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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进入专题 : 遇罗克    ● 郝建 ( 进入专栏 )       这年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气温却一直很低。气象学家说这是北京27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天。3月5日这天,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发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京郊卢沟桥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人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     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1966年·北京东四北大街519号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厂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 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机械厂          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饭盒去厂子里上班。一到厂子里就被警察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罗文赶紧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里。在那之前遇罗克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几乎是当时中国政治机器的中控机房。根据《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苏双碧搜集的资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门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立即拘押。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当时高调批判《出身论》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批准逮捕遇罗克的谢富治后来官至公安部长,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绞杀别人的生命时,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     遇罗克被捕后很快就被带走,他在工厂的好友杨雨树赶过去没有看到他。后来再看到遇罗克已经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厂里来接受批斗。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处采访杨雨树,他说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在他堆满油画作品的小屋里,他给我看他的老师和朋友赵文量为遇罗克画的油画肖像。画像只有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戴着十几斤重的手铐脚镣,张朗朗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这里是当年关押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对她执行死刑的所在。他们一进去,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人喊报告:“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可是怎么不提审我,那我怎么交代呀?”     张朗朗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读书多,好讲故事,时常对江青等人发些牢骚,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因为1968年就曾经和遇罗克被关在一起,张朗朗听出,这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的辛辣。通过这个方式,遇罗克睿智地让新来的人明白,这里是死刑号,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也在向大家传达一种延缓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张朗朗是干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马背上的摇篮”长大,文革前在经济条件和升学等方面一帆风顺,一直在育才、101、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而遇罗克是所谓“黑五类”的子弟,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监狱里,两人互相讲故事,辩论哲学,论诗谈书,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张朗朗回忆“遇罗克不是监狱油子,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他人”(引自《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思考》)。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张朗朗读过萨特的一些著作,他跟遇罗克谈起存在主义哲学时,遇罗克认为那是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思考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精辟、最有指导意义的。     一次提讯时,审讯室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官员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话说,我们五分钟以后回来。”这是明白的死亡威胁。五分钟以后,主审官员对遇罗克说:“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遇罗克的回答是:“我想要家里带一只牙膏。”后来遇罗克告诉张朗朗,主审官员当时气得脸都青了。     但是政治绞肉机终于落下了它的屠刀。文革中最重要、最严厉的镇压运动“一打三反”在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掀起高潮。1970年3月5日,张朗朗听到隔壁牢房里一个个狱友被拖出去,听到了遇罗克最后的“呃”的一声,那是他的脖子被细绳子勒住的自然反应。     遇罗克对这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他入狱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赠友人》:“攻读健将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张朗朗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栋美丽的别墅里,地下室放着几千张密纹黑胶唱片。他一直想着在自己退休以后设法把这些唱片带回大陆捐给某个音乐爱好者俱乐部。在我的请求下,他哼唱起前苏联的一支歌曲《光荣牺牲》,那是一首他和遇罗克两人都会唱的歌,他们在死刑号里过春节时开临终晚会一起唱过。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宿舍          1978年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期,是1949年以来首次允许外部思想进入中国大陆的时期,是内部各种思潮抵触、对话的活跃时期,那是一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狂飙突进意味的解放和复兴。     1978年11月的一个晚上,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冒着寒风走进《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家中。因为她读了苏双碧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姚文元 》。苏双碧在此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王秋琳说遇罗克在文革中的第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这是遇罗克罪状中“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依据。第二天,苏双碧向领导汇报后就带着报社的介绍信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午四点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找到了积土尘封的遇罗克档案。