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蒋友柏:我是蒋氏第一代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台北 蒋介石先生也许永远无法想象自己苦心制订的“反攻大陆计划”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他的曾孙蒋友柏今年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名为“常橙”的设计公司。 帅到杀死人的蒋友柏身上有着1/4 俄国血统,他的俄罗斯祖母蒋方良与祖父蒋经国在苏联相识、相爱。此外,蒋友柏的太太是一位模特,还演过偶像剧。 这是蒋友柏在台北的公司里向《南方人物周刊》透露的。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蒋介石的曾孙出现在上海的时尚圈中。这个说法会让蒋友柏感到相当不舒服,他坚信:“今天做为一个后代,如果还要用前辈帮你种的树来纳凉,你就没资格姓这个姓。”  悬崖上的贵族   12年前,他曾经陪同病重的父亲蒋孝勇回浙江奉化老家祭祖,这是他截至今天唯一一次踏上对岸的土地,尽管他的曾祖父在这片土地上曾统治了漫长的岁月。 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吊诡,蒋友柏常说“人在人情在”。在他的成长岁月中,当然有祖荫可蒙,可也有从天上降落凡间、从权力高峰坠入人生低谷的失落感。 1975年,蒋介石先生去世。第二年,他出生。直到12岁匆忙离台之前,所有人对他的曾祖父只有一个称呼——蒋公。 刚去加拿大蒙特利尔读书时,因为语言不通,蒋友柏无法打入“主流团体”。第二年,班上来了一个大陆的同学,两个人立刻成为朋友。然而没过多久,他的朋友就跑过来说奉父亲指示和你蒋友柏断交,因为你是“蒋匪”、“蒋贼”的后代。 往事与现实的对比总是让人唏嘘不止,当年的朋友、部属都可能会背叛你,而曾经不共戴天的敌人今天也可能会把酒言欢。曾经身处最高峰的蒋友柏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无奈—— “2001年我回到台湾到现在,除了那些一看就知道是属于那种‘我无法与他沟通的人’之外,我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称我曾祖父为‘蒋公’; 就连那一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通关密语而升官占位,后来转型当媒体政论名嘴的爱国爱党中坚分子,大部分的时候,我听到他们 称呼我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经国先生’这个称呼偶尔有出现过,但‘蒋公’我是真的没再听过了。但是,自从部落格(博客)开张以 来,来自中国大陆的网友,在他们的留言里却几乎都尊称我曾祖父为‘蒋公’,而且还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与毛泽东一样伟大的‘伟人’;所以当我20年后再次听到 ‘蒋公’这个称呼,是来自一群当年曾喊他为‘蒋匪’、‘蒋贼’的人的后代嘴里时,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这个世界想让我发疯。” 蒋友柏也有让人发疯的时候,他直言“两蒋也有做错的时候”、“连战输不起”、“陈水扁‘总统’应该被树立塑像”…… 他有很多绿色的朋友,蓝营的人甚至会骂他要好好学习“四维八德”,要对得起祖宗。母亲因为他批评连战而请辞国民党中常委。 在此之前,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他踏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他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他以“生意人”身份开讲选举策略。 针对国民党提出的“他,马的,就是爱台湾”文宣,蒋友柏评价是“点子不错,手法很差”,他有三十几个可以让国民党“品牌”翻转的策略,“但你们要出钱来买我的创意”。 他还曾与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聊过,可以提供20种胜选的文宣方案,比“三?一九”枪击案还要逼真,且更正面,但一样要出价才可以。 他坦言,蓝营的人看他是绿色的人,绿营因为他的身份,认定他是蓝的,但他只是一个生意人,不论哪一党执政,对他而言都是一样。 毕竟,除了他是蒋氏后人以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家设计公司的负责人。 他的“橙果”公司的客户包括了SONY、INTEL、GIANT自行车、F1雷诺赛车、别克汽车…… 在外人看来,他拥有显赫的家世、不错的身家,从事着最为时尚的工作,而且还有着英俊到令人窒息的外表。 在综艺节目《康熙来了》里,小S惊呼:“真是个天杀的大帅哥,可惜已经结婚了。” 在台湾很有少人像他这样,既能在新闻版看到,又能在娱乐版出现。 所拥有的一切对他来说是财富,也是包袱。他的二伯蒋孝武说过:“做得好,外界说是应该的,甚至归于先人余荫;做不好,则指责交加,甚至扣上有辱先人的帽子。” 对于蒋友柏而言,“17岁时就学会等待已知又无法改变的结果发生,18岁时接受了人生中没有对错,只有不同的观点”。 他在追求人生悬崖学——“在崖上,有最清的风;在崖边,有最透的景;在崖下,有粉身碎骨的失败。学会拥抱前方与上方的美景,一边接受下方的现实,就能体会悬崖学。” “我的成长过程,整个的就是一个虚晃的梦,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市蜃楼,小时候我真的就像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心想事必成,要什 么有什么,所有我拥有的东西都是大精灵送来给我的;我所有的遭遇以及我走过的路,都好像是事先被安排好的。直到有一天(从台湾飞到蒙特利尔的那一天),有 人把我手上那个神灯拿走,大精灵不再出现,我好像一下子被丢到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沙漠里,什么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 他的父亲蒋孝勇是蒋经国先生三子,也是最受蒋介石和宋美龄宠爱的孙子。也许是看透了政治的尔虞我诈,也许是遵循父亲“蒋家人不能再碰政治”的遗言,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孝勇立即携妻带子远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定居,随后为了子女的教育,一家人又迁移到美国旧金山。 从云端骤然坠落人间的感觉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到的,但不论是在蒙特利尔还是在旧金山,蒋友柏都能感觉到身份大变后的窘迫—— “在这里(旧金山)我认识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他平常很低调,但家里非常‘富有’,零用钱超级多,住的房子超大,而且买房子的钱是 用现金一次付清;后来从其他来自中国的朋友那边知道,他是‘高干子弟’;有一度,我真的好羡慕他,一样是‘高干子弟’,怎么我这个来自台湾的‘高干子弟’ 和那个来自中国的‘高干子弟’差别那么大。我已经好久没有去美国了,但最近有一个朋友从洛杉矶来,跟他聊天时,他谈到在洛杉矶地区Arcadia, San Marino这两个最高级的住宅区,几乎有一半的新买主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而且都是现金交易,一次付清;而我之前从在Montreal的观察与经验里有 一种认知,大陆出来的中国人都比较穷;后来在旧金山看到的,和现在听到的,把我原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完全打破,真正口袋有大笔现金的,原来都是中国出来的 所谓‘官商子弟’。” 在纽约大学读书时,他和弟弟友常会经常去曼哈顿上东街看望曾祖母宋美龄,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 在友柏眼里,曾祖母就是那个始终穿戴得非常整齐,令人尊敬的女性。在她晚年的时候,他们兄弟会用国语、英语、上海话、宁波话来和他交流。宋美龄甚至会指导这位帅气的曾孙如何来追女孩子。 她还会看蒋友柏硬着头皮交上来的英文作业,给他改上无数的红叉叉。 蒋友柏的英文名字Demos就是宋美龄给取的,语出希腊文,意思是“人民”。 每年到宋美龄生日,一家人都会到纽约去祝寿。那时宋美龄已步入晚年,友柏已长成一米八几的青年,但见到曾祖母还是一把抱住。在一旁的母亲蒋方智怡连忙制止,她怕儿子无意间太用力会伤着宋美龄,毕竟宋已是年近百岁。 但宋美龄却笑着叫到:“没关系,抱紧点才好,越紧越好。” 更早时候,他还记得与蒋经国先生一起吃午饭的时光:每周四中午,是友柏、友常兄弟见爷爷的family day。 只是外界难以想象的是,蒋家人的家庭聚餐会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一、大人没动筷子之前,不能先动筷子;二、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 三、在餐桌吃饭时,手肘不能放在桌面;四、一定要把自己碗里的菜肴吃完;五、用完餐,要把空碗放在盘子上,离开餐桌要得到允许,说我吃好了;六、等大人说 可以之后,才能在说完大家慢用后离开。 蒋孝勇是这么要求儿子的,他的父亲蒋经国也是这么要求他的,而蒋介石也是如此要求儿子蒋经国的。 这种严格的家教散落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采访完后,他会很客气地回复一封邮件,开头即是Dear Sir(尊敬的先生)。 在众人眼中严厉却又亲民的蒋经国,在蒋友柏看来并没有什么神秘的,那个老人就是他的家人。 有着这样的人生体验,要让他抹去“蒋”这个符号带给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2003年7月,台北中山医院大门口挤满了SNG车,记者们准备做连线报道,这一天蒋友柏当父亲了,他的女儿出生。 他始终摆脱不了外界对他的关注,就因为他姓“蒋”。 蒋家两代长期执政台湾,不论功过,也和台湾当下政治人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连战是蒋友柏大伯蒋孝文的“伴读”;他的堂姐蒋友梅 结婚时,代表女方家长的就是连战;不论是蒋友柏生女孩还是出书,连战都亲自站台;每逢蒋经国的忌日,马英九都会去坟前长跪哀思,马的红包也是蒋方良生前惟 一肯接受的…… 甚至令宋楚瑜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最重要的“兴票案”(编者按:1999年12月9日,已逐渐露出台独面目的李登辉抛出“兴票案”,全力清剿宋楚瑜。 受该事件影响,原先民调显示一直处于上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宋楚瑜选情急转直下,“清廉形象”崩塌,最终以微弱劣势败北),都是因为蒋家——国民党专门批出一笔钱来照顾蒋家后人。 