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BBC|吴祚来:中共政权能够中国化么?

陈来教授在这次接受中纪委网站访谈时,关于儒家德治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其新儒家思路却是明晰的:其一:你们当政党官员倡导那些道德理念,你自己得践行,不能马列道德对别人,自己却做不道德不仁义的事情;其次,传统中国社会讲德治,一味的刑法威权暴力控制,是没有出路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相关网站上出现的标题:执政党的中国化。

提出中共政权中国化问题,是提出了一个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真问题。其一,它意味着中国政权没有中国 化或没有完全中国化;其二,它促使人们思考,中共政权如何中国化,是回到独尊儒术的中国化,还是像台湾那样民主宪政中国化,或者新加坡那样有一定民主法制的中国化(可以参照的还有东亚文化圈中的日本与韩国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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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戴锦华:当下的性别想象中,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幽灵

许多人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总是会重谈历史、重谈传统、重谈文化——尤其是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但是,整个前现代性有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阶级压迫,二是性别压迫。然而传统论者却对这两个基本事实故作无视,或者说,那根本就是他们内心所拥戴的事实——所谓“尊卑有序,男女有别”。

鸿帆:而且我觉得,今天仍有许多人——不止是新儒家——仍在恋慕着那样的“序别”。

戴锦华:是的。所以这又牵涉到我不愤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这些东西其实有它更多的、而且可能更有渗透力的社会现实或文化现实。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一个压缩了欧洲几百年历史的现实,前现代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结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即使没有“新儒家”的召唤,今天中国的家庭想象和性别想象中,也依然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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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无论教科书还是考试,都应把政治导向置于首位

