书馆这家民营出版机构的一贯宗旨。针对小学公民教育,不仅有教科书,在配套的“小学教育从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之理论与实际》,“师范小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概论》,“小学教师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教材和教法》,此外还有《学生自治须知》、《公民教学法》等,“小学生文库”中除了《国家浅说》、《政治浅说》、《民权初步摘要》、《民权主义浅说》、《法律》等,另有一本叫《好公民》。在“民众基本从书”中也有一册《怎样做公民》。日本侵略者对商务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都深怀疑虑,“一二八”事变时之所以要轰炸商务的工厂、焚烧东方图书馆并非偶然,其中就有毁灭文化达到毁灭一个民族意志的险恶用意。 抗战全面爆发,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一度推行“国定本”,商务印书馆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最后一版教科书止步于此。1942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共三册,编辑要旨称,这是根据教育部1940年7月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编辑的,官方的正中书局与民营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负责印刷, “参阅者”名单包括朱家骅、吴铁城、陈果夫、陈布雷等要员,官方聘请的梁实秋等专家,出版家王云五虽然也名列其中,主导权已转移。尽管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还在,公民权利、地方自治、公民训练、国家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在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因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介入,党化教育的不断侵蚀、污染、异化,在时代的跌宕起伏中,此时的公民教育实际上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20年代的黄金时代再也不可能重现了。虽然1947年12月汪懋祖在《教育杂志》发表的《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为中学公民教育概括了五个原则,那也只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不可能付诸现实: 1、公民的习惯与品性 2、公民的动机 3、公民常识 4、培养公民理性   5、树立公民理念和信心 13 抗战后期,李慎之在燕京大学毕业,曾在成都一个中学教过半年书,校长让他包教全校高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全部公民课,教的大概已是国定本。他说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晚年回想起来他深感惭愧,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未来的民主建设多培养一些元气,所以1997年11月他在《改革》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下一辈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 14 自1949以后,公民教育不仅退出学校,而且在整个社会销声匿迹,以致今天许多人把政治课、思想品德课与公民课相混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提出在初中开设公民课,二十五年过去了,公民课尚未得到恢复。2005年杨东平等编的小学版《新公民读本》出版,也未能使用,新公民读本的中学版则迄今未见出版。今天,即使我们像李先生那样怀抱一个当中学公民课教员的梦想,也依然只能是梦想。 2010年11月6日杭州 说明:此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程巢父兄帮我复印了24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新修身和公民教科书,凡来自这些教科书的引文,不一一标明出处。此外,还要感谢王小庆兄,他编的《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待出版)选录了《教育杂志》1909年到1948年间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他撰写的前言也令我受益。     注解: 1 曾在幹《略论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8年2月。 2 常道直《小学公民课教学法》,《教育杂志》1924年1月。   3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4 陈筑山《平民的公民教育之计划》,《教育杂志》1927年9月。 5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68年。 6吴家镇《高时良现阶段中国公民训练之鸟瞰及其改进》,《教育杂志》1936年3月。 7易正义《民国初年中学“公民”课程的建立》,《亚东学报》2009(29),转引自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8彭基相《公民的训练》(译文),《教育杂志》1924年9月。参考王小庆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9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10 《李慎之文集》上册,62页,自印本2003年。 11谢泳《1913年的美国公民学》,165—166页,《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12罗廷光《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教育杂志》1939年11月。 13汪懋祖《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教育杂志》1947年6月。 14《李慎之文集》上册,53页,自印本2003年。     (傅国涌,独立撰稿人。本文选自作者博客。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17x7m.html )    