蒋友柏却似乎无视这些交往,他的表态是——我不蓝不绿,为什么“蒋”这个姓就一定要被归到蓝营;假如可以这样归类,那是不是姓“朱”的,还要坚持反清复明;而姓“郑”的可以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台湾国,而是东宁王国。 2004年,他帮助无党籍立委候选人吴祥辉设计竞选产品,而吴素以台独色彩和批蒋言论著称。 蒋友柏的解释是:“他想用设计来提升选举文化,这个概念立即吸引了我!”在他看来这只是生意上的合作,无关站台。 但是他也要向妈妈解释:我没有借用“蒋”这个姓来接生意,同样也不会因为这个姓而去推掉生意。 有一次他与一位坚定的台独信仰者聊天,对方和他说:“友柏,“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60年了,时间也已经抚平了大部分的伤痕,对于那个 事件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而言,也都已经慢慢能够接受了,还欠缺的只是一个诚心的道歉,假如你能做那件事情当然对他们的情绪会很有帮助;但是假如你真的要 做什么事去弥补你曾祖父所犯的错的话,最需要你帮忙的是那一批跟着你曾祖父避难到台湾,回不了家,在台湾孤身一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的那一些老兵们。”并 介绍他去看一个相关的网站。 看着当年追随自己先辈来台的老兵的凄惨故事,蒋友柏在电脑前“一直待到第二天的早上”,陪伴他的是“泪水”。 他追问:“这是历史的悲剧,就像上帝创造一颗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一样,我那五星上将的曾祖父在那个历史当口也无能为力,我作为后代除 了表达一丝歉意,我又能做什么?我曾祖父把他们从大陆带到台湾,答应他们‘反攻大陆’,但是我曾祖父与祖父相继过世之后,这个‘回家’的梦也只能用‘开放 返乡探亲’来弥补,而唤不回的是这一群人花在‘空等待’上的青春;如今,他们的灵魂飘不回去他们的原乡,又感觉到被这块‘新故乡’的土地排斥而无法落土为 安,那一个一个的孤单的灵魂还继续飘浮在台湾的上空。我曾祖父、祖父的‘暂厝’,好像是他们自己事先就安排好的,这样他们两个才能在台湾的半空中陪伴他 们,一起飘浮。” 在加拿大读书时,老师教历史不像台湾那样会灌输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要让学生在一个大历史的角度去想问题,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中,如果南军获胜,那今天美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蒋友柏看台湾政治经常会有“宏论”面世,很多蓝营的死忠支持者会骂他把一切都当成生意来做,只是一个“小生意人”。 他也会去“义卖‘国’旗”,但因为那是母亲让他那样去做而已。 回顾“两蒋”历史,他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痛苦而清醒的视角—— “除非你把自己的心给锁死,否则就算是你把眼睛遮起来、耳朵掩起来,在这个Web 2.0的时代,你不主动去寻找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也会在你无意识中映入你的眼帘;假如你对“二二八”事件在经过那么多人的研究后,还有存疑,那就先不谈 “二二八”;但就已经被公开了的那么多的我曾祖父亲笔批示的‘死刑可也’的档案;还有一个与我们族群无关的外国人,夏威夷大学R.J. Rummel教授写的‘Death By Government’里的那份20世纪全世界十大政府杀人的资料里,我曾祖父于1921年到1948年所带领的国民政府总共杀害约1000万中国人,排 名第四;你当然可以说这个统计数字不公正、不准确,那就算打一折,也有100万;你当然也可以说那是那个时代的背景因素,有它不得不然的原因(我自己个人 也深深地相信这个论点);但是当时的政府就是杀了那么多人,虽然杀人并不是我曾祖父亲手扣的扳机,但毕竟他在当时代表的是那个执行的政府。” “在我祖父执政时代里的1984年,发生在美国的江南案,一个美籍华人因为他写了一本《蒋经国传》而在自家车库被暗杀,他的遗孀崔蓉芝 在美国控告我们‘政府’;当时的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也因为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而被我‘国’的司法单位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前一阵子才开放给民众参观 的‘台湾人权景美园区’,我从新闻报导里清楚地看到‘汪希苓牢房特区’不但有套房、会客室与书房,甚至还有厨房,据说他的家人还可以随时前往与他同住。假 如汪希苓当时的这个暗杀行为完全与国民党政府无关,那为什么他在监狱里可以享受这个特权?而当时的‘政府’为什么又要给崔蓉芝145万美元人道补偿金以求 在美国法庭上的和解?除了这个江南案,几乎就在同一段时间,还发生了尚未侦破的陈文成命案与林宅血案,还有让日后的辩护律师群上台主政的轰动一时的美丽岛 事件。” 当先辈渐渐开始褪去“神”的外衣,蒋友柏对历史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你以为我知道这些事情后很高兴吗?当我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做为一个后代子孙,我心中也是充满着不愿意面对事实的否认与直觉上的排斥; 当我看过这些事实的报导,逐渐地在自己心中做出‘两蒋也有做错事’这个结论时,这已经狠狠地推翻了我从小被教导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从自己在心中做出这样的 结论,到能够坦然地与他人谈论这样的话题,这中间,我花了很长的一段‘内心挣扎与困扰的岁月’。事实就是在那里,一味地否认并不会就使这些事件从历史记录 里消失。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态正面地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并尽量做出补偿;即使我个人因为无能为力而只能以口头方式表达来自隔代的歉意。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自己也一直在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明确告诉我,我祖父在他晚年为何会做出一连串‘解禁’的决策(开放 民众赴大陆探亲,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如果他真的是‘独裁’,为什么会在最后放弃‘权威独裁’的舞台?却做了一连串的动作,并直接与间接地促成了 今天台湾民主制度的可能。 “我只是很单纯地觉得两蒋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就会犯错;我们不需要用‘一代伟人、民族救星’这样的‘神格化’赞词去神化他 们;我作为一个他们的后代子孙也恳求曾经受过伤害的人,没有必要再用‘独裁杀人魔王’这样的词去宣泄对他们的恨意。他们跟你我一样,都只是凡人,只要把他 们继续留在神坛上,就会伤害一批当时的受难者后代的心;另一方面,只要去对他们做鞭尸(即使只是言语上的),那也会对一批当时效忠他们的人及其后代带来心 痛的感觉;这充满矛盾,但这却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事实。” 他甚至会说“50年后,我们的子孙很可能会为这位被现在的部分民众批评为贪腐的‘总统’盖一个民主纪念碑”。因为陈水扁是“历史上华人世界里第一个没有办法保护家人免于被诉的‘国家’在位领导人”。 当然在他看来,绿营也不是什么好角色。国民党固然存在党产问题,民进党又何尝不是呢——民进党的党产却是那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无形的 “人民对专制戒严时代的恐惧”,和他们“冲撞威权体制后得到的一张没有填上数字和日期的支票”。“国民党的党产要不追讨回来的话,永远也洗刷不掉黑金的阴 影。而假如我们不把民进党的这张支票,拿回来充公或撕掉的话,那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每逢选举就嘶声呐喊的无奈与恐惧中。” 开设计公司的蒋友柏把营销理念也引入到了对台湾政治的批评当中——“我最近几年的观察,民进党与国民党不习惯也不懂得用正面的方式来操 作竞选策略,每次到了选举,这两个党用的都是负面的策略;他们没办法带给选民“hope”(希望),却很会操作“fear”(恐惧);绿营总是不断地提醒 民众以前国民党时代做的一些错事,国民党政权如何在中国大陆战败、如何在台湾实施独裁统治、二二八、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一连串抗争、牺牲追求民主的历 史过程,不断地重复向选民提醒那一段岁月,勾起他们不愉快的回忆,再把这一段不愉快的回忆跟国民党画上等号。而蓝营的选举策略也是一样,不断地提醒他们的 选民,说什么民进党选赢了就会“去蒋”、“去中国化”、把外省人赶走、把军方眷村和公务员的福利取消……,两党全部都是操作“fear”的策略来恐吓选民 把票投给他们。” 纨绔子弟的早年 1996年,父亲去世。在陪护父亲的最后时刻里,蒋友柏发现学校已经不能满足自己,他中断了在纽约大学的学业,开始了自己闯天下。 如果蒋孝勇不是在48岁的年纪就英年早逝,蒋友柏的人生“应该”是另外的一种风景:他“应该”去父亲的公司实习、上班,父亲“应该”会介绍很多人和他认识,“应该”会有很多人找他来谈未来的计划。 这一切都在1996年戛然而止,蒋友柏当然会有很多很厉害的关系,而他也一直在说“人在人情在”。 他可以去从政、去做传统的生意,“蒋”这个招牌是可以打的。 但他选择了设计业,他说:“我没法选择我的身世背景,但我可以先断了所有可利用的资源。” 这让外界都大为吃惊,也让人们注意到这个外表英俊的蒋氏后人。 当年他也曾是纨绔子弟。19岁时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赚得第一笔160万美元的佣金然后他努力靠做期货赚钱,可也挥霍无度。 中学同学来看他,豪爽的他直接拍出来回机票接同学,带着兄弟们去吃米其林推荐(米其林是历史悠久的专门评点餐饮行业的法国权威鉴定机构,其出版的专供选择餐厅的指南,即《米其林红色宝典》被美食家奉为至宝)的法国大餐,只要觉得红酒不错,来个五六瓶是非常正常的。 一次和朋友约在纽约最热门的酒吧Chaos见面,朋友先到却无法进去,蒋友柏到了以后和门口保镖握握手就带着朋友们进去了。 这个时候他对母亲说:“No news is good news!”(没事情发生就是好事) 为什么还要回台湾呢?他给的第一个解释是这里才有挑战,看一看已经“换了天地”的台湾会如何对待他这个另类蒋氏后人。再有就是碰到了老婆。 接触蒋友柏,会发现他是一个彬彬有礼有教养的人,可这样一副外表却掩盖着一颗叛逆的心。 初回台湾,他不去做驾轻就熟的投资银行,而是和老婆(当时的女朋友)跑到西门町去过一个月两万新台币的日子。 他说:“我把自己降到最低,看看可不可以活,倘若可以活,我再试着爬到最高规格,然后看看在这之间会不会找到方向。” 