档案共有24卷,放在一起将近半人高。第二天苏双碧又约请了报社的两位记者一起来看材料,仔细阅读后,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便以《光明日报》的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遇罗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审判决书。改判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二、宣告遇罗克无罪。”此后,苏双碧为此事写了长篇报道《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发表在1980年6月的《新时期》第4期上,随后《北京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遇罗克的事迹感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许多百姓和官员,促进了当时中共中央积极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2009年4月5日·京郊宋庄美术馆          又一个清明节,我和北京的徐晓、栗宪庭等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家人、亲友来到北京郊区的宋庄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遇罗克半身铜像落成仪式。人们为遇罗克献上几束鲜花,站立在他的铜像前静静地默哀。     铜像的作者郑敏也来到这里,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毕业作品是王小波的一个裸体坐像。郑敏创作遇罗克塑像时,我到他借用的工作室跟踪拍摄。他一边拿着雕刻刀在遇罗克的塑像小稿上细细修饰,一边跟我聊起自己老家文革时发生的一些惨剧。他的老家是湖南道县,道县在文革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县份,就因为这里在文革中发生过集体参与的较大规模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道县事件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后来解放军6950部队出动才逐渐制止了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遇罗克铜像的底座是不锈钢的,上面刻着北岛题献给遇罗克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     诗人北岛的这首诗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宣告——给遇罗克烈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徐友渔写过这样一段评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尽苦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取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以及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竖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文章付梓之日,正是全国两会闭幕之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在“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总理同时强调:政改有赖于觉醒的人民的推动!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筹拍纪录片《遇罗克》。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进入 郝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遇罗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人物档案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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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媒体札记:北京、重庆48小时

  对沉迷于帝王将相电视剧的中国亿万城乡父老来说,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时45分之后两天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宫廷政变”来概括。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25人之一(甚至早有言之凿凿的传闻称其将在半年后进入前十之列)--薄熙来,在一场由其下属、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国”而引发的蝴蝶风暴中,未能全身而退,功亏一篑地倒在了进军政治高峰的最后台阶上。   那天午后,在温家宝允诺“再回答两个问题”之前,人们已经为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而兴奋异常。这位被一些反对者讥作“影帝”的老人,为上任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宽恕,承认类似“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嘲讽确有道理,更叹息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也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热心的话题,声称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与电视直播同步进行的网络讨论中,即使是一些长期以来认定温家宝的勤勉亲民只不过是“做秀”的异议者,也承认他今天的言论尺度超出期待,仿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过,不论是“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还是许诺最后一年做好5件难事,都还不能让围观的人们尽兴。此刻,温家宝的缓慢语速已经使这场发布会延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3小时,最后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站起身来。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这张来自路透社的白人面孔没有辜负人们对外媒记者的期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屏幕前攒动的人们一定也会对这位深谙汉语技巧的记者说声“谢谢”,除了遭遇民间异议者阻击的刑诉法修正案之外,“重庆”可能是关心中国政治者最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种焦急的等待甚至令一位网民产生错觉,当温家宝承诺认真对待地方债务并特意说明“稍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电视机前的他误以为答问就此结束,在微博上对总理“故意不回答”表示愤慨。好在,现场翻译很快完成了工作,温家宝抿了抿嘴,开始那段注定会被反复解读的表态。   在声明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后,他话锋一转,在面向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然后,这位被公认为党内右派、开明派的中共高官决定“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网络文字直播实录这时反而显得跟不上他的语速,温家宝显然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片沸腾。那些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理模式常持异议,并因为王立军事发而断定“平西王”前途暗淡的人们,激动不已。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他们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一位媒体主编发出微博感慨,并迅速得到赞同。来自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职位更高的官员的批评,就像一把更加锋利的尚方宝剑。对这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毛左”做法心存不满的“右派”们,利用在网络空间中的绝对优势话语权,提前开始狂欢:“重庆市委市府必须反思”成为最大新闻门户网站们的头条标题;有心人前往重庆官方管辖的华龙网,发现那条有关王立军的同步直播实录链接曾经失效,就此嘲笑此举无异“掩耳盗铃”。   此后发生的事情说明,薄书记的属下们此时应该已经不会有“掩耳盗铃”的勇气了。