傅国涌:“赶快收拾人心”—读《殷海光文集》

  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说,“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经当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转载,传诵甚广,引起许多国人的共鸣。然而,在权贵眼里,“赶快收拾人心”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压根不相信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的政权会撑不下去,他们压根不在乎什么人心,他们被权势蒙蔽了双眼,看不见时局演变到了什么地步,普通中国人怎样的不安和焦躁,他们只想用暴力来应对共产党的暴力挑战,只想用暴力来压制一切敢于反抗的声音,关闭《观察》周刊、《新民报》南京日、晚刊,人心在他们心中几乎等于零。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早就洞穿共产主义把戏的青年殷海光并不想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所以才无比焦虑地喊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一次到了该喊出这句的话的时候了?处境不同、地位不同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相同的,如果你没有逃离这块土地,没有移民的机会或打算,要留下来,在这里终老,那么注定了要面对风险不可预测的未来,饭桌上朋友们聊天,常常会对每天的食品失去任何安全感,对孩子要接受的教育没有任何的放心,对将来的养老保险更没有信心,中国往哪里去?中国正在急速地往一个无底的深渊下坠,资源被无限制的、掠夺性地开发、破坏,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手中,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们不 断膨胀、不可遏制的物欲如同血盆大口,正在吞噬着这个民族子孙后代生存的机会。如果这个趋势不被扭转,后果之可怕是从未遭遇过的、也是难以想象的。1968年5月21日,殷海光在台湾岛上给人写信说:   人民有吃喝玩乐的“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的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   这些话用在此时此地,同样不需要更改一字,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十年来私人领域的自由越来越大,穿衣、吃饭、找对象,确实有了更大的空间,比起毛泽东时代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当商业广告代替政治口号,成为时代最醒目的标记时,同时释放出来的恰恰是人性中阴暗、贪婪的一面,并且毫无约束,权力或有意或无意地放纵这一面,引导国人朝物欲看齐,只要不关心国家命运,不对现实中的不公不义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对社会生活当中处处会遭遇的男 盗女娼视而不见,尽可以去享受私人的吃喝玩乐“自由”,权力放弃了毛那种咄咄逼人、与全民为敌的进攻性态势,退而为防御性,只要不触及他们的特权,不碰到保护他们利益分赃的体制底线,它一般不来侵犯你。当然,如果恰好你家的土地或房屋被他们看中,要征用开发、拆迁重建,它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因为这涉及他们的巨大利益,在这些事上他们是进攻型的。权贵利益至上,这已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高压线,不能碰触。   所谓盛世十年或盛世二十年,就是贪污腐败的盛世,坑蒙拐骗的盛世,道德沦丧的盛世,极少数人攫取了极大多数财富的盛世。在引人瞩目的繁华、奢靡和一掷万金的豪阔背后,所有的苦难、血泪、呻吟都被遮蔽了。有些外国人看不到真实的中国社会,为gdp增长率、为摩天大楼、高 速公路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迷惑,以为中国真的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不久的将来要赶超美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大部分普通人,在这个盛世的计算里从来是忽略不计的,其实,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多多少少无权无势者的命运都足以击穿盛世的弥天牛皮。这个牛皮曾陶醉了、也正在陶醉着许多无知无良的中国人,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国人。   说穿了,这个以权贵利益为核心的盛世,乃是不计后果、不惜代价,用数据、物质和宣传工具一同制造出来。如果一定要认为这就是盛世,那也未尝不可,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盛世当中,这个盛世千方百计地用物质诱惑和种种阴暗的压制手段,不仅摧残健全的人性,而且摧残人类文明进程中代代积累起来的,几乎在所以的领域都是劣币 驱除良币,那些把人性中负面的因素发挥出来的人,在现实中容易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羞耻感降低到了最低点,时时处处都张开利益的大网,把千千万万的人网进去,进去的人可以分沾一点好处。