在西门町的8个月,蒋友柏有两个感悟:一是可以看到自己到底拥有什么,二是要有“本事”,也就是说要有好的本钱才能做事。 我是下午两点钟下班的商人   他看台湾人喜欢穿名牌,连一件T恤都要名牌,其实这是一种无聊的想法。一般人会想“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代表自己”,而蒋友柏认为“当你在意外表时,穿什么都没用”。 创业之初,蒋友柏兄弟的“橙果”就吸引了台湾人眼球——蒋氏兄弟“不从政从商”、做的又是流行的“设计”,又加上当时有一个国际级的设 计大师Michael Young加入,这样的多国籍铁三角的组合,俨然使得“橙果”一成立就好像是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公司,其实这家公司注册资本才500万新台币。 媒体的夸耀加上Michael Young的脸面和经验,公司在前半年很是风光,无论什么公司,蒋友柏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具有决策权的高层”谈设计、谈合作、谈合约,而且也真的签下一 些著名公司的设计合约。但是,光签了合约,却交不出客户认为有价值的成果,是拿不到真金白银的。 蒋友柏开始头大,因为他开始夹在“付钱的客户”和伟大的“艺术设计指导”之间—— “付钱的客户”在没有办法交工的时候会狠狠地K他,他永远是那一个得去面对客户抱怨的人;而另一方面,回到公司后,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客户不懂所以才要我 们的设计服务”,公司提出的设计概念又永远是一套“纽约”式的、一套“伦敦”式的,这两个城市又永远互争“设计”与“艺术”的诠释权。 “更糟糕的是,这两套欧美式的设计,永远没有办法在‘台湾式’的工厂里,顺利地把产品设计从图样转化到模具再转化到大量生产,这样的结果就是永远都收不到客户的付款费用。” 在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后,蒋友柏开始采取主动,把整个公司的经营主导权重新拿回:既然认清理想客户只是不可多求的好梦,为了公司的生 存,那就什么样的客户都接。“美”、“艺术”、“得设计大奖”不是标准,“客户的获利”以及“能让客户的品牌与产品增加附加价值和提升卖相”,才是衡量设 计投资报酬率的唯一检验标准。 外表的风光并不能掩饰公司内部营运的失败。在很长的时间里,公司的财务完全不能平衡。 蒋友柏的手下拿着财务报表建议必须开掉Michael Young这位设计大佬,这让蒋友柏立刻抓狂。公司创办时,他连续打了6个月的国际长途电话,才从英国请来这位大师。 挥泪斩Michael之后的2006年底,手下又很严肃地来说必须大幅地砍掉一半的员工人数,否则公司剩下的营运资金撑不了3个月,假如再加上农历过年的年终奖金的话,橙果已经是濒临倒闭了。 从50人直接砍到22人,提出裁员方案的人都把自己列入应当被裁的名单当中。蒋友柏经历了经商以来最大的危机。他暴怒,大发脾气,曾经的朋友兼手下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冷静下来他不得不采纳了对方的建议——裁员、不发年终奖。 如何让公司摆脱困境,蒋友柏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不得不想到要“走合并这条路”。但正在和对方谈判价格的过程中,奇迹出现了。2007年公司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且业绩大幅提升,一举走出困境。 现在的蒋友柏要求手下不单要有好的创意,更要有理性的数字观念。他手下的设计人才中4成是有MBA背景的。 他要求公司的设计不只是要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更要有帮客户赚钱的执行力,于是他接单之前要先看客户的财报,从报表上知道公司的获利情况、客户结构和经营方向,然后再决定如何应对。 大学时学金融的他甚至在公司里创立了一套timesheet system(工时系统),能精确算出哪个产品在哪一分钟赚钱或赔钱,为什么赚或赔。 台湾知名财经作家张殿文对蒋友柏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说:“过去5年我曾经采访过台湾科技界的领导者,张忠谋的缜密、曹与城的谋略、郭 台铭的霸气、许文龙的柔软度、施振荣的远见,皆非蒋友柏所能及,但以他30年经历的人生落差,对环境变动的理解、历史循环的定见、商业逻辑的判断,一出手 就是一个产业可以力图跳跃的方向,这是最令我兴奋之处。” 本刊对他的采访约在中午,当指针指向下午两点时,蒋友柏站起身,“抱歉,各位,我要下班回家看小孩了。” 1976年出生的他娶了一个曾出演偶像剧的模特老婆,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儿女双全,曾经泡妞无数的蒋友柏现在很乖地两点下班收工回家。 只是,他会早上6点上班,而且晚上等妻儿上床后,他还会打开电脑进行投资银行业务。 他带儿子去过中正纪念堂(现台湾民主纪念馆),却笑称是带儿子去喂鸽子(广场有大量鸽子)。他也常买一杯咖啡,到中正纪念堂台阶坐下,“有时坐两三个小时去想祖先当年的故事”。 他说:“我不喜欢人家称我是‘蒋家第四代’,我喜欢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宁愿抛弃那‘第四代’残留的政治贵族利益,从零开始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摄影师在给他拍照的时候,我向他求证了一个细节,有媒体说现在台湾的两蒋公仔是他设计的。 嘻嘻哈哈的蒋友柏突然间严肃起来:“他们是我的先人,我怎么可能这样做!” 这一刻,我们相信,蒋氏的血液不只在他身体流动。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3/01/0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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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漫长的黎明

感谢志愿者 忆枫茶 投递。 作者: 马云龙 (何籽/图) 因为夜太深太长了,从第一声鸡鸣到太阳升起也就格外漫长。 我曾经历过一个长达两年的“五更寒”——从“四人帮”倒台到我获释出狱。我每天都在想尽办法,了解外面的风云变幻,等待着黎明曙光的升起。 设立监牢,除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外,大概还有一个目的,是屏蔽信息。 在铁窗下想了解窗外的信息,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看守所为囚犯们订了一份报纸,但并不是每天都送进来,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那时的报纸,本来真正的新 闻就很少,大都是领导人的活动、会议、文件和“典型经验”之类的官样报道;到了看守所,又经过一次严格的筛选,凡是登载比较重要新闻的,就不给送进来。我 计算过,每周大约只能看到一天的报纸。而这张送进来的报纸,还要在各个监号中传阅,一个号看一天,等传到最后一个监号,已经是半个月过去了,而且经过上百 人的手,报纸早已成了千疮百孔的碎纸片了。而这些残存的纸片,对我来说则是宝贵的信息来源。我仔细地读每一段文字,努力想象着文字后面的真实。我想,在外 面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读报像我这样认真的了。 铁窗下的人自有获得外面信息的渠道。首先是听广播,就是街头的大喇叭(监号中没有收音机和小喇叭)。那些年,河南的城市,从郑州到下面的县城,都有 有线广播系统,大街小巷都在大喇叭广播的笼罩范围之下,看守所的高墙阻挡不住大喇叭的声浪。尤其是顺风的时候,有些广播声可以越过高墙,飘到铁窗内。 此外,更可靠的来源是不时进入铁门的新犯人。每个新来的人,都会受到老犯人的盘问,除了他的案情外,还有他在外面的见闻,包括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在信息严格封锁的社会,这一直是人们得到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 第三个来源是看守和警卫。虽然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一般不会透露什么消息,但他们也是人,有了重大消息,难免也会有说漏嘴的时候。例如“四人帮”倒台的重大消息,就是警卫黄建庄有意无意透露给我的。 1977年元旦那天,街头的大喇叭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头条好像是照例要发的“元旦社论”,我听不清楚,似乎没发现什么新东西。但 是,在新闻节目后播出的音乐,让我一下子震惊了——那分明是一曲悠扬的“洪湖水,浪打浪……”这是196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 “文革”开始后,在“打倒贺龙”的漫天口号声中,这支歌曲早被作为“黑歌”而被禁唱了。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贺龙领导闹革命”,江青说,这个歌剧和这首歌曲 是贺龙“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现在,这首已经整整被禁了十年的老歌又公开播出了,这不是说明有些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吗? 当时,我在狱中并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已经在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举行过了,只知道《洪湖赤卫队》并没有解禁。 我把“洪湖水,浪打浪……”的重新唱响,当成逐渐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了。这一天,我又兴奋起来了,在铁窗下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听歌》: 悠扬一曲洪湖水,勾起十年风雨情。 鸱枭横行百鸟寂,华光初照万歌腾。 是非自有真诠在,功过且听历史评。 莫笑楚囚铁壁下,惊涛骇浪是人生。 虽然我所盼望的根本性转折并没有在那一年发生,但类似的每一个小的变化,都使我的希望和信心增加一分。 例如,1977年中的一天,站岗的哨兵李子奇突然来到我的窗前,他板着面孔问我: “你在看什么书呢?” 我从身边拿起一本书,说:“在看《资本论》。” 他看了一眼,教训我:“这就对了,你在这里就应该好好学习马列著作,改造思想。” 然后,他说:“我考试你一下,看你学习得怎么样。”接着他给我出了道题:“你说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 我吃了一惊:这个当兵的还有这个兴趣?真是人不可貌相。平时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这个人说话刻薄,对犯人总像凶神恶煞一样。最可怕的是他似乎有虐待 狂的倾向,吃了晚饭没事干,就喜欢到监号窗口逛,找到个理由就拉出个犯人,到院里去“捆一绳”,听到犯人被捆得狼哭鬼嚎,他似乎很享受。