那条华龙网的链接最终得到恢复,重庆市人大的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更是迅速摘录转引温家宝的讲话精神:“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波谲云诡的政治摊牌气氛简直要冲淡温家宝催人泪下的“请人民忘记我”。正当人们兴奋地观看央视《新闻联播》,并确认温家宝这次的“敏感言论”没有“不出中南海”时,中国最有名声的记者胡舒立已经通过财新网发表“火线评论”--《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新华社公布的记者会答问电稿并没有与电视机前人们的记录有太多出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革重来”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未遗漏,央视一套也在当晚21时重播记者会全程。一些人在网络上传说着“宣传禁令”的到来,一些人则鼓励有良知的媒体人要在这个时候“帮总理一把”。   一夜劳作。因为在多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关注的上海《东方早报》,最终在15日的封面上选取“改革须有人民觉醒和支持”作为头条大标题--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家宝作为“右派”在党内感到形单影只,不得已而求助于民众。另一些典型标题来自温家宝那些诗词警句,广东《新快报》因为摘录了“文革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必须反思”和“吴英案要实事求是”这三段热点答问,而获得同行们的普遍称道。在这种几乎所有市场畅销报纸都将整个头版贡献给温家宝临别箴言的环境中,《南方都市报》简直要因为选了句“一些地方房价远未回归合理”而感到愧疚--事实就是,这家中国最著名小报已经有记者就此公开表达对总编辑表现的不满。   这种比拼在新闻管制下如何游走极限边缘的竞赛,主要发生在市场化媒体身上。当然,风暴中心的重庆例外。人们在最能体现官员意志的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上也没能发现“惊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或者《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一样,这份由本地宣传官员直接管理头版的媒体正常出版发行,按例刊登温家宝答问电稿,未删一字。   时间来到15日早晨9时17分,那些因为薄督前途兴奋讨论了一夜的网民们,再一次被人民网吸引住了:这个曾经在王立军事发之初宣布“将有重要消息发布”的《人民日报》主办网站,通过官方微博账号故伎重演。不过,这次预告被民间消息灵通者提前一步透露天机,“今天上午薄已免职。重庆市委大会。张德江兼任市委书记”。拥有近20万关注者、长期贬斥“西红市”模式的前记者杨海鹏甚至赌咒,“如此消息不实,甘愿以此博关闭‘自裁’。”   10时整,新华社获准发稿,一共54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短讯迅速直攀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不到1小时后,稍微详细一些的表述公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棋行至此,人们开始明白温家宝在20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华龙网再也没有理由使得这条新闻链接失效;虽然在下午14时后,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已同步将标题由“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更改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并移出要闻区,但更靠近中南海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却保住了醒目版位。   重庆森林消息森严。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片语中推演局势,比如“不再兼任”与“免职”之间的距离。有中共历史爱好者在推测薄熙来是会走上陈希同、陈良宇式的覆辙,还是能像王乐泉、杨白冰般“软着陆”。   终究还是对“平西王虎落平阳”的“幸灾乐祸”汇成了互联网论坛上的嘹亮歌声,俨然盖棺论定。新浪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在传播“王立军事件回顾”,热点话题榜首的用词是“薄熙来去职”,那些在整个两会期间不停传播的画面、段子更是获得新生,并且加上了对功亏一篑的无情嘲笑,薄熙来时代的一些“罪人”的喊冤音量也更大了。来自海外媒体的分析得到网络传播,比如来自呙中校的《亚洲周刊》特稿:“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着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甚至小团体的秘密……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王文“独立的人格”显得更加“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这位《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在新华社发出第二条稿件的同一分钟,宣布:“删去几条微博,但仍坚定保持个人的政治信仰!这是我近期内唯一的声明:8个月内不再谈论朝政!”此前,在温家宝发布会斥责重庆市委市府之后,王文表示不解;更早前,在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问后,他更是连发三段微博,批评舆论“妖魔化”“刁问”薄熙来,强调重庆人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另一位受到关注的“挺薄”派是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林社长或许代表了一批曾经亲身感受过山城民生提升的观察者,他们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两位著名的“毛左”--司马南、司马平邦,更显失落。前者除了吟出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外,也叹息“今天的几篇微博被责令删除……致意网友,祝贺网敌人”;后者正因为一早发出“薄黄挺住!重庆挺住!中国挺住!”的金光大字而备受调笑,他决定“午间习书,新华社电”。   沦陷的还有大本营。欢欣鼓舞于“五毛党”失去靠山的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网全部打不开了!”在过去的4年中,这几家左派网站成为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在15日的下午,它们陆续宣布“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   “人未走,茶已凉”的感慨还因为人民网和新华网已经删改薄熙来简历和过往活动报道而生--因此,联系到另一位“毛左”孔庆东被北大停课的传闻,有人已然叹息中国民众那套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之根深蒂固,“如果政府可以封杀左派的言论,他们就同样可以封杀右派的言论。那些欢欣鼓舞的公知本质上跟左派没啥区别。”一段嵌入中共关键人物的曲词则表明了对密室政治的厌恶:“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北大学者陈浩武理解“左派”:“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既有对文革缺乏清算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贪腐横行,社会贫富差别极大,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原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度变革。某个人事变动,只能暂时改变力量对比。”而在这天下午一篇曾短暂生存的经济观察网评论中,学者孙立平呼吁“冷静”:“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撑大政治空间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出现,不应从‘削藩’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   混合着对胡温十年施政成果的失望,“既不能”和“也不能”的两端正盘踞着重庆路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凭借着在重庆以外市场化媒体上的巨大麦克风,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坚持贬斥“唱红打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生改善只不过是杀富济贫;而那些坚信薄熙来一身正气的人们,则赞扬这位中共元老之子继承正统,给民众带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18时30分,因改作“红色卫视”而失去收视率的重庆卫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观众,人们等着观看那场宣布薄熙来失去根据地的大会。在事后的形容中,有人从男主播的表情中看出了“压不住的欢乐”,有人从市长黄奇帆的主席台表情中读出了“惶恐”。