对知识界利用课题、职称、头衔以及种种的诱惑,来牢笼、败坏整个知识阶层,对其他不同的社会阶层同样利用种种诱惑和控制,将正直、有才能而有良知的人边缘化,扶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聪明人,让他们大享名利。种种举措都是要在根底上摧毁社会的精神,令全社会屈从在强势、利益之下,没有任何自主的骨气。   一个原本有乌托邦蓝图的打天下集团,早已演变成一个单纯的权力组织,一个以保全自身利益和子孙利益为首要目的集团,除了对于那些投机主义、心思不正的人充满吸引力,它自身已不再具有 任何理想色彩,也没有对未来的真实预期。即使打着主义的旗号,也常常言不由衷,底气不足,因为做的一套,与说的一套完全不搭边。所以,它之所以能继续运转,大大多数时候依靠的不是这套说辞,而是赤裸裸的国家机器,具有威慑力的镇制工具常常以化妆的面孔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它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依靠说理,依靠意识形态来消解社会的不满、反抗。表面上,它似乎也不喜欢腐败,也号称要反腐败,偶尔也杀几个贪官,但骨子里它对腐败的依赖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这是一种严重的腐败依赖症,通过腐败来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支持者,保持既得权力的继续运行,通过腐败来为这架锈迹斑斑的机器不断加油,任何民间的反腐败行动,对腐败的真正批评都是它反感,腐败已成为这个盛世的另一面,如同《红楼 梦》里贾瑞得到的那面镜子,镜子的一面是美女,一面是骷髅。他经不住美女的诱惑,哪怕结果是力竭而死,也只有继续去看了。   今天,即使殷海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赶快收拾人心》,在占有既得利益的那些人当中,也激不起一丝的涟漪。他们被利益蒙住了眼,更被蒙住了心,他们的心刚硬如铁石,他们不在乎王朝的未来,更不在乎民族的命运。他们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保全这一切就是全部,紧紧抓住这一切就是全部。他们决不相信,他们得到的竟会是一面“风月宝鉴”。 傅国涌,作者博客|

傅国涌 | 傅国涌:在过去寻找未来

傅国涌:在过去寻找未来                                   [这是《时代周报》的一篇访谈,关于《追寻律师的传统》,记者根据录音整理,发表时有一些删节,这是未删节的原文。】   《追寻失去的传统》讲述民国的新闻史,《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讲述民国的企业家,傅国涌一直致力于还原民国富有人文精神的各个侧面。新书《追寻律师的传统》并不完全由他书写,他只是一个“编者”,他将各处找到的关于民国律师的资料、各方文章汇集成册,并在前言中写道:“只有清楚自己的历史,我们的路才有可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踏实,才不至于陷入虚无和迷茫,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 2012年是中国本土律师诞生一百周年。傅国涌将《追寻律师的传统》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追源溯始,以上海律师及全国律师组织为观察对象,讲述民国律师行业的发端和壮大;中编着重展示民国律师的风采,既有刘崇佑、阮性存、张耀曾等人办理社会重大案件的经过,也有曹汝霖、朱斯芾、吴凯声等律师执业者的亲笔记录或口述;下编则通过第一手资料呈现典型司法案例,如陈独秀案、“七君子”案,直击历史现场。动荡的年代,不是律师施展才能的最好环境,但是当年的律师仍然做出了一番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律师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职业伦理则愈发地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傅国涌说,自己追寻历史的动力来自对未来的盼望:“我挖掘的是过去的资源,但是我的指向是未来的,在过去寻找未来,让过去告诉未来,因为过去连接着未来。”他认为,民国的历史对于现在的意义如同是“一”:“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的,是从‘一’开始的,民国就是一个‘一’。从‘零’到‘一’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从‘一’到‘二’就不那么艰难了,我做的说白了就是寻找‘一’的工作。” 前辈律师虽败犹荣 时代周报:这次怎么会对近代律师这个话题感兴趣? 傅国涌:我的《追寻失去的传统》,讲中国新闻业、中国言论史上中断的“文人论政”传统,2004年出版以后引起比较多的关注,当时有律师界的、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通过不同的渠道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追寻律师的传统”。但我缺乏这个方面的积累,不具备这个条件写。 八年来,我在看史料的过程中也会留意有关律师的文献、书籍等,到去年,已积累不少相关的史料。去年8月,我要跟敬重的张思之先生见面,一想2012年就是律师制度进入中国一百年了,我虽然没有条件写一本相关的书,编一本书基本上可以了,就把已找到的资料编出一本初稿,带给张老先生,他80多岁了,非常认真,把材料都看了,提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并写了精彩的序言,这本书就成型了。这本书包含了张老,还有陈同、夏晓虹、李卫东、徐小群等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授权我收入他们的文章,感谢吴凯声律师的公子吴立岚、章士钊律师外孙女洪晃的授权。