所以犯人们一看到 他来了,都很紧张。 今天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也有点紧张,怕他是找碴要捆我一绳呢。 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一边回答,他拿出个小本子,一边认真地记着。记完了,他合上本子,说:“回答得差不多——但是还不完全,还要好好学。” 我问:“哪里不完全?” 他说:“现在没空和你说。”然后就走了。 这演的是哪一出?我如坠五里雾中。 下一个接班的哨兵是黄建庄,就是那个告诉我“四人帮”倒台喜讯的小战士。我就把这件蹊跷事对他说了,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听就笑了,说:“别怕,他是拿你当老师了,他正在准备参加高考呢。”然后,他告诉我,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考现在恢复了,第一次高考马上就要举行了。 这个消息又让我高兴了半天。恢复高考虽然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了,但是,这说明外面确实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文革”的痕迹正在一点点地清除,这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这位李子奇在高考中到底失败了。参加高考后他依然要每天来站岗。在我出狱前,我们还演出了一幕“狱中捉贼”的剧。 1978年底,妻子给我送进来一条新做的裤子,用当时最时髦的高档灰色“的卡”裁剪的,裤线熨得笔直;因为狱中不准使用腰带,在裤腰上加上了宽松紧 带,谁看了谁说好。我收到以后,非常高兴,把这看成是一个无声的信号:她大概估计我有希望要出狱了,所以给我准备了出狱那天穿的“礼服”。 我又犯了“高兴得太早”的毛病。新裤子穿上身,半个月后还没有动静。我只得把裤子换下,借放风的机会洗干净,挂在院中的铁丝上(放风时,先上厕所,把号内的尿缸抬去倒掉,然后到院中的水管去打水,这时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洗衣服)。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从窗子往外一看,昨晚才挂在院中的裤子不见了,就向来开门的看守“报案”了。 在警卫森严的看守所大院里居然发生了盗窃案,这引起了高度重视。我被叫到一边,所长和县中队的指导员详细问了情况。我说出了我的判断:我是昨晚最后 放风的,裤子挂在院中以后再也没有犯人出过监号;我发现裤子丢了是在今早放风之前,因此不可能是犯人偷的。丢裤子的时间就在昨晚放风后到今天早晨放风前, 这段时间里院中只有警卫哨兵…… 紧接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查号”,所有犯人都被赶到院中集合,警卫挨个给犯人搜身,然后又到各号里彻底搜查了一遍。果然没有在犯人中间发现赃物。 犯人回到监号后,外面又响起了紧急集合哨声。我知道,这是在县中队的宿舍中开始搜查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被叫出去。看守所长和县中队指导员拿着一条裤子让我认。我一看,就是那条丢失的裤子。指导员的脸色铁青,一句话没说。所长说:“裤子你拿回去,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了。” 我不说,可有人说。黄建庄上岗后悄悄地跟我说:“真他妈丢人……” 原来,在县中队吹响集合哨以后,有人把这条裤子匆忙地从宿舍的后窗扔到街上去了(那条街叫衙后街)。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到部队营房里掉出条裤子,就拣起来送进来了。 我问是谁偷的,他不说,只说:“你看这几天谁不上岗了吧……” 我注意到,那位考我“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李子奇有一个星期没有值班站岗…… 时间进入1978年以后,外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了。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送进监号里的报纸上出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我虽然无法了解这场大讨论的全貌,但从能看到的片言只语中,分明感到一场有重大意义的巨变正在临近。 这年春天,和我同号的“在毛主席鼻子上捅了个窟窿”的李伟森出狱了。到秋天,对几个“政治犯”的提审突然多起来。特别是对“最老的政治犯”田忆秋的提审,更是震动了全监所。 我和这个田忆秋从来没住过一个监号,所以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从刚入狱时就听说,他和已经死在狱中的寇学书是“资格最老”、关押时间最长的犯 人。说他“资格最老”,不仅是因为他“文革”初期就进来了,还因为他建国初就曾经是解放军的连级干部——这个人的可敬之处,是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和尊 严。衣服尽管破旧,但风纪扣总扣得整整齐齐,举手投足都像是在走队列。他1957年在部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军队里也打“右派”了)。 而他被送进看守所,还并不只是因为“右派”,他还有一个更离奇、更吓人的罪名:“日本特务。” 一次在院里打蜂窝煤时经过他的监号,我曾经问过他“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他说,在部队时,他的连队里有几个日本人,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下的 技术兵种。这些人编入解放军后,和他一起战斗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4年,中央决定把这些日本人全部遣返,一个不留。他们不愿走,希望留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行列中,但没获得批准。这些“日本战友”回到日本后,还经常给他来信。他1957年戴着“右派”帽子回乡后,这些来自日本的书信还不断。这种“海 外关系”在河南农村成了远近风传的奇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些日本来信就使他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被送到看守所了。 关在这里十几年,一直没人提审他。到1978年底,他忽然被提审了,回来时满脸笑容。原来提审他的是军人——军队里正在给当年的“右派”改正,就派 人找到他的老家,发现他早就被关到看守所了,于是就找到看守所,目的是给他摘掉“右派”的帽子,顺便也了解一下他的“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 这年年底,大喇叭里传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随着“四五运动”获得正式平反,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到来了。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田忆秋居然也有望出狱了(他在我出狱后不久也释放了)。 1979年元旦来到了。那天,我写了一首《七律·迎新年》。这首诗记录了我当时的心情: 岁暮炊烟飘狱门,依稀笑语杂刀砧。 翻天已录千秋史,覆地更开一页新。 禁果初尝民主味,快风横扫积冤云。 夜深扳指细细算,平反出监已几人? 这是我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19天以后,1979年1月19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被传到看守所外那间大房子里(就是1976年10月1日 晚法院对我开庭审判的那个房间)。许昌地区公安局预审科的于科长(就是四年零九天前宣布逮捕我的人)宣布了对我“免予刑事处分”和“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的决定。 我仔细看了这纸留下巨大“尾巴”的决定,当即拒绝签字,表示不接受在这个条件下的释放,要求回到监所里去,等待一个不留“尾巴”的彻底平反决定下达之后,再走出看守所的大门。 于科长劝我说,先走吧,有意见出去后再申诉嘛。 于是,我在那份裁决书上签上“不同意、不接受”的意见后就出狱了。果然,在我出狱后半个月,“彻底平反”的决定就下发到县。一场长达四年多的“大戏”这样才落下大幕。 上一篇“狱中杂记”在见报时附上了我在狱中画的两张小画,有些朋友对此表示惊异。 其实,我没学过画画,那是小学时在课本上画小人练就的小本事。那两张还不是成功的作品,我最得意的作品是为看守所所长(不是原来的王海法所长,他退 休了,而是他的继任者)画的一张漫画肖像,据评价是画得像极了,形神兼似,让同号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就拿到监所里惟一的公共场所——厕所去张贴,办了 个“厕所画展”。结果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放风时各号轮流如厕,进去时都规规矩矩,出来时皆哈哈大笑,人人笑得直不起腰。哨兵在岗楼上见事有异常, 连忙上报,于是派一队兵进厕所搜查。可士兵们也都一个个蹦着高跳出来,笑不可支。整个监所的人,不管犯人、看守,还是警卫士兵,都像得了疯魔症,笑成一 团。这是看守所多年未有之怪事。最后所长来了,看后怒不可遏,开始了一次大追查——我只得承认是我所画,动机是闲得无聊寻开心。 我本想这回可要挨一绳了,结果却居然平安无事——那时离我释放已经没几天了。也好,让四年多的铁窗生涯以喜剧告终吧。可惜这张成功的画被愤怒的所长撕碎了……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2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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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为社会松绑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26日   中国社会被刚性约束已久,怎样采取恰如其分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   文/特约研究员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社会力量兴起,如何获得规范化的动力?对社会进行管理,不是政府部门一哄而上展现管理积极性的过程,而是由相关政府部门以法管理社会:依循法治化的原则,尊重社会、催生社会、培育社会、引导社会,进而促使社会走上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良性轨道,形成国家-社会健康互动的长治久安局面。 