这段口播新闻的解说词很快得到门户网站记录转载,包括“李源潮表示,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张德江指出,重庆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以及“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这或许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喉舌的一贯重视。这一晚,重庆卫视也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为“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甚至在晚间开设了一个认证微博账号,而商业广告,也已经有小部分回到了荧幕上。   蔡副部长亲自督阵的重庆报纸,当然更不会出错。继承发扬14日当晚的正确抉择,16日晨间,《重庆日报》原本每天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版面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干部大会表态以及新任最高长官的简历。   那些因为“一薄三折”而兴奋了两天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肯定又要在心中骂娘了,总编辑没有允许有关重庆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16日的封面上,简短的新华社电稿孤单地悬在第5版。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读者抱怨,事实上,在这个早晨的广州街头,根本没办法在任何一张本地时事报刊头版上找到薄熙来或者张德江,从《南方日报》到深圳《晶报》,广东省委宣传部成功地将这条可以被用来与本地大员汪洋前程两相对比的消息押出头版。《新快报》作出的努力是,在评论版转荐来自胡舒立的警告:“一些人滑得很远,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甚至主张‘退回去’。于是,这些人怀念贫困和饥饿时代,并将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社会,浪漫化为一个人间天堂。”   中共中央机关报给出的标准位置是头版中下部两栏题,《北京日报》跟进。这个时候,《新京报》做得更多。除了以头版头条刊出“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青海副省长何挺接任王立军职务”的消息外,更有社论《中国,只能向前走》助阵:“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虽然王文还是在子夜时分微博抱怨“舆论操纵者的煽情与民粹”、反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但他的领导、《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恪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作为当今中国极少数给予“毛左”人士发言渠道的正式出版物,这份畅销报纸今天只是摘录了部分国外通讯社对重庆人事变动的报道点评。   即使需要去争夺市场眼球,总还得顾及媒体安全。一些总编辑选择头条,另一些选择导读,这种上上下下的琢磨,同样体现在这个上午的新闻门户编排中--腾讯网易只能借《重庆卫视一年来首次出现商业广告》曲线救国,凤凰网则是唯一一个仍能坚持把“重庆领导调整”留在首页要闻区的大型门户,基于新闻冲动和逐利目的,编辑们勇于为一些关键表述加粗加黑,并在稿件下方加上诸多历史专题链接。当然,这种管制更不能有效延伸到网络论坛和微博中,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之类的帖子正与强行删除者赛跑,仿佛野火烧不尽,至于有关薄熙来的秘闻更是四处流传,仿佛一夜之间就获得了通行证。   现在是2012年3月16日下午14时,距温家宝公开批评政治局同僚已经48小时,距中共中央确认薄熙来去职重庆已经28小时。这48小时里发生的棋局变幻,显然早在那位路透社记者发问前就已排定,但一招招腾车换帅,外人看来依旧步步惊心。虽然薄熙来的名字后面仍有“同志”二字,但即使是死忠粉丝,也得承认形势极为不利,凭借“唱红打黑”问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早已将王立军事件比作当年林彪出逃,只不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虽然那些密室决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虽然这还是一盘未下完的棋,但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拜这三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媒体之赐,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被元老院罢黜自不待言,即使是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甚至,完全可以将温家宝48小时前的切割摊牌理解为民间沸反舆情的压力所致:改革,的确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2012,遮挡中国执政者最高机密的沉重幕布,不再那么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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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北京、重庆48小时

媒体札记:北京、重庆48小时 对沉迷于帝王将相电视剧的中国亿万城乡父老来说,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时45分之后两天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宫廷政变”来概括。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25人之一(甚至早有言之凿凿的传闻称其将在半年后进入前十之列)--薄熙来,在一场由其下属、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国”而引发的蝴蝶风暴中,未能全身而退,功亏一篑地倒在了进军政治高峰的最后台阶上。 那天午后,在温家宝允诺“再回答两个问题”之前,人们已经为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而兴奋异常。这位被一些反对者讥作“影帝”的老人,为上任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宽恕,承认类似“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嘲讽确有道理,更叹息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也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热心的话题,声称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与电视直播同步进行的网络讨论中,即使是一些长期以来认定温家宝的勤勉亲民只不过是“做秀”的异议者,也承认他今天的言论尺度超出期待,仿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过,不论是“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还是许诺最后一年做好5件难事,都还不能让围观的人们尽兴。此刻,温家宝的缓慢语速已经使这场发布会延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3小时,最后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站起身来。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这张来自路透社的白人面孔没有辜负人们对外媒记者的期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屏幕前攒动的人们一定也会对这位深谙汉语技巧的记者说声“谢谢”,除了遭遇民间异议者阻击的刑诉法修正案之外,“重庆”可能是关心中国政治者最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种焦急的等待甚至令一位网民产生错觉,当温家宝承诺认真对待地方债务并特意说明“稍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电视机前的他误以为答问就此结束,在微博上对总理“故意不回答”表示愤慨。好在,现场翻译很快完成了工作,温家宝抿了抿嘴,开始那段注定会被反复解读的表态。 在声明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后,他话锋一转,在面向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然后,这位被公认为党内右派、开明派的中共高官决定“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网络文字直播实录这时反而显得跟不上他的语速,温家宝显然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片沸腾。