现在编出来的这个书,基本上能呈现中国律师的前38年的面貌,也就是在1949年以前律师业的大致情况,从整体的描述到人物的个案、具体案例,从整体到局部,能看到中国早期的律师大致是一个什么情况。 时代周报:在法制不健全、有强权压力的大环境下,您怎么看待律师个人的努力? 傅国涌:任何时候,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法治健全的时代还是前法治的时代,个人的作用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个体是活的,是主体,制度等其他的东西都是死的。我从来不怀疑人可以在各种环境下做出自己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因为环境所限,不一定能达到所期待的理想效果,但是个人的作为永远是主要的,哪怕失败也是光荣的,很多时候比成功更有价值。世人往往更多的看重成功,但是对一个律师来说,所谓的成功,如果缺乏道义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更看重个体生命主动的追求,而不大看重结果的成败。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开庭审判,章士钊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虽然结果并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无罪释放,陈独秀照样判刑了。但是在当时,法庭是允许公开旁听的,媒体是允许公开报道的,出版社可以公开出版他们的辩护词,法学院可以把他们的辩护词作为参考书,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都还存在着自主的空间。这个空间可能我们今天不具备。但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面,一个个体如果能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按照各自的勇气承担,他就能在法庭上说出是或非。 时代周报:这本书有一篇《上海律师:法制原则与民族救亡之间》,提到了上世纪2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上海律师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中立地位,很多事情上很谨慎。您觉得律师在社会运动、政治议题面前应该是什么责任? 傅国涌:作为律师这个职业,首先还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一定都要卷入实际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律师应该是提供专业的意见,当然必须保持道义的判断,不是没有原则的。有原则并不一定要和运动融合,他要从自己专业出发,去追求社会公义和人类理想。这种追求要高于群众性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律师、记者、教师这些专业人士要站在专业地位说话、做事,只有从专业出发的作为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如果离开专业,变成政治活动家,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倾向于律师从专业的、职业的角度参与社会事务,这样更有力量。 时代周报:您整理了民国时的各种律师案例,觉得哪一个是对今天的律师最有启示的? 傅国涌:我觉得是阮性存是最有启示的。他是职业律师,在日本留学读法政,回国创办了法政专业学校——浙江私立法政学堂,担任校长。晚清的时候以这一身份当选咨议局议员。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同时一直担任杭州、浙江的律师协会会长,以律师的角色介入了许多重大的公共事务。他一生致力于浙江的地方自治,影响巨大,对其他地方有示范作用。他的影响不仅在杭州,也是跨地域的。他既是一个律师,同时关心公共事务,致力于民间社团的建设。这样的一个路径对职业律师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类型。 时代周报:为什么特别选了曹汝霖自述律师经历的这一段放在书中呢? 傅国涌:他是民国第一个正式拥有执业资格的律师,领了第一号律师证。曹汝霖一直是被妖魔化的、负面的形象。现在随着曹汝霖回忆录的出版,历史研究也逐渐趋向客观,我们应该看到曹汝霖真实的一面,他并不是过去想象的那么不堪的一个人物,他也有正面的历史价值。我选《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希望能用一个客观的眼光看待他,比较真实地呈现历史。他是中国律师史上第一个执业律师,后面又是非常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是日本学法律出生的,在他从事律师业务的时候,中国律师业刚刚起步,我们可以看看他办的案子,当时是什么状况,中国的律师是怎么执行他的业务的。 时代周报:您在后记里特别提到了张思之律师的事迹,这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不太熟悉的。 傅国涌:张思之律师,我有个说法,他是中国律师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了民国律师的传统,又开创了21世纪的新传统,他站在中间,连接了两个时代。 他是1927年生人,在朝阳大学法律系就读,他是经历过民国的人,对那个时代的律师业有直接体会。1949年之后他做过律师,也在法院工作过,后来被划过右派,做过中学老师,到了70年代末,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后,他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律师,他创办了《中国律师》杂志,编写了中国最早的律师教材,给中国律师开课,这些都是他对中国律师业新的开拓,帮助中国律师重新开始。1980年审判四人帮、林彪集团案时,本来安排他做江青的辩护律师,江青拒绝了,他做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那时候他就是中国律师界的代表人物,80年代以来他给一系列的重大案件做辩护,一生中打的官司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但是他虽败犹荣,他是中国律师界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人物。 