但无论教科书还是考试,都应把政治导向置于首位,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和基本方法论的价值取向切实体现出来,更好地培养和武装青年学生。前述考题评分标准没能体现这一点,就有可能误导学生,使其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些思想体系的地位是等同的。而这是一种必须加以纠正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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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那些被歪曲了的儒家思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1、“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被许多人引述来形容“家天下”的专制程度,甚至被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相提并论。这当然是天大的误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先秦民谣《北山》中的一句,整首诗说的并不是“家天下”之意,而是在表达臣民对于国王分配徭役之不公的牢骚。2、即使抽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句来看,它所描述的也是井田制下的土地“保有权”状态,并不是说天下土地归王私有。而自战国以降、封建制解体以来,除了严格实行均田制的短暂时代,中国的土地制一直就是私有制,更谈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民间的土地流动,有一套自成体系、地方性的习惯法在行使规范,国家一般不加干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语,被今人歪曲地解释为“贵族拥有特权不受刑,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之意。甚至鲁迅也认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鲁迅真的不知道“礼不下庶人”的准确含义么?2、其实这句话的涵义已记录在《孔子家语》中。孔子的弟子冉有曾经向老师请教:“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解释说,不是的。大夫犯下罪行,也要受刑罚,只不过应当照顾贵族的尊严,令他们“自请罪”,若所犯罪大,则叫其“跪而自裁”;而所谓“礼不下庶人”,乃是说庶民劳碌辛苦,不应责之以备礼。3、按照周礼,贵族如被指控犯了“五刑之域”的大罪,“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这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治罪场景:“白冠厘缨”是罪人所戴的帽子,象征有罪;盘水,即盘中盛水,象征公平;加剑,象征礼法制裁。而制裁通常就是自杀。——像不像日本武士道?既为贵族,当视荣誉重于生命。我们可以发现,“刑不上大夫”强调的是贵族对尊严与荣誉的自觉;而“礼不下庶人”则表达了对庶民的宽容。君君臣臣1、“君君臣臣”这句话,常常被人拿来证明儒家具有绝对效忠思想,甚至被演绎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其实,“君君臣臣”表达的是一种对等的义务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首先要像个君的样子,臣才有效忠的义务;君若不君,则臣可以自行解除效忠的义务。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种“从道不从君”的儒家思想,跟西人的“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观念,同样具有宪政品质。2、孟子的君臣思想比孔子还“激进”。他认为,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而对于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意思是说,如果君不君,则臣可批评,如果君不听,则异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关系,贵戚之卿更是可废掉君主,另立新君。甚至,儒家还主张,若君主无道,臣民可以起而革命。3、用孟子的话来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革命就是“诛一夫”(《孟子·离楼/梁惠王下》)。汉初辕固生与黄生的争论,也体现了孟子“诛一夫”的思想。黄生认为君臣各有名位,上下有别,君主有过,臣下当正言匡过,而不是搞什么汤武革命。辕固生直接否定他:汤武革命乃顺应天道,合乎正义(《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这里隐含着一个宪政命题,即在儒家看来,臣民天然地具有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4、总结一句:有这样一种契约性的关系,由双方缔约订立,以此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依据礼法,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一方如果不履行他的义务,另一方都有权利解除双方缔结的契约。这种契约关系下的两个人,当然可以说是自由的。——没错,我说的便是西周封建制下的君臣关系。封建时代的君臣是契约性的,也是自由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1、许多人都说儒家主张“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以此来抨击儒家是专制的帮凶、皇帝的奴才。然而,“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之说,未见之任何儒学典籍,也没有一位知名的儒家说过这种话。倒是在明清通俗小说与戏曲作品中,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说法,比如《西游记》第七十八回,猪八戒说,“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猪八戒当然不是儒家。2、只要了解先秦儒家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当知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可能是儒家的观点,因为它与儒家赞同的“君君臣臣”之道严重相悖。考虑到这类说法流行于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学,而明清恰恰又是秦后最专制的时代,可以想见这应该是专制体制下市井小民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来源不是儒家正宗,而是揉合了法家“为人臣不忠,当死”(《韩非子·初见秦》)主张、俗儒愚忠思想的政治宣教。民无信不立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句是什么意思?心灵鸡汤派估计会说,就是“人们要讲信用”的意思嘛。错了!“民无信不立”并非指向个人的道德品格,而是指向一种政治伦理。先贤孔子的意思是说,政府必须建立在人民的信任之上,得不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是不可能维持的。儒家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信任。不患贫而患不均1、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这话被不少人拿来当成儒家主张“均贫富”、赞同“平均主义”的证据。但儒家怎么可能有“平均主义”的思想呢?先秦诸子百家中,倒有一家是强调“绝对平均主义”的,那就是农家的许行,他主张取消分工、“市贾不二”,即同一商品不准有两种价格。但许行的思想受到孟子的猛烈批评,认为他“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2、那么“不患贫而患不均”当作何解?朱熹注解说,“均,谓各得其分。”(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这里,我们对朱熹的解释再作些注解:“各得其分”的“分”,在古汉语中有“权利”之义,晚清传教士丁韪良即以“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来理解“权利”一词(丁韪良翻泽《万国公法》)。故而,“均”,是指各人按自己应得之权利获得收益,“不均”,则是漠视权利的不公。3、完整地理解,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乃是表达了一种建立在权利观上的公正诉求。它指向公正,也指向权利。士大夫、庶民、地主、资本家、工人都有权利获得自己所应得的那一份,这就是“各得其分”,就是公正;如果有人所得与自己的权利不匹配,即是不公正、“不均”。这样的“不均”,当然应该名正言顺地予以反对、抗议。君不名恶1、董仲舒主张,“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恐怕看到这句话的人都会认为董氏在为绝对皇权张目,何曾有半点制约君权之意?其实,只要不望文生义,从宪政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董子此说有微言大义。所谓“君不名恶”,即君主不为错。英国普通法中有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heking can do nowrong)”的原则,这一原则恰恰构成了英国君主立宪的法理基础。君主如何不为错?答案是,君主只作为尊贵之国家象征,不过问实际行政,不负行政责任。如是,政府有错,由宰相担责,君主超然事外。这便是虚君宪政之精义。2、董仲舒又怎么可能为绝对君权张目?他还说:“王者,天之所予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那么这段话是不是跟前面的“君不名恶”相冲突呢?不然。“君不名恶”乃是指常态下的虚君政治,“有道伐无道”则是指君主严重失德时的非常态“革命”。要言之,如果君主恪守君道,“恭己正南面而已”,则“君不名恶”,永远没有过错;如果君主无道,倒施逆行,那就会被“有道伐无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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