按照中国政府机构的职能划分,民政部是处置当代中国社会兴起之际相关复杂社会事务的专门部门。民政部门对社会的组织化、自治化和秩序化负有直接责任。毋庸讳言,民政部门在中国社会兴起的近30年期间,对于社会的强制性管控,一直是其行使职责的基调: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组织的登记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也体现为民政部门对社会进行有效疏导的手段短缺,更体现为民政部门对组织化社会的警惕。本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社会的多元化、流动化与组织化问题,早就突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实行市场经济之前那种由国家通吃社会的局面,不再能够维持。但在围绕GDP展开的有限改革进程中,民政部门管理社会的行政职能并没有些微的政治松动,对社会的管理远远落后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直到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暴露在公众与政府面前时,人们才觉悟到有必要通过法治的方式、政策的手段、行政的举措,强化对社会的建设与管理。 执政党对这一局面的反应提供了相对宽容的政治解决环境。因此,也就腾开了行政部门施展社会管理的政治空间。于是,民政部门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管理需要与手段储备等问题,也就成为现实的问题,促使民政部门积极地加以回应和解决。 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国家行政机关(民政部)确立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民政部门围绕这样的新型管理体制,为扭转此前被动尾随剧烈变迁的社会后面强行约束社会的尴尬局面,采取了有效的改革举措,国家终于开始为此前被五花大绑的社会松绑,进而为国家权力理性承诺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建构国家-社会二元互动的合理关系,提供了条件。 在这里,政府行政机构管理社会最为关键、也最为积极的变化就是“统一登记”。因为这一政策举措中间,存在一个国家治理理念的关键变化:国家不再一味维持以往那种强行约束和控制社会的统治方式,转而以登记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管理。 此前,所有社会组织的登记与管理,实行国家行政权力管控与单位制约束的双重强制性管理。就国家行政机构的登记而言,已经显出“多一个社会组织不如少一个社会组织”的压制社会成长的倾向,从而在国家权力层面保证其对社会的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当单位成为相关社会组织挂靠的机构时,又使社会组织丧失了社会性,虽然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为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无法代表相关社会成员的利益,也无法准确表达相关成员的社会意愿,更没有任何有效的组织形式,社会的散沙状态没有任何改变;而政府也无法借助它们的互动获得国家治理的有用信息,因此处在一个治理社会的盲瞽状态。 统一登记社会组织,促使政府按法律规定,对社会组织进行程序化的登记与管理。由于登记制的内在制度特性,必然促进民政部门确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登记机关、综合监管部门和业务领域主管部门,分别按照自己的职能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监督,是什么事就由谁管,出什么问题就由谁来查处。”(李立国语)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也就此得到合理的规定与执行。当需要政府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管理的时候,有关部门,甚至党群机构的相关职能启动,也才变得可能。并且由于实行了政府行政部门的统一登记,依法管理也就顺理成章。 确立了社会管理新体制,就可相对有效地推动兴起中的社会进入一个组织化的轨道。社会自组织状态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也就可以实现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既避免社会的混乱,又成为国家权力治理社会的合理基础。但需要强调,国家权力管理社会的新体制,依赖于国家权力据以管理社会的权力理性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接受国家管理的理性组织程度的双向约束。 就前者言,目前中国的国家权力管理社会,还存在亟需填补的政治与法律空白——政治空白是,如何有效承诺人民主权原则之下的公民自主、自治与自律是一种普遍权利。法律空白是,中国尚缺乏一部国家权力足以以法管理社会的高位阶法律文件(如《社会组织法》),国家权力管理社会所依据的是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如目前政府部门管理社会组织的三个行政法规)。在政治与法律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自我约束,国家权力勇于尝试改革的工作动机,以及国家权力部门对社会的理性认知与互动关系的确认,关乎国家权力管理社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民政部门积极尝试在先行法律框架下,进行行政管理手段的优化(如“两个一体化”的直接登记改革),是值得赞赏的做法。同时,民政部对地方政府管理社会的积极探索所采取的支持态度(如跟广东和深圳签订部省合作协定,支持社会组织登记的改革创新),也为政府主管部门探寻如何有效支持社会兴盛并合理管理社会提供了典范。 就后者,即就社会走向自我管理与接受政府管理的新机制而言,政府不能采取抽身而逃的消极态度,对社会组织事务不管不问。法治化管理模式是必须认取的管理机制。但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对社会进行高强度约束或管控,因此,政府试图塑造一个抽身而出的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社会机制时,必须设计“全身而退”、凸显自足社会的精巧方案。民政部必须为之储备足够的资源与管理手段。 所谓储备足够的资源,就是要聚集足够的推动社会自治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与管理举措。政府得学会有效购买公民的利益组织与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在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之间搭建有效互动桥梁。从而避免因资源短缺,政府抽身时留下更大的社会真空。而政府为之聚集资源,绝对不是榨取本属于社会的资源,来为政府显示整治社会的能力“埋单”。政府应当以让利的姿态和有效的法律手段,为社会输送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物质条件。所谓足够的管理手段,就是要求政府(民政)部门要在单纯使用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之外,学会采用更为稳妥和有效的谈判手段、妥协方式,俾使政府理性与社会的理性和谐互动,从而使国家权力免于躁动,进而使社会免于骚乱。达到这样的状态,才表明政府为社会成功松绑。 在一个国家长期压扁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为社会松绑,首先体现为扶持社会成长的宽松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就此而言,民政部体现了积极的有为心态与支持改革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为社会松绑不是放任社会自把自为。为了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政府管理社会的起码职能不能丢弃。当地方政府努力降低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展现出支持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积极态度的时候,中央政府必须在宏观管理的层面,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又予以积极有为的管控。民政部确立的“齐抓共管的依法管理和监督体系”思路,如能坐实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那么将对社会的兴起、兴盛,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中国社会被刚性约束已久。因此怎样采取恰如其分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对于社会自身治疗被国家长期伤害了的机体病症,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家权力应当逐渐放下对社会组织的高度政治警惕性,从公益组织降低门槛,甚至放手登记入手,渐进地放松公民利益组织的登记,最后对所有类型的公民组织放开登记,全面以法律的管理手段治理社会。目前阶段打破刚性的政治设限,对社会组织分门别类处置,实际上也是给政府练习管理真正独立自主社会一个宝贵的聚集经验的缓冲机会。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要在渐进进程中积累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经验教训,相应也才可以实现公民脱开政府庇护之后的自治目标。 从社会结构的层次上看,为社会松绑宜于从基层社会开始。基层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基本上可以被限定在社会的范围内,而不上升到国家权力的层次上,因此,既可以让曾经自满自足的国家权力逐渐习惯疏离自己的自足社会,而不至于在惊怪之中扼杀兴起中的组织化社会;与此相仿的是,社会也可以在国家权力放心地松绑的过程中,逐渐聚集起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经验,在与国家权力的理性博弈中学会划分清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积累社会自我治理的宝贵经验。 民政部确立的城市居委会的改革进路、大力推动的农村村委会的选举,都属于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基层建制的社会建设内容,也都属于国家权力行使社会管理权力的对象。不过也需要强调的是,从基层社会逐渐上推到上层社会,形成整个社会的组织自由登记和政府以法管理,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之诞生的标志。任何限定范围与层次的社会管理,都是扼制社会、做大国家权力,诱导国家重回通吃旧格局的观念。 普通民众并不是人人、时时、事事都将自己的关注落在国家权力上面。他们秉行的主要是生活哲学原则。因此,在国家-社会的弹性空间中,国家完全不必对社会过度紧张,社会也不会对国家权力深怀敌意,国家与社会是完全可以积极互动、相安无事、各行其职、双赢互利的。在这种理性安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的格局中,权力之中的人士与社会各界的群众,都可以免于高度的紧张,生活在安心、舒心与放心的舒适环境之中。这是为社会松绑的最深沉理由。就此而言,民政部责任大焉。 © [email protected]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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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史璞:教授“绝食抗议”前后