十年前我们编写了一套书,叫做“中学人文读本”,是面向中学生的,为了这套书做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很多当时很多老知识分子。在座谈会上,我和张老第一次认识,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这些年有过多次的见面和书信、电话往来。2005年我编了《过去的中学》,请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他欣然答应,并写出了非常感人的文字。他给过我很多的帮助,特别重要的是他身上的那种人格力量,让后辈心生敬意。 我读过他的辩词,他在台湾出版过一本砖头一样厚的《我的辩词与梦想》,收录了他的大部分辩词,都是影响很大的案子。他却自谦为“资料一册”。   民国律师制度已有开明之处 时代周报:为什么把“政府等于国家吗”这个命题单独做了一个下编? 傅国涌:下编只说了两个案子:陈独秀案、“七君子”案。 一百年来的中国,律师所要面对的、法庭上最大的议题其实就是这个议题,重要性高过一切,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也不能解决或很难解决。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律师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包括章士钊、刘崇佑、阮性存,包括本人就是律师又成了囚犯的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包括那些不是律师的人。 今天的律师,包括张思之律师,同样要面对这个问题。当你在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的时候,就是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看到问题的相似性,这也是历史的悲剧性。过了多少年我们的历史仍然没有走出这条古老的胡同。 时代周报:民国时候的律师制度、律师管理,今天看来有没有什么先进性? 傅国涌:中国的律师制度最初是参照日本,日本是参照西方,整个制度是移植过来的。日本叫辩护士,我们一开始也想叫辩护士,后来阮性存提出叫律师。律师制度不是本土原生的,其实是模仿的,所以一开始从制度上来说和世界先进国家是接轨的。 当中国有自己的律师之前,上海的租界已经有外国的律师在进行业务,也有中国人在外国取得律师职位的,比如伍廷芳就是香港的大律师,早年在英国取得了律师资格。女律师郑毓秀在法国取得律师资格,回国以后曾在租界从事过律师业务。 民国的律师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制度,当年的律师公会有相当的独立性,不是受司法行政当局支配的,完全是行业自律、行业自治的样子。在上海要正式开业做律师,首先要加入律师公会,这表明他们对这个职业的一种自尊,行业自律的要求是认真严肃的,律师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职业,在那个时代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例如吴凯声打政治案,有相当一部分都输掉了,几乎没有赢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律师执业时还是有相当的尊严和体面的。他们执业过程当中,不是窝窝囊囊受人挟制,当年的司法行政当局没有指使掌控律师公会的权力,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律师执行业务的时候,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干扰,他们可以坦然地地走上法庭,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法律的逻辑和道义的尺度进行辩护。这些制度的设置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深思,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 时代周报:看您的书觉得民国的律师那种风骨与风气,和民国文人整个的气质是一致的。 傅国涌:当然,任何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那个时代的环境至少让人做一些虽败犹荣的事,至少还有一个可以说真话,直面自己良知的空间,当时,这样的条件没有消失,有很多律师面对一些棘手的官司,明知失败也可以在法庭上说出自己该说的话。 时代周报:这本书是编写的,接下来有没有写一个更具体的民国律师人物评传的计划? 傅国涌:这个难度很大,我目前还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编出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恳切地期待有精力、有能力的朋友去写一本更好的关于本土律师传统的书。像这本书里收录的学者陈同先生的文章,他的《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已经对中国律师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梳理,那是他的博士论文,个案比较少,是概括性的研究。徐小群先生、孙慧敏女士等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当然,这个领域还在开拓当中,更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可能要期待其他朋友去做,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有其他的研究写作计划,在这方面我缺乏史料的积累和准备。 时代周报:做完研究再看现在,觉得当下律师需要的素质是什么? 傅国涌:我在后记中谈到张思之先生时用了几个词,公共性、专业性和人文性,律师毫无疑问首先要在专业上有追求,有足以安身立命的专业素养,如果专业不过关其他都是空谈。