那些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理模式常持异议,并因为王立军事发而断定“平西王”前途暗淡的人们,激动不已。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他们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一位媒体主编发出微博感慨,并迅速得到赞同。来自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职位更高的官员的批评,就像一把更加锋利的尚方宝剑。对这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毛左”做法心存不满的“右派”们,利用在网络空间中的绝对优势话语权,提前开始狂欢:“重庆市委市府必须反思”成为最大新闻门户网站们的头条标题;有心人前往重庆官方管辖的华龙网,发现那条有关王立军的同步直播实录链接曾经失效,就此嘲笑此举无异“掩耳盗铃”。 此后发生的事情说明,薄书记的属下们此时应该已经不会有“掩耳盗铃”的勇气了。那条华龙网的链接最终得到恢复,重庆市人大的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更是迅速摘录转引温家宝的讲话精神:“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波谲云诡的政治摊牌气氛简直要冲淡温家宝催人泪下的“请人民忘记我”。正当人们兴奋地观看央视《新闻联播》,并确认温家宝这次的“敏感言论”没有“不出中南海”时,中国最有名声的记者胡舒立已经通过财新网发表“火线评论”--《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新华社公布的记者会答问电稿并没有与电视机前人们的记录有太多出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革重来”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未遗漏,央视一套也在当晚21时重播记者会全程。一些人在网络上传说着“宣传禁令”的到来,一些人则鼓励有良知的媒体人要在这个时候“帮总理一把”。 一夜劳作。因为在多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关注的上海《东方早报》,最终在15日的封面上选取“改革须有人民觉醒和支持”作为头条大标题--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家宝作为“右派”在党内感到形单影只,不得已而求助于民众。另一些典型标题来自温家宝那些诗词警句,广东《新快报》因为摘录了“文革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必须反思”和“吴英案要实事求是”这三段热点答问,而获得同行们的普遍称道。在这种几乎所有市场畅销报纸都将整个头版贡献给温家宝临别箴言的环境中,《南方都市报》简直要因为选了句“一些地方房价远未回归合理”而感到愧疚--事实就是,这家中国最著名小报已经有记者就此公开表达对总编辑表现的不满。 这种比拼在新闻管制下如何游走极限边缘的竞赛,主要发生在市场化媒体身上。当然,风暴中心的重庆例外。人们在最能体现官员意志的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上也没能发现“惊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或者《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一样,这份由本地宣传官员直接管理头版的媒体正常出版发行,按例刊登温家宝答问电稿,未删一字。 时间来到15日早晨9时17分,那些因为薄督前途兴奋讨论了一夜的网民们,再一次被人民网吸引住了:这个曾经在王立军事发之初宣布“将有重要消息发布”的《人民日报》主办网站,通过官方微博账号故伎重演。不过,这次预告被民间消息灵通者提前一步透露天机,“今天上午薄已免职。重庆市委大会。张德江兼任市委书记”。拥有近20万关注者、长期贬斥“西红市”模式的前记者杨海鹏甚至赌咒,“如此消息不实,甘愿以此博关闭‘自裁’。” 10时整,新华社获准发稿,一共54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短讯迅速直攀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不到1小时后,稍微详细一些的表述公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棋行至此,人们开始明白温家宝在20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华龙网再也没有理由使得这条新闻链接失效;虽然在下午14时后,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已同步将标题由“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更改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并移出要闻区,但更靠近中南海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却保住了醒目版位。 重庆森林消息森严。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片语中推演局势,比如“不再兼任”与“免职”之间的距离。有中共历史爱好者在推测薄熙来是会走上陈希同、陈良宇式的覆辙,还是能像王乐泉、杨白冰般“软着陆”。 终究还是对“平西王虎落平阳”的“幸灾乐祸”汇成了互联网论坛上的嘹亮歌声,俨然盖棺论定。新浪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在传播“王立军事件回顾”,热点话题榜首的用词是“薄熙来去职”,那些在整个两会期间不停传播的画面、段子更是获得新生,并且加上了对功亏一篑的无情嘲笑,薄熙来时代的一些“罪人”的喊冤音量也更大了。来自海外媒体的分析得到网络传播,比如来自呙中校的《亚洲周刊》特稿:“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着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甚至小团体的秘密……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王文“独立的人格”显得更加“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这位《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在新华社发出第二条稿件的同一分钟,宣布:“删去几条微博,但仍坚定保持个人的政治信仰!这是我近期内唯一的声明:8个月内不再谈论朝政!”此前,在温家宝发布会斥责重庆市委市府之后,王文表示不解;更早前,在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问后,他更是连发三段微博,批评舆论“妖魔化”“刁问”薄熙来,强调重庆人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另一位受到关注的“挺薄”派是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林社长或许代表了一批曾经亲身感受过山城民生提升的观察者,他们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两位著名的“毛左”--司马南、司马平邦,更显失落。前者除了吟出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外,也叹息“今天的几篇微博被责令删除……致意网友,祝贺网敌人”;后者正因为一早发出“薄黄挺住!重庆挺住!中国挺住!”的金光大字而备受调笑,他决定“午间习书,新华社电”。 沦陷的还有大本营。欢欣鼓舞于“五毛党”失去靠山的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网全部打不开了!”在过去的4年中,这几家左派网站成为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在15日的下午,它们陆续宣布“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 “人未走,茶已凉”的感慨还因为人民网和新华网已经删改薄熙来简历和过往活动报道而生--因此,联系到另一位“毛左”孔庆东被北大停课的传闻,有人已然叹息中国民众那套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之根深蒂固,“如果政府可以封杀左派的言论,他们就同样可以封杀右派的言论。那些欢欣鼓舞的公知本质上跟左派没啥区别。”一段嵌入中共关键人物的曲词则表明了对密室政治的厌恶:“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北大学者陈浩武理解“左派”:“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既有对文革缺乏清算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贪腐横行,社会贫富差别极大,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原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度变革。某个人事变动,只能暂时改变力量对比。”