“这两天,我都在困惑。我本想引导大家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却演变成大家关注我。这绝不是我的初衷。我还忧虑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河南人的形象,会不会影响通许县的主要经济?那里毕竟是河南主要生猪基地,可不能将这一行业搞死” “我会继续追查通许县贩卖病死猪肉这件事。县政府不要以为对外公布,抓了7个涉案人员、免了3个镇的畜牧站长职务就能蒙混过去!河南省要有个说法,郑州防疫监管也要负责。没有责任追究,光作处理,那就是忽悠!” 3月18日晚,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在财大文北校区对面一餐馆内,干嚼着肉夹馍,重申他之前的论调——“3•15”当天,他静坐在郑州的闹市区紫荆山广场,身穿对襟黑衣,头缚白布,上书“抗议绝食,食品不安全政府渎职”。 “先礼后兵,逐步升级” 一切源于3月9日。“已在河南各类媒体作点评二十多年”的史璞,被河南电视台请去,为8套节目《百姓“315”:病死猪肉“还魂记”》作点评。看过原片,他直呼是“内心屈指可数的一次震撼”。 镜头里,“病死的猪身布满现场,切好一块块地堆在地面”,“黑乎乎的一坨坨是病猪的内脏”,“最过分的一张图片,因为太大不能截屏放到微博上。那是病死猪埋进地里一个月后,被人挖出来,剔除腐烂部分,分解流入郑州、开封、延陵等市场。” “今天的点评,我将格外慎重。片子触目惊心,但‘315’在即,又处两会期间,还得考虑河南的整体形象。”进演播室前,他与场中人协商。待他出来后,一位年轻编辑问:能否把您批评政府的那段话去掉? 当晚,他一边截屏一边看节目时发现,他的点评岂止去掉一段,“整条没上。反而结尾安上政府对这块如何地重视。” “不法养猪户为钱丧尽天良!不法中间商丧尽天良!不法政府防疫员知法执法犯法,受贿渎职犯罪!地方党政不作为、纵容病死猪肉产业链非法暴利!”一小时后,他将点评上至微博,还@官方的“郑州发布”、“平安中原”、“平安郑州”。 “我一向是先礼后兵,逐步升级。”史璞说自己的“斗争策略”。 3月10日,他发微博称:“郑州市应表扬河南电视台的有关记者,帮助郑州市食品监管。呼吁卢展工书记严厉查处,勒令通许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 3月11日,他在微博上简列“食品不安全”的5条主因,条条质疑政府的监管缺失,“惩治力度小,纵容违法经营”。 3月12日,他再次在微博上@“郑州发布”、“平安郑州”、“平安中原”,建言献策三条。后在微博上致信“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及卢展工书记、郭庚茂省长”,加强此前的呼吁。 下午5点多钟,一位关系疏远的行政老师打来电话。他向史璞透露,有一战友现在开封市委任职,得知史对食品安全不满,在网上发表意见,想通过他来作沟通。 晚上聚餐,史璞又收到过去一位“郑姓女生”的电话。“这孩子上本科时,我教过她。她考到江西读研时,我辅导过她。晚上回家后,她在电话中央求我,能不能别再掺和这件事,因为她的父亲就是通许县畜牧局局长。” 13日,女生还在给他发短信,“……您永远是我尊敬的老师,我喜欢听您的课,很佩服您,更敬佩您的为人。但是这件事发生之后,处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公众的利益,一方面是我的父亲的安危,我很痛苦,也很为难,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妥善处理,同时也能让我父亲不受处分。” “孩子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不单关乎她与她父亲,还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关系到我的价值理念,我不能退让。”他默然按下手机。 论及史璞的价值理念,他的老同事,现任河南财大研究院副院长朱新涛含蓄指出,这与他90年代初生活发生一系列变故不无关系。 “我有幸在 1989 年遭遇我任教的河南某学院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我开除公职留校察看和发 40% 工资的 “惩罚”, 令我停课并在系资料室劳动改造:打开水,扫地,收发信件……,迫使离婚……”——2003年,史璞曾在所著《管理咨询:理论、方法与实务》的后记中隐晦提及。 “不!我的人生轨迹确实从那时转变,但我的心态从未改变。”史璞矢口否认。 事实是,从1984年由石油大学管理系调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任助教起,他的行事风格,始终在不足300亩的校园里传播不休。 90年代中期,学校分房,趁时任校长吴铁军不在,他抡起铁锤,一举砸开校长办公室,尔后又砸烂其桌上玻璃。据说,连书记办公室也未能幸免。为此,校长室门前一度专设保安。 而史璞言之凿凿,这批分房理应有他,是学校对他受屈的补偿,可名单上却未见他的名字,校方也终不给合理解释。 “他敢做呀!他还扬言手里攒着校领导及其家属不按章办事、占用分房的证据。”朱新涛睁大双眼。结果,除赔偿玻璃费用,史璞不仅分到住房,“校领导也不敢拿他如何”。 吴铁军离任后,史璞又与接任的校长徐兴恩闹翻。只因他不服“院办公室都安有空调,教室却连台电扇都没有”。 诸多传闻里,还有史璞因索要发票不成,不惜将郑州台资企业、丹尼斯 购物 中心诉诸电视媒体,哪怕该中心管理者是他的好友;去年,他因上课时受隔壁班级干扰,大为光火,被学生投诉发生肢体冲突…… 政府知错不改,教授绝食抗议 “时间方面选择了“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地点方面选择了邻近省委省政府的公共广场,视觉方面选择了头缠白布条这种有些悲壮气氛的方式,又以绝食抗议来扩大影响。非常明显,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策划。”作者娄献忠在某文中的分析,点到了史璞的心坎上。 3月13日,史璞在微博上明示孤注一掷的前题——“如果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或开封市委市政府对开封通许县病死猪肉流向市场问题无所作为,没有公开表态。”至于宣言后的“遗言”,他坦承,“不要当真,只为造势。” 第一个被势头惊动的是女学生父亲,通许县畜牧局郑局长。当天上午,他致电史璞,约他与通许县县长一见。“食品安全在我国,从养到屠宰到流通到市场销售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作为其中一环的负责人,他的为难我能感受到。”史璞说。 下午3点,在MBA办公室里,通许县副县长张毅让史璞感到“比较朴实”,“他口口声声给我汇报。先说这次通许县出现的问题是例外,县里正在整改。我打断他,据我所知,通许县的事在五六年前即有报料。见我反驳,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第一,赶快公开在省级以上媒体道歉,争取社会的接受。其次,赶快给上级领导写检查。第三,赶快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他特意挑明此次静坐的“4个关键词”:315、食品安全、教授、绝食抗议,“如果有人敢抓我,后面再加一条,被抓。” 副县长听后,“立即表示回去后,先把道歉信发在县网站上,待领导班子研究一番,再将情况与我交流。” 那晚11时过后,史璞不见道歉信挂在通许县门户网站上。第二天上午,对方也无来电。“我知道,他们变了。” “……14日上午,有人通过我的直接上司施压,瞎眼了!……有种的给我1颗黑子弹,感谢你让我做闻一多第二!” “……下午,片警询问我是不是明天要绝食。我答:明天上午9点,独自1人,紫荆山毛主席像,绝食抗议!我不怕被抓,不怕(刑诉法)73条!” 史璞想起,14日下午5点多,与片警通话完不久,张副县长来电,他又来学院,想再度相见。“我是死活不见”,尔后,凡学校来电、来人敲门,史璞一概不理。 对于他的执着倔强,老友乔赢深有感触,“他往往出于良好用心,指出对方身上存在的毛病。如果他说的是对的,别人知错不改,他便会异常恼怒,宁肯采用偏激一点的手法,让对方注意,惹来满城风雨。他深知他处事上的短板,常称自己是不能下海的,可这就是他的个性。”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困惑 “3月15日早7点,我像往常一样醒来。掐准我家到紫荆山广场的时间,我翻出一块皱巴巴的白布,裁好,熨平,然后下楼买粗笔。” “8:05分,我离开家。出门前,我可什么也没吃。45分钟后,我到达目的地,先环绕四周一圈,确定有无上访人等。行动前,我计划不能有任何偏差,遵循5条原则:第一,我不是上访;第二,不能聚众;第三,不涉及到游行;第四,不涉及与政府对抗;第五,不能影响周围环境秩序。 “9点,上班高峰期刚过,我面向紫荆桥东,在毛泽东人像前的台阶坐下。不一会,那个郑姓女生来了。好几年不见,我一时都认不出她。她请求我别坐这儿,我说既然来了,你就别劝了。见说服不了我,她无奈离开。 “她走后,我前面又冒出一老头。他喊起口号,我立马撵他走,我的事跟你的事没沾,你别瞎起哄。这时,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保卫处一行十来个人也赶到,他们是校方临时成立的‘维稳’小组。MBA学院党委书记王颢上前一拍我肩说,走吧走吧。我说,你没看见旁边有人拍照?万一这时上传网上,别人误解我是被你们带走的,反倒麻烦。不如你们都站在毛主席像背后,省得产生负作用。 “10点钟,落雨纷纷。桥下行人匆匆,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没人在意我坐在里面干啥。