其次才谈得上有公共性,要有道义上的追求,要有良知,对公共事务要保持自己的关怀,并不是躲进专业的象牙塔里。第三,人文性,这是一种生命的滋润,像一架机器需要加油。最优秀的律师,应该像张老先生一样,是三者统一的,他有高度的人文性,对宋词、元曲非常熟悉,不仅讲究辩词的逻辑,还讲究的辩词的修辞,正是这些审美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他的生命灌入新的力量。我想,从个体的角度看,哪怕一个时代如何有压力或者不容易,个体生命仍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这三方面有所追求,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立地的律师。 挖掘民国的“资源” 时代周报:一直以来您的著书似乎都在做还原民国历史的工作? 傅国涌:可以说是还原历史,或者说我试图寻找近代中国产生的本土传统,那些传统,虽然来自西方,但是在中国已经本土化,例如新闻、教育、实业、律师,方方面面的传统。这些本土资源都是非常珍贵的,1950年代以后突然中断了,有很多已经被世人所遗忘或者很陌生了,我把这些本土传统挖掘出来,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找到中国重新往前走的路径。 其实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让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个曾经的起点。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从“一”开始的,民国就是“一”。从零到一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从一到二就不那么艰难了,我做的就是寻找“一”的工作。 时代周报: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 傅国涌:我长期关注的领域还是百年言论史,也包括晚清民国大转型当中的各个侧面。我想搞清楚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中国为什么走上现在这一条道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把来龙去脉弄清楚。也许我的切入点可能是报纸、大学、出版业,但是指向的是中国文明的转型,中国如何从农业文明社会转向工商业文明社会,从古老的臣民社会转向公民社会,如何从一个专制制度转向一个民主制度,我试图找到这个转型过程中的那些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我挖掘的是过去的资源,但是我的指向是未来的,在过去寻找未来,让过去告诉未来。 时代周报:这几年对民国的挖掘也出现了一些“民国粉”,言必称民国,觉得民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傅国涌:我从不认为民国都是好的。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从来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有内乱、有外敌入侵,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不堪的东西。民国从来都是金子和泥沙同在。我不觉得民国是那样的干净、清爽、安静、一派明媚,它是大起大落、峰回路转的,光是政权更迭就有好多次,从袁世凯称帝失败到北伐,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战乱伴随整个民国,它几乎没有安静过,始终在不安和混乱中。 但就是在这样动荡的乱世当中,王权衰微、天下大乱,我们竟然看到北大、清华、燕京、南开,奇迹般地生长成为我们看到的样子,我们看到西南联大这样战火纷飞当中的奇迹,也看到《大公报》这样的报纸纪念碑一样屹立在时空当中,大量的中小学,有名的、无名的,达到了足以令我们今天惊讶的水准。民国时代教育出来的那些人们,哪怕只受过小学、中学教育,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教化,都让我们怀抱敬意。当然还有中国的企业,工厂、商店、银行、轮船……,在民国史上著名的品牌,大众熟悉的种种产品,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商业、工业、金融业曾经的状态,那状态之好,并不是说比我们今天还要繁荣,但它背后的精神、包括诚信,都是今天不具备的。 为什么那样一个糟糕的、不堪的乱世,这么不好的旧中国,我们曾经认为“水深火热”、“万恶”的旧社会,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教育家,可以创造出这样好的报纸、杂志、大学、工厂、商店、银行,靠什么?民国一定有他不得了的东西,有他内在的生命力。这正是那些神化民国或贬低民国的人都未必清楚的。那是一条神秘的脉络,这一条脉络如果找到了,那么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脉络就找到了。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经历了那么多浩劫,之所以还能挺到现在,一定有他内在的逻辑或者线索。这个线索到了近代以后,我称之为——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融合了中西文明当中最美好的一些东西,铸造成了一种新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在民国已经成型了、存在了,起码是初具雏形了,具体的例证就是那些学校、报刊、企业,特别是那些民国人。那个时代给了他们这样的空间,让他们在天上有飞机扔炸弹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这样的时代难道不值得探究吗? 探究的目的,是要挖掘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资源,让它们不至于永远沉埋在地底下。这些年来,我很关注“资源”这个词,不光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无形的精神资源,没有精神资源中华民族早就毁灭了,能扛得住日本的强敌入境吗?当日本人进入北平、天津,进入南京、上海的时候,许多大学、许多企业都搬到大后方去了,人们还是有很多精神性的追求,不是苟且偷生,不是苟安的、犬儒的,可能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河蟹档案】| 网友提供的新浪博客删帖记录 2012-6-30