而在这天下午一篇曾短暂生存的经济观察网评论中,学者孙立平呼吁“冷静”:“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撑大政治空间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出现,不应从‘削藩’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 混合着对胡温十年施政成果的失望,“既不能”和“也不能”的两端正盘踞着重庆路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凭借着在重庆以外市场化媒体上的巨大麦克风,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坚持贬斥“唱红打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生提升只不过是短期利益;而那些坚信薄熙来一身正气的人们,则赞扬这位中共元老之子继承正统,给民众带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18时30分,因改作“红色卫视”而失去收视率的重庆卫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观众,人们等着观看那场宣布薄熙来失去根据地的大会。在事后的形容中,有人从男主播的表情中看出了“压不住的欢乐”,有人从市长黄奇帆的主席台表情中读出了“惶恐”。这段口播新闻的解说词很快得到门户网站记录转载,包括“李源潮表示,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张德江指出,重庆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以及“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这或许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喉舌的一贯重视。这一晚,重庆卫视也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为“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甚至在晚间开设了一个认证微博账号,而商业广告,也已经有小部分回到了荧幕上。 蔡副部长亲自督阵的重庆报纸,当然更不会出错。继承发扬14日当晚的正确抉择,16日晨间,《重庆日报》原本每天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版面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干部大会表态以及新任最高长官的简历。 那些因为“一薄三折”而兴奋了两天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肯定又要在心中骂娘了,总编辑没有允许有关重庆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16日的封面上,简短的新华社电稿孤单地悬在第5版。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读者抱怨,事实上,在这个早晨的广州街头,根本没办法在任何一张本地时事报刊头版上找到薄熙来或者张德江,从《南方日报》到深圳《晶报》,广东省委宣传部成功地将这条可以被用来与本地大员汪洋前程两相对比的消息押出头版。《新快报》作出的努力是,在评论版转荐来自胡舒立的警告:“一些人滑得很远,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甚至主张‘退回去’。于是,这些人怀念贫困和饥饿时代,并将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社会,浪漫化为一个人间天堂。” 中共中央机关报给出的标准位置是头版中下部两栏题,《北京日报》跟进。这个时候,《新京报》做得更多。除了以头版头条刊出“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青海副省长何挺接任王立军职务”的消息外,更有社论《中国,只能向前走》助阵:“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虽然王文还是在子夜时分微博抱怨“舆论操纵者的煽情与民粹”、反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但他的领导、《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恪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作为当今中国极少数给予“毛左”人士发言渠道的正式出版物,这份畅销报纸今天只是摘录了部分国外通讯社对重庆人事变动的报道点评。 即使需要去争夺市场眼球,总还得顾及媒体安全。一些总编辑选择头条,另一些选择导读,这种上上下下的琢磨,同样体现在这个上午的新闻门户编排中--腾讯网易只能借《重庆卫视一年来首次出现商业广告》曲线救国,凤凰网则是唯一一个仍能坚持把“重庆领导调整”留在首页要闻区的大型门户,基于新闻冲动和逐利目的,编辑们勇于为一些关键表述加粗加黑,并在稿件下方加上诸多历史专题链接。当然,这种管制更不能有效延伸到网络论坛和微博中,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之类的帖子正与强行删除者赛跑,仿佛野火烧不尽,至于有关薄熙来的秘闻更是四处流传,仿佛一夜之间就获得了通行证。 现在是2012年3月16日下午14时,距温家宝公开批评政治局同僚已经48小时,距中共中央确认薄熙来去职重庆已经28小时。这48小时里发生的棋局变幻,显然早在那位路透社记者发问前就已排定,但一招招腾车换帅,外人看来依旧步步惊心。虽然薄熙来的名字后面仍有“同志”二字,但即使是死忠粉丝,也得承认形势极为不利,凭借“唱红打黑”问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早已将王立军事件比作当年林彪出逃,只不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虽然那些密室决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虽然这还是一盘未下完的棋,但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拜这三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媒体之赐,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被元老院罢黜自不待言,即使是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甚至,完全可以将温家宝48小时前的切割摊牌理解为民间沸反舆情的压力所致:改革,的确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2012,遮挡中国执政者最高机密的沉重幕布,不再那么严实。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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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2012年03月09日 15:07:57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 你曾喊出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  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2、3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 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       三,年度媒体     由于个人偏好和视野所限,像时尚类媒体等许多媒体种类并未列入我的观察,并不等于它们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人民日报     2011年的人民日报的言论版的一些评论,立场如此接近公众,实属罕见,也引起诸多喜好宫廷政治者的热议。虽然是偶露峥嵘,但所有一切向好的力量都可以引为同道,值得鼓励。     2,央视纪实频道     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实频道,一年下来,已颇具格局。还没开播之前,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曾经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个筹备中的栏目。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纪实频道这样的节目,未来大有可为。     3,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治下的新世纪周刊,终于在2011年有了不少重磅的报道,从中投海外大起底,到铁道部张曙光报道,等等,流露出凌厉的杀伐之气。但当年《财经》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新世纪周刊要整体性立住脚,投入和成本控制与经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4,东方早报     我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上海传媒之殇》中,就认为东方早报是沪上媒体的异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几经磨难,东早却越来越强悍,时有让人眼前一亮之举。2011年的东早更是如此,成为上海这个最讲政治的城市的一道炫目的光亮。