面对空旷的雨地,我内心蒙生一阵凄凉。我像一个电台播音员,眼里不见观众,不知道在对谁说话。为之奋斗的事情真有效?虽说为大家吃饭的事,但好像跟我没关系,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过后,心渐渐静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像一颗小石子,尽管渺小,但投进水面,却让四周泛起涟漪甚至波浪。这就是我行动的意义。”餐馆里,史璞平静地讲述。 那天上午,他不敢轻易挪动。中午,一个女人上前与他攀谈,既而当他面高唱红歌,他只得慌忙避开。有人劝他进食,校宣传部副部长也说,你都五十多的人了,何必找罪受?还有六十多岁的姐姐,在电话里直哭。 “第二天,我问‘维稳’的人,为什么当时不把我拉走?他们说,事先就没想拉走我。14日,他们内部曾开会。会上,没有一人定性我这次做错。他们只是害怕我会体力不支,导致出现新问题。”史璞微笑说。 下午3点来钟,校工会主席的到来,让他心里有底,“他来代表了关心,也是上面意思有变”,探明省委领导已作批示,他心说行动目的达到了,“本想待到晚上6点。但这时再不撤,就是我有问题。” 16日清晨,史璞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她告诉他,从北京五道口到清华园,她为他跑遍报亭,一气买下二十多份报道他的报纸,快递给他。手机这边,他激动得哽咽难语,“你做了什么?你不就是往那儿坐了一下?可带来的社会效应与回报,远比付出的要多。这证明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还没泯灭,就像大家睡到早上该醒了,忽有一闹钟将人唤起。” 在 校车 上,朱新涛听到有人议论,史璞是做秀。他没吭声,心想,“做秀要看对社会有利还是无利。如果有利,真做秀又有何不可?总之,史璞这次干得漂亮。”声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经济系教授霍彦立,在校与史璞同是“四大才子”之一。15日下午,他也曾赶往紫荆山广场,可惜晚到一步。他直言欣赏史璞,“他所做的事情不管给他带来荣誉、利益还是误解、诋毁,都会让其他人从中受益。如果有麻烦、需付代价则是他个人承担。”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做了这件事?我也在思考。有一件事对我影响终生,“文革”时我8岁,跟着一群人批斗我的老师。等我当知青报考大学时,他却仍记挂我,来我家为我送复习资料。所以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如果我对你们不负责,我又怎么见我的老师?”说时,史璞眼里透出一丝迷惘。 “这两天,我都在困惑。我本想引导大家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却演变成大家关注我。这绝不是我的初衷。我还忧虑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河南人的形象,会不会影响通许县的主要经济?那里毕竟是河南主要生猪基地,可不能将这一行业搞死。”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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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他们和司马南孔庆东

   本报记者 梁为、宋阳标、徐伟 发自北京、广州    时代周报第174期   约访司马南很难,从联系到做成,历时4个月。   孔庆东更难,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杨帆则爽快地答应了。   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平邦一听说是南方的媒体,当即予以拒绝,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对于南方的媒体,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份天然的警惕。他们担心,那些“颂扬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媒体”会假采访之名,歪曲己见,行打击之实。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派论战激烈”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常被舆论用来比拟20年前邓小平南巡所处的历史节点。   但正如司马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所说,“我与‘南方’很多人在观念、政见上有分歧,但不应由此妨碍两者间的交流,你们也可以出现在我所主持的节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军闯美领馆一个月后,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紧接着,“乌有之乡”“西奴网”等网站暂停运营,进行“后台维护”。   此时,国内互联网上响起一片调侃之声,“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还真不习惯”,“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他们争取言论自由?”   对此,对方未像此前那样给予激烈回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默。   悲哀之余,他们觉得不为时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马南与孔庆东一同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在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由司马南撰写的由经济科技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条》。民主,正是这一期节目中他们所要谈论的中心话题。   正如每个人所料到的那样,他们批判美国式民主,认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种民主模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中,司马南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你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马南与孔庆东   1989年之后,《中国商报》主任记者司马南开始“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思考,写作”。此前,这位东北汉子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后,曾任国家商业部教育司公务员,浙江工商大学语文教师。这时,33岁的“记者司马南”尚未发表什么政治言论。   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学会了“特异功能”“气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他开始用他学会的那些“技术”去打假。   于是,从1990-2006年,他利用各种报告会,主持科普节目,现身说法,剑指“神功”。1998年,在终南山上,他被“神医”胡万林及其手下毒打并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万林党羽围殴,但“最后终于把胡万林押上了审讯台”。正是如此,经国内几十家媒体所报道后,司马南被赠予“打假斗士”称号。当时的《南方周末》也对他进行跟踪报道,刊文《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并连载他《神功内幕》一书。   司马南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假斗士”,与《南方周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他未来的朋友孔庆东,则在北大师从钱理群攻读硕士学位。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孔庆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离,叫天堑”,体育也是满分,“俯卧撑能做100个”。   1989年,孔庆东成为“研究生院自治会主席”,并因此受牵连,被剥夺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下放”到首都师大附中任语文教师。   在首都师大附中,高中生许知远成了他的学生。许知远被这位“不循规蹈矩,才气非凡”的孔老师所吸引。   3年后,孔庆东重回北大,攻读博士。而许知远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师生情得以再续。在今天,许知远回忆说,“从中文系所在的静园四院走到学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时候,学生下课,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感觉像在追随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这个时候的孔庆东,有着非凡的魅力。   但是,许知远与孔庆东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许知远无法接受“孔庆东思想逐渐左倾,并支持文革”。   关于对“文革”的态度,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东西。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   博士毕业后,孔庆东留北大任教。    在他们的言论阵地上   2003年下半年,范景刚与韩德强等人筹划成立乌有之乡网站,并经营乌有之乡实体书店。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参与了“乌有之乡”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称为“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初将网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   “乌有之乡”从2006年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后便与“四月青年网”等红色网站言论阵地。   