澳洲金娜《[转]上将陈士榘:不是毛主席在整人,我们都整过》2012-06-28 游骑兵006《[转]国家安全部的前世今生》2012-06-30 寒月狂客《[转]美国人权很糟糕,国人却为何趋之若鹜?》2012-06-19 寒月狂客《[转]请主要领导再学习金正恩的催泪神功》2012-06-13 冬天的百合《[转]邓小平“让位”于江泽民的真正原因》2012-06-30 冬天的百合《[转]脑残不要紧,关键是会死人》2012-06-30...

爱思想 | 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进入专题 : 王容芬 刘文辉 陆洪恩 遇罗克    ● 傅国涌 ( 进入专栏 )       四十年前,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卷地而来,浊浪排空,阴风怒号,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乖乖地低下头颅,接受命运的安排,刘少奇留下的只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话。“文革”发生之初,许多在权力舞台上沉浮多年的高官几乎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老毛要玩什么花样,更不必说挺身而出质疑这场涉及全民族命运的动乱,公开说出自己的态度。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青年思想家刘文辉壮烈牺牲          当十九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三十岁的上海青年右派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十四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著名的大学。     一九五七年,二十岁的刘文辉因为给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主动要求到艰苦的海岛上工作,一度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九六六年春天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但他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如果说少女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仅仅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或者说是生活的常识,那么刘文辉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在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尤为难得。文革只能发生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固然没有错。“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直到一九八一年,十四年后才宣告无罪。          音乐家陆洪恩死前慷慨直言          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四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毛泽东亲自批准枪杀遇罗克          遇罗克因《血统论》触及了特权社会的要害而获枪杀,他早在“文革”之初就对“文革”充满怀疑,认为“这么不正常”。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清醒而坚强的思想者之一。与遇罗克相比,刘文辉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弟弟刘文忠二OO四年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印量很少,鲜有人知。我印象中只是《开放》杂志曾经有人撰文介绍过刘文辉其人其事。在祭奠“文革”四十周年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还会想到这个思想先烈,想到有人竟敢在“文革”之初冒杀头的危险也要说出真话。     四十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文革”在四十年后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恰恰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关注“文革”首先要关注刘文辉、遇罗克那样的冤死者和王容芬那样的幸存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洞穿了那场绵延不止十年的闹剧的奥秘。     我们更不能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      进入 傅国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王容芬 刘文辉 陆洪恩 遇罗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文革博物馆专题 > 文革人物档案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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