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紧缩时代的一个进取者的标杆,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踏实的努力。     5,第一财经周刊     2011年一财的广告令所有媒体业者都眼馋。其所依赖的资源是一方面,但其团队的创造力也不可小觑。不过,阅读是会疲倦的,浅阅读的空间,一财恐怕也释放的差不多了。未来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创新。     6,现代传播     邵忠的现代传播,2011年大事连连。先是停了东方企业家,收了彭博商业周刊。商业周刊未及面世,来来往往换了好几茬。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中国出了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如今换了邵忠,应该会有新起色吧。     7,共识网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最好的思想性网站,非共识网莫属。人们如果在共识网上没有读到思想深刻或尖刻的文章,在其他地方恐更难以阅读到。无论左中右,凝聚共识,恐怕也是其立身之本。     8,新京报     2011年新京报迎来了第8个生日。但在生日前的变动,任谁都会懵然。在皇城根下,这样一份报纸坚持到如今,实属不易。我宁愿选择相信新京报的同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职业精神,继续走下去。     9,中国周刊     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虽然命运多舛,目前还是以月刊形式出版,但2011年5月以来,其每一期封面选题,把当下公众关切的社会情绪,以书写个体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内举不避亲,一切有目共睹。     10,环球时报     2011年的年度媒体,如果环球时报不列入,绝对是个缺憾。一方面,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的子报,通过其言论,让公众得以知晓一些其他媒体被迫屏蔽的消息,另一方面,报纸立场以及对国与国事务的观点,也引发了社会巨大争议。     11,京华周刊     京华周刊创刊未多久,便遭遇了主办方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的变故。京华周刊一直是由时任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力主创办的,刊号归属人民日报。随着京华时报划转北京市,京华周刊的刊号自然归属人民日报,这份杂志最终的命运也就停刊为结果。     12,南都周刊     带着南方底色的南都周刊,在5年之后商业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值得庆祝。南都周刊和南都娱乐周刊,共聚一门,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分裂。不过,它的年度“明星公民”,却是将原本割裂的双方无缝对接,很有创意。     13,锦绣     锦绣是一本以商业地理为要旨的刊物,其主创者都是传统媒体行业的佼佼者。但其暂时休刊的命运,昭示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锦绣命运的媒体出现。     14,腾讯微博。腾讯挟财力之雄厚,网罗了一众传统媒体精英,在微博竞争中奋起直追,不可小觑。     15,年度图书之《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方周末配合跟进。在改革进退两难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研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样本。       四,年度人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焦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因故调任,坊间传言甚多。     2,胡占凡,中央电视台新任台长。在中国,媒体领导人的风格通常会对媒体产生很大影响,无论体制内外,胡出掌中国最大传统媒体平台,会给央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风头甚健,引起诸多纷争,实为体制内媒体异数。我个人很赞赏胡在微博上的开放态度,虽然观点常有不同,这种开放性,本是所有媒体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胸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5,黎瑞刚,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2011年调离。黎瑞刚执掌文广多年,是中国传媒界体制内的著名“少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曾是当代海派传媒的掌舵者。     6,吴海民,京华时报创始人,前任社长总编辑。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后,吴一直在海外访问,其态度令为观众人惊愕。不管怎样,老吴对京华时报有巨大贡献。     7,陈中,南风窗前社长,自南风窗创刊起,就服务于南风窗,因故被调离,实则被放逐。     8,向熹,南方周末前主编。2011年曾试图回母校南京大学指教,未果。     9,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2011年加盟搜狐,出任搜狐视频负责人,年底,出任搜狐总编辑。搜狐在媒体属性这一块,这些年少有进步,刘春的加盟,不知能够给搜狐带来新变化。     10,何力,2011年加盟大连万达,重新包装全球商业经典。这些年来,很多投资者都青睐于何力。此前,他曾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     11,荣波,南方周末前总经理,2011年离职创业,收购了博客天下和老牌刊物《人物》,并筹创《财经天下》。     12,林楚方,看天下前主编。2011年开始筹备创业。林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机巧,他做的杂志比较好玩,这是他做这一类读物的特长。         2011年的传媒业的大事远不止这些。许多事情,多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告诉我。     我从来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我相信,如同里尔克在诗中描述:     “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     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     树木高耸,墙篱低矮;     在江河两岸,生机盎然     牧民和农夫在那里繁衍。     。。。。。。”     偶尔我会向未来窥望,但我不会空守彼岸,我懂得尘缘,并尽可能地去体会它,感受它。     我知道,唯有现实才能指引我们通向未来。     脚踏实地,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分努力,都是改变命运的蝴蝶的翅膀。       (2012年1月18日定稿。     这已是我连续第九年度以个人价值判断做评点,不在乎政治正确,不在乎判断缺失,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远比其他要素重要。     感谢FT中文网,感谢张力奋老师的鼓励。     感谢我的乡贤诸大哥和亦军大哥的慷慨指正。) 上一篇: 重新认识纳税的权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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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代表团开放日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15分:两会新闻中心的负责人开始报采访名单,只允许十几家预先提出过采访申请的媒体记者进入。大多是美国记者,还有3家日本媒体。   9日上午9点56分:会场外许多记者仍被拒入场,有关部门派出了六个工作人员,在二楼楼梯口形成人墙,被挡在二楼的记者拒绝散去。大会工作人员否认今天是小组开放日,并称由于申请采访个别重庆人大代表的媒体太多,所以今天才安排提出申请的媒体“集体采访”,到目前为止,重庆是唯一还没举行开放团组活动的小组。   9日上午9点48分:据悉进入会场的几十名记者大部分是重庆随团记者,持有两会驻地证。也有人透露在采访中重庆代表团会安排环球日报、太阳报、联合早报、凤凰卫视等几家媒体进行采访。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35分:重庆代表团成员继续介绍重庆成就,侧重点依旧是重庆如何改革开放建设西部开放开发高地的路径。人大会上这种开放式的代表团讨论,各团都会精心准备的,自然也包括处于风口浪尖的重庆团。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25分:黄奇帆讲话结束,介绍“五个重庆”成果以及重庆在危房改造等方面的成就,并表示目前重庆商品楼价均价6,000人民币的价位是全国大城市中最低。   