在今天,由司马南与孔庆东所撰写的言论文章与视频,大多都能在这些网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司马南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为《冷看 裸体冲锋》。   关于此文,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若干篇评论,谈到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普世价值看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要看齐普世价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灾行为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说成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写了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我写了抗震救灾不涉及到普世价值,我写了几十篇针对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我也发表了《叩问普世价值》这样的演讲。”   从此,“打假斗士”司马南涉足政治评论领域,并逐渐成为“某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   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朝鲜模式,他“开始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并将其汇集成《民主胡同40条》。   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认为,无论东方、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而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   而此时正在研究武侠、鲁迅与老舍的孔庆东,开始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笑谈金庸与武侠;还写起了博客,自称孔和尚。   此后的“北大醉侠”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各种言论。   他抛出“记者害国论”,言现在的媒体“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关于此,他对时代周报说:“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认真地想一想吧。”   他赞颂“朝鲜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并在2010年9月与“乌有之乡”张宏良等人亲往访问朝鲜,他们瞻仰朝中友谊塔、吃石锅拌饭、唱卡拉OK,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话题。他评点药家鑫“就是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中国很多人不对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虑个人权益”;还有,他评点“梨花教母案”,他批评郭敬明抄袭门,均有言辞犀利的批评。    打韩寒是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马南与方舟子并肩出现在湖北卫视一套脱口秀节目《中国范儿》中。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讨论的事件则是“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门”。   当节目进行到第4分钟时,司马南忽然说:“我周围总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执,韩寒这件事值得那么较劲吗?我就跟他们说,方舟子哪是跟韩寒这个小孩在较劲呀,方舟子是和韩寒身后那帮大人,那帮公知们过不去,因为那帮人把一个小孩包装成了一个神话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司马南说:“韩寒又扮演成了意见领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语言来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调侃,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支持声,再后来,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已经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方舟子出来后,韩寒背后扮演枪手的人会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是那些包装韩寒、参与制造韩寒神话、并凭借着这点参与和制造分享韩寒在互联网时代光环的那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此,让人隐约看到一条逻辑链。   打韩寒,是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说,这么多年来,你们看韩寒出现在南方报系刊物封面的次数有多少次?正是南方报系参与了制造韩寒这个神话,给他套上光环。   对于被称之为“天下之公器”的媒体,司马南说:“我批判那些总是把社会问题指向根本制度的媒体,那些试图撬动底下最后一块积木的人。”   对于“三骂”,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说:“我其实并没有在电话上骂那个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哪里骂过人?那个记者后来也证实了。我是放下电话后,在微博上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微小说’,目的就是看看媒体和社会如何反应。结果不出所料,中国媒体的毫无理性暴露无遗。”   3月28日,曹林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孔庆东的确在电话中骂了他,但只骂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妈”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马南们的2012   2011年与2012年之交,台湾“大选”之际,曾经和孔庆东亦师亦友的一知名作家离开中国,并在网上发布一封《与孔庆东绝交书》。在这封绝交书中,这名作家详述说他与孔相识、相交到交恶的经过,并以刻薄的语气讥讽了孔的出身。   而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受伤入院。这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出后,遭到了疯狂的转发与评论。它既成了某些人春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也成了某种阴谋论肇始,有人说,身为反美斗士,为什么司马南去美国过春节,为什么司马南把孩子送去美国念书,司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赞助款送小孩去美国念书?   对这些质疑,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说:“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国读书,这涉及到我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从来不谈我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我从来不谈我的家人现在具体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因为我有权利不讲。原因是我过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骗子,多次遭到他们威胁、报复;现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理论上无法驳倒司马南,就危害司马南的家人,这是非常卑劣的行径,我不会给他们提供口实,所以司马南到底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哪里读书,这样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应。”   这些,便是司马南、孔庆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刚刚开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国网络社会中,关于他们的新闻,甚至带上全民娱乐性质。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单衣,有的人还穿着羽绒服,大家互相穿过,平静而从容。时局之变幻,犹如三月底的天气,因每人的身体素质和感知能力,对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断。   司马南的书房在北京二环边南锣鼓巷。书房进门有一面足有两米直径的大鼓,颇有衙门的气势,每有客人到时,他都会敲一通“咚咚”的鼓声。   在采访中,司马南谈到自己的生活,说他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正在写一本关于六祖慧能的书,说他在北京的书房有很多书,欢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庆东则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光明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灵魂。正如贝多芬聋了,也能听见最雄壮的交响乐一样。风雨如磐的时刻,曙光,已经熹微在东方了。”   文辞优美的回答,与他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形象有强烈反差。我们希望,这些并非幻象。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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