重庆代表团开放日突然改口说只有提交过申请的记者才能进去,而事先根本没有通知有申请的需要,其它省份开放日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现场非常混乱,大批记者们被堵在门外,情绪异常激动。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20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入场,小组讨论准时开始,黄奇帆先发言。(图片说明: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昨天上午薄熙来(右一)昨早缺席全国人大全会后,下午和重庆市长黄奇帆(左一)出席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参加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10分:重庆市长黄奇帆等代表已进场,按照往年惯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会晚到,现在众多记者被堵在门外,情绪异常激动。   中国人大重庆小组讨论于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正式开始,上百记者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场,但被10多名工作人员挡在二楼,根本无法接近四楼的采访厅。工作人员以记者们没有提前在网上申请为由,不予放行。   今年两会的人大小组的开放团组活动,记者都不需事先申请,而新闻重庆的新闻发言人直到昨天仍称今天小组开放。   最新消息,重庆团工作人员表示今日非该团开放日,只安排事先预约记者集体采访,重庆团本次会议期间是否有开放日,需关注人大新闻中心网站。 薄熙来、黄奇帆答记者问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25分:重庆律师代表谈刑诉法,正在提建议。   北京时间3月9上午10点28分:提问环节开始,第一个得到提问机会的是官方媒体CCTV,是围绕政务公开的话题。薄熙来首先欢迎记者,称重庆是开放的城市,欢迎大家。并表示听说有四五百记者来,但重庆厅小,所以不能都进来。薄熙来回答央视记者提问称民主法制是为了监督权力,随后黄奇帆就如何政务公开表达看法,称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解决问题是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制度安排。当下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改革政府,让政府依法行政,不要把各种大事小事、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身上,应该让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政府依法行政,是很重要的民主法治建设环节。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33分: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农民日报》第二个进行提问,采访黄奇帆关于农民进城的问题。黄奇帆称该记者的提问有歧视农民的嫌疑。   北京时间3月9上午10点39分:《人民日报》提问“如何继续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落实胡锦涛“314”总体部署指示”,仍然是黄奇帆作答。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50分:第四个问题由《光明日报》提问,关于留守儿童问题,薄熙来首次作答。   一家媒体问重庆卫视不播广告的效果,《大公报》追问王为何是孤立事件,新华社问基尼系数考核以及房产税等问题。   北京时间3月9上午11点11分:有香港媒体提问薄熙来有关王立军的问题,以及薄熙来如何看待自己的前程。薄熙来说王立军只是打黑中的负责部门中的一部分,英雄的头衔不是媒体给的;他个人很痛心,用人不察;但不能否定打黑,他个人不考虑十八大问题。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1点19分:《经济日报》询问重庆“三号文件”执行情况,再次将有关王立军以及与薄熙来个人前途有关的话题绕开。   香港亚视继续更进询问王立军,问薄熙来将如何反思。薄熙来称自己会总结经验,但鉴于现在调查没有结束,无法谈这个事件太多。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1:30分:德新社提问薄熙来,你和王立军如此熟悉,他现在出事,你是否会感觉难受。薄熙来重申,打黑是重庆市委市府的整体工作,王立军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王立军在前线,所以被议论的多。随后薄熙来强调,涉及重案,要上报上级。 薄熙来:重庆上下领导都遵循约束 (联合早报,2012-03-08)   早报重庆特派员顾功垒、北京特派员黄慧敏报道:中国人大重庆小组讨论今天上午9时准时开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介绍了重庆的发展以后,人大代表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现在开始接受记者提问。   据记者现场观察,现场气氛轻松自然。   薄熙来首先讲话,感谢媒体,并表示山城可以被客观报道。   他也表示,重庆有民主,也有法制,上下领导都遵循约束。   黄奇帆:政府公开政务有利公众监督   黄奇帆回复记者提问时则表示,政府公开政务,有利于公众监督。他指出,当局已解决了320多万名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现在每年转户的农民工有五六十万,到2020年重庆城市人口将达2000万左右。这些人将能够在城市里实现就业。   第一个提问的是央视,接着是《农民日报》和《人民日报》。到目前为止,尚未谈及敏感问题。 今天是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   重庆市人大代表团将于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时对媒体开放,重庆方面高调宣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会参加重庆团开放日活动。重庆发言人更表示,重庆团9日将会非常开放地面对大家,开放时间会比较长,大家想知道的都可以知道。预计有关王立军的问题将再度成为关注焦点。同时由于薄熙来8日突然缺席全体会议,所以他9日的面见记者和发言可能又会成为社会热点。   依惯例,人大各代表团在会期中,都会以开放媒体采访分组会议形式举行记者会,供媒体询问。从薄熙来到任重庆,每年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都很被媒体追从,不同的是以往媒体关注的是重庆的唱红打黑、重庆模式,而2012年,媒体对重庆的关注则聚焦在进入美国领事馆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目前的处境,以及他的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上。   3月8日上午,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中国国内法案,中共高层及全体代表又齐聚人民大会堂,当媒体摄影机一一捕捉台上第一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特写时,才发现薄熙来缺席该会议。   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了重庆代表团审议。肯定“五个重庆”的建设成绩,根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显示,薄熙来也在座参加了这次审议。薄熙来8日下午的亮相,显示他9日应该会如期会见媒体。   自薄熙来任职重庆以来,每年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都是媒体追从的焦点之一。重庆代表团也一贯以高调的行事风格在媒体面前亮相。之前的4年,重庆代表团依次入住过国二招宾馆、西直门宾馆、远望楼宾馆、新大都饭店。在这些宾馆,重庆代表团可以自由接见有预约的媒体或者个人。而今年(2012年)重庆团的下榻地点,一反常态地安排在以前从未接待过两会代表团的人民大会堂宾馆,该宾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内,毗邻人民大会堂。当局还特别调派一个中队的武警戒备保卫,闲人一律免进。因此,重庆团除在大会堂内的开放会议外,几乎与外界隔绝。   全国人大会议从5日开幕到7日的2天半中,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已有27个代表团(不含香港、澳门团)开放中外媒体采访,并举行记者会,重庆团则是仅余4个未举行记者会的代表团之一。这也是5年来,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最晚的一次,从2008年到2011年,重庆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从未迟于3月7日。   即使如此,2012年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依然在媒体开放日前一天,高姿态地宣布“9日早上9时薄熙来会参加重庆团开放日活动”且“将会非常开放地面对大家,开放时间会比较长,大家想知道的都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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